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谋”与重“力”：从春秋战国看中西古代战争史叙事模 ...

俺的某课程论文...论文党的逆袭

前言：
      战争史是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战争牵涉到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内容，是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特征的重要窗口，同时战争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史籍的记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篇幅。对比中外战争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在中国古代史书对战争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谋略的篇幅占到了最重要的比例，而在西方古代史书中，则经常不厌其烦地介绍武器、盔甲、排兵布阵以及具体的战术运用，在此之前，也有许多史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由此，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与西方古代战争史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即东方重“谋”，更为注重战略和谋略的运动，而西方重“力”（或重“技”），更为重视具体的战术和武器装备，这似乎也成为了大家的普遍认识。
      但是，是否事实就是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东方人更为重视战争的谋略、筹划、战略层面的调度，而西方人更为重视军队的构成，具体的战术安排，行军作战的细节呢？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值得研究的。

贵族战争与总体战

      单纯从军事的层面上来说，不同形式的战争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一个重要的过渡和发展时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当中，中国古代战争的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贵族战争、封建战争发展到了总体战，而战国时期的战争模式，事实上奠定了中国兵学的基础。
      首先，从兵力上看春秋时期，对阵双方的兵力都不多，公元前505年，“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救楚”（《左传》，定公五年），以满编每乘30人计算，大约兵力在一万五千人，实际应不足此数；公元前584年，“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一次可以出动的兵力不过至多2万人；城濮之战，春秋时期有名的大战，晋楚两国出动的兵力也不过七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比起后世，春秋时期的人口要少得多，而且囿于“国人”当兵，而“野人”不当兵的制度，兵源十分有限，又由于商品经济也不够发达，缺乏提供后勤补给的必要条件，其次，从战争的形式上来看，春秋时期的战争显然是具有贵族性质的，当时“车兵”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贵族，而平民、奴隶组成的步兵只能是辅助的作用，这也大大降低了潜在兵员的参与程度。
      反观战国，从兵力上来看，兵力的庞大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尤其是战国末期，长平之战，秦赵两国动用兵力接近百万，秦灭楚之战，单秦一国动用兵力就达60万，虽然这些兵力数字可能并不是实数，也有很多史家怀疑这些数字的真实性，但是当时的动员规模绝对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而这些动员起来的士兵，其素质必定是是颇差的。
      这种兵员来源和素质的差异，就显著的影响到了战争史的叙事方式，在贵族战争当中，武士阶层的勇力和个人英雄主义是被赞颂的，武士阶层不同于将领，是直接战斗在第一线上的，因此他们的着力点必然是放在第一线的战斗之上的，因此，从记叙的层面上来看，自然会着重在具体的战术之上。反观总体战，由于兵员素质的急剧下降，个人的英雄主义事实上被抽离，战争的关注点移到了国家的战略层面和将领的谋略层面，因此从记叙的层面来看，很显然的，会更关注于谋划与大战略。
      总而言之，在贵族战争阶段，应当会有大量的文献关注战技以及战争本身，而这一时期，确实诞生了大量军事文献，《孙子兵法》的《行军》、《地形》、《九地》、《火攻》，而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战争的文献则较少关注到战争本身，直到北宋兵制研究高潮的出现，这就导致了至少在中古中国的前期，战争的关注重点长期在战略上，而缺乏对战术的关注，这种重点偏向的惯性，也影响了之后中国历史对于战争的叙事模式。
      而在西方战争史上，长期以来贵族战争（或常备军战争，无论何种，都是以武士/骑士阶层为主导的）都是战争的主要形式，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因此，西方战争史的记叙方式，始终是颇重战技和战争本身的，总而言之，这种记述模式的惯性是不可小视。

