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荀子——解蔽篇》第一讲（之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33:27
《荀子——解蔽篇》第一讲（之三）
冯学成 [龙江书院]
“博为蔽，浅为蔽”。我们大都认为博学、知识广博是一件好事情，但佛教却有不同的看法，即“所知障”，有的人知道的越多越糟糕，越麻烦，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结果他什么都不会，这就是“知见成障”。书读多了有书读多了的麻烦，那么书读多了不好，那就少读点又怎么样呢？知识浅薄、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也不行。为什么多读书和少读书都不行呢？这是因为两者都带有片面性，都不是生活的全体、精神的全体。如果在宗教上，在佛教上来说，就将这个问题说的更加圆满一些。虽然荀子的理性思维很强，可是他这个学派传播的时间并不长，而他在这个方面的论述，我个人认为还不及庄子，但是他毕竟也看到了这些。
“古为蔽，今为蔽”。有的人只知道古代，中国这么两千多年来都是大谈特谈尧、舜、汤、武，一会是尧、舜之君，一会又是文、武之才，总之是沉浸在所幻想的上古时代的政治蓝图中，这就称之为“古为蔽”。这其实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历代很多知识分子，很多优秀的人，都完全泡在四书五经里面。公正的来说如果过分的强调四书五经，并且把所有的头脑，心思都放在上面，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古为蔽”。怎样开创未来？怎样开创更新的局面？又怎样为中华民族开创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抛弃前人的思想，前面才讲到了“始为蔽，终为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告诉我们要善始善终，而且还要知中间的“中”。从大的方面看，古人的是“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中”，未来的发展是“终”，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长链。可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道德的失落,是传统文化的失落,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提倡四书五经,重新开始对古人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加强自身的修养，这也是本人创办龙江书院的初衷之一吧。 “今为蔽”。只知道现在也会给我们造成蒙蔽。比如有的人只知道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一段朝气蓬勃的景象，即解放思想之类，结果解放思想过头了就造成“六四”这样的麻烦。总之对于“古为蔽，今为蔽”，我们应该清醒的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放开胸怀，涵融古今，不论是过去、现在、远、近、大、小、薄、浅，对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把它融会贯通，不能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上。我们的思维和智慧是无方所的，是不受局限的，如果你把它局限在某一具体方面上，它就会受到限制，进而就会使你受到蒙蔽、遮障，从而施展不开自己的能力。
荀子又说“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这一句非常精辟。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此物不同于彼物，今天不同于昨天，此时不同于下一时刻，总之万事万物之间本身就有差别，既然有差异，那肯定会相互为界限，相互排斥，也就会相互造成彼此之间的蒙蔽。
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中有这么一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于商”，商星和参星是二十八宿里面的两个星宿，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见参星，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商星，但是你不可能同时看见参和商两颗星，这就是我们认识上的麻烦，也是我们认识上的局限。要打破这个局限，那我们就需要时间，就需要我们去思想、分析、综合、演绎的一个全面的能力。把一切分散、不相关的因素，通过我们的经验，通过我们的逻辑思维，把它们串连起来，并且理顺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是我们需要自立一个方面，但是要真正地达到这一点却很艰难。因为思想本身的缺陷性。用荀子的话来说这是思想方法上的一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弊病，即“此心术之公患也。”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是说你是圣人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同样都存在这种思想上的缺陷，既然知道了这样的麻烦，又怎么办呢？
荀子在下面就列举了一些古代的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夏桀和殷纣分别是夏商两代的暴君，也是亡国之君，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在两、三千年之后还仍然为人们所指责，那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他们思想又到底被什么蒙蔽了呢？
