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科学时报上一篇关于什么是工科（技术科学）和中国工 ...

《科学时报》发表的，《人民网》也转载了，写得不错。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现任校长张杰，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德国马普所博士后，英国卢瑟福实验室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德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张杰院士是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和X射线激光的世界级专家，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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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1317642.html
有几个地方我感到比较认同：
“工科的本质是应用，即在围绕特定目的或目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理论发展成为实际运用的形式。”
言下之意，前沿的工科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工程学科，而是需要结合各个理科和生科、目的是改造物质世界的创新过程。

“我国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我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工科不仅要开展面向世界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方向的应用研究，还必须以解决我国工业企业研发过程中的工程、工艺等实际问题为己任，这是现阶段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发展有别于发达国家大学工科发展的鲜明特点。”
很清楚的指明了我国关于国家科技经费该如何投向的问题：一方面要跟美日一样发展前沿科技，另外一方面必须要担负起解决工业企业工程工艺实际问题的责任。

“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中心的硅谷和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128公路等科技园区和科技带催生了众多的新兴企业。大学教授成为这些企业的主要“智库”。一批批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成为实现园区研究成果转化和产品研发的生力军。”
这个也比较清楚的指明了一条路，即是追踪型的国家要在科技创新上有作为，需要能培养出独立建立高科技企业学生或者教授，比如像创办思科（CISCO）公司的斯坦福大学钱伯斯教授夫妇，创办MIPS技术公司的斯坦福大学轩尼诗教授，或者说像创办惠普（HP）公司的斯坦福大学学生休利特及大卫·帕卡德，创办谷歌（GOOGLE）公司的斯坦福学生布林和佩吉，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类似现在这样由中组部李源潮部长挂帅大规模延聘海外高水平教授到中国任教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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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全文：

　　工科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它的发展必须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工科的学科优势和研发力量在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产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是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发展瓶颈问题，同时受经济和科技体制转轨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也相对较差，特别是还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因此，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低端制造业为主。我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工科不仅要开展面向世界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方向的应用研究，还必须以解决我国工业企业研发过程中的工程、工艺等实际问题为己任，这是现阶段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发展有别于发达国家大学工科发展的鲜明特点。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工科也会在面向国家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工业产业现代化的同时，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进步对创新型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经高达70%，因此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和一个民族繁荣兴旺的决定因素，而研究型大学正是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经过多年的重点建设，尤其是“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建设，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实力不断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显著提升，已经成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成为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众所周知，建设一流的理科必须瞄准根本性的科学前沿问题，探索未知世界；文科的发展必须立足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努力构建有重要影响的学派；而工科的发展则既与我国的工业发展现状密切相关，同时又必须孕育孵化未来的产业革命。因此探讨创建世界一流工科的战略途径，对推进我国尽早实现产业的现代化自主创新和未来的科技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流工科是国家振兴的重要支撑

　　

　　1.一流的工科是新兴产业的源泉

　　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推动着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19世纪，在以李比希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教授们的积极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化学工业推动了德国的迅速崛起。在现代国际竞争中，能主动采用新科技、新工艺发展新产业的国家往往能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如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放弃了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实施的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主干的经济发展战略，依托研究型大学和产业研究所的研发力量，以尖端技术行业为核心，以低能耗、高效益为目标的产业发展策略发挥了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不仅开拓了消费电子产业和微电子产业，还使得日本的家用汽车产业具有与美国和欧洲竞争的独特优势，成功完成了从“能源依赖型”经济向“能源节约型”经济的转型，顺利渡过第二次石油危机，并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世纪90年代初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使得全球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陷入萧条，但是美国通过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随着网络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兴起，掀起了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繁荣，美国也借此稳固了其全球经济领袖的地位。

　　2.一流的工科是企业发展的战略伙伴

　　二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新型工科院校的快速发展，与这些大学对经济、社会、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服务和贡献密切相关。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中心的硅谷和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128公路等科技园区和科技带催生了众多的新兴企业。大学教授成为这些企业的主要“智库”。一批批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成为实现园区研究成果转化和产品研发的生力军。以硅谷为例，这里聚集了数十万名工程师，数千家高科技公司；全球100家最大的高科技公司中，有惠普、英特尔、苹果、思科、雅虎等20多家在此落户；硅谷吸引了美国1/3的风险投资，年创工业总产值达2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电子工业中心。同时硅谷地区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大学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斯坦福、伯克利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实力和影响力。由于斯坦福大学与政府全面合作的同时积极与工业界密切合作，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正如斯坦福大学校长所说：“人们都说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我还要加一句话，没有硅谷就没有一流水平的斯坦福大学。”

　　我国正处在实现工科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期

　　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期，国家对科技投入将持续加大，产业结构将加速调整，这一切举措都是为了快速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所以高校工科的学科优势和研发力量在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产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高校在面向国家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工业产业现代化的同时也可以更快地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

　　1.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呼之欲出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科技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周期最主要的变量之一，也是决定经济总量的最主要因素。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扩大经济总量，为经济发展带来一个黄金发展期。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繁荣和科技革命存在着峰谷相间的发展规律，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孕育着引发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新科技。每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后都会出现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次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面临着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都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世界正处在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的前夜，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日益显现，即将来临的技术革命为工科的发展提供了未来发展方向和实际课题。如何抓住当前的机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科，对于国内研究型大学的工科发展尤其重要。

