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网易解读355期：跟周其仁寻找通胀的元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8:05:59
网易财经8月7日讯 从去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日益显现，但是对于通胀的元凶，学界似乎莫衷一是。而在历次通胀讨论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总能坚持市场经济原理，敢于正本清源指出通胀真凶。本期解读摘编了周其仁教授最近分析中国通胀系列文章中的主要观点，以助读者认清中国通胀的元凶和解决之道。
很多官员和学者抛出对通胀的奇谈怪论
怪论一：输入型通胀，将货币政策的不作为说成外来压力
最为流行的一种通胀怪论，是把这一波中国通胀，归为“输入型通胀”，即外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引起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本国输入这些商品或服务，连带就把通胀也一并带了进来。
周其仁指出，通胀传导机制要起作用，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而在实际情况中，中外使用的是不同的货币。以甲国油价上涨一倍为例，因为甲国油价涨一倍，就是甲国的票子毛了一倍（假定该国票子只能买油），只要乙国的票子对甲国票子也升值一倍，甲国的名义油价对乙国来说就是纹风未动，那就既不要减少进口、也无需增加出口。这就是说，放弃固定汇率，允许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充分反映其相对币值，就不会有通胀输入这回事。反过来，如果乙国的通胀也因此加剧，那一定是汇率变动滞后，给所谓的“通胀输入”以可乘之机。
周其仁认为，“无论哪种情况，人们都不要把本国的不作为，说成是外来压力不可抗拒”，“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惟有努力发挥独立货币政策的作用，以更灵活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尽力抵消国际通胀的传导”。
怪论二：将通胀责任推到农民和农村身上，认为农民是通胀的受益者
以去年11月份的物价为例。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11月我国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推手是食品，因为“11月份全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了11.7%，拉动CPI上涨3.8个百分点，贡献率是74%”。似乎就把通胀之责归给了食品和农产品。农产品又是农民生产的，于是，通胀责任的链条就追到了农村、农业和农民，似乎通胀由农产品推动，通胀的受益人就是农民。
周其仁在《通货膨胀与农民》一文中，驳斥了这种观点。食品价格又因何而涨？农产品价格又因为什么而高？按照很流行的“成本决定价格”的思维，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被农产品的成本上涨“顶”起来的——生产农产品的人工、化肥、农资、燃料、物流等等的成本，今年以来不也是升得很急吗？ 他指出，在市场之中每个人的产出都构成别人的成本。所有产出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各自上游的成本价格在上涨。此外，由于今天不少农民也在市场上买米、买菜、买肉，所以农产品价格涨得凶，农民的实际收入还有下降的一面。去年11月份的数据表明，农村CPI上涨5.6%，超过城市的4.9%。
怪论三：以价格管制应对通胀，将通胀引发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
在2008年1月，政府宣布“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到1月底，全国31省市全部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今年以来，政府也对众多商品进行了价格管制。周其仁认为，价格管制是把货币总量引起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以“结构性物价上涨”的角度看问题，会认为无非就是一部分物价在涨，只要对症下药，管住了这部分物价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价格管制措施的思想根源。
怪论四：停滞型通胀，将产权无效法制不明引起的经济停滞与货币超发的通胀混为一谈
“停滞型通胀”，简称“滞胀”，是对中国通胀的又一种描述。滞涨那是欧美经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经验记录，即高通胀与高失业相并存。周其仁指出，其实，“滞”“胀”本不同源。引起长期经济停滞的根源是产权无效、法治不明、过多的不当管制压制了企业家创业的精神，而通胀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货币当局在诸多压力下发出过多货币。治理通胀、稳健货币，不但不会引起停滞，还是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基础。
周其仁指出通胀的根源在于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
刺激出口的政策导致政府被动超发天量货币
周其仁指出，人民币有两条超发的途径。一条是政府主动超发货币，征收“通货膨胀税”，这一途径在制度上被杜绝了，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
而人民币超发的另一途径，就是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周其仁指出，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6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6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6元“高能货币”转入商业银行，再乘上4-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这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的话，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达2.85万亿美元。为了维持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2.85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
