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的网友们啊，东北抗联还有义勇军没那么不给力啊。

东北军的高层果然是垃圾。

回复 1# 回天手海东青


    没时间也不能这样啊，扔个链接就走人？

回复 3# 杀之
    对不起，因为个人收集的资料太多，太复杂。整理好了一并发上来，这个板块关于此类的转帖有不少，我到时也把链接附上，这样大家好讨论了。

回复 3# 杀之


    真对不起，斑竹同志，我记得我曾经保存了一篇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针对抗联的大讨伐的研究文章来着，可惜找不到了，估计是删掉了，这次有删掉了很多文档，呵呵，真抱歉，我建议对东北抗联抗日的历史感兴趣的超大网友找找大讨伐的文章看看，这个可以跟日本方面的一些资料互相补充，我记得我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去参观的时候，看了看抗联的宣传资料的，确实是歼敌25万人，直接击毙肯定没那多，说是牵制了日本关东军，使其不敢南下，这个我不敢认同，虽然萨苏提供的资料发现日本极力贬低抗联的力量，隐瞒自己的损失，但是能够作出"满洲治安之瘤"这样的结论，确实反映了这个事实，关东军本来就是害怕苏联打过来的，毕竟做了那么多战争准备。在关东军刚刚进入东北的那几年，抗日联军打得非常英勇顽强，还曾经一度收复沈阳，这个事情从我知道的那天起到现在我也还是好高兴的，可惜整个国家都四分五裂，没办法支援。在珲春曾有个游击队根据地，一直坚持抗日，好几年日本关东军都没有消灭掉。
  萨苏发现的这些材料真的很宝贵的，我有一次在网上搜了下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移民东北的情况，结果才知道日本连移民的档案也大量销毁了，那些历史工作者的工作真难开展。如果说有网友在国外发现了有关的资料，那时最好像萨苏那样及时发到网上去的。

   以下是跟抗联有关的资料，在关东军大讨伐中，抓捕了大量抗联战士，这个很多牺牲的抗联和义勇军烈士最后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2006-11-21 8:55:07    韩山师范学院 杨玉林   （918网）