　　2.创新型国家建设是我国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即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得到长足进步，但是至今尚未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在产业现代化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甚远。多项国内外评价均显示，我国产业的现代化程度仅为世界先进水平的50%左右，据最近发布的《2009年我国工业化报告》显示，我国15个重点行业的工业现代化指数仅为世界先进国家均值的41.4%，并预测我国还需要30年的时间来完成工业现代化。近年来，我国设立国家重大专项，科技投入持续高速增长，其中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的年均增长率达到40%左右，企业的研发投入也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且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逐年上升。近年来，政府还陆续出台钢铁、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纺织、石化、有色金属、造船轻工、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为工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经费支撑。

　　3.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

　　我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来转变目前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目前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大约只相当于日本的1/20，美国的1/10，德国的1/6；我国生产钢铁的单位能耗较国际先进水平高21%，乙烯综合能耗高70%，供电能耗高23%，水泥综合能耗强度高44%，大型合成氨能耗高24%；从资源综合利用率看，我国矿产、木材、钢铁、水资源的总回收率和重复利用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而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则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仅为发达国家的1/4左右。产业现代化则要求技术集约化、高加工度化，要通过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投入要素质量并实现以较少的要素投入得到较多的产出，同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达到最小。许多亟待解决的行业共性关键问题为大学工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和发展机遇。

　　4.企业自主创新的紧迫性日益显现

　　低廉的劳动力是目前我国企业最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也是过去30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我国企业除少数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已形成区域性品牌外，绝大部分本土缺乏技术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是在低附加值的环节进行国际代加工。如长三角地区企业中80%以上从事贴牌生产，这些企业外商获利高达全部利润的90%以上。如上海市电子计算机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为5.1%，每100元销售收入中上缴税金只有1.4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中国不靠先进科技和提高效率，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模式是“迟早要进行大规模调整”的。因此，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紧迫性日益显现，而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的学科优势和研发力量可以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为本土企业提供有效的支持，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产业现代化的过程。

　　创建世界一流工科的战略途径

　　创建世界一流工科既要“顶天”又要“立地”，既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现代化，积极参加企业的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加速转变，又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瞄准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迎接未来科学技术革命的早日来临。

　　1.面向产业现代化是研究型大学工科的历史使命

　　无论是MIT、斯坦福，还是曼彻斯特大学、东京工业大学，这些以理工科闻名于世的一流大学，在其快速发展阶段都得益于其学科的定位，尤其是工科的定位与当时国家战略方向相吻合。正如美国MIT校长福斯特所说，MIT首先是一所美国大学，我们已经并将继续为美国作好服务。可以说，为所在国家和民族作出突出贡献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

　　工科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它的发展必须与现实需求相结合。MIT、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的工科院校都因为符合当时国家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使得其工科得到快速发展。当今社会科研成果转化周期越来越短，一项科研成果如果在转化周期内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其经济潜能就会很快衰减为零。据西门子公司统计：西门子公司的产品开发时间每缩短一天可增加0.3%的利润，缩短5天可增加1.6%的利润，缩短10天可增加3.5%的利润，西门子公司仅缩短产品开发周期一项，每年可获利10亿美元。

　　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工科首先要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作出卓越贡献。必须结合创新型国家建设，把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放在首位，这是我国一流工科发展的首要任务。要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求为导向，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强化学校的优势学科，实现工科的跨越式发展。对于工科来说，面对我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和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现状，不能仅满足于提出新想法，形成专利，完成科学研究，发表论文，而更要密切结合到工业关键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去，以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为使命。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工科不能仅仅面向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方向开展应用研究，还必须面向广大工矿企业解决工程、工艺等实际问题，这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发展有别于发达国家工科发展的鲜明特点。一方面，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发展瓶颈问题。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特别是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要依赖于技术引进，在设备投资中，进口设备占投资设备购置总额的比重达60%以上，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同时，受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转轨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较差，特别是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不断重复引进导致对国外技术资源的过分依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增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也偏低。2007年，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销售收入的0.81%，不足国际平均水平的1/4。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我国大中型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低，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利润提升的空间，目前我国86.6%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贸易由外资企业完成，国有企业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达到123.4亿美元。

　　一方面，高校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潜力。2007年高校的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占国内发明专利的15%和46%。另一方面，高校虽然每年都产生大量的科技成果，但科研成果成熟度不够，还需要进行工程化开发和产业化。而我国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其工程化开发和产业化能力非常弱，接纳高校科研成果的能力较弱。目前企业购买的技术合同只有3.7%来自高校。研究型大学要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就要建立与地方的科技合作、与企业的合作的机制，使学校的应用性科研更好地面向市场，完成一批对国民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工科的研究重点要不断向更加前瞻性、基础性的瓶颈科学技术问题转移，主动承担起我国工业企业研发中心的任务，同时要积极帮助企业建立自主研发的系统。在此过程中，在促进我国产业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实现向世界一流工科的转变。

　　2.面向国际科技前沿是建设世界一流工科的根本诉求

　　一流的工科必须致力于人类社会未来科技的研究和开发。科技创造财富的前提就是需要将知识转化成为我们可以使用的技术，这就需要有坚实的工科研究为支撑。相对基于探索自然界基本规律的理科而言，工科的任务则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研究。工科的本质是应用，即在围绕特定目的或目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理论发展成为实际运用的形式。工科的价值追求是建设与改造世界，它可以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重新塑造世界。