“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末喜是夏桀的爱妃，斯观是夏桀的一个奸臣，关龙逢则是当时的贤臣。中国经常有“女祸”之说。夏朝亡于末喜，殷纣亡于妲己，汉朝是赵飞燕，唐朝是杨贵妃，宋朝有个李师师，明朝则有个陈圆圆，总之是把女性作为祸事的缘由。夏桀受小人和女色的诱惑，而蒙蔽了自己的心志，拒绝了贤臣的规劝，并杀了关龙逢这样敢于直谏的贤臣。
“桀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殷纣是受蔽于妲己和飞廉，而不知道微子启（微子就是以后周武王克商以后，封微子到宋国，成为宋国的开国国君）当时还有很多贤臣，但殷纣王却不加以理会和采纳，只宠幸妲己和奸臣，以至于亡国。
“以惑其心，而乱其行”。为什么会乱其行？因为惑其心。为什么会惑其心？因为心有蔽，从而受到了遮障，受到了蒙蔽。那么这个遮障、蒙蔽到底是别人给我造成的遮障还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遮障呢？我们都应该认真的对自己进行检点，什么事能迷惑我的心？为什么我会因此而乱其行？这不仅仅是夏桀、殷纣所独有，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每个人时时都要面对的状况，但是当我们处于“惑其心，而乱其行”的时候，又怎样才能使我们保持一份清醒呢？
禅宗里有这么一则公案：有僧人问药山惟俨禅师：“我有大事不明，请禅师对我指点一番。”“你自己的事我怎么给你料理呢？”“这正是我的疑惑之处。”“你的疑惑之处跟我有什么相干，是你疑惑，要想请我给你解疑惑我又怎么能给你解疑惑，难道我能把你肚剖开，把心掏出来洗一遍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我给你说上一些，反而更容易使你迷乱，只能是自己料理自己啊！
我们说受蔽，受他人的蒙蔽，其实根本就是你自己心里受蒙蔽了。所以要想不乱行，首先就要不惑心。怎样才能使自己不惑心？那就应该回到《大学》里面所说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修为之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心性上的修为，那么我们难免会“惑心”，进而更难免会“乱行”，从而给自己带来灾难。
“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贤良退处而隐逃，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也。” 不论是夏桀还是殷纣，都是“惑心而乱行”，那必然导致群臣抛弃为国为民的宗旨，转而谋求自己个人的私利；老百姓必然会心生怨恨，进而不愿意为他们劳作；贤能的人才都会辞官隐居而避世；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丧失九州，使自己的宗庙、社稷成为废墟的原因。如今我们在安阳就可以看到殷墟，夏墟在什么地方至今我们还不清楚，据说最近发现了据说是属于夏王朝的第一个都城遗址，但是还没有详实的文物可以考证，还没有十足的证据来证明那个地方就是夏朝的都城。
如果身处上位的人“惑心而乱行”，那么下面的人就难免“去忠而事私”，大家对你就不会有多少忠诚之心，更不可能真心的侍奉你，大家只会去结党营私。对一国之君是如此样，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昏了头，不能善于管理企业经营和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那么下面打工的人，不管是上层、中层还是下层，就会各自为政，就会个人打个人的小算盘。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肯定就会炒老板的“鱿鱼”，另谋高就。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其关键是自己的心不能惑，自己的行不能乱。“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桀死于亭山，纣县于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谏，此蔽塞之祸也。”夏桀到了他末日的时候，成汤革命，殷纣到了他末日的时候，武王革命。结果夏桀死于亭山，即现在安徽和县。殷纣王自杀，周武王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以号令天下。他们事先都未能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别人也没有办法去劝解他们。当时进谏的大臣是来一个杀一个，以至于后来再也每人敢去劝他们了。这就是蒙蔽所造成的祸害。如殷纣、夏桀这样的昏君，还有后来的隋炀帝，怎能只是受了一点蒙蔽呢？那简直就是胡作非为，丧心病狂。
史上的唐玄宗尚可称之为受了蒙蔽，那主要是受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的蒙蔽，有人说是因为杨贵妃那简直是冤枉了她。当时大唐经过开元后三十年的大治，整个大唐帝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顶峰，整个国家的强盛程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那个时候的长安城比现在的纽约还繁荣，纽约有个好莱坞，当时的长安城有个梨园，并不比他差，在诗词歌赋里面有个词牌《念奴姣》，这个念奴可是当时最红的歌星，在朱雀门城楼演唱时，长安城里一百多万人都会来听，唐玄宗还亲自给她打拍子。那时候唐朝真正是歌舞升平，但是上层腐朽也同样存在，日子太好过了麻烦也就跟着来了。开元二十二年，李林甫任宰相，就经常对唐玄宗说：“皇上是圣贤在世，你的圣明甚至超过了太宗皇帝，可以不用再过多操劳费心，政治清明，野无遗贤，而且天下太平。” 唐玄宗就这样受到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蒙蔽，放弃了皇帝的政治责任，任由奸臣们陷构官员，结党营私，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危机。而后来的“安史之乱”更使唐王朝蒙受了巨大损失，尽管这场叛乱后来得到平定，但所谓“开元之治”便就此告终，大唐王朝逐渐走向败落，而整个中国也开始了走向了下滑的历程。
