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3:30:23
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
作者：倪乐雄 (中国经济史论坛发布)
一、关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探讨
从195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有孔经纬的唐代说、束世澄的宋代说、钱宏的元代说，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尚戎、邓拓、范文澜等人的明清说，1977年以后胡寄窗、傅筑夫又提出战国秦汉说。
讨论的范围是农业社会中的手工业领域的纺织、矿冶、制陶、井盐、造纸、采煤、制糖、榨油、粮食加工、金属制造等行业，主要论据和论证一般围绕雇佣劳动、资本运转等工商经营方式展开。这些讨论对于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活动同工商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差别，作了详细区分和细致的梳理归纳，对于进一步讨论是有益的。
二、以往讨论的评述
讨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首先应该决定两个重要的概念，即“资本主和
“萌芽”，因为这是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从现代观念看，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要比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更准确，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区都出现过，但并非就一定造就现代产业革命。也就是说雇佣劳动现象、用资本投入商品生产、商品销售的过程，从中赚取商业利润的现象，无论哪一种文明区域内，在其历史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但未必都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雏形。“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社会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时，或者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新型社会制度时，不仅仅看作一种纯粹的经济现像时，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社会制度，但必须承认其中的经济运作是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将它和社会制度划等号。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的其它领域，他们被经济基础所制约，同时又受制于这些领域，从而构成社会互动。在这种有机的观念引导下，我们进一步从植物学借鉴来的“萌芽”一词不如动物学的“胚胎”来得科学。植物的萌芽状态不能反映成型期的茎、叶、颗粒，动物的胚胎已具有生命体成型期各种器官的雏形，并且这些器官大部分已在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尽管是微弱。建议以后能否用“资本主义胚胎”来替代“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学界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进而把将历史上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一对号入座，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发现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以西方历史为参照
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方式直接联系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直接反映生存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生产各个部门都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市场原则凌驾于社会各种权威之上，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以及各种国家机器都围绕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同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的意识形态互相支撑、互相扩张并构成互动。
参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并考察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商业经济活动，我们发现单纯的商业经济活动如雇佣劳动、资本运作、工商资产的积累和扩张、赚取剩余价值、追逐商业利润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它即存在于奴隶社会，也存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即不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属性，更不能决定社会的属性。因此，资本主义雏形和萌芽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其他社会领域围绕市场原则这一社会最高权威的互动。只有这种萌芽状态的互动经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商业经济只有在上述特定环境中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否则只是其他类型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出现的商业经济，无论其程度怎样，仅仅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农业社会中的商业经济，因为这种商品经济从其一开始到成熟，都处于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并在相当程度上与周围环境构成互动，最终无法瓦解传统社会。这种受制于传统社会并服务于传统社会需要的商品经济，无论多么发达都应定性为农业社会的商品经济。
近年来，市民社会是学术界热门话题。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产生出依附这一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属性的差异，也就造成市民社会性质的不同。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因其商品经济的共性，肯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共同处。同样，因其农业社会性质的商品经济而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着很大区别，从宏观上而论，由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对传统社会构成威胁，所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从一开始就同传统社会形成敌对，并最终将后者毁灭。
四、过去史学界讨论之检讨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的主流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仅仅是农业社会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是将农业社会性质的商业经济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经济进行简单的类比后，误将前者当作后者的萌芽的讨论。
某种商业经济的社会性质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对于它的有效控制，取决它同其他社会因素是否处于良性互动。把封建社会瓦解仅仅看作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逐步瓦解了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到底是何种关系，目前只有用“共生”和“互动”来解释。由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取决于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互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离开了资本主义其他社会因素将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讨论。
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注意从整体上综合地考察资本主义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新教伦理是造就产业革命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资本主义的法律因素考察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麦尼尔从资本主义军事活动起源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关系，把资本主义归纳为“商业——军事复合体”。他们的论述都是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证明。
五、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分析
对照西方在近代所发生的情况，中国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的行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傅衣凌先生较早发现了这一问题，1980年代后，林仁川等一批学者开始有系统地研究东南海商现象。尤其是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郑成功集团。关于郑成功海上集团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用赘叙了。我们尝试用麦尼尔的“商业——军事复合体”理论来对郑氏集团进行分析。
在麦尼尔看来，今天世界上的人们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生存样式，把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强加于世界和历史，并以实践论证其合理性的是欧洲。然而，最早向世界和历史提供这种生存方式的却是东方的中国，时间是宋代。但麦尼尔认为：尽管中国宋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市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部分地影响了政府行为，但始终处于中央集权性质的指令性结构严密控制之下。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指令性结构从未受到过真正挑战。麦尼尔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其二者之上，是西方近代所以强盛的最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从明代逐渐落后，关键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能摆脱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控制。
麦尼尔认为：欧洲长期的政治分裂是市场原则得以凌驾一切主要因素。分裂形成对外界资源的需求，必不可少的长距离贸易活动不能没有武装护卫，否则将遭受乡村骑士和沿途强盗抢劫，而最初的贸易集市点（后来逐渐发展为商业城市）也需武装保护。这样大约从１３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出现了“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最初萌芽，它成了中世纪乡村社会的“异化物”。这样一个复合体从北意大利开始向低地国家、法国、西班牙扩散。在“军事——商业复合体”范围内，市场原则高于一切，由于军事武器是统治社会最重要的物质，武器的改良和发明在政治分裂、市场需求、竞争法则的环境中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并一直延续到近代。也就是说欧洲从１３世纪到２０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三次转换。市场原则成为欧洲军事工业迅猛发展的长期动力。
反观中国，由于不存在欧洲长期分裂的状况，大一统的局面所必然采取的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使原始的农业社会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强化，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强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指令性管理结构本身。这种社会只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胁，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军事技术的努力都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大约在１５世纪，在北意大利已形成的军事——商业体制带来了属于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的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本质上是为其服务的。不仅如此，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道德、法律、金融、关税、银行信贷、技术专利、生产专业化等等都以军事——商业体制为核心蓬勃兴起，并构成这一体制的社会背景，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相互支撑、相互扩张，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循环。
麦尼尔告诉人们，原始的资本主义是从战争领域获得突破的。１６世纪欧洲各君主国极欲控制武器的生产，但当时生产欧洲最先进的军火中心都属新兴的商业中心。例如列日城生产欧洲最好的大炮，每当被君主国军队占领，生产就立即瘫痪。这表明：只要武器价格由工匠和资本家自己来定，君主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的物品，即使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也不得不照价付钱，否则一无所获。这一历史事实揭示了被许多学者所忽视的现象，市场原则最初是在人类战争事务领域突破指令性结构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过渡时，每一次都以战争领域作为突破口。
顺便要指出一点，中国学者顾准通过自己的研究同样发现，军事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出现和确立有着至关重要作用，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
麦尼尔和顾准注重军事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路对分析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社会性质十分重要。郑氏集团在经济上主要从事海上贸易，以追求商业利润目。为保护海上贸易而建立水师，并用商业利润来维持它的水师。[8]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与以往内地的割据政权不同，其政治和外交功能也基本围绕海上贸易这一核心运作。郑成功集团在其管辖区内，经济、军事、外交、政治四者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相互扩张的社会反馈回路，这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郑氏集团其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近似于麦尼尔所说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因而真正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我们知道由于长期治水和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中原农耕区域采取了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其具体体现于经济上的计划性，政治上的高度中央极权，文化上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道德上的利他主义。西方现代化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市场原则，体现于经济上的自由贸易、机会均等，平等互利；政治则取建立在商业活动带来的契约精神之上的民主制；文化意识形态上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等一套价值体系，道德上倡导个人主义（并非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体系所认为的那种“个人主义”）。另外要指出的是，西方以市场原则为社会整合力量的现像从古希腊以来就有传统。