　　回顾科技发展史可以发现，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得到极大的改善。因此，要想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科，就必须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开展前瞻性的应用研究，即加强对有望成为今后主流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特别是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如替代能源、环境修复）、未来产业的核心技术（如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智能化机器人），以及影响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技术（如智能化高速公路、人造器官、宇宙空间技术）等方面的技术攻关。只有我们的技术能有助于人类实现梦想，有助于世界变得更美好，有助于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它的价值才会得到体现和认同，才有可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工科。

　　总而言之，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科既要面向国际科技前沿，这是根本；又要积极面向我国产业现代化，将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这是目的。大学的工科应该是连接实验室和企业的桥梁，在大学和企业双赢的战略合作中，在中国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型中，成为真正的中坚。同时，在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型中，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又会推动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大幅度增强研究型大学的实力和影响力，使之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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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篇关于硅谷和大学的文章，其中DSL和RISC处理器的两个例子举得不错。
http://www.iwms.net/n2111c58.aspx

美国和世界先后出现过很多的技术公司聚集地。但是一旦某个或者某一批大的公司开始走下坡路，这里的科技发展就开始渐渐落伍。早期的科技公司，比如 AT&T 和 IBM 集中在纽约附近，但是在这两个公司之后，不再有这个量级的公司出现。波士顿附近，尤其是 128 号公路两旁曾经有过一些向 DEC 那样的大公司和不少颇具发展潜力的公司，但是随着老的公司衰退，新的公司始终不能形成规模。这个地区很难对世界信息产业产生大的影响。硅谷能够半个世纪长盛不衰，一个原因是得益于亚太经济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靠斯坦福大学不断向硅谷注入新的技术。

　　很多人奇怪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些小公司而出不来大的跨国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坦福大学的办学方法和美国东部的名校有很大的不同。斯坦福不是简单地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专业叠加，从波士顿搬到了加州，而是根据加州的情况办了一所全新的学校。只要同时在斯坦福大学和美国东部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呆过一段时间就能强烈地体会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众多差异中，最重要的是开放性。我这里讲的开放性不是指校门二十四小时打开任人进出，这个要求太低了。所有美国的大学，包括西点陆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海军学院都是没有围墙任所有的参观者开车自由进出。我这里讲的开放性是指一个大学在各方面，从教学到科研到生活融入了当地的社区。不论是生活在田园般的普林斯顿和康奈尔，还是大都市里的哈佛和哥伦比亚，你能明显感觉你置身于象牙塔中。一个学生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和中国大学围墙里的学生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而教授，则是传道、授业、解惑加上做自己的研究。而生活在斯坦福，从教授到学生都很难有置身于象牙塔的感觉。

　　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 NSF、DARPA 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能从政府拿到大笔研究经费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和从工业界拿经费相比，拿政府的经费有很多好处。首先，美国政府的资助一般来讲强度较高，在这一点上各国政府都一样，无需格外说明。从美国政府拿科研经费，除非像研制哈伯天文望远镜这类特殊的项目，很少需要做具体的系统，只需要进行方法研究，最后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拿美国政府的研究经费容易交帐得多。比如搞语音识别研究，在中国拿了八六三的大额经费要做识别系统，而在美国只需要用计算机实现自己的算法，证明其有效即可。很少有教授会像李开复博士那样真正开发一个语音识别系统。（美国从来没有中国的科研鉴定会。）NSF 和 DARPA 等政府的科研主管机构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它为教授们省去了很多做演示系统的时间和精力，让科学家们能够把精力完全集中于研究本身。这是美国能够在科技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几乎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毫无疑问，很多大学教授，乐于接受这样的项目，他们既可以专注于做学问、多发表论文，又可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美国大学教授的暑假三个月的工资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出。）一些成名已久影响力很大的教授，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长期大额的政府合同，比如我已经多次提到的著名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贾里尼克教授便是如此，他的经费常常是系里其它教授经费的总和。久而久之，他们和政府互相产生了极大的依赖，自己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

　　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 NSF 和 DARPA 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有了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搜索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几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 Google，在最后的提问时间，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 Google 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扶植和照顾，在场的 Google 副总裁回答，她觉得 Google 作为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需要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

　　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

　　斯坦福大学远离联邦政府，从政府得到的经费相对比东部的名校少，这也不足为奇。但是，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从工业界拿的钱比任何一个同样规模的东部大学不知多多少倍。从公司拿钱一般来讲强度不会有政府那么大，而且还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项目甚至无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所以美国东部名校的很多资金充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业界打交道。

　　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 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 DSL 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 DSL 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 14.4K 提高到 28.8K 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 DSL 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 Avanta 公司，真正实现了 DSL 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

　　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 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 MIPS 后，便合伙创办了 MIPS 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 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 SGI 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 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 Atheros 的董事。

　　开放校园的真正含义在于像斯坦福那样，让大学融入社会。开放是斯坦福的“本”，而厂校结合是它的“用”。后者保证了大学开放校园的具体实施。

　　北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学，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都强调厂校结合。麻省理工学院为了让学生获得工业界的知识，和 AT&T 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计划（program），进入该计划的学生要在 AT&T 工作一年（四个暑假），作为回报 AT&T 公司支付该学生的学费，美国不少大学有这种类似于奖学金的计划。这对于进入这些培养计划的学生来讲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解决了昂贵的学费问题（注释：美国私立大学学费是中等收入家庭无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业界工作经验，将来无论是去工业界还是继续读研究生都大有好处。但是，这种松耦合的结合对大学和公司的直接帮助都不是很大。对于学校来讲主要的好处不过是大公司替它资助了一些学生，同时替它承担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学生们在公司做的题目和学校通常毫无关系，这种合作对于学校的科研帮助非常有限。对于公司来讲，虽然有了从名牌学校优先选择优秀学生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学生工作后进入角色会比同龄人快一点。但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毕业以后并不一定要去赞助他们的公司工作。在实习期间，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技术。

