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角度处理中日关系 zt

2005年10月12日 12:24



从战略角度处理中日关系，亦即跳出中日关系本身来处理中日关系，这已经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课题，也是中日关系进入瓶颈状态之后的必然要求。这也就是笔者在上文提出的对日策略需有更宏观思维的基本涵义。
这一宏观思维的具体做法，就是将中日关系置于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作通盘考虑和定位。主要有两个层面：一、就中日关系本身而言，历史、现实和未来冲突等因素，分别置于什么位置或阶段性？二、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究竟有什么关联？以上三点对中国崛起的综合影响如何？如何分阶段化解？
大格局中重新定位
以这一思维来审视中日历史问题就可发现，历史问题虽然重要，但不应成为中日发展关系的唯一前提。
不可否认，日本是一个在历史观上存在巨大模糊和错误的国家，这与战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未对日本采取思想清理运动有关；同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无奈现实则是：日本的错误历史观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而中日之间却有更急迫的问题需要处理。
在这方面，中国须仔细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中日关系现阶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二、究竟以什么样的模式来处理中日在历史观上的分歧？显然，用“德国模式”来规范中日历史观争端已显得不切实际。一如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中日在历史观方面的交锋无任何先例可寻，对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笔者去年年中曾经提出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即不回避历史问题，也不将历史问题作为发展政治关系的唯一前提；在具体操作上，不使历史问题蔓延而毒化整体关系的气氛，而是首先寻求在专家范围内的交锋。
当然，近年中日历史观争端的直接导火线之一，就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便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研判小泉及其对华政策？其中可以被分解出来的相关问题有：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是否一定与中国过不去？小泉的亲美，是否意味着他必然反华？
笔者从种种迹象分析和通过在日本政界圈子的调研，大致可得出如下结论：在小泉的个人天平上，中国和亚洲邻国不占主导地位，他对中国也没有兴趣，也没有恶意；小泉的亲美，并不意味着他必然反华，他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一方面是受日本社会整体右滑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是其个人性格使然。但必须承认，在迄今的中日各种冲突中，除了今年5月中国副总理吴仪突然取消与之会面，小泉基本上还是保持克制态度。
对小泉其人及其政策的准确研判，涉及到中国对日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否因中方某些对日策略的不当，而导致亲美右翼和极端右翼逐渐走到一起。
划定红线，以退为进
除了历史问题须在大格局中作重新定位外，中日关系目前还有另外一系列亟需重新定位的问题，那就是东海能源、钓鱼岛争端和台湾问题；在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孰轻孰重或孰急孰缓，中方也需要理出一个头绪，并找到一个突破口。
其中，东海问题虽然是一个事务性问题，但由于放在中日亚洲定位未定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双边关系本身已经严重毒化，因此这一议题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许多情绪化色彩；钓鱼岛问题虽然涉及战略利益，但基本上还是一个领土争端问题；台湾问题则涉及中国核心利益，而且也因日本的“台湾情结”而变得复杂。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为了找到突破口，北京有必要从近年的“对台战略新思维”中寻找一些灵感。众所周知，在过去十几年里，北京对台政策几乎走进了死胡同，直到去年底出台《反分裂国家法》，情况才有根本改变。而以反分裂法和连宋登陆为标志的“对台战略新思维”，特点就是划定红线，以退为进；而更深层的特点就是，回归现实，抓住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并找到突破口。
以此来看中日关系，笔者认为，北京有必要设定中日关系的上限和下限，亦即对中日关系的可能前景和底线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所谓上限就是放弃中日友好的迷思，使中日关系回归到正常的国家关系状态；而所谓下限，则是要求日本在台海问题上保持内外一致的立场。在这一框架之内，中日可以就一些艰难、复杂的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和东海问题）展开良性对话和互动，其中包括适度的妥协和让步。
这一思维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归纳，即“划定红线，以退为进；纲举目张，谋求大赢”。在此基础上，再谋求营造属于中日共同利益的氛围，从而使政府到民间都在平和的心理状态中，进入两千年交往史上一个全新的磨合、定位和整合期，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相对平和的环境。
邱震海（香港）
·作者为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2005年10月12日 12:24



