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真和石一歌无关么？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现代文学课上，老师颇为无奈的表示当初编纂教材，某领导非常喜欢余的文章，虽然大家反对，结果还是把《风雨天一阁》这篇编入了教材——对于理科生来说，这一学期的课程可只有薄薄的一本啊，废名先生绝代神作《桥》也就截了一两页而已。Teacher照例朗诵一遍，但只点拨了两句未深入讲解分析，只以本文为例结合余其他作品的经典“桥段”谈了谈“文心以其诚”的问题，大家以前也多读过其大作，突然一并恍然，吼吼...之后Teacher顺便也扒了扒石一歌的卦——毕竟是过来人嘛。个人觉得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这也不算什么抬不起头的事，参与的人也不止11个，没必要这样躲之不及，学习巴老的风范更令人敬重。但关于“石一歌”的历史材料，现存何处呢？据说一直没有关于余的“确凿”证据。

今天看了一篇余的博文（采访记录），正式否认了这段历史，当然最近折腾的重点是“假捐款”的事:D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4efe0100dt0e.html?tj=1
当代作家与书法——张公者对话余秋雨之七



　　张公者：您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您心里并不认可某种观点、事物、人等等，可为了不给对方难堪，会说出认可的话，并且让人感到听了您的表达之后又非常信服您的真诚。


　　余秋雨：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很少，几乎没有。


　　张公者：您不说违心的话？


　　余秋雨：我不说。最多暂时沉默，但不会绝对沉默。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拒绝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的邀请，包括大量的评奖、颁奖活动，原因就在于我不赞成那些活动的基本内容或发生方式。历年来我受到最多的诽谤，主要原因就在于我的直言。

　　张公者：是出于自己的文化良知或者说是做人的原则？


　　余秋雨：这两点没有区别。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文化良知就是做人的原则。文化良知关系到人间文化秩序的建立，如果人间文化秩序错乱了，那将是一场无声的大灾难。


　　张公者：您曾做过多年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它给您带来的最重要的自身意义是什么？


　　余秋雨：社会责任感。担任这样的社会职务，对自己是一种严格的训练。在接受这种训练之前，我们也会谈论社会责任感，但比较空，摸不着边际。一担任社会职务，就必须为大量素昧平生的人服务，天天负担起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祸福。对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务，需要立即产生权威、产生判断，并采取合适的措施。这一切，使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变成了实践。我变得扎实了。


　　张公者：文化学者，这个称谓是您自己定位的还是学术界、传媒界他们定位的？


　　余秋雨：他们定的。我当时比较喜欢的是叫“文化旅行家”、“旅行者”，因为我走的路比较多。也可以简单一点叫“文化行者”。文化两个字的范围很大，不仅仅是指文学专业。我为文化制定了一个定义：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


　　张公者：您看自己的博客吗？


　　余秋雨：没看过。有一家网上书城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帮我打理，我彻底不管。


　　张公者：您的博客有很多帖子，除去对您的赞扬之外，有一部分是不赞成您的观点的，甚至对您的行为做法有反对意见的。您为什么不删掉？


　　余秋雨：那就在后面放着好了。我做自己的事，而且全是好事，有人要来反对，就必须制造一些“观点”和谣言，这很可笑，不值得去理，连反驳和删掉都是多余的。例如去年5·12地震，我被全国的抗震救灾所感动，到灾区做了很多事，但几乎每一件事都受到文化界少数人的反对。当时有一些失去了孩子的家长跪在废墟上要求惩处校舍建造商，我就要求当地政府保留废墟上的证据，然后又劝说那些灾民，堰塞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崩溃，应该回到安全的帐篷里去。这被少数文化人诽谤成“阻止请愿”。更奇怪的一次诽谤是，就在地震发生后决定捐款20万元办一所希望小学，但灾区教育局的领导建议我，改捐三个图书馆，由我自己来挑选书。于是我就用20万元买书，再追加30万元购买图书馆的设备，三家图书馆都得在今年9月1日落成。由于整个过程我是亲自组织团队完成的，没有交给红十字会来做，因此有人造谣说是“假捐款”，又说怎么不直接捐钱，却捐了书。灾区的教育局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他们仍然一片喧哗，在网上大吵大闹。我与他们的对立，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他们在海外媒体一直宣扬，中国的抗震救灾是“灌迷魂汤”，“一切都是假的”。我不是政府官员，但我坚持，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表现优秀。我反对用诽谤别人来获得自己名声的做法。