　　斯坦福和硅谷的厂校结合要超出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许多。斯坦福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人才的培养上给予了硅谷公司直接的帮助。在技术上的帮助反映在大量优秀的教授直接到硅谷的公司任职和研究这些公司的科研项目，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人才上的帮助首先反映在大学一直在为硅谷各个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继续教育。硅谷公司多数的工程师并没有硕士学位，不少人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专业水平需要提升，斯坦福大学为这些人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进修计划，他们可以每学期在大学修一两门研究生的课程，这样三到五年就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有的人甚至一边在公司全职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斯坦福读博士。虽然有时候一个博士学位要读十年八年，但毕竟是能在全职工作条件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好办法。当然，如果有人不想拿学位只想听一两门课也是可以的。硅谷的公司深知职业培训的重要，一般都会在时间上和经济上鼓励员工追求更高的学位。为了方便硅谷员工修课，斯坦福大学有很好的远程教育网络。学生不必到课堂上听课，可以在家里电视机前上课。斯坦福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校园和硅谷实时转播，它自己的学生也没有必要到教室去。很多人一学期没有踏进教室照样学得很好。万一上课的时间和上班的事情有冲突，在职的学生可以在课后到图书馆借出课程的录像补习。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大学为周围的公司的员工提供了如此方便的职业教育机会。

　　在斯坦福读在职博士的硅谷员工通常比刚刚本科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到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因为一方面他们有工业界的经历，知道哪些课题今后对自己帮助大，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靠教授的助学金生活，他们更看重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而不是他们手上的钱。（对于没钱的刚毕业的学生，常常要为了争取奖学金而牺牲自己的兴趣。）世界各国的博士生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花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的课题毕业以后可能没有用途，因为博士生不完全有选择课题的自由，有时也太不了解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在硅谷工作过的博士学生一般不存在。这使得斯坦福高级人才培养的效果非常好。

　　斯坦福大学也为硅谷和工业界培养了很多管理人才。有八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斯坦福商学院在美国和哈佛商学院齐名。硅谷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到那里去充电。为了方便日理万机的公司负责人也能到商学院进修 MBA 的学位，斯坦福除了有一般的 MBA 课程外还提供了专门给公司执行官们开设的 EMBA 课程。

　　当然，从斯坦福拿任何一个学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有句话，“哈佛难进，麻省难出”。而斯坦福大学实际上是既难进又难出，它对学生一贯采用严进严出的做法。有人认为只要给斯坦福捐一大笔钱就能“混”进学校，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斯坦福并不缺钱，而且不会为了钱去砸自己的牌子。（哈佛等大学同样杜绝这种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入学）根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它本科生的四年毕业率只有 75% 左右，即使到第六年，毕业率也只有 95%。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四年内完成不了本科学位，有百分之五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后拿不到学位。这个淘汰率比中国最好的大学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的博士生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读了几年因为无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 Exam）不得不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以它的电机工程系为例，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要被资格考试刷掉，当然每个人有两次机会。

　　除了为硅谷提供技术支持和培养人才外，斯坦福在帮助硅谷转型方面贡献很大。八十年代以前，硅谷的支柱产业是半导体。八十年代以来，从斯坦福孕育出的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 SGI 公司（太阳公司在九十年代的主要竞争者），推动了整个硅谷从半导体到硬件系统的转型。九十年代末，诞生于斯坦福的雅虎和 Google 以及无数小的互联网公司掀起了互联网的热潮，实现了硅谷的又一次转型。今天，斯坦福在能源、材料等方面的一些新技术正在帮助建立太阳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产业，这个产业可能比互联网更大。

　　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地区性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为斯坦福提供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捐赠。在历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 Google 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赞助者。仅惠普的创始人休伊特 2001 年就向斯坦福捐赠了四亿美元的巨资，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给予教育机构最大的一笔捐赠。2005 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它的老对头哈佛大学，完全是托 Google 创始人和员工的福。斯坦福收益于硅谷的地方远不止在财政方面。由于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就业率成为美国最高的，很多优秀学生正是冲着找工作方便这一条原因才选择斯坦福大学的。守着硅谷自然有得天独厚的创业和与工业界合作的机会，这又成为一些优秀教授选择斯坦福的原因。正是靠着硅谷的兴起，斯坦福大学才从二战后一个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继而又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不仅偏向于理论研究，而且研究方向也未必有很大的前景。大学教授看上去自由自在，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课题，不像公司里的人被绑在上司交给的任务上。但是因为没有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大学教授天天围着经费转，政府有什么经费他们不得不申请什么课题。几年前在欧洲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各国专家就这个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畅所欲言，贾里尼克教授听得不耐烦了，讲道“你们在这里吵来吵去白浪费时间，还不是各国政府给你什么钱你就干什么课题。”这是一个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它确实是实际情况。在 2000 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计算机科学在美国进入低潮，很多计算机科学家都转行去搞生物统计和生物信息处理了。而现在，大量学习生物统计的博士生毕业了，而学术和工业界对生物统计根本没有增加多少需求，很多博士生将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这是政府计划性很难避免的问题。

