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10:05:41
作者： 胡鞍钢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极其特殊的国情：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低，但劳动力却占世界总数的1／4，中国正经历着两个巨大的迅速的转变，既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转变，当前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下岗职工激增，老的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失业问题，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已达到历史最高峰，乡村中存在大量隐蔽性农业剩余劳动力。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劳动力供给愈来愈大，但是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妇女成为就业压力最大的人群。当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农业、制造业、采掘业等领域还将大规模摧毁工作岗位，在服务业领域将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至少在短期、中期之内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水平，7％－8％甚至更高。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在不断增长。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历届政府始终需要优先重点解决三个基本发展问题：第一是吃饭问题，为占世界21％的人口提供粮食与食品需求，保证粮食与食品安全；第二是就业问题，为占世界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固定与临时就业，全时与部分时间就业等多种灵活就业机会；第三是养老问题，为占世界1／5以上的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保证他们能够安度晚年充分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农产品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各类主要农产品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人均谷物、蔬菜和水产品生产量和消费量都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美国农业部，2002）2 。进入90年代下半期农产品供给大大超过农产品需求，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在较低收入条件下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尽管农业还可能出现大问题，如农业结构调整速度过快和农产品市场开放速度过快，会引起国内粮食生产大滑坡，农民农业收入下降，但已经不是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农民收入也很难靠农业生产来提高。现在中国最突出的经济发展矛盾是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社会矛盾。那么如何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就业压力是什么含义？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竞争越演越烈，堪称为“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难题。
一、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愈来愈大，形成若干个相互叠加、相互冲突的迅速增大的就业压力。
第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高峰期，达到1000万人。根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2001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按劳动参与率70％计算，2001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2002年近1000万人。“十五”期间，我国新生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升至锋值，达到4650万人。1998－2000年期间我国净增劳动力就业人数（指新生就业劳动力减去退出劳动力）1193万人，平均每年只有400万人。估计今后几年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比率只有40－50％之间。
第二、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超过54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十分低下。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约130万人，高中毕业就业人员200万人，农转非就业人员180万人，而城镇主要实际吸纳新增就业人员在300万人左右，占新增劳动力供给量的56％，其余人员转入登记失业人数之中。1996－2000年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约1459万人，平均每年只有365万人，实现就业能力比“八五”期间减少26％。
第三、城镇登记失业、下岗失业和其他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已达1900万人。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预计到2002年达到14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定义 3，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们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见表1）。下岗职工再就业能力愈来愈低，已经成为“上不着天（高收入的专业人才市场）下不着地（无法与农民工竞争）”的日益被排斥和边缘化特殊人群。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下岗职工再就业率由1998年的50％将至为2001年第三季度的19％。即时按再就业率30％计算，这些实际失业人员可能就业的只有540－570万人。
第四、来自大批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每年新增人数在800－1000万人。据农业部调查统计，2001年全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为7800万人，比上年增长15％。我们估计这是农民外出打工的下限，其上限有可能在1亿人以上。每年进城（包括本县、本省和外省）需要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供给量可能在800－1000万人之间。“十五”期间，估计每年还要新增500－600万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巨。
第五、大学生就业与失业开始出现新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 2004年为69万人； 2005年为79万人。2001年大专、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0％，待业率为60％， 2002年预计43万人待业 4。估计2002年共计80万人待业。
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每年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200－300万登记失业人员、几百万进城农民工，就业供给量在1000万人左右。但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三方面的就业压力都增大了，原有就业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就业矛盾。若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以上五大新增就业供给量约在2000万人以上，比五年前扩大了一倍以上，今后还会愈来愈多，就业压力愈来愈大。政府提出的新增就业目标是800万，而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能力可能在400－500万之间。当劳动力的需求量有限时，在城镇劳动力的供给量持续增长使就业与失业矛盾更为突出。
二、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
第一、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明显下降。80年代（1980－1989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2。在“八五”期间（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12.0％，就业增长率降至为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九五”（1996－200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8.3％，就业增长率降至为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
第二、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规模下降了44％。80年代平均每年净增就业人数为1297万人，“八五”期间降至为808万人，“九五”期间又降为575万人，仅相当于80年代平均每年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
第三、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已减少了4800万人。1978－1995年我国正规部门（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呈上升趋势，累计净增就业人数4560万人，而后开始呈大幅度下降。2000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1995年减少了3159万人，下降了28.1％，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下降了52.4％。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下降了三分之一，这相当于减少了一个韩国的总人口。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职工人数782万人（其中企业为612万人），下岗职工实际累计也在4000万人以上。5
第四、各产业新增就业能力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八五”期间第一产业每年减少就业人员592万人，而“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202万人。由于农业附加值增长率由4.2％下降为3.5％，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八五”期间第二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395万人，而“九五”期间出现负增长，其中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减少1720万人。制造业和采掘业从1995年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八五”期间第三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1005万人，而“九五”期间降至为416万人，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减少了60％（见表2）。“九五”期间三大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均呈下降趋势，其中第二产业几乎无弹性增长，仅为0.05，第三产业为0.37，比“八五”期间下降了一半（见表3）。这表明“九五”期间第一产业不应当继续增加就业，第二产业不创造新增就业，第三产业创造新增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使我国创造就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16个行业中，仅5大行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采掘和农业）减少职工3857万人，占全部减少的106％。
