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大学》泛讲——第四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19:27:24
冯学成 [龙江书院]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正心”所包含的范围还是太大了，“诚意”就开始逐渐向思维的深处﹑思维功能的基点上入手了。心是很大的，一个又一个念头在不断地闪现，怎样才能把握住我们自身这种庞杂的思维流呢？如何把握我们这种在上下左右前后过去未来穿梭不息的心呢？那就需要“诚意”的功夫。诚意，借用佛教的语言，就称之为“思维修”，其中第一条为净虑，就是要先将我们思维中的杂志先进行过滤，如果不能将我们思维中的种种是是非非﹑来来去去的内容不尽进行一番过滤，我们就不能知道我们是如何思维，就不知道我们的心里活动是如何展开，也就不可能把握住我们精神的始点和原点，那就将失去修身修心的基础。如果我们能“诚意”，使我们的整个心处于圣洁空灵的地带，那是无污染的境界，那一切都将是非常的美丽并有所超越。反之，我们被世俗的繁杂事物所纠缠，没有只属于自己享受的精神空间，那将是很可悲的事情。
通过“诚意”，我们可以看到《大学》虽短短数十字，却蕴涵了极大极高的思维层面，佛教认为通过“诚意”就可以得到“真如”。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通过这简短的阐述就能明白其真义，对此各门各派都有着不同的一套使身心得意净化程序，都强调要进行这方面专门的修行，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诚意”的重要性。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意指我们必须先有这样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才能诚意。这里如同一个圆，分不清何处是终点，又何处是起点，“诚意”都似乎已经既是起点又是终点了，但是它既非起点也非终点，在它的前面仍然还有着新事物。为什么我们要“诚意”呢？面对着二十一世纪如此灿烂的世界，为什么还要眼观鼻鼻观心的打坐入定呢？要将精神摆到“诚意”的位置上，就需要一个致知的过程，要建立相应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否则就不会相信“正心诚意”所表达的理论，才能坚持不懈地进行修炼，才能使自己成为大人。只有在“正心诚意”上，才能对社会中的各种因缘有正确的观察﹑分析﹑判断和决策。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总是被各种杂念所干扰，被世俗的事物所缠绕，那怎么还能成大事﹑成大人呢？那显眼不可能得到实现。现在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西方心理学说，但是我们的古人早就将此说得非常清楚了，西方心理学是病态心理学，总是去研究人们心中阴暗的一面，结果自己的精神往往也会变得有些古怪，而中国古代的心性学是圣贤心理学，是从人们心中光明的一面出发，这也是两者的分水岭，虽然现代心理学也开始需要加入禅宗的理论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是将其作为手段或是药引也就大错特错了，没有认识到圣贤心理其实是我们本质俱足的，不需要外求才能得到，这样一来才能使自己牢不可破，攻无不可，战无不胜，若是外求的，那就有生有灭，有来有去，且未必能嫁接成功。
禅宗神惠大师有云“致知一字，众妙之门”，《心经》有“照见五蕴皆空”之说，照即是知。“致知”，王阳明称之为致良知，这个良知严格来讲就是智慧，佛教称之为清纯的觉照力。我们前面谈“诚意”，那它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觉照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觉照之中，对是是非非，对生生灭灭，对来来去去，对里里外外一切的一切无不在我的觉照之中，这个觉照可以盖天盖地，也可以微乎其微，如《通书》有所云“阙彰阙微”，有着无穷大或无穷小的能力，也就是说，要把“致知”如实地把控住，但“致知”并不是要我们离开自己，它是本自俱足的，无需加以外求，它需要持之以恒的艰苦的内修过程才能实现，它如同一个迷宫，也许有的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来，也许有人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但是更多的人则深陷其中，若能做到真正的“致知”，用佛教的语言那也就能“大彻大悟”了。
“致知”仍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格物”，即文中“致知在格物”。由此可见《大学》的高明之处，它总是在给了你一个实现成功的前提后，又在此前提上不断加上一个新的前提，似乎没有尽头，其实“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四者说的都是一回事，只不过将这么一件事情分成了四个面，使之成为一个圆上的四点，至于谁是终点﹑谁是起点或谁是过程无法分清，都可为起点和终点，又都不可为起点和终点。
“格物”，格者，与物相击之谓格，佛教称之为“缘起”，此物与彼物﹑我们的心物相击称之为格。“格物”就是心和心的对象一定要发生关系，那心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道。那道又是什么呢？是心，那么心的对象还是心。楞严经就有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可及”。“格物”格过去格过来，结果还是格自己，从生至死，我们永远都是自己和自己打交道，西方叔本华就说“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佛教称之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谁都不可能超出自己的精神来了解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必须转换成我们自己的精神内容才能得以了解，我们所接触的一切事物都必须转换成为我们的精神内容，转化成为我们情感的承受，离开了自我的精神内容，离开了自我的情感的承受，外部的事情将与我们毫无关系。正因为如此，西方才有了“不可知论”的出现，
其实“不可知论”并不是说不可知，而是要说明我们内心世界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内心才知道，我们通过语言彼此之间交流，你的语言必须要通过我自己的翻译，变成我的思想信号，才能使我得以接受，但是我所接受的信号是否是你所想要表达的信息呢？可能未必一样，你所传达的东西必须通过我的转换才能为我所理解，因此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封闭的自我感觉之中，表面上我们是在和无穷无尽的事物交流，在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流，但是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精神内容的不同面而已。若看不透，堪不破，就总会觉得与朋友打交道真麻烦，才会有古人的“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感慨之言，人与人的精神有差别，精神的氛围也有所不同，各人的文化学识也有差别，你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是肯定有差别，在有差别的信息交流时相互之间未必就能读懂，要想有可能读懂，就必须要“正心诚意”，不能加入丝毫的主观意识，好好接受对方发送过来的信息，或许能破译出相同的结果，才能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庄子就有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无穷无尽，说不清，道不明，西方称之为“聋子的对话”。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那就必须“格物”，只有明白了自己的心，明白了自己的喜怒哀乐，才能理解别人的喜怒哀乐，你能明白自己的快乐从何而来，才能知道别人的快乐从何而来，知道了自己的痛苦从何而来，才能了解别人的痛苦从何而来，因此孔子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才能有互相沟通的平台，不然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又从何谈起呢？“格物”的最高境界就是“格心”，进而悟道，也就是“致知”，也就是“诚意”，也就是“正心”，这一切做好了，就称之为“内圣”。
“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其实是相当宗教化的事物，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这四者在儒家学说里面还没有这么高深的精神层面，一直到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特别是禅宗的兴起，对次四者的解释才升华到了如此高的境界，达到了宗教的至高点，将其落实到了精神的本元上。反过来讲，如果仅仅只是一种宗教情怀而放弃世间，那就成了宋明理学所批评的“半边圣人”，缺乏实践性，不能致用，不能治国平天下。因此，我们要看到“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体性和因果性，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学历史上某些人致天下于不顾，应该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其实真正圣贤之士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之心﹑政治情怀和抱负，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通过历史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人，如宋王阳明就是一位反金志士。
