左大培讲座简讯：中日关系——从经济角度分析(ZT)

左大培讲座简讯：中日关系——从经济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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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讲座简讯：中日关系——从经济角度分析

2005年1月16日下午，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老师应邀来到“乌有之乡”，做题为“中日关系：从经济角度分析”的讲座。

讲座之前，主持人范景刚先生说起前段时间发生的“林治波事件”，即1月1日下午《人民日报》林治波先生应邀来“乌有之乡”讲“对日强硬派观点”，却被阴谋者在境外的“多维网”歪曲报道，意图陷害林先生。（详见本站《林治波演讲：对日关系的强硬派观点及其根据》）范景刚先生首先声明“乌有之乡”支持林治波先生的坚决立场，对当日混在听众中的“汉奸”分子进行强烈谴责。今年是抗日战争60周年，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去年以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对中国不断发出挑衅；国内又有马立诚之流“与时俱进”，兜售“对日新思维”，同时有感于“林治波事件”，范先生宣布“抗日”为“乌有之乡”05年的讲座主题之一，以呼喊民族气节，清算日伪汉奸；并且追认林治波先生1月1日的讲座为系列讲座的第一场，此次左大培老师的讲座为第二场，今后还将陆续请到有关专家对中日关系进行评述。对于“林治波事件”，左老师声称自己的发言不怕被报道，他对自己在任何场合说过话绝对负责，不怕炒作，不怕对质，但报道要实事求是，不可造谣。

讲座由左老师做主题发言。他首先声明，自己并非是中日问题的专家，只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从比较理论的经济角度对中日关系进行分析，政治角度将基本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

他说中国过去一直强调对外斗争，固然有不合适之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180度大转弯，太过。对外友好，想做朋友，这是愿望，但是有时候忘了现实，就会变成一厢情愿。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谋求，忘了这根弦是极其错误的。不管表面上如何，各国在客观上都是在争夺霸权，中国也不例外，因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现实上就构成了对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而日本更是没有放弃争霸的野心，这点从它对伊派兵等等都可以看出来。而日本和中国同属人口多，资源少的国家，双方的竞争不像是“百米赛跑”各有各的跑道，平行发展的这种竞争，而更像是“打篮球”那样的相互争夺，具有强烈冲突对抗性的竞争。

当前的对日关系，就政治、经济上的友好还是对抗进行排列组合，主要有三种观点值得评述。第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力争在政治上与日本友好。为什么要政治上友好呢？因为经济上需要日本。就拿参拜靖国神社来说，很多人说不追究，实际上不仅仅是友好，而是一种巴结。在这里，左老师提出要对等地位，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参拜人民英雄纪念碑这还不够，因为靖国神社供奉的是日本对外战争的亡灵，而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包括内战的战士，应该单独建立一座抗日纪念碑以供参拜。第二种观点，认为不管怎样，就是不能接受，政治上就应该对日强硬。为了争这口气，经济上承受一些损失也无所谓。这至少表现了一种骨气和勇气。第三种观点，为了中国的经济，我们恰恰必须与日本对抗，甚至不惜政治上的挑衅，因为没有政治上的对抗就没有经济上的对抗。左老师将主要就第三个观点（这也是左老师的观点）进行分析，他将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论证此观点。

对日友好能给中国带来多少好处呢？左老师举了个例子。他谈到《经济观察报》上以前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主张在伊拉克问题上谨慎？”（大意），暗示在制裁伊拉克问题上，已经有法俄投否决票，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中国应该弃权。这其实的意思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装孙子。文章中尤其提到伊拉克重建工程有一笔钱，中国有希望分一杯羹。但是整个工程款一共才有几百亿美元（美国人能给中国一百亿就很不错了），而中国一年出口额就几千亿美元，这点钱经贸部随便一个贸易保护措施就可以换来。现在问题是即使这笔钱能否赚到？连美国人也撤了，因为伊拉克天天杀人，赚这点钱还不够补偿死人的。同样，对日友好换来的经济好处实际上就是牙缝里面的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如此，如果说多少也是有利益，我们也应该是不拒绝的，但问题是，这种友好的实际结果，使中国在经济上受害更深，依赖性更强。

下面左老师开始讲中国与日本实际上有根本的经济利益冲突，就是为了经济利益也要与日本对抗。这里，他说明他对经济利益的评判标准是独立自主的发达经济而不是依附性经济，是国家的长远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眼前的短期利益。如果说是需要依附性的、眼前的短期利益，那不可否认，确实要对日友好，而且要大大的友好。