现代化同商业经济的关系可这样描述：有商业经济不一定发展到现代化，没有商业经济肯定没有现代化。商业经济在何种情形下能向现代化迈进？我认为像历史教课书上的“江南丝织业”是无法蜕变出现代化社会的。因为传统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有效地遏制了它突破传统经济的藩篱，使它处于小农经济的“补充成份”的永久性角色定位上。
我们不敢断言象郑成功之类的海商集团若能生存下去，就一定会带来现代化社会的质变，但同“江南丝织业”相比，迈向现代化的可能性要大些。理由是在郑氏集团那儿，商业经济同为之服务的军事、政治、外交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情形差不多。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像西方那样，有一套与物质生活领域相适应的精神价值体系，从而形成现代化社会所必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良性循环。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了郑氏海商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向传统社会强有力的挑战，即经济上体现于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向封建性质的计划经济的挑战；政治上是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向农业本位的政治实体的挑战，尽管政体形式仍取传统样式；意识形态上是商业价值体系向儒家伦理体系的挑战；社会整合方向上是市场原则向指令性原则的挑战挑战；社会形态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向古老的“军事——农业复合体”的挑战；军事上是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向农耕社会的陆军的挑战。
顾准曾极有见地地指出：资本主义若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也不能发生。他是那个时代发现资本主义与军事力量存在必然关系唯一的人。以顾准的观点来看，郑成功为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往往同军事相结合的现象，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发生，有着不容替代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9]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过去史学界一向当作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丝织业。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并在社会管理操作时做得非常成功。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江南丝织业在封建社会的指令性原则控制下，同封建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形成有效互动，因而构成农业社会商品经济的有机部分，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另外，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远比江南丝织业社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
六、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局限性
西欧在近代以商业革命推动社会变迁，诞生新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引发了工业革命、政治革命、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塑造了新型的国际关系格局。这些运动和力量共同作用，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
而这一切在郑氏海商控制的东南区域却未发生。郑氏集团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念，这一点在郑成功本人身上就有明显的体现。他力主的“反清复明”主张现在看来仍是一种尊重传统的行为，而“反清复明”本身更是郑氏集团陷于战争不能自拔，无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因其战争所需的巨大花费而使海上商业税负过重，难以进行更大的资本积累。战争又常常干扰海商的正常贸易活动。在政治领域，郑氏集团也未超脱出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框架的约束，采取传统的政体形式，这一是继承了传统，二是战争的需要；另外，台湾的经济环境也约束了它的社会经济变迁。由于当时台湾经济仍然落后，可贸易的货物有限，政治隔绝使贩运大陆货物又遭限制，因而郑氏台湾的商业缺乏一个坚实的经济后盾。它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迅速发展的工业给以支撑，从而更显得脆弱。这一点，郑氏台湾与同时代的西班牙有相似之处。
同时代的西班牙作为最早最大的殖民帝国，积聚了大量财富，垄断了许多国际贸易。但在欧洲的争霸使它精疲力竭。而即使在西班牙鼎盛之时，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拥有财富的贵族却轻视经营工商业，更多的去购买地产，加上流入的金银过多，反使物价上涨，给发展工业造成障碍，最终使西班牙因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动力和后盾而衰落。因此，虽然我们说郑氏海商集团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上已具备了一定的近代因素，却同样由于这些方面各种不利因素之“合力”作用，而难以形成历史性的突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股颇具生命力的新生力量在强大的大陆保守力量的对抗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幕令人遗憾的历史剧。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了一个真理：参与广泛的交流才可以有更快的进步。但我们却失望地看到宋元以来积极参与全球交流的东南海商力量,被封闭锁国的保守力量无情地压倒了，郑氏集团的发展史构成了这一近代化潮流与传统力量较量历程的缩影。
再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宏观上可以看作是两种循环。经济、军事、政治、法律构成社会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循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构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循环。前者属于“形而下”，后者属“形而上”，两者在社会更大的范围构成循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基本相适应。比照之下，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会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在“形而下”的社会制度领域，尽管商品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已形成相关循环，但细加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一环，其金融体制并不发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一环，其法律制度仍无迹可循，其政治体制的形式仍沿袭着传统王权组合方式。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更属于封建传统的儒家范畴。这是由于“重农轻商”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意识中向来蔑视商业价值观念，知识份子深受儒家熏陶，根本不屑从理论上论证商业社会产生的契约原则的合理性，因而不像西方的卢梭哪样站出来论证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商业社会的合理性。即使人们在具体生活中按商业价值行事，但远远不能成为社会主导。至于同政治经济制度运作层面相适应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更无从谈起，而韦伯所认为必需的新教伦理更是无影无踪。所以，虽然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最能代表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因其被强大的传统社会所扭曲，其发育仍是一种畸形状态。
七、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从东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军事上，郑氏海上武装力量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商业文明性质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这支旨在维护海上贸易海军的出现说明，中国本土也能或迟或早地自发地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意识。在经济上，它不同于农业社会商业经济，而具有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它代表着市场原则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新的社会力量。而郑氏集团的覆灭则表明：以封闭型大河流域灌溉型农耕生活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具有异常强大之生命力，它对不管是内部自发产生的还是外部输入的异质文明具有极大的抵触力。郑氏集团的毁灭也许使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丧失一次自我更新的机会。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
作者：倪乐雄 (中国经济史论坛发布)
一、关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探讨
从195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有孔经纬的唐代说、束世澄的宋代说、钱宏的元代说，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尚戎、邓拓、范文澜等人的明清说，1977年以后胡寄窗、傅筑夫又提出战国秦汉说。
讨论的范围是农业社会中的手工业领域的纺织、矿冶、制陶、井盐、造纸、采煤、制糖、榨油、粮食加工、金属制造等行业，主要论据和论证一般围绕雇佣劳动、资本运转等工商经营方式展开。这些讨论对于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活动同工商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差别，作了详细区分和细致的梳理归纳，对于进一步讨论是有益的。
二、以往讨论的评述
讨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首先应该决定两个重要的概念，即“资本主和
“萌芽”，因为这是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从现代观念看，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要比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更准确，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区都出现过，但并非就一定造就现代产业革命。也就是说雇佣劳动现象、用资本投入商品生产、商品销售的过程，从中赚取商业利润的现象，无论哪一种文明区域内，在其历史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但未必都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雏形。“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社会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时，或者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新型社会制度时，不仅仅看作一种纯粹的经济现像时，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社会制度，但必须承认其中的经济运作是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将它和社会制度划等号。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的其它领域，他们被经济基础所制约，同时又受制于这些领域，从而构成社会互动。在这种有机的观念引导下，我们进一步从植物学借鉴来的“萌芽”一词不如动物学的“胚胎”来得科学。植物的萌芽状态不能反映成型期的茎、叶、颗粒，动物的胚胎已具有生命体成型期各种器官的雏形，并且这些器官大部分已在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尽管是微弱。建议以后能否用“资本主义胚胎”来替代“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学界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进而把将历史上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一对号入座，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发现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以西方历史为参照
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方式直接联系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直接反映生存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生产各个部门都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市场原则凌驾于社会各种权威之上，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以及各种国家机器都围绕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同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的意识形态互相支撑、互相扩张并构成互动。
参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并考察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商业经济活动，我们发现单纯的商业经济活动如雇佣劳动、资本运作、工商资产的积累和扩张、赚取剩余价值、追逐商业利润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它即存在于奴隶社会，也存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即不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属性，更不能决定社会的属性。因此，资本主义雏形和萌芽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其他社会领域围绕市场原则这一社会最高权威的互动。只有这种萌芽状态的互动经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商业经济只有在上述特定环境中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否则只是其他类型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出现的商业经济，无论其程度怎样，仅仅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农业社会中的商业经济，因为这种商品经济从其一开始到成熟，都处于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并在相当程度上与周围环境构成互动，最终无法瓦解传统社会。这种受制于传统社会并服务于传统社会需要的商品经济，无论多么发达都应定性为农业社会的商品经济。