前面我们主要对《大学》的经文进行了一番阐述，从而明白“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是内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孟子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作为一介布衣，不论富贵贫贱都要独善其身，这应该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如果不能独善其身，那么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乃至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善，去年柏林寺夏令营的主题是华严宗的净行品，对此净慧老和尚就提出 “善用其心，善待一切”的口号。我们的心在平常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做到很好的优化，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不能在面对任何因缘环境的时候都可以善于料理和对待，所以“善用其心”就需要相当高的修为功夫，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善待一切”。“穷则独善其身”，此身当然是指我们的身心，而善则是内外俱有。我们往往都是处于穷的状态中才容易做到独善其心，而在“达”的时候就很难做到了，一个人在功名富贵的时候，哪里还有时间一个人静下心来料理自己的身心呢?不管是领导还是老板，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每时每刻都被诸多的繁杂事务所烦扰，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静心做学问，没有时间来面对自己，审视自己。如果大家能坚持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己对自己盘点，从而进行一番总结，那都将受益匪浅，可惜这样的人很难得一见。
善，让我们对此再加以延伸，我们学习《通书》的时候讲到过“通”字，知道“善是通之用”。某个人是通才，是通人，这个“通”仅仅是落实在精神层面上和知识上，但是在事上，华严宗有云“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理上通”比较容易实现，要在事上通就未必容易了，因此在事上，就需要在“通”上再加上一个“善”。
我们在“穷”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种种麻烦，所谓油盐柴米酱醋茶，总是在为生计不停地奔波，有时还会受到他人的白眼和讥讽，被别人吆喝过来吆喝过去，在这种困境之中，如何才能独善其身﹑独善其心呢？对此我以前就常言要练顺眼法﹑顺耳法﹑顺心法，总之要使自己的身心都要顺，如果能有所成，当有机会来临时才能做到兼济天下。
《大学》经文最后一段中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指出从上到下，所有人都是以修身为本。我们的本钱就是我们的身心，皇帝不能离开自己的身心，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离开各自的身心，以前常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们一定以修身为本，在此基础上才能有资格谈“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才可能去谈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我们决不能放弃“修身”这个基础，在任何时候都要抓住“修身”这个纲。有朋友问佛家“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照”该如何体验，其实只要我们能以修身为本，就可以培植我们的“觉照心”和“觉照力”，若能将此培育成熟，并能够和事物打成一片，那么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不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是喜或悲，无处不是，无处不在，都能表现出自己光辉的一面，才能称之为大丈夫，才能符合《大学》之道。因此不论是做什么，都必须以“修身”为本，过去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大学》这篇文章，在古代可以说是七八岁之前孩子启蒙所必学，甚至已经年满七八十岁的长者也仍然还是会经常学习，时时都在依此检查自己有无“正心诚意”，有无“格物致知”，自我反省，如果在遇到某事的时候言行举止有错，还会为此深深自责。对古人而言，特别是对士大夫阶层而言，《大学》的这段经文始终贯穿于他们的生命之中，一直以此为标准来检验自己的言行举止，要先把这个“本”做好，否则“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我们的心性为本，我们心性所面对的世界为末，心性未调理好，那我们心性所面对的对象又怎么可能调理好呢？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我们该如何料理厚和薄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性培植深厚，就如《易经》坤卦所云“君子以厚德载物”，再如其六二爻所云“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以及其六二爻象辞所云“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这就是我们需要厚的地方。如果该厚的地方薄了，在德行上﹑在道义上﹑在仁义礼智信上都有所亏欠，那么就不可能有一个厚实所对应的世界。孩提时读书，数理化语文外语等基本功夫做扎实，那么考试就会相应轻松，且成绩也会好，如果没有做扎实，成绩怎么可能还会好呢？同理，一个人待人接物，如果对自己都很刻薄，还怎么可能对别人和事物厚道呢？
《菜根谭》中有云“待人薄者待己亦薄，待人厚者待己亦厚”。如果自己内心世界很单薄，那么自己所面对的世界也很单薄。如果仁义礼智信的德行没有厚重起来，那么我们身边的环境也就不可能滋润和厚实。以前去做客，首先要看主人家的待客之道，俗话说“在家不会待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所以我们在面对厚薄的问题时，在德上一定要厚，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一定要厚实，如果将此淡薄，那么做事情也会淡薄，待人刻薄，做事也就刻薄，更不可能扩大自己的人事圈子。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大学》这一句中所蕴涵的因果关系。
对于《大学》的经文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下面我们将开始对《大学》传的学习。《大学》传有十章，实际上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其中的三章，只是没有逐字逐句去进行讲解罢了。
第一章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
第二章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右传之二章。释新民。
第三章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
以上是《大学》传的前三章内容，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阐述，这里就不再加以过多的讲解了。
第四章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右传之四章。释本末。
前面我们才谈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的本，这里就开始提出“知本”，那什么是“知本”呢？孔子为什么将此问题落实在“听讼”呢？讼，是指打官司，指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为什么会如此呢？朋友之间会不会打官司呢？真正道义上的朋友之间不会有官司；夫妻之间会打官司吗？恩爱的夫妻不会有官司；父子（母女）之间会打官司吗？亲密的父子（母女）之间不会有官司。既然有官司，那必然是因为在社会之中，由于修为不到位，并且容易受利益驱使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才会有官讼是非。但是作为大人君子，为天子牧民，自然要将君子的仁义用以教化还没有进入仁义境界的小人们。涉及到官司之事，当然就会和仁义礼智信有距离，那么作为大人君子听老百姓打官司，就必须放下架子并善于倾听。一个好的医生，首先要善于听病人倾述自己的病症，如果一个医生连病人的倾述都不听，那么这个医生是否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就很值得怀疑了。作为大人听官司也是如此，要善于听原告和被告的陈述和答辩。
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时，有过作法官的经历，因此才会有上面的感受之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听讼的时候，自己和大家一样都是人，那又怎样才能使这个社会没有争讼之事呢？古代考核县官的政绩，首先看其所管理的辖区是否山清水秀，再看街上有多少沿街乞讨的人，然后还要看看监狱中有多少犯人，如果犯人过多，那么这个县官的政绩就有问题，此外在农闲时是否到书院讲学或是听课，县官是如此考核，州官亦是如此，朝廷大员也是如此，皇帝仍然是如此。如果德化做得好，那么社会上作奸犯科的人就少，正所谓“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如果被逼上梁山的人多了，那么这个官僚体制就该大力整顿，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应该是一目了然。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要让那些刁钻不实的人不敢尽情随意地编造谎言，要使民心畏服。所以“无讼”才称之为“知本”，使普通老百姓大化无迹，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副升平景象，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畏民志，作为一个领导，对下面的老百姓应该要有敬畏之心，一方面要顺民心，顺顺民意，顺民情，但是另一方面顺并不是要姑息养奸，而是要立足于圣人的教化，反过来才能通过老百姓这面明镜来审视统治者的政绩究竟如何，是优是劣，因此我们应该把“民志”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一面镜子，才能称之为“知本”。冯学成 [龙江书院]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正心”所包含的范围还是太大了，“诚意”就开始逐渐向思维的深处﹑思维功能的基点上入手了。心是很大的，一个又一个念头在不断地闪现，怎样才能把握住我们自身这种庞杂的思维流呢？如何把握我们这种在上下左右前后过去未来穿梭不息的心呢？那就需要“诚意”的功夫。诚意，借用佛教的语言，就称之为“思维修”，其中第一条为净虑，就是要先将我们思维中的杂志先进行过滤，如果不能将我们思维中的种种是是非非﹑来来去去的内容不尽进行一番过滤，我们就不能知道我们是如何思维，就不知道我们的心里活动是如何展开，也就不可能把握住我们精神的始点和原点，那就将失去修身修心的基础。如果我们能“诚意”，使我们的整个心处于圣洁空灵的地带，那是无污染的境界，那一切都将是非常的美丽并有所超越。反之，我们被世俗的繁杂事物所纠缠，没有只属于自己享受的精神空间，那将是很可悲的事情。
