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分享]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08:06:32
作者： 胡鞍钢 文章来源：《财经界》
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的最大就业战争;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如7%～8%甚至更高;正规部门下岗职工实际累计在4000万人以上;中国城镇正在出现“妇女大裁员时代”，约有1100万女性职工下岗;大学本科、专科和高中文化程度者求职就业比例只有71～73%；35～44岁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37%;估计2002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然而今年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岗位可能在400～500万之间。
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在不断增长。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历届政府始终需要优先重点解决3个基本发展问题：第一是吃饭问题，为占世界21%的人口提供粮食与食品需求，保证粮食与食品安全；第二是就业问题，为占世界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固定与临时就业，全时与部分时间就业等多种灵活就业机会；第三是养老问题，为占世界1/5以上的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保证他们能够安度晚年充分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各类主要农产品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人均谷物、蔬菜和水产品生产量和消费量都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美国农业部，2002)。进入90年代下半期农产品供给大大超过农产品需求，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在较低收入条件下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尽管农业还存在一些大问题，如农业结构调整速度过快和农产品市场开放速度过快，会引起国内粮食生产大滑坡，农民农业收入下降，但这已经不是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因为农民收入也很难靠农业生产来提高。现在中国最突出的经济发展矛盾是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社会矛盾。那么如何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就业压力是什么含义？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竞争越演越烈，堪称为“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难题。
一、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愈来愈大，形成迅速增大的就业压力
第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高峰期，达到1000万人。根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2001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按劳动参与率70%计算，2001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2002年近1000万人。1998～2000年期间我国净增劳动力就业人数(指新生就业劳动力减去退出劳动力)1193万人，平均每年只有400万人。估计今后几年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比率在40～50%之间。
第二、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超过54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十分低下。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约130万人，高中毕业就业人员200万人，农转非就业人员180万人，而城镇主要实际吸纳新增就业人员在300万人左右，占新增劳动力供给量的56%，其余人员转入登记失业人数之中。1998～2000年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约596万人，平均每年只有20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只有40%多。
第三、城镇登记失业、下岗失业和其他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已达1900万人。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2002年约14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定义，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们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近年来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持续下降，由1998年的50%将至为2001年第三季度的19%。按再就业率30%计算，这些失业人员可能就业的只有540～570万人。
第四、来自大批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每年新增人数在800～1000万人。据农业部调查统计，2001年全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为7800万人，比上年增长15%。我们估计这是农民外出打工的下限，其上限有可能在1亿人以上。如果按10%的增长率计算，每年进城(包括本县、本省和外省)需要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供给量也在800～1000万人之间。
第五、大学生就业与失业开始出现新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2001年大专、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0%，待业率为60%，2002年约80万人待业。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每年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200～300万登记失业人员、几百万进城农民工，就业供给量在1000万人左右。但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三方面的就业压力都增大了，原有就业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就业矛盾。若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以上5大新增就业供给量约在2000万人以上，比5年前扩大了一倍以上，今后还会愈来愈多，就业压力愈来愈大。政府提出的新增就业目标是800万，而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能力可能在400～500万之间。在城镇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的需求是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格局。
二、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
第一、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明显下降。80年代(1980-1989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2。在“八五”期间(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12.0%，就业增长率降至为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九五”(1996-200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
长8.3%，就业增长率降至为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
第二、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规模下降了44%。80年代平均每年净增就业人数为1297万人，“八五”期间降至为808万人，“九五”期间又降为575万人，仅相当于80年代平均每年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
第三、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1978～1995年我国正规部门(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呈上升趋势，累计净增就业人数4560万人，而后开始呈大幅度下降。2000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1995年减少了3159万人，下降了28.1%，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下降了52.4%。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下降了1/3，这相当于减少了一个韩国的总人口。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职工人数782万人(其中企业为612万人)，下岗职工实际累计也在4000万人以上。
第四、各产业新增就业能力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八五”期间第一产业每年减少就业人员592万人，而“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202万人。由于农业附加值增长率由4.2%下降为3.5%，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八五”期间第二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395万人，而“九五”期间出现负增长，其中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减少1720万人。制造业和采掘业从1995年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八五”期间第三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1005万人，而“九五”期间降至为416万人，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减少了60%(见表2)。这表明“九五”期间第一产业不应当继续增加就业，第二产业不创造新增就业，第三产业创造新增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使我国创造就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16个行业中，仅5大行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采掘和农业)减少职工3857万人，占全部减少的106%。
第五、城乡各单位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城乡就业人数增长规模都比“八五”期间有所下降。例如：作为农村非农产业主要就业机器的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96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减少688万人。城镇与乡村个体经济就业人数从1999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分别减少了278万人和893万人，合计减少了1171万人。