近年来，市民社会是学术界热门话题。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产生出依附这一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属性的差异，也就造成市民社会性质的不同。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因其商品经济的共性，肯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共同处。同样，因其农业社会性质的商品经济而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着很大区别，从宏观上而论，由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对传统社会构成威胁，所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从一开始就同传统社会形成敌对，并最终将后者毁灭。
四、过去史学界讨论之检讨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的主流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仅仅是农业社会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是将农业社会性质的商业经济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经济进行简单的类比后，误将前者当作后者的萌芽的讨论。
某种商业经济的社会性质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对于它的有效控制，取决它同其他社会因素是否处于良性互动。把封建社会瓦解仅仅看作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逐步瓦解了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到底是何种关系，目前只有用“共生”和“互动”来解释。由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取决于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互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离开了资本主义其他社会因素将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讨论。
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注意从整体上综合地考察资本主义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新教伦理是造就产业革命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资本主义的法律因素考察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麦尼尔从资本主义军事活动起源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关系，把资本主义归纳为“商业——军事复合体”。他们的论述都是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证明。
五、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分析
对照西方在近代所发生的情况，中国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的行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傅衣凌先生较早发现了这一问题，1980年代后，林仁川等一批学者开始有系统地研究东南海商现象。尤其是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郑成功集团。关于郑成功海上集团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用赘叙了。我们尝试用麦尼尔的“商业——军事复合体”理论来对郑氏集团进行分析。
在麦尼尔看来，今天世界上的人们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生存样式，把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强加于世界和历史，并以实践论证其合理性的是欧洲。然而，最早向世界和历史提供这种生存方式的却是东方的中国，时间是宋代。但麦尼尔认为：尽管中国宋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市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部分地影响了政府行为，但始终处于中央集权性质的指令性结构严密控制之下。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指令性结构从未受到过真正挑战。麦尼尔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其二者之上，是西方近代所以强盛的最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从明代逐渐落后，关键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能摆脱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控制。
麦尼尔认为：欧洲长期的政治分裂是市场原则得以凌驾一切主要因素。分裂形成对外界资源的需求，必不可少的长距离贸易活动不能没有武装护卫，否则将遭受乡村骑士和沿途强盗抢劫，而最初的贸易集市点（后来逐渐发展为商业城市）也需武装保护。这样大约从１３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出现了“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最初萌芽，它成了中世纪乡村社会的“异化物”。这样一个复合体从北意大利开始向低地国家、法国、西班牙扩散。在“军事——商业复合体”范围内，市场原则高于一切，由于军事武器是统治社会最重要的物质，武器的改良和发明在政治分裂、市场需求、竞争法则的环境中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并一直延续到近代。也就是说欧洲从１３世纪到２０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三次转换。市场原则成为欧洲军事工业迅猛发展的长期动力。
反观中国，由于不存在欧洲长期分裂的状况，大一统的局面所必然采取的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使原始的农业社会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强化，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强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指令性管理结构本身。这种社会只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胁，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军事技术的努力都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大约在１５世纪，在北意大利已形成的军事——商业体制带来了属于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的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本质上是为其服务的。不仅如此，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道德、法律、金融、关税、银行信贷、技术专利、生产专业化等等都以军事——商业体制为核心蓬勃兴起，并构成这一体制的社会背景，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相互支撑、相互扩张，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循环。
麦尼尔告诉人们，原始的资本主义是从战争领域获得突破的。１６世纪欧洲各君主国极欲控制武器的生产，但当时生产欧洲最先进的军火中心都属新兴的商业中心。例如列日城生产欧洲最好的大炮，每当被君主国军队占领，生产就立即瘫痪。这表明：只要武器价格由工匠和资本家自己来定，君主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的物品，即使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也不得不照价付钱，否则一无所获。这一历史事实揭示了被许多学者所忽视的现象，市场原则最初是在人类战争事务领域突破指令性结构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过渡时，每一次都以战争领域作为突破口。
顺便要指出一点，中国学者顾准通过自己的研究同样发现，军事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出现和确立有着至关重要作用，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
麦尼尔和顾准注重军事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路对分析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社会性质十分重要。郑氏集团在经济上主要从事海上贸易，以追求商业利润目。为保护海上贸易而建立水师，并用商业利润来维持它的水师。[8]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与以往内地的割据政权不同，其政治和外交功能也基本围绕海上贸易这一核心运作。郑成功集团在其管辖区内，经济、军事、外交、政治四者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相互扩张的社会反馈回路，这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郑氏集团其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近似于麦尼尔所说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因而真正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我们知道由于长期治水和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中原农耕区域采取了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其具体体现于经济上的计划性，政治上的高度中央极权，文化上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道德上的利他主义。西方现代化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市场原则，体现于经济上的自由贸易、机会均等，平等互利；政治则取建立在商业活动带来的契约精神之上的民主制；文化意识形态上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等一套价值体系，道德上倡导个人主义（并非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体系所认为的那种“个人主义”）。另外要指出的是，西方以市场原则为社会整合力量的现像从古希腊以来就有传统。
现代化同商业经济的关系可这样描述：有商业经济不一定发展到现代化，没有商业经济肯定没有现代化。商业经济在何种情形下能向现代化迈进？我认为像历史教课书上的“江南丝织业”是无法蜕变出现代化社会的。因为传统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有效地遏制了它突破传统经济的藩篱，使它处于小农经济的“补充成份”的永久性角色定位上。
我们不敢断言象郑成功之类的海商集团若能生存下去，就一定会带来现代化社会的质变，但同“江南丝织业”相比，迈向现代化的可能性要大些。理由是在郑氏集团那儿，商业经济同为之服务的军事、政治、外交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情形差不多。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像西方那样，有一套与物质生活领域相适应的精神价值体系，从而形成现代化社会所必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良性循环。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了郑氏海商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向传统社会强有力的挑战，即经济上体现于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向封建性质的计划经济的挑战；政治上是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向农业本位的政治实体的挑战，尽管政体形式仍取传统样式；意识形态上是商业价值体系向儒家伦理体系的挑战；社会整合方向上是市场原则向指令性原则的挑战挑战；社会形态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向古老的“军事——农业复合体”的挑战；军事上是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向农耕社会的陆军的挑战。
顾准曾极有见地地指出：资本主义若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也不能发生。他是那个时代发现资本主义与军事力量存在必然关系唯一的人。以顾准的观点来看，郑成功为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往往同军事相结合的现象，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发生，有着不容替代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9]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过去史学界一向当作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丝织业。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并在社会管理操作时做得非常成功。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江南丝织业在封建社会的指令性原则控制下，同封建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形成有效互动，因而构成农业社会商品经济的有机部分，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另外，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远比江南丝织业社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
六、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局限性
西欧在近代以商业革命推动社会变迁，诞生新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引发了工业革命、政治革命、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塑造了新型的国际关系格局。这些运动和力量共同作用，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
而这一切在郑氏海商控制的东南区域却未发生。郑氏集团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念，这一点在郑成功本人身上就有明显的体现。他力主的“反清复明”主张现在看来仍是一种尊重传统的行为，而“反清复明”本身更是郑氏集团陷于战争不能自拔，无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因其战争所需的巨大花费而使海上商业税负过重，难以进行更大的资本积累。战争又常常干扰海商的正常贸易活动。在政治领域，郑氏集团也未超脱出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框架的约束，采取传统的政体形式，这一是继承了传统，二是战争的需要；另外，台湾的经济环境也约束了它的社会经济变迁。由于当时台湾经济仍然落后，可贸易的货物有限，政治隔绝使贩运大陆货物又遭限制，因而郑氏台湾的商业缺乏一个坚实的经济后盾。它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迅速发展的工业给以支撑，从而更显得脆弱。这一点，郑氏台湾与同时代的西班牙有相似之处。