（未完待续）《荀子——解蔽篇》第一讲（之三）
冯学成 [龙江书院]
“博为蔽，浅为蔽”。我们大都认为博学、知识广博是一件好事情，但佛教却有不同的看法，即“所知障”，有的人知道的越多越糟糕，越麻烦，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结果他什么都不会，这就是“知见成障”。书读多了有书读多了的麻烦，那么书读多了不好，那就少读点又怎么样呢？知识浅薄、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也不行。为什么多读书和少读书都不行呢？这是因为两者都带有片面性，都不是生活的全体、精神的全体。如果在宗教上，在佛教上来说，就将这个问题说的更加圆满一些。虽然荀子的理性思维很强，可是他这个学派传播的时间并不长，而他在这个方面的论述，我个人认为还不及庄子，但是他毕竟也看到了这些。
“古为蔽，今为蔽”。有的人只知道古代，中国这么两千多年来都是大谈特谈尧、舜、汤、武，一会是尧、舜之君，一会又是文、武之才，总之是沉浸在所幻想的上古时代的政治蓝图中，这就称之为“古为蔽”。这其实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历代很多知识分子，很多优秀的人，都完全泡在四书五经里面。公正的来说如果过分的强调四书五经，并且把所有的头脑，心思都放在上面，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古为蔽”。怎样开创未来？怎样开创更新的局面？又怎样为中华民族开创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抛弃前人的思想，前面才讲到了“始为蔽，终为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告诉我们要善始善终，而且还要知中间的“中”。从大的方面看，古人的是“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中”，未来的发展是“终”，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长链。可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道德的失落,是传统文化的失落,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提倡四书五经,重新开始对古人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加强自身的修养，这也是本人创办龙江书院的初衷之一吧。 “今为蔽”。只知道现在也会给我们造成蒙蔽。比如有的人只知道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一段朝气蓬勃的景象，即解放思想之类，结果解放思想过头了就造成“六四”这样的麻烦。总之对于“古为蔽，今为蔽”，我们应该清醒的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放开胸怀，涵融古今，不论是过去、现在、远、近、大、小、薄、浅，对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把它融会贯通，不能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上。我们的思维和智慧是无方所的，是不受局限的，如果你把它局限在某一具体方面上，它就会受到限制，进而就会使你受到蒙蔽、遮障，从而施展不开自己的能力。
荀子又说“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这一句非常精辟。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此物不同于彼物，今天不同于昨天，此时不同于下一时刻，总之万事万物之间本身就有差别，既然有差异，那肯定会相互为界限，相互排斥，也就会相互造成彼此之间的蒙蔽。
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中有这么一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于商”，商星和参星是二十八宿里面的两个星宿，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见参星，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商星，但是你不可能同时看见参和商两颗星，这就是我们认识上的麻烦，也是我们认识上的局限。要打破这个局限，那我们就需要时间，就需要我们去思想、分析、综合、演绎的一个全面的能力。把一切分散、不相关的因素，通过我们的经验，通过我们的逻辑思维，把它们串连起来，并且理顺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是我们需要自立一个方面，但是要真正地达到这一点却很艰难。因为思想本身的缺陷性。用荀子的话来说这是思想方法上的一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弊病，即“此心术之公患也。”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是说你是圣人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同样都存在这种思想上的缺陷，既然知道了这样的麻烦，又怎么办呢？
荀子在下面就列举了一些古代的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夏桀和殷纣分别是夏商两代的暴君，也是亡国之君，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在两、三千年之后还仍然为人们所指责，那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他们思想又到底被什么蒙蔽了呢？
