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解蔽篇》第一讲（之一）

编者按：2004年11月，冯学成老师在龙江书院围绕《荀子——解蔽篇》进行了四次讲座，现经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整理，已经将其中的的部分制作成电子文本，现将其中的第一讲上传到网上，其他部分也将陆续刊出。


《荀子——解蔽篇》 第一讲

主讲：冯学成


在《荀子》这几十篇文章的专著里边，《解蔽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此篇和庄子的《天下篇》，以及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都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著名的大篇、大论。
《解蔽篇》，首先我们要对这个篇名进行一些解说，从而帮助大家建立一些初步的认识。那么什么是“蔽”？为什么又要“解蔽”呢？蔽，就是屏障、遮挡、遮掩。遮掩了我们什么呢？遮掩了我们的眼睛，遮掩了我们的耳朵，遮掩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思考不及，这个就是蔽。在日常社会活动中，我们总会遇见诸多这样或者那样的麻烦事。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理性受到了障碍，受到了遮蔽，才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麻烦。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解蔽，解除对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种种遮障和蒙蔽。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彼，我们能做到“知彼”吗？知己，谁又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呢？这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并不是我们读了一些兵法就可以达到“知己知彼”的境界了，这个“知己知彼”需要投入很大的功夫。那么这个功夫要落实在什么地方呢？就需要对我们的思维进行专业的料理。用佛教的话来说，要通过思维修，来提高我们思维的能力，提高我们认识的能力。
思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容易处在受蒙蔽的这么一个状态中呢？荀子在他的这篇《解蔽篇》里谈了很多，但是他没有过多的从纯思维的角度上来谈“解蔽”，而是更多的从事功上进行阐述。他从儒家的一些基本理念出发，从而对人的认识，也就是对人的认识论,进行了一番极其精妙的发挥。
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上来说，从思维上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人，或者说我们的思维总是免不了会出现偏差。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能力，我们的理性存在着局限性。当你面向东时，不能同时面向西；而当面向南时，就不能同时面向北；当你此时此刻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不可能在此时此刻去思考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思维的局限性。
那么这个局限性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时间的唯一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的唯一性，我们注意力指向的唯一性。我们的注意力是单向的，它不可能进行全方位的照了。当我们注意力集中在A的时候，就看不见B，而我们把注意力转向B的时候，就看不见A。我们说中国人熟悉中国的事物，但是对西方的事物就不熟悉了。如果想熟悉西方的事物，是不可能通过看介绍西方的书籍来解决，那么就要通过时间，以及其它物力的帮助下到西方去留学。通过时间、地点的转化而实现这个认识趋向全面，实现彼此意识趋向全面，但是这个“全面”是需要加上一个引号，因为人的理性、人的认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全面和绝对的完整。这个就是我们思维的现实性。我们理性的现实性。
在现在这个唯一的时间点上，我们看到正面就看不到反面，看见上面就看不见下面，这是由时间决定的。我们如果要纠偏，那么就需要花功夫，要花费时间去总结经验。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面就说“曲则全”，我们只有通过对时间、空间这么样一个漫游，这么一个扫描，才能够达到“全”，如果想笔直的一条路，当下见“全”，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易经》也说“曲成万物而不遗”，必须通过一个委婉曲折的漫长的过程才能成就万物。那什么是禅宗的顿悟成佛呢？那是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种思路，它面对的不是具体的、有相的事物，而是无相的那么一种存在。
对于我们人类而言，荀子在文中说到“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凡是人在认识上的毛病，大都是被事物的某一部分所蒙蔽，从而不能明白全局性的大道理。“一曲”是指一部分，“大理”是指全局性的大道理。我们如果没有通过专门的思维学修，可能就谈不上在“大理”上，如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等有全面的认识，更不可能有大局在握的、大局在胸的这么一种感觉。