同时代的西班牙作为最早最大的殖民帝国，积聚了大量财富，垄断了许多国际贸易。但在欧洲的争霸使它精疲力竭。而即使在西班牙鼎盛之时，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拥有财富的贵族却轻视经营工商业，更多的去购买地产，加上流入的金银过多，反使物价上涨，给发展工业造成障碍，最终使西班牙因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动力和后盾而衰落。因此，虽然我们说郑氏海商集团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上已具备了一定的近代因素，却同样由于这些方面各种不利因素之“合力”作用，而难以形成历史性的突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股颇具生命力的新生力量在强大的大陆保守力量的对抗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幕令人遗憾的历史剧。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了一个真理：参与广泛的交流才可以有更快的进步。但我们却失望地看到宋元以来积极参与全球交流的东南海商力量,被封闭锁国的保守力量无情地压倒了，郑氏集团的发展史构成了这一近代化潮流与传统力量较量历程的缩影。
再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宏观上可以看作是两种循环。经济、军事、政治、法律构成社会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循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构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循环。前者属于“形而下”，后者属“形而上”，两者在社会更大的范围构成循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基本相适应。比照之下，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会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在“形而下”的社会制度领域，尽管商品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已形成相关循环，但细加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一环，其金融体制并不发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一环，其法律制度仍无迹可循，其政治体制的形式仍沿袭着传统王权组合方式。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更属于封建传统的儒家范畴。这是由于“重农轻商”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意识中向来蔑视商业价值观念，知识份子深受儒家熏陶，根本不屑从理论上论证商业社会产生的契约原则的合理性，因而不像西方的卢梭哪样站出来论证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商业社会的合理性。即使人们在具体生活中按商业价值行事，但远远不能成为社会主导。至于同政治经济制度运作层面相适应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更无从谈起，而韦伯所认为必需的新教伦理更是无影无踪。所以，虽然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最能代表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因其被强大的传统社会所扭曲，其发育仍是一种畸形状态。
七、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从东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军事上，郑氏海上武装力量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商业文明性质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这支旨在维护海上贸易海军的出现说明，中国本土也能或迟或早地自发地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意识。在经济上，它不同于农业社会商业经济，而具有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它代表着市场原则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新的社会力量。而郑氏集团的覆灭则表明：以封闭型大河流域灌溉型农耕生活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具有异常强大之生命力，它对不管是内部自发产生的还是外部输入的异质文明具有极大的抵触力。郑氏集团的毁灭也许使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丧失一次自我更新的机会。
作者：倪乐雄 (中国经济史论坛发布)
一、关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探讨
从195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有孔经纬的唐代说、束世澄的宋代说、钱宏的元代说，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尚戎、邓拓、范文澜等人的明清说，1977年以后胡寄窗、傅筑夫又提出战国秦汉说。
讨论的范围是农业社会中的手工业领域的纺织、矿冶、制陶、井盐、造纸、采煤、制糖、榨油、粮食加工、金属制造等行业，主要论据和论证一般围绕雇佣劳动、资本运转等工商经营方式展开。这些讨论对于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活动同工商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差别，作了详细区分和细致的梳理归纳，对于进一步讨论是有益的。
二、以往讨论的评述
讨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首先应该决定两个重要的概念，即“资本主和
“萌芽”，因为这是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从现代观念看，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要比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更准确，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区都出现过，但并非就一定造就现代产业革命。也就是说雇佣劳动现象、用资本投入商品生产、商品销售的过程，从中赚取商业利润的现象，无论哪一种文明区域内，在其历史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但未必都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雏形。“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社会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时，或者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新型社会制度时，不仅仅看作一种纯粹的经济现像时，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社会制度，但必须承认其中的经济运作是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将它和社会制度划等号。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的其它领域，他们被经济基础所制约，同时又受制于这些领域，从而构成社会互动。在这种有机的观念引导下，我们进一步从植物学借鉴来的“萌芽”一词不如动物学的“胚胎”来得科学。植物的萌芽状态不能反映成型期的茎、叶、颗粒，动物的胚胎已具有生命体成型期各种器官的雏形，并且这些器官大部分已在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尽管是微弱。建议以后能否用“资本主义胚胎”来替代“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学界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进而把将历史上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一对号入座，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发现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以西方历史为参照
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方式直接联系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直接反映生存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生产各个部门都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市场原则凌驾于社会各种权威之上，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以及各种国家机器都围绕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同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的意识形态互相支撑、互相扩张并构成互动。
参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并考察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商业经济活动，我们发现单纯的商业经济活动如雇佣劳动、资本运作、工商资产的积累和扩张、赚取剩余价值、追逐商业利润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它即存在于奴隶社会，也存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即不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属性，更不能决定社会的属性。因此，资本主义雏形和萌芽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其他社会领域围绕市场原则这一社会最高权威的互动。只有这种萌芽状态的互动经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商业经济只有在上述特定环境中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否则只是其他类型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出现的商业经济，无论其程度怎样，仅仅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农业社会中的商业经济，因为这种商品经济从其一开始到成熟，都处于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并在相当程度上与周围环境构成互动，最终无法瓦解传统社会。这种受制于传统社会并服务于传统社会需要的商品经济，无论多么发达都应定性为农业社会的商品经济。
近年来，市民社会是学术界热门话题。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产生出依附这一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属性的差异，也就造成市民社会性质的不同。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因其商品经济的共性，肯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共同处。同样，因其农业社会性质的商品经济而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着很大区别，从宏观上而论，由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对传统社会构成威胁，所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从一开始就同传统社会形成敌对，并最终将后者毁灭。
四、过去史学界讨论之检讨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的主流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仅仅是农业社会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是将农业社会性质的商业经济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经济进行简单的类比后，误将前者当作后者的萌芽的讨论。
某种商业经济的社会性质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对于它的有效控制，取决它同其他社会因素是否处于良性互动。把封建社会瓦解仅仅看作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逐步瓦解了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到底是何种关系，目前只有用“共生”和“互动”来解释。由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取决于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互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离开了资本主义其他社会因素将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讨论。
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注意从整体上综合地考察资本主义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新教伦理是造就产业革命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资本主义的法律因素考察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麦尼尔从资本主义军事活动起源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关系，把资本主义归纳为“商业——军事复合体”。他们的论述都是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证明。
五、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分析
对照西方在近代所发生的情况，中国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的行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傅衣凌先生较早发现了这一问题，1980年代后，林仁川等一批学者开始有系统地研究东南海商现象。尤其是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郑成功集团。关于郑成功海上集团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用赘叙了。我们尝试用麦尼尔的“商业——军事复合体”理论来对郑氏集团进行分析。
在麦尼尔看来，今天世界上的人们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生存样式，把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强加于世界和历史，并以实践论证其合理性的是欧洲。然而，最早向世界和历史提供这种生存方式的却是东方的中国，时间是宋代。但麦尼尔认为：尽管中国宋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市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部分地影响了政府行为，但始终处于中央集权性质的指令性结构严密控制之下。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指令性结构从未受到过真正挑战。麦尼尔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其二者之上，是西方近代所以强盛的最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从明代逐渐落后，关键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能摆脱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控制。
