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有关资本主义萌芽与郑氏集团一些事情的极粗略梗概

资本主义萌芽说

    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来源是对Marx学说的引申。Marx和Engles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透视社会问题，主张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后来，是Stalin将之归纳为五种生产关系依次递进，再之后，苏俄的哲学家们将五种生产关系引申成社会经济形态，又一一比附为五个历史阶段。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尊Marx的思想和Stalin的政治制度为正宗，若干主流史学家再行一一比附，对中国历史作独特的断代。但拿Stalin比对中国，显然缺少资本主义一环，又格于依次递进的前提，对这缺少不能置之不理，故拈出晚明江南经济，名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主张若没有压制，中国会很缓慢地自行生长出资本主义。

    对这一学说，很早就有人提出怀疑。自50年代中晚期，学术挟政治的威权横扫全国，无人敢撄其锋。于是雄鸡一唱，万马齐喑，回复“无声的中国”。但海内亦有学人脑生反骨，暗暗地坚持自己的怀疑，有海外学人不以Marx为洪水猛兽，从历史、经济、技术等角度加以研究评论，使我们可以循着他们的脚迹，渐渐理出一点脉络来。

    要之资本主义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环境的产物。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量，希腊由于地理的原因，在经济上重视海上贸易，政治上无须组成统一的极权国家，而发展出城邦，并进一步发展出邦交。我们总喟叹中国统一专制政体的早熟，实际上希腊的早熟更该受人瞩目：现今国内政治的民选，国际政治的条约、媾和、赔款等诸多制度和习惯，在那片海滨的白石丘陵里已发滥觞。罗马的一切制度照抄希腊，创新的是制订法律。法律本身不是新鲜事，东方的中国亦有成文法，而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法向来等于“刑”，而西方的法始终结合着“权”。希腊的民选制度和僭主政治使得权利意识深入人心，西方的法逐渐演变为法权体系。正因为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基础，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有意识向封建主要求自由，有由一个单元社会嬗变到多元社会的趋势，终于借十字军东征急需筹款的时机，以特许状向领主赎买封建权利，从而摆脱私人关系和私人服役制度，兴起地方自治体。这些自治体在法国称为公社，此间形成准备加入政界的新阶级。但封建制度并未一朝崩溃，更没有资本主义的立即取而代之，两者间隔还差好几个世纪。起初赎买特权在十二世纪，十四世纪时教皇与西罗马帝国争权，才有意大利半岛的城市在双方顾盼不及间获得自由。正在此时英国村民乘黑死病使人口剧烈减少，乃焚毁庄园记录，成为庄园经济崩溃的标志。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改变世界商业格局，引发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连送反应，迄十七世纪末英国光荣革命后，资本主义始能确立，总归它必待商业全面铺陈，资金越积越多，社会急需能够合理经营的组织与手段，一方面催生信用体系与会计制度的变革，一方面劳动力供不应求，促成工业机械化。这趋势从小国推展至大国，从海上的国家推展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推展到农业基础甚坚固的国家。情势所至，内外兼逼，以致每个国家都要照自己历史地理的情形，作必要的调整，然后社会组织法制思想宗教等等也要作必要的调整。在资本主义这一个大题目下，思想、宗教、法制与经济互相衔接，成为一个宏大的背景。简单地说，要有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决定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有文艺复兴之后的科技进步，合理经营的金融方法，还要有宗教革命引发的清教徒精神。这些因素综合缠绕在一起，经过漫长的运动，到了某一阶段乃变成无可挽回的形势。