“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末喜是夏桀的爱妃，斯观是夏桀的一个奸臣，关龙逢则是当时的贤臣。中国经常有“女祸”之说。夏朝亡于末喜，殷纣亡于妲己，汉朝是赵飞燕，唐朝是杨贵妃，宋朝有个李师师，明朝则有个陈圆圆，总之是把女性作为祸事的缘由。夏桀受小人和女色的诱惑，而蒙蔽了自己的心志，拒绝了贤臣的规劝，并杀了关龙逢这样敢于直谏的贤臣。
“桀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殷纣是受蔽于妲己和飞廉，而不知道微子启（微子就是以后周武王克商以后，封微子到宋国，成为宋国的开国国君）当时还有很多贤臣，但殷纣王却不加以理会和采纳，只宠幸妲己和奸臣，以至于亡国。
“以惑其心，而乱其行”。为什么会乱其行？因为惑其心。为什么会惑其心？因为心有蔽，从而受到了遮障，受到了蒙蔽。那么这个遮障、蒙蔽到底是别人给我造成的遮障还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遮障呢？我们都应该认真的对自己进行检点，什么事能迷惑我的心？为什么我会因此而乱其行？这不仅仅是夏桀、殷纣所独有，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每个人时时都要面对的状况，但是当我们处于“惑其心，而乱其行”的时候，又怎样才能使我们保持一份清醒呢？
禅宗里有这么一则公案：有僧人问药山惟俨禅师：“我有大事不明，请禅师对我指点一番。”“你自己的事我怎么给你料理呢？”“这正是我的疑惑之处。”“你的疑惑之处跟我有什么相干，是你疑惑，要想请我给你解疑惑我又怎么能给你解疑惑，难道我能把你肚剖开，把心掏出来洗一遍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我给你说上一些，反而更容易使你迷乱，只能是自己料理自己啊！
我们说受蔽，受他人的蒙蔽，其实根本就是你自己心里受蒙蔽了。所以要想不乱行，首先就要不惑心。怎样才能使自己不惑心？那就应该回到《大学》里面所说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修为之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心性上的修为，那么我们难免会“惑心”，进而更难免会“乱行”，从而给自己带来灾难。
“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贤良退处而隐逃，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也。” 不论是夏桀还是殷纣，都是“惑心而乱行”，那必然导致群臣抛弃为国为民的宗旨，转而谋求自己个人的私利；老百姓必然会心生怨恨，进而不愿意为他们劳作；贤能的人才都会辞官隐居而避世；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丧失九州，使自己的宗庙、社稷成为废墟的原因。如今我们在安阳就可以看到殷墟，夏墟在什么地方至今我们还不清楚，据说最近发现了据说是属于夏王朝的第一个都城遗址，但是还没有详实的文物可以考证，还没有十足的证据来证明那个地方就是夏朝的都城。
如果身处上位的人“惑心而乱行”，那么下面的人就难免“去忠而事私”，大家对你就不会有多少忠诚之心，更不可能真心的侍奉你，大家只会去结党营私。对一国之君是如此样，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昏了头，不能善于管理企业经营和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那么下面打工的人，不管是上层、中层还是下层，就会各自为政，就会个人打个人的小算盘。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肯定就会炒老板的“鱿鱼”，另谋高就。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其关键是自己的心不能惑，自己的行不能乱。“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桀死于亭山，纣县于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谏，此蔽塞之祸也。”夏桀到了他末日的时候，成汤革命，殷纣到了他末日的时候，武王革命。结果夏桀死于亭山，即现在安徽和县。殷纣王自杀，周武王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以号令天下。他们事先都未能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别人也没有办法去劝解他们。当时进谏的大臣是来一个杀一个，以至于后来再也每人敢去劝他们了。这就是蒙蔽所造成的祸害。如殷纣、夏桀这样的昏君，还有后来的隋炀帝，怎能只是受了一点蒙蔽呢？那简直就是胡作非为，丧心病狂。
史上的唐玄宗尚可称之为受了蒙蔽，那主要是受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的蒙蔽，有人说是因为杨贵妃那简直是冤枉了她。当时大唐经过开元后三十年的大治，整个大唐帝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顶峰，整个国家的强盛程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那个时候的长安城比现在的纽约还繁荣，纽约有个好莱坞，当时的长安城有个梨园，并不比他差，在诗词歌赋里面有个词牌《念奴姣》，这个念奴可是当时最红的歌星，在朱雀门城楼演唱时，长安城里一百多万人都会来听，唐玄宗还亲自给她打拍子。那时候唐朝真正是歌舞升平，但是上层腐朽也同样存在，日子太好过了麻烦也就跟着来了。开元二十二年，李林甫任宰相，就经常对唐玄宗说：“皇上是圣贤在世，你的圣明甚至超过了太宗皇帝，可以不用再过多操劳费心，政治清明，野无遗贤，而且天下太平。” 唐玄宗就这样受到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蒙蔽，放弃了皇帝的政治责任，任由奸臣们陷构官员，结党营私，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危机。而后来的“安史之乱”更使唐王朝蒙受了巨大损失，尽管这场叛乱后来得到平定，但所谓“开元之治”便就此告终，大唐王朝逐渐走向败落，而整个中国也开始了走向了下滑的历程。
