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余秋雨:良宇,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8:07:41
余秋雨:良宇,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
作者:余秋雨
前一阵我在香港凤凰卫视预录《秋雨时分》的“人格尊严”部分，说了一件曾经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我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参加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了，前年下半年被一位朋友硬拉，到衡山宾馆的一个大会议厅参加了一次，上海不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他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我一听，肯定不是康德和罗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但我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问旁座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我一想，这个人的全名倒是在报纸上见到过，但从来没有听人这么去掉姓氏亲热地叫过，因此又问，这些教授和他很熟吗？旁座的先生告诉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人官职很高，他们不可能认识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我说，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
我虽然没有点名，但连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立即听出来了。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除了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这么说之外，我至少还几十次地向朋友们讲述过我从这件事情引起的担忧。记得那天在会场，主持人还点我发言，我因为有了上述的心情，在发言中故意强调了上海这些年来在文化上的严重滞后，那些学者教授都很吃惊地看着我，其中有两个还打断我，说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他们打断我发言的架势，完全是居高临下。
我当时想，对我傲慢不要紧，但这是一个有关人文学科的研讨，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比你们的那位“良宇”更有发言权吧？你们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学术了吧？
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我只是肯定：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这就是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我相信，当代中国很多文人成天在做这样的事，使不少官员忘了自己究竟是谁。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长久以来反复在推荐的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他们一次次省略某个自己并不认识的领导人的姓氏亲亲热热地叫着，只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和背景，不为什么，只为在糟践同行时让别人误会成是上级的意图，又明知任何机构也不会去查。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智慧”。
但是，文化的良知会查。余秋雨:良宇,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
作者:余秋雨
前一阵我在香港凤凰卫视预录《秋雨时分》的“人格尊严”部分，说了一件曾经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我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参加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了，前年下半年被一位朋友硬拉，到衡山宾馆的一个大会议厅参加了一次，上海不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他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我一听，肯定不是康德和罗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但我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问旁座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我一想，这个人的全名倒是在报纸上见到过，但从来没有听人这么去掉姓氏亲热地叫过，因此又问，这些教授和他很熟吗？旁座的先生告诉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人官职很高，他们不可能认识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我说，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
我虽然没有点名，但连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立即听出来了。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除了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这么说之外，我至少还几十次地向朋友们讲述过我从这件事情引起的担忧。记得那天在会场，主持人还点我发言，我因为有了上述的心情，在发言中故意强调了上海这些年来在文化上的严重滞后，那些学者教授都很吃惊地看着我，其中有两个还打断我，说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他们打断我发言的架势，完全是居高临下。
我当时想，对我傲慢不要紧，但这是一个有关人文学科的研讨，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比你们的那位“良宇”更有发言权吧？你们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学术了吧？
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我只是肯定：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这就是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我相信，当代中国很多文人成天在做这样的事，使不少官员忘了自己究竟是谁。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长久以来反复在推荐的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他们一次次省略某个自己并不认识的领导人的姓氏亲亲热热地叫着，只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和背景，不为什么，只为在糟践同行时让别人误会成是上级的意图，又明知任何机构也不会去查。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智慧”。
但是，文化的良知会查。
作者:余秋雨
前一阵我在香港凤凰卫视预录《秋雨时分》的“人格尊严”部分，说了一件曾经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我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参加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了，前年下半年被一位朋友硬拉，到衡山宾馆的一个大会议厅参加了一次，上海不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他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我一听，肯定不是康德和罗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但我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问旁座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我一想，这个人的全名倒是在报纸上见到过，但从来没有听人这么去掉姓氏亲热地叫过，因此又问，这些教授和他很熟吗？旁座的先生告诉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人官职很高，他们不可能认识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我说，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