    回过头来看我们据说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社会，这一切必要因素全付阙如。萌芽论者的根据，不外是几家纺织工场，几许资本运营，城市经济兴起，海上贸易发达等等零星数字与事例而已。须知萌芽是要有泥土的，土之不存，芽将焉附？没有社会制度作为背景，若干个例万难集合为趋势。中国从不缺少商业，马可波罗见元城市之繁荣，诧为天堂。但中国的市井从来在皇朝的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决不允许有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产生，这是中国传统与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的极大区别之一。以甲看来，明代商业最特出者尚不在萌芽论所重之江浙纺织业，盖工场手工业何代无之，而徽商、晋商的汇兑业务似乎较近于近代，这两处商人也因其资金较流通，能持当时商业之牛耳。但其进步之处仍是相对的，仅较各处资金不流动之情况能称活跃，与近代化商业组织相比则瞠乎其后。徽商的汇兑限于一极小的乡里圈，晋商所主力的信用，也全赖个人操守及道德观念，此不能有普遍效力，亦不能与资本主义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更大的问题是放债者为巨富，借款营利者为小规模之客商，其资本仍化整为零，不能聚集高度发挥其运用。其前途因此不能趋向为庞大的商业组织，业务不能专门化，担保、保险、投资等现代化运营方式更无从计及，这与资本主义萌芽应该的生长趋势恰巧相反。中国商人的财产最终将安归？仍然是土地。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个体系，不仅仅是经济体系，也是法权体系，仅具有若干必要条件尚未必能顺理成章地自生资本主义。工商业自治城市未必能自生资本主义，威尼斯、汉萨同盟均归沉寂；海上贸易未必能自生资本主义，西班牙帝国也终于没落。实有萌芽者已如此，况整体上不支持资本运作的中国哉？即主Marx学说者也应该知道，不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或不能生长出来。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只在希腊罗马文明的环境下生长了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和东正教文明都没有生长出资本主义，这绝不是偶然的。何况Marx的古代史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平，且是从“异化”的角度带有目的论地切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考古学时代之前并不能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对东方文明更没有翔实资料做充分的研究。古代史被考古学全面更新后，Marx的史学叙述已有修正的必要，其未必适合中国更不待言而后明。

    郑氏集团的问题
               
    明代的私人海上贸易多是沿海大姓操持，亦有商人或流亡者冒险泛海，武宗时政策灵活，海上往来频繁，与之相对的是中华上国政令多变，官吏颟顸，商业政策不能契合商业发展，倭患起时，倭寇中多数尚是华人。嘉靖朝虽一度禁海，但“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碍难一例禁绝，万历后贸易复为繁华，至于商人栖身外国，有甚者得掌大权。据明史记载，文莱“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渤泥国也是“漳州人张姓者为其国那督，华言尊者也”。而日本、荷兰等国有政府、盗贼更番侵扰，海途艰险，政府不能为商路通畅提供有效保护，海上贸易业者势必组成集团，具备武装，以备不虞。郑氏集团就如此。

    郑氏集团的贸易规模甚大，活动范围包括日本、荷兰、英国以及吕宋、暹罗、交趾一带，所部舰船以千计。康熙元年，清两江总督报告福建桐山见郑成功部船千余只，温岭见四五百，而两地尚非郑的根据地。郑氏家私亦复惊人，南明军资，芝龙、成功帮助极大。

    郑氏集团成分复杂，其组织成员依靠宗族和乡亲关系维系，既是贸易伙伴，又是部下官兵，其中骨干多系海盗出身，各自拥有商船武装，互不统属，但通观整体组织关系，仍然是依附传统政权，各派势力公推一名领袖为舶主，向他效忠，而舶主又向政权效忠，如此并非股份公司，却有如绿林入伙。

    郑氏的发迹，实在得益于明朝任命郑芝龙为福建军事长官，使他可以独享番舶之利，否则他的贸易资本不会这样多，权势不会这样大，他的海上劲敌也不会一个个被消灭。如果他不大力扶植隆武帝，也不会利用这一机会，一下扩充庄仓五百余所，把资金转移到土地上。要注意，资金转为土地，这正是郑氏集团的弱点，也是时代的局限。由此可见郑氏集团的性质全合中国传统，有类西方早期海上贸易。海商们明知全搞商业是不行的，他们更现实的目的是寻求新地。农业是基础，这在他们成为共识。所以航海固然与商业联在一起，航海也是为了新地。混江龙李俊出海，首先要求地盘，有了地盘以后，当然买卖是要做的。中国商人资本始终没有脱离土地的羁绊。郑芝龙的田园遍布闽广，成为地主，其早早降清不能说与土地没有关系。他们在海上贸易的活动，也没有完全脱离海盗的行径，使其商业活动内涵着某些缺点。他们的商业组合没有脱离乡族关系的限制，这个亲属关系使他们无法从海商走向股份公司，以扩大其资本。郑成功东向打击荷兰，也和希腊的移民小亚细亚倒颇有相似。以希腊论，海外移民虽然有开通黑海商路的目的，而英雄色彩多与谋利色彩，更重要的动力是不甘心在国内当第二或第十号的王子贵族，郑成功的动因也是不承认满清的政权。他的殖民显非商业殖民，而是保明正朔，回攻江南，也不过是为了一家一姓的基业，原无意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自然也不带有海上征服的味道。资本主义萌芽说