《科学时报》发表的，《人民网》也转载了，写得不错。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现任校长张杰，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德国马普所博士后，英国卢瑟福实验室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德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张杰院士是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和X射线激光的世界级专家，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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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1317642.html
有几个地方我感到比较认同：
“工科的本质是应用，即在围绕特定目的或目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理论发展成为实际运用的形式。”
言下之意，前沿的工科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工程学科，而是需要结合各个理科和生科、目的是改造物质世界的创新过程。

“我国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我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工科不仅要开展面向世界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方向的应用研究，还必须以解决我国工业企业研发过程中的工程、工艺等实际问题为己任，这是现阶段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发展有别于发达国家大学工科发展的鲜明特点。”
很清楚的指明了我国关于国家科技经费该如何投向的问题：一方面要跟美日一样发展前沿科技，另外一方面必须要担负起解决工业企业工程工艺实际问题的责任。

“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中心的硅谷和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128公路等科技园区和科技带催生了众多的新兴企业。大学教授成为这些企业的主要“智库”。一批批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成为实现园区研究成果转化和产品研发的生力军。”
这个也比较清楚的指明了一条路，即是追踪型的国家要在科技创新上有作为，需要能培养出独立建立高科技企业学生或者教授，比如像创办思科（CISCO）公司的斯坦福大学钱伯斯教授夫妇，创办MIPS技术公司的斯坦福大学轩尼诗教授，或者说像创办惠普（HP）公司的斯坦福大学学生休利特及大卫·帕卡德，创办谷歌（GOOGLE）公司的斯坦福学生布林和佩吉，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类似现在这样由中组部李源潮部长挂帅大规模延聘海外高水平教授到中国任教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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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全文：

　　工科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它的发展必须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工科的学科优势和研发力量在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产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是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发展瓶颈问题，同时受经济和科技体制转轨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也相对较差，特别是还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因此，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低端制造业为主。我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工科不仅要开展面向世界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方向的应用研究，还必须以解决我国工业企业研发过程中的工程、工艺等实际问题为己任，这是现阶段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发展有别于发达国家大学工科发展的鲜明特点。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工科也会在面向国家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工业产业现代化的同时，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进步对创新型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经高达70%，因此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和一个民族繁荣兴旺的决定因素，而研究型大学正是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经过多年的重点建设，尤其是“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建设，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实力不断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显著提升，已经成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成为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众所周知，建设一流的理科必须瞄准根本性的科学前沿问题，探索未知世界；文科的发展必须立足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努力构建有重要影响的学派；而工科的发展则既与我国的工业发展现状密切相关，同时又必须孕育孵化未来的产业革命。因此探讨创建世界一流工科的战略途径，对推进我国尽早实现产业的现代化自主创新和未来的科技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流工科是国家振兴的重要支撑

　　

　　1.一流的工科是新兴产业的源泉

　　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推动着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19世纪，在以李比希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教授们的积极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化学工业推动了德国的迅速崛起。在现代国际竞争中，能主动采用新科技、新工艺发展新产业的国家往往能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如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放弃了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实施的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主干的经济发展战略，依托研究型大学和产业研究所的研发力量，以尖端技术行业为核心，以低能耗、高效益为目标的产业发展策略发挥了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不仅开拓了消费电子产业和微电子产业，还使得日本的家用汽车产业具有与美国和欧洲竞争的独特优势，成功完成了从“能源依赖型”经济向“能源节约型”经济的转型，顺利渡过第二次石油危机，并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世纪90年代初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使得全球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陷入萧条，但是美国通过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随着网络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兴起，掀起了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繁荣，美国也借此稳固了其全球经济领袖的地位。

　　2.一流的工科是企业发展的战略伙伴

　　二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新型工科院校的快速发展，与这些大学对经济、社会、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服务和贡献密切相关。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中心的硅谷和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128公路等科技园区和科技带催生了众多的新兴企业。大学教授成为这些企业的主要“智库”。一批批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成为实现园区研究成果转化和产品研发的生力军。以硅谷为例，这里聚集了数十万名工程师，数千家高科技公司；全球100家最大的高科技公司中，有惠普、英特尔、苹果、思科、雅虎等20多家在此落户；硅谷吸引了美国1/3的风险投资，年创工业总产值达2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电子工业中心。同时硅谷地区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大学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斯坦福、伯克利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实力和影响力。由于斯坦福大学与政府全面合作的同时积极与工业界密切合作，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正如斯坦福大学校长所说：“人们都说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我还要加一句话，没有硅谷就没有一流水平的斯坦福大学。”

　　我国正处在实现工科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期

　　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期，国家对科技投入将持续加大，产业结构将加速调整，这一切举措都是为了快速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所以高校工科的学科优势和研发力量在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产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高校在面向国家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工业产业现代化的同时也可以更快地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

　　1.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呼之欲出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科技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周期最主要的变量之一，也是决定经济总量的最主要因素。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扩大经济总量，为经济发展带来一个黄金发展期。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繁荣和科技革命存在着峰谷相间的发展规律，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孕育着引发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新科技。每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后都会出现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次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面临着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都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世界正处在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的前夜，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日益显现，即将来临的技术革命为工科的发展提供了未来发展方向和实际课题。如何抓住当前的机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科，对于国内研究型大学的工科发展尤其重要。

