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和印尼的腐败根源

据亚洲时报在线报道：有句俗话说：“在印度，腐败勾当是在桌子底下进行的；在中国则是在桌面上进行的；而在印尼，就连桌子也是腐败的。”中国、印度和印尼是亚洲的三大国家，而它们的排名情况也经常成为话题。若从贿赂官员和政府腐败的角度来看，许多人认为亚洲三大国的名次应该会发生变化。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解读这句俗话，无法否定的是：腐败现象在亚洲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普遍看法。西方国家对亚洲的理解过度局限于对新加坡和香港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的认知，因而常常忽略了在亚洲其他地区营商的现实环境。以下，笔者将按次序分别对印度、中国和印尼三个国家进行简要的探讨。
    在印度，腐败现象大概出现在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其主要源头是政客。较低级的政府公务员也有腐败，但是看其上司的经验学会了腐败的好处。的确，如果政客本身比较廉洁，他的生活较清苦不算，他们还会还受同侪排挤而十分不快乐。
    无论是国民大会党（Congress party，简称“国大党”），还是它的宿敌──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它们的发展历程都可深刻说明了问题。国大党是在上世纪60年代由已故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创立的。尽管英迪拉本人可能没有收受过贿赂，但为人十分自大张扬，经常干涉行政体制。在70年代中期，她更一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中央集权的政策下，甘地夫人逐渐拉拢了一批对自己唯命是从、阿谀奉承的政客，并且以经济利益或是将他们安插在重点选区作为利诱。甘地夫人对这些政客相当宽容，因为她可以利用他们达到分裂反对党的目的。
    这一策略相当成功，虽然甘地夫人在1977年的大选中惨败，但是新任的政府也是好景不长。80年代以后，国大党内部阿谀奉承的作风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由前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领导的政府由于博福斯丑闻的影响而在1989年的竞选中倒台。（编注：1987年，瑞典军火生产商博福斯（Bofors）向印度政府官员行贿数百万美元，以获得一份利润丰厚的合同，向印度陆军提供大口径野战炮。事件曝光后在印度社会各界激起了广泛的愤怒。）
    另一方面，反对党的表现同样差强人意。人民党一向奉行印度民族主义，其运作资金主要来自一些指望获得税收优惠的小型企业。而其他在野党的数量又太多，这也是腐败盛行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选举过程中，选民总是倾向于支持非执政的一方，更助长了各政党不顾长远利益，一味收受贿赂的不正之风。
    其次，政治党派的构成总是不断变化。举例来说，在印度北部，以特定阶层作为基础的政党都比较成功，但是同时也导致腐败现象猖獗，其原因可能是竞选费用过于庞大。这些政党声称，通过腐败手段可以把支持草根阶层的权益的侯选人当选，因此腐败是将上层的财富向低下阶层选民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但笔者非常怀疑这说法。
    通过立法来打击政治腐败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原因是没有一个执政党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换言之，打击腐败首先将会遭受政党内部的反对压力。有人开玩笑说，国大党绝对不敢提出腐败罪名可判处死刑的议案，除非国大党的国会议员们愿意“舍身取义”。
    由于所有的政党（印度共产党除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所以印度人民唯一的选择是：要么就像孟加拉（Bengal）那样、冒着经济衰退的风险支持共产党上台，要么就支持其他政党、并祈望经济发展的好处能够弥补他们为腐败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说印度的多党民主体制为腐败提供了一个“温床”，那么中国的一党专政也好不到哪儿去。自邓小平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以来，中国的官员就一直寻找任何聚敛钱财的机会。不论是旗下企业可以媲美任何一家西方巨头公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是染指各种工程项目的地方官员，纳税人的钱都被悄悄地转移到有政治背景的少数人手中。
    此外，腐败问题所造成的其他损失包括银行不良贷款仍然难以计算。很多非常成功的银行家和商界人士，在个人财产被曝光后都被发现丑闻缠身，结果身败名裂。在中国，“树大招风”是一条铁律，名气越大越容易遭到查处。据笔者观察，级别较高的官员通常更注重长远利益，例如合伙投资以及子女的教育和晋升问题，而低级官员则更喜欢真金白银。
