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人民日报刊发周其仁文章：货币超发才是通胀根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02:27
货币超发才是通胀根源(感言·特别策划·关注通货膨胀)
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通胀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分出诸如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等类别，不但逻辑上讲不通，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所以，治理通胀的政策指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有人问：那些高得离谱的物价，难道不要管一管吗？有这样的疑问，于是治通胀就有另外一个政策指向，即管制物价。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限价、限购、说服，以及对通胀时期的涨价行为给予公众舆论方面的压力。
治理通胀的货币指向和价格指向，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常通过物价的上升才感到存在通胀。没有买家相争的行为，断无涨价的结果。买家拿什么互相竞争？就是竞相出价，也就是看谁出的钞票多。这样看，单一商品之价上升，是竞相购买、志在必得的购买力太旺；一连串商品之价上升，是竞购这一连串商品的买家们出价过高；物价总水平上涨，则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钱多于物，其价必高。
也是说，高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无论如何，离开了钱多的推动，不可能有高物价。钱多为源，才生出高价之水；钱多为本，才长出通胀之木。因此，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其实，货币推动物价高涨，从来不是“平推”——也就是说，货币供应增加一倍，不是所有物价都会上涨一倍。在货币推动下，物价会“鼓包”，即一些物价涨得飞快，另一些物价却变动平缓、甚至还有下降。通胀改变了相对价格，最后再推高物价总水平。
高价“鼓包”还有一个成因，就是借贷到手或赚到手的收入，集中于某个投资的方向。由于投资空间狭窄、从众心理流行，追涨杀跌唯恐被落下，就容易出现因投放集中而形成的高价“鼓包”。而凡决定大手“投资”却又无需对投资结果真正负责的场合，乱“投资”蔚然成风。傻钱集中导致高价“鼓包”，也不是罕见的事儿。
市场上冒出的高价，一般是需求集中，但商品与服务的供给却存在严重障碍。这些供给障碍五花八门，有的因需求过于急促而起，例如非典时期的醋和口罩，说要一起要，厂家全力开工也赶不及，加设备要等时间。有的是体制性限制，比如我们这个在国际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无论公益用地还是商业经营用地，一律通过政府征地，指标不够，惟有把地价活活憋高。
(本报记者 罗 彦 整理)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10719/070510169888.shtml
货币超发才是通胀根源(感言·特别策划·关注通货膨胀)
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通胀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分出诸如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等类别，不但逻辑上讲不通，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所以，治理通胀的政策指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有人问：那些高得离谱的物价，难道不要管一管吗？有这样的疑问，于是治通胀就有另外一个政策指向，即管制物价。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限价、限购、说服，以及对通胀时期的涨价行为给予公众舆论方面的压力。
治理通胀的货币指向和价格指向，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常通过物价的上升才感到存在通胀。没有买家相争的行为，断无涨价的结果。买家拿什么互相竞争？就是竞相出价，也就是看谁出的钞票多。这样看，单一商品之价上升，是竞相购买、志在必得的购买力太旺；一连串商品之价上升，是竞购这一连串商品的买家们出价过高；物价总水平上涨，则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钱多于物，其价必高。
也是说，高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无论如何，离开了钱多的推动，不可能有高物价。钱多为源，才生出高价之水；钱多为本，才长出通胀之木。因此，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其实，货币推动物价高涨，从来不是“平推”——也就是说，货币供应增加一倍，不是所有物价都会上涨一倍。在货币推动下，物价会“鼓包”，即一些物价涨得飞快，另一些物价却变动平缓、甚至还有下降。通胀改变了相对价格，最后再推高物价总水平。