超发的货币在国内没有对应的商品
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钱太多，超出了市场能提供的服务和商品需要的程度。那么汇率制度释放出的货币，为什么国内没有相应的服务和商品来冲抵呢？周其仁指出，这是因为商品已经出国，国内留下的是 “纯购买力”。在此情况下，过量的人民币购买力追逐不够量的国内商品，结局只能是国内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就是这些年国内通胀时不时冲高的根源。
以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为例。这笔巨款——按变化的汇率计，约在14000亿-16000亿人民币之谱——当然主要是由我国沿海出口加工地带的无数外向型企业挣来的。从商品形态看，东西已经出口了。可是这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那些无论是工人薪酬、老板的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税收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服务所得，则全部变成了留在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这里有1万几千亿人民币购买力，完全没有对应的商品可买！
因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也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
既然这么多的人民币在国内找不到对应的商品，“买外国商品”行不行？也不行。净出口创造的本来是外汇购买力，可以大手买国外商品、国外劳务、国外资源和国外权益。可是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对很多行为者来说，与其留汇在手，不如售汇给央行来得合算。也讲过多次，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这样，实际的汇率水平，就构成国内公司与个人使用外汇的机会成本。人民币汇率低估，国内有外汇的也不愿意多用汇。这样，由净出口形成的纯购买力，就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
周其仁主张人民币升值和开放市场抑制通胀办法，反对管制思维
目前的制度设计下，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对遏制通胀作用有限
周其仁在文章《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中指出，“在中国背景里看问题，加息的作用与空间都有限”。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与美国等国家不同。美联储作为美国的央行，无论是联储贴现率（或“再贴现率”）还是联储基金利率，加的都是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贷之息。而中国加息是央行略微松动利率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提高对客户的存、贷利率。虽然中美加息都有紧缩货币供给之意，但影响的力度还是大相径庭。周其仁说，如果中国式加息收紧的是毛细血管的货币流量，那么美国加息直接压缩了货币动脉的供血量。
此外，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因为中国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在外汇交易中心购买外汇，形成了另外一条人民币货币动脉通向商业银行。如此特别的“双动脉货币循环”，单靠加息或者降息不足以实施有效的调节。
而人民币升值可以扩大进口、抑制通胀
进口商品吸收国内没着没落的“纯购买力”，恰恰有利于抑制通胀。这是周其仁的一个重要观点。
周其仁认为，影响了中国进口扩大的力量，比较根本的，还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以2005年前的汇率为例，中国人每花1美元，就要放弃人民币8.26元。放弃者，成本也。2005年7月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以上，就是国人花美元购洋货的成本降低了20%。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周其仁说。
开放市场，让国有企业股权、矿权、林权进入市场可以增加货币需求
周其仁提倡的另一个抑制通胀的办法是，放开一些资源进入市场，如国有企业股权、矿权，林权等。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一旦投入市场，由人们买进卖出，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抑制了通胀。
经济逻辑很明白：随着一样样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出产品的经济资源就有了可预期的未来货币收入流。于是，资源就有了资本化的可能。1990年代农地资产、劳力资产、建设用地资产、城市房屋资产纷纷登场，也正在这些资产不断流转的市场过程中，产生了更巨量的货币需求。过去政府一道命令说划拨给谁就划拨给谁了，有批件足矣，哪里需要多少货币？城市土地可以批租之后，大规模的土地拍卖要“吃”掉多少货币啊！
周其仁指出：“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
结语：周其仁敢于超脱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角色，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式通胀的根源：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目标，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处在较低的水平，释放出天量货币高价回购外汇，而这些外汇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已经出口到国外，而国内因为管制严格，很多资源未能开放并投入到市场中，致使流通中的货币远远超出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平，形成了通货膨胀。