    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来源是对Marx学说的引申。Marx和Engles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透视社会问题，主张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后来，是Stalin将之归纳为五种生产关系依次递进，再之后，苏俄的哲学家们将五种生产关系引申成社会经济形态，又一一比附为五个历史阶段。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尊Marx的思想和Stalin的政治制度为正宗，若干主流史学家再行一一比附，对中国历史作独特的断代。但拿Stalin比对中国，显然缺少资本主义一环，又格于依次递进的前提，对这缺少不能置之不理，故拈出晚明江南经济，名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主张若没有压制，中国会很缓慢地自行生长出资本主义。

    对这一学说，很早就有人提出怀疑。自50年代中晚期，学术挟政治的威权横扫全国，无人敢撄其锋。于是雄鸡一唱，万马齐喑，回复“无声的中国”。但海内亦有学人脑生反骨，暗暗地坚持自己的怀疑，有海外学人不以Marx为洪水猛兽，从历史、经济、技术等角度加以研究评论，使我们可以循着他们的脚迹，渐渐理出一点脉络来。

    要之资本主义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环境的产物。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量，希腊由于地理的原因，在经济上重视海上贸易，政治上无须组成统一的极权国家，而发展出城邦，并进一步发展出邦交。我们总喟叹中国统一专制政体的早熟，实际上希腊的早熟更该受人瞩目：现今国内政治的民选，国际政治的条约、媾和、赔款等诸多制度和习惯，在那片海滨的白石丘陵里已发滥觞。罗马的一切制度照抄希腊，创新的是制订法律。法律本身不是新鲜事，东方的中国亦有成文法，而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法向来等于“刑”，而西方的法始终结合着“权”。希腊的民选制度和僭主政治使得权利意识深入人心，西方的法逐渐演变为法权体系。正因为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基础，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有意识向封建主要求自由，有由一个单元社会嬗变到多元社会的趋势，终于借十字军东征急需筹款的时机，以特许状向领主赎买封建权利，从而摆脱私人关系和私人服役制度，兴起地方自治体。这些自治体在法国称为公社，此间形成准备加入政界的新阶级。但封建制度并未一朝崩溃，更没有资本主义的立即取而代之，两者间隔还差好几个世纪。起初赎买特权在十二世纪，十四世纪时教皇与西罗马帝国争权，才有意大利半岛的城市在双方顾盼不及间获得自由。正在此时英国村民乘黑死病使人口剧烈减少，乃焚毁庄园记录，成为庄园经济崩溃的标志。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改变世界商业格局，引发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连送反应，迄十七世纪末英国光荣革命后，资本主义始能确立，总归它必待商业全面铺陈，资金越积越多，社会急需能够合理经营的组织与手段，一方面催生信用体系与会计制度的变革，一方面劳动力供不应求，促成工业机械化。这趋势从小国推展至大国，从海上的国家推展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推展到农业基础甚坚固的国家。情势所至，内外兼逼，以致每个国家都要照自己历史地理的情形，作必要的调整，然后社会组织法制思想宗教等等也要作必要的调整。在资本主义这一个大题目下，思想、宗教、法制与经济互相衔接，成为一个宏大的背景。简单地说，要有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决定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有文艺复兴之后的科技进步，合理经营的金融方法，还要有宗教革命引发的清教徒精神。这些因素综合缠绕在一起，经过漫长的运动，到了某一阶段乃变成无可挽回的形势。