1998年11月，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52份日军七三一部队“特别输送”秘密档案，1这是对日军细菌武器实验受害人即“马路大”详细个案资料的首次成批发现，为日军的细菌战罪行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同时，这些档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可以有线索去了解那些被细菌战刽子手们称作“木头”的人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被送到七三一部队之前都做了些什么事、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他们是否还有亲人活在世上；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是否知道自己亲人的真实遭遇；等等。这些疑问促使我们下决心去进行实证调查，沿着档案的线索去追寻七三一部队细菌实验受害人的生活足迹。
     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5月，我们根据日军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的线索，先后对黑龙江、辽宁、山东和北京等地进行实证调查，收获极大。这种追踪调查，是日军细菌战罪恶史研究中的第一次，而且是首次成批发现众多的细菌实验受害人遗属和见证人，以及大量的实物证据。通过这些调查和实证资料，我们对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的内幕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逐渐形成了一些结论性的认识。由于调查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扩展，目前这些结论仅仅是初步的。
   一、大量“特别输送”人证物证等待抢救挖掘
　　我们的调查表明，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在黑龙江、山东两省，存在着大量的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罪行的人证物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共找到了21个“特别输送”受害者遗属家庭，涉及直系、旁系亲属达数百人；还为十余个受害人找到了知情者和见证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家谱、照片、受害人遗物等实物证据。我们根据档案线索找到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所发现，甚至有俯拾即是的感觉。在相隔60年后的今天，仅仅靠残存的一些档案线索，仍能找到如此众多的受害人遗属和见证人，这一事实只能说明：当年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的“特别输送”活动极其频繁，七三一等细菌部队用于细菌武器实验的活人体数量极其巨大，这个数量绝不是有些人说的几千，而是数以万计。
　　调查中同样强烈的感觉是，每到一地都令我们痛惜遗憾：我们来得太晚了！目前发现的“特别输送”档案大多集中在1940——1942年期间，至今已相距六十多年。当时十几岁的孩子如今也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而受害人的父母均早已作古；其兄弟姐妹妻子等也已经所剩无几。我们找到的受害人遗属更多的是儿女、侄子（女）或孙子（女）。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通过遗属了解到，很多被害人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妻子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还在世。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进行调查，将会得到更直接、更丰富的实证资料。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大部分遗属和证人也都已经到了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岁以上的风烛残年，若再不抓紧调查寻访，就将失去收集和增加日军细菌战罪行实证资料的最后机会。我们希望国内同行们能够联合行动，抓紧时间，在所剩不多的时间内抢救更多的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实证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牺牲在日军细菌魔窟里的成千上万的烈士和同胞；才能对得起那些饱受苦难和煎熬、翘首盼望亲人消息的广大受害者遗属；才能对得起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二、黑龙江人民受“特别输送”之害最为惨重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黑龙江地区的“特别输送”活动特别猖獗，黑龙江人因之所遭受的残害也最为惨重。首先从档案来看，1998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特别输送”档案中记载的52个被害人大都是在黑龙江地区居住或被捕的；2001年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277名被“特别输送”者中的绝大多数也是黑龙江人。2我们在山东省找到的10家遗属的亲人，也都是在移居黑龙江省以后被捕被害的。实际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在黑龙江省的广大城乡存在着大量的“特别输送”的人证和物证，从而说明当年这种活动涉及的范围和人数都非常巨大。
    在黑龙江地区的调查过程中，调查者发现了大量的被捕失踪案例。每到一村一镇，当我们问起日本宪兵队抓人之事的时候，老人们都立即回答说：“知道，这样的事儿太多了！”老人们都能在我们询问的被害者之外说出一连串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失踪的人名来。例如：我们访问虎林市虎头镇虎头村的老支书姜福顺和于福善老人时，问起档案中记载的被“特别输送”者、虎头村人于金喜、董殿全，他们不仅知道这两个人，而且都指出，与于金喜一同被捕的同村人还有张学魁等18个人。这18个人除了光复后回来5个人外，其余13人都是杳无音信。3我们在黑龙江省东宁县佛爷沟村寻访被害人张兴华遗属时，村里的老人们证实：伪满时期仅佛爷沟一个村子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失踪者就达四十多人。这些被捕失踪人员中的相当一部分，极有可能也成了细菌实验的受害者。
　　这样说绝非捕风捉影，因为我们根据档案找到的被害者遗属和证人对被害人的下落都是一无所知，都是在我们找到他们只后和拿出档案证据之时，他们才得知自己的亲人和邻里乡亲是惨死在日军七三一部队的魔掌之中。在伪满时期，如果谁家里人被日本宪兵队抓走，都要想方设法上下托人打听营救，但大多是音信全无，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的甚至知道被捕的人被“发走了”，4但发往何处、结局如何却毫无所知。我们知道，“犯人”被“特别输送”都是秘而不宣的。
　　我们还有一个实在的例证。2001年4月，我们在黑龙江省东宁县老黑山镇调查时，遇到一位名叫闻发的老人，听说我们是在调查日本细菌战“特别输送”罪行，他便认真地对我们说：“我有个叔叔叫闻德清，伪满的时候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请你们回去留心帮我查一查，看我叔叔是不是也被送到七三一部队去了？”2001年9月，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七三一部队“特别输送”受害者档案。我们在浏览1940年东宁宪兵队“特别输送”人员名单时，发现“闻德清”三字赫然列在其中！有了这份档案的证明，我们竟在不经意间又找到了一家“特别输送”受害者遗属。这次发现是偶然的，但这种偶然的发现却揭示了一种必然性和极为重要的历史真相。那就是：当年日军在中国以细菌武器试验为目的进行的“特别输送”活动极其频繁猖獗；与之相应，七三一部队用于细菌人体实验的人数也极其巨大。在中国的广大城乡，特别是在东北的中苏边界沿线地区，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细菌战“特别输送”受害者家庭。正是因为这一事实的存在，我们才能在偶然之间得到重要的发现。在历时两年的调查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太多在伪满时期亲人被日伪军警宪特抓走后杳无音信的家庭，但因为没有档案的证实而无法确定他们亲人的最终结局。可以断定，这些人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遭受了“特别输送”。由于七三一部队就设在黑龙江地区，这里又是中苏边境和东北抗日联军活动时间最长的地区，所以黑龙江地区不可避免地成了日军细菌战罪恶祸害的重灾区，而档案中发现的受害者只是黑龙江省全部受害者当中的极少数。
   三、日军基层宪兵队的“特移送”报告
     是“特别输送”罪行的充分证据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公布的52份“特别输送”档案中，有綦宪度等10人缺少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特别输送”指令。一般来说，这样的档案证据似乎是不充分的，不能直接用做“特别输送”罪证。我们在最初开始调查时，对这10个人的情况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我们调查研究的进展和更多档案文件的公布，上述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从而使我们原来对“特别输送”档案证据的认识也随之改变。
　　首先是綦宪度是否最终被“特别输送”的问题。
　　黑龙江省档案馆“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綦宪度时年26岁，原籍山东省招远县，原任山东战时后方委员会胶东联合办事处西海区助理，1944年1月该人在伪新京（长春）侦察日军军情时被捕。审讯后新京宪兵队建议“特别输送”，只是未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特移”指令。但他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干部的身份使我们对他的调查欲罢不能。
　　后来，我们认真研究了50年代中国沈阳军事法庭审讯日本宪兵队战犯的口供记录。原任日本新京宪兵队准尉班长的坂根觉次郎供述：“1944年3月，根据分队长藤原广之进少佐的命令，将特高班逮捕的中共某县助理员稚宪度（男，26岁左右），移送哈尔滨石井部队。我与特高班长滨瑞三郎准尉作好移送报告书，呈报关东宪兵司令部批准后，命岛田晃军曹等将其押送石井部队。” 藤原广之进也在供述中承认：1944年“2月下旬某日”在长春逮捕了“行动可疑的中国人稚某”，“经批准后，我命部下将其送往哈尔滨石井部队”。5经核对，这里说的“稚宪度”与黑龙江省档案馆“特别输送”档案中记载的綦宪度在被捕时间、地点、过程、身份、年龄等方面都完全一致，所以“稚宪度”就是綦宪度，这里的“稚”字一定是翻译当中或日本人记忆当中的错误。于是，綦宪度被实施“特别输送”这一事实最终确定下来。我们在山东和北京两地对其遗属进行的调查也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其次是刘文秀等人最终结局的确定。2001年9月，吉林省档案馆又公布了总数达277人的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档案。我们在这次公布的东宁宪兵队和鸡宁宪兵队“特移”处理名单上找到了刘文秀、薛孟祥、孙福发、周殿平等4人的名字。至此，黑龙江省档案馆“特别输送”档案中缺少“特移“指令的10个人已有5人最终得到确认。
　　另外，在我们找到这些被害者的遗属或见证人时，他们都被证实在被捕后杳无音信。
        上述事实表明，凡是上了日本宪兵队“特别输送”名单的人，其最终命运就已经确定。目前已经发现的日军“特别输送”档案本来就残缺不全，关于每个其中人物的记载也就不可能完整，档案中缺少的不等于实际上没有。事实上，高高在上的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不可能对下面各地宪兵队的“特别输送”报告进行一一核实，对那些“可恶”的抗日人员也用不着负什么责任。所以，关东宪兵司令部对各宪兵队的“特别输送”报告只能是一一照准。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有了日军各地宪兵队对某人的“特别输送”报告，就已经有了该人被“特别输送”的足够证据。
       