详情请见专题：跟周其仁寻找通胀的元凶
责任编辑：NF067(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佩芬) http://money.163.com/11/0807/08/7ARDLR4C00254L4P.html网易财经8月7日讯 从去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日益显现，但是对于通胀的元凶，学界似乎莫衷一是。而在历次通胀讨论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总能坚持市场经济原理，敢于正本清源指出通胀真凶。本期解读摘编了周其仁教授最近分析中国通胀系列文章中的主要观点，以助读者认清中国通胀的元凶和解决之道。
很多官员和学者抛出对通胀的奇谈怪论
怪论一：输入型通胀，将货币政策的不作为说成外来压力
最为流行的一种通胀怪论，是把这一波中国通胀，归为“输入型通胀”，即外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引起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本国输入这些商品或服务，连带就把通胀也一并带了进来。
周其仁指出，通胀传导机制要起作用，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而在实际情况中，中外使用的是不同的货币。以甲国油价上涨一倍为例，因为甲国油价涨一倍，就是甲国的票子毛了一倍（假定该国票子只能买油），只要乙国的票子对甲国票子也升值一倍，甲国的名义油价对乙国来说就是纹风未动，那就既不要减少进口、也无需增加出口。这就是说，放弃固定汇率，允许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充分反映其相对币值，就不会有通胀输入这回事。反过来，如果乙国的通胀也因此加剧，那一定是汇率变动滞后，给所谓的“通胀输入”以可乘之机。
周其仁认为，“无论哪种情况，人们都不要把本国的不作为，说成是外来压力不可抗拒”，“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惟有努力发挥独立货币政策的作用，以更灵活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尽力抵消国际通胀的传导”。
怪论二：将通胀责任推到农民和农村身上，认为农民是通胀的受益者
以去年11月份的物价为例。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11月我国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推手是食品，因为“11月份全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了11.7%，拉动CPI上涨3.8个百分点，贡献率是74%”。似乎就把通胀之责归给了食品和农产品。农产品又是农民生产的，于是，通胀责任的链条就追到了农村、农业和农民，似乎通胀由农产品推动，通胀的受益人就是农民。
周其仁在《通货膨胀与农民》一文中，驳斥了这种观点。食品价格又因何而涨？农产品价格又因为什么而高？按照很流行的“成本决定价格”的思维，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被农产品的成本上涨“顶”起来的——生产农产品的人工、化肥、农资、燃料、物流等等的成本，今年以来不也是升得很急吗？ 他指出，在市场之中每个人的产出都构成别人的成本。所有产出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各自上游的成本价格在上涨。此外，由于今天不少农民也在市场上买米、买菜、买肉，所以农产品价格涨得凶，农民的实际收入还有下降的一面。去年11月份的数据表明，农村CPI上涨5.6%，超过城市的4.9%。
怪论三：以价格管制应对通胀，将通胀引发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
在2008年1月，政府宣布“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到1月底，全国31省市全部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今年以来，政府也对众多商品进行了价格管制。周其仁认为，价格管制是把货币总量引起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以“结构性物价上涨”的角度看问题，会认为无非就是一部分物价在涨，只要对症下药，管住了这部分物价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价格管制措施的思想根源。
怪论四：停滞型通胀，将产权无效法制不明引起的经济停滞与货币超发的通胀混为一谈
“停滞型通胀”，简称“滞胀”，是对中国通胀的又一种描述。滞涨那是欧美经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经验记录，即高通胀与高失业相并存。周其仁指出，其实，“滞”“胀”本不同源。引起长期经济停滞的根源是产权无效、法治不明、过多的不当管制压制了企业家创业的精神，而通胀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货币当局在诸多压力下发出过多货币。治理通胀、稳健货币，不但不会引起停滞，还是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基础。
周其仁指出通胀的根源在于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
刺激出口的政策导致政府被动超发天量货币
周其仁指出，人民币有两条超发的途径。一条是政府主动超发货币，征收“通货膨胀税”，这一途径在制度上被杜绝了，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
而人民币超发的另一途径，就是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周其仁指出，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6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6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6元“高能货币”转入商业银行，再乘上4-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这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的话，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达2.85万亿美元。为了维持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2.85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