这个“大理”也就是“道”。我们要明于“大理”，就应该把心思放在“大道”上。大多数人的心思在日常动用之中，在具体的生活和工作之中，都是在自己所局限的范围内运转。这是人的一个现实性，或者说是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劣根性。比如全国各地，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利益，北方的有北方的利益，南方有南方的利益，东方有东方的利益，西方有西方的利益。在黄河沿岸，谁不想把那点水都尽可能引到自己的所在地区呢？上游和下游要争水，北岸和南岸要争水，不同民族之间也在争水。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生活在他所处的地方，只会顾全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别人的利益。所以只有站在国家中央的立场上，统筹全局，才有可能合理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但是国与国之间又如何呢？
每一个人都有童年时代、青年时代、成年时代以及老年时代，都要经过幼儿、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这么一个阶段。当进入老年后，完成了人生的认识，完成了从生到死的认识，这个认识也就完成的差不多了，也就该去了。所以说“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就是要闇于道。这是人的现实，也是人的悲哀。只有那些志于道，精勤于道，锲而不舍的人，才能够有资格谈“解蔽”，即解于“一曲之蔽，”从而明于大道。看到这里，尽管荀子对人“蔽于一曲，而闇于道”进行了批评，但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而要想离开这个困境，想自己耳聪目明，想自己明白天下、学究天人、通贯古今，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只有圣人才能达到如此的境界。
“治则复经，两疑则惑矣，”只有整治好自己的思想，才能使自己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如果在片面性和全面性两者之间迟疑不决，就会使自己总是处于迷惑的状态。“治”，料理好自己的思维，料理好自己的认识方法，使自己的思维和认识回归于大道。
“经”。我们对地球进行了经纬度的划分，但是如果离开这个经纬度，我们就无法确认自己站在什么地方，在中医学里面也重点强调人自身有七经八脉。那什么才是“经”呢？是指大道运行的路线。因此古人讲四书五经，首先讲五经，将“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道。佛教里面，老佛爷讲的也是“经”：那是修成正果的必由之道。这个必由之道就是“经”。因此“治则复经”就是要我们必须料理好我们的思维，使之回归于大道。但是如果不经过对思维的修炼，那就不可能回归大道，必然落入“两疑则惑矣”的陷阱里面。
什么是“两”呢？“两”就是“一曲”和“大理”这两个方面，也就是道的两个方面。人的思维永远都会陷在片面性和全局性之间而难以超脱。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起坐在这儿，我两眼平视将这个场面尽收眼底，似乎看的够全面，但每一个人究竟怎样在我心里面则是朦朦胧胧，并不清晰。如果我现在将注意力集中在正前方，就能逐渐将对面的人看清楚，是位先生，是位戴眼睛的先生，是位带着眼睛的年约四十左右的先生，是位带着眼睛看书的年约四十左右的先生等等，都是围绕着对面这位先生进行观察分析，但是此时此刻其他人在我的视野里面就暗淡下去并更加模糊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比喻。
实际上我们的思维经常处于这样的工作状态之中，对此大家可以细心的去体会一下，当你注意力投放到全体的时候，全体的大致轮廓是清晰了，但局部的细节肯定就会很模糊。中央统领全局，对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宏观上的情况都能够了解，但是他对全局的了解并不能代表他对某一个省微观上的情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国务院总理对全局的观察可以说非常了不得，但是让他和四川省委书记、省长来比较一下对四川的了解熟悉程度，肯定就无法与之相比了。如果某省的高层领导，不管是书记还是省长，对全省的大局他可能有所掌控，但其治下的每一个县的具体情况，就只能是知大概而已。通于全局，就不可能在具体的事情上达到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状态。反之也是成立的，即熟悉局部，也就不可能精于全局，通于全局。这就是“两疑则惑矣”啊！人的思想自始至终都是客观的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之中。对此应当如何解决呢？
“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大道只有一个，人心也只有一个，天下没有两种都正确的原则，圣人也不会有两种对立的思想。这个理论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在实际运作的时候未必就是这样。“天下无二道，”说无二道，但是如一年之中就有春、夏、秋、冬四季即四道，春天的时候不是秋天，夏天的时候不是冬天。当年毛泽东实行“两手都要抓”，这只手要打倒左倾机会主义，那只手要打倒右倾机会主义。也经常讲到民主集中制，当要批评集中的时候，则强调民主，当要批评民主的时候，则又强调集中。有时候这样是对的，而有时候那样又是对的。
“圣人无两心。”要从根本上达到这样的层次非常不容易。从根本原则上来说，我们的思维，包括圣人的思维在具体的事情上，都还是在曲折中前进。有时候说话是对立的，矛盾的。矛盾是宇宙中的根本存在，黑格尔的哲学，就是矛盾的哲学，毛泽东很推崇“矛盾论”，中国的哲学，实际上也是矛盾的哲学。如中国讲阴阳，阴阳本身就是万事万物的两面，进而为了料理这个阴阳，又提出太极这个概念。说到这里，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理解“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呢？实际上，怎样理解都是可以的，因为对于人心本身就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其中的关键是要如何去“解蔽”，二道能不能蒙蔽我们呢？两心又能不能蒙蔽我们呢？