高价“鼓包”还有一个成因，就是借贷到手或赚到手的收入，集中于某个投资的方向。由于投资空间狭窄、从众心理流行，追涨杀跌唯恐被落下，就容易出现因投放集中而形成的高价“鼓包”。而凡决定大手“投资”却又无需对投资结果真正负责的场合，乱“投资”蔚然成风。傻钱集中导致高价“鼓包”，也不是罕见的事儿。
市场上冒出的高价，一般是需求集中，但商品与服务的供给却存在严重障碍。这些供给障碍五花八门，有的因需求过于急促而起，例如非典时期的醋和口罩，说要一起要，厂家全力开工也赶不及，加设备要等时间。有的是体制性限制，比如我们这个在国际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无论公益用地还是商业经营用地，一律通过政府征地，指标不够，惟有把地价活活憋高。
(本报记者 罗 彦 整理)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10719/070510169888.shtml
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通胀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分出诸如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等类别，不但逻辑上讲不通，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所以，治理通胀的政策指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有人问：那些高得离谱的物价，难道不要管一管吗？有这样的疑问，于是治通胀就有另外一个政策指向，即管制物价。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限价、限购、说服，以及对通胀时期的涨价行为给予公众舆论方面的压力。
治理通胀的货币指向和价格指向，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常通过物价的上升才感到存在通胀。没有买家相争的行为，断无涨价的结果。买家拿什么互相竞争？就是竞相出价，也就是看谁出的钞票多。这样看，单一商品之价上升，是竞相购买、志在必得的购买力太旺；一连串商品之价上升，是竞购这一连串商品的买家们出价过高；物价总水平上涨，则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钱多于物，其价必高。
也是说，高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无论如何，离开了钱多的推动，不可能有高物价。钱多为源，才生出高价之水；钱多为本，才长出通胀之木。因此，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其实，货币推动物价高涨，从来不是“平推”——也就是说，货币供应增加一倍，不是所有物价都会上涨一倍。在货币推动下，物价会“鼓包”，即一些物价涨得飞快，另一些物价却变动平缓、甚至还有下降。通胀改变了相对价格，最后再推高物价总水平。
高价“鼓包”还有一个成因，就是借贷到手或赚到手的收入，集中于某个投资的方向。由于投资空间狭窄、从众心理流行，追涨杀跌唯恐被落下，就容易出现因投放集中而形成的高价“鼓包”。而凡决定大手“投资”却又无需对投资结果真正负责的场合，乱“投资”蔚然成风。傻钱集中导致高价“鼓包”，也不是罕见的事儿。
市场上冒出的高价，一般是需求集中，但商品与服务的供给却存在严重障碍。这些供给障碍五花八门，有的因需求过于急促而起，例如非典时期的醋和口罩，说要一起要，厂家全力开工也赶不及，加设备要等时间。有的是体制性限制，比如我们这个在国际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无论公益用地还是商业经营用地，一律通过政府征地，指标不够，惟有把地价活活憋高。
(本报记者 罗 彦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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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超发才是通胀根源(感言·特别策划·关注通货膨胀)
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通胀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分出诸如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等类别，不但逻辑上讲不通，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所以，治理通胀的政策指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有人问：那些高得离谱的物价，难道不要管一管吗？有这样的疑问，于是治通胀就有另外一个政策指向，即管制物价。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限价、限购、说服，以及对通胀时期的涨价行为给予公众舆论方面的压力。