　　2.创新型国家建设是我国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即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得到长足进步，但是至今尚未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在产业现代化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甚远。多项国内外评价均显示，我国产业的现代化程度仅为世界先进水平的50%左右，据最近发布的《2009年我国工业化报告》显示，我国15个重点行业的工业现代化指数仅为世界先进国家均值的41.4%，并预测我国还需要30年的时间来完成工业现代化。近年来，我国设立国家重大专项，科技投入持续高速增长，其中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的年均增长率达到40%左右，企业的研发投入也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且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逐年上升。近年来，政府还陆续出台钢铁、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纺织、石化、有色金属、造船轻工、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为工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经费支撑。

　　3.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

　　我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来转变目前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目前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大约只相当于日本的1/20，美国的1/10，德国的1/6；我国生产钢铁的单位能耗较国际先进水平高21%，乙烯综合能耗高70%，供电能耗高23%，水泥综合能耗强度高44%，大型合成氨能耗高24%；从资源综合利用率看，我国矿产、木材、钢铁、水资源的总回收率和重复利用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而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则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仅为发达国家的1/4左右。产业现代化则要求技术集约化、高加工度化，要通过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投入要素质量并实现以较少的要素投入得到较多的产出，同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达到最小。许多亟待解决的行业共性关键问题为大学工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和发展机遇。

　　4.企业自主创新的紧迫性日益显现

　　低廉的劳动力是目前我国企业最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也是过去30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我国企业除少数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已形成区域性品牌外，绝大部分本土缺乏技术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是在低附加值的环节进行国际代加工。如长三角地区企业中80%以上从事贴牌生产，这些企业外商获利高达全部利润的90%以上。如上海市电子计算机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为5.1%，每100元销售收入中上缴税金只有1.4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中国不靠先进科技和提高效率，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模式是“迟早要进行大规模调整”的。因此，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紧迫性日益显现，而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的学科优势和研发力量可以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为本土企业提供有效的支持，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产业现代化的过程。

　　创建世界一流工科的战略途径

　　创建世界一流工科既要“顶天”又要“立地”，既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现代化，积极参加企业的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加速转变，又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瞄准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迎接未来科学技术革命的早日来临。

　　1.面向产业现代化是研究型大学工科的历史使命

　　无论是MIT、斯坦福，还是曼彻斯特大学、东京工业大学，这些以理工科闻名于世的一流大学，在其快速发展阶段都得益于其学科的定位，尤其是工科的定位与当时国家战略方向相吻合。正如美国MIT校长福斯特所说，MIT首先是一所美国大学，我们已经并将继续为美国作好服务。可以说，为所在国家和民族作出突出贡献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

　　工科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它的发展必须与现实需求相结合。MIT、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的工科院校都因为符合当时国家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使得其工科得到快速发展。当今社会科研成果转化周期越来越短，一项科研成果如果在转化周期内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其经济潜能就会很快衰减为零。据西门子公司统计：西门子公司的产品开发时间每缩短一天可增加0.3%的利润，缩短5天可增加1.6%的利润，缩短10天可增加3.5%的利润，西门子公司仅缩短产品开发周期一项，每年可获利10亿美元。

　　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工科首先要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作出卓越贡献。必须结合创新型国家建设，把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放在首位，这是我国一流工科发展的首要任务。要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求为导向，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强化学校的优势学科，实现工科的跨越式发展。对于工科来说，面对我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和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现状，不能仅满足于提出新想法，形成专利，完成科学研究，发表论文，而更要密切结合到工业关键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去，以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为使命。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工科不能仅仅面向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方向开展应用研究，还必须面向广大工矿企业解决工程、工艺等实际问题，这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发展有别于发达国家工科发展的鲜明特点。一方面，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发展瓶颈问题。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特别是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要依赖于技术引进，在设备投资中，进口设备占投资设备购置总额的比重达60%以上，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同时，受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转轨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较差，特别是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不断重复引进导致对国外技术资源的过分依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增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也偏低。2007年，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销售收入的0.81%，不足国际平均水平的1/4。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我国大中型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低，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利润提升的空间，目前我国86.6%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贸易由外资企业完成，国有企业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达到123.4亿美元。

　　一方面，高校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潜力。2007年高校的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占国内发明专利的15%和46%。另一方面，高校虽然每年都产生大量的科技成果，但科研成果成熟度不够，还需要进行工程化开发和产业化。而我国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其工程化开发和产业化能力非常弱，接纳高校科研成果的能力较弱。目前企业购买的技术合同只有3.7%来自高校。研究型大学要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就要建立与地方的科技合作、与企业的合作的机制，使学校的应用性科研更好地面向市场，完成一批对国民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工科的研究重点要不断向更加前瞻性、基础性的瓶颈科学技术问题转移，主动承担起我国工业企业研发中心的任务，同时要积极帮助企业建立自主研发的系统。在此过程中，在促进我国产业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实现向世界一流工科的转变。

　　2.面向国际科技前沿是建设世界一流工科的根本诉求

　　一流的工科必须致力于人类社会未来科技的研究和开发。科技创造财富的前提就是需要将知识转化成为我们可以使用的技术，这就需要有坚实的工科研究为支撑。相对基于探索自然界基本规律的理科而言，工科的任务则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研究。工科的本质是应用，即在围绕特定目的或目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理论发展成为实际运用的形式。工科的价值追求是建设与改造世界，它可以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重新塑造世界。

