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改革开放三十年：邓小平继承和纠正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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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2月26日 10:53北京日报
刮风下雨，不仅是自然现象，在象征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风风雨雨三十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阵风，动摇了为害已久的“左”倾教条主义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根基；几场雨，冲刷了闭关锁国几世纪所积累的愚昧落后，并力挽狂澜使我国不仅摆脱了“文革”所造成的险境并奇迹般地闯进了世界大国之林，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因此，也最终使人们相信在世界历史上终将铭刻上属于中国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邓小平继承和纠正了毛泽东。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相伴而来的一场争论——“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开局。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为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制定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称之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而历史则将记载下这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外国一家颇有眼力的报纸评论说:“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果非常大的原则，它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用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事实上正是如此。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开始一段还纠缠于以调整为主还是以改革为主的争论，待到广大农民自发起来冲破人民公社的樊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改革立刻成为无可阻挡的主流。改革又由农村进入了城市，由此正式启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即将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主战场。市场和计划这两股势力的较量极其复杂激烈，经过好多个回合。不少人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占强势，也有人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意见。直到党的“十二大”以后才将我们的经济定位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这也不过是探索中获得的一个中间站而已。
在达到这个经济中间站的时候，曾一度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但由于改革仓促进行，未达到预定目标，加上当时其它因素，反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潮，导致上层领导人的变动。不久又招致了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式的学潮，引起政局动荡。两次事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最受影响的自然是正在进行中的改革事业。刚失势的计划经济势力企图乘机卷土重来，有人更大张“共产主义建设”的旗帜以图阻挡改革，最终是要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形势趋于严峻。恰当此时，变革中的苏联突然垮台，东欧变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怎么办？会引起骨牌效应吗？中外都在等着瞧。刚经历过两次事件的国内相当一部分人一时对改革持观望等待的态度，一些批评的声音也起来了。这时候，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卸掉了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以元老身份离开北京到南方广东和深圳特区一带巡视(他显然是以保护者的角色最后一次莅临这个象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区)，他一路上讲了一些极重要、针对性极强的话。
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一百年也不能动摇；继续走我们自己改革的路，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经济特区就要以市场经济为主；不要害怕向资本主义学习，要更加敞开大门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及管理经验，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信心；对外则要“韬光养晦”，严格保持独立自主。
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震动了北京，在那里，各种噪音戛然而止。不久，国家就正式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正式建立起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应地引起了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使中国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也使资本主义国家大为吃惊，它们不能不对中国刮目相看，采取静观态度，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邓小平之所以为邓小平。
自此之后，主要就是依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并辅之以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借助于科技的进步和外交上的努力，奠定并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中国终于重新崛起于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使过去那些“保四争五派”(即认为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4%争取5%)哑口无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大为增强。不要忘记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大体可以举出如下诸项作为标志:嫦娥1号发回了月球照片，首架自主知识产权支线飞机下线，动车组飞驶大江南北，冀东南堡10亿吨大被探明，国家巨资建设12项大科学装置，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机歼-10亮相，等等。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举一个例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8日)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依我看，这也可看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描绘。
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
到了这一步，有人以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中国已经处于内外交誉的“盛世”。这可称之为“盲目乐观派”。其实，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就是经济改革本身的“转型”也还没有全部完成。
例如，在我们这个有十三亿人口并且地区差别极大的大国，整个市场操作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待制定并经受实践检验。目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总的说，只是为建设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它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开拓了空间，为进一步改革(包括文化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础。现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各种问题已经向我们提出来了，如何发展民主成为人们集中谈论的话题。例如，如何铺开乡镇直选并进行县级选举的试点，如何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如何精简国家机构实现大部门制使之接近人民，尤其是，如何逐步推行各级选举制以代替长期存在的层层委派制。