通过“诚意”，我们可以看到《大学》虽短短数十字，却蕴涵了极大极高的思维层面，佛教认为通过“诚意”就可以得到“真如”。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通过这简短的阐述就能明白其真义，对此各门各派都有着不同的一套使身心得意净化程序，都强调要进行这方面专门的修行，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诚意”的重要性。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意指我们必须先有这样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才能诚意。这里如同一个圆，分不清何处是终点，又何处是起点，“诚意”都似乎已经既是起点又是终点了，但是它既非起点也非终点，在它的前面仍然还有着新事物。为什么我们要“诚意”呢？面对着二十一世纪如此灿烂的世界，为什么还要眼观鼻鼻观心的打坐入定呢？要将精神摆到“诚意”的位置上，就需要一个致知的过程，要建立相应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否则就不会相信“正心诚意”所表达的理论，才能坚持不懈地进行修炼，才能使自己成为大人。只有在“正心诚意”上，才能对社会中的各种因缘有正确的观察﹑分析﹑判断和决策。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总是被各种杂念所干扰，被世俗的事物所缠绕，那怎么还能成大事﹑成大人呢？那显眼不可能得到实现。现在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西方心理学说，但是我们的古人早就将此说得非常清楚了，西方心理学是病态心理学，总是去研究人们心中阴暗的一面，结果自己的精神往往也会变得有些古怪，而中国古代的心性学是圣贤心理学，是从人们心中光明的一面出发，这也是两者的分水岭，虽然现代心理学也开始需要加入禅宗的理论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是将其作为手段或是药引也就大错特错了，没有认识到圣贤心理其实是我们本质俱足的，不需要外求才能得到，这样一来才能使自己牢不可破，攻无不可，战无不胜，若是外求的，那就有生有灭，有来有去，且未必能嫁接成功。
禅宗神惠大师有云“致知一字，众妙之门”，《心经》有“照见五蕴皆空”之说，照即是知。“致知”，王阳明称之为致良知，这个良知严格来讲就是智慧，佛教称之为清纯的觉照力。我们前面谈“诚意”，那它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觉照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觉照之中，对是是非非，对生生灭灭，对来来去去，对里里外外一切的一切无不在我的觉照之中，这个觉照可以盖天盖地，也可以微乎其微，如《通书》有所云“阙彰阙微”，有着无穷大或无穷小的能力，也就是说，要把“致知”如实地把控住，但“致知”并不是要我们离开自己，它是本自俱足的，无需加以外求，它需要持之以恒的艰苦的内修过程才能实现，它如同一个迷宫，也许有的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来，也许有人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但是更多的人则深陷其中，若能做到真正的“致知”，用佛教的语言那也就能“大彻大悟”了。
“致知”仍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格物”，即文中“致知在格物”。由此可见《大学》的高明之处，它总是在给了你一个实现成功的前提后，又在此前提上不断加上一个新的前提，似乎没有尽头，其实“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四者说的都是一回事，只不过将这么一件事情分成了四个面，使之成为一个圆上的四点，至于谁是终点﹑谁是起点或谁是过程无法分清，都可为起点和终点，又都不可为起点和终点。
“格物”，格者，与物相击之谓格，佛教称之为“缘起”，此物与彼物﹑我们的心物相击称之为格。“格物”就是心和心的对象一定要发生关系，那心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道。那道又是什么呢？是心，那么心的对象还是心。楞严经就有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可及”。“格物”格过去格过来，结果还是格自己，从生至死，我们永远都是自己和自己打交道，西方叔本华就说“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佛教称之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谁都不可能超出自己的精神来了解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必须转换成我们自己的精神内容才能得以了解，我们所接触的一切事物都必须转换成为我们的精神内容，转化成为我们情感的承受，离开了自我的精神内容，离开了自我的情感的承受，外部的事情将与我们毫无关系。正因为如此，西方才有了“不可知论”的出现，
其实“不可知论”并不是说不可知，而是要说明我们内心世界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内心才知道，我们通过语言彼此之间交流，你的语言必须要通过我自己的翻译，变成我的思想信号，才能使我得以接受，但是我所接受的信号是否是你所想要表达的信息呢？可能未必一样，你所传达的东西必须通过我的转换才能为我所理解，因此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封闭的自我感觉之中，表面上我们是在和无穷无尽的事物交流，在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流，但是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精神内容的不同面而已。若看不透，堪不破，就总会觉得与朋友打交道真麻烦，才会有古人的“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感慨之言，人与人的精神有差别，精神的氛围也有所不同，各人的文化学识也有差别，你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是肯定有差别，在有差别的信息交流时相互之间未必就能读懂，要想有可能读懂，就必须要“正心诚意”，不能加入丝毫的主观意识，好好接受对方发送过来的信息，或许能破译出相同的结果，才能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庄子就有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无穷无尽，说不清，道不明，西方称之为“聋子的对话”。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那就必须“格物”，只有明白了自己的心，明白了自己的喜怒哀乐，才能理解别人的喜怒哀乐，你能明白自己的快乐从何而来，才能知道别人的快乐从何而来，知道了自己的痛苦从何而来，才能了解别人的痛苦从何而来，因此孔子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才能有互相沟通的平台，不然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又从何谈起呢？“格物”的最高境界就是“格心”，进而悟道，也就是“致知”，也就是“诚意”，也就是“正心”，这一切做好了，就称之为“内圣”。
“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其实是相当宗教化的事物，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这四者在儒家学说里面还没有这么高深的精神层面，一直到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特别是禅宗的兴起，对次四者的解释才升华到了如此高的境界，达到了宗教的至高点，将其落实到了精神的本元上。反过来讲，如果仅仅只是一种宗教情怀而放弃世间，那就成了宋明理学所批评的“半边圣人”，缺乏实践性，不能致用，不能治国平天下。因此，我们要看到“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体性和因果性，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学历史上某些人致天下于不顾，应该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其实真正圣贤之士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之心﹑政治情怀和抱负，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通过历史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人，如宋王阳明就是一位反金志士。
