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解蔽篇》第二讲（之一）

《荀子——解蔽篇》第二讲（之一）
冯学成 [龙江书院]

前面讲到“人君之蔽”——夏桀、殷纣这两位君主，他们因为“惑其心，而乱其行”，以至于自己的国家、民族，乃至生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照不到之处，总会有糊涂的时候，其关键就在于“惑其心，而乱其行”。
荀子在下面就从“人君之蔽”的对立面继续进行阐述。夏桀的对立面是成汤，殷纣的对立面是周文王。“汤武革命”，为什么会革命？为什么商取代了夏，周又取代了商？首先是夏桀、殷纣“惑其心，而乱其行”，才有成汤和周文王“主其心而慎治之”这样的因果对应关系。
“成汤监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商朝的开国国君成汤王，总结了夏桀治国的经验教训。“主其心”就是很有主见，并能够把握自己的思想。心有主是主于道，而不是离于道。“主”是有坚定明确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治国之道。从历代圣贤吸取正面的治国之道，又从反面的经验教训里得到启示，坚定“主其心而慎治之”，即很谨慎的治理国家，并长期任用一代贤相伊尹。
成都“武侯祠”里面有一副歌颂诸葛亮的对联“文章与伊训说命相表里，经济自清心寡欲中得来。”这分别是苏东坡和朱熹文章中的一句，其中的“伊训”就是指伊尹。另外如果我们再翻开《尚书》，其中就有好几篇伊尹的文章。伊尹出生低贱，是商汤妻子有莘氏带来的陪嫁奴隶。后得到商汤的重用，任为“阿衡”（宰相），并且能够坚定的听取伊尹的建议，从而在伊尹的辅佐下取夏而代之，建立了商朝。商汤去世后，伊尹又先后辅佐卜丙、仲壬两王，直至商汤的孙子太甲为王時，因太甲暴虐乱德，伊尹将其放逐到桐宮三年，待太甲悔过自责，改恶从善后才将他接回来并还政于他，自己遂告老还乡。在伊尹的努力下，使商开国初期政治清明，国家发展欣欣向荣，整个社会和平安宁，为商朝六百多年的延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过《通史》，就可以知道商代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平稳发展的年代，其延续时间超过了周朝，周朝虽号称八百年，但实际上西周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到了战国时期，东周天子的所谓号令天下就已经名不副实了，因此周朝真正有效地行使天下共主的权力就只有两百多年。
“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与商汤一样，周文王借鉴于殷纣王之前历代的施政治国经验和教训，也是“主其心而慎治之”。周朝本是殷商时代在西部渭河上游很小的一个部落，后通过周太王到周文王三代人的努力，才逐渐兴盛起来。当时殷纣王残暴不仁，百姓怨声载道，周文王则以德兴邦，以德治天下，使当时商王朝三分之二的版图都先后归顺于周，为其子周武王攻灭商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开创了号称八百年基业的大周王朝。与成汤任用伊尹一样，周文王则是重用了吕望。吕望就是姜尚，即姜子牙，看过“封神榜”的人就都应该知道姜太公这么一个人，他八十出山，九十出征，百岁建国；三朝元老、两代帝师、一方诸侯，是中国古代早期最为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谋略家。
通过前面这几句之间的比较，我们是否也应该关注一下自己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修为呢？是处于“惑其心”还是“主其心”的状态呢？是在“乱其行”还是在“慎治之”呢？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我们观察一个人有没有静气、定力，有没有做大事的能力，就看这个人在警惕性上，在对自己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把控上的基本功夫如何。如果缺乏这样的基本功，或非常薄弱，那么自己都驾御不了自己，还有可能驾御外部的局面吗？如果是一个企业家，他还能驾御他的企业吗？如果是一个地方官员，他还有可能治理好他所管辖的一方之地吗？
夏桀、殷纣为什么会失国？成汤、文王为什么会振兴？这就给我们指出了作为一位最高领导人应该具备的德行和修养。如果失去了这样的基础，就不能称之为圣贤。成汤和周文王做到了，是为圣贤君主，所以才能“代前代而受九牧”。“九牧、九有”意指九州，是中国古代的地理概念。中国古代将大陆划分为九个地理区域，这九个地理区域就称之为为九州，泛指中国。《尚书·禹贡》中记载九州为：冀州、豫州、雍州、扬州、衮州、徐州、梁州、青州、荆州。《乐雅·释地》中的记载，没有青州、梁州，而有幽州、营州，总之都是指中原的大片土地。这里我们还应该再结合《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来看《解蔽篇》中这两个强烈对比的故事，感受将会更加深刻。
“远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视备色，耳听备声，口食备味，形居备宫，名受备号。”因成汤和周文王修行有道,以德治天下，并能够“主其心而慎治之”，从而入主九州，于是四海之内无不前来朝贡,纷纷将自己的特产和珍宝进献给天下的共主，不论夏王、商王还是周王都是天下的共主。作为天下的共主,眼睛就可以看见所有美丽的事物，耳朵能听到所有美妙的音乐，嘴巴能尝遍天下的美食，天子所居也必然是最为壮观华丽的宫殿，并且所有人都会用最美的语言来歌颂他们伟大的君主。