经济上中日相互需要，在经济学上确实如此，但问题是谁更需要谁。对日关系主和派说，中国更需要日本，用句谈恋爱的话说，是中国“追”日本。日方大使馆经济参赞老听这种论调，也以为中国更需要日本，中日关系在经济上冷不了。首先我们应该辨清的一点是，贸易与投资都不是好处。现在世界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市场比实物更重要”的阶段。这些年有人说，中国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所以说中美不能搞对抗。如果说这点可以理解的，现在日本对中国有大量贸易顺差，他们得出的结论还是中国更需要，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事实上，正是因为如此，日本才更需要中国市场。有数据显示，2002年日本开始对中国几十亿美元贸易顺差，而到200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50左右。由此可见，日本更需要中国而不是相反。

按照主和派的观点，既然是中日友好，那么日本也应该对中国开放市场。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日本是国际上公认的市场保护最厉害的国家之一。日本自90年代以来，经济一直陷于低迷萧条之中，国内东西卖不出去，是一个净出口的国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高度需要市场。2003年，日本经济走出十年的低谷，正是中国拉动日本出口增长，“救了它一把”。中国经济过热，使得日本钢铁、海运、造船这样的夕阳产业也纷纷被“救活”，重新焕发青春。

再说投资。如前说述，它不像援助，往往是有害的。人们往往混淆一个概念，要给外资创造怎么样的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把那些稳赚的产业都让给外资，纷纷去巴结人家，殊不知我让你投资已经是给你的最大优惠。又说援助。刚刚查到的一个数字，日本政府累计承诺给中国30072亿日元，折合300多亿美元的贷款，这是要还本付息的；而无偿援助有125项总计1322亿日元，折合1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可以举几个例子进行比较。这次海啸中国给东南亚的援助是9亿人民币，而日本为了压倒中国，援助了5亿美元。这还是一次援助，而日本援助中国的累计金额是10多亿美元。另外中国现在一年总投资额就达到4万亿人民币，而所有无偿援助累计才100亿美元，折合才美元就是人均1美元。杨帆上次说“卖国还要有资格”，我也要说“卖国也得看价钱”，就这么一人一美元就卖了？而低息贷款，我们得承认，一开始利息确实低，15%的优惠成5%，当时有利现在却相反。90年代末以来，全球资本过剩，利率大幅下降，但是因为当时签的是长期贷款，一直得按原来的利率付利息，5%在现在比正常利率还高很多。而且今年来，中国自己的人民币和外汇都不知道上哪里投资，只好买美国的债权。还说投资，最近几年日本对华投资每年就50亿美元上下，折合461亿人民币。2004年新出的数据，外方投资600亿美元，其中港台最多，而日本不到10%。在中国投资总额4万亿人民币中，外资大致占10%，日本占外资的10%，两个10%相乘就是1%，就不知道这1%对于某些人来说就那么重要？离了它中国就活不了？相反，恰恰是日本需要中国的市场把它拉出低谷。

接下去，左老师开始谈他的核心观点：中国与日本存在长远的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第一，中日冲突本质上是对资源的争夺。这一点在对俄罗斯西伯利亚石油、东海石油的争夺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中国与日本同属人口多资源少的大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相比，人均资源少，而现代经济的发展恰恰是建立在资源的基础上的。如果说，中国真的有需要，那就应该“追”美日澳，因为我们跟他们之间是真正的互补性的经济，是真正的相互需要。而与日本的情况类似，说句不好听的话，“追”日本就有点像“同性恋”。像中日这样资源短缺的国家，其根本的出路就是要发展在单位资源上消耗密集劳动力的产业，比如说在木头上雕花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但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出现了问题。我们用出口退税拼命鼓励出口，像出口南方的钨矿这样的资源性产品，导致中国这样的钨矿资源大国也快无钨可采了。此外，中国森林覆盖率远低于日本，却每年向日本出口大量的一次性筷子，就这样导致了1998年的长江洪水。中国的主和派，实际上满脑子想的就是“经济”，经济中就只知道“出口”，而忘了中日在资源上是冲突而非互惠的关系。即使如此，中国20多年来还一直向日本出口石油。1978年，中国产油量固然不高，但是因为不发达，不多的油也过剩，出口量占总产量的1/4。时至今日，如果中国是穷国而且仍然甘心一直是穷国，那么资源依然过剩，这样确实可以与日本形成互补性，但问题是中国能一直停留在穷国吗？如果不能，如果想富，那就必然要争夺资源，就必然与日本形成竞争性而非互补性的关系。中日间此项石油出口协议一直到2001~2003年，仍然以每年300~400万吨的数量供应大庆原油，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30%。2004年，日本仍然要求180万吨的原油供应，中方力陈苦衷，经过谈判终于降低到50万吨。此外，日本一直以来还进口中国的煤炭，但是不是直接使用，而是填埋在海里，为子孙后代积蓄战略储备。两相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所走的资源出口型经济是何其的目光短浅！何况到2004年，由于矿难频发整顿了一些中小煤矿，号称“煤炭大国”的我们供应自己也出现了困难。