　　回顾科技发展史可以发现，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得到极大的改善。因此，要想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科，就必须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开展前瞻性的应用研究，即加强对有望成为今后主流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特别是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如替代能源、环境修复）、未来产业的核心技术（如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智能化机器人），以及影响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技术（如智能化高速公路、人造器官、宇宙空间技术）等方面的技术攻关。只有我们的技术能有助于人类实现梦想，有助于世界变得更美好，有助于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它的价值才会得到体现和认同，才有可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工科。

　　总而言之，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科既要面向国际科技前沿，这是根本；又要积极面向我国产业现代化，将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这是目的。大学的工科应该是连接实验室和企业的桥梁，在大学和企业双赢的战略合作中，在中国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型中，成为真正的中坚。同时，在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型中，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又会推动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大幅度增强研究型大学的实力和影响力，使之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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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篇关于硅谷和大学的文章，其中DSL和RISC处理器的两个例子举得不错。
http://www.iwms.net/n2111c58.aspx

美国和世界先后出现过很多的技术公司聚集地。但是一旦某个或者某一批大的公司开始走下坡路，这里的科技发展就开始渐渐落伍。早期的科技公司，比如 AT&T 和 IBM 集中在纽约附近，但是在这两个公司之后，不再有这个量级的公司出现。波士顿附近，尤其是 128 号公路两旁曾经有过一些向 DEC 那样的大公司和不少颇具发展潜力的公司，但是随着老的公司衰退，新的公司始终不能形成规模。这个地区很难对世界信息产业产生大的影响。硅谷能够半个世纪长盛不衰，一个原因是得益于亚太经济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靠斯坦福大学不断向硅谷注入新的技术。

　　很多人奇怪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些小公司而出不来大的跨国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坦福大学的办学方法和美国东部的名校有很大的不同。斯坦福不是简单地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专业叠加，从波士顿搬到了加州，而是根据加州的情况办了一所全新的学校。只要同时在斯坦福大学和美国东部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呆过一段时间就能强烈地体会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众多差异中，最重要的是开放性。我这里讲的开放性不是指校门二十四小时打开任人进出，这个要求太低了。所有美国的大学，包括西点陆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海军学院都是没有围墙任所有的参观者开车自由进出。我这里讲的开放性是指一个大学在各方面，从教学到科研到生活融入了当地的社区。不论是生活在田园般的普林斯顿和康奈尔，还是大都市里的哈佛和哥伦比亚，你能明显感觉你置身于象牙塔中。一个学生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和中国大学围墙里的学生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而教授，则是传道、授业、解惑加上做自己的研究。而生活在斯坦福，从教授到学生都很难有置身于象牙塔的感觉。

　　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 NSF、DARPA 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能从政府拿到大笔研究经费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和从工业界拿经费相比，拿政府的经费有很多好处。首先，美国政府的资助一般来讲强度较高，在这一点上各国政府都一样，无需格外说明。从美国政府拿科研经费，除非像研制哈伯天文望远镜这类特殊的项目，很少需要做具体的系统，只需要进行方法研究，最后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拿美国政府的研究经费容易交帐得多。比如搞语音识别研究，在中国拿了八六三的大额经费要做识别系统，而在美国只需要用计算机实现自己的算法，证明其有效即可。很少有教授会像李开复博士那样真正开发一个语音识别系统。（美国从来没有中国的科研鉴定会。）NSF 和 DARPA 等政府的科研主管机构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它为教授们省去了很多做演示系统的时间和精力，让科学家们能够把精力完全集中于研究本身。这是美国能够在科技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几乎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毫无疑问，很多大学教授，乐于接受这样的项目，他们既可以专注于做学问、多发表论文，又可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美国大学教授的暑假三个月的工资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出。）一些成名已久影响力很大的教授，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长期大额的政府合同，比如我已经多次提到的著名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贾里尼克教授便是如此，他的经费常常是系里其它教授经费的总和。久而久之，他们和政府互相产生了极大的依赖，自己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

　　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 NSF 和 DARPA 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有了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搜索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几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 Google，在最后的提问时间，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 Google 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扶植和照顾，在场的 Google 副总裁回答，她觉得 Google 作为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需要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

　　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

　　斯坦福大学远离联邦政府，从政府得到的经费相对比东部的名校少，这也不足为奇。但是，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从工业界拿的钱比任何一个同样规模的东部大学不知多多少倍。从公司拿钱一般来讲强度不会有政府那么大，而且还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项目甚至无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所以美国东部名校的很多资金充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业界打交道。

　　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 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 DSL 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 DSL 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 14.4K 提高到 28.8K 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 DSL 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 Avanta 公司，真正实现了 DSL 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

　　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 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 MIPS 后，便合伙创办了 MIPS 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 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 SGI 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 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 Atheros 的董事。

　　开放校园的真正含义在于像斯坦福那样，让大学融入社会。开放是斯坦福的“本”，而厂校结合是它的“用”。后者保证了大学开放校园的具体实施。

　　北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学，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都强调厂校结合。麻省理工学院为了让学生获得工业界的知识，和 AT&T 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计划（program），进入该计划的学生要在 AT&T 工作一年（四个暑假），作为回报 AT&T 公司支付该学生的学费，美国不少大学有这种类似于奖学金的计划。这对于进入这些培养计划的学生来讲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解决了昂贵的学费问题（注释：美国私立大学学费是中等收入家庭无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业界工作经验，将来无论是去工业界还是继续读研究生都大有好处。但是，这种松耦合的结合对大学和公司的直接帮助都不是很大。对于学校来讲主要的好处不过是大公司替它资助了一些学生，同时替它承担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学生们在公司做的题目和学校通常毫无关系，这种合作对于学校的科研帮助非常有限。对于公司来讲，虽然有了从名牌学校优先选择优秀学生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学生工作后进入角色会比同龄人快一点。但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毕业以后并不一定要去赞助他们的公司工作。在实习期间，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技术。