麦尼尔认为：欧洲长期的政治分裂是市场原则得以凌驾一切主要因素。分裂形成对外界资源的需求，必不可少的长距离贸易活动不能没有武装护卫，否则将遭受乡村骑士和沿途强盗抢劫，而最初的贸易集市点（后来逐渐发展为商业城市）也需武装保护。这样大约从１３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出现了“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最初萌芽，它成了中世纪乡村社会的“异化物”。这样一个复合体从北意大利开始向低地国家、法国、西班牙扩散。在“军事——商业复合体”范围内，市场原则高于一切，由于军事武器是统治社会最重要的物质，武器的改良和发明在政治分裂、市场需求、竞争法则的环境中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并一直延续到近代。也就是说欧洲从１３世纪到２０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三次转换。市场原则成为欧洲军事工业迅猛发展的长期动力。
反观中国，由于不存在欧洲长期分裂的状况，大一统的局面所必然采取的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使原始的农业社会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强化，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强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指令性管理结构本身。这种社会只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胁，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军事技术的努力都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大约在１５世纪，在北意大利已形成的军事——商业体制带来了属于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的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本质上是为其服务的。不仅如此，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道德、法律、金融、关税、银行信贷、技术专利、生产专业化等等都以军事——商业体制为核心蓬勃兴起，并构成这一体制的社会背景，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相互支撑、相互扩张，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循环。
麦尼尔告诉人们，原始的资本主义是从战争领域获得突破的。１６世纪欧洲各君主国极欲控制武器的生产，但当时生产欧洲最先进的军火中心都属新兴的商业中心。例如列日城生产欧洲最好的大炮，每当被君主国军队占领，生产就立即瘫痪。这表明：只要武器价格由工匠和资本家自己来定，君主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的物品，即使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也不得不照价付钱，否则一无所获。这一历史事实揭示了被许多学者所忽视的现象，市场原则最初是在人类战争事务领域突破指令性结构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过渡时，每一次都以战争领域作为突破口。
顺便要指出一点，中国学者顾准通过自己的研究同样发现，军事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出现和确立有着至关重要作用，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
麦尼尔和顾准注重军事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路对分析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社会性质十分重要。郑氏集团在经济上主要从事海上贸易，以追求商业利润目。为保护海上贸易而建立水师，并用商业利润来维持它的水师。[8]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与以往内地的割据政权不同，其政治和外交功能也基本围绕海上贸易这一核心运作。郑成功集团在其管辖区内，经济、军事、外交、政治四者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相互扩张的社会反馈回路，这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郑氏集团其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近似于麦尼尔所说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因而真正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我们知道由于长期治水和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中原农耕区域采取了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其具体体现于经济上的计划性，政治上的高度中央极权，文化上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道德上的利他主义。西方现代化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市场原则，体现于经济上的自由贸易、机会均等，平等互利；政治则取建立在商业活动带来的契约精神之上的民主制；文化意识形态上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等一套价值体系，道德上倡导个人主义（并非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体系所认为的那种“个人主义”）。另外要指出的是，西方以市场原则为社会整合力量的现像从古希腊以来就有传统。
现代化同商业经济的关系可这样描述：有商业经济不一定发展到现代化，没有商业经济肯定没有现代化。商业经济在何种情形下能向现代化迈进？我认为像历史教课书上的“江南丝织业”是无法蜕变出现代化社会的。因为传统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有效地遏制了它突破传统经济的藩篱，使它处于小农经济的“补充成份”的永久性角色定位上。
我们不敢断言象郑成功之类的海商集团若能生存下去，就一定会带来现代化社会的质变，但同“江南丝织业”相比，迈向现代化的可能性要大些。理由是在郑氏集团那儿，商业经济同为之服务的军事、政治、外交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情形差不多。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像西方那样，有一套与物质生活领域相适应的精神价值体系，从而形成现代化社会所必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良性循环。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了郑氏海商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向传统社会强有力的挑战，即经济上体现于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向封建性质的计划经济的挑战；政治上是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向农业本位的政治实体的挑战，尽管政体形式仍取传统样式；意识形态上是商业价值体系向儒家伦理体系的挑战；社会整合方向上是市场原则向指令性原则的挑战挑战；社会形态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向古老的“军事——农业复合体”的挑战；军事上是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向农耕社会的陆军的挑战。
顾准曾极有见地地指出：资本主义若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也不能发生。他是那个时代发现资本主义与军事力量存在必然关系唯一的人。以顾准的观点来看，郑成功为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往往同军事相结合的现象，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发生，有着不容替代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9]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过去史学界一向当作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丝织业。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并在社会管理操作时做得非常成功。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江南丝织业在封建社会的指令性原则控制下，同封建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形成有效互动，因而构成农业社会商品经济的有机部分，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另外，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远比江南丝织业社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
六、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局限性
西欧在近代以商业革命推动社会变迁，诞生新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引发了工业革命、政治革命、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塑造了新型的国际关系格局。这些运动和力量共同作用，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
而这一切在郑氏海商控制的东南区域却未发生。郑氏集团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念，这一点在郑成功本人身上就有明显的体现。他力主的“反清复明”主张现在看来仍是一种尊重传统的行为，而“反清复明”本身更是郑氏集团陷于战争不能自拔，无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因其战争所需的巨大花费而使海上商业税负过重，难以进行更大的资本积累。战争又常常干扰海商的正常贸易活动。在政治领域，郑氏集团也未超脱出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框架的约束，采取传统的政体形式，这一是继承了传统，二是战争的需要；另外，台湾的经济环境也约束了它的社会经济变迁。由于当时台湾经济仍然落后，可贸易的货物有限，政治隔绝使贩运大陆货物又遭限制，因而郑氏台湾的商业缺乏一个坚实的经济后盾。它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迅速发展的工业给以支撑，从而更显得脆弱。这一点，郑氏台湾与同时代的西班牙有相似之处。
同时代的西班牙作为最早最大的殖民帝国，积聚了大量财富，垄断了许多国际贸易。但在欧洲的争霸使它精疲力竭。而即使在西班牙鼎盛之时，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拥有财富的贵族却轻视经营工商业，更多的去购买地产，加上流入的金银过多，反使物价上涨，给发展工业造成障碍，最终使西班牙因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动力和后盾而衰落。因此，虽然我们说郑氏海商集团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上已具备了一定的近代因素，却同样由于这些方面各种不利因素之“合力”作用，而难以形成历史性的突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股颇具生命力的新生力量在强大的大陆保守力量的对抗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幕令人遗憾的历史剧。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了一个真理：参与广泛的交流才可以有更快的进步。但我们却失望地看到宋元以来积极参与全球交流的东南海商力量,被封闭锁国的保守力量无情地压倒了，郑氏集团的发展史构成了这一近代化潮流与传统力量较量历程的缩影。
再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宏观上可以看作是两种循环。经济、军事、政治、法律构成社会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循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构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循环。前者属于“形而下”，后者属“形而上”，两者在社会更大的范围构成循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基本相适应。比照之下，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会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在“形而下”的社会制度领域，尽管商品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已形成相关循环，但细加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一环，其金融体制并不发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一环，其法律制度仍无迹可循，其政治体制的形式仍沿袭着传统王权组合方式。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更属于封建传统的儒家范畴。这是由于“重农轻商”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意识中向来蔑视商业价值观念，知识份子深受儒家熏陶，根本不屑从理论上论证商业社会产生的契约原则的合理性，因而不像西方的卢梭哪样站出来论证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商业社会的合理性。即使人们在具体生活中按商业价值行事，但远远不能成为社会主导。至于同政治经济制度运作层面相适应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更无从谈起，而韦伯所认为必需的新教伦理更是无影无踪。所以，虽然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最能代表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因其被强大的传统社会所扭曲，其发育仍是一种畸形状态。
七、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从东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军事上，郑氏海上武装力量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商业文明性质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这支旨在维护海上贸易海军的出现说明，中国本土也能或迟或早地自发地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意识。在经济上，它不同于农业社会商业经济，而具有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它代表着市场原则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新的社会力量。而郑氏集团的覆灭则表明：以封闭型大河流域灌溉型农耕生活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具有异常强大之生命力，它对不管是内部自发产生的还是外部输入的异质文明具有极大的抵触力。郑氏集团的毁灭也许使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丧失一次自我更新的机会。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
作者：倪乐雄 (中国经济史论坛发布)
一、关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探讨
从195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有孔经纬的唐代说、束世澄的宋代说、钱宏的元代说，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尚戎、邓拓、范文澜等人的明清说，1977年以后胡寄窗、傅筑夫又提出战国秦汉说。
讨论的范围是农业社会中的手工业领域的纺织、矿冶、制陶、井盐、造纸、采煤、制糖、榨油、粮食加工、金属制造等行业，主要论据和论证一般围绕雇佣劳动、资本运转等工商经营方式展开。这些讨论对于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活动同工商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差别，作了详细区分和细致的梳理归纳，对于进一步讨论是有益的。
二、以往讨论的评述
讨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首先应该决定两个重要的概念，即“资本主和