超发的货币在国内没有对应的商品
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钱太多，超出了市场能提供的服务和商品需要的程度。那么汇率制度释放出的货币，为什么国内没有相应的服务和商品来冲抵呢？周其仁指出，这是因为商品已经出国，国内留下的是 “纯购买力”。在此情况下，过量的人民币购买力追逐不够量的国内商品，结局只能是国内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就是这些年国内通胀时不时冲高的根源。
以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为例。这笔巨款——按变化的汇率计，约在14000亿-16000亿人民币之谱——当然主要是由我国沿海出口加工地带的无数外向型企业挣来的。从商品形态看，东西已经出口了。可是这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那些无论是工人薪酬、老板的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税收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服务所得，则全部变成了留在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这里有1万几千亿人民币购买力，完全没有对应的商品可买！
因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也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
既然这么多的人民币在国内找不到对应的商品，“买外国商品”行不行？也不行。净出口创造的本来是外汇购买力，可以大手买国外商品、国外劳务、国外资源和国外权益。可是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对很多行为者来说，与其留汇在手，不如售汇给央行来得合算。也讲过多次，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这样，实际的汇率水平，就构成国内公司与个人使用外汇的机会成本。人民币汇率低估，国内有外汇的也不愿意多用汇。这样，由净出口形成的纯购买力，就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
周其仁主张人民币升值和开放市场抑制通胀办法，反对管制思维
目前的制度设计下，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对遏制通胀作用有限
周其仁在文章《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中指出，“在中国背景里看问题，加息的作用与空间都有限”。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与美国等国家不同。美联储作为美国的央行，无论是联储贴现率（或“再贴现率”）还是联储基金利率，加的都是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贷之息。而中国加息是央行略微松动利率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提高对客户的存、贷利率。虽然中美加息都有紧缩货币供给之意，但影响的力度还是大相径庭。周其仁说，如果中国式加息收紧的是毛细血管的货币流量，那么美国加息直接压缩了货币动脉的供血量。
此外，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因为中国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在外汇交易中心购买外汇，形成了另外一条人民币货币动脉通向商业银行。如此特别的“双动脉货币循环”，单靠加息或者降息不足以实施有效的调节。
而人民币升值可以扩大进口、抑制通胀
进口商品吸收国内没着没落的“纯购买力”，恰恰有利于抑制通胀。这是周其仁的一个重要观点。
周其仁认为，影响了中国进口扩大的力量，比较根本的，还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以2005年前的汇率为例，中国人每花1美元，就要放弃人民币8.26元。放弃者，成本也。2005年7月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以上，就是国人花美元购洋货的成本降低了20%。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周其仁说。
开放市场，让国有企业股权、矿权、林权进入市场可以增加货币需求
周其仁提倡的另一个抑制通胀的办法是，放开一些资源进入市场，如国有企业股权、矿权，林权等。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一旦投入市场，由人们买进卖出，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抑制了通胀。
经济逻辑很明白：随着一样样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出产品的经济资源就有了可预期的未来货币收入流。于是，资源就有了资本化的可能。1990年代农地资产、劳力资产、建设用地资产、城市房屋资产纷纷登场，也正在这些资产不断流转的市场过程中，产生了更巨量的货币需求。过去政府一道命令说划拨给谁就划拨给谁了，有批件足矣，哪里需要多少货币？城市土地可以批租之后，大规模的土地拍卖要“吃”掉多少货币啊！
周其仁指出：“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
结语：周其仁敢于超脱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角色，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式通胀的根源：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目标，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处在较低的水平，释放出天量货币高价回购外汇，而这些外汇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已经出口到国外，而国内因为管制严格，很多资源未能开放并投入到市场中，致使流通中的货币远远超出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平，形成了通货膨胀。