治理通胀的货币指向和价格指向，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常通过物价的上升才感到存在通胀。没有买家相争的行为，断无涨价的结果。买家拿什么互相竞争？就是竞相出价，也就是看谁出的钞票多。这样看，单一商品之价上升，是竞相购买、志在必得的购买力太旺；一连串商品之价上升，是竞购这一连串商品的买家们出价过高；物价总水平上涨，则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钱多于物，其价必高。
也是说，高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无论如何，离开了钱多的推动，不可能有高物价。钱多为源，才生出高价之水；钱多为本，才长出通胀之木。因此，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其实，货币推动物价高涨，从来不是“平推”——也就是说，货币供应增加一倍，不是所有物价都会上涨一倍。在货币推动下，物价会“鼓包”，即一些物价涨得飞快，另一些物价却变动平缓、甚至还有下降。通胀改变了相对价格，最后再推高物价总水平。
高价“鼓包”还有一个成因，就是借贷到手或赚到手的收入，集中于某个投资的方向。由于投资空间狭窄、从众心理流行，追涨杀跌唯恐被落下，就容易出现因投放集中而形成的高价“鼓包”。而凡决定大手“投资”却又无需对投资结果真正负责的场合，乱“投资”蔚然成风。傻钱集中导致高价“鼓包”，也不是罕见的事儿。
市场上冒出的高价，一般是需求集中，但商品与服务的供给却存在严重障碍。这些供给障碍五花八门，有的因需求过于急促而起，例如非典时期的醋和口罩，说要一起要，厂家全力开工也赶不及，加设备要等时间。有的是体制性限制，比如我们这个在国际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无论公益用地还是商业经营用地，一律通过政府征地，指标不够，惟有把地价活活憋高。
(本报记者 罗 彦 整理)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10719/070510169888.shtml
纸币不过是皇上和朝廷收取额外税负的一道隐蔽工具时，人们就纷纷弃之如蔽，迫使货币向贵金属制回归。如此顽强的货币传统凝结在一个词汇上，于是，“用真金白银购物”就成为中国人从事交易活动最起码的要求和道德底线。
政府不能例外。以当下讨论的外汇交易为例，政府可不可以入市大手购汇呢？可以的，因为政府也需要保有外汇来履行自己的某些职责。譬如政府要向国际市场采购，没有外汇在手，老外怕是不认账的。国家借了外债，政府也要拥有适量的外汇储备，才能及时偿债。还有就是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政府通过买卖外汇，实施对汇价的干预。
关于最后一点，不少读者朋友有保留意见。这难道不就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吗？那还叫市场经济吗？我的观点是，政府能不干预市场最好，万不得已非要干预不可，也要区分不同的干预手段，因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市场运作的影响不同。举一个例，稻谷丰收，谷价下跌，对买米过日子的百姓有利；但谷贱伤农，农人受损减少生产，来年谷价可能大涨。这个时候，政府要不要干预谷价呢？经济学家说不干预，因为干预的结果是谷价更大的起落，正如这两年我们看到的猪价大起大落一样。但政府一般不会听，理由之一是因为街上叫喊政府出手者众。政府数一数人头就知道，还是干预为上。
但是政府干预谷价也有多种选择。一是下道死命令，既不准谷价大涨，也不准谷价大跌。谁违背价格稳定法令，政府就找谁的麻烦。这个办法听来管用，也常常在用，因为只要业者涨价落价的收益，抵不过所受惩罚的损失，涨价落价的行为就会绝迹。问题是政府执法有代价。半个月前我在青岛听夏斌兄讲演，论及房价，他说不妨学德国，政府规定房价的上下限，超限作违法处理。我边听边想，到底管不管用。轮到我发言，我说单项、短期的价管可能有用，但全面、长期恐怕还是不行，因为至少有一个价格管不住——凡涨价政府就“拉人”，监狱之价一定暴涨！后来网上报道，说我俩拌嘴辩论。哪儿是哪儿呀？我与夏斌当年在黑龙江同一个农场下乡，吃的是同一口大锅里的饭。老友见面，不过切磋一下而已。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政府入场干预。谷价过低之际，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钱收购，保护种粮人的利益；待到谷价过高之时，政府开仓卖粮，把市价连同粮价预期一起拉下来，不让买米人家为难。这也不是当代的新玩意，古代君王就懂。“平粜”、“平籴”的记载，可是从春秋战国就有了的。
比较而言，政府入场买卖比下达限价命令，还是技高一筹。个中道理，我以为是政府以公共财力参与市场买卖，通过影响交易量进而影响价格，对价格机能的破坏比较小一点。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要拿真金白银入市。这是因为，政府的真金白银受到预算的硬约束，横竖给定政府的财力，要多买黄米，就不能同时多购白面；要多收粮食——无论为了什么——就必须减少其他政府项目的开支。加总起来，市场的总需求没有变化。当然，政府多多抽税，把本来属于国民的购买力集中于政府之手，“溢出效果”如何是要细加分析的。但政府抽税不能无限进行，以上文“监狱之价因过度管制而大涨”的思路看问题，政府抽税也受到制约就是了。
受预算约束的需求终归是有节制的。这么想想吧：如果这些年来中国容易庞大起来的“外汇占款”，在体制上不准占基础货币，只准占财政预算、占国企利润、占专项公债，结果将会是什么？我的推测，第一个结果就是冷静的利害计算与权衡抬头，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因果联系推得略微远一点。