　　我深感悲哀的是，中国文化界怎么会被这样的造谣者所践踏，而我们却毫无阻止的办法。例如，十几年来，他们一直在造谣说我在“文革”里面参加一个叫“石一歌”的组织。我悬赏了600天，任何人能够指出我用“石一歌”的名义写过一篇、一段、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文字，我就奖给他我全年的薪水，这事由上海的律师协会的监视长来执行。600天，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可见这彻底是谣言。但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么说，永不改口，又永不出示证据。


　　张公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余秋雨：一开始我也纳闷，为什么永远闭着眼睛颠倒黑白。后来才知道，造谣诽谤，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张公者：是因为他们不赞同您的观点吗？


　　余秋雨：这些不断攻击我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观点。我粗粗算了一下，他们一共是四五个人，都是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毕业的，不会创作，不懂外语，不懂古文，全部才能只是会写大批判文章，但又胆小，不敢批判官员和团体，只敢拿我这么一个没有官职却比较出名的人来攻击，证明自己还有活干，顺便赚一点稿费。最近还有一个与我有关的谣言，说我跟马兰离婚了。这样的谣言，每半年就有一次。我觉得他们实在太空了。书法家一定不会与他们搅在一起，因为书法家要练字，没有那么多时间。


　　张公者：刚才我们和您、和马兰女士一起吃饭。看得出，您和马兰女士很恩爱。


　　余秋雨：谢谢你。但造谣者还会说，恩爱是假的。或者说，这个马兰已经不是原来的马兰。


　　张公者：转换一下话题，您的散文有很多是在行旅中完成的，涉及到历史，包括科学、地理学诸多方面的知识，而往往当时又没有图书等资料可以查阅。您的知识储备跟得上您的思想、跟得上您要表述的内容吗？


　　余秋雨：跟得上。我对于我所写、所读的广阔的知识领域，有比较充分的准备。


　　张公者：这是您智慧的体现吗？是有意为之吗？


　　余秋雨：不是有意的。当时我们在恐怖主义地区历险，生命每天都在危险中。当时中国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书，那里更没有书店可言，连像样的商店都找不到，我凭的就是自己的积累。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积累？就是在“文革”中，我为了逃避政治运动，躲到了浙江一座半山上潜居，碰巧碰到了蒋介石留下的一个藏书楼。在“文革”结束后，我又把自己关起来，用7年时间在研究整整14个国家的历史，后来写成了《世界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等著作。这些著作表面上都与戏剧有关，实际上都广泛涉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层面，包含着大量知识。


　　张公者：您都能记得下来吗？


　　余秋雨：如果忘掉一部分，总还留下很大的一部分。我在那么多学术著作中自己完成的外文翻译部分，尤其是我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涉及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知识，至今没有一处被指出有误。这是因为，那些诽谤者完全无法进入这些部分。只有一个人曾写书“揭露”《文化苦旅》中有大量“文史错误”，在全国也大闹了一阵，但是后来当代文史权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连写三篇长文，一一予以批驳，认为那个人是乱说，事情才阻止。但所有参与诽谤的媒体一家也没有道歉。我想，他们的“勇敢”，确实与他们的无知有关，也与他们缺少“耻感”有关。


　　张公者：您是如何记忆的？


　　余秋雨：我让一切重要的内容都在脑子里作系统地处理。一切系统化的东西就很难遗忘。我重视记忆的感性，因此总是走访现场。到了现场，记忆就更牢了。这是一个既有系统、又有感性的知识储备。


　　张公者：我觉得一个人的格局对成就事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苏东坡，他不仅在诗文书画方面有很大成就，同时也做官，关心民间的疾苦，关心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情……是这些成就了他在文艺方面的高度。颜真卿，在国难危亡的时候挺身而出。也包括王羲之，他的《兰亭序》也是在思考人生。我觉得格局是影响着人的成就的。而您放弃了做官从事政治，假如拥有这些岂不是会更加丰富您的人生和您的创作吗？


　　余秋雨：格局与职位无关。格局在于宏观视野和深层思考，并把自己的生命价值托付给宏观视野和深层思考。挺身而出的勇气，也来源于此。例如我前后讲了，我一年来为中国在地震中的表现喝彩，就是从宏观上比较了世界各国的救灾情况，又对生命哲学作了深层思考的结果。因此我有足够的勇气来反驳少数文人对中国人民的诬蔑。