前面我们主要对《大学》的经文进行了一番阐述，从而明白“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是内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孟子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作为一介布衣，不论富贵贫贱都要独善其身，这应该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如果不能独善其身，那么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乃至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善，去年柏林寺夏令营的主题是华严宗的净行品，对此净慧老和尚就提出 “善用其心，善待一切”的口号。我们的心在平常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做到很好的优化，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不能在面对任何因缘环境的时候都可以善于料理和对待，所以“善用其心”就需要相当高的修为功夫，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善待一切”。“穷则独善其身”，此身当然是指我们的身心，而善则是内外俱有。我们往往都是处于穷的状态中才容易做到独善其心，而在“达”的时候就很难做到了，一个人在功名富贵的时候，哪里还有时间一个人静下心来料理自己的身心呢?不管是领导还是老板，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每时每刻都被诸多的繁杂事务所烦扰，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静心做学问，没有时间来面对自己，审视自己。如果大家能坚持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己对自己盘点，从而进行一番总结，那都将受益匪浅，可惜这样的人很难得一见。
善，让我们对此再加以延伸，我们学习《通书》的时候讲到过“通”字，知道“善是通之用”。某个人是通才，是通人，这个“通”仅仅是落实在精神层面上和知识上，但是在事上，华严宗有云“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理上通”比较容易实现，要在事上通就未必容易了，因此在事上，就需要在“通”上再加上一个“善”。
我们在“穷”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种种麻烦，所谓油盐柴米酱醋茶，总是在为生计不停地奔波，有时还会受到他人的白眼和讥讽，被别人吆喝过来吆喝过去，在这种困境之中，如何才能独善其身﹑独善其心呢？对此我以前就常言要练顺眼法﹑顺耳法﹑顺心法，总之要使自己的身心都要顺，如果能有所成，当有机会来临时才能做到兼济天下。
《大学》经文最后一段中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指出从上到下，所有人都是以修身为本。我们的本钱就是我们的身心，皇帝不能离开自己的身心，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离开各自的身心，以前常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们一定以修身为本，在此基础上才能有资格谈“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才可能去谈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我们决不能放弃“修身”这个基础，在任何时候都要抓住“修身”这个纲。有朋友问佛家“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照”该如何体验，其实只要我们能以修身为本，就可以培植我们的“觉照心”和“觉照力”，若能将此培育成熟，并能够和事物打成一片，那么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不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是喜或悲，无处不是，无处不在，都能表现出自己光辉的一面，才能称之为大丈夫，才能符合《大学》之道。因此不论是做什么，都必须以“修身”为本，过去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大学》这篇文章，在古代可以说是七八岁之前孩子启蒙所必学，甚至已经年满七八十岁的长者也仍然还是会经常学习，时时都在依此检查自己有无“正心诚意”，有无“格物致知”，自我反省，如果在遇到某事的时候言行举止有错，还会为此深深自责。对古人而言，特别是对士大夫阶层而言，《大学》的这段经文始终贯穿于他们的生命之中，一直以此为标准来检验自己的言行举止，要先把这个“本”做好，否则“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我们的心性为本，我们心性所面对的世界为末，心性未调理好，那我们心性所面对的对象又怎么可能调理好呢？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我们该如何料理厚和薄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性培植深厚，就如《易经》坤卦所云“君子以厚德载物”，再如其六二爻所云“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以及其六二爻象辞所云“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这就是我们需要厚的地方。如果该厚的地方薄了，在德行上﹑在道义上﹑在仁义礼智信上都有所亏欠，那么就不可能有一个厚实所对应的世界。孩提时读书，数理化语文外语等基本功夫做扎实，那么考试就会相应轻松，且成绩也会好，如果没有做扎实，成绩怎么可能还会好呢？同理，一个人待人接物，如果对自己都很刻薄，还怎么可能对别人和事物厚道呢？
《菜根谭》中有云“待人薄者待己亦薄，待人厚者待己亦厚”。如果自己内心世界很单薄，那么自己所面对的世界也很单薄。如果仁义礼智信的德行没有厚重起来，那么我们身边的环境也就不可能滋润和厚实。以前去做客，首先要看主人家的待客之道，俗话说“在家不会待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所以我们在面对厚薄的问题时，在德上一定要厚，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一定要厚实，如果将此淡薄，那么做事情也会淡薄，待人刻薄，做事也就刻薄，更不可能扩大自己的人事圈子。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大学》这一句中所蕴涵的因果关系。
对于《大学》的经文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下面我们将开始对《大学》传的学习。《大学》传有十章，实际上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其中的三章，只是没有逐字逐句去进行讲解罢了。
第一章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
第二章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右传之二章。释新民。
第三章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
以上是《大学》传的前三章内容，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阐述，这里就不再加以过多的讲解了。
第四章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右传之四章。释本末。
前面我们才谈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的本，这里就开始提出“知本”，那什么是“知本”呢？孔子为什么将此问题落实在“听讼”呢？讼，是指打官司，指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为什么会如此呢？朋友之间会不会打官司呢？真正道义上的朋友之间不会有官司；夫妻之间会打官司吗？恩爱的夫妻不会有官司；父子（母女）之间会打官司吗？亲密的父子（母女）之间不会有官司。既然有官司，那必然是因为在社会之中，由于修为不到位，并且容易受利益驱使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才会有官讼是非。但是作为大人君子，为天子牧民，自然要将君子的仁义用以教化还没有进入仁义境界的小人们。涉及到官司之事，当然就会和仁义礼智信有距离，那么作为大人君子听老百姓打官司，就必须放下架子并善于倾听。一个好的医生，首先要善于听病人倾述自己的病症，如果一个医生连病人的倾述都不听，那么这个医生是否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就很值得怀疑了。作为大人听官司也是如此，要善于听原告和被告的陈述和答辩。
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时，有过作法官的经历，因此才会有上面的感受之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听讼的时候，自己和大家一样都是人，那又怎样才能使这个社会没有争讼之事呢？古代考核县官的政绩，首先看其所管理的辖区是否山清水秀，再看街上有多少沿街乞讨的人，然后还要看看监狱中有多少犯人，如果犯人过多，那么这个县官的政绩就有问题，此外在农闲时是否到书院讲学或是听课，县官是如此考核，州官亦是如此，朝廷大员也是如此，皇帝仍然是如此。如果德化做得好，那么社会上作奸犯科的人就少，正所谓“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如果被逼上梁山的人多了，那么这个官僚体制就该大力整顿，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应该是一目了然。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要让那些刁钻不实的人不敢尽情随意地编造谎言，要使民心畏服。所以“无讼”才称之为“知本”，使普通老百姓大化无迹，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副升平景象，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畏民志，作为一个领导，对下面的老百姓应该要有敬畏之心，一方面要顺民心，顺顺民意，顺民情，但是另一方面顺并不是要姑息养奸，而是要立足于圣人的教化，反过来才能通过老百姓这面明镜来审视统治者的政绩究竟如何，是优是劣，因此我们应该把“民志”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一面镜子，才能称之为“知本”。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正心”所包含的范围还是太大了，“诚意”就开始逐渐向思维的深处﹑思维功能的基点上入手了。心是很大的，一个又一个念头在不断地闪现，怎样才能把握住我们自身这种庞杂的思维流呢？如何把握我们这种在上下左右前后过去未来穿梭不息的心呢？那就需要“诚意”的功夫。诚意，借用佛教的语言，就称之为“思维修”，其中第一条为净虑，就是要先将我们思维中的杂志先进行过滤，如果不能将我们思维中的种种是是非非﹑来来去去的内容不尽进行一番过滤，我们就不能知道我们是如何思维，就不知道我们的心里活动是如何展开，也就不可能把握住我们精神的始点和原点，那就将失去修身修心的基础。如果我们能“诚意”，使我们的整个心处于圣洁空灵的地带，那是无污染的境界，那一切都将是非常的美丽并有所超越。反之，我们被世俗的繁杂事物所纠缠，没有只属于自己享受的精神空间，那将是很可悲的事情。