比方说，没有人不知道人民币升值将加大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这些年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主张，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条。当然也可以讲得更动人，比如出口行业是中小企业主打，有大量农民工就业，所以人民币升值危及中国的穷人，而“绝不升值”就是为穷人而战。这没有错。但是仅仅言及升值之害，没有讨论升值之利，就谈不到全面权衡利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人的人民币收入在国际上的购买力提高，难道不是升值之利？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提升，所谓“输入性通胀”的压力难道不因此就减轻了？由于经济环环相扣，那些即使不直接出国采购的国人，难道真的就不能享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出口增加制造就业，进口增加服务就业，莫非只有制造就业才算就业？那些帮国际代购的网商送货的物流工人，难道不同样挣到了可以养家糊口的钱？
再看“升值有利美国论”。不错，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可缓解美国同业的竞争压力。但是，另外一些美国人——“中国制造”的美国消费者——却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受到损害。这是同一事件的另外一面。哪部分美国人多呢？我看还是消费者。所以，人民币升值对更多的美国人有害，仅对一部分中国制造的同业竞争者有利。唯有全面权衡，才可以把“主张人民币升值就是替美国张目”的热门指责冷却下来；唯有冷静权衡，我们才能真正判断自己与贸易对手的利益关系。
更一般地说，每一种市价的变化都会带来利害关系的不同影响。价格涨起来，卖家高兴买家愁；价格掉下去，买家高兴卖家愁。要求市价变化“讨好”所有市场参与者，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与分配所得，总是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有一个我注意多年的主要现象，就是市场中人表达高兴与忧愁的方式很不对称。举一个实例，最近猪肉市价涨得比较凶，买家叫苦不迭，破口大骂的也所在多有。卖家又怎么样了？从利害分析上他们似乎得利，但阁下有没有看见人在市场上得了便宜就上街行游，高举标语“拥护猪价大涨”的？没有的。
这是说，价格变动有利有害，但人们永远只能听见受损者的叫骂。市场里的收益者呢？永远得了便宜卖乖——不吭声低头数钱便是。遇到领导上体恤民情，他们一般讲自己也是消费者，所有进货价格也涨得凶，自己也是市场的受害人——“成本推动型通胀”原来是可以无师自通的。
人民币汇率又何尝逃得出这个规律？2005年前汇率一动不动，受损方是“中国制造”的美国同业竞争者。他们大叫人民币必须升值，美国一些政客也跟着叫。但是，美国那里的受益者——包括每一位消费者——叫不叫呢？不叫的。格林斯潘算不错，下岗后写的回忆录里认了一句：幸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让他大手降息却没有引起美国通胀。部分美国人叫，人民币汇率不为所动，美国方面的损益阵线没有变化，总是“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更高，闹得中国这厢的一些不明事理之辈，以为要人民币升值真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好好升一把就知道了：部分美国生产者也许可以缓一口气，但他们的消费者就要狠狠多掏腰包了——届时你再看他们国会议员们叫喊什么吧。
这是说，靠舆论定政策不靠谱。其实，不是人们真的不懂利害分析。关键在于，理性计算是被硬预算约束逼出来的。反正有央行拿基础货币顶着，谁当“坚决顶住要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英雄都容易。轮到真要掏真金白银来作决定，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会算不清其中的利害。这样看，汇改要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就是要包括政府在内的汇市参与方，在真金白银的约束下考量汇率变动的利害影响，并做出基于个别理性估值的决定。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10715/221610157090.shtml
政府不能例外。以当下讨论的外汇交易为例，政府可不可以入市大手购汇呢？可以的，因为政府也需要保有外汇来履行自己的某些职责。譬如政府要向国际市场采购，没有外汇在手，老外怕是不认账的。国家借了外债，政府也要拥有适量的外汇储备，才能及时偿债。还有就是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政府通过买卖外汇，实施对汇价的干预。
关于最后一点，不少读者朋友有保留意见。这难道不就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吗？那还叫市场经济吗？我的观点是，政府能不干预市场最好，万不得已非要干预不可，也要区分不同的干预手段，因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市场运作的影响不同。举一个例，稻谷丰收，谷价下跌，对买米过日子的百姓有利；但谷贱伤农，农人受损减少生产，来年谷价可能大涨。这个时候，政府要不要干预谷价呢？经济学家说不干预，因为干预的结果是谷价更大的起落，正如这两年我们看到的猪价大起大落一样。但政府一般不会听，理由之一是因为街上叫喊政府出手者众。政府数一数人头就知道，还是干预为上。