荀子所处的年代是诸侯争霸，战乱不息的时期，那时在思想上、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各种学说纷纷出笼。他对此种情况说到“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那个时候大一统的思想已经提到日程上了。荀子去世后不久秦始皇就统一了天下。但是在荀子的时代，已经是秦国独大，在苏秦的建议下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采用合纵的外交策略，即“合众弱以攻一强”来联合抗秦。秦国则在张仪的建议下采用“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来对抗六国的拒秦政策。
“诸侯异政。”战国时期，燕、赵、韩、魏、齐、楚、秦等各个国家的政治局面都不一样，其中秦国虽然是后起的落后国家，但是通过“商鞅变法”迅速走向了富国强兵之路，而魏国、韩国、楚国，包括齐国的变法都不彻底，仍然依照周代以来的贵族制度，因此都无法和新兴的秦国相抗衡。那个时代在思想上的限制相对较少，学术也较昌盛，各个诸侯国都在笼络天下的贤才之士为自己服务。总的来讲，整个中国的诸侯国对文化的管理都比较开明，比较开放。所以说才能有“百家峰起”这么一个局面，进而出现了“百家异说”。既然是“百家异说”在为各个诸侯国服务，就必然“或是或非，或治或乱。”
那时儒家批评墨家、道家、法家等各种思想，墨家对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也有不同的意见，道家对自己之外的各种思想也都有所批判。总之是各自为政，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才是真理，才是治国的大道，而其他的都是谬论、误国之说。在这种思想纷呈的时期，一个国家能否强盛就看他奉行那家的学说，其中秦国比较彻底的实行了法家这一套治国的方略，但是其他六国呢？主体则实行的是儒家传统这一套，尽管也有道家、墨家，道家等学说搀杂于其中。
在那个年代，有时一个国家得到了比较好的治理，但是有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国家就陷入了混乱之中。如战国初期，齐威王称霸诸侯，但是过了齐宣王到了齐闵王，就出了大乱。那时齐闵王趁燕国国内大乱兴师伐燕并大破之，载其宝器而归。后来燕昭王即位，昭王贤达，卑身厚币以招纳天下贤士，于是有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天下贤士纷纷投奔燕国。燕王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使燕国殷富，士卒乐战。于是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后大破齐，连破齐国七十余城，并全数收回失去的燕国宝器。若不是田单在燕昭王死后，对燕国用反间计，使燕惠王命骑劫替代乐毅，才大破燕军并收复失去的七十余城，否则齐国就应该灭亡了。而其他诸侯国也都是或治或乱，时强时弱，谁都不能真正地长治久安。
这里荀子从思想层面和道德层面上提出“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妒缪于道，而人诱其所迨也。”现在各个诸侯国实行不同的政治措施，各个学派的思想学说也有所不同，那么这其中必定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能使国家安定，有的却使国家混乱。那些搞乱国家的君王、搞乱思想的学者们，其实都是真心想寻求一条正道来为自己服务，只是因为他们对正道既嫉妒又带有偏见，所以别人就会根据他们的喜好来引诱他们。
人与人之间也总是这样，总是认为自己说的才是最正确的，如果别人说的能够符合我的利益，符合我的想法，那么就引为己用，反之与自己的见解，与自己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发生了矛盾，那就毫不犹豫地弃之不用，更甚者则相互之间成为冤家，成为对头。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常态，至于在各家各派的学说上，就更是会如此。
庄子在《齐物论》里面就对这个道理给予了很多的阐述。比如说甲乙双方进行辩论，最后究竟是谁胜谁负呢？有说甲方胜乙方输了，那甲方真的胜了吗？乙方又是真的输了吗？那么又说是乙方胜甲方输了，真的是乙方胜甲方输了吗？于是请裁判来裁决，裁判认为甲方胜乙方输，既然他同意甲方的观点，那么他就是和甲方一个鼻孔出气，也就失去了当裁判的资格。反之如果他站在乙方的立场上，判定乙方胜甲方输了，那么他也没有资格来当裁判。现在法庭所推行的回避制度可能也是有鉴于此吧。
这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所经常遇到的大麻烦。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每个人都会陷在自己狭隘的局部的利益之中,而要想真正认真的倾听别人的意见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可是若不能认真听取别人的陈述, 又如何能够了解别人呢?那肯定是不可能真正的了解别人。当你对别人有所了解又会怎样呢?如果别人意见是真理，你会承认接受吗？如果别人的意见本身就是谬误，你会盲从吗?或会同情吗？甚至能对其进行纠正吗？所以这些都是思想界一直算不清的一本胡涂帐。而后人则大多自以为很聪明，那些修思想史的或是修哲学史的人就对古人遗留下来的财产进行自以为是的颂扬和批判，于是经过七拼八凑，又整理出一些诸如《思想史》、《哲学史》之类的事物来。实际上很多这些现代的人为树立古人而出来的事物，往往都被抹上了厚重的现代思维色彩，大都从现代人的思维观念出发对古人进行评判。但是他们是否能真正把握住古人的思维依据和理念所在呢？因此在思维中、思想中，它永远都是说不清，道不明。就如我们以前玩过的“万花筒”，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玩过万花筒，年长的人可能对此有所涉猎。万花筒的原理非常简单，无非就是那么几个纸片，再加上三面镜子。只要镜子一动，纸片里面的图形就随之发生了变化。通过三面镜子的反射，千变万化，永远不一样。总之有着无穷无尽的组合，无穷无尽的变化。
思想也是如此。古代的思想，现代的思想，未来的思想。古人的思维，现在人的思维，未来人的思维，都会处于不同的角度，进入各自所特有的状态。对他们又如何能说谁对谁不对、谁是谁非呢？在这里，荀子用指令性的方式来确认某一类人，即“乱国之君，乱家之人”，这个“乱家”就是搅乱思想的人。这个“家”指的是学派，一种学说。