三、局部地区就业与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甚至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第一、“九五”期间各地区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在31个地区中有14个地区是负增长，其中从业人员减少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为218万人，其次是江苏189万人，湖北184万人，吉林179万人，江西129万人，上海91万人，天津78万人，重庆54万人，北京39万人。
第二、1996～2000年各地区职工人数下降幅度最大是辽宁为411万人，减少幅度为41.2%,职工人数减少超过200万，有4个地区；黑龙江为283万人，四川(包括重庆)为263.4万，江苏232.5万，湖北209万,减少人数100～200万有14省区;总计有16个省区域减少人数超过100万，其规模之大在各地区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第三、各地区国有职工下降人数幅度最大的仍是辽宁(259.43),其次黑龙江92.28万,四川(包括重庆)(215.4万),裁减100～200万人有12个省区。第四、各地区集体单位减少职工人数超过50%的有14个省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
这次结构调整几乎涉及所有地区，其中东北三省中部地区更为突出。根据中央政研室等单位调查，辽宁离岗、失业和待业人员达312万人。截至到2000年底，全省离岗、登记失业人员和当年待业人员(新增劳动力)总数为311.9万人，其中离岗职工人数为244.9万人(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登记失业人员为41.2万人(实际失业人数还要翻一番以上)、当年的待业人员为24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低。2000年，辽宁只有39.9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只有38%。
四、中国城镇正在出现“妇女大裁员时代”
从1995年以来，随着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比男性受到更为普遍的影响和冲击，成为新的社会边缘化人群的主体。1995-2000年期间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由5889.0万人下降至4411.3万人，净减少了1477.7万人，即下降了25.1个百分点(1/4)，即过去5年期间每4名在岗女性职工，平均有一名下岗或分流。相当于全国单位职工减少人数(3649万人)的40.5%。
大部分行业属于“妇女裁员”型。在16个行业中有9个行业是属于“减人”型，减少幅度在5～44%之间；其他行业属于“增人型”，除教育行业外，其他行业吸纳新增女性就业人员的绝对数相当小，总体上看呈减人型，或者说大幅度工作岗位“摧毁型”。
妇女大裁员主要出现在4大传统产业，共计减少1600万人。过去5年期间制造业减少了女性职工1056.8万人，采掘业减少了86.1万人，建筑业减少了63.1万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减少了397.1万人。
妇女大裁员既具有家庭矛盾的内部影响又具有较强的社会负外部性。若扣除正常女性离退休人员，估计约有1100万女性职工下岗，这等于波及和涉及城镇1000多万户家庭；若按每个家庭3.2个人口计算，波及和涉及城镇人口3200多万人。妇女下岗失业不仅直接影响本人的收入，而且还给本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和心理压力。特别是那些因企业亏损和企业破产而下岗的女性职工属于“非自愿性失业”，她们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意愿。这种强迫性失业对她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资料，1999年女性下岗职工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的44.6%。尽管妇女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低于男性比例，不仅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愈来愈小，而且出现“摧毁”岗位远大于“创造”岗位，只有在那些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行业才能有就业的可能，她们不是接受“低工资、低报酬”，就是“高学历、高竞争力”。妇女是中国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大的人群。
五、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农民收入
在中国农村虽然并不存在公开的失业，但却存在大量的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现象，即：这类失业者是指那些实际工作的时间少于他们能够并愿意工作时间的劳动者。例如，一个劳动者一天能够并愿意工作8小时，但由于工作机会的缺乏，实际上只工作6小时。我们把他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根据我们按劳动——耕地比例法估计，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曾在1991年达到1.66亿，而后有所下降，1995年以后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下降，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变化不大。我们估计，2000年约有1.4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占我国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2.45%,这相当于我国农业劳动力中有效劳动时间不足3/5，剩余劳动时间2/5以上。我们估计由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的闲置，从总产出的角度看相当于造成20%～30%GDP损失；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相当于造成了2%～10%的GDP的居民消费额损失。
尽管我国潜在生产能力(GDP长期增长率)在9.5%，但是实际GDP增长率仅在7%～8%之间，内需不足，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这是因为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低下，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剩余劳动时间比率高。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总数的50%，但是农业附加值占全国GDP只有16%。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劳动生产力和农业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家庭抽样调查，1997年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1092元，到2000年减少为601元，而工资性收入由512元提高至700元，这表明农民的劳务收入已经超过了农民的农业现金收入。只有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因此今后5～10年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基本发展趋势。
以上表明，我国就业供给需求矛盾十分突出，不仅总量失衡，而且结构失衡；不仅全国就业矛盾比较尖锐，而且局部地区相当严重；不仅城乡人群之间存在就业竞争，而且新老劳动力、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人口之间也存在就业竞争。根据全国劳动力市场调查，2001年大学本科、专科和高中文化程度者求职就业比例只有71～73%；35～44岁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37%，45岁以上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46%。随着政府和公共机构进一步消减人员，人事制度改革，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还会有更多的公务员和公职人员下岗或分流。
六、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
朱总理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为此在“十五”期间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但是结构调整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需要重新认识结构调整的含义与政策含义。
结构调整实质是创造性摧毁。创造就业并不简单地等于就业增长，这与就业的结构类型与结构调整的阶段有关。所谓创造就业的含义是指净就业创造(NetJob“Creation”)，它等于总就业创造(GrossJob“Creation”)减去总就业破坏(GrossJob“Destruction”)。总就业创造常常产生于新经济部门、采用新技术领域、新企业、新生产方式、新城市等，这是扩大就业的新来源；总就业破坏常常发生于旧经济部门、采用老技术领域、老企业、旧生产方式、老城市等，这是摧毁就业的主要来源。净就业创造就是这两种力量的竞赛。通常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初期，旧工作岗位增长率低或负增长，但是比例高，而新工作岗位增长率高，但是比例低，因而总就业破坏会超过总就业创造，出现负的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在上升；如果结构调整初期旧岗位比例愈高，总就业破坏的规模就愈大，反之则反；如果结构调整的速度愈慢，后来调整的时间就愈长；如果结构调整的速度愈快，调整的阵痛和代价就愈大，反之则反。在经济结构调整的中期，总就业破坏与总就业创造大体相当，还没有出现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达到高峰。总就业创造超过总就业破坏，出现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有所下降。目前中国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初期，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如7%-8%甚至更高。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的最大就业战争。
从全球背景看，失业是全球性发展的最大难题之一，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就业竞争。进入90年代，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已成为长期性失业挑战；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公开和隐蔽性失业人口；东南亚国家因受金融危机冲击失业率大幅度攀升；前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出现“突发性失业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极其特殊的国情：中国资本资源(指国内投资额)仅占世界总量的不足4%，但劳动力却占世界总数的26.3%。中国正经历着两个巨大的迅速的转变，即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前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企业下岗职工激增，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已达到历史最高峰，乡村中存在大量隐蔽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作者： 胡鞍钢 文章来源：《财经界》