“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夫是之谓至盛”。在他们这些圣贤明君的治理下，曾经经过苦难日子的人民都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如《史记》中有载：成汤时期中国遭遇到了长时间的大旱，于是成汤自缚于神坛上，说此旱是我一个人的错，与百姓无关，请上天将所有惩罚都降在我一个人身上，祈上天能够普降甘霖，以解百姓之苦。像这样忧国忧民的明君，当他们在世的时候，天下人都会心怀感激之情并热情洋溢地歌颂他们，这时候的人们是多么不希望看到明君的离开。当明君死的时候，举国上下都会哀痛不已。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载。不仅周文王、成汤王去世以后受到了这样的殊荣，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也是如此，他勤政爱民，经常顾不上吃饭睡觉，勤于国事。像这样的伟人,利于国家民族的人的确是“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这是世间所能够得到的最伟大的赞叹。
“诗曰：‘凤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箫。有凤有凰，乐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这里引用《诗经》的原文继续加以阐述。在中国，人们将凤凰作为最吉祥的鸟。当圣主明君临世的时候，凤凰也会为之翩翩起舞，并用它有如坚盾一般的翅膀协助明君捍卫天下，而它的歌声就好象洞箫一样悠扬。在有凤有凰、有歌有舞的情景下，使帝王能够得天下至美的享受。其实作为君主，他们的最高享受并不是财富、权利，而应该是使国家太平，使老百姓能够过上富裕、安宁的生活，这应该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最高理念和最高享受。权利是用来做什么呢？应该是造福于百姓，造福于国家，造福于民族。只有当这些事都处理好了，那些真正英明的政治家才会感到欣慰。反之，如果掌握了权利而没有办好事，国家没有富强，老百姓也没有富裕起来，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心理面会非常难受并自责。
其实“治”或“不治”的关键就在于领导，就在于领导的心和智慧是“蔽”还是“不蔽”？如果他的智慧受到了蒙蔽，受到了拥塞，那他就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祸害。若他没有被蒙蔽，智慧得到了无障碍的释放，那么他就会给国家和百姓造福，而他自己作为一代九五之尊，也会得到相应的福报。如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则是六十年，尽管他们为国事非常操心劳累，但是在中国历代的帝王之中他们两位的福报算是最好的，其在位时间之长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仅有的。
这里，我们应该再强调一下前面所讲的一些内容：“故为蔽”，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蒙蔽自己的心眼呢？“欲为蔽”，自己的七情六欲无限扩张可以使自己蒙蔽，“恶为蔽”，自己心里面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也可以蒙蔽自己智慧之眼，还有“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等等，这一段在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好好温习，反复作自我检查，反省反省自己，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已经处于“蔽”的状态。前面主要从一代人君“蔽”与“不蔽”所得到的截然不同的结果进行了一番论述，下面则开始对人臣“蔽”与“不蔽”进行讨论。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齐是也。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奚齐蔽于欲国而罪申生；唐鞅戮于宋，奚齐戮于晋，逐贤相而罪孝兄，身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祸也”。唐鞅为战国时宋康王的相国，载子是当时宋国的太宰（相当于宰相）。宋康王偃为人暴虐，而唐鞅对权利有着非常大的欲望，并不惜为此迎合宋康王的所有歪理。一次宋康王问他：“我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但是臣民还是不怕我，这是为什么？”他说：“主公杀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只杀有罪的人，没罪的人当然不必害怕。主公想让臣民害怕，就要不管有罪没罪，时不时地滥杀无辜。那样臣民就会人人自危，对主公非常害怕了。”康王甚觉有理。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宋康王也是“人君之蔽”的典型，而唐鞅也由于对权利的欲望蒙蔽了自己的心。后唐鞅为了得到更大的权利，用阴谋诡计将载子排挤出宋国的权利圈之外，然而他最终也为宋康王所杀，而不久之后，宋则为齐国所灭。