从战略角度处理中日关系，亦即跳出中日关系本身来处理中日关系，这已经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课题，也是中日关系进入瓶颈状态之后的必然要求。这也就是笔者在上文提出的对日策略需有更宏观思维的基本涵义。
这一宏观思维的具体做法，就是将中日关系置于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作通盘考虑和定位。主要有两个层面：一、就中日关系本身而言，历史、现实和未来冲突等因素，分别置于什么位置或阶段性？二、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究竟有什么关联？以上三点对中国崛起的综合影响如何？如何分阶段化解？
大格局中重新定位
以这一思维来审视中日历史问题就可发现，历史问题虽然重要，但不应成为中日发展关系的唯一前提。
不可否认，日本是一个在历史观上存在巨大模糊和错误的国家，这与战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未对日本采取思想清理运动有关；同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无奈现实则是：日本的错误历史观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而中日之间却有更急迫的问题需要处理。
在这方面，中国须仔细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中日关系现阶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二、究竟以什么样的模式来处理中日在历史观上的分歧？显然，用“德国模式”来规范中日历史观争端已显得不切实际。一如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中日在历史观方面的交锋无任何先例可寻，对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笔者去年年中曾经提出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即不回避历史问题，也不将历史问题作为发展政治关系的唯一前提；在具体操作上，不使历史问题蔓延而毒化整体关系的气氛，而是首先寻求在专家范围内的交锋。
当然，近年中日历史观争端的直接导火线之一，就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便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研判小泉及其对华政策？其中可以被分解出来的相关问题有：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是否一定与中国过不去？小泉的亲美，是否意味着他必然反华？
笔者从种种迹象分析和通过在日本政界圈子的调研，大致可得出如下结论：在小泉的个人天平上，中国和亚洲邻国不占主导地位，他对中国也没有兴趣，也没有恶意；小泉的亲美，并不意味着他必然反华，他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一方面是受日本社会整体右滑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是其个人性格使然。但必须承认，在迄今的中日各种冲突中，除了今年5月中国副总理吴仪突然取消与之会面，小泉基本上还是保持克制态度。
对小泉其人及其政策的准确研判，涉及到中国对日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否因中方某些对日策略的不当，而导致亲美右翼和极端右翼逐渐走到一起。
划定红线，以退为进
除了历史问题须在大格局中作重新定位外，中日关系目前还有另外一系列亟需重新定位的问题，那就是东海能源、钓鱼岛争端和台湾问题；在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孰轻孰重或孰急孰缓，中方也需要理出一个头绪，并找到一个突破口。
其中，东海问题虽然是一个事务性问题，但由于放在中日亚洲定位未定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双边关系本身已经严重毒化，因此这一议题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许多情绪化色彩；钓鱼岛问题虽然涉及战略利益，但基本上还是一个领土争端问题；台湾问题则涉及中国核心利益，而且也因日本的“台湾情结”而变得复杂。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为了找到突破口，北京有必要从近年的“对台战略新思维”中寻找一些灵感。众所周知，在过去十几年里，北京对台政策几乎走进了死胡同，直到去年底出台《反分裂国家法》，情况才有根本改变。而以反分裂法和连宋登陆为标志的“对台战略新思维”，特点就是划定红线，以退为进；而更深层的特点就是，回归现实，抓住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并找到突破口。
以此来看中日关系，笔者认为，北京有必要设定中日关系的上限和下限，亦即对中日关系的可能前景和底线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所谓上限就是放弃中日友好的迷思，使中日关系回归到正常的国家关系状态；而所谓下限，则是要求日本在台海问题上保持内外一致的立场。在这一框架之内，中日可以就一些艰难、复杂的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和东海问题）展开良性对话和互动，其中包括适度的妥协和让步。
这一思维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归纳，即“划定红线，以退为进；纲举目张，谋求大赢”。在此基础上，再谋求营造属于中日共同利益的氛围，从而使政府到民间都在平和的心理状态中，进入两千年交往史上一个全新的磨合、定位和整合期，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相对平和的环境。
邱震海（香港）
·作者为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