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的最大就业战争;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如7%～8%甚至更高;正规部门下岗职工实际累计在4000万人以上;中国城镇正在出现“妇女大裁员时代”，约有1100万女性职工下岗;大学本科、专科和高中文化程度者求职就业比例只有71～73%；35～44岁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37%;估计2002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然而今年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岗位可能在400～500万之间。
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在不断增长。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历届政府始终需要优先重点解决3个基本发展问题：第一是吃饭问题，为占世界21%的人口提供粮食与食品需求，保证粮食与食品安全；第二是就业问题，为占世界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固定与临时就业，全时与部分时间就业等多种灵活就业机会；第三是养老问题，为占世界1/5以上的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保证他们能够安度晚年充分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各类主要农产品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人均谷物、蔬菜和水产品生产量和消费量都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美国农业部，2002)。进入90年代下半期农产品供给大大超过农产品需求，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在较低收入条件下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尽管农业还存在一些大问题，如农业结构调整速度过快和农产品市场开放速度过快，会引起国内粮食生产大滑坡，农民农业收入下降，但这已经不是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因为农民收入也很难靠农业生产来提高。现在中国最突出的经济发展矛盾是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社会矛盾。那么如何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就业压力是什么含义？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竞争越演越烈，堪称为“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难题。
一、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愈来愈大，形成迅速增大的就业压力
第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高峰期，达到1000万人。根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2001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按劳动参与率70%计算，2001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2002年近1000万人。1998～2000年期间我国净增劳动力就业人数(指新生就业劳动力减去退出劳动力)1193万人，平均每年只有400万人。估计今后几年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比率在40～50%之间。
第二、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超过54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十分低下。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约130万人，高中毕业就业人员200万人，农转非就业人员180万人，而城镇主要实际吸纳新增就业人员在300万人左右，占新增劳动力供给量的56%，其余人员转入登记失业人数之中。1998～2000年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约596万人，平均每年只有20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只有40%多。
第三、城镇登记失业、下岗失业和其他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已达1900万人。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2002年约14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定义，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们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近年来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持续下降，由1998年的50%将至为2001年第三季度的19%。按再就业率30%计算，这些失业人员可能就业的只有540～570万人。
第四、来自大批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每年新增人数在800～1000万人。据农业部调查统计，2001年全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为7800万人，比上年增长15%。我们估计这是农民外出打工的下限，其上限有可能在1亿人以上。如果按10%的增长率计算，每年进城(包括本县、本省和外省)需要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供给量也在800～1000万人之间。
第五、大学生就业与失业开始出现新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2001年大专、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0%，待业率为60%，2002年约80万人待业。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每年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200～300万登记失业人员、几百万进城农民工，就业供给量在1000万人左右。但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三方面的就业压力都增大了，原有就业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就业矛盾。若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以上5大新增就业供给量约在2000万人以上，比5年前扩大了一倍以上，今后还会愈来愈多，就业压力愈来愈大。政府提出的新增就业目标是800万，而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能力可能在400～500万之间。在城镇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的需求是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格局。
二、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
第一、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明显下降。80年代(1980-1989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2。在“八五”期间(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12.0%，就业增长率降至为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九五”(1996-200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
长8.3%，就业增长率降至为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
第二、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规模下降了44%。80年代平均每年净增就业人数为1297万人，“八五”期间降至为808万人，“九五”期间又降为575万人，仅相当于80年代平均每年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
第三、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1978～1995年我国正规部门(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呈上升趋势，累计净增就业人数4560万人，而后开始呈大幅度下降。2000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1995年减少了3159万人，下降了28.1%，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下降了52.4%。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下降了1/3，这相当于减少了一个韩国的总人口。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职工人数782万人(其中企业为612万人)，下岗职工实际累计也在4000万人以上。
第四、各产业新增就业能力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八五”期间第一产业每年减少就业人员592万人，而“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202万人。由于农业附加值增长率由4.2%下降为3.5%，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八五”期间第二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395万人，而“九五”期间出现负增长，其中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减少1720万人。制造业和采掘业从1995年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八五”期间第三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1005万人，而“九五”期间降至为416万人，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减少了60%(见表2)。这表明“九五”期间第一产业不应当继续增加就业，第二产业不创造新增就业，第三产业创造新增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使我国创造就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16个行业中，仅5大行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采掘和农业)减少职工3857万人，占全部减少的106%。