这里特别要提到如何改善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有关政体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首先应当说，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根据如上所说，我们是一个多人口、多民族、并管辖不同地区的大国，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必须有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过去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有误，甚至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民主和集中，应当说，民主是第一位，是主体，集中则是民主本身的集中(例如，民主产生人民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行政执行机构等)。因此，集中不能凌驾于民主之上，成为高高在上的指导者和发号施令者。集中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反过来就应当服务于民主即服务于人民，就是各级领导者都应当成为人民的公仆。过去我们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实际上是以集中压民主。这就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领导者之手，领导权力既无监督亦无制衡。这种权力垄断势必使特权横行，特权成为贪污腐败之源。这是我们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要作专题研究，这里不多说。
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
这里我倒要向那些“盲目乐观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我们许多领域的改革正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就是已经过初步改革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缺乏审慎的研究，某些改革已显出措施失当，以致弊端丛生。如教育部门(主要是学校尤其是大学)出现了三大弊:市场化、官场化、大规模(将大学合并成无个性特色的超级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大伤。我国的国有企业已陆续告别了行政级别，告别了官本位。相反，我国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却陆续套上了行政级别，进入了官本位，首先使校长(连同党委书记)戴上某类并不算荣耀的“官帽”，貌似升格，实际上是降格，即使这些学校丢掉了自身本应具有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本应享受的较优渥的生活条件，在学校内部造成一种追逐官位的风气，有造诣有名气的学问家反被轻视。这便远离了办教育的宗旨。以此欲求文化学术之繁荣，其可得乎？
我国的改革当然有令人注目的成就，我们的国力随之大为增强，我们已是堂堂世界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差别尤其是城乡差别还相当大，广大乡村发展之路还很艰难。因此总体上，正如一位外国评论家所说，中国是“一个既富有又贫穷、既强盛又脆弱的大国”。毫无疑义，我们正在富有和强盛起来，但贫穷和脆弱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国家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我们的改革尚未及半，目前正在进入“深水处”，各种扎根很深的复杂问题正在浮现出来(包括上面所说的某些改革措施尚需再改革)，这些问题都要用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因此，改革不能停顿或半途而废。就外部环境说，世界的格局和形势正在激烈变动中，多极世界并非有序形成，各种势力正在较量中，许多问题难以预测。而在我们身边，“台独”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三十年来，在和平共处既定方针的基础上，我们的外交政策多有改革，日趋成熟，能够适应全球化形势和从容应对这个领域的骤风疾雨，不负大国的声誉，世界影响力日增。我们不搞霸权只求和平，但外交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日益增多，敌意和隐患并未在我们面前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地对待这个领域的问题，坚定地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努力。
总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势大变，不仅社会主义以崭新发展模式稳稳地站住了脚，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正在崛起，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但“盛世”之说为时尚早。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2008年02月26日 10:53北京日报
刮风下雨，不仅是自然现象，在象征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风风雨雨三十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阵风，动摇了为害已久的“左”倾教条主义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根基；几场雨，冲刷了闭关锁国几世纪所积累的愚昧落后，并力挽狂澜使我国不仅摆脱了“文革”所造成的险境并奇迹般地闯进了世界大国之林，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因此，也最终使人们相信在世界历史上终将铭刻上属于中国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邓小平继承和纠正了毛泽东。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相伴而来的一场争论——“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开局。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为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制定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称之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而历史则将记载下这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外国一家颇有眼力的报纸评论说:“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果非常大的原则，它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用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事实上正是如此。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开始一段还纠缠于以调整为主还是以改革为主的争论，待到广大农民自发起来冲破人民公社的樊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改革立刻成为无可阻挡的主流。改革又由农村进入了城市，由此正式启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即将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主战场。市场和计划这两股势力的较量极其复杂激烈，经过好多个回合。不少人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占强势，也有人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意见。直到党的“十二大”以后才将我们的经济定位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这也不过是探索中获得的一个中间站而已。
在达到这个经济中间站的时候，曾一度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但由于改革仓促进行，未达到预定目标，加上当时其它因素，反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潮，导致上层领导人的变动。不久又招致了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式的学潮，引起政局动荡。两次事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最受影响的自然是正在进行中的改革事业。刚失势的计划经济势力企图乘机卷土重来，有人更大张“共产主义建设”的旗帜以图阻挡改革，最终是要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形势趋于严峻。恰当此时，变革中的苏联突然垮台，东欧变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怎么办？会引起骨牌效应吗？中外都在等着瞧。刚经历过两次事件的国内相当一部分人一时对改革持观望等待的态度，一些批评的声音也起来了。这时候，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卸掉了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以元老身份离开北京到南方广东和深圳特区一带巡视(他显然是以保护者的角色最后一次莅临这个象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区)，他一路上讲了一些极重要、针对性极强的话。