第二，日本与中国争市场。如前所述，日本是有名的对外不开放国家，它的经济增长不靠内需，而靠出口。中国在很难争到日本市场的前提下，却又向日本大量开放市场。实话说，日本在WTO谈判上对中国的要价不高，但是事实上，中国与日本的冲突比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更严重。这是因为日本是新兴工业国，产业结构较新，钢铁这样的行业保留较多，相比欧美先发展国家，日本才是中国这样的新起国家的最大冲突焦点。我们与欧美产业距离较远，而与日本较近，与台湾韩国更近，所以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果要兴起，必然要实施赶超战略，只要实施赶超战略进行产业升级，必然先与台湾韩国发生冲突，紧接着与日本发生冲突。比较而言，日本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大障碍，因为中国产业升级后将与日本产业发生重叠冲突，直接面临与日本争市场的问题。回顾历史，中国家电行业的发展正是靠的保护，而现在面临冲突的则是汽车行业，在世界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就是日本，中国兴起的汽车产业的最大对手就是日本的丰田。前车可鉴，方法只有一个，尽量多出口，少进口。

第三，日本与中国争投资机会。主和派谈到，我们需要日本，实际上主要是中国的官员需要。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日本，而且欢迎任何形式的外资，以彰显自己的政绩。实际上，自94年以来，中国本国资金就出现过剩，缺乏投资机会。日本来中国投资实质上就是“拿我们本来就很多的东西（资金）争我们缺少的东西（投资机会）”。94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在经济学上表明中国的资金在外流，而巨额外汇储备更是代表了官方资金流出量。这种情况下，过剩的资金无处投资，银行只好贷给按揭买房，实际上正好说明其他产业投资回报率太低，贷给买房的多少可以有房子作为抵押（其实房地产泡沫也使得这种抵押变成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而与此同时，我们为了吸引外资却将投资机会拱手相让，而且让出的往往是“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引进的外资与其外汇储备大抵持平，这意味着相当于没有引进外资。有人问，我们的盈利机会哪里去了？现在的分析已经很清楚，被跨国公司抢去了。首先要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它们的“超国民待遇”。现在不是很流行与国际并轨吗？我们的税收政策也要并轨，将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税率拉平，但是仅就此事就有很多跨国公司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过渡期。中国国内的政策居然有跨国公司意图干扰，说明这些势力已经不可小视，对中国构成威胁。

第四，日本阻碍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技术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可靠保证，而工业的发展脉络大体是初期发展棉纺织业、家用轻工业品，然后是钢铁、化工、汽车、飞机、计算机电路等。如果说对外开放有好处的话，那只有促使技术进步是唯一的一条。而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不让，它们对自己的技术封锁比其他外资企业更为厉害，通过技术封锁妨碍中国的产业升级。对于妨碍产业升级，包括前面谈的，日本主要有下列四大手法：1、霸占市场，扼杀！如日本的摄像机、照相机等。2、封锁技术，封杀！这点尤其表现在汽车行业。1985年中国最先本拟与日本合资，日本不肯，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于是我们只好转向大众。直到我们与很多外国企业合资了，日本怕市场被瓜分完了才又答应合资。3、合资企业，套杀！即时是建立合资企业，日本也仍然是不给技术，只让装配，用短期利益将中国企业套住，使中国只能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不开发自己的技术。4、品牌问题，压杀！这点表现在丰田告吉利有偷技术的嫌疑。而日本企业的发展恰恰靠的是窃取他人的技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日本人参观美国钢铁厂时故意把领带掉进钢水池，然后带走领带做进一步化验分析获得钢材的配方，可惜此计被美国人识破。因此美国企业尤其怕日本人参观。

最后，左老师重申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单纯分析中国经济利益得出的结论，即：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也要在政治上寻求、哪怕制造对抗。左老师旗帜鲜明、大胆有力的讲演使得在场的听众中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左大培讲座简讯：中日关系——从经济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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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讲座简讯：中日关系——从经济角度分析