申生是晋献公的长子,是为太子，奚齐则是晋献公宠妃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的母亲骊姬一直想让她的儿子成为接班人，于是不断在晋献公面前进谗言，终使晋献公欲诛杀申生。申生是位孝子，得知消息后，为了不让父亲为难而自杀。而重耳和晋献公其他的几十个儿子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也都纷纷逃亡国外避难。不过奚齐也还是未能如其所愿，晋献公死后国内大乱，奚齐在动乱之中被晋国重臣里克所杀。以后晋国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混乱，一直到重耳回到晋国即位以后，是为晋文公，在他的努力下，才又使晋国逐渐稳定并发展起来。
唐鞅、奚齐他们在权利的斗争之中，一位欲权，一位欲国，都因自身欲望的膨长，障碍了自己的智慧，以至于看不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和利害关系，不择手段，于是有“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奚齐蔽于欲国而罪申生，唐鞅逐贤相，奚齐罪孝兄，逐贤相而罪孝兄”之举，使自己陷入危机之中，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他们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他们甚至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这样的下场，其实这就是人臣之“蔽”所带来的危害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后果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思考，但是当处于成功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成功。因为在这个时候，整个人扬扬自得，兴奋过度，大脑已经被胜利的感觉所充斥，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去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呢？如果在失败之中，痛苦之中，逆境之中,反而会有很多人能够深深地去思考其中的原因。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一般都不能正确地分析，往往都是怪天时、地利、人和，总是强调外部原因，很少有人能在自己内心深处扪心自问，主动地从中去寻找失败的原因，如自己的修养是否深厚，自己的智慧是否到位，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有度，自己究竟是如何料理事情，总之应该要在自己身上、在自己灵魂深处找寻原因。《荀子——解蔽篇》第二讲（之一）
冯学成 [龙江书院]

前面讲到“人君之蔽”——夏桀、殷纣这两位君主，他们因为“惑其心，而乱其行”，以至于自己的国家、民族，乃至生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照不到之处，总会有糊涂的时候，其关键就在于“惑其心，而乱其行”。
荀子在下面就从“人君之蔽”的对立面继续进行阐述。夏桀的对立面是成汤，殷纣的对立面是周文王。“汤武革命”，为什么会革命？为什么商取代了夏，周又取代了商？首先是夏桀、殷纣“惑其心，而乱其行”，才有成汤和周文王“主其心而慎治之”这样的因果对应关系。
“成汤监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商朝的开国国君成汤王，总结了夏桀治国的经验教训。“主其心”就是很有主见，并能够把握自己的思想。心有主是主于道，而不是离于道。“主”是有坚定明确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治国之道。从历代圣贤吸取正面的治国之道，又从反面的经验教训里得到启示，坚定“主其心而慎治之”，即很谨慎的治理国家，并长期任用一代贤相伊尹。
成都“武侯祠”里面有一副歌颂诸葛亮的对联“文章与伊训说命相表里，经济自清心寡欲中得来。”这分别是苏东坡和朱熹文章中的一句，其中的“伊训”就是指伊尹。另外如果我们再翻开《尚书》，其中就有好几篇伊尹的文章。伊尹出生低贱，是商汤妻子有莘氏带来的陪嫁奴隶。后得到商汤的重用，任为“阿衡”（宰相），并且能够坚定的听取伊尹的建议，从而在伊尹的辅佐下取夏而代之，建立了商朝。商汤去世后，伊尹又先后辅佐卜丙、仲壬两王，直至商汤的孙子太甲为王時，因太甲暴虐乱德，伊尹将其放逐到桐宮三年，待太甲悔过自责，改恶从善后才将他接回来并还政于他，自己遂告老还乡。在伊尹的努力下，使商开国初期政治清明，国家发展欣欣向荣，整个社会和平安宁，为商朝六百多年的延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过《通史》，就可以知道商代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平稳发展的年代，其延续时间超过了周朝，周朝虽号称八百年，但实际上西周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到了战国时期，东周天子的所谓号令天下就已经名不副实了，因此周朝真正有效地行使天下共主的权力就只有两百多年。