“萌芽”，因为这是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从现代观念看，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要比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更准确，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区都出现过，但并非就一定造就现代产业革命。也就是说雇佣劳动现象、用资本投入商品生产、商品销售的过程，从中赚取商业利润的现象，无论哪一种文明区域内，在其历史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但未必都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雏形。“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社会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时，或者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新型社会制度时，不仅仅看作一种纯粹的经济现像时，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社会制度，但必须承认其中的经济运作是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将它和社会制度划等号。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的其它领域，他们被经济基础所制约，同时又受制于这些领域，从而构成社会互动。在这种有机的观念引导下，我们进一步从植物学借鉴来的“萌芽”一词不如动物学的“胚胎”来得科学。植物的萌芽状态不能反映成型期的茎、叶、颗粒，动物的胚胎已具有生命体成型期各种器官的雏形，并且这些器官大部分已在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尽管是微弱。建议以后能否用“资本主义胚胎”来替代“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学界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进而把将历史上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一对号入座，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发现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以西方历史为参照
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方式直接联系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直接反映生存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生产各个部门都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市场原则凌驾于社会各种权威之上，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以及各种国家机器都围绕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同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的意识形态互相支撑、互相扩张并构成互动。
参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并考察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商业经济活动，我们发现单纯的商业经济活动如雇佣劳动、资本运作、工商资产的积累和扩张、赚取剩余价值、追逐商业利润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它即存在于奴隶社会，也存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即不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属性，更不能决定社会的属性。因此，资本主义雏形和萌芽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其他社会领域围绕市场原则这一社会最高权威的互动。只有这种萌芽状态的互动经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商业经济只有在上述特定环境中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否则只是其他类型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出现的商业经济，无论其程度怎样，仅仅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农业社会中的商业经济，因为这种商品经济从其一开始到成熟，都处于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并在相当程度上与周围环境构成互动，最终无法瓦解传统社会。这种受制于传统社会并服务于传统社会需要的商品经济，无论多么发达都应定性为农业社会的商品经济。
近年来，市民社会是学术界热门话题。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产生出依附这一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属性的差异，也就造成市民社会性质的不同。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因其商品经济的共性，肯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共同处。同样，因其农业社会性质的商品经济而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着很大区别，从宏观上而论，由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对传统社会构成威胁，所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从一开始就同传统社会形成敌对，并最终将后者毁灭。
四、过去史学界讨论之检讨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的主流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仅仅是农业社会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是将农业社会性质的商业经济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经济进行简单的类比后，误将前者当作后者的萌芽的讨论。
某种商业经济的社会性质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对于它的有效控制，取决它同其他社会因素是否处于良性互动。把封建社会瓦解仅仅看作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逐步瓦解了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到底是何种关系，目前只有用“共生”和“互动”来解释。由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取决于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互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离开了资本主义其他社会因素将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讨论。
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注意从整体上综合地考察资本主义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新教伦理是造就产业革命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资本主义的法律因素考察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麦尼尔从资本主义军事活动起源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关系，把资本主义归纳为“商业——军事复合体”。他们的论述都是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证明。
五、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分析
对照西方在近代所发生的情况，中国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的行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傅衣凌先生较早发现了这一问题，1980年代后，林仁川等一批学者开始有系统地研究东南海商现象。尤其是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郑成功集团。关于郑成功海上集团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用赘叙了。我们尝试用麦尼尔的“商业——军事复合体”理论来对郑氏集团进行分析。
在麦尼尔看来，今天世界上的人们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生存样式，把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强加于世界和历史，并以实践论证其合理性的是欧洲。然而，最早向世界和历史提供这种生存方式的却是东方的中国，时间是宋代。但麦尼尔认为：尽管中国宋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市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部分地影响了政府行为，但始终处于中央集权性质的指令性结构严密控制之下。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指令性结构从未受到过真正挑战。麦尼尔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其二者之上，是西方近代所以强盛的最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从明代逐渐落后，关键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能摆脱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控制。
麦尼尔认为：欧洲长期的政治分裂是市场原则得以凌驾一切主要因素。分裂形成对外界资源的需求，必不可少的长距离贸易活动不能没有武装护卫，否则将遭受乡村骑士和沿途强盗抢劫，而最初的贸易集市点（后来逐渐发展为商业城市）也需武装保护。这样大约从１３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出现了“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最初萌芽，它成了中世纪乡村社会的“异化物”。这样一个复合体从北意大利开始向低地国家、法国、西班牙扩散。在“军事——商业复合体”范围内，市场原则高于一切，由于军事武器是统治社会最重要的物质，武器的改良和发明在政治分裂、市场需求、竞争法则的环境中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并一直延续到近代。也就是说欧洲从１３世纪到２０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三次转换。市场原则成为欧洲军事工业迅猛发展的长期动力。
反观中国，由于不存在欧洲长期分裂的状况，大一统的局面所必然采取的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使原始的农业社会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强化，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强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指令性管理结构本身。这种社会只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胁，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军事技术的努力都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大约在１５世纪，在北意大利已形成的军事——商业体制带来了属于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的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本质上是为其服务的。不仅如此，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道德、法律、金融、关税、银行信贷、技术专利、生产专业化等等都以军事——商业体制为核心蓬勃兴起，并构成这一体制的社会背景，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相互支撑、相互扩张，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循环。
麦尼尔告诉人们，原始的资本主义是从战争领域获得突破的。１６世纪欧洲各君主国极欲控制武器的生产，但当时生产欧洲最先进的军火中心都属新兴的商业中心。例如列日城生产欧洲最好的大炮，每当被君主国军队占领，生产就立即瘫痪。这表明：只要武器价格由工匠和资本家自己来定，君主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的物品，即使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也不得不照价付钱，否则一无所获。这一历史事实揭示了被许多学者所忽视的现象，市场原则最初是在人类战争事务领域突破指令性结构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过渡时，每一次都以战争领域作为突破口。
顺便要指出一点，中国学者顾准通过自己的研究同样发现，军事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出现和确立有着至关重要作用，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
麦尼尔和顾准注重军事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路对分析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社会性质十分重要。郑氏集团在经济上主要从事海上贸易，以追求商业利润目。为保护海上贸易而建立水师，并用商业利润来维持它的水师。[8]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与以往内地的割据政权不同，其政治和外交功能也基本围绕海上贸易这一核心运作。郑成功集团在其管辖区内，经济、军事、外交、政治四者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相互扩张的社会反馈回路，这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郑氏集团其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近似于麦尼尔所说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因而真正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我们知道由于长期治水和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中原农耕区域采取了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其具体体现于经济上的计划性，政治上的高度中央极权，文化上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道德上的利他主义。西方现代化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市场原则，体现于经济上的自由贸易、机会均等，平等互利；政治则取建立在商业活动带来的契约精神之上的民主制；文化意识形态上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等一套价值体系，道德上倡导个人主义（并非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体系所认为的那种“个人主义”）。另外要指出的是，西方以市场原则为社会整合力量的现像从古希腊以来就有传统。
现代化同商业经济的关系可这样描述：有商业经济不一定发展到现代化，没有商业经济肯定没有现代化。商业经济在何种情形下能向现代化迈进？我认为像历史教课书上的“江南丝织业”是无法蜕变出现代化社会的。因为传统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有效地遏制了它突破传统经济的藩篱，使它处于小农经济的“补充成份”的永久性角色定位上。
