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美国、中国的腐败

这是个有意思的文章，供大家评鉴。

我刚从印度回来。在印度期间，我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发表演讲的讲台上给国会议员们讲课。这个国家最近丑闻缠身，手机行业一个涉及部长级官员的巨大骗局，让一个政客敛财高达数十亿美元。

　　但一些议员们也惊讶地发现，原来奥巴马向他们发表演讲时使用了一台“隐形”提词机（“invisible” teleprompter）。这让听众误以为他是即席演讲的，这在印度可是一项备受推崇的技巧。

评价腐败的跨文化差异

　　以上两个事件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腐败：前者跟金钱有关，后者则是一种骗术。两者在道德堕落的程度上明显是不同的。但奥巴马的事件却反映了在评价一个社会腐败程度的重要跨文化差异。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经常对各国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世界银行偶尔也会这样做，媒体则会不断引用这些数据来说明国家间的相对排名。但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影响了排名的合理性——毕竟这些排名都是根据对公众意见的调查。奥巴马的行为在美国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虽然人们可能认为以他的滔滔雄辨，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但印度的情况不同，使用这种技巧，在印度是认为应该受到批判的。

　　印度无疑也跟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存在腐败。但在印度文化中，人们会假设每个人在公共生活中都有腐败行为，除非他能证明自己是清廉的。即便是个盲人也会告诉“透明国际”的调查员：“我亲眼看见他接受了贿赂。”一位品德无可挑剔的杰出印度官员告诉我，他母亲曾对他说：“我相信你是廉洁的，但这只是因为你是我儿子。”

　　因此，如果你问印度人他们的政府是否充斥着贪污腐败，他们会大声地回答：“是的！”同其他比较注重实际证据的国家相比，这种反应扭曲了印度的全球排名。

谁是“权贵”？谁为“朋友”？

　　另外一种类似的偏差，是出自偶尔会产生的一种倾向，即认为其他国家的政治庇荫情况比自己国内的更为严重。比如，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把矛头一致指向受影响国家的情况：认为“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拖垮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换句话说，东亚领导人身边的人和捐助者都是“权贵”，美国领导人身边的却都是“朋友”。

　　事实上，真正导致危机的很明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它们推动朝资本账户开放的转变，却不理解自由资本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两码事，两者的情况是不能对比的。

　　但在那些腐败大量明显存在的地方，人们也不能因此而认为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与此相反，这通常都是政策结下的恶果。

政策与制度如何催生腐败

　　印度在1950年代有一个为世界所称道的文官制度以及政治阶层。如果这在今天让人感到难以置信，这种道德沦丧可以追溯到无孔不入的“许可证统治”（permit raj）——任何进口、生产及投资行为都需要许可证，而且这个制度的规模越来越大。高级官员们很快就发现可以利用许可证来要求回报，而政客们则利用这个制度来帮助资助自己的大财主。

　　这个制度一生根，腐败行为也往下渗透。高级官员和政客们接受贿赂去做不该做的事，而下级官员则索取贿赂才愿意做本该做的事。除非你给他们甜头，否则政府办事处的文员就不会为你提供相关文件，或者让你获取所要的出生证或地契。

　　如果政策可以催生腐败的话，腐败的代价明显的也会随着特定政策而有所不同。腐败的代价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地方尤其高昂，当地的政策制造了可以赚取稀缺性租金（scarcity rents）的垄断权力，这些钱之后又分配给官员的亲属。

　　这种“制造租金”型的腐败代价极高，并会侵蚀经济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腐败通常都是“利益分享”型，家庭成员都获得企业的股份，他们的收益也随着企业盈利的上升而增加——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腐败。

　　当然，长远来说，这两种腐败都会腐蚀良好管制所需的尊重和信任，并因此损害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没有责任去正确的定义腐败——并认识到在理解腐败时需要注意的明显及重要文化差异。这是个有意思的文章，供大家评鉴。

我刚从印度回来。在印度期间，我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发表演讲的讲台上给国会议员们讲课。这个国家最近丑闻缠身，手机行业一个涉及部长级官员的巨大骗局，让一个政客敛财高达数十亿美元。

　　但一些议员们也惊讶地发现，原来奥巴马向他们发表演讲时使用了一台“隐形”提词机（“invisible” teleprompter）。这让听众误以为他是即席演讲的，这在印度可是一项备受推崇的技巧。

评价腐败的跨文化差异

　　以上两个事件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腐败：前者跟金钱有关，后者则是一种骗术。两者在道德堕落的程度上明显是不同的。但奥巴马的事件却反映了在评价一个社会腐败程度的重要跨文化差异。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经常对各国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世界银行偶尔也会这样做，媒体则会不断引用这些数据来说明国家间的相对排名。但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影响了排名的合理性——毕竟这些排名都是根据对公众意见的调查。奥巴马的行为在美国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虽然人们可能认为以他的滔滔雄辨，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但印度的情况不同，使用这种技巧，在印度是认为应该受到批判的。

　　印度无疑也跟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存在腐败。但在印度文化中，人们会假设每个人在公共生活中都有腐败行为，除非他能证明自己是清廉的。即便是个盲人也会告诉“透明国际”的调查员：“我亲眼看见他接受了贿赂。”一位品德无可挑剔的杰出印度官员告诉我，他母亲曾对他说：“我相信你是廉洁的，但这只是因为你是我儿子。”

　　因此，如果你问印度人他们的政府是否充斥着贪污腐败，他们会大声地回答：“是的！”同其他比较注重实际证据的国家相比，这种反应扭曲了印度的全球排名。

谁是“权贵”？谁为“朋友”？

　　另外一种类似的偏差，是出自偶尔会产生的一种倾向，即认为其他国家的政治庇荫情况比自己国内的更为严重。比如，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把矛头一致指向受影响国家的情况：认为“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拖垮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换句话说，东亚领导人身边的人和捐助者都是“权贵”，美国领导人身边的却都是“朋友”。

　　事实上，真正导致危机的很明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它们推动朝资本账户开放的转变，却不理解自由资本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两码事，两者的情况是不能对比的。

　　但在那些腐败大量明显存在的地方，人们也不能因此而认为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与此相反，这通常都是政策结下的恶果。

政策与制度如何催生腐败

　　印度在1950年代有一个为世界所称道的文官制度以及政治阶层。如果这在今天让人感到难以置信，这种道德沦丧可以追溯到无孔不入的“许可证统治”（permit raj）——任何进口、生产及投资行为都需要许可证，而且这个制度的规模越来越大。高级官员们很快就发现可以利用许可证来要求回报，而政客们则利用这个制度来帮助资助自己的大财主。

　　这个制度一生根，腐败行为也往下渗透。高级官员和政客们接受贿赂去做不该做的事，而下级官员则索取贿赂才愿意做本该做的事。除非你给他们甜头，否则政府办事处的文员就不会为你提供相关文件，或者让你获取所要的出生证或地契。

　　如果政策可以催生腐败的话，腐败的代价明显的也会随着特定政策而有所不同。腐败的代价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地方尤其高昂，当地的政策制造了可以赚取稀缺性租金（scarcity rents）的垄断权力，这些钱之后又分配给官员的亲属。

　　这种“制造租金”型的腐败代价极高，并会侵蚀经济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腐败通常都是“利益分享”型，家庭成员都获得企业的股份，他们的收益也随着企业盈利的上升而增加——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腐败。

　　当然，长远来说，这两种腐败都会腐蚀良好管制所需的尊重和信任，并因此损害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没有责任去正确的定义腐败——并认识到在理解腐败时需要注意的明显及重要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