详情请见专题：跟周其仁寻找通胀的元凶
责任编辑：NF067(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佩芬) http://money.163.com/11/0807/08/7ARDLR4C00254L4P.html
很多官员和学者抛出对通胀的奇谈怪论
怪论一：输入型通胀，将货币政策的不作为说成外来压力
最为流行的一种通胀怪论，是把这一波中国通胀，归为“输入型通胀”，即外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引起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本国输入这些商品或服务，连带就把通胀也一并带了进来。
周其仁指出，通胀传导机制要起作用，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而在实际情况中，中外使用的是不同的货币。以甲国油价上涨一倍为例，因为甲国油价涨一倍，就是甲国的票子毛了一倍（假定该国票子只能买油），只要乙国的票子对甲国票子也升值一倍，甲国的名义油价对乙国来说就是纹风未动，那就既不要减少进口、也无需增加出口。这就是说，放弃固定汇率，允许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充分反映其相对币值，就不会有通胀输入这回事。反过来，如果乙国的通胀也因此加剧，那一定是汇率变动滞后，给所谓的“通胀输入”以可乘之机。
周其仁认为，“无论哪种情况，人们都不要把本国的不作为，说成是外来压力不可抗拒”，“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惟有努力发挥独立货币政策的作用，以更灵活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尽力抵消国际通胀的传导”。
怪论二：将通胀责任推到农民和农村身上，认为农民是通胀的受益者
以去年11月份的物价为例。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11月我国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推手是食品，因为“11月份全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了11.7%，拉动CPI上涨3.8个百分点，贡献率是74%”。似乎就把通胀之责归给了食品和农产品。农产品又是农民生产的，于是，通胀责任的链条就追到了农村、农业和农民，似乎通胀由农产品推动，通胀的受益人就是农民。
周其仁在《通货膨胀与农民》一文中，驳斥了这种观点。食品价格又因何而涨？农产品价格又因为什么而高？按照很流行的“成本决定价格”的思维，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被农产品的成本上涨“顶”起来的——生产农产品的人工、化肥、农资、燃料、物流等等的成本，今年以来不也是升得很急吗？ 他指出，在市场之中每个人的产出都构成别人的成本。所有产出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各自上游的成本价格在上涨。此外，由于今天不少农民也在市场上买米、买菜、买肉，所以农产品价格涨得凶，农民的实际收入还有下降的一面。去年11月份的数据表明，农村CPI上涨5.6%，超过城市的4.9%。
怪论三：以价格管制应对通胀，将通胀引发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
在2008年1月，政府宣布“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到1月底，全国31省市全部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今年以来，政府也对众多商品进行了价格管制。周其仁认为，价格管制是把货币总量引起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以“结构性物价上涨”的角度看问题，会认为无非就是一部分物价在涨，只要对症下药，管住了这部分物价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价格管制措施的思想根源。
怪论四：停滞型通胀，将产权无效法制不明引起的经济停滞与货币超发的通胀混为一谈
“停滞型通胀”，简称“滞胀”，是对中国通胀的又一种描述。滞涨那是欧美经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经验记录，即高通胀与高失业相并存。周其仁指出，其实，“滞”“胀”本不同源。引起长期经济停滞的根源是产权无效、法治不明、过多的不当管制压制了企业家创业的精神，而通胀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货币当局在诸多压力下发出过多货币。治理通胀、稳健货币，不但不会引起停滞，还是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基础。
周其仁指出通胀的根源在于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
刺激出口的政策导致政府被动超发天量货币
周其仁指出，人民币有两条超发的途径。一条是政府主动超发货币，征收“通货膨胀税”，这一途径在制度上被杜绝了，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
而人民币超发的另一途径，就是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周其仁指出，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6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6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6元“高能货币”转入商业银行，再乘上4-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这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的话，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达2.85万亿美元。为了维持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2.85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
超发的货币在国内没有对应的商品