第五、城乡各单位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城乡就业人数增长规模都比“八五”期间有所下降（见表2）。例如：作为农村非农产业主要就业机器的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96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减少688万人。城镇与乡村个体经济就业人数从1999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分别减少了278万人和893万人，合计减少了1171万人。
三、局部地区就业与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甚至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
第一、“九五”期间各地区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在31个地区中有14个地区是负增长，其中从业人员减少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为218万人，其次是江苏189万人，湖北184万人，吉林179万人，江西129万人，上海91万人，天津78万人，重庆54万人，北京39万人（见表4）。6
第二、1996－2000年各地区职工人数普遍下降。下降幅度最大是辽宁为411万人，减少幅度为41.2％， 职工人数减少超过200万，有4个地区； 黑龙江为283万人， 四川（包括重庆）为263.4万，江苏（232.5万），湖北（209万）， 减少人数100－200万有14省区； 总计有16个省区域减少人数超过100万，（见表5）其规模大大在各地区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见图1和图2）
第三、各地区国有职工下降人数幅度最大的仍是辽宁（259.43万）， 其次黑龙江228.4万， 四川（包括重庆）（215.4万）， 裁减100－200万人有12个省区（见表5）。
第四、各地区集体单位减少职工人数超过50％的有14个省区（见表5），建国以来规模最大。
这次结构调整几乎涉及所有地区，其中东三省中部地区更为突出。根据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单位调查，辽宁离岗、失业和待业人员达312万人。截至到2000年底，全省离岗、登记失业人员和当年待业人员（新增劳动力）总数为311.9万人，其中离岗职工人数为244.9万人（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登记失业人员为41.2万人（实际失业人数还要翻一番以上）、当年的待业人员为24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低。2000年，辽宁只有39.9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只有38％。作者： 胡鞍钢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极其特殊的国情：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低，但劳动力却占世界总数的1／4，中国正经历着两个巨大的迅速的转变，既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转变，当前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下岗职工激增，老的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失业问题，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已达到历史最高峰，乡村中存在大量隐蔽性农业剩余劳动力。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劳动力供给愈来愈大，但是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妇女成为就业压力最大的人群。当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农业、制造业、采掘业等领域还将大规模摧毁工作岗位，在服务业领域将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至少在短期、中期之内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水平，7％－8％甚至更高。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在不断增长。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历届政府始终需要优先重点解决三个基本发展问题：第一是吃饭问题，为占世界21％的人口提供粮食与食品需求，保证粮食与食品安全；第二是就业问题，为占世界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固定与临时就业，全时与部分时间就业等多种灵活就业机会；第三是养老问题，为占世界1／5以上的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保证他们能够安度晚年充分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农产品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各类主要农产品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人均谷物、蔬菜和水产品生产量和消费量都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美国农业部，2002）2 。进入90年代下半期农产品供给大大超过农产品需求，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在较低收入条件下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尽管农业还可能出现大问题，如农业结构调整速度过快和农产品市场开放速度过快，会引起国内粮食生产大滑坡，农民农业收入下降，但已经不是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农民收入也很难靠农业生产来提高。现在中国最突出的经济发展矛盾是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社会矛盾。那么如何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就业压力是什么含义？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竞争越演越烈，堪称为“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难题。
一、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愈来愈大，形成若干个相互叠加、相互冲突的迅速增大的就业压力。
第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高峰期，达到1000万人。根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2001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按劳动参与率70％计算，2001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2002年近1000万人。“十五”期间，我国新生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升至锋值，达到4650万人。1998－2000年期间我国净增劳动力就业人数（指新生就业劳动力减去退出劳动力）1193万人，平均每年只有400万人。估计今后几年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比率只有40－50％之间。
第二、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超过54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十分低下。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约130万人，高中毕业就业人员200万人，农转非就业人员180万人，而城镇主要实际吸纳新增就业人员在300万人左右，占新增劳动力供给量的56％，其余人员转入登记失业人数之中。1996－2000年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约1459万人，平均每年只有365万人，实现就业能力比“八五”期间减少26％。
第三、城镇登记失业、下岗失业和其他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已达1900万人。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预计到2002年达到14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定义 3，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们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见表1）。下岗职工再就业能力愈来愈低，已经成为“上不着天（高收入的专业人才市场）下不着地（无法与农民工竞争）”的日益被排斥和边缘化特殊人群。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下岗职工再就业率由1998年的50％将至为2001年第三季度的19％。即时按再就业率30％计算，这些实际失业人员可能就业的只有540－570万人。
第四、来自大批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每年新增人数在800－1000万人。据农业部调查统计，2001年全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为7800万人，比上年增长15％。我们估计这是农民外出打工的下限，其上限有可能在1亿人以上。每年进城（包括本县、本省和外省）需要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供给量可能在800－1000万人之间。“十五”期间，估计每年还要新增500－600万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巨。
第五、大学生就业与失业开始出现新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 2004年为69万人； 2005年为79万人。2001年大专、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0％，待业率为60％， 2002年预计43万人待业 4。估计2002年共计80万人待业。
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每年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200－300万登记失业人员、几百万进城农民工，就业供给量在1000万人左右。但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三方面的就业压力都增大了，原有就业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就业矛盾。若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以上五大新增就业供给量约在2000万人以上，比五年前扩大了一倍以上，今后还会愈来愈多，就业压力愈来愈大。政府提出的新增就业目标是800万，而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能力可能在400－500万之间。当劳动力的需求量有限时，在城镇劳动力的供给量持续增长使就业与失业矛盾更为突出。
二、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
第一、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明显下降。80年代（1980－1989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2。在“八五”期间（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12.0％，就业增长率降至为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九五”（1996－200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8.3％，就业增长率降至为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
第二、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规模下降了44％。80年代平均每年净增就业人数为1297万人，“八五”期间降至为808万人，“九五”期间又降为575万人，仅相当于80年代平均每年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
第三、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已减少了4800万人。1978－1995年我国正规部门（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呈上升趋势，累计净增就业人数4560万人，而后开始呈大幅度下降。2000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1995年减少了3159万人，下降了28.1％，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下降了52.4％。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下降了三分之一，这相当于减少了一个韩国的总人口。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职工人数782万人（其中企业为612万人），下岗职工实际累计也在4000万人以上。5