　　张公者：您虽然不去做官，但还是关心政治。


　　余秋雨：我只关心政治在人本意义和生命价值上的展开，当然也关心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但我绝不关心官场谋略、人事升迁。二十年前毅然辞职，也是为了告别政治的操作层面而进入它的人文层面。我一直认为，人文价值高于政治命题，而自然天道又高于人文价值。■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现代文学课上，老师颇为无奈的表示当初编纂教材，某领导非常喜欢余的文章，虽然大家反对，结果还是把《风雨天一阁》这篇编入了教材——对于理科生来说，这一学期的课程可只有薄薄的一本啊，废名先生绝代神作《桥》也就截了一两页而已。Teacher照例朗诵一遍，但只点拨了两句未深入讲解分析，只以本文为例结合余其他作品的经典“桥段”谈了谈“文心以其诚”的问题，大家以前也多读过其大作，突然一并恍然，吼吼...之后Teacher顺便也扒了扒石一歌的卦——毕竟是过来人嘛。个人觉得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这也不算什么抬不起头的事，参与的人也不止11个，没必要这样躲之不及，学习巴老的风范更令人敬重。但关于“石一歌”的历史材料，现存何处呢？据说一直没有关于余的“确凿”证据。

今天看了一篇余的博文（采访记录），正式否认了这段历史，当然最近折腾的重点是“假捐款”的事:D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4efe0100dt0e.html?tj=1
当代作家与书法——张公者对话余秋雨之七



　　张公者：您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您心里并不认可某种观点、事物、人等等，可为了不给对方难堪，会说出认可的话，并且让人感到听了您的表达之后又非常信服您的真诚。


　　余秋雨：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很少，几乎没有。


　　张公者：您不说违心的话？


　　余秋雨：我不说。最多暂时沉默，但不会绝对沉默。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拒绝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的邀请，包括大量的评奖、颁奖活动，原因就在于我不赞成那些活动的基本内容或发生方式。历年来我受到最多的诽谤，主要原因就在于我的直言。

　　张公者：是出于自己的文化良知或者说是做人的原则？


　　余秋雨：这两点没有区别。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文化良知就是做人的原则。文化良知关系到人间文化秩序的建立，如果人间文化秩序错乱了，那将是一场无声的大灾难。


　　张公者：您曾做过多年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它给您带来的最重要的自身意义是什么？


　　余秋雨：社会责任感。担任这样的社会职务，对自己是一种严格的训练。在接受这种训练之前，我们也会谈论社会责任感，但比较空，摸不着边际。一担任社会职务，就必须为大量素昧平生的人服务，天天负担起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祸福。对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务，需要立即产生权威、产生判断，并采取合适的措施。这一切，使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变成了实践。我变得扎实了。


　　张公者：文化学者，这个称谓是您自己定位的还是学术界、传媒界他们定位的？


　　余秋雨：他们定的。我当时比较喜欢的是叫“文化旅行家”、“旅行者”，因为我走的路比较多。也可以简单一点叫“文化行者”。文化两个字的范围很大，不仅仅是指文学专业。我为文化制定了一个定义：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


　　张公者：您看自己的博客吗？


　　余秋雨：没看过。有一家网上书城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帮我打理，我彻底不管。


　　张公者：您的博客有很多帖子，除去对您的赞扬之外，有一部分是不赞成您的观点的，甚至对您的行为做法有反对意见的。您为什么不删掉？


　　余秋雨：那就在后面放着好了。我做自己的事，而且全是好事，有人要来反对，就必须制造一些“观点”和谣言，这很可笑，不值得去理，连反驳和删掉都是多余的。例如去年5·12地震，我被全国的抗震救灾所感动，到灾区做了很多事，但几乎每一件事都受到文化界少数人的反对。当时有一些失去了孩子的家长跪在废墟上要求惩处校舍建造商，我就要求当地政府保留废墟上的证据，然后又劝说那些灾民，堰塞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崩溃，应该回到安全的帐篷里去。这被少数文化人诽谤成“阻止请愿”。更奇怪的一次诽谤是，就在地震发生后决定捐款20万元办一所希望小学，但灾区教育局的领导建议我，改捐三个图书馆，由我自己来挑选书。于是我就用20万元买书，再追加30万元购买图书馆的设备，三家图书馆都得在今年9月1日落成。由于整个过程我是亲自组织团队完成的，没有交给红十字会来做，因此有人造谣说是“假捐款”，又说怎么不直接捐钱，却捐了书。灾区的教育局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他们仍然一片喧哗，在网上大吵大闹。我与他们的对立，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他们在海外媒体一直宣扬，中国的抗震救灾是“灌迷魂汤”，“一切都是假的”。我不是政府官员，但我坚持，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表现优秀。我反对用诽谤别人来获得自己名声的做法。


