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金庸、余秋雨：道德偶像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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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与28岁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翁帆的情事，在2004年岁末刚一公开，立即引来漫天唾沫。不少人义愤填膺、破口大骂，不少人顿足捶胸、如丧考妣。可人家才不在乎你的态度，爱照谈，婚照定，据说已快携手入洞房了。只不知年愈八旬的杨老先生能否枯木逢春、再作冯妇？
　　
　　杨翁之恋，尽管有些不合常情，但好比“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两情相悦，关别人屁事。若说因老夫少妻太伤风化，可在下分明记得，杨贵妃比唐玄宗小30多岁，且还是其儿媳，还不是一样纳入洞房，“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什么的。再说了，钱谦益娶柳如是的时候，两人好像也差了34岁，却被传为千古风流佳话呢。杨老伯不就是比翁小妹大50多岁嘛，什么大不了的，值得大家一惊一乍。
　　
　　许多人之所以恼怒于杨翁之恋，恐怕是出于一种心态失落：心中的道德偶像坍塌了！
　　
　　看看杨老伯未出事之前，其形象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是何等光辉伟大：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国华侨、祖国统一的拥护者，中华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上至官方，下至民间，谁个不以知道杨振宁大名为幸事？连有一年杨老伯回国，在飞机场被一群中学生误以为是什么歌星一事，也被媒体大加挞伐了一通，认为是国人素质低下的表现。
　　
　　那时的杨老伯，如同回到荣国府省亲的元春，“烈火烹油，锦上添花”，各种荣誉集于一身，完全不是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而存在，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尽善尽美的道德象征了。啧啧，人活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可怜杨老伯老来不晓事，竟为一个二八女子折腰，把自己几十年来积攒的道德资源一下子给毁了，还为此开罪了众多国人。真是精明一世，糊涂一时！
　　
　　中国人向来有“寄圣托贤”（笔者杜撰的一个词）的传统，就是总爱对社会强势人物寄以崇高的道德诉求。皇权时代，皇帝是最高权势者，理所当然成为人们心目的诉求对象。屈原行吟泽畔，一遍又一遍地呼唤“香草美人”，据说那位品行高洁、德配天地的“美人”，就是他想象中的楚怀王形象。杜甫在“安史之乱”逃难途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苦苦念叨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北征》）。无奈中国的皇帝中，堪作道德楷模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只好退而求次，把希望寄托在贤人君子身上。有一句话叫作“春秋责备贤者”，贤者越贤，他承受的道德期望值就越高，也越容易受社会公众的道德审判。一个人成为了“贤者”，就意味着他一生背上了一道精神枷锁，他必须以百倍的付出，来维持这个虚拟的道德光环。诸葛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然而，千百年来，又有几个君子实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在现代社会，由于没有圣主、明君、忠臣、烈女可期待，人们就把道德诉求的目光投向了那些社会名人：官员、科学家、作家、歌星、球星甚至航天员等等。因为他们是名人，所以他们就是完人，一言一行就中规中矩、高尚完美，符合人们心中的道德期待。一个歌星唱了《爱的奉献》，这个歌星一定是个爱心天使。一个球星打球赢了外国人，他就是为国增光的爱国者了。一个航天员壮着胆子上了趟天，他就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了，要在全国一场场地作报告。还有什么女排、聂“旋风”、老谋子、徐虎、禹作敏、牟其中、王廷江等等，这些年来，已见惯了太多这样的表演。甚至连重庆那位纯朴的农妇熊德明，因为向总理说了句实话，就大大出了名，被许多媒体刻意塑为“民工维权使者”，害得人家连猪也养不成了，可怜巴巴地跑到沿海城市，要帮民工兄弟追讨欠薪。