（未完待续）
冯学成 [龙江书院]
“博为蔽，浅为蔽”。我们大都认为博学、知识广博是一件好事情，但佛教却有不同的看法，即“所知障”，有的人知道的越多越糟糕，越麻烦，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结果他什么都不会，这就是“知见成障”。书读多了有书读多了的麻烦，那么书读多了不好，那就少读点又怎么样呢？知识浅薄、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也不行。为什么多读书和少读书都不行呢？这是因为两者都带有片面性，都不是生活的全体、精神的全体。如果在宗教上，在佛教上来说，就将这个问题说的更加圆满一些。虽然荀子的理性思维很强，可是他这个学派传播的时间并不长，而他在这个方面的论述，我个人认为还不及庄子，但是他毕竟也看到了这些。
“古为蔽，今为蔽”。有的人只知道古代，中国这么两千多年来都是大谈特谈尧、舜、汤、武，一会是尧、舜之君，一会又是文、武之才，总之是沉浸在所幻想的上古时代的政治蓝图中，这就称之为“古为蔽”。这其实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历代很多知识分子，很多优秀的人，都完全泡在四书五经里面。公正的来说如果过分的强调四书五经，并且把所有的头脑，心思都放在上面，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古为蔽”。怎样开创未来？怎样开创更新的局面？又怎样为中华民族开创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抛弃前人的思想，前面才讲到了“始为蔽，终为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告诉我们要善始善终，而且还要知中间的“中”。从大的方面看，古人的是“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中”，未来的发展是“终”，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长链。可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道德的失落,是传统文化的失落,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提倡四书五经,重新开始对古人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加强自身的修养，这也是本人创办龙江书院的初衷之一吧。 “今为蔽”。只知道现在也会给我们造成蒙蔽。比如有的人只知道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一段朝气蓬勃的景象，即解放思想之类，结果解放思想过头了就造成“六四”这样的麻烦。总之对于“古为蔽，今为蔽”，我们应该清醒的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放开胸怀，涵融古今，不论是过去、现在、远、近、大、小、薄、浅，对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把它融会贯通，不能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上。我们的思维和智慧是无方所的，是不受局限的，如果你把它局限在某一具体方面上，它就会受到限制，进而就会使你受到蒙蔽、遮障，从而施展不开自己的能力。
荀子又说“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这一句非常精辟。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此物不同于彼物，今天不同于昨天，此时不同于下一时刻，总之万事万物之间本身就有差别，既然有差异，那肯定会相互为界限，相互排斥，也就会相互造成彼此之间的蒙蔽。
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中有这么一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于商”，商星和参星是二十八宿里面的两个星宿，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见参星，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商星，但是你不可能同时看见参和商两颗星，这就是我们认识上的麻烦，也是我们认识上的局限。要打破这个局限，那我们就需要时间，就需要我们去思想、分析、综合、演绎的一个全面的能力。把一切分散、不相关的因素，通过我们的经验，通过我们的逻辑思维，把它们串连起来，并且理顺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是我们需要自立一个方面，但是要真正地达到这一点却很艰难。因为思想本身的缺陷性。用荀子的话来说这是思想方法上的一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弊病，即“此心术之公患也。”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是说你是圣人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同样都存在这种思想上的缺陷，既然知道了这样的麻烦，又怎么办呢？
荀子在下面就列举了一些古代的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夏桀和殷纣分别是夏商两代的暴君，也是亡国之君，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在两、三千年之后还仍然为人们所指责，那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他们思想又到底被什么蒙蔽了呢？