2005年1月16日下午，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老师应邀来到“乌有之乡”，做题为“中日关系：从经济角度分析”的讲座。

讲座之前，主持人范景刚先生说起前段时间发生的“林治波事件”，即1月1日下午《人民日报》林治波先生应邀来“乌有之乡”讲“对日强硬派观点”，却被阴谋者在境外的“多维网”歪曲报道，意图陷害林先生。（详见本站《林治波演讲：对日关系的强硬派观点及其根据》）范景刚先生首先声明“乌有之乡”支持林治波先生的坚决立场，对当日混在听众中的“汉奸”分子进行强烈谴责。今年是抗日战争60周年，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去年以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对中国不断发出挑衅；国内又有马立诚之流“与时俱进”，兜售“对日新思维”，同时有感于“林治波事件”，范先生宣布“抗日”为“乌有之乡”05年的讲座主题之一，以呼喊民族气节，清算日伪汉奸；并且追认林治波先生1月1日的讲座为系列讲座的第一场，此次左大培老师的讲座为第二场，今后还将陆续请到有关专家对中日关系进行评述。对于“林治波事件”，左老师声称自己的发言不怕被报道，他对自己在任何场合说过话绝对负责，不怕炒作，不怕对质，但报道要实事求是，不可造谣。

讲座由左老师做主题发言。他首先声明，自己并非是中日问题的专家，只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从比较理论的经济角度对中日关系进行分析，政治角度将基本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

他说中国过去一直强调对外斗争，固然有不合适之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180度大转弯，太过。对外友好，想做朋友，这是愿望，但是有时候忘了现实，就会变成一厢情愿。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谋求，忘了这根弦是极其错误的。不管表面上如何，各国在客观上都是在争夺霸权，中国也不例外，因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现实上就构成了对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而日本更是没有放弃争霸的野心，这点从它对伊派兵等等都可以看出来。而日本和中国同属人口多，资源少的国家，双方的竞争不像是“百米赛跑”各有各的跑道，平行发展的这种竞争，而更像是“打篮球”那样的相互争夺，具有强烈冲突对抗性的竞争。

当前的对日关系，就政治、经济上的友好还是对抗进行排列组合，主要有三种观点值得评述。第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力争在政治上与日本友好。为什么要政治上友好呢？因为经济上需要日本。就拿参拜靖国神社来说，很多人说不追究，实际上不仅仅是友好，而是一种巴结。在这里，左老师提出要对等地位，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参拜人民英雄纪念碑这还不够，因为靖国神社供奉的是日本对外战争的亡灵，而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包括内战的战士，应该单独建立一座抗日纪念碑以供参拜。第二种观点，认为不管怎样，就是不能接受，政治上就应该对日强硬。为了争这口气，经济上承受一些损失也无所谓。这至少表现了一种骨气和勇气。第三种观点，为了中国的经济，我们恰恰必须与日本对抗，甚至不惜政治上的挑衅，因为没有政治上的对抗就没有经济上的对抗。左老师将主要就第三个观点（这也是左老师的观点）进行分析，他将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论证此观点。

对日友好能给中国带来多少好处呢？左老师举了个例子。他谈到《经济观察报》上以前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主张在伊拉克问题上谨慎？”（大意），暗示在制裁伊拉克问题上，已经有法俄投否决票，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中国应该弃权。这其实的意思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装孙子。文章中尤其提到伊拉克重建工程有一笔钱，中国有希望分一杯羹。但是整个工程款一共才有几百亿美元（美国人能给中国一百亿就很不错了），而中国一年出口额就几千亿美元，这点钱经贸部随便一个贸易保护措施就可以换来。现在问题是即使这笔钱能否赚到？连美国人也撤了，因为伊拉克天天杀人，赚这点钱还不够补偿死人的。同样，对日友好换来的经济好处实际上就是牙缝里面的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如此，如果说多少也是有利益，我们也应该是不拒绝的，但问题是，这种友好的实际结果，使中国在经济上受害更深，依赖性更强。

下面左老师开始讲中国与日本实际上有根本的经济利益冲突，就是为了经济利益也要与日本对抗。这里，他说明他对经济利益的评判标准是独立自主的发达经济而不是依附性经济，是国家的长远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眼前的短期利益。如果说是需要依附性的、眼前的短期利益，那不可否认，确实要对日友好，而且要大大的友好。