线性战与运动战

      从战争形态上来看，短促的、决定性的主力会战是当时战争的主要模式，城濮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都只用了一天时间，而较长的鄢陵之战也不过打了两天，这首先与地理因素相关，和中世纪的欧洲一样，由于当时的诸侯割据的态势，各个诸侯国面积都很小，又因为古代交通的不发达，各国之间的孔道往往只有几条，大兵团很容易正面遭遇，使得战场的正面十分狭窄，主力会战不可避免。
      而当时以车战为主的战争形式，又决定了不能进行决定性的歼灭战和追击战，战车的机动性很差，只能用于平坦路面上的，进展缓慢的战斗，而当时又流行大方阵，进一步降低了战术的灵活性，在一次结阵被击败之后，很难将部队组织起来，这也使得主力会战的时间更为短促。
      而到了战国时期，大规模的迂回包抄和机动作战成为了战争的主流形态，这首先是由于当时诸侯国的面积大大扩大，战场范围与春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随着兵力的急剧膨胀，后勤运输补给的困难使得在单一战场上可以集结的部队受到很大限制，在古代战争中，一条道路能够维持的部队数，往往不能超过3万人，而在单一战场上能够集结的部队，往往不能超过10万人，因此，分兵作战和运动战成为了必然，在这种战争形态之下，一次主力会战就很难决定战争的走向了，战争的重点转为机动、迂回、包围和夺取关键支撑点，而步兵和骑兵的兴起则使得部队的机动性和适应地形的能力大大增强，机动的可行范围日益扩大。
      对比线性战与运动战两种形式，在主力会战中，影响胜败的关键因素是兵力对比、装备、士气和战术指挥，战略在一场短促的主力会战中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因此，以线性战为主要形式的战争，其记叙模式必然是偏于战术层面的，典型的语言就是“包抄右翼”，“突击中军”，等等。
      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关于城濮之战的记述为例，“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子西的部队在阵线左翼，子上的部队在阵线右翼。“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胥臣把马蒙上虎皮恐吓对方，先攻击楚军右翼较弱的陈蔡联军，将其击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在战斗中，晋上军佯退，于阵后拖柴扬尘，制造后军已退的假象；“楚师驰之，原轸、郄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于西，楚左师溃。”楚左军被诱骗进攻，使其暴露侧翼，尔后回军与中军实施合击，又将楚左军击溃。
      这是颇为典型的斜线战术，是西方军事史中绝大多数的记述都如此，注重的是具体的战场战术。而在战国之后，由于运动战的发展，这样的记述也越来越少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战争史中不注重战术的描摹，而是在运动战中，这样列阵作战的情况非常少见，也不是站着个中的决定性因素。在运动战当中，如何切断敌方后勤补给，占领关键要点，在适当的地点集中适当的兵力，这些才是战争的重心，因此战略才成为中国战争史记述中的重点。


争霸战争与灭国战争

      春秋时代的战争，从目的上讲，是以迫使对方屈服为目的的，所谓的春秋五霸，虽然兼并了不少小国，具有一定的灭国战争的性质，但是大国之间的战争，真正以灭国为目的的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以迫使对方屈服，承认己方霸主地位为目的的，因此，由于会战作用的不显著，当时的军事思想是偏于威慑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最基本的方式。
与此同时，即使是主力会战，也往往是以迫使对方屈服为目的的，“主力会战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四篇，第十一章），这就使得谋略的作用更加重要。
      而到了战国时期，残酷的灭国战争成为了战争中的主流，战争的目的不再是迫使对方屈服，而是杀伤敌有生力量，突出的体现就是秦国的歼灭战争，秦国的军功体系，直接以斩首数量为标准，清代史家梁玉绳的研究认为，秦国有记载的斩首数量是166.8万人，认为“史所缺略不书者尚不知凡几，从古杀人之多，未有如无道秦者也。”战国的战争形式在以后的历史当中，却并不是主流的战争形式，由于中国大一统的早早确立，各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弥合，杀伤敌有生力量始终不是战争的最主要目的。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往往可以通过“势”的威压，来达到战争的目的。
      而在西方战争史当中，蛮族的入侵，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则显得更为血腥和残酷，凯撒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对战俘乃至妇孺，都进行了屠杀，对乌昔鄙夷和邓克特累两个日尔曼部落的屠杀更加骇人听闻，恺撒承认，被其攻陷的阿瓦利肯就有4万人被屠杀。在这样的战争中，谋略固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能不能“打赢”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所以这就导致了东西战争史叙事模式的重要差别，即东方更重谋略，而西方更重战术。