“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末喜是夏桀的爱妃，斯观是夏桀的一个奸臣，关龙逢则是当时的贤臣。中国经常有“女祸”之说。夏朝亡于末喜，殷纣亡于妲己，汉朝是赵飞燕，唐朝是杨贵妃，宋朝有个李师师，明朝则有个陈圆圆，总之是把女性作为祸事的缘由。夏桀受小人和女色的诱惑，而蒙蔽了自己的心志，拒绝了贤臣的规劝，并杀了关龙逢这样敢于直谏的贤臣。
“桀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殷纣是受蔽于妲己和飞廉，而不知道微子启（微子就是以后周武王克商以后，封微子到宋国，成为宋国的开国国君）当时还有很多贤臣，但殷纣王却不加以理会和采纳，只宠幸妲己和奸臣，以至于亡国。
“以惑其心，而乱其行”。为什么会乱其行？因为惑其心。为什么会惑其心？因为心有蔽，从而受到了遮障，受到了蒙蔽。那么这个遮障、蒙蔽到底是别人给我造成的遮障还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遮障呢？我们都应该认真的对自己进行检点，什么事能迷惑我的心？为什么我会因此而乱其行？这不仅仅是夏桀、殷纣所独有，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每个人时时都要面对的状况，但是当我们处于“惑其心，而乱其行”的时候，又怎样才能使我们保持一份清醒呢？
禅宗里有这么一则公案：有僧人问药山惟俨禅师：“我有大事不明，请禅师对我指点一番。”“你自己的事我怎么给你料理呢？”“这正是我的疑惑之处。”“你的疑惑之处跟我有什么相干，是你疑惑，要想请我给你解疑惑我又怎么能给你解疑惑，难道我能把你肚剖开，把心掏出来洗一遍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我给你说上一些，反而更容易使你迷乱，只能是自己料理自己啊！
我们说受蔽，受他人的蒙蔽，其实根本就是你自己心里受蒙蔽了。所以要想不乱行，首先就要不惑心。怎样才能使自己不惑心？那就应该回到《大学》里面所说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修为之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心性上的修为，那么我们难免会“惑心”，进而更难免会“乱行”，从而给自己带来灾难。
“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贤良退处而隐逃，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也。” 不论是夏桀还是殷纣，都是“惑心而乱行”，那必然导致群臣抛弃为国为民的宗旨，转而谋求自己个人的私利；老百姓必然会心生怨恨，进而不愿意为他们劳作；贤能的人才都会辞官隐居而避世；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丧失九州，使自己的宗庙、社稷成为废墟的原因。如今我们在安阳就可以看到殷墟，夏墟在什么地方至今我们还不清楚，据说最近发现了据说是属于夏王朝的第一个都城遗址，但是还没有详实的文物可以考证，还没有十足的证据来证明那个地方就是夏朝的都城。
如果身处上位的人“惑心而乱行”，那么下面的人就难免“去忠而事私”，大家对你就不会有多少忠诚之心，更不可能真心的侍奉你，大家只会去结党营私。对一国之君是如此样，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昏了头，不能善于管理企业经营和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那么下面打工的人，不管是上层、中层还是下层，就会各自为政，就会个人打个人的小算盘。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肯定就会炒老板的“鱿鱼”，另谋高就。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其关键是自己的心不能惑，自己的行不能乱。“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桀死于亭山，纣县于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谏，此蔽塞之祸也。”夏桀到了他末日的时候，成汤革命，殷纣到了他末日的时候，武王革命。结果夏桀死于亭山，即现在安徽和县。殷纣王自杀，周武王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以号令天下。他们事先都未能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别人也没有办法去劝解他们。当时进谏的大臣是来一个杀一个，以至于后来再也每人敢去劝他们了。这就是蒙蔽所造成的祸害。如殷纣、夏桀这样的昏君，还有后来的隋炀帝，怎能只是受了一点蒙蔽呢？那简直就是胡作非为，丧心病狂。
史上的唐玄宗尚可称之为受了蒙蔽，那主要是受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的蒙蔽，有人说是因为杨贵妃那简直是冤枉了她。当时大唐经过开元后三十年的大治，整个大唐帝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顶峰，整个国家的强盛程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那个时候的长安城比现在的纽约还繁荣，纽约有个好莱坞，当时的长安城有个梨园，并不比他差，在诗词歌赋里面有个词牌《念奴姣》，这个念奴可是当时最红的歌星，在朱雀门城楼演唱时，长安城里一百多万人都会来听，唐玄宗还亲自给她打拍子。那时候唐朝真正是歌舞升平，但是上层腐朽也同样存在，日子太好过了麻烦也就跟着来了。开元二十二年，李林甫任宰相，就经常对唐玄宗说：“皇上是圣贤在世，你的圣明甚至超过了太宗皇帝，可以不用再过多操劳费心，政治清明，野无遗贤，而且天下太平。” 唐玄宗就这样受到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蒙蔽，放弃了皇帝的政治责任，任由奸臣们陷构官员，结党营私，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危机。而后来的“安史之乱”更使唐王朝蒙受了巨大损失，尽管这场叛乱后来得到平定，但所谓“开元之治”便就此告终，大唐王朝逐渐走向败落，而整个中国也开始了走向了下滑的历程。
（未完待续）《荀子——解蔽篇》第一讲（之三）