　　斯坦福和硅谷的厂校结合要超出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许多。斯坦福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人才的培养上给予了硅谷公司直接的帮助。在技术上的帮助反映在大量优秀的教授直接到硅谷的公司任职和研究这些公司的科研项目，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人才上的帮助首先反映在大学一直在为硅谷各个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继续教育。硅谷公司多数的工程师并没有硕士学位，不少人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专业水平需要提升，斯坦福大学为这些人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进修计划，他们可以每学期在大学修一两门研究生的课程，这样三到五年就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有的人甚至一边在公司全职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斯坦福读博士。虽然有时候一个博士学位要读十年八年，但毕竟是能在全职工作条件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好办法。当然，如果有人不想拿学位只想听一两门课也是可以的。硅谷的公司深知职业培训的重要，一般都会在时间上和经济上鼓励员工追求更高的学位。为了方便硅谷员工修课，斯坦福大学有很好的远程教育网络。学生不必到课堂上听课，可以在家里电视机前上课。斯坦福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校园和硅谷实时转播，它自己的学生也没有必要到教室去。很多人一学期没有踏进教室照样学得很好。万一上课的时间和上班的事情有冲突，在职的学生可以在课后到图书馆借出课程的录像补习。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大学为周围的公司的员工提供了如此方便的职业教育机会。

　　在斯坦福读在职博士的硅谷员工通常比刚刚本科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到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因为一方面他们有工业界的经历，知道哪些课题今后对自己帮助大，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靠教授的助学金生活，他们更看重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而不是他们手上的钱。（对于没钱的刚毕业的学生，常常要为了争取奖学金而牺牲自己的兴趣。）世界各国的博士生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花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的课题毕业以后可能没有用途，因为博士生不完全有选择课题的自由，有时也太不了解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在硅谷工作过的博士学生一般不存在。这使得斯坦福高级人才培养的效果非常好。

　　斯坦福大学也为硅谷和工业界培养了很多管理人才。有八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斯坦福商学院在美国和哈佛商学院齐名。硅谷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到那里去充电。为了方便日理万机的公司负责人也能到商学院进修 MBA 的学位，斯坦福除了有一般的 MBA 课程外还提供了专门给公司执行官们开设的 EMBA 课程。

　　当然，从斯坦福拿任何一个学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有句话，“哈佛难进，麻省难出”。而斯坦福大学实际上是既难进又难出，它对学生一贯采用严进严出的做法。有人认为只要给斯坦福捐一大笔钱就能“混”进学校，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斯坦福并不缺钱，而且不会为了钱去砸自己的牌子。（哈佛等大学同样杜绝这种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入学）根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它本科生的四年毕业率只有 75% 左右，即使到第六年，毕业率也只有 95%。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四年内完成不了本科学位，有百分之五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后拿不到学位。这个淘汰率比中国最好的大学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的博士生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读了几年因为无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 Exam）不得不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以它的电机工程系为例，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要被资格考试刷掉，当然每个人有两次机会。

　　除了为硅谷提供技术支持和培养人才外，斯坦福在帮助硅谷转型方面贡献很大。八十年代以前，硅谷的支柱产业是半导体。八十年代以来，从斯坦福孕育出的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 SGI 公司（太阳公司在九十年代的主要竞争者），推动了整个硅谷从半导体到硬件系统的转型。九十年代末，诞生于斯坦福的雅虎和 Google 以及无数小的互联网公司掀起了互联网的热潮，实现了硅谷的又一次转型。今天，斯坦福在能源、材料等方面的一些新技术正在帮助建立太阳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产业，这个产业可能比互联网更大。

　　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地区性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为斯坦福提供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捐赠。在历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 Google 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赞助者。仅惠普的创始人休伊特 2001 年就向斯坦福捐赠了四亿美元的巨资，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给予教育机构最大的一笔捐赠。2005 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它的老对头哈佛大学，完全是托 Google 创始人和员工的福。斯坦福收益于硅谷的地方远不止在财政方面。由于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就业率成为美国最高的，很多优秀学生正是冲着找工作方便这一条原因才选择斯坦福大学的。守着硅谷自然有得天独厚的创业和与工业界合作的机会，这又成为一些优秀教授选择斯坦福的原因。正是靠着硅谷的兴起，斯坦福大学才从二战后一个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继而又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不仅偏向于理论研究，而且研究方向也未必有很大的前景。大学教授看上去自由自在，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课题，不像公司里的人被绑在上司交给的任务上。但是因为没有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大学教授天天围着经费转，政府有什么经费他们不得不申请什么课题。几年前在欧洲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各国专家就这个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畅所欲言，贾里尼克教授听得不耐烦了，讲道“你们在这里吵来吵去白浪费时间，还不是各国政府给你什么钱你就干什么课题。”这是一个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它确实是实际情况。在 2000 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计算机科学在美国进入低潮，很多计算机科学家都转行去搞生物统计和生物信息处理了。而现在，大量学习生物统计的博士生毕业了，而学术和工业界对生物统计根本没有增加多少需求，很多博士生将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这是政府计划性很难避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