四、被“特别输送”者绝大多数是抗日志士
　　已发现的档案文件表明，日军宪兵队“特别输送”的对象是有明确标准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和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曾下达过专门的关于“特别输送处理”的密令，并按照“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分子）”两大类确定了“特别输送”对象的标准。6
　　在已发现的日军“特别输送”档案中，被害者一律被冠以“苏联谍者”的罪名。但是，调查发现：他们并不都是单纯的苏联情报员，很多被害者在被捕当时或以前都以各种方式参加过当地抗日武装或其他抗日活动，即使是单纯的“苏谍”，做的也是抗日工作。
    此次调查找到的两个最典型的例证是王明生（王振达）和朱云岫。王明生和朱云岫在东北沦陷初期（1934年）先后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后来又参加了抗日联军，最后又一起被日本宪兵抓获并被“特别输送”。由于作为抗联家属受到日伪特务的威胁，1936年王家全家在父亲王兆金的率领下毅然投奔了抗联四军位于密山哈达河沟里的密营。王明生的弟弟王明德参加抗联四军当战士；父亲王兆金和大哥王明武为抗联密营种粮种菜送情报；王明生的母亲、嫂子和妹妹都在抗联四军被服厂缝纫军装。7朱云岫的哥哥朱云彤也参加了抗日活动，也是在1941年因本村特务告密而被捕并且一去不回。8后来经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特别输送”档案证明，朱云彤确实是又一个被“特别输送”者。
　　另外，李厚宾的父兄和全家都是抗日联军的基本群众。我们在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访问了李厚宾的八弟李厚文，他向我们描述了当年李家掩护、支援抗联的一件件往事，并清楚地记得常到李家去的抗联领导人郑鲁岩等人的名字。9李厚宾本人在1937年前后在虎林县倒木沟伪警察署当警察时，与警察署长刘日宣及全体警察一起秘密加入抗日组织，为抗联部队传送情报。10李厚宾后来因此而受到怀疑和控制，在退职后于1941年被宪兵队逮捕并“特别输送”。
　　1944年初在长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被“特别输送”的綦宪度，原任胶东抗日根据地西海区助理，中共党员，被捕时正在侦察日本关东军军情。11
    原美臻1941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前在虎林镇开“原家馆子”，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副官长毕于民12领导下的地下交通员，现仍健在的抗联老战士韩玉阳当年在毕于民处见到过去送“东西”的原美臻。13
    另如林向阳、王乐甫、桑元庆等人，都有明确证据参加过各种抗日活动。
    有些“特别输送”受害者确实是与苏联情报机构直接联系的情报员，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曾经是抗联等抗日组织的成员。例如，我们在虎林市伟光乡找到一位92岁的老人位成增，他在东北光复以前一直在虎头镇日本人经营的“饭塚木材部”当把头。当我们向他问起在虎头被捕的苏介臣、刘文斗和段凤楼时，他立即回答说“知道”，而且肯定地说，他们都是“我们的人”。经仔细询问才知道，原来位成增与苏、刘、段等一共26个人曾是虎林、饶河地区高玉山领导的“东北国民救国军”的成员，在救国军失败入苏之前奉高玉山之命在虎头镇（当时是虎林县城）秘密潜伏。后来，苏军情报部门设法与这一批人建立了联系，他们便开始直接为苏方工作，直到东北解放。
    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日军细菌武器实验迫害的主要对象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秘密抗日分子。或者说，日军是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隐蔽战线上的抗日志士。通过我们的调查，也找到了一批默默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的下落，使他们含冤多年的英魂有所寄托；使他们倍受煎熬的遗属们的心灵有所慰藉。
   五、“特别输送”和七三一细菌部队是日本宪兵队里公开的秘密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在已经掌握的档案线索之外，我们还新发现了两个被“特别输送”的抗日烈士，即饶河县的王乐甫和林向阳，并找到了他们的家属。另外，在绥芬河市和东宁县也发现了一些“特别输送”的明显证据。这些发现，或是通过查阅解放后审查敌伪人员的档案，或是通过访问在日本宪兵队里服务过的证人，总之证据都是从曾经在日本宪兵队里工作或服务的中国人的口中得到的。
    据原日军饶河宪兵分遣队宪补张家政供述，大约在1944年初冬，饶河宪兵队得到情报，说潜伏在饶河街上的“间谍”有“三多照相馆的王乐甫，以及于海、王海山、游击小学校长孙锦良”等4人。宪兵队很快将这4个人抓了起来。14
    据张家政说，王乐甫被捕后是由他本人和日本宪兵川崎审问的。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日本人从他口中什么也没得到。所以日本宪兵队将王乐甫和于海“特移送东安宪兵本部转送哈尔滨杀了”。
    张家政在供词中还说，有一个被日军俘获的抗联人员，名叫刘贵，在刑讯后供出饶河街上潜伏的情报人员有林向阳。1945年2月15日林向阳被捕，1945年春天，也就是在日本投降前仅几个月，38岁的林向阳被“特移送在哈尔滨用细菌杀了”。15
    张家政关于王乐甫等人被“特别输送”的口供是完全可信的。我们查阅了张家政审讯材料。张家政从1942年到日本投降前一直在日本东安宪兵队（本部驻伪东安省东安市，现黑龙江省密山市）驻饶河分遣队当“宪补”，曾亲自参与抓捕和审讯王乐甫、林向阳二人。东北光复时张先后逃到长春、沈阳和北京，1953年在北京被逮捕并送回饶河审讯，因罪大恶极于1954年被判处死刑。
    张的一系列口供表明他对“特别输送”的底细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使用的是日本宪兵队内部专用的秘密术语“特移送”，并且解释说，“听说送哈尔滨的犯人都是用来试验细菌”。张家政在另一份供词中还专门解释过这一问题：“送到哈尔滨死刑是这样写的：‘特移送’。这三个字就代表处死刑。为什么要送哈尔滨，我听大平宪兵说，这是军事机密，全满洲国送到哈尔滨的是做细菌试验用。”“我听大平宪兵给我讲，‘特移送’之名称是军事绝密。在哈尔滨有日本石井部队，是100部队（此处是张家政记忆错误或当时就未弄清，100部队在长春，石井部队的代号是“七三一”––––作者注），专用全伪满洲国捕捉的做间谍活动的人做细菌试验用。石井是日寇中将。”16张家政供述的情况与“特别输送”档案的记载和日军细菌部队、宪兵队成员的说法完全一致。令人吃惊的是宪兵队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宪补竟将“特移送”和细菌部队的底细了解的如此清楚准确。
    无独有偶，后来我们从东宁等地的敌伪人员档案和有关人员的证词中了解到同样的情形。
    1939－1944年间在东宁县的三岔口、石门子、东宁等地日本宪兵队担任过翻译官的曹国强明确承认，他知道在哈尔滨的平房有一个细菌部队，宪兵队抓的很多人都是送到那里做细菌实验了。有一个叫刘邦鸿的煤矿村农民，就是被石门子宪兵队逮捕后送到哈尔滨作了细菌实验。曹国强的供述使我们的记录中又多了一个被“特别输送”者的名字，曹国强本人因无直接的罪行，解放后未被镇压，只是在监狱里关押多年，释放后于80年代初死在东宁县城。17
     东宁县老黑山镇78岁的农民刘成仁，1941－1943年间曾在石门子日本宪兵分遣队当博役，他向我们证实：他亲眼见到佛爷沟村的村长刘庭武和刘巡官被石门子宪兵队抓来，原因是宪兵队抓到的苏联过来的“密探”供出上述二人“通苏”。我们尚未对刘成仁提及细菌战或“特别输送”的事，但刘自己就对我们说：“他们被抓以后音信全无，估计情况他们不是被枪毙了，就是送到那个细菌医院去了。”我们吃惊地问他“细菌医院”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在宪兵队时，听队内几个岁数大的中国人议论的，有时候谁闹病了，他们就议论“是不是从日本细菌医院里放出来的细菌？”他还听说，“有的人判了死刑就送哈尔滨去了，还有的说是喂狼狗了。犯人一招供定刑就送到牡丹江、哈尔滨，我在那里的二年送走的就有几十人。”18
　　上述情形并非仅仅是我们的调查发现。在1956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中，法庭查问的证人张有祥（张兆林）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张有祥于一九1938年至1943年在半截河（今黑龙江省鸡东县向阳镇）日本宪兵分遣队当杂役，1944年到1945年8月在鸡宁宪兵队本队和分队担任宪补。在这期间，张听说和直接参与了大量的“特别输送”行动。他说，日本宪兵队逮捕的人审讯后“大部分是‘特殊输送’”。而且他知道“‘特殊输送’是送到哈尔滨‘供研究用’。送法是：宪兵把这些人送到车站，有黑汽车来接，交到车上就行了。这种“特殊输送“的人，再也没回来，听他们说是做实验、解剖用。解放后才知道是做细菌试验用。”张有祥说，他所以能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在里面干事，又懂日本话，听到日本人讲。‘特殊输送’时，我也看到过。有时缺翻译，我还在审讯时当过翻译。所以我知道。”19
    上述事实证明：“特别输送”和细菌实验、细菌部队等在日军侵华时期并非是什么“绝对机密”，起码在当时的日本宪兵队里这些已是人人皆知的公开的秘密，不仅参与侦讯和捕人送人的翻译、宪补等较高级中国汉奸特务洞悉内情，就连最低等的杂役人员也都有所耳闻。这一事实只能说明：当年各地的日本宪兵队进行的“特别输送”活动实在太多、太频繁，或者说，“特别输送”就是宪兵队的“日常工作”，不仅实在难以掩人耳目，而且日本人似乎也没有去极力遮掩。由此不难想象，日本宪兵队“特别输送”的数量会有多么巨大！同时，这一发现也证明了日军细菌战罪证存在的广泛性，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搜集细菌战罪证的重要的途径。
六、受害者家庭的惨痛创伤和无尽悲剧
　  丧失亲人的痛苦是每一个人能想象和体会到的，在日寇铁蹄下挣扎了14年的东北人民，不知有多少个家庭遭受过这种痛苦。然而，“特别输送”受害者的家庭遭受的还不仅仅是丧亲之痛。由于这些受害者被捕后便杳无音信，亲人们一直生活在忧虑和渴盼的煎熬之中。在这种痛苦的煎熬中，白发爹娘苦盼儿归、死不瞑目；年轻妻子倚门翘望、青丝成雪；失怙幼儿嗷嗷待哺、病弱夭折。还有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一些被害人当时担任伪警察等伪职或身份不清，被捕后又大多下落不明，他们的遗属往往因此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有的至今戴着伪警察或叛徒家属的帽子。
    李厚宾被抓走时，妻子陶秀文刚刚29岁，正怀着孕，并且已有两子两女4个孩子，最大的儿子李丕基刚刚7周岁。陶秀文整日以泪洗面，到处打听消息，顾不上管家，3个小的儿女和后出生的孩子都因病先后夭折，只剩下唯一的儿子李钢（李丕基）。1945年东北解放以后，陶秀文对儿子说：“日本子跑了，你爹如果活着就会回来了。”因此她天天盼着李厚宾能突然回来。直到1990年78岁逝世之前，丈夫不知所终一直让她耿耿于怀。20
    李厚宾之子李钢在1956年参加工作以后，因为父亲的伪警察身份而迟迟不能入党，也得不到重用。直到1979年，李钢所在单位派人到北京找到当年虎林倒木沟警察署刘署长的妻子，证明了李厚宾的真实身份，李钢才入了党。21
    王明生与妻子金玉珍结婚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家出走，不久被捕。当时金玉珍已怀有身孕，在王明生被捕当年的冬天，因上井台打水滑倒而流产，王明生留下的生命种子尚未出世便遭夭折。当是还不到20岁的金玉珍，虽与王明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夫妻生活，但仍苦苦等着丈夫归来，直到东北光复以后，在王明生的父亲苦劝之下，金玉珍才改了嫁。现已83岁的金玉珍，提起王明生仍然慨叹“没留住我们那个孩子”。22
    朱云岫与哥哥朱云彤相继被捕，父亲朱宝田急得到处打听，在听说两个儿子都被“扔狗圈”之后一病不起，3天后便含恨去世。23
    唐永金被捕前已与妻子离婚，与两个儿子相依为命。他被捕后两个儿子立刻变成了孤儿，只好一个跟着叔叔唐永和，一个过继给远房的伯父。
    安鸿勋原籍山东省利津县，1921年单身一人离家闯关东，来到黑龙江省虎林县（当时属吉林省）的小木河乡，后来又到虎头村，在乌苏里江边打渔为业。妻子独自一人在老家含辛茹苦将独生儿子养大，在儿子20岁并娶了媳妇之后，于1941年夏带着儿子、儿媳千里迢迢来到虎头找安鸿勋。但是，一家人刚刚团聚7天，安鸿勋就突然被捕，从此再无踪影，他的妻儿遭受的打击有多么沉重！
　　林向阳的死难给家人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林被捕时有二女一子，大女儿林霞只有9岁，最小的儿子出生刚6个月，沉重的担子落在了刚30岁的妻子孙兆峰身上，而且一挑至今。孙兆峰1915年生，现已年近九旬，身体状况不好。我们去她家时访问时，她已经不能清楚完整地回忆当年的事，只是反复念叨“过年才3天他就叫人给抓走了，再也没见着面。我盼哪盼哪的，到底也没盼回来。”由于儿子自幼患脑瘫，生活不能自理，现在已经56岁了，仍然靠风烛残年的老母亲照看，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后果至今仍然延续着。
　　季兴田原籍山东掖县，只身一人到东北经商，1941年在鸡西被捕并被“特别输送”之后，家里人没了他的音信。他唯一的儿子季丕文奉母命两次出关，专程到东北寻找父亲未果。母子俩苦盼亲人归来，至死也不愿意相信亲人已不在人世。直到2000年，他的孙子们算计着祖父已经过了100岁，肯定已不在人世了，才在自家祖坟地给祖父修了一座空坟。此外还有李厚宾、王振达、朱云彤、刘文秀等人，家人都为他们修了空坟或衣冠冢，用以寄托哀思。
　　以上所述仅仅是目前我们找到的全部20个受害者家庭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打开其他每一个受害者的家庭历史，都是一幕幕的悲剧，而这一切都是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和细菌战罪行造成的恶果。日军罪恶的细菌战残害了千万个中国人，而其阴影至今仍笼罩着千万个家庭。王明生的妹妹王秀清在接受我们访问时愤怒地说：“我恨日本鬼子恨它一辈子啊！”她的话代表了所有受害者遗属的心声。为了已经伴随半个世纪的惨痛的身心创伤，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
　　总之，迄今为止的调查收获是重大的。在此之前，我们已知的细菌战人体实验人证只有敬兰芝、王亦兵等很少几例。而此次则是成批的发现，并且得到了广泛的相关历史背景资料，从而使我们对日军的细菌战罪行有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使我们对日军细菌战史的研究又深入一步。我们的调查证明：侵华日军细菌实验和细菌战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是掩盖不住的，在中国大地上仍然存在着大量活生生的铁一般的证据。我们将更广泛地继续调查下去，让更多的日军细菌战罪行大白于天下；让更多的细菌战被害者遗属得知亲人受害的真相；并以此来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暴行；驳斥否认细菌战罪行的种种言论；告慰众多死难烈士的英灵，警醒广大的中日两国人民。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研究员