但是政府干预谷价也有多种选择。一是下道死命令，既不准谷价大涨，也不准谷价大跌。谁违背价格稳定法令，政府就找谁的麻烦。这个办法听来管用，也常常在用，因为只要业者涨价落价的收益，抵不过所受惩罚的损失，涨价落价的行为就会绝迹。问题是政府执法有代价。半个月前我在青岛听夏斌兄讲演，论及房价，他说不妨学德国，政府规定房价的上下限，超限作违法处理。我边听边想，到底管不管用。轮到我发言，我说单项、短期的价管可能有用，但全面、长期恐怕还是不行，因为至少有一个价格管不住——凡涨价政府就“拉人”，监狱之价一定暴涨！后来网上报道，说我俩拌嘴辩论。哪儿是哪儿呀？我与夏斌当年在黑龙江同一个农场下乡，吃的是同一口大锅里的饭。老友见面，不过切磋一下而已。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政府入场干预。谷价过低之际，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钱收购，保护种粮人的利益；待到谷价过高之时，政府开仓卖粮，把市价连同粮价预期一起拉下来，不让买米人家为难。这也不是当代的新玩意，古代君王就懂。“平粜”、“平籴”的记载，可是从春秋战国就有了的。
比较而言，政府入场买卖比下达限价命令，还是技高一筹。个中道理，我以为是政府以公共财力参与市场买卖，通过影响交易量进而影响价格，对价格机能的破坏比较小一点。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要拿真金白银入市。这是因为，政府的真金白银受到预算的硬约束，横竖给定政府的财力，要多买黄米，就不能同时多购白面；要多收粮食——无论为了什么——就必须减少其他政府项目的开支。加总起来，市场的总需求没有变化。当然，政府多多抽税，把本来属于国民的购买力集中于政府之手，“溢出效果”如何是要细加分析的。但政府抽税不能无限进行，以上文“监狱之价因过度管制而大涨”的思路看问题，政府抽税也受到制约就是了。
受预算约束的需求终归是有节制的。这么想想吧：如果这些年来中国容易庞大起来的“外汇占款”，在体制上不准占基础货币，只准占财政预算、占国企利润、占专项公债，结果将会是什么？我的推测，第一个结果就是冷静的利害计算与权衡抬头，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因果联系推得略微远一点。
比方说，没有人不知道人民币升值将加大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这些年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主张，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条。当然也可以讲得更动人，比如出口行业是中小企业主打，有大量农民工就业，所以人民币升值危及中国的穷人，而“绝不升值”就是为穷人而战。这没有错。但是仅仅言及升值之害，没有讨论升值之利，就谈不到全面权衡利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人的人民币收入在国际上的购买力提高，难道不是升值之利？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提升，所谓“输入性通胀”的压力难道不因此就减轻了？由于经济环环相扣，那些即使不直接出国采购的国人，难道真的就不能享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出口增加制造就业，进口增加服务就业，莫非只有制造就业才算就业？那些帮国际代购的网商送货的物流工人，难道不同样挣到了可以养家糊口的钱？
再看“升值有利美国论”。不错，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可缓解美国同业的竞争压力。但是，另外一些美国人——“中国制造”的美国消费者——却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受到损害。这是同一事件的另外一面。哪部分美国人多呢？我看还是消费者。所以，人民币升值对更多的美国人有害，仅对一部分中国制造的同业竞争者有利。唯有全面权衡，才可以把“主张人民币升值就是替美国张目”的热门指责冷却下来；唯有冷静权衡，我们才能真正判断自己与贸易对手的利益关系。
更一般地说，每一种市价的变化都会带来利害关系的不同影响。价格涨起来，卖家高兴买家愁；价格掉下去，买家高兴卖家愁。要求市价变化“讨好”所有市场参与者，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与分配所得，总是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有一个我注意多年的主要现象，就是市场中人表达高兴与忧愁的方式很不对称。举一个实例，最近猪肉市价涨得比较凶，买家叫苦不迭，破口大骂的也所在多有。卖家又怎么样了？从利害分析上他们似乎得利，但阁下有没有看见人在市场上得了便宜就上街行游，高举标语“拥护猪价大涨”的？没有的。
这是说，价格变动有利有害，但人们永远只能听见受损者的叫骂。市场里的收益者呢？永远得了便宜卖乖——不吭声低头数钱便是。遇到领导上体恤民情，他们一般讲自己也是消费者，所有进货价格也涨得凶，自己也是市场的受害人——“成本推动型通胀”原来是可以无师自通的。