我虽然没有点名，但连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立即听出来了。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除了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这么说之外，我至少还几十次地向朋友们讲述过我从这件事情引起的担忧。记得那天在会场，主持人还点我发言，我因为有了上述的心情，在发言中故意强调了上海这些年来在文化上的严重滞后，那些学者教授都很吃惊地看着我，其中有两个还打断我，说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他们打断我发言的架势，完全是居高临下。
我当时想，对我傲慢不要紧，但这是一个有关人文学科的研讨，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比你们的那位“良宇”更有发言权吧？你们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学术了吧？
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我只是肯定：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这就是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我相信，当代中国很多文人成天在做这样的事，使不少官员忘了自己究竟是谁。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长久以来反复在推荐的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他们一次次省略某个自己并不认识的领导人的姓氏亲亲热热地叫着，只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和背景，不为什么，只为在糟践同行时让别人误会成是上级的意图，又明知任何机构也不会去查。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智慧”。
但是，文化的良知会查。余秋雨:良宇,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
作者:余秋雨
前一阵我在香港凤凰卫视预录《秋雨时分》的“人格尊严”部分，说了一件曾经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我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参加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了，前年下半年被一位朋友硬拉，到衡山宾馆的一个大会议厅参加了一次，上海不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他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我一听，肯定不是康德和罗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但我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问旁座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我一想，这个人的全名倒是在报纸上见到过，但从来没有听人这么去掉姓氏亲热地叫过，因此又问，这些教授和他很熟吗？旁座的先生告诉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人官职很高，他们不可能认识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我说，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
我虽然没有点名，但连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立即听出来了。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除了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这么说之外，我至少还几十次地向朋友们讲述过我从这件事情引起的担忧。记得那天在会场，主持人还点我发言，我因为有了上述的心情，在发言中故意强调了上海这些年来在文化上的严重滞后，那些学者教授都很吃惊地看着我，其中有两个还打断我，说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他们打断我发言的架势，完全是居高临下。
我当时想，对我傲慢不要紧，但这是一个有关人文学科的研讨，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比你们的那位“良宇”更有发言权吧？你们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学术了吧？
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我只是肯定：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这就是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我相信，当代中国很多文人成天在做这样的事，使不少官员忘了自己究竟是谁。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长久以来反复在推荐的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他们一次次省略某个自己并不认识的领导人的姓氏亲亲热热地叫着，只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和背景，不为什么，只为在糟践同行时让别人误会成是上级的意图，又明知任何机构也不会去查。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智慧”。
但是，文化的良知会查。
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
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
真是强的一塌糊涂，上海版的鹿鼎记啊
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
真是强的一塌糊涂，上海版的鹿鼎记啊
求雨那SB也冲出来打死老虎了?和死马一样的死老虎斗士?
原帖由 我爱我中华 于 2006-9-29 13:42 发表
求雨那SB也冲出来打死老虎了?和死马一样的死老虎斗士?
秋雨的人品大家都知道，不提也罢，不过他说的这些话毕竟还是实话，看了让我这种外头的人看了呕吐之余也多了解了些情况。
“知识分子”？ 中国有多少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 :D
不要以为有了文凭就是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
一是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和良知，强烈的批判意识；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不依靠政府的钱也能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地说不同意见。
学术或者身家能达到这个程度的，一般也都有个绿卡吧 :D :D
不要以为有了文凭就是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
一是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和良知，强烈的批判意识；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不依靠政府的钱也能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地说不同意见。
学术或者身家能达到这个程度的，一般也都有个绿卡吧 :D :D
呕吐中~~~~~
事后诸葛亮;P
说的还是有道理的:P
余秋雨如果说得是事实的话，此文倒也中肯。
某些文人对余秋雨的成名是很不满的，BS这种文人
某些文人对余秋雨的成名是很不满的，BS这种文人
余秋雨的风格向来是包装与佐料极多，不过楼主贴的内容确属难得
那个姓余的至少肚子里还有点货色,虽然他的散文随笔看多了会感到发腻
论坛里某些叫嚷的,谁知道肚子里是草还是屎.
论坛里某些叫嚷的,谁知道肚子里是草还是屎.
]]
楼上的,我见他就恶心.举两例子
1歌手大赛这厮去考别人文化,反过来歌手是否可以考他唱歌?
2在凤凰做节目,大唱瑞士怎样和平,造手表不造军火.他根本就是瞎球说.海峡两岸的厄利孔高炮哪来的?
至于充当文革的文字打手那就不说都知道的了;P
1歌手大赛这厮去考别人文化,反过来歌手是否可以考他唱歌?
2在凤凰做节目,大唱瑞士怎样和平,造手表不造军火.他根本就是瞎球说.海峡两岸的厄利孔高炮哪来的?
至于充当文革的文字打手那就不说都知道的了;P
原帖由 我爱我中华 于 2006-9-29 15:16 发表
楼上的,我见他就恶心.举两例子
1歌手大赛这厮去考别人文化,反过来歌手是否可以考他唱歌?
2在凤凰做节目,大唱瑞士怎样和平,造手表不造军火.他根本就是瞎球说.海峡两岸的厄利孔高炮哪来的?
至于充当文革的文字打 ...