第四、各产业新增就业能力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八五”期间第一产业每年减少就业人员592万人，而“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202万人。由于农业附加值增长率由4.2％下降为3.5％，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八五”期间第二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395万人，而“九五”期间出现负增长，其中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减少1720万人。制造业和采掘业从1995年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八五”期间第三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1005万人，而“九五”期间降至为416万人，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减少了60％（见表2）。“九五”期间三大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均呈下降趋势，其中第二产业几乎无弹性增长，仅为0.05，第三产业为0.37，比“八五”期间下降了一半（见表3）。这表明“九五”期间第一产业不应当继续增加就业，第二产业不创造新增就业，第三产业创造新增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使我国创造就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16个行业中，仅5大行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采掘和农业）减少职工3857万人，占全部减少的106％。
第五、城乡各单位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城乡就业人数增长规模都比“八五”期间有所下降（见表2）。例如：作为农村非农产业主要就业机器的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96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减少688万人。城镇与乡村个体经济就业人数从1999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分别减少了278万人和893万人，合计减少了1171万人。
三、局部地区就业与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甚至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
第一、“九五”期间各地区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在31个地区中有14个地区是负增长，其中从业人员减少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为218万人，其次是江苏189万人，湖北184万人，吉林179万人，江西129万人，上海91万人，天津78万人，重庆54万人，北京39万人（见表4）。6
第二、1996－2000年各地区职工人数普遍下降。下降幅度最大是辽宁为411万人，减少幅度为41.2％， 职工人数减少超过200万，有4个地区； 黑龙江为283万人， 四川（包括重庆）为263.4万，江苏（232.5万），湖北（209万）， 减少人数100－200万有14省区； 总计有16个省区域减少人数超过100万，（见表5）其规模大大在各地区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见图1和图2）
第三、各地区国有职工下降人数幅度最大的仍是辽宁（259.43万）， 其次黑龙江228.4万， 四川（包括重庆）（215.4万）， 裁减100－200万人有12个省区（见表5）。
第四、各地区集体单位减少职工人数超过50％的有14个省区（见表5），建国以来规模最大。
这次结构调整几乎涉及所有地区，其中东三省中部地区更为突出。根据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单位调查，辽宁离岗、失业和待业人员达312万人。截至到2000年底，全省离岗、登记失业人员和当年待业人员（新增劳动力）总数为311.9万人，其中离岗职工人数为244.9万人（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登记失业人员为41.2万人（实际失业人数还要翻一番以上）、当年的待业人员为24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低。2000年，辽宁只有39.9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只有38％。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极其特殊的国情：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低，但劳动力却占世界总数的1／4，中国正经历着两个巨大的迅速的转变，既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转变，当前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下岗职工激增，老的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失业问题，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已达到历史最高峰，乡村中存在大量隐蔽性农业剩余劳动力。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劳动力供给愈来愈大，但是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妇女成为就业压力最大的人群。当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农业、制造业、采掘业等领域还将大规模摧毁工作岗位，在服务业领域将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至少在短期、中期之内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水平，7％－8％甚至更高。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在不断增长。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历届政府始终需要优先重点解决三个基本发展问题：第一是吃饭问题，为占世界21％的人口提供粮食与食品需求，保证粮食与食品安全；第二是就业问题，为占世界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固定与临时就业，全时与部分时间就业等多种灵活就业机会；第三是养老问题，为占世界1／5以上的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保证他们能够安度晚年充分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农产品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各类主要农产品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人均谷物、蔬菜和水产品生产量和消费量都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美国农业部，2002）2 。进入90年代下半期农产品供给大大超过农产品需求，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在较低收入条件下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尽管农业还可能出现大问题，如农业结构调整速度过快和农产品市场开放速度过快，会引起国内粮食生产大滑坡，农民农业收入下降，但已经不是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农民收入也很难靠农业生产来提高。现在中国最突出的经济发展矛盾是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社会矛盾。那么如何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就业压力是什么含义？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竞争越演越烈，堪称为“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难题。
一、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愈来愈大，形成若干个相互叠加、相互冲突的迅速增大的就业压力。
第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高峰期，达到1000万人。根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2001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按劳动参与率70％计算，2001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2002年近1000万人。“十五”期间，我国新生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升至锋值，达到4650万人。1998－2000年期间我国净增劳动力就业人数（指新生就业劳动力减去退出劳动力）1193万人，平均每年只有400万人。估计今后几年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比率只有40－50％之间。
第二、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超过54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十分低下。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约130万人，高中毕业就业人员200万人，农转非就业人员180万人，而城镇主要实际吸纳新增就业人员在300万人左右，占新增劳动力供给量的56％，其余人员转入登记失业人数之中。1996－2000年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约1459万人，平均每年只有365万人，实现就业能力比“八五”期间减少26％。
第三、城镇登记失业、下岗失业和其他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已达1900万人。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预计到2002年达到14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定义 3，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们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见表1）。下岗职工再就业能力愈来愈低，已经成为“上不着天（高收入的专业人才市场）下不着地（无法与农民工竞争）”的日益被排斥和边缘化特殊人群。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下岗职工再就业率由1998年的50％将至为2001年第三季度的19％。即时按再就业率30％计算，这些实际失业人员可能就业的只有540－570万人。
第四、来自大批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每年新增人数在800－1000万人。据农业部调查统计，2001年全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为7800万人，比上年增长15％。我们估计这是农民外出打工的下限，其上限有可能在1亿人以上。每年进城（包括本县、本省和外省）需要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供给量可能在800－1000万人之间。“十五”期间，估计每年还要新增500－600万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巨。
第五、大学生就业与失业开始出现新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 2004年为69万人； 2005年为79万人。2001年大专、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0％，待业率为60％， 2002年预计43万人待业 4。估计2002年共计80万人待业。
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每年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200－300万登记失业人员、几百万进城农民工，就业供给量在1000万人左右。但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三方面的就业压力都增大了，原有就业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就业矛盾。若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以上五大新增就业供给量约在2000万人以上，比五年前扩大了一倍以上，今后还会愈来愈多，就业压力愈来愈大。政府提出的新增就业目标是800万，而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能力可能在400－500万之间。当劳动力的需求量有限时，在城镇劳动力的供给量持续增长使就业与失业矛盾更为突出。