“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谁都认为自己的道路或选择才是最正确的。且不说没有犯过错的人，就是那些犯了错的人很多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经常可以通过媒体报道看到那些贪赃枉法后被“双规”的人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解：“自己只是收了点礼品嘛，不是什么大事，再说我才收了多少，不过才收了几十万而已，别人有收几千万的都没处理，与他们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凭什么处理到我身上来了”。
所以“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很多人都会偏好和相信自己平时所积累起来的学识，对于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学问不好特别反感。这是人之常情。比如说我创办龙江书院，别人对我说冯老师这个书院不错，讲的有道理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反之如果听到别人说冯老师这个书院办的糟糕、莫名其妙，自己心里就会很别扭。我们常说做人要“虚怀若谷”，这需要通过相当的修养，并且能够将自己的见地放得下，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菜根谭》有云：“心不可不虚，”就是要将我们的这颗心经常放在空虚的状态之中，这样才能“虚则礼仪来居”。另外《菜根谭》又说“心不可不实，”我们的心必须要充实，要满满的，这样才能“实则邪恶不入，”如果我们心实实在在了，那么污七八糟的东西就不能侵入我们健康的心灵，就不会污染我们的心灵。因此我们的“心”都应该要具备“虚实”两个方面，不能只对其中之一有所偏好。
“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依据自己所偏好的学识，去观察与自己不同的学识，唯恐听到别人赞扬异己学说。这与前面的道理一样。每个人都有所私，这个私就是我们的私心，自己的嗜好。比如说某人和你关系很好，是你非常要好的朋友，如果有谁对你说这人的坏话，你听后心里面一定不太高兴。如果你非常讨厌某人，这时有人对你说这人如何如何不好，你听了可能心里面就会很舒服。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就是这样的人之常情，往往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蒙蔽。
“是以与治虽走，而是己不辍也。”有注解认为“虽”是误字，应为“离”字。正是因为前面“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这样的原因，才造成了大多数人在认识上的弊病和偏见。更是因为这种认识上的狭隘，才会“是以与治离走”，使这些人与正确的治国之道背道而驰，并且仍然自以为是而不能停止。要想让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性重新归入正道，那将是很难实现的事情。“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这不就是因为我们被事物的某一部分所蒙蔽，从而失去了对正道的追求了吗？
“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使者乎？”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心思放在正道上，如果我们缺乏或不善于自主驾驭我们注意力的能力，那么就会使自己处在“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的状态之中。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常有黑白不分、雷霆不闻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细心体会一下。比如说这边有几个人在聊天，那边也有几个人在侃大山。也许都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我将注意力集中在这边的人说话上，那么就可以听见他们在聊些什么，而那边人的说话依然听不见。反之也是如此。如果我的心两边都不放，自己在一边打妄想，那么谁说话我都听不见。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老师在课堂上辛苦讲课的时候，对某位学生提问，往往有不少学生都会回答：“什么呢？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明明就坐在下面，两眼都盯着老师，可是他们的心早就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就是“心不使焉”啊，所以才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之说，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自然就能有所不见、有所不闻。
我们的心都是有选择性的。每天我们在社会上奔波，比如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土生土长的城市，每天自己所能接触的有多少？其中愿意接触的有多少？而没有被接触的又有多少？我们能够主动接触的事物范围毕竟非常的有限，而我们放弃接触的、拒绝接触的那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拒绝接触，或者说我们不愿接触那些于我们自身利益不相干的一切事物，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弃在一边，避而远之，这样对不对呢？有时采取这种方法是对的，但有时这样就错了。
某人听到有人说今天这个股票好，可以适当买进一些。他心里就在想买什么股票，那没有用。心不在焉，不把它当回事。过了几个月，该股票狂涨，别人就赚了大钱。于是他后悔了，在想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肯定自己当时大意了。实际上他一点都没有大意。那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和他没有因缘，如果有缘，他自然就能注意到。祸福也是如此，与自己有缘，自己自然就能有所关注，与自己无缘，肯定就照了不到，即使有人一再提醒你，你也提不起劲，也不能产生这方面的意识。编者按：2004年11月，冯学成老师在龙江书院围绕《荀子——解蔽篇》进行了四次讲座，现经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整理，已经将其中的的部分制作成电子文本，现将其中的第一讲上传到网上，其他部分也将陆续刊出。