第五、城乡各单位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城乡就业人数增长规模都比“八五”期间有所下降。例如：作为农村非农产业主要就业机器的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96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减少688万人。城镇与乡村个体经济就业人数从1999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分别减少了278万人和893万人，合计减少了1171万人。
三、局部地区就业与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甚至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第一、“九五”期间各地区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在31个地区中有14个地区是负增长，其中从业人员减少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为218万人，其次是江苏189万人，湖北184万人，吉林179万人，江西129万人，上海91万人，天津78万人，重庆54万人，北京39万人。
第二、1996～2000年各地区职工人数下降幅度最大是辽宁为411万人，减少幅度为41.2%,职工人数减少超过200万，有4个地区；黑龙江为283万人，四川(包括重庆)为263.4万，江苏232.5万，湖北209万,减少人数100～200万有14省区;总计有16个省区域减少人数超过100万，其规模之大在各地区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第三、各地区国有职工下降人数幅度最大的仍是辽宁(259.43),其次黑龙江92.28万,四川(包括重庆)(215.4万),裁减100～200万人有12个省区。第四、各地区集体单位减少职工人数超过50%的有14个省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
这次结构调整几乎涉及所有地区，其中东北三省中部地区更为突出。根据中央政研室等单位调查，辽宁离岗、失业和待业人员达312万人。截至到2000年底，全省离岗、登记失业人员和当年待业人员(新增劳动力)总数为311.9万人，其中离岗职工人数为244.9万人(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登记失业人员为41.2万人(实际失业人数还要翻一番以上)、当年的待业人员为24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低。2000年，辽宁只有39.9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只有38%。
四、中国城镇正在出现“妇女大裁员时代”
从1995年以来，随着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比男性受到更为普遍的影响和冲击，成为新的社会边缘化人群的主体。1995-2000年期间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由5889.0万人下降至4411.3万人，净减少了1477.7万人，即下降了25.1个百分点(1/4)，即过去5年期间每4名在岗女性职工，平均有一名下岗或分流。相当于全国单位职工减少人数(3649万人)的40.5%。
大部分行业属于“妇女裁员”型。在16个行业中有9个行业是属于“减人”型，减少幅度在5～44%之间；其他行业属于“增人型”，除教育行业外，其他行业吸纳新增女性就业人员的绝对数相当小，总体上看呈减人型，或者说大幅度工作岗位“摧毁型”。
妇女大裁员主要出现在4大传统产业，共计减少1600万人。过去5年期间制造业减少了女性职工1056.8万人，采掘业减少了86.1万人，建筑业减少了63.1万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减少了397.1万人。
妇女大裁员既具有家庭矛盾的内部影响又具有较强的社会负外部性。若扣除正常女性离退休人员，估计约有1100万女性职工下岗，这等于波及和涉及城镇1000多万户家庭；若按每个家庭3.2个人口计算，波及和涉及城镇人口3200多万人。妇女下岗失业不仅直接影响本人的收入，而且还给本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和心理压力。特别是那些因企业亏损和企业破产而下岗的女性职工属于“非自愿性失业”，她们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意愿。这种强迫性失业对她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资料，1999年女性下岗职工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的44.6%。尽管妇女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低于男性比例，不仅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愈来愈小，而且出现“摧毁”岗位远大于“创造”岗位，只有在那些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行业才能有就业的可能，她们不是接受“低工资、低报酬”，就是“高学历、高竞争力”。妇女是中国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大的人群。
五、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农民收入
在中国农村虽然并不存在公开的失业，但却存在大量的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现象，即：这类失业者是指那些实际工作的时间少于他们能够并愿意工作时间的劳动者。例如，一个劳动者一天能够并愿意工作8小时，但由于工作机会的缺乏，实际上只工作6小时。我们把他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根据我们按劳动——耕地比例法估计，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曾在1991年达到1.66亿，而后有所下降，1995年以后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下降，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变化不大。我们估计，2000年约有1.4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占我国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2.45%,这相当于我国农业劳动力中有效劳动时间不足3/5，剩余劳动时间2/5以上。我们估计由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的闲置，从总产出的角度看相当于造成20%～30%GDP损失；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相当于造成了2%～10%的GDP的居民消费额损失。
尽管我国潜在生产能力(GDP长期增长率)在9.5%，但是实际GDP增长率仅在7%～8%之间，内需不足，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这是因为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低下，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剩余劳动时间比率高。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总数的50%，但是农业附加值占全国GDP只有16%。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劳动生产力和农业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家庭抽样调查，1997年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1092元，到2000年减少为601元，而工资性收入由512元提高至700元，这表明农民的劳务收入已经超过了农民的农业现金收入。只有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因此今后5～10年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基本发展趋势。
以上表明，我国就业供给需求矛盾十分突出，不仅总量失衡，而且结构失衡；不仅全国就业矛盾比较尖锐，而且局部地区相当严重；不仅城乡人群之间存在就业竞争，而且新老劳动力、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人口之间也存在就业竞争。根据全国劳动力市场调查，2001年大学本科、专科和高中文化程度者求职就业比例只有71～73%；35～44岁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37%，45岁以上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46%。随着政府和公共机构进一步消减人员，人事制度改革，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还会有更多的公务员和公职人员下岗或分流。
六、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
朱总理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为此在“十五”期间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但是结构调整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需要重新认识结构调整的含义与政策含义。
结构调整实质是创造性摧毁。创造就业并不简单地等于就业增长，这与就业的结构类型与结构调整的阶段有关。所谓创造就业的含义是指净就业创造(NetJob“Creation”)，它等于总就业创造(GrossJob“Creation”)减去总就业破坏(GrossJob“Destruction”)。总就业创造常常产生于新经济部门、采用新技术领域、新企业、新生产方式、新城市等，这是扩大就业的新来源；总就业破坏常常发生于旧经济部门、采用老技术领域、老企业、旧生产方式、老城市等，这是摧毁就业的主要来源。净就业创造就是这两种力量的竞赛。通常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初期，旧工作岗位增长率低或负增长，但是比例高，而新工作岗位增长率高，但是比例低，因而总就业破坏会超过总就业创造，出现负的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在上升；如果结构调整初期旧岗位比例愈高，总就业破坏的规模就愈大，反之则反；如果结构调整的速度愈慢，后来调整的时间就愈长；如果结构调整的速度愈快，调整的阵痛和代价就愈大，反之则反。在经济结构调整的中期，总就业破坏与总就业创造大体相当，还没有出现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达到高峰。总就业创造超过总就业破坏，出现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有所下降。目前中国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初期，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如7%-8%甚至更高。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的最大就业战争。
从全球背景看，失业是全球性发展的最大难题之一，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就业竞争。进入90年代，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已成为长期性失业挑战；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公开和隐蔽性失业人口；东南亚国家因受金融危机冲击失业率大幅度攀升；前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出现“突发性失业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极其特殊的国情：中国资本资源(指国内投资额)仅占世界总量的不足4%，但劳动力却占世界总数的26.3%。中国正经历着两个巨大的迅速的转变，即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前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企业下岗职工激增，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已达到历史最高峰，乡村中存在大量隐蔽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的最大就业战争;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如7%～8%甚至更高;正规部门下岗职工实际累计在4000万人以上;中国城镇正在出现“妇女大裁员时代”，约有1100万女性职工下岗;大学本科、专科和高中文化程度者求职就业比例只有71～73%；35～44岁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37%;估计2002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然而今年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岗位可能在400～500万之间。