不明白你对他为何如此大的意见
1、那些歌手的题目又不难，普通中学毕业就能答对十之八九。
2、说得多，从中能挑出的错肯定也多，不要过分敏感。没本事的人，人家凤凰连说话的机会都不会给他。
“文革的文字打手的事”，你说众所周知，我看没几个人清楚详清，把话说明白听听。
转段余杰的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纪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漠，最后仿佛真的跟文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曾经与许多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交流，他们丝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听了我的介绍后如同听天方夜谭，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可见，余秋雨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遗忘是人类保护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拒绝遗忘”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余秋雨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获奖作文念念不忘，这是人之常情。然而，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他能够记得中学时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记了青年时代所写的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逼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也不过是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如何罪责。于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顾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文字让我无比震惊。这就是那个在《霜冷长河》中高谈阔论关于善良、关于友情、关于名誉的余秋雨吗？红卫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无辜吗？真的仅仅是“顽童”吗？我在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中读到过许多血腥的场面，全是红卫兵的杰作。如果说那是小说，当不得真，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史料吧：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写过一系列关于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文章，列举了无数残酷的事实——在中小学里，有往老师的额头上钉图钉的，有让老师吃粪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师的头发的，还有将老师打死后扔进开水锅里去煮的……我相信，对于这一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余秋雨先生应当比我知道得清楚。但他为什么要拼命掩饰呢？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问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 潮流’中人呢？”（张育杭《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与张育杭先生一样，都在翘首以盼。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纪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漠，最后仿佛真的跟文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曾经与许多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交流，他们丝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听了我的介绍后如同听天方夜谭，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可见，余秋雨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遗忘是人类保护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拒绝遗忘”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余秋雨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获奖作文念念不忘，这是人之常情。然而，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他能够记得中学时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记了青年时代所写的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逼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也不过是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如何罪责。于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顾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文字让我无比震惊。这就是那个在《霜冷长河》中高谈阔论关于善良、关于友情、关于名誉的余秋雨吗？红卫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无辜吗？真的仅仅是“顽童”吗？我在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中读到过许多血腥的场面，全是红卫兵的杰作。如果说那是小说，当不得真，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史料吧：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写过一系列关于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文章，列举了无数残酷的事实——在中小学里，有往老师的额头上钉图钉的，有让老师吃粪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师的头发的，还有将老师打死后扔进开水锅里去煮的……我相信，对于这一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余秋雨先生应当比我知道得清楚。但他为什么要拼命掩饰呢？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问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 潮流’中人呢？”（张育杭《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与张育杭先生一样，都在翘首以盼。
做XX我没意见，毕竟是个人选择。
做XX还要立牌坊的，坚决干倒。;P
做XX还要立牌坊的，坚决干倒。;P
我实在看不出，楼上的文章里，那个余杰想说什么？
比如，你控告某人，那么总要有证据吧，比如某人干了什么什么坏事，什么事情也得讲出来吧。但通篇文章里，我实在看不出，控告余秋雨什么。
至于参加某个组织，我看，文革中，大部分文人脱不了干系，既然说他积极，那就把余秋雨当年的文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这人有多滥！
比如，你控告某人，那么总要有证据吧，比如某人干了什么什么坏事，什么事情也得讲出来吧。但通篇文章里，我实在看不出，控告余秋雨什么。
至于参加某个组织，我看，文革中，大部分文人脱不了干系，既然说他积极，那就把余秋雨当年的文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这人有多滥！
转余杰:一个不忏悔的人，一个缺乏起码的良知的人，一个履历充满肮脏的记录的人，一个在遗忘中再次犯罪的人，却奇迹般地成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学者，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他在文章中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有良心，要做善良的人、真诚的人。他的文章是优美的、流畅的、有感染力的。喜剧以正剧的方式登场了——这才是时代最大的悲剧。
余秋雨所写的《胡适传》收入《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一书中。该书为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之一，张春桥和姚文元相当看重这套丛书。《胡适传》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自从毛泽东50年代发起批判胡适运动以后，胡适在大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余秋雨的这篇《胡适传》显然是“应制之作”，语气霸道，文风恶劣，以主子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厌恶为自己的厌恶，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余秋雨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百般辱骂，泼尽污水。例如写胡适刚刚留学美国，“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不绝口，看到资本家带来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接着他以一贯的“歪读”的方式，通过对胡适的一首诗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美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胡适还有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栏自语，故乡真在何处？”余秋雨先生很有读出弦外之音的本领，他分析说：“（这）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余秋雨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百般辱骂，泼尽污水。例如写胡适刚刚留学美国，“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不绝口，看到资本家带来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接着他以一贯的“歪读”的方式，通过对胡适的一首诗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美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胡适还有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栏自语，故乡真在何处？”余秋雨先生很有读出弦外之音的本领，他分析说：“（这）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1、文革本身就是少数人的错，红卫兵只是被利用而己。
他们也是受害者，在被利用完后，就被发配到农村，失去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把大好的青春白白浪费。到了现在，他们这帮人因为没什么文化，又成了下岗的主体。
2、我妈是教师，当年打她的学生有几个。后来他们或者向她道歉、或者见到她有些不好意思，她也就没放在心上了。
他们也是受害者，在被利用完后，就被发配到农村，失去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把大好的青春白白浪费。到了现在，他们这帮人因为没什么文化，又成了下岗的主体。
2、我妈是教师，当年打她的学生有几个。后来他们或者向她道歉、或者见到她有些不好意思，她也就没放在心上了。
姓余的对文革的基本史实都有意搞不清楚，实在是不地道，小人一个。
原帖由 叶禾 于 2006-9-29 15:42 发表
做XX我没意见，毕竟是个人选择。
做XX还要立牌坊的，坚决干倒。;P
没错!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
楼上的不要玩文字游戏了，从逻辑上讲，真小人与伪君子是一类，君子与伪小人是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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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那年,就全部死光了!