法家、墨家与儒家

      这个问题讨论到这里，则必须要从中国文化的层面进行一定的分析，在春秋战国这个百家齐鸣的时期，对于战争，有三派学说有着自己鲜明的看法，即法家、儒家和墨家。研究这三家的学说，对于我们看待中国战争史的叙事方式，十分有益处的。
      对战争理解最为直白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家，法家非常强调战争的作用，认为“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管子，开塞》），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法家还非常强调总体战，认为经济要为战争服务，认为“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管子，七法》），战争是国家达到其目的的重要工具，发展到秦国，则更加强调军功，强调斩首，强调“刺刀见红”，消灭敌国的军事力量和人口。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墨家，其军事思想的核心是“非攻”，反对不义战争，即使是对于不义国家的“诛”，墨家也并不十分赞成，从这种思想出发，墨家强调防御，而这种思想又与墨家的实用主义和器物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对军事器械的重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中独树一格，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中重视器械的源头。
      而对战争的理解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也是最大地影响到后世对战争史记述的学派，应当就是儒家，孔子事实上属于春秋时期的武士阶层，但是他对战争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他把“义”作为评判战争的标准，并且对“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齐桓公推崇备至，认为他“正而不谲”，后世的孟子也认为“五霸桓公为盛”。这都显示出，儒家对战争的理解是以达到威慑的目的，以获得战略上的优势为宜，而反对过多的流血和冲突以及过度的杀伤。这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高论不谋而合。由于儒家经典在后世的强势，导致了这一思想成为了后世指导，因此，之后的史家著述中，往往注重战略、外交和谋划。

叙事主体：将领与文人

      在比较东西方战争史的叙述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东西方战争史叙事的主体有着一定的区别。由于中国官修史书的传统，大量关于战争史的内容是通过史官之手记载而流传下来的，而大部分的史官又是文官，限于其自身的认识和视野，往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战争，他们显然会更多地记述自己能够把握和了解的内容，即战略的谋划，而对于具体战场的战术、兵器，他们首先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其次也缺乏相关的知识结构进行整合，所以才会闹出一些由于不了解器物层面而闹出的笑话。
      反观西方战争史，首先，有一部分的战争史文献是由战场上的将领直接写出的，最典型的例如凯撒的《高卢战记》，作为直接的军事主官，他们对于战争的了解是十分透彻的，也能够接触到第一手的信息，其次，由于西方社会武士/骑士阶层的传统，许多知识分子是有作为战士或者将领的经验的，而他们所写的著作，自然会更接近战争的底层，即战术层面。
因此，单纯比较东西方的著作来下论断，认为东方一定更重谋略，而西方更重战术，是不合理的和有偏差的，事实上在古代战争中，谋略和战术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后人的认识由于是基于史料的，而会受到史料的重要影响。

思考与总结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首先，战争史记述中的战略与战术孰轻孰重，本来就是一个因为具体条件而不同的话题，在不同的战争形式中，战略和战术的重要性是在变化的，其次，由于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战争形态是非常具有特点的，历史叙述方式的延续性使得对于这种战争形态的叙述方式一直被沿用了下来，第三，由于东西方战争史叙述主体的不同，在具体的叙述重点上本来就是有差异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叙事方式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历史进程，中国文明在此后的历史中，军事的层面，始终更为重视谋略，而战术和器物的重要性则直接被淡化，而西方在两千年中一直不断强化战术和器物的重要性，最终在火药时代到来之后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进而形成了对东方文明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最终惊醒了中国人，对东方兵学的传统进行了去粗取精，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俺的某课程论文...论文党的逆袭