我们不敢断言象郑成功之类的海商集团若能生存下去，就一定会带来现代化社会的质变，但同“江南丝织业”相比，迈向现代化的可能性要大些。理由是在郑氏集团那儿，商业经济同为之服务的军事、政治、外交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情形差不多。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像西方那样，有一套与物质生活领域相适应的精神价值体系，从而形成现代化社会所必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良性循环。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了郑氏海商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向传统社会强有力的挑战，即经济上体现于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向封建性质的计划经济的挑战；政治上是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向农业本位的政治实体的挑战，尽管政体形式仍取传统样式；意识形态上是商业价值体系向儒家伦理体系的挑战；社会整合方向上是市场原则向指令性原则的挑战挑战；社会形态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向古老的“军事——农业复合体”的挑战；军事上是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向农耕社会的陆军的挑战。
顾准曾极有见地地指出：资本主义若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也不能发生。他是那个时代发现资本主义与军事力量存在必然关系唯一的人。以顾准的观点来看，郑成功为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往往同军事相结合的现象，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发生，有着不容替代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9]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过去史学界一向当作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丝织业。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并在社会管理操作时做得非常成功。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江南丝织业在封建社会的指令性原则控制下，同封建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形成有效互动，因而构成农业社会商品经济的有机部分，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另外，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远比江南丝织业社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
六、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局限性
西欧在近代以商业革命推动社会变迁，诞生新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引发了工业革命、政治革命、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塑造了新型的国际关系格局。这些运动和力量共同作用，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
而这一切在郑氏海商控制的东南区域却未发生。郑氏集团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念，这一点在郑成功本人身上就有明显的体现。他力主的“反清复明”主张现在看来仍是一种尊重传统的行为，而“反清复明”本身更是郑氏集团陷于战争不能自拔，无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因其战争所需的巨大花费而使海上商业税负过重，难以进行更大的资本积累。战争又常常干扰海商的正常贸易活动。在政治领域，郑氏集团也未超脱出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框架的约束，采取传统的政体形式，这一是继承了传统，二是战争的需要；另外，台湾的经济环境也约束了它的社会经济变迁。由于当时台湾经济仍然落后，可贸易的货物有限，政治隔绝使贩运大陆货物又遭限制，因而郑氏台湾的商业缺乏一个坚实的经济后盾。它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迅速发展的工业给以支撑，从而更显得脆弱。这一点，郑氏台湾与同时代的西班牙有相似之处。
同时代的西班牙作为最早最大的殖民帝国，积聚了大量财富，垄断了许多国际贸易。但在欧洲的争霸使它精疲力竭。而即使在西班牙鼎盛之时，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拥有财富的贵族却轻视经营工商业，更多的去购买地产，加上流入的金银过多，反使物价上涨，给发展工业造成障碍，最终使西班牙因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动力和后盾而衰落。因此，虽然我们说郑氏海商集团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上已具备了一定的近代因素，却同样由于这些方面各种不利因素之“合力”作用，而难以形成历史性的突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股颇具生命力的新生力量在强大的大陆保守力量的对抗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幕令人遗憾的历史剧。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了一个真理：参与广泛的交流才可以有更快的进步。但我们却失望地看到宋元以来积极参与全球交流的东南海商力量,被封闭锁国的保守力量无情地压倒了，郑氏集团的发展史构成了这一近代化潮流与传统力量较量历程的缩影。
再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宏观上可以看作是两种循环。经济、军事、政治、法律构成社会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循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构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循环。前者属于“形而下”，后者属“形而上”，两者在社会更大的范围构成循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基本相适应。比照之下，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会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在“形而下”的社会制度领域，尽管商品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已形成相关循环，但细加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一环，其金融体制并不发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一环，其法律制度仍无迹可循，其政治体制的形式仍沿袭着传统王权组合方式。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更属于封建传统的儒家范畴。这是由于“重农轻商”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意识中向来蔑视商业价值观念，知识份子深受儒家熏陶，根本不屑从理论上论证商业社会产生的契约原则的合理性，因而不像西方的卢梭哪样站出来论证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商业社会的合理性。即使人们在具体生活中按商业价值行事，但远远不能成为社会主导。至于同政治经济制度运作层面相适应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更无从谈起，而韦伯所认为必需的新教伦理更是无影无踪。所以，虽然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最能代表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因其被强大的传统社会所扭曲，其发育仍是一种畸形状态。
七、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从东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军事上，郑氏海上武装力量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商业文明性质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这支旨在维护海上贸易海军的出现说明，中国本土也能或迟或早地自发地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意识。在经济上，它不同于农业社会商业经济，而具有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它代表着市场原则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新的社会力量。而郑氏集团的覆灭则表明：以封闭型大河流域灌溉型农耕生活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具有异常强大之生命力，它对不管是内部自发产生的还是外部输入的异质文明具有极大的抵触力。郑氏集团的毁灭也许使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丧失一次自我更新的机会。
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
作者：倪乐雄 (中国经济史论坛发布)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１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１９６０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１９８０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２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一、
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３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
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１９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４８０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
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Ｈ·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４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
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１８０００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
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５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６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７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
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
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１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１１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１２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13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
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１５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
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
二
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１６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１６
从军事学角度看，郑氏海上力量能先后与大陆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陆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吴三桂、耿精忠等消灭，但同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集团相持了２３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规模营造水师，启用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经过海上会战，占领澎湖列岛，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才迫使郑氏集团投降。１７这一现象的军事学意义是：一、海权比陆权重要的战争规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产，在中国本土亦能自发地诞生。二、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１８三、用现代军事学眼光看，郑成功的部队属于数量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公元１６５７年，郑成功北伐路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的路线如出一辙，补给于舟山群岛，扼长江口而据天下之险，溯江而上军锋直逼南京，以动摇江南半壁。这表明：海权意识制约下的战略战术具有一致性。
１７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１８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１９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
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２０军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２１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
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２２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
三
借鉴西方学者威廉Ｈ·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
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２３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１１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１１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２４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２５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
不难发现，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它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后割据台湾，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地方政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在其后来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２６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