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在不断增长。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历届政府始终需要优先重点解决3个基本发展问题：第一是吃饭问题，为占世界21%的人口提供粮食与食品需求，保证粮食与食品安全；第二是就业问题，为占世界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固定与临时就业，全时与部分时间就业等多种灵活就业机会；第三是养老问题，为占世界1/5以上的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保证他们能够安度晚年充分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各类主要农产品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人均谷物、蔬菜和水产品生产量和消费量都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美国农业部，2002)。进入90年代下半期农产品供给大大超过农产品需求，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在较低收入条件下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尽管农业还存在一些大问题，如农业结构调整速度过快和农产品市场开放速度过快，会引起国内粮食生产大滑坡，农民农业收入下降，但这已经不是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因为农民收入也很难靠农业生产来提高。现在中国最突出的经济发展矛盾是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社会矛盾。那么如何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就业压力是什么含义？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竞争越演越烈，堪称为“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难题。
一、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愈来愈大，形成迅速增大的就业压力
第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高峰期，达到1000万人。根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2001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按劳动参与率70%计算，2001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2002年近1000万人。1998～2000年期间我国净增劳动力就业人数(指新生就业劳动力减去退出劳动力)1193万人，平均每年只有400万人。估计今后几年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比率在40～50%之间。
第二、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超过54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十分低下。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约130万人，高中毕业就业人员200万人，农转非就业人员180万人，而城镇主要实际吸纳新增就业人员在300万人左右，占新增劳动力供给量的56%，其余人员转入登记失业人数之中。1998～2000年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约596万人，平均每年只有20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只有40%多。
第三、城镇登记失业、下岗失业和其他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已达1900万人。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2002年约14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定义，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们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近年来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持续下降，由1998年的50%将至为2001年第三季度的19%。按再就业率30%计算，这些失业人员可能就业的只有540～570万人。
第四、来自大批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每年新增人数在800～1000万人。据农业部调查统计，2001年全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为7800万人，比上年增长15%。我们估计这是农民外出打工的下限，其上限有可能在1亿人以上。如果按10%的增长率计算，每年进城(包括本县、本省和外省)需要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供给量也在800～1000万人之间。
第五、大学生就业与失业开始出现新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2001年大专、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0%，待业率为60%，2002年约80万人待业。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每年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200～300万登记失业人员、几百万进城农民工，就业供给量在1000万人左右。但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三方面的就业压力都增大了，原有就业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就业矛盾。若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以上5大新增就业供给量约在2000万人以上，比5年前扩大了一倍以上，今后还会愈来愈多，就业压力愈来愈大。政府提出的新增就业目标是800万，而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能力可能在400～500万之间。在城镇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的需求是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格局。
二、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
第一、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明显下降。80年代(1980-1989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2。在“八五”期间(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12.0%，就业增长率降至为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九五”(1996-200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
长8.3%，就业增长率降至为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
第二、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规模下降了44%。80年代平均每年净增就业人数为1297万人，“八五”期间降至为808万人，“九五”期间又降为575万人，仅相当于80年代平均每年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
第三、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1978～1995年我国正规部门(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呈上升趋势，累计净增就业人数4560万人，而后开始呈大幅度下降。2000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1995年减少了3159万人，下降了28.1%，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下降了52.4%。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下降了1/3，这相当于减少了一个韩国的总人口。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职工人数782万人(其中企业为612万人)，下岗职工实际累计也在4000万人以上。
第四、各产业新增就业能力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八五”期间第一产业每年减少就业人员592万人，而“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202万人。由于农业附加值增长率由4.2%下降为3.5%，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八五”期间第二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395万人，而“九五”期间出现负增长，其中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减少1720万人。制造业和采掘业从1995年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八五”期间第三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1005万人，而“九五”期间降至为416万人，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减少了60%(见表2)。这表明“九五”期间第一产业不应当继续增加就业，第二产业不创造新增就业，第三产业创造新增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使我国创造就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16个行业中，仅5大行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采掘和农业)减少职工3857万人，占全部减少的106%。
第五、城乡各单位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城乡就业人数增长规模都比“八五”期间有所下降。例如：作为农村非农产业主要就业机器的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96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减少688万人。城镇与乡村个体经济就业人数从1999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分别减少了278万人和893万人，合计减少了1171万人。