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钱太多，超出了市场能提供的服务和商品需要的程度。那么汇率制度释放出的货币，为什么国内没有相应的服务和商品来冲抵呢？周其仁指出，这是因为商品已经出国，国内留下的是 “纯购买力”。在此情况下，过量的人民币购买力追逐不够量的国内商品，结局只能是国内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就是这些年国内通胀时不时冲高的根源。
以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为例。这笔巨款——按变化的汇率计，约在14000亿-16000亿人民币之谱——当然主要是由我国沿海出口加工地带的无数外向型企业挣来的。从商品形态看，东西已经出口了。可是这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那些无论是工人薪酬、老板的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税收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服务所得，则全部变成了留在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这里有1万几千亿人民币购买力，完全没有对应的商品可买！
因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也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
既然这么多的人民币在国内找不到对应的商品，“买外国商品”行不行？也不行。净出口创造的本来是外汇购买力，可以大手买国外商品、国外劳务、国外资源和国外权益。可是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对很多行为者来说，与其留汇在手，不如售汇给央行来得合算。也讲过多次，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这样，实际的汇率水平，就构成国内公司与个人使用外汇的机会成本。人民币汇率低估，国内有外汇的也不愿意多用汇。这样，由净出口形成的纯购买力，就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
周其仁主张人民币升值和开放市场抑制通胀办法，反对管制思维
目前的制度设计下，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对遏制通胀作用有限
周其仁在文章《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中指出，“在中国背景里看问题，加息的作用与空间都有限”。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与美国等国家不同。美联储作为美国的央行，无论是联储贴现率（或“再贴现率”）还是联储基金利率，加的都是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贷之息。而中国加息是央行略微松动利率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提高对客户的存、贷利率。虽然中美加息都有紧缩货币供给之意，但影响的力度还是大相径庭。周其仁说，如果中国式加息收紧的是毛细血管的货币流量，那么美国加息直接压缩了货币动脉的供血量。
此外，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因为中国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在外汇交易中心购买外汇，形成了另外一条人民币货币动脉通向商业银行。如此特别的“双动脉货币循环”，单靠加息或者降息不足以实施有效的调节。
而人民币升值可以扩大进口、抑制通胀
进口商品吸收国内没着没落的“纯购买力”，恰恰有利于抑制通胀。这是周其仁的一个重要观点。
周其仁认为，影响了中国进口扩大的力量，比较根本的，还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以2005年前的汇率为例，中国人每花1美元，就要放弃人民币8.26元。放弃者，成本也。2005年7月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以上，就是国人花美元购洋货的成本降低了20%。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周其仁说。
开放市场，让国有企业股权、矿权、林权进入市场可以增加货币需求
周其仁提倡的另一个抑制通胀的办法是，放开一些资源进入市场，如国有企业股权、矿权，林权等。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一旦投入市场，由人们买进卖出，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抑制了通胀。
经济逻辑很明白：随着一样样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出产品的经济资源就有了可预期的未来货币收入流。于是，资源就有了资本化的可能。1990年代农地资产、劳力资产、建设用地资产、城市房屋资产纷纷登场，也正在这些资产不断流转的市场过程中，产生了更巨量的货币需求。过去政府一道命令说划拨给谁就划拨给谁了，有批件足矣，哪里需要多少货币？城市土地可以批租之后，大规模的土地拍卖要“吃”掉多少货币啊！
周其仁指出：“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
结语：周其仁敢于超脱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角色，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式通胀的根源：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目标，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处在较低的水平，释放出天量货币高价回购外汇，而这些外汇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已经出口到国外，而国内因为管制严格，很多资源未能开放并投入到市场中，致使流通中的货币远远超出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平，形成了通货膨胀。
详情请见专题：跟周其仁寻找通胀的元凶
责任编辑：NF067(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佩芬) http://money.163.com/11/0807/08/7ARDLR4C00254L4P.html网易财经8月7日讯 从去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日益显现，但是对于通胀的元凶，学界似乎莫衷一是。而在历次通胀讨论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总能坚持市场经济原理，敢于正本清源指出通胀真凶。本期解读摘编了周其仁教授最近分析中国通胀系列文章中的主要观点，以助读者认清中国通胀的元凶和解决之道。