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一百年也不能动摇；继续走我们自己改革的路，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经济特区就要以市场经济为主；不要害怕向资本主义学习，要更加敞开大门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及管理经验，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信心；对外则要“韬光养晦”，严格保持独立自主。
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震动了北京，在那里，各种噪音戛然而止。不久，国家就正式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正式建立起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应地引起了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使中国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也使资本主义国家大为吃惊，它们不能不对中国刮目相看，采取静观态度，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邓小平之所以为邓小平。
自此之后，主要就是依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并辅之以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借助于科技的进步和外交上的努力，奠定并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中国终于重新崛起于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使过去那些“保四争五派”(即认为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4%争取5%)哑口无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大为增强。不要忘记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大体可以举出如下诸项作为标志:嫦娥1号发回了月球照片，首架自主知识产权支线飞机下线，动车组飞驶大江南北，冀东南堡10亿吨大被探明，国家巨资建设12项大科学装置，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机歼-10亮相，等等。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举一个例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8日)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依我看，这也可看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描绘。
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
到了这一步，有人以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中国已经处于内外交誉的“盛世”。这可称之为“盲目乐观派”。其实，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就是经济改革本身的“转型”也还没有全部完成。
例如，在我们这个有十三亿人口并且地区差别极大的大国，整个市场操作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待制定并经受实践检验。目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总的说，只是为建设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它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开拓了空间，为进一步改革(包括文化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础。现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各种问题已经向我们提出来了，如何发展民主成为人们集中谈论的话题。例如，如何铺开乡镇直选并进行县级选举的试点，如何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如何精简国家机构实现大部门制使之接近人民，尤其是，如何逐步推行各级选举制以代替长期存在的层层委派制。
这里特别要提到如何改善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有关政体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首先应当说，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根据如上所说，我们是一个多人口、多民族、并管辖不同地区的大国，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必须有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过去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有误，甚至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民主和集中，应当说，民主是第一位，是主体，集中则是民主本身的集中(例如，民主产生人民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行政执行机构等)。因此，集中不能凌驾于民主之上，成为高高在上的指导者和发号施令者。集中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反过来就应当服务于民主即服务于人民，就是各级领导者都应当成为人民的公仆。过去我们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实际上是以集中压民主。这就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领导者之手，领导权力既无监督亦无制衡。这种权力垄断势必使特权横行，特权成为贪污腐败之源。这是我们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要作专题研究，这里不多说。
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
这里我倒要向那些“盲目乐观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我们许多领域的改革正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就是已经过初步改革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缺乏审慎的研究，某些改革已显出措施失当，以致弊端丛生。如教育部门(主要是学校尤其是大学)出现了三大弊:市场化、官场化、大规模(将大学合并成无个性特色的超级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大伤。我国的国有企业已陆续告别了行政级别，告别了官本位。相反，我国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却陆续套上了行政级别，进入了官本位，首先使校长(连同党委书记)戴上某类并不算荣耀的“官帽”，貌似升格，实际上是降格，即使这些学校丢掉了自身本应具有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本应享受的较优渥的生活条件，在学校内部造成一种追逐官位的风气，有造诣有名气的学问家反被轻视。这便远离了办教育的宗旨。以此欲求文化学术之繁荣，其可得乎？
我国的改革当然有令人注目的成就，我们的国力随之大为增强，我们已是堂堂世界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差别尤其是城乡差别还相当大，广大乡村发展之路还很艰难。因此总体上，正如一位外国评论家所说，中国是“一个既富有又贫穷、既强盛又脆弱的大国”。毫无疑义，我们正在富有和强盛起来，但贫穷和脆弱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国家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我们的改革尚未及半，目前正在进入“深水处”，各种扎根很深的复杂问题正在浮现出来(包括上面所说的某些改革措施尚需再改革)，这些问题都要用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因此，改革不能停顿或半途而废。就外部环境说，世界的格局和形势正在激烈变动中，多极世界并非有序形成，各种势力正在较量中，许多问题难以预测。而在我们身边，“台独”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三十年来，在和平共处既定方针的基础上，我们的外交政策多有改革，日趋成熟，能够适应全球化形势和从容应对这个领域的骤风疾雨，不负大国的声誉，世界影响力日增。我们不搞霸权只求和平，但外交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日益增多，敌意和隐患并未在我们面前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地对待这个领域的问题，坚定地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努力。