三、局部地区就业与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甚至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第一、“九五”期间各地区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在31个地区中有14个地区是负增长，其中从业人员减少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为218万人，其次是江苏189万人，湖北184万人，吉林179万人，江西129万人，上海91万人，天津78万人，重庆54万人，北京39万人。
第二、1996～2000年各地区职工人数下降幅度最大是辽宁为411万人，减少幅度为41.2%,职工人数减少超过200万，有4个地区；黑龙江为283万人，四川(包括重庆)为263.4万，江苏232.5万，湖北209万,减少人数100～200万有14省区;总计有16个省区域减少人数超过100万，其规模之大在各地区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第三、各地区国有职工下降人数幅度最大的仍是辽宁(259.43),其次黑龙江92.28万,四川(包括重庆)(215.4万),裁减100～200万人有12个省区。第四、各地区集体单位减少职工人数超过50%的有14个省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
这次结构调整几乎涉及所有地区，其中东北三省中部地区更为突出。根据中央政研室等单位调查，辽宁离岗、失业和待业人员达312万人。截至到2000年底，全省离岗、登记失业人员和当年待业人员(新增劳动力)总数为311.9万人，其中离岗职工人数为244.9万人(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登记失业人员为41.2万人(实际失业人数还要翻一番以上)、当年的待业人员为24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低。2000年，辽宁只有39.9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只有38%。
四、中国城镇正在出现“妇女大裁员时代”
从1995年以来，随着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比男性受到更为普遍的影响和冲击，成为新的社会边缘化人群的主体。1995-2000年期间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由5889.0万人下降至4411.3万人，净减少了1477.7万人，即下降了25.1个百分点(1/4)，即过去5年期间每4名在岗女性职工，平均有一名下岗或分流。相当于全国单位职工减少人数(3649万人)的40.5%。
大部分行业属于“妇女裁员”型。在16个行业中有9个行业是属于“减人”型，减少幅度在5～44%之间；其他行业属于“增人型”，除教育行业外，其他行业吸纳新增女性就业人员的绝对数相当小，总体上看呈减人型，或者说大幅度工作岗位“摧毁型”。
妇女大裁员主要出现在4大传统产业，共计减少1600万人。过去5年期间制造业减少了女性职工1056.8万人，采掘业减少了86.1万人，建筑业减少了63.1万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减少了397.1万人。
妇女大裁员既具有家庭矛盾的内部影响又具有较强的社会负外部性。若扣除正常女性离退休人员，估计约有1100万女性职工下岗，这等于波及和涉及城镇1000多万户家庭；若按每个家庭3.2个人口计算，波及和涉及城镇人口3200多万人。妇女下岗失业不仅直接影响本人的收入，而且还给本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和心理压力。特别是那些因企业亏损和企业破产而下岗的女性职工属于“非自愿性失业”，她们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意愿。这种强迫性失业对她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资料，1999年女性下岗职工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的44.6%。尽管妇女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低于男性比例，不仅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愈来愈小，而且出现“摧毁”岗位远大于“创造”岗位，只有在那些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行业才能有就业的可能，她们不是接受“低工资、低报酬”，就是“高学历、高竞争力”。妇女是中国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大的人群。
五、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农民收入
在中国农村虽然并不存在公开的失业，但却存在大量的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现象，即：这类失业者是指那些实际工作的时间少于他们能够并愿意工作时间的劳动者。例如，一个劳动者一天能够并愿意工作8小时，但由于工作机会的缺乏，实际上只工作6小时。我们把他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根据我们按劳动——耕地比例法估计，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曾在1991年达到1.66亿，而后有所下降，1995年以后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下降，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变化不大。我们估计，2000年约有1.4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占我国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2.45%,这相当于我国农业劳动力中有效劳动时间不足3/5，剩余劳动时间2/5以上。我们估计由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的闲置，从总产出的角度看相当于造成20%～30%GDP损失；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相当于造成了2%～10%的GDP的居民消费额损失。
尽管我国潜在生产能力(GDP长期增长率)在9.5%，但是实际GDP增长率仅在7%～8%之间，内需不足，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这是因为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低下，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剩余劳动时间比率高。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总数的50%，但是农业附加值占全国GDP只有16%。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劳动生产力和农业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家庭抽样调查，1997年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1092元，到2000年减少为601元，而工资性收入由512元提高至700元，这表明农民的劳务收入已经超过了农民的农业现金收入。只有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因此今后5～10年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基本发展趋势。
以上表明，我国就业供给需求矛盾十分突出，不仅总量失衡，而且结构失衡；不仅全国就业矛盾比较尖锐，而且局部地区相当严重；不仅城乡人群之间存在就业竞争，而且新老劳动力、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人口之间也存在就业竞争。根据全国劳动力市场调查，2001年大学本科、专科和高中文化程度者求职就业比例只有71～73%；35～44岁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37%，45岁以上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46%。随着政府和公共机构进一步消减人员，人事制度改革，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还会有更多的公务员和公职人员下岗或分流。
六、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
朱总理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为此在“十五”期间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但是结构调整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需要重新认识结构调整的含义与政策含义。
结构调整实质是创造性摧毁。创造就业并不简单地等于就业增长，这与就业的结构类型与结构调整的阶段有关。所谓创造就业的含义是指净就业创造(NetJob“Creation”)，它等于总就业创造(GrossJob“Creation”)减去总就业破坏(GrossJob“Destruction”)。总就业创造常常产生于新经济部门、采用新技术领域、新企业、新生产方式、新城市等，这是扩大就业的新来源；总就业破坏常常发生于旧经济部门、采用老技术领域、老企业、旧生产方式、老城市等，这是摧毁就业的主要来源。净就业创造就是这两种力量的竞赛。通常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初期，旧工作岗位增长率低或负增长，但是比例高，而新工作岗位增长率高，但是比例低，因而总就业破坏会超过总就业创造，出现负的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在上升；如果结构调整初期旧岗位比例愈高，总就业破坏的规模就愈大，反之则反；如果结构调整的速度愈慢，后来调整的时间就愈长；如果结构调整的速度愈快，调整的阵痛和代价就愈大，反之则反。在经济结构调整的中期，总就业破坏与总就业创造大体相当，还没有出现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达到高峰。总就业创造超过总就业破坏，出现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有所下降。目前中国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初期，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如7%-8%甚至更高。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的最大就业战争。
从全球背景看，失业是全球性发展的最大难题之一，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就业竞争。进入90年代，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已成为长期性失业挑战；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公开和隐蔽性失业人口；东南亚国家因受金融危机冲击失业率大幅度攀升；前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出现“突发性失业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极其特殊的国情：中国资本资源(指国内投资额)仅占世界总量的不足4%，但劳动力却占世界总数的26.3%。中国正经历着两个巨大的迅速的转变，即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前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企业下岗职工激增，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已达到历史最高峰，乡村中存在大量隐蔽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作者： 胡鞍钢 文章来源：《财经界》