很多官员和学者抛出对通胀的奇谈怪论
怪论一：输入型通胀，将货币政策的不作为说成外来压力
最为流行的一种通胀怪论，是把这一波中国通胀，归为“输入型通胀”，即外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引起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本国输入这些商品或服务，连带就把通胀也一并带了进来。
周其仁指出，通胀传导机制要起作用，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而在实际情况中，中外使用的是不同的货币。以甲国油价上涨一倍为例，因为甲国油价涨一倍，就是甲国的票子毛了一倍（假定该国票子只能买油），只要乙国的票子对甲国票子也升值一倍，甲国的名义油价对乙国来说就是纹风未动，那就既不要减少进口、也无需增加出口。这就是说，放弃固定汇率，允许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充分反映其相对币值，就不会有通胀输入这回事。反过来，如果乙国的通胀也因此加剧，那一定是汇率变动滞后，给所谓的“通胀输入”以可乘之机。
周其仁认为，“无论哪种情况，人们都不要把本国的不作为，说成是外来压力不可抗拒”，“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惟有努力发挥独立货币政策的作用，以更灵活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尽力抵消国际通胀的传导”。
怪论二：将通胀责任推到农民和农村身上，认为农民是通胀的受益者
以去年11月份的物价为例。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11月我国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推手是食品，因为“11月份全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了11.7%，拉动CPI上涨3.8个百分点，贡献率是74%”。似乎就把通胀之责归给了食品和农产品。农产品又是农民生产的，于是，通胀责任的链条就追到了农村、农业和农民，似乎通胀由农产品推动，通胀的受益人就是农民。
周其仁在《通货膨胀与农民》一文中，驳斥了这种观点。食品价格又因何而涨？农产品价格又因为什么而高？按照很流行的“成本决定价格”的思维，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被农产品的成本上涨“顶”起来的——生产农产品的人工、化肥、农资、燃料、物流等等的成本，今年以来不也是升得很急吗？ 他指出，在市场之中每个人的产出都构成别人的成本。所有产出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各自上游的成本价格在上涨。此外，由于今天不少农民也在市场上买米、买菜、买肉，所以农产品价格涨得凶，农民的实际收入还有下降的一面。去年11月份的数据表明，农村CPI上涨5.6%，超过城市的4.9%。
怪论三：以价格管制应对通胀，将通胀引发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
在2008年1月，政府宣布“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到1月底，全国31省市全部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今年以来，政府也对众多商品进行了价格管制。周其仁认为，价格管制是把货币总量引起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以“结构性物价上涨”的角度看问题，会认为无非就是一部分物价在涨，只要对症下药，管住了这部分物价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价格管制措施的思想根源。
怪论四：停滞型通胀，将产权无效法制不明引起的经济停滞与货币超发的通胀混为一谈
“停滞型通胀”，简称“滞胀”，是对中国通胀的又一种描述。滞涨那是欧美经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经验记录，即高通胀与高失业相并存。周其仁指出，其实，“滞”“胀”本不同源。引起长期经济停滞的根源是产权无效、法治不明、过多的不当管制压制了企业家创业的精神，而通胀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货币当局在诸多压力下发出过多货币。治理通胀、稳健货币，不但不会引起停滞，还是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基础。
周其仁指出通胀的根源在于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
刺激出口的政策导致政府被动超发天量货币
周其仁指出，人民币有两条超发的途径。一条是政府主动超发货币，征收“通货膨胀税”，这一途径在制度上被杜绝了，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
而人民币超发的另一途径，就是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周其仁指出，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6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6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6元“高能货币”转入商业银行，再乘上4-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这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的话，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达2.85万亿美元。为了维持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2.85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
超发的货币在国内没有对应的商品