总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势大变，不仅社会主义以崭新发展模式稳稳地站住了脚，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正在崛起，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但“盛世”之说为时尚早。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刮风下雨，不仅是自然现象，在象征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风风雨雨三十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阵风，动摇了为害已久的“左”倾教条主义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根基；几场雨，冲刷了闭关锁国几世纪所积累的愚昧落后，并力挽狂澜使我国不仅摆脱了“文革”所造成的险境并奇迹般地闯进了世界大国之林，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因此，也最终使人们相信在世界历史上终将铭刻上属于中国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邓小平继承和纠正了毛泽东。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相伴而来的一场争论——“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开局。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为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制定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称之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而历史则将记载下这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外国一家颇有眼力的报纸评论说:“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果非常大的原则，它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用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事实上正是如此。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开始一段还纠缠于以调整为主还是以改革为主的争论，待到广大农民自发起来冲破人民公社的樊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改革立刻成为无可阻挡的主流。改革又由农村进入了城市，由此正式启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即将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主战场。市场和计划这两股势力的较量极其复杂激烈，经过好多个回合。不少人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占强势，也有人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意见。直到党的“十二大”以后才将我们的经济定位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这也不过是探索中获得的一个中间站而已。
在达到这个经济中间站的时候，曾一度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但由于改革仓促进行，未达到预定目标，加上当时其它因素，反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潮，导致上层领导人的变动。不久又招致了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式的学潮，引起政局动荡。两次事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最受影响的自然是正在进行中的改革事业。刚失势的计划经济势力企图乘机卷土重来，有人更大张“共产主义建设”的旗帜以图阻挡改革，最终是要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形势趋于严峻。恰当此时，变革中的苏联突然垮台，东欧变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怎么办？会引起骨牌效应吗？中外都在等着瞧。刚经历过两次事件的国内相当一部分人一时对改革持观望等待的态度，一些批评的声音也起来了。这时候，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卸掉了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以元老身份离开北京到南方广东和深圳特区一带巡视(他显然是以保护者的角色最后一次莅临这个象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区)，他一路上讲了一些极重要、针对性极强的话。
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一百年也不能动摇；继续走我们自己改革的路，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经济特区就要以市场经济为主；不要害怕向资本主义学习，要更加敞开大门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及管理经验，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信心；对外则要“韬光养晦”，严格保持独立自主。
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震动了北京，在那里，各种噪音戛然而止。不久，国家就正式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正式建立起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应地引起了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使中国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也使资本主义国家大为吃惊，它们不能不对中国刮目相看，采取静观态度，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邓小平之所以为邓小平。
自此之后，主要就是依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并辅之以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借助于科技的进步和外交上的努力，奠定并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中国终于重新崛起于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使过去那些“保四争五派”(即认为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4%争取5%)哑口无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大为增强。不要忘记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大体可以举出如下诸项作为标志:嫦娥1号发回了月球照片，首架自主知识产权支线飞机下线，动车组飞驶大江南北，冀东南堡10亿吨大被探明，国家巨资建设12项大科学装置，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机歼-10亮相，等等。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举一个例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8日)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依我看，这也可看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描绘。
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
到了这一步，有人以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中国已经处于内外交誉的“盛世”。这可称之为“盲目乐观派”。其实，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就是经济改革本身的“转型”也还没有全部完成。