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的最大就业战争;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如7%～8%甚至更高;正规部门下岗职工实际累计在4000万人以上;中国城镇正在出现“妇女大裁员时代”，约有1100万女性职工下岗;大学本科、专科和高中文化程度者求职就业比例只有71～73%；35～44岁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37%;估计2002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然而今年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岗位可能在400～500万之间。
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在不断增长。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历届政府始终需要优先重点解决3个基本发展问题：第一是吃饭问题，为占世界21%的人口提供粮食与食品需求，保证粮食与食品安全；第二是就业问题，为占世界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固定与临时就业，全时与部分时间就业等多种灵活就业机会；第三是养老问题，为占世界1/5以上的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保证他们能够安度晚年充分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各类主要农产品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人均谷物、蔬菜和水产品生产量和消费量都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美国农业部，2002)。进入90年代下半期农产品供给大大超过农产品需求，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在较低收入条件下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尽管农业还存在一些大问题，如农业结构调整速度过快和农产品市场开放速度过快，会引起国内粮食生产大滑坡，农民农业收入下降，但这已经不是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因为农民收入也很难靠农业生产来提高。现在中国最突出的经济发展矛盾是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社会矛盾。那么如何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就业压力是什么含义？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竞争越演越烈，堪称为“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难题。
一、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愈来愈大，形成迅速增大的就业压力
第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高峰期，达到1000万人。根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2001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按劳动参与率70%计算，2001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2002年近1000万人。1998～2000年期间我国净增劳动力就业人数(指新生就业劳动力减去退出劳动力)1193万人，平均每年只有400万人。估计今后几年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比率在40～50%之间。
第二、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超过54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十分低下。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约130万人，高中毕业就业人员200万人，农转非就业人员180万人，而城镇主要实际吸纳新增就业人员在300万人左右，占新增劳动力供给量的56%，其余人员转入登记失业人数之中。1998～2000年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约596万人，平均每年只有200万人，实现就业比率只有40%多。
第三、城镇登记失业、下岗失业和其他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已达1900万人。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2002年约14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定义，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们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近年来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持续下降，由1998年的50%将至为2001年第三季度的19%。按再就业率30%计算，这些失业人员可能就业的只有540～570万人。
第四、来自大批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每年新增人数在800～1000万人。据农业部调查统计，2001年全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为7800万人，比上年增长15%。我们估计这是农民外出打工的下限，其上限有可能在1亿人以上。如果按10%的增长率计算，每年进城(包括本县、本省和外省)需要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供给量也在800～1000万人之间。
第五、大学生就业与失业开始出现新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2001年大专、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0%，待业率为60%，2002年约80万人待业。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每年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200～300万登记失业人员、几百万进城农民工，就业供给量在1000万人左右。但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三方面的就业压力都增大了，原有就业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就业矛盾。若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以上5大新增就业供给量约在2000万人以上，比5年前扩大了一倍以上，今后还会愈来愈多，就业压力愈来愈大。政府提出的新增就业目标是800万，而实际能够创造的就业能力可能在400～500万之间。在城镇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的需求是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格局。
二、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
第一、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明显下降。80年代(1980-1989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2。在“八五”期间(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12.0%，就业增长率降至为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九五”(1996-200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
长8.3%，就业增长率降至为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
第二、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规模下降了44%。80年代平均每年净增就业人数为1297万人，“八五”期间降至为808万人，“九五”期间又降为575万人，仅相当于80年代平均每年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
第三、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1978～1995年我国正规部门(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呈上升趋势，累计净增就业人数4560万人，而后开始呈大幅度下降。2000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1995年减少了3159万人，下降了28.1%，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下降了52.4%。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下降了1/3，这相当于减少了一个韩国的总人口。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职工人数782万人(其中企业为612万人)，下岗职工实际累计也在4000万人以上。
第四、各产业新增就业能力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八五”期间第一产业每年减少就业人员592万人，而“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202万人。由于农业附加值增长率由4.2%下降为3.5%，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八五”期间第二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395万人，而“九五”期间出现负增长，其中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减少1720万人。制造业和采掘业从1995年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八五”期间第三产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1005万人，而“九五”期间降至为416万人，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减少了60%(见表2)。这表明“九五”期间第一产业不应当继续增加就业，第二产业不创造新增就业，第三产业创造新增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使我国创造就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16个行业中，仅5大行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采掘和农业)减少职工3857万人，占全部减少的106%。
第五、城乡各单位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城乡就业人数增长规模都比“八五”期间有所下降。例如：作为农村非农产业主要就业机器的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96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减少688万人。城镇与乡村个体经济就业人数从1999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分别减少了278万人和893万人，合计减少了1171万人。