二、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
第一、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明显下降。80年代（1980－1989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2。在“八五”期间（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12.0％，就业增长率降至为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九五”（1996－200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8.3％，就业增长率降至为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
第二、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规模下降了44％。80年代平均每年净增就业人数为1297万人，“八五”期间降至为808万人，“九五”期间又降为575万人，仅相当于80年代平均每年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
第三、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已减少了4800万人。1978－1995年我国正规部门（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呈上升趋势，累计净增就业人数4560万人，而后开始呈大幅度下降。2000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1995年减少了3159万人，下降了28.1％，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下降了52.4％。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下降了三分之一，这相当于减少了一个韩国的总人口。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职工人数782万人（其中企业为612万人），下岗职工实际累计也在4000万人以上。5
第四、各产业新增就业能力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八五”期间第一产业每年减少就业人员592万人，而“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202万人。由于农业附加值增长率由4.2％下降为3.5％，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八五”期间第二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395万人，而“九五”期间出现负增长，其中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减少1720万人。制造业和采掘业从1995年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八五”期间第三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1005万人，而“九五”期间降至为416万人，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减少了60％（见表2）。“九五”期间三大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均呈下降趋势，其中第二产业几乎无弹性增长，仅为0.05，第三产业为0.37，比“八五”期间下降了一半（见表3）。这表明“九五”期间第一产业不应当继续增加就业，第二产业不创造新增就业，第三产业创造新增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使我国创造就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16个行业中，仅5大行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采掘和农业）减少职工3857万人，占全部减少的106％。
第五、城乡各单位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城乡就业人数增长规模都比“八五”期间有所下降（见表2）。例如：作为农村非农产业主要就业机器的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96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减少688万人。城镇与乡村个体经济就业人数从1999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分别减少了278万人和893万人，合计减少了1171万人。
三、局部地区就业与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甚至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
第一、“九五”期间各地区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在31个地区中有14个地区是负增长，其中从业人员减少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为218万人，其次是江苏189万人，湖北184万人，吉林179万人，江西129万人，上海91万人，天津78万人，重庆54万人，北京39万人（见表4）。6
第二、1996－2000年各地区职工人数普遍下降。下降幅度最大是辽宁为411万人，减少幅度为41.2％， 职工人数减少超过200万，有4个地区； 黑龙江为283万人， 四川（包括重庆）为263.4万，江苏（232.5万），湖北（209万）， 减少人数100－200万有14省区； 总计有16个省区域减少人数超过100万，（见表5）其规模大大在各地区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见图1和图2）
第三、各地区国有职工下降人数幅度最大的仍是辽宁（259.43万）， 其次黑龙江228.4万， 四川（包括重庆）（215.4万）， 裁减100－200万人有12个省区（见表5）。
第四、各地区集体单位减少职工人数超过50％的有14个省区（见表5），建国以来规模最大。
这次结构调整几乎涉及所有地区，其中东三省中部地区更为突出。根据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单位调查，辽宁离岗、失业和待业人员达312万人。截至到2000年底，全省离岗、登记失业人员和当年待业人员（新增劳动力）总数为311.9万人，其中离岗职工人数为244.9万人（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登记失业人员为41.2万人（实际失业人数还要翻一番以上）、当年的待业人员为24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低。2000年，辽宁只有39.9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只有38％。作者： 胡鞍钢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极其特殊的国情：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低，但劳动力却占世界总数的1／4，中国正经历着两个巨大的迅速的转变，既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转变，当前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下岗职工激增，老的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失业问题，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已达到历史最高峰，乡村中存在大量隐蔽性农业剩余劳动力。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劳动力供给愈来愈大，但是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妇女成为就业压力最大的人群。当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农业、制造业、采掘业等领域还将大规模摧毁工作岗位，在服务业领域将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至少在短期、中期之内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水平，7％－8％甚至更高。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在不断增长。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历届政府始终需要优先重点解决三个基本发展问题：第一是吃饭问题，为占世界21％的人口提供粮食与食品需求，保证粮食与食品安全；第二是就业问题，为占世界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固定与临时就业，全时与部分时间就业等多种灵活就业机会；第三是养老问题，为占世界1／5以上的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保证他们能够安度晚年充分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农产品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各类主要农产品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人均谷物、蔬菜和水产品生产量和消费量都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美国农业部，2002）2 。进入90年代下半期农产品供给大大超过农产品需求，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在较低收入条件下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尽管农业还可能出现大问题，如农业结构调整速度过快和农产品市场开放速度过快，会引起国内粮食生产大滑坡，农民农业收入下降，但已经不是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农民收入也很难靠农业生产来提高。现在中国最突出的经济发展矛盾是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社会矛盾。那么如何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就业压力是什么含义？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竞争越演越烈，堪称为“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难题。
一、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愈来愈大，形成若干个相互叠加、相互冲突的迅速增大的就业压力。
第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高峰期，达到1000万人。根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2001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按劳动参与率70％计算，2001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2002年近1000万人。“十五”期间，我国新生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升至锋值，达到4650万人。1998－2000年期间我国净增劳动力就业人数（指新生就业劳动力减去退出劳动力）1193万人，平均每年只有400万人。估计今后几年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比率只有40－50％之间。
第二、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超过54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十分低下。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约130万人，高中毕业就业人员200万人，农转非就业人员180万人，而城镇主要实际吸纳新增就业人员在300万人左右，占新增劳动力供给量的56％，其余人员转入登记失业人数之中。1996－2000年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约1459万人，平均每年只有365万人，实现就业能力比“八五”期间减少26％。