《荀子——解蔽篇》 第一讲

主讲：冯学成


在《荀子》这几十篇文章的专著里边，《解蔽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此篇和庄子的《天下篇》，以及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都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著名的大篇、大论。
《解蔽篇》，首先我们要对这个篇名进行一些解说，从而帮助大家建立一些初步的认识。那么什么是“蔽”？为什么又要“解蔽”呢？蔽，就是屏障、遮挡、遮掩。遮掩了我们什么呢？遮掩了我们的眼睛，遮掩了我们的耳朵，遮掩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思考不及，这个就是蔽。在日常社会活动中，我们总会遇见诸多这样或者那样的麻烦事。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理性受到了障碍，受到了遮蔽，才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麻烦。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解蔽，解除对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种种遮障和蒙蔽。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彼，我们能做到“知彼”吗？知己，谁又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呢？这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并不是我们读了一些兵法就可以达到“知己知彼”的境界了，这个“知己知彼”需要投入很大的功夫。那么这个功夫要落实在什么地方呢？就需要对我们的思维进行专业的料理。用佛教的话来说，要通过思维修，来提高我们思维的能力，提高我们认识的能力。
思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容易处在受蒙蔽的这么一个状态中呢？荀子在他的这篇《解蔽篇》里谈了很多，但是他没有过多的从纯思维的角度上来谈“解蔽”，而是更多的从事功上进行阐述。他从儒家的一些基本理念出发，从而对人的认识，也就是对人的认识论,进行了一番极其精妙的发挥。
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上来说，从思维上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人，或者说我们的思维总是免不了会出现偏差。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能力，我们的理性存在着局限性。当你面向东时，不能同时面向西；而当面向南时，就不能同时面向北；当你此时此刻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不可能在此时此刻去思考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思维的局限性。
那么这个局限性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时间的唯一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的唯一性，我们注意力指向的唯一性。我们的注意力是单向的，它不可能进行全方位的照了。当我们注意力集中在A的时候，就看不见B，而我们把注意力转向B的时候，就看不见A。我们说中国人熟悉中国的事物，但是对西方的事物就不熟悉了。如果想熟悉西方的事物，是不可能通过看介绍西方的书籍来解决，那么就要通过时间，以及其它物力的帮助下到西方去留学。通过时间、地点的转化而实现这个认识趋向全面，实现彼此意识趋向全面，但是这个“全面”是需要加上一个引号，因为人的理性、人的认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全面和绝对的完整。这个就是我们思维的现实性。我们理性的现实性。
在现在这个唯一的时间点上，我们看到正面就看不到反面，看见上面就看不见下面，这是由时间决定的。我们如果要纠偏，那么就需要花功夫，要花费时间去总结经验。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面就说“曲则全”，我们只有通过对时间、空间这么样一个漫游，这么一个扫描，才能够达到“全”，如果想笔直的一条路，当下见“全”，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易经》也说“曲成万物而不遗”，必须通过一个委婉曲折的漫长的过程才能成就万物。那什么是禅宗的顿悟成佛呢？那是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种思路，它面对的不是具体的、有相的事物，而是无相的那么一种存在。
对于我们人类而言，荀子在文中说到“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凡是人在认识上的毛病，大都是被事物的某一部分所蒙蔽，从而不能明白全局性的大道理。“一曲”是指一部分，“大理”是指全局性的大道理。我们如果没有通过专门的思维学修，可能就谈不上在“大理”上，如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等有全面的认识，更不可能有大局在握的、大局在胸的这么一种感觉。