冯学成 [龙江书院]
“博为蔽，浅为蔽”。我们大都认为博学、知识广博是一件好事情，但佛教却有不同的看法，即“所知障”，有的人知道的越多越糟糕，越麻烦，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结果他什么都不会，这就是“知见成障”。书读多了有书读多了的麻烦，那么书读多了不好，那就少读点又怎么样呢？知识浅薄、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也不行。为什么多读书和少读书都不行呢？这是因为两者都带有片面性，都不是生活的全体、精神的全体。如果在宗教上，在佛教上来说，就将这个问题说的更加圆满一些。虽然荀子的理性思维很强，可是他这个学派传播的时间并不长，而他在这个方面的论述，我个人认为还不及庄子，但是他毕竟也看到了这些。
“古为蔽，今为蔽”。有的人只知道古代，中国这么两千多年来都是大谈特谈尧、舜、汤、武，一会是尧、舜之君，一会又是文、武之才，总之是沉浸在所幻想的上古时代的政治蓝图中，这就称之为“古为蔽”。这其实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历代很多知识分子，很多优秀的人，都完全泡在四书五经里面。公正的来说如果过分的强调四书五经，并且把所有的头脑，心思都放在上面，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古为蔽”。怎样开创未来？怎样开创更新的局面？又怎样为中华民族开创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抛弃前人的思想，前面才讲到了“始为蔽，终为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告诉我们要善始善终，而且还要知中间的“中”。从大的方面看，古人的是“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中”，未来的发展是“终”，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长链。可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道德的失落,是传统文化的失落,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提倡四书五经,重新开始对古人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加强自身的修养，这也是本人创办龙江书院的初衷之一吧。 “今为蔽”。只知道现在也会给我们造成蒙蔽。比如有的人只知道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一段朝气蓬勃的景象，即解放思想之类，结果解放思想过头了就造成“六四”这样的麻烦。总之对于“古为蔽，今为蔽”，我们应该清醒的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放开胸怀，涵融古今，不论是过去、现在、远、近、大、小、薄、浅，对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把它融会贯通，不能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上。我们的思维和智慧是无方所的，是不受局限的，如果你把它局限在某一具体方面上，它就会受到限制，进而就会使你受到蒙蔽、遮障，从而施展不开自己的能力。
荀子又说“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这一句非常精辟。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此物不同于彼物，今天不同于昨天，此时不同于下一时刻，总之万事万物之间本身就有差别，既然有差异，那肯定会相互为界限，相互排斥，也就会相互造成彼此之间的蒙蔽。
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中有这么一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于商”，商星和参星是二十八宿里面的两个星宿，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见参星，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商星，但是你不可能同时看见参和商两颗星，这就是我们认识上的麻烦，也是我们认识上的局限。要打破这个局限，那我们就需要时间，就需要我们去思想、分析、综合、演绎的一个全面的能力。把一切分散、不相关的因素，通过我们的经验，通过我们的逻辑思维，把它们串连起来，并且理顺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是我们需要自立一个方面，但是要真正地达到这一点却很艰难。因为思想本身的缺陷性。用荀子的话来说这是思想方法上的一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弊病，即“此心术之公患也。”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是说你是圣人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同样都存在这种思想上的缺陷，既然知道了这样的麻烦，又怎么办呢？
荀子在下面就列举了一些古代的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夏桀和殷纣分别是夏商两代的暴君，也是亡国之君，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在两、三千年之后还仍然为人们所指责，那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他们思想又到底被什么蒙蔽了呢？
“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末喜是夏桀的爱妃，斯观是夏桀的一个奸臣，关龙逢则是当时的贤臣。中国经常有“女祸”之说。夏朝亡于末喜，殷纣亡于妲己，汉朝是赵飞燕，唐朝是杨贵妃，宋朝有个李师师，明朝则有个陈圆圆，总之是把女性作为祸事的缘由。夏桀受小人和女色的诱惑，而蒙蔽了自己的心志，拒绝了贤臣的规劝，并杀了关龙逢这样敢于直谏的贤臣。