经济上中日相互需要，在经济学上确实如此，但问题是谁更需要谁。对日关系主和派说，中国更需要日本，用句谈恋爱的话说，是中国“追”日本。日方大使馆经济参赞老听这种论调，也以为中国更需要日本，中日关系在经济上冷不了。首先我们应该辨清的一点是，贸易与投资都不是好处。现在世界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市场比实物更重要”的阶段。这些年有人说，中国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所以说中美不能搞对抗。如果说这点可以理解的，现在日本对中国有大量贸易顺差，他们得出的结论还是中国更需要，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事实上，正是因为如此，日本才更需要中国市场。有数据显示，2002年日本开始对中国几十亿美元贸易顺差，而到200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50左右。由此可见，日本更需要中国而不是相反。

按照主和派的观点，既然是中日友好，那么日本也应该对中国开放市场。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日本是国际上公认的市场保护最厉害的国家之一。日本自90年代以来，经济一直陷于低迷萧条之中，国内东西卖不出去，是一个净出口的国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高度需要市场。2003年，日本经济走出十年的低谷，正是中国拉动日本出口增长，“救了它一把”。中国经济过热，使得日本钢铁、海运、造船这样的夕阳产业也纷纷被“救活”，重新焕发青春。

再说投资。如前说述，它不像援助，往往是有害的。人们往往混淆一个概念，要给外资创造怎么样的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把那些稳赚的产业都让给外资，纷纷去巴结人家，殊不知我让你投资已经是给你的最大优惠。又说援助。刚刚查到的一个数字，日本政府累计承诺给中国30072亿日元，折合300多亿美元的贷款，这是要还本付息的；而无偿援助有125项总计1322亿日元，折合1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可以举几个例子进行比较。这次海啸中国给东南亚的援助是9亿人民币，而日本为了压倒中国，援助了5亿美元。这还是一次援助，而日本援助中国的累计金额是10多亿美元。另外中国现在一年总投资额就达到4万亿人民币，而所有无偿援助累计才100亿美元，折合才美元就是人均1美元。杨帆上次说“卖国还要有资格”，我也要说“卖国也得看价钱”，就这么一人一美元就卖了？而低息贷款，我们得承认，一开始利息确实低，15%的优惠成5%，当时有利现在却相反。90年代末以来，全球资本过剩，利率大幅下降，但是因为当时签的是长期贷款，一直得按原来的利率付利息，5%在现在比正常利率还高很多。而且今年来，中国自己的人民币和外汇都不知道上哪里投资，只好买美国的债权。还说投资，最近几年日本对华投资每年就50亿美元上下，折合461亿人民币。2004年新出的数据，外方投资600亿美元，其中港台最多，而日本不到10%。在中国投资总额4万亿人民币中，外资大致占10%，日本占外资的10%，两个10%相乘就是1%，就不知道这1%对于某些人来说就那么重要？离了它中国就活不了？相反，恰恰是日本需要中国的市场把它拉出低谷。

接下去，左老师开始谈他的核心观点：中国与日本存在长远的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第一，中日冲突本质上是对资源的争夺。这一点在对俄罗斯西伯利亚石油、东海石油的争夺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中国与日本同属人口多资源少的大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相比，人均资源少，而现代经济的发展恰恰是建立在资源的基础上的。如果说，中国真的有需要，那就应该“追”美日澳，因为我们跟他们之间是真正的互补性的经济，是真正的相互需要。而与日本的情况类似，说句不好听的话，“追”日本就有点像“同性恋”。像中日这样资源短缺的国家，其根本的出路就是要发展在单位资源上消耗密集劳动力的产业，比如说在木头上雕花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但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出现了问题。我们用出口退税拼命鼓励出口，像出口南方的钨矿这样的资源性产品，导致中国这样的钨矿资源大国也快无钨可采了。此外，中国森林覆盖率远低于日本，却每年向日本出口大量的一次性筷子，就这样导致了1998年的长江洪水。中国的主和派，实际上满脑子想的就是“经济”，经济中就只知道“出口”，而忘了中日在资源上是冲突而非互惠的关系。即使如此，中国20多年来还一直向日本出口石油。1978年，中国产油量固然不高，但是因为不发达，不多的油也过剩，出口量占总产量的1/4。时至今日，如果中国是穷国而且仍然甘心一直是穷国，那么资源依然过剩，这样确实可以与日本形成互补性，但问题是中国能一直停留在穷国吗？如果不能，如果想富，那就必然要争夺资源，就必然与日本形成竞争性而非互补性的关系。中日间此项石油出口协议一直到2001~2003年，仍然以每年300~400万吨的数量供应大庆原油，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30%。2004年，日本仍然要求180万吨的原油供应，中方力陈苦衷，经过谈判终于降低到50万吨。此外，日本一直以来还进口中国的煤炭，但是不是直接使用，而是填埋在海里，为子孙后代积蓄战略储备。两相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所走的资源出口型经济是何其的目光短浅！何况到2004年，由于矿难频发整顿了一些中小煤矿，号称“煤炭大国”的我们供应自己也出现了困难。