1关于这52人被捕和“特别输送”情况参见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2 见吉林省档案馆2001年9月编：〈吉林省档案馆馆藏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有关档案介绍〉。
3姜福顺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0月29日）；于福善电话访问笔录（2000年11月3日）。
4被“特别输送”者林向阳之妻孙兆峰访问笔录（2000年11月2日）。
5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26——128页。
①〈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40—142页。
7 王秀清、朱玉芬、唐俊明、李钢、安桂芳等人的访问笔录（2000年11月）。
8 朱玉芬：《关于我父亲朱云彤、二叔朱云岫参加抗日的说明》；朱玉芬、刘书坤、华成利等人的访问笔录（2000年11月）。
9 李厚文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0月27日）。
10 虎林市革命老区促进会编：《虎林抗日烽火》，第180－182页。
③《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侵华日军“特殊输送”档案简介》（打印本），第20页。
12 毕于民（1990－1938）烈士，原名刘镇东，山东莱芜人，1939年来到虎林县倒木沟，东北沦陷之初曾参加高玉山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饶河农工义勇军，历任中共虎饶中心县委委员、中共虎林县委委员、抗联七军军部副官长、抗联七军虎林办事处主任和独立团政委，负责虎林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及军事情报和军需供应等工作。1938年9月被内部叛徒杀害。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289页；《虎林抗日烽火》，第302－306页。
13 韩玉阳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0月25日）。
14 饶河县人民法院档案，1954年7月刑字第7号，《张家政口供抄件》，第6－7页、第36页。
15 同上。
16 饶河县人民法院档案，1954年7月刑字第7号，《张家政口供抄件》，第7－8页；《张家政反动材料》第12－45页。
17 东宁县公安局敌伪人员档案《各地通过曹国强证实材料》（1968年8月14日）；东宁县胜利村（原佛爷沟）农民王志成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1年4月19日）。
18刘成仁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1年4月21日）。
19《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10页。
20李钢：《关于我父亲李厚宾和李家历史的回忆》（手稿）；李钢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0月27日）。
21李钢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0月27日）。
22金玉珍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1月7日）。
23 朱玉芬：《我的父亲》；朱玉芬访谈录音整理材料（2001年3月23日）。