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钱太多，超出了市场能提供的服务和商品需要的程度。那么汇率制度释放出的货币，为什么国内没有相应的服务和商品来冲抵呢？周其仁指出，这是因为商品已经出国，国内留下的是 “纯购买力”。在此情况下，过量的人民币购买力追逐不够量的国内商品，结局只能是国内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就是这些年国内通胀时不时冲高的根源。
以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为例。这笔巨款——按变化的汇率计，约在14000亿-16000亿人民币之谱——当然主要是由我国沿海出口加工地带的无数外向型企业挣来的。从商品形态看，东西已经出口了。可是这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那些无论是工人薪酬、老板的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税收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服务所得，则全部变成了留在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这里有1万几千亿人民币购买力，完全没有对应的商品可买！
因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也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
既然这么多的人民币在国内找不到对应的商品，“买外国商品”行不行？也不行。净出口创造的本来是外汇购买力，可以大手买国外商品、国外劳务、国外资源和国外权益。可是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对很多行为者来说，与其留汇在手，不如售汇给央行来得合算。也讲过多次，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这样，实际的汇率水平，就构成国内公司与个人使用外汇的机会成本。人民币汇率低估，国内有外汇的也不愿意多用汇。这样，由净出口形成的纯购买力，就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
周其仁主张人民币升值和开放市场抑制通胀办法，反对管制思维
目前的制度设计下，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对遏制通胀作用有限
周其仁在文章《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中指出，“在中国背景里看问题，加息的作用与空间都有限”。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与美国等国家不同。美联储作为美国的央行，无论是联储贴现率（或“再贴现率”）还是联储基金利率，加的都是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贷之息。而中国加息是央行略微松动利率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提高对客户的存、贷利率。虽然中美加息都有紧缩货币供给之意，但影响的力度还是大相径庭。周其仁说，如果中国式加息收紧的是毛细血管的货币流量，那么美国加息直接压缩了货币动脉的供血量。
此外，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因为中国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在外汇交易中心购买外汇，形成了另外一条人民币货币动脉通向商业银行。如此特别的“双动脉货币循环”，单靠加息或者降息不足以实施有效的调节。
而人民币升值可以扩大进口、抑制通胀
进口商品吸收国内没着没落的“纯购买力”，恰恰有利于抑制通胀。这是周其仁的一个重要观点。
周其仁认为，影响了中国进口扩大的力量，比较根本的，还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以2005年前的汇率为例，中国人每花1美元，就要放弃人民币8.26元。放弃者，成本也。2005年7月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以上，就是国人花美元购洋货的成本降低了20%。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周其仁说。
开放市场，让国有企业股权、矿权、林权进入市场可以增加货币需求
周其仁提倡的另一个抑制通胀的办法是，放开一些资源进入市场，如国有企业股权、矿权，林权等。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一旦投入市场，由人们买进卖出，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抑制了通胀。
经济逻辑很明白：随着一样样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出产品的经济资源就有了可预期的未来货币收入流。于是，资源就有了资本化的可能。1990年代农地资产、劳力资产、建设用地资产、城市房屋资产纷纷登场，也正在这些资产不断流转的市场过程中，产生了更巨量的货币需求。过去政府一道命令说划拨给谁就划拨给谁了，有批件足矣，哪里需要多少货币？城市土地可以批租之后，大规模的土地拍卖要“吃”掉多少货币啊！
周其仁指出：“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
结语：周其仁敢于超脱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角色，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式通胀的根源：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目标，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处在较低的水平，释放出天量货币高价回购外汇，而这些外汇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已经出口到国外，而国内因为管制严格，很多资源未能开放并投入到市场中，致使流通中的货币远远超出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平，形成了通货膨胀。
详情请见专题：跟周其仁寻找通胀的元凶
责任编辑：NF067(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佩芬) http://money.163.com/11/0807/08/7ARDLR4C00254L4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