第三、城镇登记失业、下岗失业和其他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已达1900万人。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预计到2002年达到14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定义 3，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们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见表1）。下岗职工再就业能力愈来愈低，已经成为“上不着天（高收入的专业人才市场）下不着地（无法与农民工竞争）”的日益被排斥和边缘化特殊人群。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下岗职工再就业率由1998年的50％将至为2001年第三季度的19％。即时按再就业率30％计算，这些实际失业人员可能就业的只有540－570万人。
第四、来自大批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每年新增人数在800－1000万人。据农业部调查统计，2001年全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为7800万人，比上年增长15％。我们估计这是农民外出打工的下限，其上限有可能在1亿人以上。每年进城（包括本县、本省和外省）需要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供给量可能在800－1000万人之间。“十五”期间，估计每年还要新增500－600万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巨。
第五、大学生就业与失业开始出现新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 2004年为69万人； 2005年为79万人。2001年大专、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0％，待业率为60％， 2002年预计43万人待业 4。估计2002年共计80万人待业。
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每年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200－300万登记失业人员、几百万进城农民工，就业供给量在1000万人左右。但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三方面的就业压力都增大了，原有就业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就业矛盾。若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以上五大新增就业供给量约在2000万人以上，比五年前扩大了一倍以上，今后还会愈来愈多，就业压力愈来愈大。政府提出的新增就业目标是800万，而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能力可能在400－500万之间。当劳动力的需求量有限时，在城镇劳动力的供给量持续增长使就业与失业矛盾更为突出。
二、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
第一、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明显下降。80年代（1980－1989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2。在“八五”期间（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12.0％，就业增长率降至为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九五”（1996－200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8.3％，就业增长率降至为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
第二、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规模下降了44％。80年代平均每年净增就业人数为1297万人，“八五”期间降至为808万人，“九五”期间又降为575万人，仅相当于80年代平均每年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
第三、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已减少了4800万人。1978－1995年我国正规部门（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呈上升趋势，累计净增就业人数4560万人，而后开始呈大幅度下降。2000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1995年减少了3159万人，下降了28.1％，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下降了52.4％。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下降了三分之一，这相当于减少了一个韩国的总人口。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职工人数782万人（其中企业为612万人），下岗职工实际累计也在4000万人以上。5
第四、各产业新增就业能力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八五”期间第一产业每年减少就业人员592万人，而“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202万人。由于农业附加值增长率由4.2％下降为3.5％，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八五”期间第二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395万人，而“九五”期间出现负增长，其中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减少1720万人。制造业和采掘业从1995年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八五”期间第三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1005万人，而“九五”期间降至为416万人，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减少了60％（见表2）。“九五”期间三大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均呈下降趋势，其中第二产业几乎无弹性增长，仅为0.05，第三产业为0.37，比“八五”期间下降了一半（见表3）。这表明“九五”期间第一产业不应当继续增加就业，第二产业不创造新增就业，第三产业创造新增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使我国创造就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16个行业中，仅5大行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采掘和农业）减少职工3857万人，占全部减少的106％。
第五、城乡各单位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城乡就业人数增长规模都比“八五”期间有所下降（见表2）。例如：作为农村非农产业主要就业机器的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96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减少688万人。城镇与乡村个体经济就业人数从1999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分别减少了278万人和893万人，合计减少了1171万人。
三、局部地区就业与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甚至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
第一、“九五”期间各地区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在31个地区中有14个地区是负增长，其中从业人员减少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为218万人，其次是江苏189万人，湖北184万人，吉林179万人，江西129万人，上海91万人，天津78万人，重庆54万人，北京39万人（见表4）。6
第二、1996－2000年各地区职工人数普遍下降。下降幅度最大是辽宁为411万人，减少幅度为41.2％， 职工人数减少超过200万，有4个地区； 黑龙江为283万人， 四川（包括重庆）为263.4万，江苏（232.5万），湖北（209万）， 减少人数100－200万有14省区； 总计有16个省区域减少人数超过100万，（见表5）其规模大大在各地区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见图1和图2）
第三、各地区国有职工下降人数幅度最大的仍是辽宁（259.43万）， 其次黑龙江228.4万， 四川（包括重庆）（215.4万）， 裁减100－200万人有12个省区（见表5）。
第四、各地区集体单位减少职工人数超过50％的有14个省区（见表5），建国以来规模最大。
这次结构调整几乎涉及所有地区，其中东三省中部地区更为突出。根据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单位调查，辽宁离岗、失业和待业人员达312万人。截至到2000年底，全省离岗、登记失业人员和当年待业人员（新增劳动力）总数为311.9万人，其中离岗职工人数为244.9万人（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登记失业人员为41.2万人（实际失业人数还要翻一番以上）、当年的待业人员为24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低。2000年，辽宁只有39.9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只有38％。
6月10日公布的劳动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1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到今年3月底，升至3.7％。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估算，实际城镇失业率在5％-6％之间，有专家认为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实际数字可能达到10％左右。
“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国情问题研究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对记者说。据他计算，中国以世界上9.6％的自然资源(指电力生产量、商业能源使用量、农业种植面积和水资源)、9.4％的资本资源(指国内投资额、资本市场、净外国直接投资，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1.85％的知识技术资源(指个人电脑数、互联网主机数、本国居民申请专利数、科学论文发表数和研究与开发支出，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1.83％的国际资源(指出口货物和服务总额、进口货物和服务总额、版权和专利收入、版权和专利支出)来为26％的劳动力人口创造就业机会。换句话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要像中国这样提供7.3亿个工作岗位，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总共才提供4.3亿个工作岗位。
4月发布的《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对我国的就业形势进行了分析。白皮书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劳动力过剩，就业问题现已成为社会生活中最为紧迫的问题。6月10日公布的劳动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也再次印证了白皮书的结论。公报显示，截至2001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到今年3月底，升至3.7％。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估算，实际城镇失业率在5％-6％之间，有专家认为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实际数字可能达到10％左右。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司长王英才4月中旬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透露，“十五”期间我国将新增劳动力4650万人，加上现有的1750万下岗待业劳动力和农村1.5亿剩余劳动力，要满足这2亿多人的就业至少需要今后5年中每年增加几千万个工作岗位，而现在，即使每年经济成长达到7％，每年新增的工作岗位也只有800万个。何况，近年来GDP的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力不断下降，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而目前还不足0.1个百分点，估计缺口将是2000万人。像纺织等传统产业会增长一些就业岗位，但由于劳动力素质的问题，仍然会出现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现象。大龄、低技能的人员将因长期失业成为社会贫困阶层，下岗人员再就业率越来越低，失业时间越来越长，特别是，据一些学者估计，今后10年，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会持续上升，只有到2010年以后才会下降。因此，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高失业率将与长失业期并存，就业弱势群体将持续扩大。