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２７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
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28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
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２９“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３０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
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３１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
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四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在没有西方文明介入的情况下，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国内学者对此大都持否定态度。我注意到顾准先生的态度尤其鲜明，他断言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３２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３３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３４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３５
笔者深为顾准敏锐而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他也是那个时代国内为数不多的、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能多方位考察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学人之一，３９而且是国内罕见的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与军事力量之间关系的学者。遗憾的是，顾准完全忽视了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存在，而这个集团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商业进行保护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正是顾准所说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因此他的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
也许我们长期习惯于用“武装走私”、“海盗集团”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类似郑氏性质的海上集团，至于王直、徐海、吴平等不成气候者，更属一群不值考究的“海贼”。历史学者潜意识里的正统道德意识，常常使人忽略了这些“异质群体”在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正是那些在公元１１世纪的庄园间，手持刀枪、走村串户的小商贩们培育起来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１７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出最为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上集团没有做到，而在１８０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从此开始了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中国近代史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顺序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解体时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３６因此，笔者认为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出现至少能够说明：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下，３７中国在特殊的地理区域内（东南沿海一带），也能自发地产生出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
华东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
作者：倪乐雄 (中国经济史论坛发布)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１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１９６０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１９８０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２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一、
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３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
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１９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４８０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
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Ｈ·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４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
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１８０００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
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５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６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７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
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
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１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１１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１２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13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
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１５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
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
二
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１６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１６
从军事学角度看，郑氏海上力量能先后与大陆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陆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吴三桂、耿精忠等消灭，但同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集团相持了２３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规模营造水师，启用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经过海上会战，占领澎湖列岛，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才迫使郑氏集团投降。１７这一现象的军事学意义是：一、海权比陆权重要的战争规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产，在中国本土亦能自发地诞生。二、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１８三、用现代军事学眼光看，郑成功的部队属于数量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公元１６５７年，郑成功北伐路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的路线如出一辙，补给于舟山群岛，扼长江口而据天下之险，溯江而上军锋直逼南京，以动摇江南半壁。这表明：海权意识制约下的战略战术具有一致性。
１７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１８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１９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
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２０军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２１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
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２２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
三
借鉴西方学者威廉Ｈ·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
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２３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１１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１１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２４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２５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
不难发现，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它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后割据台湾，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地方政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在其后来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２６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
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２７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
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28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
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２９“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３０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
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３１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
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四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在没有西方文明介入的情况下，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国内学者对此大都持否定态度。我注意到顾准先生的态度尤其鲜明，他断言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３２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３３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３４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３５
笔者深为顾准敏锐而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他也是那个时代国内为数不多的、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能多方位考察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学人之一，３９而且是国内罕见的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与军事力量之间关系的学者。遗憾的是，顾准完全忽视了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存在，而这个集团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商业进行保护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正是顾准所说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因此他的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
也许我们长期习惯于用“武装走私”、“海盗集团”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类似郑氏性质的海上集团，至于王直、徐海、吴平等不成气候者，更属一群不值考究的“海贼”。历史学者潜意识里的正统道德意识，常常使人忽略了这些“异质群体”在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正是那些在公元１１世纪的庄园间，手持刀枪、走村串户的小商贩们培育起来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１７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出最为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上集团没有做到，而在１８０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从此开始了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中国近代史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顺序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解体时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３６因此，笔者认为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出现至少能够说明：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下，３７中国在特殊的地理区域内（东南沿海一带），也能自发地产生出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
华东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