人民币汇率又何尝逃得出这个规律？2005年前汇率一动不动，受损方是“中国制造”的美国同业竞争者。他们大叫人民币必须升值，美国一些政客也跟着叫。但是，美国那里的受益者——包括每一位消费者——叫不叫呢？不叫的。格林斯潘算不错，下岗后写的回忆录里认了一句：幸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让他大手降息却没有引起美国通胀。部分美国人叫，人民币汇率不为所动，美国方面的损益阵线没有变化，总是“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更高，闹得中国这厢的一些不明事理之辈，以为要人民币升值真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好好升一把就知道了：部分美国生产者也许可以缓一口气，但他们的消费者就要狠狠多掏腰包了——届时你再看他们国会议员们叫喊什么吧。
这是说，靠舆论定政策不靠谱。其实，不是人们真的不懂利害分析。关键在于，理性计算是被硬预算约束逼出来的。反正有央行拿基础货币顶着，谁当“坚决顶住要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英雄都容易。轮到真要掏真金白银来作决定，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会算不清其中的利害。这样看，汇改要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就是要包括政府在内的汇市参与方，在真金白银的约束下考量汇率变动的利害影响，并做出基于个别理性估值的决定。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10715/221610157090.shtml
周其仁：持币人在给央行缴税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15日 07:25 东方早报
周其仁(专栏)
要维系人民币币值稳定的目标，就不能再要求央行天天动用基础货币不断大手购汇。稳定汇率是不是一项政府的政策目标？当然是。既然是一项政策目标，那要不要备下足额的财政资源给予实施的保障？说起来应该要。可是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是我们这个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稳定汇率从来不需要用财政资源。用什么呢？来来回回就是央行的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这就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央行的负债从财政上看是什么性质？从道理上讲，央行是国家机关，因此央行负债当然也就是国家负债。
央行负债明明是国家负债，却不纳入国家的公共债务监督管理，究竟有什么道理吗？我的猜测，这多半与央行举债和偿债的独特性有关。一般的公共债务，举债的财务基础是政府的未来收入，包括未来的政府税收、国有资产权益和其他收益，偿债就是把原本归政府的收入用来还债。这里的风险，一是债权人高估政府的未来收入，以为债权安全但实际上政府可能面临偿债危机。但是更大的风险，则是届时政府可能把偿债压力转嫁到纳税人头上，反正政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能随便关门破产就是了。因此，在国家债务方面屡屡吃了亏的债权人和纳税人，一般要对国家债务实施双重监督。
央行有所不同。基础货币固然是央行的一种负债，但其偿还的方式却并不一定真要减少央行自己的未来收入。由于央行可以征收一种极其特别的“税”——通货膨胀税——所以央行可以通过直接减少所有持币人——即央行最终债权人——的未来收入来“偿债”。这使得央行的负债虽然也记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但央行的门口却从来没有真实的债权人要求偿债。每位持币人——不论他或她是否与央行缔结过债务合约——都在给央行缴税，只要物价水平因为多发货币而上涨。这部分税收极其隐蔽，根本无需公开讨论，也无需派人征收，因为每位持币人在花钱的一刹那，同时就成为非常尽职的稽税员。
通胀税似乎看不见，基于通胀税的负债似乎不用偿还，所以央行的负债就似乎不算公共债务。这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方便地”以央行负债来充当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
方便也有代价。这里的一个教训是，看似无成本或低成本的工具，用到最后才发现奇贵无比！经济学道理很简单，代价低者需求量必定大。譬如很多经济学家喜欢说温和的通胀税无伤大雅，听起来似无大错，可是以通胀税来充当实现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便宜的”债务举过了头，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累积的通胀压力就大了。出来混，最后还不是要还的。
(本文摘编自6月13日《经济观察报》，原题为“用什么把基础货币换下来”，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10615/07259992902.shtml
周其仁(专栏)