通过“诚意”，我们可以看到《大学》虽短短数十字，却蕴涵了极大极高的思维层面，佛教认为通过“诚意”就可以得到“真如”。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通过这简短的阐述就能明白其真义，对此各门各派都有着不同的一套使身心得意净化程序，都强调要进行这方面专门的修行，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诚意”的重要性。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意指我们必须先有这样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才能诚意。这里如同一个圆，分不清何处是终点，又何处是起点，“诚意”都似乎已经既是起点又是终点了，但是它既非起点也非终点，在它的前面仍然还有着新事物。为什么我们要“诚意”呢？面对着二十一世纪如此灿烂的世界，为什么还要眼观鼻鼻观心的打坐入定呢？要将精神摆到“诚意”的位置上，就需要一个致知的过程，要建立相应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否则就不会相信“正心诚意”所表达的理论，才能坚持不懈地进行修炼，才能使自己成为大人。只有在“正心诚意”上，才能对社会中的各种因缘有正确的观察﹑分析﹑判断和决策。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总是被各种杂念所干扰，被世俗的事物所缠绕，那怎么还能成大事﹑成大人呢？那显眼不可能得到实现。现在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西方心理学说，但是我们的古人早就将此说得非常清楚了，西方心理学是病态心理学，总是去研究人们心中阴暗的一面，结果自己的精神往往也会变得有些古怪，而中国古代的心性学是圣贤心理学，是从人们心中光明的一面出发，这也是两者的分水岭，虽然现代心理学也开始需要加入禅宗的理论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是将其作为手段或是药引也就大错特错了，没有认识到圣贤心理其实是我们本质俱足的，不需要外求才能得到，这样一来才能使自己牢不可破，攻无不可，战无不胜，若是外求的，那就有生有灭，有来有去，且未必能嫁接成功。
禅宗神惠大师有云“致知一字，众妙之门”，《心经》有“照见五蕴皆空”之说，照即是知。“致知”，王阳明称之为致良知，这个良知严格来讲就是智慧，佛教称之为清纯的觉照力。我们前面谈“诚意”，那它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觉照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觉照之中，对是是非非，对生生灭灭，对来来去去，对里里外外一切的一切无不在我的觉照之中，这个觉照可以盖天盖地，也可以微乎其微，如《通书》有所云“阙彰阙微”，有着无穷大或无穷小的能力，也就是说，要把“致知”如实地把控住，但“致知”并不是要我们离开自己，它是本自俱足的，无需加以外求，它需要持之以恒的艰苦的内修过程才能实现，它如同一个迷宫，也许有的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来，也许有人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但是更多的人则深陷其中，若能做到真正的“致知”，用佛教的语言那也就能“大彻大悟”了。
“致知”仍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格物”，即文中“致知在格物”。由此可见《大学》的高明之处，它总是在给了你一个实现成功的前提后，又在此前提上不断加上一个新的前提，似乎没有尽头，其实“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四者说的都是一回事，只不过将这么一件事情分成了四个面，使之成为一个圆上的四点，至于谁是终点﹑谁是起点或谁是过程无法分清，都可为起点和终点，又都不可为起点和终点。
“格物”，格者，与物相击之谓格，佛教称之为“缘起”，此物与彼物﹑我们的心物相击称之为格。“格物”就是心和心的对象一定要发生关系，那心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道。那道又是什么呢？是心，那么心的对象还是心。楞严经就有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可及”。“格物”格过去格过来，结果还是格自己，从生至死，我们永远都是自己和自己打交道，西方叔本华就说“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佛教称之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谁都不可能超出自己的精神来了解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必须转换成我们自己的精神内容才能得以了解，我们所接触的一切事物都必须转换成为我们的精神内容，转化成为我们情感的承受，离开了自我的精神内容，离开了自我的情感的承受，外部的事情将与我们毫无关系。正因为如此，西方才有了“不可知论”的出现，
其实“不可知论”并不是说不可知，而是要说明我们内心世界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内心才知道，我们通过语言彼此之间交流，你的语言必须要通过我自己的翻译，变成我的思想信号，才能使我得以接受，但是我所接受的信号是否是你所想要表达的信息呢？可能未必一样，你所传达的东西必须通过我的转换才能为我所理解，因此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封闭的自我感觉之中，表面上我们是在和无穷无尽的事物交流，在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流，但是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精神内容的不同面而已。若看不透，堪不破，就总会觉得与朋友打交道真麻烦，才会有古人的“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感慨之言，人与人的精神有差别，精神的氛围也有所不同，各人的文化学识也有差别，你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是肯定有差别，在有差别的信息交流时相互之间未必就能读懂，要想有可能读懂，就必须要“正心诚意”，不能加入丝毫的主观意识，好好接受对方发送过来的信息，或许能破译出相同的结果，才能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庄子就有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无穷无尽，说不清，道不明，西方称之为“聋子的对话”。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那就必须“格物”，只有明白了自己的心，明白了自己的喜怒哀乐，才能理解别人的喜怒哀乐，你能明白自己的快乐从何而来，才能知道别人的快乐从何而来，知道了自己的痛苦从何而来，才能了解别人的痛苦从何而来，因此孔子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才能有互相沟通的平台，不然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又从何谈起呢？“格物”的最高境界就是“格心”，进而悟道，也就是“致知”，也就是“诚意”，也就是“正心”，这一切做好了，就称之为“内圣”。
“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其实是相当宗教化的事物，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这四者在儒家学说里面还没有这么高深的精神层面，一直到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特别是禅宗的兴起，对次四者的解释才升华到了如此高的境界，达到了宗教的至高点，将其落实到了精神的本元上。反过来讲，如果仅仅只是一种宗教情怀而放弃世间，那就成了宋明理学所批评的“半边圣人”，缺乏实践性，不能致用，不能治国平天下。因此，我们要看到“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体性和因果性，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学历史上某些人致天下于不顾，应该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其实真正圣贤之士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之心﹑政治情怀和抱负，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通过历史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人，如宋王阳明就是一位反金志士。