    从文化层面分析，中国的腐败问题与道家思想所主张的“利已主义”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提倡“先公后私”，要求当官的以百姓福址为首要考虑，但是道家却认为个人有为自身利益着想的必要和权利。因此，中国在文化上也赞同官员有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中国人确实也认为财富是成功的标志。这正是腐败现象在中国如此公开和直接的原因。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官员的录用制度有所改变。在古代，要成为官员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科举考试。在科举制度下，最腐败的官员通常是宫廷之内的宦官或太监，而许多朝代的灭亡也是由于宦官势力坐大造成朝政荒废所致。20世纪初，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如今，政府官员的权力必须要有政党背景的支持。事实上，这种用人制度只是古代宦官当道的一种变奏，因此笔者推断中国的腐败问题在未来将进一步恶化。
    最后讲讲印尼。爪哇民族（Javanese）的国王总是利用阴谋、迷信以及选择性的奖赏等手段来统治国家。他们就像是哇扬（wayang）木偶戏中的木偶师，小心翼翼地控制各个木偶的一举一动，并根据观众的反应临时改动剧本制造效果。印尼最后一位伟大的“木偶师”便是前总统苏哈托（Suharto），他常常利用印尼华人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印尼华商支持苏哈托家族，并为其提供资金，是为了有效控制营商所需要的资源。由于缺乏权力基础，因此华商只能依靠苏氏家族作为政治靠山。
    民主政治的确立使得腐败问题更加严峻，因为每一位继任的统治者都想巩固自己的政权。虽然政府承诺选民将纠正苏哈托时代的错误、避免社会财富过于集中，但是由于法制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要兑现这一承诺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尽管印尼资源丰富，在目前各种原料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有可为，可国内投资增长的停滞使得印尼政府倍受压力，西方和中东的投资者纷纷涌入印尼，而印尼的大部分资源仍然掌握在传统的商人手里据亚洲时报在线报道：有句俗话说：“在印度，腐败勾当是在桌子底下进行的；在中国则是在桌面上进行的；而在印尼，就连桌子也是腐败的。”中国、印度和印尼是亚洲的三大国家，而它们的排名情况也经常成为话题。若从贿赂官员和政府腐败的角度来看，许多人认为亚洲三大国的名次应该会发生变化。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解读这句俗话，无法否定的是：腐败现象在亚洲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普遍看法。西方国家对亚洲的理解过度局限于对新加坡和香港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的认知，因而常常忽略了在亚洲其他地区营商的现实环境。以下，笔者将按次序分别对印度、中国和印尼三个国家进行简要的探讨。
    在印度，腐败现象大概出现在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其主要源头是政客。较低级的政府公务员也有腐败，但是看其上司的经验学会了腐败的好处。的确，如果政客本身比较廉洁，他的生活较清苦不算，他们还会还受同侪排挤而十分不快乐。
    无论是国民大会党（Congress party，简称“国大党”），还是它的宿敌──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它们的发展历程都可深刻说明了问题。国大党是在上世纪60年代由已故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创立的。尽管英迪拉本人可能没有收受过贿赂，但为人十分自大张扬，经常干涉行政体制。在70年代中期，她更一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中央集权的政策下，甘地夫人逐渐拉拢了一批对自己唯命是从、阿谀奉承的政客，并且以经济利益或是将他们安插在重点选区作为利诱。甘地夫人对这些政客相当宽容，因为她可以利用他们达到分裂反对党的目的。
    这一策略相当成功，虽然甘地夫人在1977年的大选中惨败，但是新任的政府也是好景不长。80年代以后，国大党内部阿谀奉承的作风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由前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领导的政府由于博福斯丑闻的影响而在1989年的竞选中倒台。（编注：1987年，瑞典军火生产商博福斯（Bofors）向印度政府官员行贿数百万美元，以获得一份利润丰厚的合同，向印度陆军提供大口径野战炮。事件曝光后在印度社会各界激起了广泛的愤怒。）