　　
　　最可笑的是金庸、余秋雨两位文人。金庸武侠小说写得好，他在《射雕英雄传》里塑造了郭靖这位为国为民、耿耿正气的“侠之大者”。金庸自己也被人目为“金大侠”。应该说，金庸笔下的许多大侠都是值得世人景仰的道德模范，他自己未必不是以这种“侠之大者”心态自诩的。这位“金大侠”年轻时创办《明报》，品评时事、仗义直行，不愧有一副侠义心肠。可惜到了晚年如何？热衷名利，作秀频频，一会儿“华山论剑”，一会儿当“客座教授”，一会儿声称要写《中国通史》，一会儿又说要将以前的武侠小说全部修改。但见他一天忙忙碌碌，却又没折腾出个啥。正应了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任我行说的那句话：“名利这东西，真是愈老心愈热！”
　　
　　余秋雨就更不用说了，《文化苦旅》写得不错，受到读者称赞理所当然。不知不觉间，余秋雨就以“名士”自居起来，读者们也以百倍的真诚供奉起了这尊文化新偶像。殊料东窗事发，原来余本人在历史上并非白璧无瑕，甚至连他的文章也有若干硬伤。于是有人要求余秋雨“忏悔”，有人要给余秋雨纠错，纷纷扰扰，喧嚣一时。要其“忏悔”也好，为其纠错也罢，人们初衷也许还是为了余秋雨好，或者说是为了完整地保存心中这尊“偶像”，不容许出现瑕疵。可惜余秋雨不识个中天机，一昧闪躲、回避，还写什么《借我一生》替自己辨护，终于犯了众怒，弄得不可收拾！
　　
　　“爱国科学家兼中华传统文化维护者”杨振宁的形象毁了，“侠之大者”金庸的形象毁了，“文化苦行者”余秋雨的形象也毁了。我除了痛惜他们“不争气”外，并无谴责之意。我觉得，这并不是他们本人的“错”，至少主要原因不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本身不具备这样的道德层次，是我们硬把他们供成道德偶像的。他们不过是一些凡人，至多在某些方面比我们高明些罢了，何必要以圣贤之道苛求他们？之所以这样顶礼膜拜，还是缘于对自己的不信任，想找到某种外力作依托。“我本托心与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可惜！
　　
　　结论——不论何时，爱自作多情的人，最后往往会变成傻蛋！道德方面如此，其他方面同样如此。</P><P>【凯迪网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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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翁之恋，尽管有些不合常情，但好比“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两情相悦，关别人屁事。若说因老夫少妻太伤风化，可在下分明记得，杨贵妃比唐玄宗小30多岁，且还是其儿媳，还不是一样纳入洞房，“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什么的。再说了，钱谦益娶柳如是的时候，两人好像也差了34岁，却被传为千古风流佳话呢。杨老伯不就是比翁小妹大50多岁嘛，什么大不了的，值得大家一惊一乍。
　　
　　许多人之所以恼怒于杨翁之恋，恐怕是出于一种心态失落：心中的道德偶像坍塌了！
　　
　　看看杨老伯未出事之前，其形象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是何等光辉伟大：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国华侨、祖国统一的拥护者，中华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上至官方，下至民间，谁个不以知道杨振宁大名为幸事？连有一年杨老伯回国，在飞机场被一群中学生误以为是什么歌星一事，也被媒体大加挞伐了一通，认为是国人素质低下的表现。
　　
　　那时的杨老伯，如同回到荣国府省亲的元春，“烈火烹油，锦上添花”，各种荣誉集于一身，完全不是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而存在，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尽善尽美的道德象征了。啧啧，人活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可怜杨老伯老来不晓事，竟为一个二八女子折腰，把自己几十年来积攒的道德资源一下子给毁了，还为此开罪了众多国人。真是精明一世，糊涂一时！