    回过头来看我们据说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社会，这一切必要因素全付阙如。萌芽论者的根据，不外是几家纺织工场，几许资本运营，城市经济兴起，海上贸易发达等等零星数字与事例而已。须知萌芽是要有泥土的，土之不存，芽将焉附？没有社会制度作为背景，若干个例万难集合为趋势。中国从不缺少商业，马可波罗见元城市之繁荣，诧为天堂。但中国的市井从来在皇朝的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决不允许有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产生，这是中国传统与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的极大区别之一。以甲看来，明代商业最特出者尚不在萌芽论所重之江浙纺织业，盖工场手工业何代无之，而徽商、晋商的汇兑业务似乎较近于近代，这两处商人也因其资金较流通，能持当时商业之牛耳。但其进步之处仍是相对的，仅较各处资金不流动之情况能称活跃，与近代化商业组织相比则瞠乎其后。徽商的汇兑限于一极小的乡里圈，晋商所主力的信用，也全赖个人操守及道德观念，此不能有普遍效力，亦不能与资本主义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更大的问题是放债者为巨富，借款营利者为小规模之客商，其资本仍化整为零，不能聚集高度发挥其运用。其前途因此不能趋向为庞大的商业组织，业务不能专门化，担保、保险、投资等现代化运营方式更无从计及，这与资本主义萌芽应该的生长趋势恰巧相反。中国商人的财产最终将安归？仍然是土地。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个体系，不仅仅是经济体系，也是法权体系，仅具有若干必要条件尚未必能顺理成章地自生资本主义。工商业自治城市未必能自生资本主义，威尼斯、汉萨同盟均归沉寂；海上贸易未必能自生资本主义，西班牙帝国也终于没落。实有萌芽者已如此，况整体上不支持资本运作的中国哉？即主Marx学说者也应该知道，不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或不能生长出来。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只在希腊罗马文明的环境下生长了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和东正教文明都没有生长出资本主义，这绝不是偶然的。何况Marx的古代史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平，且是从“异化”的角度带有目的论地切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考古学时代之前并不能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对东方文明更没有翔实资料做充分的研究。古代史被考古学全面更新后，Marx的史学叙述已有修正的必要，其未必适合中国更不待言而后明。

    郑氏集团的问题
               
    明代的私人海上贸易多是沿海大姓操持，亦有商人或流亡者冒险泛海，武宗时政策灵活，海上往来频繁，与之相对的是中华上国政令多变，官吏颟顸，商业政策不能契合商业发展，倭患起时，倭寇中多数尚是华人。嘉靖朝虽一度禁海，但“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碍难一例禁绝，万历后贸易复为繁华，至于商人栖身外国，有甚者得掌大权。据明史记载，文莱“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渤泥国也是“漳州人张姓者为其国那督，华言尊者也”。而日本、荷兰等国有政府、盗贼更番侵扰，海途艰险，政府不能为商路通畅提供有效保护，海上贸易业者势必组成集团，具备武装，以备不虞。郑氏集团就如此。

    郑氏集团的贸易规模甚大，活动范围包括日本、荷兰、英国以及吕宋、暹罗、交趾一带，所部舰船以千计。康熙元年，清两江总督报告福建桐山见郑成功部船千余只，温岭见四五百，而两地尚非郑的根据地。郑氏家私亦复惊人，南明军资，芝龙、成功帮助极大。

    郑氏集团成分复杂，其组织成员依靠宗族和乡亲关系维系，既是贸易伙伴，又是部下官兵，其中骨干多系海盗出身，各自拥有商船武装，互不统属，但通观整体组织关系，仍然是依附传统政权，各派势力公推一名领袖为舶主，向他效忠，而舶主又向政权效忠，如此并非股份公司，却有如绿林入伙。

    郑氏的发迹，实在得益于明朝任命郑芝龙为福建军事长官，使他可以独享番舶之利，否则他的贸易资本不会这样多，权势不会这样大，他的海上劲敌也不会一个个被消灭。如果他不大力扶植隆武帝，也不会利用这一机会，一下扩充庄仓五百余所，把资金转移到土地上。要注意，资金转为土地，这正是郑氏集团的弱点，也是时代的局限。由此可见郑氏集团的性质全合中国传统，有类西方早期海上贸易。海商们明知全搞商业是不行的，他们更现实的目的是寻求新地。农业是基础，这在他们成为共识。所以航海固然与商业联在一起，航海也是为了新地。混江龙李俊出海，首先要求地盘，有了地盘以后，当然买卖是要做的。中国商人资本始终没有脱离土地的羁绊。郑芝龙的田园遍布闽广，成为地主，其早早降清不能说与土地没有关系。他们在海上贸易的活动，也没有完全脱离海盗的行径，使其商业活动内涵着某些缺点。他们的商业组合没有脱离乡族关系的限制，这个亲属关系使他们无法从海商走向股份公司，以扩大其资本。郑成功东向打击荷兰，也和希腊的移民小亚细亚倒颇有相似。以希腊论，海外移民虽然有开通黑海商路的目的，而英雄色彩多与谋利色彩，更重要的动力是不甘心在国内当第二或第十号的王子贵族，郑成功的动因也是不承认满清的政权。他的殖民显非商业殖民，而是保明正朔，回攻江南，也不过是为了一家一姓的基业，原无意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自然也不带有海上征服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