不仅仅是工人，具有高知识、高学历的大学生群体也开始出现失业现象。这就是所谓“2030现象”，即20岁到30岁之间的人面临的就业难题。作为一种新失业现象，它其实也可以叫做毕业失业现象。“2030现象”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据有关调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16岁以上30岁以下者，占了50％。
当前就业问题的严峻还表现在它与农村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农村滞存了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城乡每年还有1200多万新成长劳动力进入劳动大军。入世后?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1000多万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200万。目前，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总量已经达到1460万，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7％。在上述各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即使每年只增加失业人员200万，也将使我国城镇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达到经济活动人口的8％以上。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可以说，在整个“十五”及以后的若干年，我国将进入严酷的高失业和就业结构大调整时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像中国这样的就业挑战。效率的代价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是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目标，也是它取得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这两大目标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首先是经济转型的结果。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资本排斥劳动力的过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所谓结构调整，用胡鞍钢的话说，就是“创造性地摧毁”，一方面在那些新兴产业、采用新技术的领域、新的经济成份中不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在那些传统产业、采用旧技术的领域、旧的经济成份中不断摧毁大量的旧的工作岗位。当摧毁旧工作岗位的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创造新工作岗位的规模和速度时就引发了大规模、突发性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出现大批失业人口，是中国为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
中青年经济学者赵晓日前刚刚完成一项关于中国失业问题的课题研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认为，要从供需两方面来看我国的就业问题。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就业问题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典型失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西方历史上，如30年代大萧条，美、英、法等国也有近千万人的失业，但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需求上去了，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中国的失业则不尽相同。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另一部分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根据专家的计算，前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1.5亿左右，后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3000万至50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失业问题中非需求因素占了主导。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其根源就在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严重失衡，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远超过需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在记者采访时则指出了经济全球化对目前我国就业问题也有一定影响。他认为，日元贬值与日本5％的失业率有关，日本现在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因为就业岗位的竞争，导致日本出现产业空心化。美国加征钢铁关税，之所以不惜动用201条款，是因为美国还有15万钢铁工人，要保证他们的饭碗。而中国家电业在欧洲遭到反倾销，也是欧洲国家保护就业的表现。
陈淮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内在含义之一，就在于中国正在参与对世界范围内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
如果说，中国在近一个历史时期出现这种经济增长、劳动岗位不增反减的现象，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的话，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政府有意选择的结果。美国著名的凯恩斯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这样指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选择。”那么，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不仅在思想理论界，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事实上，为了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题都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尤其是追求GDP的高增长。
这种发展战略给就业带来的后果，“一是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矛盾正在趋于激化，二是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正在趋于激化。”陈淮对记者说。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社会对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诉求中，要求“公平”和要求“保护”将成为最明显的呼声。如何协调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避免城乡两大劳动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激化，将成为对我国正在发育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在不断规范的就业政策的严峻考验。
因此，“相比增长，政府在社会就业中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赵晓说。这种责任是政府要在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与就业当中做出就业优先的战略选择并做出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承诺，即把就业优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在多数工业发达国家选择了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之后，各国都结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改变了过去单纯靠现金补助失业者的办法而选择了事前防止失业和促进就业的积极的劳动力政策。赵晓以瑞典为例进行了分析。他说，瑞典的就业策略是“每个人就业”或“充分就业”，这是过去40年来瑞典始终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之一。瑞典设立了国家就业委员会并在全国设有360家就业办公室，60家特殊的就业服务机构和90家职业能力测试所。就业办公室主要功能是职业咨询和安置指导。瑞典把
GDP的0.9％用于消极的措施上，而把GDP的1.7％投入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上。这使得瑞典在1945-1991年间，所见到的最高失业率只有3.5％，其中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一直处于1.5-2.7％间，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仅为2.5％。同时通过建立就业保障法，禁止不公平解雇来保护雇员。
效率与就业是一对尖锐的矛盾。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要国际竞争力，还是要充分就业？要高效率，还是要高社会福利？理论和经验都证明，用牺牲效率和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这对于还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将要冒丧失国家竞争力的风险；而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又会使更多的人走入失业行列，这在收入分配日益两极分化的当下，要充分考虑被淘汰劳动者的承受力。从一百多年的积贫积弱中走到现在，中国太渴望富裕与强大了，因此，选择效率和追求GDP的增长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深厚平均主义传统的国度，现实的国情决定了贫富差距不能拉得太大，否则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市场机制天然地偏向效率，缩小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任务只能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因此，从政府角度来讲，照顾弱势群体的手段就不能仅仅表现在像“扶贫”和“再就业工程”这样的经济支持和物质援助上，还要运用政治的手段，给弱势集团舆论和道义的空间。因为，说到底，市场机制必须要有民主制度来加以制约，否则，只有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是以就业优先还是以效率优先，要根据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运行情况来不断做出判断和调整。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调整发展观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诱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解决就业这一棘手的问题上，仅靠市场之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宏观调控。
6月上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共同召开了“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对策研讨会”。几乎有关这方面的权威人士都出席了会议。尽管会上有很多争论，但是，调整发展观却是专家们达成的一致共识。