前言：
      战争史是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战争牵涉到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内容，是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特征的重要窗口，同时战争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史籍的记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篇幅。对比中外战争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在中国古代史书对战争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谋略的篇幅占到了最重要的比例，而在西方古代史书中，则经常不厌其烦地介绍武器、盔甲、排兵布阵以及具体的战术运用，在此之前，也有许多史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由此，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与西方古代战争史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即东方重“谋”，更为注重战略和谋略的运动，而西方重“力”（或重“技”），更为重视具体的战术和武器装备，这似乎也成为了大家的普遍认识。
      但是，是否事实就是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东方人更为重视战争的谋略、筹划、战略层面的调度，而西方人更为重视军队的构成，具体的战术安排，行军作战的细节呢？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值得研究的。

贵族战争与总体战

      单纯从军事的层面上来说，不同形式的战争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一个重要的过渡和发展时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当中，中国古代战争的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贵族战争、封建战争发展到了总体战，而战国时期的战争模式，事实上奠定了中国兵学的基础。
      首先，从兵力上看春秋时期，对阵双方的兵力都不多，公元前505年，“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救楚”（《左传》，定公五年），以满编每乘30人计算，大约兵力在一万五千人，实际应不足此数；公元前584年，“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一次可以出动的兵力不过至多2万人；城濮之战，春秋时期有名的大战，晋楚两国出动的兵力也不过七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比起后世，春秋时期的人口要少得多，而且囿于“国人”当兵，而“野人”不当兵的制度，兵源十分有限，又由于商品经济也不够发达，缺乏提供后勤补给的必要条件，其次，从战争的形式上来看，春秋时期的战争显然是具有贵族性质的，当时“车兵”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贵族，而平民、奴隶组成的步兵只能是辅助的作用，这也大大降低了潜在兵员的参与程度。
      反观战国，从兵力上来看，兵力的庞大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尤其是战国末期，长平之战，秦赵两国动用兵力接近百万，秦灭楚之战，单秦一国动用兵力就达60万，虽然这些兵力数字可能并不是实数，也有很多史家怀疑这些数字的真实性，但是当时的动员规模绝对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而这些动员起来的士兵，其素质必定是是颇差的。
      这种兵员来源和素质的差异，就显著的影响到了战争史的叙事方式，在贵族战争当中，武士阶层的勇力和个人英雄主义是被赞颂的，武士阶层不同于将领，是直接战斗在第一线上的，因此他们的着力点必然是放在第一线的战斗之上的，因此，从记叙的层面上来看，自然会着重在具体的战术之上。反观总体战，由于兵员素质的急剧下降，个人的英雄主义事实上被抽离，战争的关注点移到了国家的战略层面和将领的谋略层面，因此从记叙的层面来看，很显然的，会更关注于谋划与大战略。
      总而言之，在贵族战争阶段，应当会有大量的文献关注战技以及战争本身，而这一时期，确实诞生了大量军事文献，《孙子兵法》的《行军》、《地形》、《九地》、《火攻》，而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战争的文献则较少关注到战争本身，直到北宋兵制研究高潮的出现，这就导致了至少在中古中国的前期，战争的关注重点长期在战略上，而缺乏对战术的关注，这种重点偏向的惯性，也影响了之后中国历史对于战争的叙事模式。
      而在西方战争史上，长期以来贵族战争（或常备军战争，无论何种，都是以武士/骑士阶层为主导的）都是战争的主要形式，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因此，西方战争史的记叙方式，始终是颇重战技和战争本身的，总而言之，这种记述模式的惯性是不可小视。