“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与商汤一样，周文王借鉴于殷纣王之前历代的施政治国经验和教训，也是“主其心而慎治之”。周朝本是殷商时代在西部渭河上游很小的一个部落，后通过周太王到周文王三代人的努力，才逐渐兴盛起来。当时殷纣王残暴不仁，百姓怨声载道，周文王则以德兴邦，以德治天下，使当时商王朝三分之二的版图都先后归顺于周，为其子周武王攻灭商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开创了号称八百年基业的大周王朝。与成汤任用伊尹一样，周文王则是重用了吕望。吕望就是姜尚，即姜子牙，看过“封神榜”的人就都应该知道姜太公这么一个人，他八十出山，九十出征，百岁建国；三朝元老、两代帝师、一方诸侯，是中国古代早期最为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谋略家。
通过前面这几句之间的比较，我们是否也应该关注一下自己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修为呢？是处于“惑其心”还是“主其心”的状态呢？是在“乱其行”还是在“慎治之”呢？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我们观察一个人有没有静气、定力，有没有做大事的能力，就看这个人在警惕性上，在对自己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把控上的基本功夫如何。如果缺乏这样的基本功，或非常薄弱，那么自己都驾御不了自己，还有可能驾御外部的局面吗？如果是一个企业家，他还能驾御他的企业吗？如果是一个地方官员，他还有可能治理好他所管辖的一方之地吗？
夏桀、殷纣为什么会失国？成汤、文王为什么会振兴？这就给我们指出了作为一位最高领导人应该具备的德行和修养。如果失去了这样的基础，就不能称之为圣贤。成汤和周文王做到了，是为圣贤君主，所以才能“代前代而受九牧”。“九牧、九有”意指九州，是中国古代的地理概念。中国古代将大陆划分为九个地理区域，这九个地理区域就称之为为九州，泛指中国。《尚书·禹贡》中记载九州为：冀州、豫州、雍州、扬州、衮州、徐州、梁州、青州、荆州。《乐雅·释地》中的记载，没有青州、梁州，而有幽州、营州，总之都是指中原的大片土地。这里我们还应该再结合《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来看《解蔽篇》中这两个强烈对比的故事，感受将会更加深刻。
“远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视备色，耳听备声，口食备味，形居备宫，名受备号。”因成汤和周文王修行有道,以德治天下，并能够“主其心而慎治之”，从而入主九州，于是四海之内无不前来朝贡,纷纷将自己的特产和珍宝进献给天下的共主，不论夏王、商王还是周王都是天下的共主。作为天下的共主,眼睛就可以看见所有美丽的事物，耳朵能听到所有美妙的音乐，嘴巴能尝遍天下的美食，天子所居也必然是最为壮观华丽的宫殿，并且所有人都会用最美的语言来歌颂他们伟大的君主。
“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夫是之谓至盛”。在他们这些圣贤明君的治理下，曾经经过苦难日子的人民都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如《史记》中有载：成汤时期中国遭遇到了长时间的大旱，于是成汤自缚于神坛上，说此旱是我一个人的错，与百姓无关，请上天将所有惩罚都降在我一个人身上，祈上天能够普降甘霖，以解百姓之苦。像这样忧国忧民的明君，当他们在世的时候，天下人都会心怀感激之情并热情洋溢地歌颂他们，这时候的人们是多么不希望看到明君的离开。当明君死的时候，举国上下都会哀痛不已。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载。不仅周文王、成汤王去世以后受到了这样的殊荣，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也是如此，他勤政爱民，经常顾不上吃饭睡觉，勤于国事。像这样的伟人,利于国家民族的人的确是“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这是世间所能够得到的最伟大的赞叹。
“诗曰：‘凤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箫。有凤有凰，乐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这里引用《诗经》的原文继续加以阐述。在中国，人们将凤凰作为最吉祥的鸟。当圣主明君临世的时候，凤凰也会为之翩翩起舞，并用它有如坚盾一般的翅膀协助明君捍卫天下，而它的歌声就好象洞箫一样悠扬。在有凤有凰、有歌有舞的情景下，使帝王能够得天下至美的享受。其实作为君主，他们的最高享受并不是财富、权利，而应该是使国家太平，使老百姓能够过上富裕、安宁的生活，这应该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最高理念和最高享受。权利是用来做什么呢？应该是造福于百姓，造福于国家，造福于民族。只有当这些事都处理好了，那些真正英明的政治家才会感到欣慰。反之，如果掌握了权利而没有办好事，国家没有富强，老百姓也没有富裕起来，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心理面会非常难受并自责。
其实“治”或“不治”的关键就在于领导，就在于领导的心和智慧是“蔽”还是“不蔽”？如果他的智慧受到了蒙蔽，受到了拥塞，那他就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祸害。若他没有被蒙蔽，智慧得到了无障碍的释放，那么他就会给国家和百姓造福，而他自己作为一代九五之尊，也会得到相应的福报。如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则是六十年，尽管他们为国事非常操心劳累，但是在中国历代的帝王之中他们两位的福报算是最好的，其在位时间之长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仅有的。