　　我深感悲哀的是，中国文化界怎么会被这样的造谣者所践踏，而我们却毫无阻止的办法。例如，十几年来，他们一直在造谣说我在“文革”里面参加一个叫“石一歌”的组织。我悬赏了600天，任何人能够指出我用“石一歌”的名义写过一篇、一段、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文字，我就奖给他我全年的薪水，这事由上海的律师协会的监视长来执行。600天，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可见这彻底是谣言。但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么说，永不改口，又永不出示证据。


　　张公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余秋雨：一开始我也纳闷，为什么永远闭着眼睛颠倒黑白。后来才知道，造谣诽谤，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张公者：是因为他们不赞同您的观点吗？


　　余秋雨：这些不断攻击我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观点。我粗粗算了一下，他们一共是四五个人，都是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毕业的，不会创作，不懂外语，不懂古文，全部才能只是会写大批判文章，但又胆小，不敢批判官员和团体，只敢拿我这么一个没有官职却比较出名的人来攻击，证明自己还有活干，顺便赚一点稿费。最近还有一个与我有关的谣言，说我跟马兰离婚了。这样的谣言，每半年就有一次。我觉得他们实在太空了。书法家一定不会与他们搅在一起，因为书法家要练字，没有那么多时间。


　　张公者：刚才我们和您、和马兰女士一起吃饭。看得出，您和马兰女士很恩爱。


　　余秋雨：谢谢你。但造谣者还会说，恩爱是假的。或者说，这个马兰已经不是原来的马兰。


　　张公者：转换一下话题，您的散文有很多是在行旅中完成的，涉及到历史，包括科学、地理学诸多方面的知识，而往往当时又没有图书等资料可以查阅。您的知识储备跟得上您的思想、跟得上您要表述的内容吗？


　　余秋雨：跟得上。我对于我所写、所读的广阔的知识领域，有比较充分的准备。


　　张公者：这是您智慧的体现吗？是有意为之吗？


　　余秋雨：不是有意的。当时我们在恐怖主义地区历险，生命每天都在危险中。当时中国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书，那里更没有书店可言，连像样的商店都找不到，我凭的就是自己的积累。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积累？就是在“文革”中，我为了逃避政治运动，躲到了浙江一座半山上潜居，碰巧碰到了蒋介石留下的一个藏书楼。在“文革”结束后，我又把自己关起来，用7年时间在研究整整14个国家的历史，后来写成了《世界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等著作。这些著作表面上都与戏剧有关，实际上都广泛涉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层面，包含着大量知识。


　　张公者：您都能记得下来吗？


　　余秋雨：如果忘掉一部分，总还留下很大的一部分。我在那么多学术著作中自己完成的外文翻译部分，尤其是我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涉及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知识，至今没有一处被指出有误。这是因为，那些诽谤者完全无法进入这些部分。只有一个人曾写书“揭露”《文化苦旅》中有大量“文史错误”，在全国也大闹了一阵，但是后来当代文史权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连写三篇长文，一一予以批驳，认为那个人是乱说，事情才阻止。但所有参与诽谤的媒体一家也没有道歉。我想，他们的“勇敢”，确实与他们的无知有关，也与他们缺少“耻感”有关。


　　张公者：您是如何记忆的？


　　余秋雨：我让一切重要的内容都在脑子里作系统地处理。一切系统化的东西就很难遗忘。我重视记忆的感性，因此总是走访现场。到了现场，记忆就更牢了。这是一个既有系统、又有感性的知识储备。


　　张公者：我觉得一个人的格局对成就事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苏东坡，他不仅在诗文书画方面有很大成就，同时也做官，关心民间的疾苦，关心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情……是这些成就了他在文艺方面的高度。颜真卿，在国难危亡的时候挺身而出。也包括王羲之，他的《兰亭序》也是在思考人生。我觉得格局是影响着人的成就的。而您放弃了做官从事政治，假如拥有这些岂不是会更加丰富您的人生和您的创作吗？


　　余秋雨：格局与职位无关。格局在于宏观视野和深层思考，并把自己的生命价值托付给宏观视野和深层思考。挺身而出的勇气，也来源于此。例如我前后讲了，我一年来为中国在地震中的表现喝彩，就是从宏观上比较了世界各国的救灾情况，又对生命哲学作了深层思考的结果。因此我有足够的勇气来反驳少数文人对中国人民的诬蔑。


　　张公者：您虽然不去做官，但还是关心政治。


　　余秋雨：我只关心政治在人本意义和生命价值上的展开，当然也关心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但我绝不关心官场谋略、人事升迁。二十年前毅然辞职，也是为了告别政治的操作层面而进入它的人文层面。我一直认为，人文价值高于政治命题，而自然天道又高于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