2006-11-21 8:53:24    车霁虹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东北沦陷史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段国难痛史。1931年一直对中国抱有侵略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炮制出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段历史也称为伪满洲国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进行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75周年，值此之际，对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罪行研究进行总结与评述，以此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罪行研究发展阶段
　　1、初始阶段（1931年～1949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昭然若揭，引起国际舆论及中国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警觉。当时关内的一些作家和新闻记者深入到东北，发表日本侵略东北及东北沦亡日军制造侵略罪行的报道，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有识之士分析和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以及东北沦亡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由此形成此方面的著述和回忆录。《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还我河山》等，深刻揭露了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称霸世界的阴谋和罪行。
　　2、发展阶段（1949年～今）。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此方面研究的缓进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罪行研究得到发展，一些学术团体先后成立，进一步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主要有两个学术组织：一是1980年成立的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每隔两年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到2005年已举办了13届。2007年将在沈阳举办第14届。二是1986年10月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关怀和支持下，东北三省合作组织“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的成立是日本在东北罪行研究全面展开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其十余年的工作主要分三个阶段，在1986～1991年，其初期研究主要注重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同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了一些科研论著；1991～1995年是其研究深化时期，东北沦陷14年史丛书的出版，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东北的罪行；1995年以后在进行综合及专题研究的同时，其重点转向实证性研究，进行罪行调查，注重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特别是关注战争遗留问题。
　　发展阶段的日军在东北沦陷区罪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专著陆续问世出版。在对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罪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的文史资料编辑和出版，记述了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或口述由别人记下来的日军罪行资料弥足珍贵。最近十余年又出版了资料汇编“伪满史料丛书”以及根据实证调查研究的“日军侵华新罪证系列丛书”，等等。
　　二、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罪行研究的主要论题及观点
　　1、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罪行研究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而且也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转折点性质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机的选择，沈一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国际形势》1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除日本国内自身来说有其经济根源政治因素，即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而从侵略中寻求出路外，从被侵略的中国当时的国情来看，日本抓住了当时中国三个方面的主要政治力量，即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张学良的东北军和中国共产党，整个中国处在分裂状态这一时机。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2，就“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国内背景指出，“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二是国民党政府采取投靠帝国主义、丧权辱国、对内诛除异己、屠杀人民的反动政策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东北计划能够得逞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关东军是有预谋、有准备的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沈予《评九一八事变起因的“外部压力”说》3针对有人把“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归咎于中国“外部压力”说指出，并不是中国的“排日”和“压迫”给日本造成什么“满蒙危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和地位陷于“动摇”，而是日本变本加厉步步进逼不断加强扩张和掠夺活动，才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4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阴谋策划和准备活动概括为：制造侵略舆论；策划政治阴谋；扩军备战；制造进攻东北借口。
　　2、日本殖民统治东北罪行研究
　　姜念东等人的《伪满洲国史》5，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为主线，阐述伪满傀儡政权的出笼，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殖民过程，以及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及傀儡政权的覆灭。该书在阐述伪满国家机构时突出其特点是“次长制”，关东军是伪满的最高统治者，体现出殖民政权的重要特征。解学诗的《伪满洲国史新编》和王承礼等主编的《苦难与斗争十四年》6三卷本长篇著述，梳理出伪满洲国历史过程的基本脉络的同时，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的政治压迫，他们是关于东北沦陷历史的总结性研究成果。王希亮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7一书从政治统治角度分析了日本殖民地统治罪行的特点，阐述了伪满政权的傀儡性以及“王道政治”愚民奴化政策，对具备法西斯政党性质的“协和会”在贯彻日本殖民统治政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张辅麟的《伪满政权面面观》8以流畅的文笔剖析了伪满政权的傀儡性，揭示了伪满洲国这个所谓的“独立国家”其实质完全是日本的殖民地，关东军的掌上玩偶。车霁虹的《伪满基层政权研究》9把伪满基层政权与东北旧的封建基层统治制度、伪满警察制度、日本国基层组织及日本在其他殖民地建立的基层组织进行比较，揭示了伪满基层政权的实质及其罪恶。关于殖民地伪满警宪及军事统治，霍燎原等《日伪宪兵与警察》10围绕着法西斯殖民体系的确立、强化和动摇分三个历史阶段阐述了日本在东北沦陷区设置的二个系统的双重镇压机构，即日本宪兵警察和伪满宪兵警察，揭露了日伪警宪同日本关东军、伪满国军一起血腥镇压和残暴统治东北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傅大中《伪满洲国军简史》11，论述了伪满洲国军作为关东军的附庸军，在配合关东军镇压东北人民和抗日武装的作战中充当鹰犬的作用。
　　3、日本对东北经济侵略罪行研究
　　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经济侵略主要通过“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来实现。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中国东北的殖民侵略机构和经济垄断组织。从1906年到1945年，满铁在中国东北从事侵略活动达40年之久。中国首部系统而又全面论述满铁的专著当属苏崇民的《满铁史》12，以“九一八”事变为分界线，指出“九一八”事变前的26年为满铁的经营阶段，它为东北沦陷后满铁的发展打下基础。作者认为，在东北沦陷之前，旅大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早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及其向全东北扩大侵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基地，正是满铁的侵略使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统治中国人民的经验，为日本全面统治东北十四年作了充分的准备。1937年以后为适应战时经济体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业）是继“满铁”之后又一个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重要经济侵略机构，郑敏《日本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13一文，论述了“满业”成立的背景及作用，指出随着日本战争不断扩大，军费开支的增加，为了在伪满洲国能获得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成立“满业”，标志着日本军阀与财阀相互勾结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经济掠夺的开始。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乃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日本帝国主义从1905年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移民中国东北，直到1945年投降。左学德的《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史》14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记述和研究日本移民东北历史的专著，该书对已发表的现有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订正和补充，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经过1932～1936年向中国东北共进行4次武装移民的“试验期”，取得移民侵略的经验后，制定“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作为日本国策，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侵略活动，而强化移民侵略机构，实施“分村分乡”移民运动，使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统治直接深入到我国东北广大农村，移民侵略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中国变中国东北为日本领土的野心。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既不是单纯的经济移民，也不是促进“满洲现代化”，它给广大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日本移民提出了“被害”和“加害”的问题，孙继武、郑敏主编《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调查与研究》15指出，日本移民大多是贫苦农民，由于侵占了中国的土地，奴役和剥削了中国人民，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客观上他们是加害者，但是日本移民大多是被欺骗强征和生活所迫来到中国，用来镇压东北人民，为侵略战争生产粮食和充当炮灰，他们又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张传杰等《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史》16记述了日本占领东北时期对东北农产品、林业、矿产、人力等资源的掠夺，剖析了日本殖民者在东北开矿建厂的目的，揭示其“发展”东北经济的实质和险恶用心。
　　4、日本在东北“大讨伐”、“大屠杀”、“大逮捕”暴行
　　由东北沦陷十四年编委会总编室组织编写的《日军暴行录》17是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揭示日军在东北的暴行的力著，百余万字的三卷本分别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犯下的烧、杀、淫、掠等种种罪行，残酷的“大讨伐”、“大屠杀”、“大逮捕”构成一部日本侵占东北的血泪史，体现出日本统治东北制造暴行血案的三个特点，一是时间长；二是屠杀镇压的涉及面极其广泛；三是血腥屠杀的手段极其残暴毒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辽宁、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不能忘记的历史》18，历数日军在东北制造的各种罪恶事件，血淋淋的记述，给读者以震撼。傅波主编《罪行、罪证、罪责——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残害被俘人员专题》19，通过遍访当年曾在抚顺煤矿当过“特殊工人”的幸存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迫害中国战俘的滔天罪行。
　　5、强制和奴害劳工罪行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东北劳工问题予以关注。《劳工的血与泪》、《伪满劳工血泪史》、《劳工血泪史》等20，揭示了日伪劳动统制政策下东北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及悲惨境遇，指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东北工人阶级迅速扩大是与日本掠夺东北战略资源、进行“产业开发”有密切联系的。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期间诱使大批华工进入东北，在战时劳务体制下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加强对劳动力资源的掠夺和对劳工的奴役和压榨。居之芬《日本侵略者强掳虐待中国劳工的真相》21一文指出，1936～1945年间，日本从华北贩卖强征劳工人数704.7万余人，其中掠往东北的劳工677.9万余人，在日军及日伪当局的残酷奴役下，劳工的生活极其艰难，命运相当悲惨。张凤鸣等《残害劳工》22是作者通过实证调查，采访了70余名当年曾做过劳工的老人而集成的一部血泪控诉录。“万人坑”研究有最近出版的李秉刚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研究》23。