专家认为，对于愈来愈汹涌的失业大潮，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用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也就是说，至少在“十五”及以后的若干年内，国家的政策选择应以就业作为中国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优先目标，而不能将就业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并把它看成经济政策的副产品。特别是在当前，整个社会的发展战略应由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为此，他们提出：一要解决长期以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就业率提高的问题；二要解决就业和失业统计体系不完善、信息失真、传递不通畅的问题；三要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部分地区所有制、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吸纳劳动力能力弱的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就业是硬道理中最硬的道理。”
会后，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述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在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国民经济主要矛盾交叉激化、7亿多劳动者一半以上没有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增加就业就是发展。从发展观、发展战略上作出重大调整，确立就业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我国的就业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劳动保障部的官员王英才也强调，我们的对策是，“要把就业当成全社会的责任，成为政府的第一目标。”
的确，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看，就业对于经济增长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经济学家奥肯研究了失业率与GDP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理，即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实际GDP的增长率就下降2个百分点。奥肯定理表明，失业意味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个人而言，是人力资本的浪费和收入的减少；对国家而言，是实际GDP的减少。
好在专家们的声音正在被政府倾听。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制定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扩大就业的战略计划：1、把发展服务业作为近期扩大就业的主攻方向?“十五”时期服务业要争取新增从业人员4500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由2000年的27.5％提高到33％；2、把发展小城镇服务业作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载体；3、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兴办服务业?充分发挥他们在活跃市场、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4、加快服务业市场化步伐，推进部分由政府配置资源为主的服务行业向市场为主转变，加快垄断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放宽准入领域。国家计委副主任汪洋为此强调说，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将成为中国增加就业的主要手段之一。
据统计，20世纪最后10年间，中国服务业创造了7740万个新就业岗位，吸收了7240万个新增劳动力和500万个从其他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服务业将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获益最明显的部门。只要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和法律支持，今后一段时期内，每年新增几百万就业人数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经济学家张曙光说，“政府此举虽不失为一个途径，但关键仍在于体制创新?能否打破国家垄断和政府包办，去掉种种歧视性规定，鼓励和支持企业和个人去冒险和创新，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保护创业者权益和提供教育培训。”
总之，解决中国就业问题，应把就业优先、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而扩大就业是扩大内需的第一支点。这在接受采访的大多数专家那里，形成了共识。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是以就业优先还是以效率优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选择。走好了，是中国之福；走错了，是中国之害。
“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国情问题研究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对记者说。据他计算，中国以世界上9.6％的自然资源(指电力生产量、商业能源使用量、农业种植面积和水资源)、9.4％的资本资源(指国内投资额、资本市场、净外国直接投资，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1.85％的知识技术资源(指个人电脑数、互联网主机数、本国居民申请专利数、科学论文发表数和研究与开发支出，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1.83％的国际资源(指出口货物和服务总额、进口货物和服务总额、版权和专利收入、版权和专利支出)来为26％的劳动力人口创造就业机会。换句话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要像中国这样提供7.3亿个工作岗位，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总共才提供4.3亿个工作岗位。
4月发布的《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对我国的就业形势进行了分析。白皮书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劳动力过剩，就业问题现已成为社会生活中最为紧迫的问题。6月10日公布的劳动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也再次印证了白皮书的结论。公报显示，截至2001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到今年3月底，升至3.7％。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估算，实际城镇失业率在5％-6％之间，有专家认为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实际数字可能达到10％左右。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司长王英才4月中旬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透露，“十五”期间我国将新增劳动力4650万人，加上现有的1750万下岗待业劳动力和农村1.5亿剩余劳动力，要满足这2亿多人的就业至少需要今后5年中每年增加几千万个工作岗位，而现在，即使每年经济成长达到7％，每年新增的工作岗位也只有800万个。何况，近年来GDP的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力不断下降，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而目前还不足0.1个百分点，估计缺口将是2000万人。像纺织等传统产业会增长一些就业岗位，但由于劳动力素质的问题，仍然会出现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现象。大龄、低技能的人员将因长期失业成为社会贫困阶层，下岗人员再就业率越来越低，失业时间越来越长，特别是，据一些学者估计，今后10年，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会持续上升，只有到2010年以后才会下降。因此，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高失业率将与长失业期并存，就业弱势群体将持续扩大。
不仅仅是工人，具有高知识、高学历的大学生群体也开始出现失业现象。这就是所谓“2030现象”，即20岁到30岁之间的人面临的就业难题。作为一种新失业现象，它其实也可以叫做毕业失业现象。“2030现象”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据有关调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16岁以上30岁以下者，占了50％。
当前就业问题的严峻还表现在它与农村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农村滞存了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城乡每年还有1200多万新成长劳动力进入劳动大军。入世后?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1000多万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200万。目前，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总量已经达到1460万，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7％。在上述各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即使每年只增加失业人员200万，也将使我国城镇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达到经济活动人口的8％以上。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可以说，在整个“十五”及以后的若干年，我国将进入严酷的高失业和就业结构大调整时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像中国这样的就业挑战。效率的代价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是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目标，也是它取得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这两大目标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首先是经济转型的结果。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资本排斥劳动力的过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所谓结构调整，用胡鞍钢的话说，就是“创造性地摧毁”，一方面在那些新兴产业、采用新技术的领域、新的经济成份中不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在那些传统产业、采用旧技术的领域、旧的经济成份中不断摧毁大量的旧的工作岗位。当摧毁旧工作岗位的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创造新工作岗位的规模和速度时就引发了大规模、突发性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出现大批失业人口，是中国为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
中青年经济学者赵晓日前刚刚完成一项关于中国失业问题的课题研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认为，要从供需两方面来看我国的就业问题。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就业问题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典型失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西方历史上，如30年代大萧条，美、英、法等国也有近千万人的失业，但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需求上去了，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中国的失业则不尽相同。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另一部分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根据专家的计算，前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1.5亿左右，后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3000万至50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失业问题中非需求因素占了主导。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其根源就在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严重失衡，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远超过需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在记者采访时则指出了经济全球化对目前我国就业问题也有一定影响。他认为，日元贬值与日本5％的失业率有关，日本现在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因为就业岗位的竞争，导致日本出现产业空心化。美国加征钢铁关税，之所以不惜动用201条款，是因为美国还有15万钢铁工人，要保证他们的饭碗。而中国家电业在欧洲遭到反倾销，也是欧洲国家保护就业的表现。