要维系人民币币值稳定的目标，就不能再要求央行天天动用基础货币不断大手购汇。稳定汇率是不是一项政府的政策目标？当然是。既然是一项政策目标，那要不要备下足额的财政资源给予实施的保障？说起来应该要。可是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是我们这个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稳定汇率从来不需要用财政资源。用什么呢？来来回回就是央行的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这就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央行的负债从财政上看是什么性质？从道理上讲，央行是国家机关，因此央行负债当然也就是国家负债。
央行负债明明是国家负债，却不纳入国家的公共债务监督管理，究竟有什么道理吗？我的猜测，这多半与央行举债和偿债的独特性有关。一般的公共债务，举债的财务基础是政府的未来收入，包括未来的政府税收、国有资产权益和其他收益，偿债就是把原本归政府的收入用来还债。这里的风险，一是债权人高估政府的未来收入，以为债权安全但实际上政府可能面临偿债危机。但是更大的风险，则是届时政府可能把偿债压力转嫁到纳税人头上，反正政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能随便关门破产就是了。因此，在国家债务方面屡屡吃了亏的债权人和纳税人，一般要对国家债务实施双重监督。
央行有所不同。基础货币固然是央行的一种负债，但其偿还的方式却并不一定真要减少央行自己的未来收入。由于央行可以征收一种极其特别的“税”——通货膨胀税——所以央行可以通过直接减少所有持币人——即央行最终债权人——的未来收入来“偿债”。这使得央行的负债虽然也记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但央行的门口却从来没有真实的债权人要求偿债。每位持币人——不论他或她是否与央行缔结过债务合约——都在给央行缴税，只要物价水平因为多发货币而上涨。这部分税收极其隐蔽，根本无需公开讨论，也无需派人征收，因为每位持币人在花钱的一刹那，同时就成为非常尽职的稽税员。
通胀税似乎看不见，基于通胀税的负债似乎不用偿还，所以央行的负债就似乎不算公共债务。这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方便地”以央行负债来充当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
方便也有代价。这里的一个教训是，看似无成本或低成本的工具，用到最后才发现奇贵无比！经济学道理很简单，代价低者需求量必定大。譬如很多经济学家喜欢说温和的通胀税无伤大雅，听起来似无大错，可是以通胀税来充当实现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便宜的”债务举过了头，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累积的通胀压力就大了。出来混，最后还不是要还的。
(本文摘编自6月13日《经济观察报》，原题为“用什么把基础货币换下来”，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10615/07259992902.shtml
通胀是价值合理的回归。
一、货币M2增发
二、财政收入暴增
三、劳动人口下降
劳动人口绝对量的减少
原来100个人养了1万头猪，对应2000万块钱。
现在80个人养了8000头猪，对应4000万块钱。
一头猪的价格从2000块，涨到5000块，是价值合理的回归。
一、货币M2增发
二、财政收入暴增
三、劳动人口下降
劳动人口绝对量的减少
原来100个人养了1万头猪，对应2000万块钱。
现在80个人养了8000头猪，对应4000万块钱。
一头猪的价格从2000块，涨到5000块，是价值合理的回归。
一、货币M2增发----10年增加10倍
二、财政收入暴增－－每以20－30%的速度增加 远高于GDP
三、劳动人口下降---有灭绝人性的针对主体民族的独生子女政策，年轻人越来越少
通胀今后几十年长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通胀只会越来越高
二、财政收入暴增－－每以20－30%的速度增加 远高于GDP
三、劳动人口下降---有灭绝人性的针对主体民族的独生子女政策，年轻人越来越少
通胀今后几十年长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通胀只会越来越高
对于不了解周其仁经济思想的楼主，
我大笑三声
我大笑三声
楼上解释下吧，我看不懂
第一次看周其仁的文章，觉得写得很有道理，不明白他既然是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却写这样的文章。
党报发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价值观点的文章……
内容不看了 标题是对的
zf方面总是把通胀怪到 所谓外汇xxxx
那才叫xxxx
这10年间 中国存贷比 变化太大了 贫富差距飞速发展
从当年 银行欠百姓 转变为 百姓欠银行
说白了 在这年代里 不能从银行搞商业贷的 都是穷人
那些欠了银行几千万的都是富人。。。
zf方面总是把通胀怪到 所谓外汇xxxx
那才叫xxxx
这10年间 中国存贷比 变化太大了 贫富差距飞速发展
从当年 银行欠百姓 转变为 百姓欠银行
说白了 在这年代里 不能从银行搞商业贷的 都是穷人
那些欠了银行几千万的都是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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