线性战与运动战

      从战争形态上来看，短促的、决定性的主力会战是当时战争的主要模式，城濮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都只用了一天时间，而较长的鄢陵之战也不过打了两天，这首先与地理因素相关，和中世纪的欧洲一样，由于当时的诸侯割据的态势，各个诸侯国面积都很小，又因为古代交通的不发达，各国之间的孔道往往只有几条，大兵团很容易正面遭遇，使得战场的正面十分狭窄，主力会战不可避免。
      而当时以车战为主的战争形式，又决定了不能进行决定性的歼灭战和追击战，战车的机动性很差，只能用于平坦路面上的，进展缓慢的战斗，而当时又流行大方阵，进一步降低了战术的灵活性，在一次结阵被击败之后，很难将部队组织起来，这也使得主力会战的时间更为短促。
      而到了战国时期，大规模的迂回包抄和机动作战成为了战争的主流形态，这首先是由于当时诸侯国的面积大大扩大，战场范围与春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随着兵力的急剧膨胀，后勤运输补给的困难使得在单一战场上可以集结的部队受到很大限制，在古代战争中，一条道路能够维持的部队数，往往不能超过3万人，而在单一战场上能够集结的部队，往往不能超过10万人，因此，分兵作战和运动战成为了必然，在这种战争形态之下，一次主力会战就很难决定战争的走向了，战争的重点转为机动、迂回、包围和夺取关键支撑点，而步兵和骑兵的兴起则使得部队的机动性和适应地形的能力大大增强，机动的可行范围日益扩大。
      对比线性战与运动战两种形式，在主力会战中，影响胜败的关键因素是兵力对比、装备、士气和战术指挥，战略在一场短促的主力会战中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因此，以线性战为主要形式的战争，其记叙模式必然是偏于战术层面的，典型的语言就是“包抄右翼”，“突击中军”，等等。
      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关于城濮之战的记述为例，“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子西的部队在阵线左翼，子上的部队在阵线右翼。“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胥臣把马蒙上虎皮恐吓对方，先攻击楚军右翼较弱的陈蔡联军，将其击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在战斗中，晋上军佯退，于阵后拖柴扬尘，制造后军已退的假象；“楚师驰之，原轸、郄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于西，楚左师溃。”楚左军被诱骗进攻，使其暴露侧翼，尔后回军与中军实施合击，又将楚左军击溃。
      这是颇为典型的斜线战术，是西方军事史中绝大多数的记述都如此，注重的是具体的战场战术。而在战国之后，由于运动战的发展，这样的记述也越来越少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战争史中不注重战术的描摹，而是在运动战中，这样列阵作战的情况非常少见，也不是站着个中的决定性因素。在运动战当中，如何切断敌方后勤补给，占领关键要点，在适当的地点集中适当的兵力，这些才是战争的重心，因此战略才成为中国战争史记述中的重点。


争霸战争与灭国战争

      春秋时代的战争，从目的上讲，是以迫使对方屈服为目的的，所谓的春秋五霸，虽然兼并了不少小国，具有一定的灭国战争的性质，但是大国之间的战争，真正以灭国为目的的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以迫使对方屈服，承认己方霸主地位为目的的，因此，由于会战作用的不显著，当时的军事思想是偏于威慑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最基本的方式。
与此同时，即使是主力会战，也往往是以迫使对方屈服为目的的，“主力会战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四篇，第十一章），这就使得谋略的作用更加重要。
      而到了战国时期，残酷的灭国战争成为了战争中的主流，战争的目的不再是迫使对方屈服，而是杀伤敌有生力量，突出的体现就是秦国的歼灭战争，秦国的军功体系，直接以斩首数量为标准，清代史家梁玉绳的研究认为，秦国有记载的斩首数量是166.8万人，认为“史所缺略不书者尚不知凡几，从古杀人之多，未有如无道秦者也。”战国的战争形式在以后的历史当中，却并不是主流的战争形式，由于中国大一统的早早确立，各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弥合，杀伤敌有生力量始终不是战争的最主要目的。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往往可以通过“势”的威压，来达到战争的目的。
      而在西方战争史当中，蛮族的入侵，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则显得更为血腥和残酷，凯撒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对战俘乃至妇孺，都进行了屠杀，对乌昔鄙夷和邓克特累两个日尔曼部落的屠杀更加骇人听闻，恺撒承认，被其攻陷的阿瓦利肯就有4万人被屠杀。在这样的战争中，谋略固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能不能“打赢”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所以这就导致了东西战争史叙事模式的重要差别，即东方更重谋略，而西方更重战术。