这个“大理”也就是“道”。我们要明于“大理”，就应该把心思放在“大道”上。大多数人的心思在日常动用之中，在具体的生活和工作之中，都是在自己所局限的范围内运转。这是人的一个现实性，或者说是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劣根性。比如全国各地，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利益，北方的有北方的利益，南方有南方的利益，东方有东方的利益，西方有西方的利益。在黄河沿岸，谁不想把那点水都尽可能引到自己的所在地区呢？上游和下游要争水，北岸和南岸要争水，不同民族之间也在争水。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生活在他所处的地方，只会顾全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别人的利益。所以只有站在国家中央的立场上，统筹全局，才有可能合理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但是国与国之间又如何呢？
每一个人都有童年时代、青年时代、成年时代以及老年时代，都要经过幼儿、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这么一个阶段。当进入老年后，完成了人生的认识，完成了从生到死的认识，这个认识也就完成的差不多了，也就该去了。所以说“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就是要闇于道。这是人的现实，也是人的悲哀。只有那些志于道，精勤于道，锲而不舍的人，才能够有资格谈“解蔽”，即解于“一曲之蔽，”从而明于大道。看到这里，尽管荀子对人“蔽于一曲，而闇于道”进行了批评，但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而要想离开这个困境，想自己耳聪目明，想自己明白天下、学究天人、通贯古今，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只有圣人才能达到如此的境界。
“治则复经，两疑则惑矣，”只有整治好自己的思想，才能使自己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如果在片面性和全面性两者之间迟疑不决，就会使自己总是处于迷惑的状态。“治”，料理好自己的思维，料理好自己的认识方法，使自己的思维和认识回归于大道。
“经”。我们对地球进行了经纬度的划分，但是如果离开这个经纬度，我们就无法确认自己站在什么地方，在中医学里面也重点强调人自身有七经八脉。那什么才是“经”呢？是指大道运行的路线。因此古人讲四书五经，首先讲五经，将“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道。佛教里面，老佛爷讲的也是“经”：那是修成正果的必由之道。这个必由之道就是“经”。因此“治则复经”就是要我们必须料理好我们的思维，使之回归于大道。但是如果不经过对思维的修炼，那就不可能回归大道，必然落入“两疑则惑矣”的陷阱里面。
什么是“两”呢？“两”就是“一曲”和“大理”这两个方面，也就是道的两个方面。人的思维永远都会陷在片面性和全局性之间而难以超脱。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起坐在这儿，我两眼平视将这个场面尽收眼底，似乎看的够全面，但每一个人究竟怎样在我心里面则是朦朦胧胧，并不清晰。如果我现在将注意力集中在正前方，就能逐渐将对面的人看清楚，是位先生，是位戴眼睛的先生，是位带着眼睛的年约四十左右的先生，是位带着眼睛看书的年约四十左右的先生等等，都是围绕着对面这位先生进行观察分析，但是此时此刻其他人在我的视野里面就暗淡下去并更加模糊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比喻。
实际上我们的思维经常处于这样的工作状态之中，对此大家可以细心的去体会一下，当你注意力投放到全体的时候，全体的大致轮廓是清晰了，但局部的细节肯定就会很模糊。中央统领全局，对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宏观上的情况都能够了解，但是他对全局的了解并不能代表他对某一个省微观上的情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国务院总理对全局的观察可以说非常了不得，但是让他和四川省委书记、省长来比较一下对四川的了解熟悉程度，肯定就无法与之相比了。如果某省的高层领导，不管是书记还是省长，对全省的大局他可能有所掌控，但其治下的每一个县的具体情况，就只能是知大概而已。通于全局，就不可能在具体的事情上达到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状态。反之也是成立的，即熟悉局部，也就不可能精于全局，通于全局。这就是“两疑则惑矣”啊！人的思想自始至终都是客观的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之中。对此应当如何解决呢？
“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大道只有一个，人心也只有一个，天下没有两种都正确的原则，圣人也不会有两种对立的思想。这个理论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在实际运作的时候未必就是这样。“天下无二道，”说无二道，但是如一年之中就有春、夏、秋、冬四季即四道，春天的时候不是秋天，夏天的时候不是冬天。当年毛泽东实行“两手都要抓”，这只手要打倒左倾机会主义，那只手要打倒右倾机会主义。也经常讲到民主集中制，当要批评集中的时候，则强调民主，当要批评民主的时候，则又强调集中。有时候这样是对的，而有时候那样又是对的。
“圣人无两心。”要从根本上达到这样的层次非常不容易。从根本原则上来说，我们的思维，包括圣人的思维在具体的事情上，都还是在曲折中前进。有时候说话是对立的，矛盾的。矛盾是宇宙中的根本存在，黑格尔的哲学，就是矛盾的哲学，毛泽东很推崇“矛盾论”，中国的哲学，实际上也是矛盾的哲学。如中国讲阴阳，阴阳本身就是万事万物的两面，进而为了料理这个阴阳，又提出太极这个概念。说到这里，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理解“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呢？实际上，怎样理解都是可以的，因为对于人心本身就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其中的关键是要如何去“解蔽”，二道能不能蒙蔽我们呢？两心又能不能蒙蔽我们呢？