前面我们主要对《大学》的经文进行了一番阐述，从而明白“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是内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孟子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作为一介布衣，不论富贵贫贱都要独善其身，这应该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如果不能独善其身，那么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乃至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善，去年柏林寺夏令营的主题是华严宗的净行品，对此净慧老和尚就提出 “善用其心，善待一切”的口号。我们的心在平常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做到很好的优化，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不能在面对任何因缘环境的时候都可以善于料理和对待，所以“善用其心”就需要相当高的修为功夫，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善待一切”。“穷则独善其身”，此身当然是指我们的身心，而善则是内外俱有。我们往往都是处于穷的状态中才容易做到独善其心，而在“达”的时候就很难做到了，一个人在功名富贵的时候，哪里还有时间一个人静下心来料理自己的身心呢?不管是领导还是老板，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每时每刻都被诸多的繁杂事务所烦扰，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静心做学问，没有时间来面对自己，审视自己。如果大家能坚持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己对自己盘点，从而进行一番总结，那都将受益匪浅，可惜这样的人很难得一见。
善，让我们对此再加以延伸，我们学习《通书》的时候讲到过“通”字，知道“善是通之用”。某个人是通才，是通人，这个“通”仅仅是落实在精神层面上和知识上，但是在事上，华严宗有云“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理上通”比较容易实现，要在事上通就未必容易了，因此在事上，就需要在“通”上再加上一个“善”。
我们在“穷”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种种麻烦，所谓油盐柴米酱醋茶，总是在为生计不停地奔波，有时还会受到他人的白眼和讥讽，被别人吆喝过来吆喝过去，在这种困境之中，如何才能独善其身﹑独善其心呢？对此我以前就常言要练顺眼法﹑顺耳法﹑顺心法，总之要使自己的身心都要顺，如果能有所成，当有机会来临时才能做到兼济天下。
《大学》经文最后一段中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指出从上到下，所有人都是以修身为本。我们的本钱就是我们的身心，皇帝不能离开自己的身心，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离开各自的身心，以前常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们一定以修身为本，在此基础上才能有资格谈“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才可能去谈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我们决不能放弃“修身”这个基础，在任何时候都要抓住“修身”这个纲。有朋友问佛家“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照”该如何体验，其实只要我们能以修身为本，就可以培植我们的“觉照心”和“觉照力”，若能将此培育成熟，并能够和事物打成一片，那么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不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是喜或悲，无处不是，无处不在，都能表现出自己光辉的一面，才能称之为大丈夫，才能符合《大学》之道。因此不论是做什么，都必须以“修身”为本，过去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大学》这篇文章，在古代可以说是七八岁之前孩子启蒙所必学，甚至已经年满七八十岁的长者也仍然还是会经常学习，时时都在依此检查自己有无“正心诚意”，有无“格物致知”，自我反省，如果在遇到某事的时候言行举止有错，还会为此深深自责。对古人而言，特别是对士大夫阶层而言，《大学》的这段经文始终贯穿于他们的生命之中，一直以此为标准来检验自己的言行举止，要先把这个“本”做好，否则“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我们的心性为本，我们心性所面对的世界为末，心性未调理好，那我们心性所面对的对象又怎么可能调理好呢？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我们该如何料理厚和薄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性培植深厚，就如《易经》坤卦所云“君子以厚德载物”，再如其六二爻所云“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以及其六二爻象辞所云“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这就是我们需要厚的地方。如果该厚的地方薄了，在德行上﹑在道义上﹑在仁义礼智信上都有所亏欠，那么就不可能有一个厚实所对应的世界。孩提时读书，数理化语文外语等基本功夫做扎实，那么考试就会相应轻松，且成绩也会好，如果没有做扎实，成绩怎么可能还会好呢？同理，一个人待人接物，如果对自己都很刻薄，还怎么可能对别人和事物厚道呢？
《菜根谭》中有云“待人薄者待己亦薄，待人厚者待己亦厚”。如果自己内心世界很单薄，那么自己所面对的世界也很单薄。如果仁义礼智信的德行没有厚重起来，那么我们身边的环境也就不可能滋润和厚实。以前去做客，首先要看主人家的待客之道，俗话说“在家不会待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所以我们在面对厚薄的问题时，在德上一定要厚，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一定要厚实，如果将此淡薄，那么做事情也会淡薄，待人刻薄，做事也就刻薄，更不可能扩大自己的人事圈子。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大学》这一句中所蕴涵的因果关系。
对于《大学》的经文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下面我们将开始对《大学》传的学习。《大学》传有十章，实际上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其中的三章，只是没有逐字逐句去进行讲解罢了。
第一章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
第二章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右传之二章。释新民。
第三章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
以上是《大学》传的前三章内容，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阐述，这里就不再加以过多的讲解了。
第四章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右传之四章。释本末。
前面我们才谈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的本，这里就开始提出“知本”，那什么是“知本”呢？孔子为什么将此问题落实在“听讼”呢？讼，是指打官司，指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为什么会如此呢？朋友之间会不会打官司呢？真正道义上的朋友之间不会有官司；夫妻之间会打官司吗？恩爱的夫妻不会有官司；父子（母女）之间会打官司吗？亲密的父子（母女）之间不会有官司。既然有官司，那必然是因为在社会之中，由于修为不到位，并且容易受利益驱使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才会有官讼是非。但是作为大人君子，为天子牧民，自然要将君子的仁义用以教化还没有进入仁义境界的小人们。涉及到官司之事，当然就会和仁义礼智信有距离，那么作为大人君子听老百姓打官司，就必须放下架子并善于倾听。一个好的医生，首先要善于听病人倾述自己的病症，如果一个医生连病人的倾述都不听，那么这个医生是否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就很值得怀疑了。作为大人听官司也是如此，要善于听原告和被告的陈述和答辩。
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时，有过作法官的经历，因此才会有上面的感受之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听讼的时候，自己和大家一样都是人，那又怎样才能使这个社会没有争讼之事呢？古代考核县官的政绩，首先看其所管理的辖区是否山清水秀，再看街上有多少沿街乞讨的人，然后还要看看监狱中有多少犯人，如果犯人过多，那么这个县官的政绩就有问题，此外在农闲时是否到书院讲学或是听课，县官是如此考核，州官亦是如此，朝廷大员也是如此，皇帝仍然是如此。如果德化做得好，那么社会上作奸犯科的人就少，正所谓“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如果被逼上梁山的人多了，那么这个官僚体制就该大力整顿，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应该是一目了然。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要让那些刁钻不实的人不敢尽情随意地编造谎言，要使民心畏服。所以“无讼”才称之为“知本”，使普通老百姓大化无迹，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副升平景象，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畏民志，作为一个领导，对下面的老百姓应该要有敬畏之心，一方面要顺民心，顺顺民意，顺民情，但是另一方面顺并不是要姑息养奸，而是要立足于圣人的教化，反过来才能通过老百姓这面明镜来审视统治者的政绩究竟如何，是优是劣，因此我们应该把“民志”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一面镜子，才能称之为“知本”。冯学成 [龙江书院]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正心”所包含的范围还是太大了，“诚意”就开始逐渐向思维的深处﹑思维功能的基点上入手了。心是很大的，一个又一个念头在不断地闪现，怎样才能把握住我们自身这种庞杂的思维流呢？如何把握我们这种在上下左右前后过去未来穿梭不息的心呢？那就需要“诚意”的功夫。诚意，借用佛教的语言，就称之为“思维修”，其中第一条为净虑，就是要先将我们思维中的杂志先进行过滤，如果不能将我们思维中的种种是是非非﹑来来去去的内容不尽进行一番过滤，我们就不能知道我们是如何思维，就不知道我们的心里活动是如何展开，也就不可能把握住我们精神的始点和原点，那就将失去修身修心的基础。如果我们能“诚意”，使我们的整个心处于圣洁空灵的地带，那是无污染的境界，那一切都将是非常的美丽并有所超越。反之，我们被世俗的繁杂事物所纠缠，没有只属于自己享受的精神空间，那将是很可悲的事情。