这里，我们应该再强调一下前面所讲的一些内容：“故为蔽”，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蒙蔽自己的心眼呢？“欲为蔽”，自己的七情六欲无限扩张可以使自己蒙蔽，“恶为蔽”，自己心里面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也可以蒙蔽自己智慧之眼，还有“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等等，这一段在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好好温习，反复作自我检查，反省反省自己，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已经处于“蔽”的状态。前面主要从一代人君“蔽”与“不蔽”所得到的截然不同的结果进行了一番论述，下面则开始对人臣“蔽”与“不蔽”进行讨论。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齐是也。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奚齐蔽于欲国而罪申生；唐鞅戮于宋，奚齐戮于晋，逐贤相而罪孝兄，身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祸也”。唐鞅为战国时宋康王的相国，载子是当时宋国的太宰（相当于宰相）。宋康王偃为人暴虐，而唐鞅对权利有着非常大的欲望，并不惜为此迎合宋康王的所有歪理。一次宋康王问他：“我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但是臣民还是不怕我，这是为什么？”他说：“主公杀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只杀有罪的人，没罪的人当然不必害怕。主公想让臣民害怕，就要不管有罪没罪，时不时地滥杀无辜。那样臣民就会人人自危，对主公非常害怕了。”康王甚觉有理。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宋康王也是“人君之蔽”的典型，而唐鞅也由于对权利的欲望蒙蔽了自己的心。后唐鞅为了得到更大的权利，用阴谋诡计将载子排挤出宋国的权利圈之外，然而他最终也为宋康王所杀，而不久之后，宋则为齐国所灭。
申生是晋献公的长子,是为太子，奚齐则是晋献公宠妃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的母亲骊姬一直想让她的儿子成为接班人，于是不断在晋献公面前进谗言，终使晋献公欲诛杀申生。申生是位孝子，得知消息后，为了不让父亲为难而自杀。而重耳和晋献公其他的几十个儿子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也都纷纷逃亡国外避难。不过奚齐也还是未能如其所愿，晋献公死后国内大乱，奚齐在动乱之中被晋国重臣里克所杀。以后晋国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混乱，一直到重耳回到晋国即位以后，是为晋文公，在他的努力下，才又使晋国逐渐稳定并发展起来。
唐鞅、奚齐他们在权利的斗争之中，一位欲权，一位欲国，都因自身欲望的膨长，障碍了自己的智慧，以至于看不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和利害关系，不择手段，于是有“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奚齐蔽于欲国而罪申生，唐鞅逐贤相，奚齐罪孝兄，逐贤相而罪孝兄”之举，使自己陷入危机之中，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他们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他们甚至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这样的下场，其实这就是人臣之“蔽”所带来的危害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后果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思考，但是当处于成功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成功。因为在这个时候，整个人扬扬自得，兴奋过度，大脑已经被胜利的感觉所充斥，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去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呢？如果在失败之中，痛苦之中，逆境之中,反而会有很多人能够深深地去思考其中的原因。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一般都不能正确地分析，往往都是怪天时、地利、人和，总是强调外部原因，很少有人能在自己内心深处扪心自问，主动地从中去寻找失败的原因，如自己的修养是否深厚，自己的智慧是否到位，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有度，自己究竟是如何料理事情，总之应该要在自己身上、在自己灵魂深处找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