　　
　　中国人向来有“寄圣托贤”（笔者杜撰的一个词）的传统，就是总爱对社会强势人物寄以崇高的道德诉求。皇权时代，皇帝是最高权势者，理所当然成为人们心目的诉求对象。屈原行吟泽畔，一遍又一遍地呼唤“香草美人”，据说那位品行高洁、德配天地的“美人”，就是他想象中的楚怀王形象。杜甫在“安史之乱”逃难途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苦苦念叨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北征》）。无奈中国的皇帝中，堪作道德楷模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只好退而求次，把希望寄托在贤人君子身上。有一句话叫作“春秋责备贤者”，贤者越贤，他承受的道德期望值就越高，也越容易受社会公众的道德审判。一个人成为了“贤者”，就意味着他一生背上了一道精神枷锁，他必须以百倍的付出，来维持这个虚拟的道德光环。诸葛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然而，千百年来，又有几个君子实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在现代社会，由于没有圣主、明君、忠臣、烈女可期待，人们就把道德诉求的目光投向了那些社会名人：官员、科学家、作家、歌星、球星甚至航天员等等。因为他们是名人，所以他们就是完人，一言一行就中规中矩、高尚完美，符合人们心中的道德期待。一个歌星唱了《爱的奉献》，这个歌星一定是个爱心天使。一个球星打球赢了外国人，他就是为国增光的爱国者了。一个航天员壮着胆子上了趟天，他就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了，要在全国一场场地作报告。还有什么女排、聂“旋风”、老谋子、徐虎、禹作敏、牟其中、王廷江等等，这些年来，已见惯了太多这样的表演。甚至连重庆那位纯朴的农妇熊德明，因为向总理说了句实话，就大大出了名，被许多媒体刻意塑为“民工维权使者”，害得人家连猪也养不成了，可怜巴巴地跑到沿海城市，要帮民工兄弟追讨欠薪。
　　
　　最可笑的是金庸、余秋雨两位文人。金庸武侠小说写得好，他在《射雕英雄传》里塑造了郭靖这位为国为民、耿耿正气的“侠之大者”。金庸自己也被人目为“金大侠”。应该说，金庸笔下的许多大侠都是值得世人景仰的道德模范，他自己未必不是以这种“侠之大者”心态自诩的。这位“金大侠”年轻时创办《明报》，品评时事、仗义直行，不愧有一副侠义心肠。可惜到了晚年如何？热衷名利，作秀频频，一会儿“华山论剑”，一会儿当“客座教授”，一会儿声称要写《中国通史》，一会儿又说要将以前的武侠小说全部修改。但见他一天忙忙碌碌，却又没折腾出个啥。正应了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任我行说的那句话：“名利这东西，真是愈老心愈热！”
　　
　　余秋雨就更不用说了，《文化苦旅》写得不错，受到读者称赞理所当然。不知不觉间，余秋雨就以“名士”自居起来，读者们也以百倍的真诚供奉起了这尊文化新偶像。殊料东窗事发，原来余本人在历史上并非白璧无瑕，甚至连他的文章也有若干硬伤。于是有人要求余秋雨“忏悔”，有人要给余秋雨纠错，纷纷扰扰，喧嚣一时。要其“忏悔”也好，为其纠错也罢，人们初衷也许还是为了余秋雨好，或者说是为了完整地保存心中这尊“偶像”，不容许出现瑕疵。可惜余秋雨不识个中天机，一昧闪躲、回避，还写什么《借我一生》替自己辨护，终于犯了众怒，弄得不可收拾！
　　
　　“爱国科学家兼中华传统文化维护者”杨振宁的形象毁了，“侠之大者”金庸的形象毁了，“文化苦行者”余秋雨的形象也毁了。我除了痛惜他们“不争气”外，并无谴责之意。我觉得，这并不是他们本人的“错”，至少主要原因不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本身不具备这样的道德层次，是我们硬把他们供成道德偶像的。他们不过是一些凡人，至多在某些方面比我们高明些罢了，何必要以圣贤之道苛求他们？之所以这样顶礼膜拜，还是缘于对自己的不信任，想找到某种外力作依托。“我本托心与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可惜！
　　
　　结论——不论何时，爱自作多情的人，最后往往会变成傻蛋！道德方面如此，其他方面同样如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