　　6、细菌战和化学战罪行研究
　　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而使用活人进行人体实验更是残忍和非人道的。众所周知，日本细菌战的研究和实践是以设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的日军731部队为中心进行的。中国对细菌战研究始于50年代，最早介绍731细菌部队的文章是1951年《新观察》第2卷第12期方酣的《哈尔滨郊外的日寇细菌杀人工场》。以后，特别是70年代初80年代末，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著述不断发表，如《人民日报》1982年8月27日刊载的赵一鹤《灭绝人性的日军细菌战实验》；《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关成和的《为魔鬼剪影——哈尔滨平房日本细菌部队罪行》；《黑龙江文史资料》1983年3期韩晓等《日本关东军平房细菌工厂纪实》。90年代此方面的著述和文章不断涌现，韩晓、辛培林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24是国内较早关于研究日军731部队的专著之一，指出日军用活人进行各种试验至少有3千人在试验中被杀害，为全面了解731部队提供了难得的证据。此时期细菌战更加注重实证性研究，如佟振宇《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解学诗等《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25等，从不同角度对细菌战进行研究并通过作者调查采访及利用档案材料、较全面地介绍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郭成周等《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通过作者调查采访及利用档案材料，较全面地介绍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指出在日军投放病菌地区感染鼠疫者达1.2万人以上，致死者7300人。细菌战的研究虽然取得许多成果，但还需扩展研究范围，除731细菌部队外还有位于长春的日军100部队等需要深入挖掘。最近几年来吉林省、黑龙江省档案资料“特别输送”被陆续发现后，更加推动了细菌战的研究。杨玉林等《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26就是作者以档案为线索，深入到黑龙江偏远地区和辽宁、山东等地获得的丰富翔实的实证资料，在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人体实验方面取得弥足珍贵的证据。
　　对细菌战的理论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论述的有辛培林《论日本侵华期间进行细菌战的几个问题》27，该文认为日军细菌战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16～1933年是细菌战活动的初期准备阶段，此期间石井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鼓吹，设立研究机构，进行各种细菌的培养、使用方法及防疫研究；从1933～1939年是日本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大规模实验阶段，此期间祸移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加紧培养和繁殖各种细菌，研制各种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的实验；从1939～1945年是日本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实战阶段，此期间日军细菌战的研究和准备均已完成并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在诺门砍战场、宁波、常德等地陆续使用了细菌武器。
　　化学战也称毒气战，东北沦陷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齐齐哈尔建立了一支与731细菌部队性质相同、以化学战研究、以活人人体实验为目的的化学部队——日军516部队。日本在中国研制和使用化学武器也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但是在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时，化学战罪行被有意掩盖，日方一直否认其化学战的责任。在对东北沦陷史研究中，步平等人通过对日军侵略东北罪证调查，发现了遗留化武及其产生对中国平民伤害问题，遂从90年代起对日本化学战的情况进行深入探究，特别是在日本搜集第一手资料并寻找证据、证人，其《日本侵略中国与毒气武器》28一书在日本出版发行，把中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推向了国外，同时得到日本方面追究日本旧军队使用化学武器问题责任的进步学者的支持，调查研究证实，在中国有近三千人受到日本遗留化武的伤害。对于侵华日军在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及在失败溃逃之时把大量化学武器丢弃在中国的领土，从而在战后造成无数起伤害的历史事实，《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29一书，对史实，特别是对集中埋葬在吉林敦化巴尔哈岭日遗毒弹情况进行了描述。
　　7、奴化教育罪行研究
　　日本在对中国东北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过思想文化方面的侵略。吕元明《论伪满的文化》30一文记述了日本统治东北14年对东北文化实行的广泛而又全面的专制与垄断，以及疯狂镇压东北爱国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罪行，讴歌了文艺界与白色恐怖进行的不屈斗争。郭君等《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新闻报业的垄断》31，阐述了日本对伪满新闻报业的高度垄断，指出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伪满新闻报纸摧残和麻醉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它是日本侵略政策的号角和工具。赵家骥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殖民主义教育》32一文，对日本在东北沦陷区实行殖民主义教育进行了深刻批判，同时歌颂了沦陷区反对殖民教育的斗争。一些专著33揭露了日本侵占东北在教育界推行奴化教育的罪行，研究者普遍认为，日本的奴化教育是随着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加剧而逐步加深的，“新学制”的颁布彻底破坏了东北原有教育制度，强化日本语学习则是日伪当局淡薄民族意识，培养日本统治集团的忠实奴仆。以往研究者在论述伪满殖民地教育问题，多把研究重心置于学校教育上，而忽视了日伪殖民地社会教育，日伪统治者把奴化民众的社会教育视为维持其殖民统治的大事，不仅提出进行社会教育的根本方针和法规，而且建立了社会教育机构和设施，如民众教育馆、民众讲习所、图书馆、博物馆等，以达到欺骗、愚弄和奴化东北人民的目的。
　　三、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罪行研究成绩与不足
　　日本在东北罪行研究首先在史料收集、队伍建设、研究成果上取得长足的进步。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是其研究的一大成绩之一，尽管此方面的日伪资料在日本战败后基本销毁，但学者们还是充分挖掘和利用档案资料、回忆录等，使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研究更加清晰、准确。其次，通过对日本在东北罪行开展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中出现和形成重点和热点问题，这无疑反映出这一研究的深入和繁荣。一批学术论著填补了史学空白，一些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有了进展和重大突破。三是加强了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拓宽了学术研究领域并为现实服务。近十多年来，研究者广泛开展了中日双方的学术交流，多次举办中日两国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抗战胜利学术研讨会和数届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讨会、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对中日双方的研究都起到推动作用。
　　近年来，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罪行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历史问题，而是扩展到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上。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日本政界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或由教科书公开篡改历史，或由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或由“学术团体”的学者撰文，形成一股“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逆流。战后，由于东京审判的不彻底，以至战争结束后直到今日，日本对亚洲各国民间受害赔偿问题、慰安妇问题、战俘劳工问题、细菌化学武器问题、重大惨案暴行、经济掠夺等等问题未能澄清和彻底解决，因而形成了战争遗留问题。日本在东北罪行研究的热点往往与现实的问题相关，比如化学细菌武器伤害问题，劳工问题，等等，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研究者又把重点投入到日本在东北期间的人口和财产损失这一课题中。
　　日本在东北罪行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理论建设、研究手法、专题细化、个案精确等问题上还存在差距和不足，应当承认，有些问题探讨不够深入，有些问题还没有涉猎，一般化的学术重复劳动较多，缺少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这是其一。其二是日本在东北罪行研究口述资料的挖掘和抢救工作。80年代初，各地政协文史办做过大量工作得到珍贵的口碑资料，但就某些专题来讲没能进一步持续开展起来，这方面的工作不及时抢救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缺憾。第三，在实证性研究上略显不足。尽管此方面工作已得到开展，研究者经过深入实地，去伪存真，反复认证，掌握比较确凿可信的实证资料，但这样的工作不是全面的，还需要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调查。进行实证性研究对于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适应国际斗争需要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对于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罪行研究任务还很艰巨。
　　
　　注：本文介绍的研究内容为“九一八”事变后到抗战胜利时期的日军在东北罪行。
1《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2 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3 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4 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5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6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承礼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出版。
7 王希亮：《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8 张辅麟：《伪满政权面面观》，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9 车霁虹：《伪满基层政权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10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11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2 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
13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14 左学德：《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史》，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5 孙继武等：《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调查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16 大连出版社，1996年出版。
17 《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孙玉玲主编）、《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赵聆实主编）《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郭素美、车霁虹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出版。
1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19 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年出版。
20 苏崇民等：《劳工的血与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佟杰主编：《劳工血泪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何天义：《伪满劳工血泪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
21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
22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2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24 韩晓等：《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5《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26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27《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28 日本明石书店，1995年出版。
29 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30 载《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
31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1988年。
32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1988年。
33 王野平：《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卢鸿德：《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齐红深：《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