法家、墨家与儒家

      这个问题讨论到这里，则必须要从中国文化的层面进行一定的分析，在春秋战国这个百家齐鸣的时期，对于战争，有三派学说有着自己鲜明的看法，即法家、儒家和墨家。研究这三家的学说，对于我们看待中国战争史的叙事方式，十分有益处的。
      对战争理解最为直白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家，法家非常强调战争的作用，认为“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管子，开塞》），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法家还非常强调总体战，认为经济要为战争服务，认为“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管子，七法》），战争是国家达到其目的的重要工具，发展到秦国，则更加强调军功，强调斩首，强调“刺刀见红”，消灭敌国的军事力量和人口。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墨家，其军事思想的核心是“非攻”，反对不义战争，即使是对于不义国家的“诛”，墨家也并不十分赞成，从这种思想出发，墨家强调防御，而这种思想又与墨家的实用主义和器物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对军事器械的重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中独树一格，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中重视器械的源头。
      而对战争的理解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也是最大地影响到后世对战争史记述的学派，应当就是儒家，孔子事实上属于春秋时期的武士阶层，但是他对战争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他把“义”作为评判战争的标准，并且对“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齐桓公推崇备至，认为他“正而不谲”，后世的孟子也认为“五霸桓公为盛”。这都显示出，儒家对战争的理解是以达到威慑的目的，以获得战略上的优势为宜，而反对过多的流血和冲突以及过度的杀伤。这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高论不谋而合。由于儒家经典在后世的强势，导致了这一思想成为了后世指导，因此，之后的史家著述中，往往注重战略、外交和谋划。

叙事主体：将领与文人

      在比较东西方战争史的叙述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东西方战争史叙事的主体有着一定的区别。由于中国官修史书的传统，大量关于战争史的内容是通过史官之手记载而流传下来的，而大部分的史官又是文官，限于其自身的认识和视野，往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战争，他们显然会更多地记述自己能够把握和了解的内容，即战略的谋划，而对于具体战场的战术、兵器，他们首先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其次也缺乏相关的知识结构进行整合，所以才会闹出一些由于不了解器物层面而闹出的笑话。
      反观西方战争史，首先，有一部分的战争史文献是由战场上的将领直接写出的，最典型的例如凯撒的《高卢战记》，作为直接的军事主官，他们对于战争的了解是十分透彻的，也能够接触到第一手的信息，其次，由于西方社会武士/骑士阶层的传统，许多知识分子是有作为战士或者将领的经验的，而他们所写的著作，自然会更接近战争的底层，即战术层面。
因此，单纯比较东西方的著作来下论断，认为东方一定更重谋略，而西方更重战术，是不合理的和有偏差的，事实上在古代战争中，谋略和战术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后人的认识由于是基于史料的，而会受到史料的重要影响。

思考与总结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首先，战争史记述中的战略与战术孰轻孰重，本来就是一个因为具体条件而不同的话题，在不同的战争形式中，战略和战术的重要性是在变化的，其次，由于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战争形态是非常具有特点的，历史叙述方式的延续性使得对于这种战争形态的叙述方式一直被沿用了下来，第三，由于东西方战争史叙述主体的不同，在具体的叙述重点上本来就是有差异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叙事方式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历史进程，中国文明在此后的历史中，军事的层面，始终更为重视谋略，而战术和器物的重要性则直接被淡化，而西方在两千年中一直不断强化战术和器物的重要性，最终在火药时代到来之后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进而形成了对东方文明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最终惊醒了中国人，对东方兵学的传统进行了去粗取精，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