荀子所处的年代是诸侯争霸，战乱不息的时期，那时在思想上、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各种学说纷纷出笼。他对此种情况说到“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那个时候大一统的思想已经提到日程上了。荀子去世后不久秦始皇就统一了天下。但是在荀子的时代，已经是秦国独大，在苏秦的建议下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采用合纵的外交策略，即“合众弱以攻一强”来联合抗秦。秦国则在张仪的建议下采用“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来对抗六国的拒秦政策。
“诸侯异政。”战国时期，燕、赵、韩、魏、齐、楚、秦等各个国家的政治局面都不一样，其中秦国虽然是后起的落后国家，但是通过“商鞅变法”迅速走向了富国强兵之路，而魏国、韩国、楚国，包括齐国的变法都不彻底，仍然依照周代以来的贵族制度，因此都无法和新兴的秦国相抗衡。那个时代在思想上的限制相对较少，学术也较昌盛，各个诸侯国都在笼络天下的贤才之士为自己服务。总的来讲，整个中国的诸侯国对文化的管理都比较开明，比较开放。所以说才能有“百家峰起”这么一个局面，进而出现了“百家异说”。既然是“百家异说”在为各个诸侯国服务，就必然“或是或非，或治或乱。”
那时儒家批评墨家、道家、法家等各种思想，墨家对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也有不同的意见，道家对自己之外的各种思想也都有所批判。总之是各自为政，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才是真理，才是治国的大道，而其他的都是谬论、误国之说。在这种思想纷呈的时期，一个国家能否强盛就看他奉行那家的学说，其中秦国比较彻底的实行了法家这一套治国的方略，但是其他六国呢？主体则实行的是儒家传统这一套，尽管也有道家、墨家，道家等学说搀杂于其中。
在那个年代，有时一个国家得到了比较好的治理，但是有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国家就陷入了混乱之中。如战国初期，齐威王称霸诸侯，但是过了齐宣王到了齐闵王，就出了大乱。那时齐闵王趁燕国国内大乱兴师伐燕并大破之，载其宝器而归。后来燕昭王即位，昭王贤达，卑身厚币以招纳天下贤士，于是有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天下贤士纷纷投奔燕国。燕王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使燕国殷富，士卒乐战。于是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后大破齐，连破齐国七十余城，并全数收回失去的燕国宝器。若不是田单在燕昭王死后，对燕国用反间计，使燕惠王命骑劫替代乐毅，才大破燕军并收复失去的七十余城，否则齐国就应该灭亡了。而其他诸侯国也都是或治或乱，时强时弱，谁都不能真正地长治久安。
这里荀子从思想层面和道德层面上提出“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妒缪于道，而人诱其所迨也。”现在各个诸侯国实行不同的政治措施，各个学派的思想学说也有所不同，那么这其中必定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能使国家安定，有的却使国家混乱。那些搞乱国家的君王、搞乱思想的学者们，其实都是真心想寻求一条正道来为自己服务，只是因为他们对正道既嫉妒又带有偏见，所以别人就会根据他们的喜好来引诱他们。
人与人之间也总是这样，总是认为自己说的才是最正确的，如果别人说的能够符合我的利益，符合我的想法，那么就引为己用，反之与自己的见解，与自己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发生了矛盾，那就毫不犹豫地弃之不用，更甚者则相互之间成为冤家，成为对头。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常态，至于在各家各派的学说上，就更是会如此。
庄子在《齐物论》里面就对这个道理给予了很多的阐述。比如说甲乙双方进行辩论，最后究竟是谁胜谁负呢？有说甲方胜乙方输了，那甲方真的胜了吗？乙方又是真的输了吗？那么又说是乙方胜甲方输了，真的是乙方胜甲方输了吗？于是请裁判来裁决，裁判认为甲方胜乙方输，既然他同意甲方的观点，那么他就是和甲方一个鼻孔出气，也就失去了当裁判的资格。反之如果他站在乙方的立场上，判定乙方胜甲方输了，那么他也没有资格来当裁判。现在法庭所推行的回避制度可能也是有鉴于此吧。
这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所经常遇到的大麻烦。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每个人都会陷在自己狭隘的局部的利益之中,而要想真正认真的倾听别人的意见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可是若不能认真听取别人的陈述, 又如何能够了解别人呢?那肯定是不可能真正的了解别人。当你对别人有所了解又会怎样呢?如果别人意见是真理，你会承认接受吗？如果别人的意见本身就是谬误，你会盲从吗?或会同情吗？甚至能对其进行纠正吗？所以这些都是思想界一直算不清的一本胡涂帐。而后人则大多自以为很聪明，那些修思想史的或是修哲学史的人就对古人遗留下来的财产进行自以为是的颂扬和批判，于是经过七拼八凑，又整理出一些诸如《思想史》、《哲学史》之类的事物来。实际上很多这些现代的人为树立古人而出来的事物，往往都被抹上了厚重的现代思维色彩，大都从现代人的思维观念出发对古人进行评判。但是他们是否能真正把握住古人的思维依据和理念所在呢？因此在思维中、思想中，它永远都是说不清，道不明。就如我们以前玩过的“万花筒”，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玩过万花筒，年长的人可能对此有所涉猎。万花筒的原理非常简单，无非就是那么几个纸片，再加上三面镜子。只要镜子一动，纸片里面的图形就随之发生了变化。通过三面镜子的反射，千变万化，永远不一样。总之有着无穷无尽的组合，无穷无尽的变化。
思想也是如此。古代的思想，现代的思想，未来的思想。古人的思维，现在人的思维，未来人的思维，都会处于不同的角度，进入各自所特有的状态。对他们又如何能说谁对谁不对、谁是谁非呢？在这里，荀子用指令性的方式来确认某一类人，即“乱国之君，乱家之人”，这个“乱家”就是搅乱思想的人。这个“家”指的是学派，一种学说。