以下一些书目想要了解的可以去网上搜索
《控诉》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论纲1931—1945》
　　2005年5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庭华著的《中国抗日战争论纲1931—1945》,32.5万字。该书上篇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地位、特点与作用,国共两党的策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两个战场的作战与配合,敌后根据地与人民军队的状大发展等;下篇就战争遗留问题与21世纪的日本战略走向论述了日本侵略中国百多年历史,日本的有条件投降,日本右翼势力猖獗的历史渊源,并批判日本右翼在南京大屠杀、化学战、细菌战等方面的谬论。并附有“中国战场八年抗击日本陆军兵力统计表”等抗日战争资料表格22份。
·192·
《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

《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
　　2005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沈予著的《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62·4万字。该书以日本、中国的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研究明治维新以后到1945年8月战败投降之间日本大陆政策的制订形成、发展演变到彻底破产的整个历程。认为:日本根本国策———大陆政策的确立和推行,决定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偷袭珍珠港”等战火的点燃成为历史之必然结果,被欺凌的国家和人民只要坚持团结抗战,联合世界反法
西斯力量共同奋斗,就能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大陆政策。
·203·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1931—1945)》
　　2005年6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胡澎著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28.8万字。该书分七章论述了昭和初期、九一八事变后准战时体制下、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妇女团体,太平洋战争期间妇女团体的统合,战时官方妇女团体的活动、特征及作用,妇女团体纳入战时体制的原因分析,日本近代的妇女团体演化的规律及“受害”与“加害”的双重角色。并附录日本近代女性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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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
　　2005年8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淑娟著的《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26万字。该书以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村屯组织的建立与变迁,土地产权结构的演变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农业生产考察,农民负担透视。揭露了伪组织协和会与日军建立“集团部落”和“无人区”、以“地籍整理”为名劫掠农民土地、强令农民种植鸦片、劳工摊派和金融搜刮下,东北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悲惨生活,深刻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性和反动性。