    另一方面，反对党的表现同样差强人意。人民党一向奉行印度民族主义，其运作资金主要来自一些指望获得税收优惠的小型企业。而其他在野党的数量又太多，这也是腐败盛行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选举过程中，选民总是倾向于支持非执政的一方，更助长了各政党不顾长远利益，一味收受贿赂的不正之风。
    其次，政治党派的构成总是不断变化。举例来说，在印度北部，以特定阶层作为基础的政党都比较成功，但是同时也导致腐败现象猖獗，其原因可能是竞选费用过于庞大。这些政党声称，通过腐败手段可以把支持草根阶层的权益的侯选人当选，因此腐败是将上层的财富向低下阶层选民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但笔者非常怀疑这说法。
    通过立法来打击政治腐败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原因是没有一个执政党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换言之，打击腐败首先将会遭受政党内部的反对压力。有人开玩笑说，国大党绝对不敢提出腐败罪名可判处死刑的议案，除非国大党的国会议员们愿意“舍身取义”。
    由于所有的政党（印度共产党除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所以印度人民唯一的选择是：要么就像孟加拉（Bengal）那样、冒着经济衰退的风险支持共产党上台，要么就支持其他政党、并祈望经济发展的好处能够弥补他们为腐败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说印度的多党民主体制为腐败提供了一个“温床”，那么中国的一党专政也好不到哪儿去。自邓小平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以来，中国的官员就一直寻找任何聚敛钱财的机会。不论是旗下企业可以媲美任何一家西方巨头公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是染指各种工程项目的地方官员，纳税人的钱都被悄悄地转移到有政治背景的少数人手中。
    此外，腐败问题所造成的其他损失包括银行不良贷款仍然难以计算。很多非常成功的银行家和商界人士，在个人财产被曝光后都被发现丑闻缠身，结果身败名裂。在中国，“树大招风”是一条铁律，名气越大越容易遭到查处。据笔者观察，级别较高的官员通常更注重长远利益，例如合伙投资以及子女的教育和晋升问题，而低级官员则更喜欢真金白银。
    从文化层面分析，中国的腐败问题与道家思想所主张的“利已主义”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提倡“先公后私”，要求当官的以百姓福址为首要考虑，但是道家却认为个人有为自身利益着想的必要和权利。因此，中国在文化上也赞同官员有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中国人确实也认为财富是成功的标志。这正是腐败现象在中国如此公开和直接的原因。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官员的录用制度有所改变。在古代，要成为官员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科举考试。在科举制度下，最腐败的官员通常是宫廷之内的宦官或太监，而许多朝代的灭亡也是由于宦官势力坐大造成朝政荒废所致。20世纪初，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如今，政府官员的权力必须要有政党背景的支持。事实上，这种用人制度只是古代宦官当道的一种变奏，因此笔者推断中国的腐败问题在未来将进一步恶化。
    最后讲讲印尼。爪哇民族（Javanese）的国王总是利用阴谋、迷信以及选择性的奖赏等手段来统治国家。他们就像是哇扬（wayang）木偶戏中的木偶师，小心翼翼地控制各个木偶的一举一动，并根据观众的反应临时改动剧本制造效果。印尼最后一位伟大的“木偶师”便是前总统苏哈托（Suharto），他常常利用印尼华人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印尼华商支持苏哈托家族，并为其提供资金，是为了有效控制营商所需要的资源。由于缺乏权力基础，因此华商只能依靠苏氏家族作为政治靠山。
    民主政治的确立使得腐败问题更加严峻，因为每一位继任的统治者都想巩固自己的政权。虽然政府承诺选民将纠正苏哈托时代的错误、避免社会财富过于集中，但是由于法制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要兑现这一承诺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尽管印尼资源丰富，在目前各种原料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有可为，可国内投资增长的停滞使得印尼政府倍受压力，西方和中东的投资者纷纷涌入印尼，而印尼的大部分资源仍然掌握在传统的商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