通过“诚意”，我们可以看到《大学》虽短短数十字，却蕴涵了极大极高的思维层面，佛教认为通过“诚意”就可以得到“真如”。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通过这简短的阐述就能明白其真义，对此各门各派都有着不同的一套使身心得意净化程序，都强调要进行这方面专门的修行，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诚意”的重要性。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意指我们必须先有这样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才能诚意。这里如同一个圆，分不清何处是终点，又何处是起点，“诚意”都似乎已经既是起点又是终点了，但是它既非起点也非终点，在它的前面仍然还有着新事物。为什么我们要“诚意”呢？面对着二十一世纪如此灿烂的世界，为什么还要眼观鼻鼻观心的打坐入定呢？要将精神摆到“诚意”的位置上，就需要一个致知的过程，要建立相应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否则就不会相信“正心诚意”所表达的理论，才能坚持不懈地进行修炼，才能使自己成为大人。只有在“正心诚意”上，才能对社会中的各种因缘有正确的观察﹑分析﹑判断和决策。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总是被各种杂念所干扰，被世俗的事物所缠绕，那怎么还能成大事﹑成大人呢？那显眼不可能得到实现。现在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西方心理学说，但是我们的古人早就将此说得非常清楚了，西方心理学是病态心理学，总是去研究人们心中阴暗的一面，结果自己的精神往往也会变得有些古怪，而中国古代的心性学是圣贤心理学，是从人们心中光明的一面出发，这也是两者的分水岭，虽然现代心理学也开始需要加入禅宗的理论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是将其作为手段或是药引也就大错特错了，没有认识到圣贤心理其实是我们本质俱足的，不需要外求才能得到，这样一来才能使自己牢不可破，攻无不可，战无不胜，若是外求的，那就有生有灭，有来有去，且未必能嫁接成功。
禅宗神惠大师有云“致知一字，众妙之门”，《心经》有“照见五蕴皆空”之说，照即是知。“致知”，王阳明称之为致良知，这个良知严格来讲就是智慧，佛教称之为清纯的觉照力。我们前面谈“诚意”，那它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觉照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觉照之中，对是是非非，对生生灭灭，对来来去去，对里里外外一切的一切无不在我的觉照之中，这个觉照可以盖天盖地，也可以微乎其微，如《通书》有所云“阙彰阙微”，有着无穷大或无穷小的能力，也就是说，要把“致知”如实地把控住，但“致知”并不是要我们离开自己，它是本自俱足的，无需加以外求，它需要持之以恒的艰苦的内修过程才能实现，它如同一个迷宫，也许有的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来，也许有人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但是更多的人则深陷其中，若能做到真正的“致知”，用佛教的语言那也就能“大彻大悟”了。
“致知”仍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格物”，即文中“致知在格物”。由此可见《大学》的高明之处，它总是在给了你一个实现成功的前提后，又在此前提上不断加上一个新的前提，似乎没有尽头，其实“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四者说的都是一回事，只不过将这么一件事情分成了四个面，使之成为一个圆上的四点，至于谁是终点﹑谁是起点或谁是过程无法分清，都可为起点和终点，又都不可为起点和终点。
“格物”，格者，与物相击之谓格，佛教称之为“缘起”，此物与彼物﹑我们的心物相击称之为格。“格物”就是心和心的对象一定要发生关系，那心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道。那道又是什么呢？是心，那么心的对象还是心。楞严经就有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可及”。“格物”格过去格过来，结果还是格自己，从生至死，我们永远都是自己和自己打交道，西方叔本华就说“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佛教称之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谁都不可能超出自己的精神来了解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必须转换成我们自己的精神内容才能得以了解，我们所接触的一切事物都必须转换成为我们的精神内容，转化成为我们情感的承受，离开了自我的精神内容，离开了自我的情感的承受，外部的事情将与我们毫无关系。正因为如此，西方才有了“不可知论”的出现，
其实“不可知论”并不是说不可知，而是要说明我们内心世界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内心才知道，我们通过语言彼此之间交流，你的语言必须要通过我自己的翻译，变成我的思想信号，才能使我得以接受，但是我所接受的信号是否是你所想要表达的信息呢？可能未必一样，你所传达的东西必须通过我的转换才能为我所理解，因此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封闭的自我感觉之中，表面上我们是在和无穷无尽的事物交流，在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流，但是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精神内容的不同面而已。若看不透，堪不破，就总会觉得与朋友打交道真麻烦，才会有古人的“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感慨之言，人与人的精神有差别，精神的氛围也有所不同，各人的文化学识也有差别，你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是肯定有差别，在有差别的信息交流时相互之间未必就能读懂，要想有可能读懂，就必须要“正心诚意”，不能加入丝毫的主观意识，好好接受对方发送过来的信息，或许能破译出相同的结果，才能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庄子就有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无穷无尽，说不清，道不明，西方称之为“聋子的对话”。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那就必须“格物”，只有明白了自己的心，明白了自己的喜怒哀乐，才能理解别人的喜怒哀乐，你能明白自己的快乐从何而来，才能知道别人的快乐从何而来，知道了自己的痛苦从何而来，才能了解别人的痛苦从何而来，因此孔子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才能有互相沟通的平台，不然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又从何谈起呢？“格物”的最高境界就是“格心”，进而悟道，也就是“致知”，也就是“诚意”，也就是“正心”，这一切做好了，就称之为“内圣”。
“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其实是相当宗教化的事物，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这四者在儒家学说里面还没有这么高深的精神层面，一直到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特别是禅宗的兴起，对次四者的解释才升华到了如此高的境界，达到了宗教的至高点，将其落实到了精神的本元上。反过来讲，如果仅仅只是一种宗教情怀而放弃世间，那就成了宋明理学所批评的“半边圣人”，缺乏实践性，不能致用，不能治国平天下。因此，我们要看到“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体性和因果性，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学历史上某些人致天下于不顾，应该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其实真正圣贤之士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之心﹑政治情怀和抱负，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通过历史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人，如宋王阳明就是一位反金志士。