陈淮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内在含义之一，就在于中国正在参与对世界范围内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
如果说，中国在近一个历史时期出现这种经济增长、劳动岗位不增反减的现象，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的话，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政府有意选择的结果。美国著名的凯恩斯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这样指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选择。”那么，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不仅在思想理论界，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事实上，为了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题都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尤其是追求GDP的高增长。
这种发展战略给就业带来的后果，“一是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矛盾正在趋于激化，二是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正在趋于激化。”陈淮对记者说。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社会对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诉求中，要求“公平”和要求“保护”将成为最明显的呼声。如何协调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避免城乡两大劳动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激化，将成为对我国正在发育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在不断规范的就业政策的严峻考验。
因此，“相比增长，政府在社会就业中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赵晓说。这种责任是政府要在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与就业当中做出就业优先的战略选择并做出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承诺，即把就业优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在多数工业发达国家选择了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之后，各国都结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改变了过去单纯靠现金补助失业者的办法而选择了事前防止失业和促进就业的积极的劳动力政策。赵晓以瑞典为例进行了分析。他说，瑞典的就业策略是“每个人就业”或“充分就业”，这是过去40年来瑞典始终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之一。瑞典设立了国家就业委员会并在全国设有360家就业办公室，60家特殊的就业服务机构和90家职业能力测试所。就业办公室主要功能是职业咨询和安置指导。瑞典把
GDP的0.9％用于消极的措施上，而把GDP的1.7％投入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上。这使得瑞典在1945-1991年间，所见到的最高失业率只有3.5％，其中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一直处于1.5-2.7％间，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仅为2.5％。同时通过建立就业保障法，禁止不公平解雇来保护雇员。
效率与就业是一对尖锐的矛盾。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要国际竞争力，还是要充分就业？要高效率，还是要高社会福利？理论和经验都证明，用牺牲效率和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这对于还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将要冒丧失国家竞争力的风险；而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又会使更多的人走入失业行列，这在收入分配日益两极分化的当下，要充分考虑被淘汰劳动者的承受力。从一百多年的积贫积弱中走到现在，中国太渴望富裕与强大了，因此，选择效率和追求GDP的增长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深厚平均主义传统的国度，现实的国情决定了贫富差距不能拉得太大，否则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市场机制天然地偏向效率，缩小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任务只能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因此，从政府角度来讲，照顾弱势群体的手段就不能仅仅表现在像“扶贫”和“再就业工程”这样的经济支持和物质援助上，还要运用政治的手段，给弱势集团舆论和道义的空间。因为，说到底，市场机制必须要有民主制度来加以制约，否则，只有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是以就业优先还是以效率优先，要根据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运行情况来不断做出判断和调整。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调整发展观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诱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解决就业这一棘手的问题上，仅靠市场之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宏观调控。
6月上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共同召开了“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对策研讨会”。几乎有关这方面的权威人士都出席了会议。尽管会上有很多争论，但是，调整发展观却是专家们达成的一致共识。
专家认为，对于愈来愈汹涌的失业大潮，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用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也就是说，至少在“十五”及以后的若干年内，国家的政策选择应以就业作为中国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优先目标，而不能将就业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并把它看成经济政策的副产品。特别是在当前，整个社会的发展战略应由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为此，他们提出：一要解决长期以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就业率提高的问题；二要解决就业和失业统计体系不完善、信息失真、传递不通畅的问题；三要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部分地区所有制、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吸纳劳动力能力弱的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就业是硬道理中最硬的道理。”
会后，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述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在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国民经济主要矛盾交叉激化、7亿多劳动者一半以上没有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增加就业就是发展。从发展观、发展战略上作出重大调整，确立就业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我国的就业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劳动保障部的官员王英才也强调，我们的对策是，“要把就业当成全社会的责任，成为政府的第一目标。”
的确，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看，就业对于经济增长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经济学家奥肯研究了失业率与GDP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理，即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实际GDP的增长率就下降2个百分点。奥肯定理表明，失业意味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个人而言，是人力资本的浪费和收入的减少；对国家而言，是实际GDP的减少。
好在专家们的声音正在被政府倾听。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制定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扩大就业的战略计划：1、把发展服务业作为近期扩大就业的主攻方向?“十五”时期服务业要争取新增从业人员4500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由2000年的27.5％提高到33％；2、把发展小城镇服务业作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载体；3、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兴办服务业?充分发挥他们在活跃市场、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4、加快服务业市场化步伐，推进部分由政府配置资源为主的服务行业向市场为主转变，加快垄断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放宽准入领域。国家计委副主任汪洋为此强调说，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将成为中国增加就业的主要手段之一。
据统计，20世纪最后10年间，中国服务业创造了7740万个新就业岗位，吸收了7240万个新增劳动力和500万个从其他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服务业将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获益最明显的部门。只要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和法律支持，今后一段时期内，每年新增几百万就业人数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经济学家张曙光说，“政府此举虽不失为一个途径，但关键仍在于体制创新?能否打破国家垄断和政府包办，去掉种种歧视性规定，鼓励和支持企业和个人去冒险和创新，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保护创业者权益和提供教育培训。”
总之，解决中国就业问题，应把就业优先、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而扩大就业是扩大内需的第一支点。这在接受采访的大多数专家那里，形成了共识。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是以就业优先还是以效率优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选择。走好了，是中国之福；走错了，是中国之害。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现在我暂时还不用考虑这些。。。。以后就不知道了；目前国家的就业情况确实不好，很多人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