第二，日本与中国争市场。如前所述，日本是有名的对外不开放国家，它的经济增长不靠内需，而靠出口。中国在很难争到日本市场的前提下，却又向日本大量开放市场。实话说，日本在WTO谈判上对中国的要价不高，但是事实上，中国与日本的冲突比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更严重。这是因为日本是新兴工业国，产业结构较新，钢铁这样的行业保留较多，相比欧美先发展国家，日本才是中国这样的新起国家的最大冲突焦点。我们与欧美产业距离较远，而与日本较近，与台湾韩国更近，所以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果要兴起，必然要实施赶超战略，只要实施赶超战略进行产业升级，必然先与台湾韩国发生冲突，紧接着与日本发生冲突。比较而言，日本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大障碍，因为中国产业升级后将与日本产业发生重叠冲突，直接面临与日本争市场的问题。回顾历史，中国家电行业的发展正是靠的保护，而现在面临冲突的则是汽车行业，在世界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就是日本，中国兴起的汽车产业的最大对手就是日本的丰田。前车可鉴，方法只有一个，尽量多出口，少进口。

第三，日本与中国争投资机会。主和派谈到，我们需要日本，实际上主要是中国的官员需要。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日本，而且欢迎任何形式的外资，以彰显自己的政绩。实际上，自94年以来，中国本国资金就出现过剩，缺乏投资机会。日本来中国投资实质上就是“拿我们本来就很多的东西（资金）争我们缺少的东西（投资机会）”。94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在经济学上表明中国的资金在外流，而巨额外汇储备更是代表了官方资金流出量。这种情况下，过剩的资金无处投资，银行只好贷给按揭买房，实际上正好说明其他产业投资回报率太低，贷给买房的多少可以有房子作为抵押（其实房地产泡沫也使得这种抵押变成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而与此同时，我们为了吸引外资却将投资机会拱手相让，而且让出的往往是“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引进的外资与其外汇储备大抵持平，这意味着相当于没有引进外资。有人问，我们的盈利机会哪里去了？现在的分析已经很清楚，被跨国公司抢去了。首先要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它们的“超国民待遇”。现在不是很流行与国际并轨吗？我们的税收政策也要并轨，将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税率拉平，但是仅就此事就有很多跨国公司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过渡期。中国国内的政策居然有跨国公司意图干扰，说明这些势力已经不可小视，对中国构成威胁。

第四，日本阻碍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技术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可靠保证，而工业的发展脉络大体是初期发展棉纺织业、家用轻工业品，然后是钢铁、化工、汽车、飞机、计算机电路等。如果说对外开放有好处的话，那只有促使技术进步是唯一的一条。而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不让，它们对自己的技术封锁比其他外资企业更为厉害，通过技术封锁妨碍中国的产业升级。对于妨碍产业升级，包括前面谈的，日本主要有下列四大手法：1、霸占市场，扼杀！如日本的摄像机、照相机等。2、封锁技术，封杀！这点尤其表现在汽车行业。1985年中国最先本拟与日本合资，日本不肯，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于是我们只好转向大众。直到我们与很多外国企业合资了，日本怕市场被瓜分完了才又答应合资。3、合资企业，套杀！即时是建立合资企业，日本也仍然是不给技术，只让装配，用短期利益将中国企业套住，使中国只能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不开发自己的技术。4、品牌问题，压杀！这点表现在丰田告吉利有偷技术的嫌疑。而日本企业的发展恰恰靠的是窃取他人的技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日本人参观美国钢铁厂时故意把领带掉进钢水池，然后带走领带做进一步化验分析获得钢材的配方，可惜此计被美国人识破。因此美国企业尤其怕日本人参观。

最后，左老师重申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单纯分析中国经济利益得出的结论，即：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也要在政治上寻求、哪怕制造对抗。左老师旗帜鲜明、大胆有力的讲演使得在场的听众中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