前面我们主要对《大学》的经文进行了一番阐述，从而明白“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是内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孟子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作为一介布衣，不论富贵贫贱都要独善其身，这应该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如果不能独善其身，那么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乃至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善，去年柏林寺夏令营的主题是华严宗的净行品，对此净慧老和尚就提出 “善用其心，善待一切”的口号。我们的心在平常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做到很好的优化，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不能在面对任何因缘环境的时候都可以善于料理和对待，所以“善用其心”就需要相当高的修为功夫，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善待一切”。“穷则独善其身”，此身当然是指我们的身心，而善则是内外俱有。我们往往都是处于穷的状态中才容易做到独善其心，而在“达”的时候就很难做到了，一个人在功名富贵的时候，哪里还有时间一个人静下心来料理自己的身心呢?不管是领导还是老板，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每时每刻都被诸多的繁杂事务所烦扰，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静心做学问，没有时间来面对自己，审视自己。如果大家能坚持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己对自己盘点，从而进行一番总结，那都将受益匪浅，可惜这样的人很难得一见。
善，让我们对此再加以延伸，我们学习《通书》的时候讲到过“通”字，知道“善是通之用”。某个人是通才，是通人，这个“通”仅仅是落实在精神层面上和知识上，但是在事上，华严宗有云“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理上通”比较容易实现，要在事上通就未必容易了，因此在事上，就需要在“通”上再加上一个“善”。
我们在“穷”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种种麻烦，所谓油盐柴米酱醋茶，总是在为生计不停地奔波，有时还会受到他人的白眼和讥讽，被别人吆喝过来吆喝过去，在这种困境之中，如何才能独善其身﹑独善其心呢？对此我以前就常言要练顺眼法﹑顺耳法﹑顺心法，总之要使自己的身心都要顺，如果能有所成，当有机会来临时才能做到兼济天下。
《大学》经文最后一段中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指出从上到下，所有人都是以修身为本。我们的本钱就是我们的身心，皇帝不能离开自己的身心，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离开各自的身心，以前常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们一定以修身为本，在此基础上才能有资格谈“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才可能去谈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我们决不能放弃“修身”这个基础，在任何时候都要抓住“修身”这个纲。有朋友问佛家“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照”该如何体验，其实只要我们能以修身为本，就可以培植我们的“觉照心”和“觉照力”，若能将此培育成熟，并能够和事物打成一片，那么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不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是喜或悲，无处不是，无处不在，都能表现出自己光辉的一面，才能称之为大丈夫，才能符合《大学》之道。因此不论是做什么，都必须以“修身”为本，过去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大学》这篇文章，在古代可以说是七八岁之前孩子启蒙所必学，甚至已经年满七八十岁的长者也仍然还是会经常学习，时时都在依此检查自己有无“正心诚意”，有无“格物致知”，自我反省，如果在遇到某事的时候言行举止有错，还会为此深深自责。对古人而言，特别是对士大夫阶层而言，《大学》的这段经文始终贯穿于他们的生命之中，一直以此为标准来检验自己的言行举止，要先把这个“本”做好，否则“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我们的心性为本，我们心性所面对的世界为末，心性未调理好，那我们心性所面对的对象又怎么可能调理好呢？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我们该如何料理厚和薄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性培植深厚，就如《易经》坤卦所云“君子以厚德载物”，再如其六二爻所云“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以及其六二爻象辞所云“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这就是我们需要厚的地方。如果该厚的地方薄了，在德行上﹑在道义上﹑在仁义礼智信上都有所亏欠，那么就不可能有一个厚实所对应的世界。孩提时读书，数理化语文外语等基本功夫做扎实，那么考试就会相应轻松，且成绩也会好，如果没有做扎实，成绩怎么可能还会好呢？同理，一个人待人接物，如果对自己都很刻薄，还怎么可能对别人和事物厚道呢？
《菜根谭》中有云“待人薄者待己亦薄，待人厚者待己亦厚”。如果自己内心世界很单薄，那么自己所面对的世界也很单薄。如果仁义礼智信的德行没有厚重起来，那么我们身边的环境也就不可能滋润和厚实。以前去做客，首先要看主人家的待客之道，俗话说“在家不会待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所以我们在面对厚薄的问题时，在德上一定要厚，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一定要厚实，如果将此淡薄，那么做事情也会淡薄，待人刻薄，做事也就刻薄，更不可能扩大自己的人事圈子。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大学》这一句中所蕴涵的因果关系。
对于《大学》的经文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下面我们将开始对《大学》传的学习。《大学》传有十章，实际上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其中的三章，只是没有逐字逐句去进行讲解罢了。
第一章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
第二章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右传之二章。释新民。
第三章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
以上是《大学》传的前三章内容，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阐述，这里就不再加以过多的讲解了。
第四章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右传之四章。释本末。
前面我们才谈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的本，这里就开始提出“知本”，那什么是“知本”呢？孔子为什么将此问题落实在“听讼”呢？讼，是指打官司，指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为什么会如此呢？朋友之间会不会打官司呢？真正道义上的朋友之间不会有官司；夫妻之间会打官司吗？恩爱的夫妻不会有官司；父子（母女）之间会打官司吗？亲密的父子（母女）之间不会有官司。既然有官司，那必然是因为在社会之中，由于修为不到位，并且容易受利益驱使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才会有官讼是非。但是作为大人君子，为天子牧民，自然要将君子的仁义用以教化还没有进入仁义境界的小人们。涉及到官司之事，当然就会和仁义礼智信有距离，那么作为大人君子听老百姓打官司，就必须放下架子并善于倾听。一个好的医生，首先要善于听病人倾述自己的病症，如果一个医生连病人的倾述都不听，那么这个医生是否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就很值得怀疑了。作为大人听官司也是如此，要善于听原告和被告的陈述和答辩。
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时，有过作法官的经历，因此才会有上面的感受之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听讼的时候，自己和大家一样都是人，那又怎样才能使这个社会没有争讼之事呢？古代考核县官的政绩，首先看其所管理的辖区是否山清水秀，再看街上有多少沿街乞讨的人，然后还要看看监狱中有多少犯人，如果犯人过多，那么这个县官的政绩就有问题，此外在农闲时是否到书院讲学或是听课，县官是如此考核，州官亦是如此，朝廷大员也是如此，皇帝仍然是如此。如果德化做得好，那么社会上作奸犯科的人就少，正所谓“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如果被逼上梁山的人多了，那么这个官僚体制就该大力整顿，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应该是一目了然。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要让那些刁钻不实的人不敢尽情随意地编造谎言，要使民心畏服。所以“无讼”才称之为“知本”，使普通老百姓大化无迹，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副升平景象，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畏民志，作为一个领导，对下面的老百姓应该要有敬畏之心，一方面要顺民心，顺顺民意，顺民情，但是另一方面顺并不是要姑息养奸，而是要立足于圣人的教化，反过来才能通过老百姓这面明镜来审视统治者的政绩究竟如何，是优是劣，因此我们应该把“民志”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一面镜子，才能称之为“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