连最后的苟活者也死了!
现在有的要么是所谓专家之专业分子!
要么就是趋炎附势之徒!很正常!
现在理工类的一技傍身,还可以!社科类的,真只能......
我们的教育制度,出点专业人才,哪叫马马虎虎!
(还是指理工科的!)
再出传统的中国文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你余先生看见这样一帮人,千万也不要奇怪!你已经完成资本积累!
连最后的苟活者也死了!
现在有的要么是所谓专家之专业分子!
要么就是趋炎附势之徒!很正常!
现在理工类的一技傍身,还可以!社科类的,真只能......
我们的教育制度,出点专业人才,哪叫马马虎虎!
(还是指理工科的!)
再出传统的中国文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你余先生看见这样一帮人,千万也不要奇怪!你已经完成资本积累!
批判余秋雨这种小人是没有错滴。。。。。。。。。只是拿余杰这种垃圾出来显摆就是你的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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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深涧悠蓝 于 2006-9-29 15:09 发表
那个姓余的至少肚子里还有点货色,虽然他的散文随笔看多了会感到发腻
论坛里某些叫嚷的,谁知道肚子里是草还是屎.
余的散文和随笔还是不错的,他成名是有真才实料的.虽然看的对了就会有点腻,但不可否认他的文笔真的很不错.
余秋雨曾经撰文对余杰的指控做出了回答，感兴趣的不妨去查查。说实话，余杰这个猪头也是被人家当枪使，否则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个时候的一些破事？
文革后,出卖自己的恩师又是一个高明的手段.
原帖由 yaoyuan7310 于 2006-9-29 22:24 发表
余秋雨曾经撰文对余杰的指控做出了回答，感兴趣的不妨去查查。说实话，余杰这个猪头也是被人家当枪使，否则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个时候的一些破事？
余秋雨不管怎么说，他刚刚开始出的几本书在文学界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当代的文学史上肯定有他的地位。
对于一个文人，我们不能同时也要求他是一个圣人，要求他是一个完人。
至于余杰，可以说是一个靠毁谤出名的人，说他是个学者或者文人，那也许太抬高他了。现在或者再过几年还会有多少人看他的书么？
我确实见过余秋雨，我的感觉是，一点都不咋样
马兰是我小时候的梦中情人,听说嫁给了余后郁闷了很长时间
不看其为人，但是余说的这几句话还是有见地的。
看问题要对事不对人，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完人。就算对人，也要一分为二，不能以棍子打死。任何人身上挑出点毛病还不是容易？1949到1976年这段时间，有哪个人没有吹捧过毛？看过甲方乙方没有？那个牛哄哄的厨子最后不是也招了？看不起余的人，如果在文革中还不一定什么样呢。
看问题要对事不对人，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完人。就算对人，也要一分为二，不能以棍子打死。任何人身上挑出点毛病还不是容易？1949到1976年这段时间，有哪个人没有吹捧过毛？看过甲方乙方没有？那个牛哄哄的厨子最后不是也招了？看不起余的人，如果在文革中还不一定什么样呢。
原帖由 我爱我中华 于 2006-9-29 15:49 发表
余秋雨所写的《胡适传》收入《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一书中。该书为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之一，张春桥和姚文元相当看重这套丛书。《胡适传》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很值 ...
搞笑，凡是批判胡适的都成了走狗，凡是批判郭沫若的都成了自由斗士。。。。。。。。。。赫赫。。。。。。
原帖由 zhangee 于 2006-9-30 10:23 发表
不看其为人，但是余说的这几句话还是有见地的。
看问题要对事不对人，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完人。就算对人，也要一分为二，不能以棍子打死。任何人身上挑出点毛病还不是容易？1949到1976年这段时间，有哪个人 ...
1978年到2006年，有几个政府官员没有吹捧过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