“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谁都认为自己的道路或选择才是最正确的。且不说没有犯过错的人，就是那些犯了错的人很多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经常可以通过媒体报道看到那些贪赃枉法后被“双规”的人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解：“自己只是收了点礼品嘛，不是什么大事，再说我才收了多少，不过才收了几十万而已，别人有收几千万的都没处理，与他们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凭什么处理到我身上来了”。
所以“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很多人都会偏好和相信自己平时所积累起来的学识，对于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学问不好特别反感。这是人之常情。比如说我创办龙江书院，别人对我说冯老师这个书院不错，讲的有道理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反之如果听到别人说冯老师这个书院办的糟糕、莫名其妙，自己心里就会很别扭。我们常说做人要“虚怀若谷”，这需要通过相当的修养，并且能够将自己的见地放得下，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菜根谭》有云：“心不可不虚，”就是要将我们的这颗心经常放在空虚的状态之中，这样才能“虚则礼仪来居”。另外《菜根谭》又说“心不可不实，”我们的心必须要充实，要满满的，这样才能“实则邪恶不入，”如果我们心实实在在了，那么污七八糟的东西就不能侵入我们健康的心灵，就不会污染我们的心灵。因此我们的“心”都应该要具备“虚实”两个方面，不能只对其中之一有所偏好。
“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依据自己所偏好的学识，去观察与自己不同的学识，唯恐听到别人赞扬异己学说。这与前面的道理一样。每个人都有所私，这个私就是我们的私心，自己的嗜好。比如说某人和你关系很好，是你非常要好的朋友，如果有谁对你说这人的坏话，你听后心里面一定不太高兴。如果你非常讨厌某人，这时有人对你说这人如何如何不好，你听了可能心里面就会很舒服。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就是这样的人之常情，往往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蒙蔽。
“是以与治虽走，而是己不辍也。”有注解认为“虽”是误字，应为“离”字。正是因为前面“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这样的原因，才造成了大多数人在认识上的弊病和偏见。更是因为这种认识上的狭隘，才会“是以与治离走”，使这些人与正确的治国之道背道而驰，并且仍然自以为是而不能停止。要想让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性重新归入正道，那将是很难实现的事情。“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这不就是因为我们被事物的某一部分所蒙蔽，从而失去了对正道的追求了吗？
“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使者乎？”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心思放在正道上，如果我们缺乏或不善于自主驾驭我们注意力的能力，那么就会使自己处在“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的状态之中。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常有黑白不分、雷霆不闻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细心体会一下。比如说这边有几个人在聊天，那边也有几个人在侃大山。也许都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我将注意力集中在这边的人说话上，那么就可以听见他们在聊些什么，而那边人的说话依然听不见。反之也是如此。如果我的心两边都不放，自己在一边打妄想，那么谁说话我都听不见。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老师在课堂上辛苦讲课的时候，对某位学生提问，往往有不少学生都会回答：“什么呢？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明明就坐在下面，两眼都盯着老师，可是他们的心早就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就是“心不使焉”啊，所以才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之说，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自然就能有所不见、有所不闻。
我们的心都是有选择性的。每天我们在社会上奔波，比如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土生土长的城市，每天自己所能接触的有多少？其中愿意接触的有多少？而没有被接触的又有多少？我们能够主动接触的事物范围毕竟非常的有限，而我们放弃接触的、拒绝接触的那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拒绝接触，或者说我们不愿接触那些于我们自身利益不相干的一切事物，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弃在一边，避而远之，这样对不对呢？有时采取这种方法是对的，但有时这样就错了。
某人听到有人说今天这个股票好，可以适当买进一些。他心里就在想买什么股票，那没有用。心不在焉，不把它当回事。过了几个月，该股票狂涨，别人就赚了大钱。于是他后悔了，在想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肯定自己当时大意了。实际上他一点都没有大意。那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和他没有因缘，如果有缘，他自然就能注意到。祸福也是如此，与自己有缘，自己自然就能有所关注，与自己无缘，肯定就照了不到，即使有人一再提醒你，你也提不起劲，也不能产生这方面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