三、局部地区就业与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甚至许多地区出现就业负增长第一、“九五”期间各地区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在31个地区中有14个地区是负增长，其中从业人员减少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为218万人，其次是江苏189万人，湖北184万人，吉林179万人，江西129万人，上海91万人，天津78万人，重庆54万人，北京39万人。
第二、1996～2000年各地区职工人数下降幅度最大是辽宁为411万人，减少幅度为41.2%,职工人数减少超过200万，有4个地区；黑龙江为283万人，四川(包括重庆)为263.4万，江苏232.5万，湖北209万,减少人数100～200万有14省区;总计有16个省区域减少人数超过100万，其规模之大在各地区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第三、各地区国有职工下降人数幅度最大的仍是辽宁(259.43),其次黑龙江92.28万,四川(包括重庆)(215.4万),裁减100～200万人有12个省区。第四、各地区集体单位减少职工人数超过50%的有14个省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
这次结构调整几乎涉及所有地区，其中东北三省中部地区更为突出。根据中央政研室等单位调查，辽宁离岗、失业和待业人员达312万人。截至到2000年底，全省离岗、登记失业人员和当年待业人员(新增劳动力)总数为311.9万人，其中离岗职工人数为244.9万人(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登记失业人员为41.2万人(实际失业人数还要翻一番以上)、当年的待业人员为24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低。2000年，辽宁只有39.9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只有38%。
四、中国城镇正在出现“妇女大裁员时代”
从1995年以来，随着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比男性受到更为普遍的影响和冲击，成为新的社会边缘化人群的主体。1995-2000年期间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由5889.0万人下降至4411.3万人，净减少了1477.7万人，即下降了25.1个百分点(1/4)，即过去5年期间每4名在岗女性职工，平均有一名下岗或分流。相当于全国单位职工减少人数(3649万人)的40.5%。
大部分行业属于“妇女裁员”型。在16个行业中有9个行业是属于“减人”型，减少幅度在5～44%之间；其他行业属于“增人型”，除教育行业外，其他行业吸纳新增女性就业人员的绝对数相当小，总体上看呈减人型，或者说大幅度工作岗位“摧毁型”。
妇女大裁员主要出现在4大传统产业，共计减少1600万人。过去5年期间制造业减少了女性职工1056.8万人，采掘业减少了86.1万人，建筑业减少了63.1万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减少了397.1万人。
妇女大裁员既具有家庭矛盾的内部影响又具有较强的社会负外部性。若扣除正常女性离退休人员，估计约有1100万女性职工下岗，这等于波及和涉及城镇1000多万户家庭；若按每个家庭3.2个人口计算，波及和涉及城镇人口3200多万人。妇女下岗失业不仅直接影响本人的收入，而且还给本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和心理压力。特别是那些因企业亏损和企业破产而下岗的女性职工属于“非自愿性失业”，她们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意愿。这种强迫性失业对她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资料，1999年女性下岗职工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的44.6%。尽管妇女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低于男性比例，不仅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愈来愈小，而且出现“摧毁”岗位远大于“创造”岗位，只有在那些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行业才能有就业的可能，她们不是接受“低工资、低报酬”，就是“高学历、高竞争力”。妇女是中国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大的人群。
五、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农民收入
在中国农村虽然并不存在公开的失业，但却存在大量的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现象，即：这类失业者是指那些实际工作的时间少于他们能够并愿意工作时间的劳动者。例如，一个劳动者一天能够并愿意工作8小时，但由于工作机会的缺乏，实际上只工作6小时。我们把他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根据我们按劳动——耕地比例法估计，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曾在1991年达到1.66亿，而后有所下降，1995年以后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下降，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变化不大。我们估计，2000年约有1.4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占我国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2.45%,这相当于我国农业劳动力中有效劳动时间不足3/5，剩余劳动时间2/5以上。我们估计由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的闲置，从总产出的角度看相当于造成20%～30%GDP损失；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相当于造成了2%～10%的GDP的居民消费额损失。
尽管我国潜在生产能力(GDP长期增长率)在9.5%，但是实际GDP增长率仅在7%～8%之间，内需不足，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这是因为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低下，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剩余劳动时间比率高。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总数的50%，但是农业附加值占全国GDP只有16%。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劳动生产力和农业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家庭抽样调查，1997年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1092元，到2000年减少为601元，而工资性收入由512元提高至700元，这表明农民的劳务收入已经超过了农民的农业现金收入。只有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因此今后5～10年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基本发展趋势。
以上表明，我国就业供给需求矛盾十分突出，不仅总量失衡，而且结构失衡；不仅全国就业矛盾比较尖锐，而且局部地区相当严重；不仅城乡人群之间存在就业竞争，而且新老劳动力、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人口之间也存在就业竞争。根据全国劳动力市场调查，2001年大学本科、专科和高中文化程度者求职就业比例只有71～73%；35～44岁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37%，45岁以上者求职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为46%。随着政府和公共机构进一步消减人员，人事制度改革，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还会有更多的公务员和公职人员下岗或分流。
六、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
朱总理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为此在“十五”期间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但是结构调整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需要重新认识结构调整的含义与政策含义。
结构调整实质是创造性摧毁。创造就业并不简单地等于就业增长，这与就业的结构类型与结构调整的阶段有关。所谓创造就业的含义是指净就业创造(NetJob“Creation”)，它等于总就业创造(GrossJob“Creation”)减去总就业破坏(GrossJob“Destruction”)。总就业创造常常产生于新经济部门、采用新技术领域、新企业、新生产方式、新城市等，这是扩大就业的新来源；总就业破坏常常发生于旧经济部门、采用老技术领域、老企业、旧生产方式、老城市等，这是摧毁就业的主要来源。净就业创造就是这两种力量的竞赛。通常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初期，旧工作岗位增长率低或负增长，但是比例高，而新工作岗位增长率高，但是比例低，因而总就业破坏会超过总就业创造，出现负的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在上升；如果结构调整初期旧岗位比例愈高，总就业破坏的规模就愈大，反之则反；如果结构调整的速度愈慢，后来调整的时间就愈长；如果结构调整的速度愈快，调整的阵痛和代价就愈大，反之则反。在经济结构调整的中期，总就业破坏与总就业创造大体相当，还没有出现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达到高峰。总就业创造超过总就业破坏，出现净就业创造，实际失业人数有所下降。目前中国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初期，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如7%-8%甚至更高。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的最大就业战争。
从全球背景看，失业是全球性发展的最大难题之一，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就业竞争。进入90年代，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已成为长期性失业挑战；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公开和隐蔽性失业人口；东南亚国家因受金融危机冲击失业率大幅度攀升；前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出现“突发性失业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极其特殊的国情：中国资本资源(指国内投资额)仅占世界总量的不足4%，但劳动力却占世界总数的26.3%。中国正经历着两个巨大的迅速的转变，即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前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企业下岗职工激增，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已达到历史最高峰，乡村中存在大量隐蔽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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