“桀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殷纣是受蔽于妲己和飞廉，而不知道微子启（微子就是以后周武王克商以后，封微子到宋国，成为宋国的开国国君）当时还有很多贤臣，但殷纣王却不加以理会和采纳，只宠幸妲己和奸臣，以至于亡国。
“以惑其心，而乱其行”。为什么会乱其行？因为惑其心。为什么会惑其心？因为心有蔽，从而受到了遮障，受到了蒙蔽。那么这个遮障、蒙蔽到底是别人给我造成的遮障还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遮障呢？我们都应该认真的对自己进行检点，什么事能迷惑我的心？为什么我会因此而乱其行？这不仅仅是夏桀、殷纣所独有，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每个人时时都要面对的状况，但是当我们处于“惑其心，而乱其行”的时候，又怎样才能使我们保持一份清醒呢？
禅宗里有这么一则公案：有僧人问药山惟俨禅师：“我有大事不明，请禅师对我指点一番。”“你自己的事我怎么给你料理呢？”“这正是我的疑惑之处。”“你的疑惑之处跟我有什么相干，是你疑惑，要想请我给你解疑惑我又怎么能给你解疑惑，难道我能把你肚剖开，把心掏出来洗一遍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我给你说上一些，反而更容易使你迷乱，只能是自己料理自己啊！
我们说受蔽，受他人的蒙蔽，其实根本就是你自己心里受蒙蔽了。所以要想不乱行，首先就要不惑心。怎样才能使自己不惑心？那就应该回到《大学》里面所说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修为之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心性上的修为，那么我们难免会“惑心”，进而更难免会“乱行”，从而给自己带来灾难。
“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贤良退处而隐逃，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也。” 不论是夏桀还是殷纣，都是“惑心而乱行”，那必然导致群臣抛弃为国为民的宗旨，转而谋求自己个人的私利；老百姓必然会心生怨恨，进而不愿意为他们劳作；贤能的人才都会辞官隐居而避世；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丧失九州，使自己的宗庙、社稷成为废墟的原因。如今我们在安阳就可以看到殷墟，夏墟在什么地方至今我们还不清楚，据说最近发现了据说是属于夏王朝的第一个都城遗址，但是还没有详实的文物可以考证，还没有十足的证据来证明那个地方就是夏朝的都城。
如果身处上位的人“惑心而乱行”，那么下面的人就难免“去忠而事私”，大家对你就不会有多少忠诚之心，更不可能真心的侍奉你，大家只会去结党营私。对一国之君是如此样，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昏了头，不能善于管理企业经营和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那么下面打工的人，不管是上层、中层还是下层，就会各自为政，就会个人打个人的小算盘。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肯定就会炒老板的“鱿鱼”，另谋高就。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其关键是自己的心不能惑，自己的行不能乱。“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桀死于亭山，纣县于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谏，此蔽塞之祸也。”夏桀到了他末日的时候，成汤革命，殷纣到了他末日的时候，武王革命。结果夏桀死于亭山，即现在安徽和县。殷纣王自杀，周武王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以号令天下。他们事先都未能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别人也没有办法去劝解他们。当时进谏的大臣是来一个杀一个，以至于后来再也每人敢去劝他们了。这就是蒙蔽所造成的祸害。如殷纣、夏桀这样的昏君，还有后来的隋炀帝，怎能只是受了一点蒙蔽呢？那简直就是胡作非为，丧心病狂。
史上的唐玄宗尚可称之为受了蒙蔽，那主要是受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的蒙蔽，有人说是因为杨贵妃那简直是冤枉了她。当时大唐经过开元后三十年的大治，整个大唐帝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顶峰，整个国家的强盛程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那个时候的长安城比现在的纽约还繁荣，纽约有个好莱坞，当时的长安城有个梨园，并不比他差，在诗词歌赋里面有个词牌《念奴姣》，这个念奴可是当时最红的歌星，在朱雀门城楼演唱时，长安城里一百多万人都会来听，唐玄宗还亲自给她打拍子。那时候唐朝真正是歌舞升平，但是上层腐朽也同样存在，日子太好过了麻烦也就跟着来了。开元二十二年，李林甫任宰相，就经常对唐玄宗说：“皇上是圣贤在世，你的圣明甚至超过了太宗皇帝，可以不用再过多操劳费心，政治清明，野无遗贤，而且天下太平。” 唐玄宗就这样受到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蒙蔽，放弃了皇帝的政治责任，任由奸臣们陷构官员，结党营私，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危机。而后来的“安史之乱”更使唐王朝蒙受了巨大损失，尽管这场叛乱后来得到平定，但所谓“开元之治”便就此告终，大唐王朝逐渐走向败落，而整个中国也开始了走向了下滑的历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