兄弟倪于墙,外侮自东来---------
中国内争不统一:日本乘虚侵占东北的政治背景·曾景忠·史学月刊,5

东北各特委各道委和中央都冲突无数次，那个时候，中央还命令满洲各省委指挥下属各级党委进行土地斗争，好像北满的特委还内部肃反一批和中央意见不统一的干部，赵也是那个时候丢的党籍？我记不太清楚了

回复 9# 华夏冉闵


    这个内斗我看还是不讨论的好，估计现在还是忌讳。说多了谁也不痛快。
    那个中央下的土地斗争的命令是什么时候？中央还自己已经够艰难了，居然也下了这种命令，先别提东北土改，日本的移民和武装移民那个多啊，据说曾打算移民500万人呢，具体数字我忘记了，在东北已被日寇控制的情况下搞土改那是不可能的，光经济犯就有30万人被日寇杀害，哪里敢参加土改。东北地下党能坚持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不是地震，是南京的三十万野鬼在颤抖；也不是海啸，是东三省流浪的孤魂在咆哮；更不是什么核辐射，是731部队科技发展的后代找到了根！你们祈福什么？他们有靖国神社罩着呢！你们捐什么款？甲午战争的赔款他们还没花完！你们救什么助？钓鱼岛他们都有能力布防！

也有一说是东北联军共歼敌18万的，是很了不得了。
之前大众对之不太了解，也就是宣传的原因

回天手海东青 发表于 2011-3-22 20:31


我是在中央党史出版社上面出版的书上面看到的，这个肯定不是忌讳，现在第三次修党史不都修到文革了，连60年的事情也给了中央的权威数据{:wu:}

按照我们民族的性格，修史是慢慢来的

回复 13# 华夏冉闵


       那就好。我有这么个看法，苏联的党争害惨了中国共产党大量优秀的党员，去TM的AB团，托派，湖南这里闹整人，拿刀一个一个的砍，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党员小女孩，因为出生时地主家庭，所以也被砍了，理由是长得太漂亮了，没人性啊。

回天手海东青 发表于 2011-3-23 19:39
所以太祖果断的在七大树立了不杀人，只下放的政策，还是很NB的

要是东北放手去发展，日本进关的梦想估计就要破灭了

回复 15# 华夏冉闵


    东北那时候共产党活动得比较少吧，赵一曼那时候在哈尔滨也犯了错误，她不该组织工人工罢，那是找死，日本人说杀就杀人啊，

回天手海东青 发表于 2011-3-23 23:14


  错误太多了，正规出版物，好像东北抗日也不少，很多的着眼点，都是讨论抗联失败原因，我从中受益不浅

回复 12# 蓝色经典


    是的，这个数字随着国内研究人员的不断发掘国内国外档案，搜集材料，各个地方相互交流下，一开始时20万，现在是25万了，也许我记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面是提到是20万，是没来的及更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