例如，在我们这个有十三亿人口并且地区差别极大的大国，整个市场操作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待制定并经受实践检验。目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总的说，只是为建设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它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开拓了空间，为进一步改革(包括文化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础。现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各种问题已经向我们提出来了，如何发展民主成为人们集中谈论的话题。例如，如何铺开乡镇直选并进行县级选举的试点，如何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如何精简国家机构实现大部门制使之接近人民，尤其是，如何逐步推行各级选举制以代替长期存在的层层委派制。
这里特别要提到如何改善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有关政体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首先应当说，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根据如上所说，我们是一个多人口、多民族、并管辖不同地区的大国，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必须有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过去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有误，甚至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民主和集中，应当说，民主是第一位，是主体，集中则是民主本身的集中(例如，民主产生人民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行政执行机构等)。因此，集中不能凌驾于民主之上，成为高高在上的指导者和发号施令者。集中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反过来就应当服务于民主即服务于人民，就是各级领导者都应当成为人民的公仆。过去我们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实际上是以集中压民主。这就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领导者之手，领导权力既无监督亦无制衡。这种权力垄断势必使特权横行，特权成为贪污腐败之源。这是我们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要作专题研究，这里不多说。
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
这里我倒要向那些“盲目乐观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我们许多领域的改革正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就是已经过初步改革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缺乏审慎的研究，某些改革已显出措施失当，以致弊端丛生。如教育部门(主要是学校尤其是大学)出现了三大弊:市场化、官场化、大规模(将大学合并成无个性特色的超级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大伤。我国的国有企业已陆续告别了行政级别，告别了官本位。相反，我国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却陆续套上了行政级别，进入了官本位，首先使校长(连同党委书记)戴上某类并不算荣耀的“官帽”，貌似升格，实际上是降格，即使这些学校丢掉了自身本应具有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本应享受的较优渥的生活条件，在学校内部造成一种追逐官位的风气，有造诣有名气的学问家反被轻视。这便远离了办教育的宗旨。以此欲求文化学术之繁荣，其可得乎？
我国的改革当然有令人注目的成就，我们的国力随之大为增强，我们已是堂堂世界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差别尤其是城乡差别还相当大，广大乡村发展之路还很艰难。因此总体上，正如一位外国评论家所说，中国是“一个既富有又贫穷、既强盛又脆弱的大国”。毫无疑义，我们正在富有和强盛起来，但贫穷和脆弱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国家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我们的改革尚未及半，目前正在进入“深水处”，各种扎根很深的复杂问题正在浮现出来(包括上面所说的某些改革措施尚需再改革)，这些问题都要用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因此，改革不能停顿或半途而废。就外部环境说，世界的格局和形势正在激烈变动中，多极世界并非有序形成，各种势力正在较量中，许多问题难以预测。而在我们身边，“台独”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三十年来，在和平共处既定方针的基础上，我们的外交政策多有改革，日趋成熟，能够适应全球化形势和从容应对这个领域的骤风疾雨，不负大国的声誉，世界影响力日增。我们不搞霸权只求和平，但外交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日益增多，敌意和隐患并未在我们面前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地对待这个领域的问题，坚定地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努力。
总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势大变，不仅社会主义以崭新发展模式稳稳地站住了脚，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正在崛起，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但“盛世”之说为时尚早。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2008年02月26日 10:53北京日报
刮风下雨，不仅是自然现象，在象征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风风雨雨三十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阵风，动摇了为害已久的“左”倾教条主义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根基；几场雨，冲刷了闭关锁国几世纪所积累的愚昧落后，并力挽狂澜使我国不仅摆脱了“文革”所造成的险境并奇迹般地闯进了世界大国之林，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因此，也最终使人们相信在世界历史上终将铭刻上属于中国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邓小平继承和纠正了毛泽东。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相伴而来的一场争论——“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开局。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为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制定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称之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而历史则将记载下这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外国一家颇有眼力的报纸评论说:“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果非常大的原则，它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用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事实上正是如此。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开始一段还纠缠于以调整为主还是以改革为主的争论，待到广大农民自发起来冲破人民公社的樊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改革立刻成为无可阻挡的主流。改革又由农村进入了城市，由此正式启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即将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主战场。市场和计划这两股势力的较量极其复杂激烈，经过好多个回合。不少人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占强势，也有人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意见。直到党的“十二大”以后才将我们的经济定位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这也不过是探索中获得的一个中间站而已。
在达到这个经济中间站的时候，曾一度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但由于改革仓促进行，未达到预定目标，加上当时其它因素，反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潮，导致上层领导人的变动。不久又招致了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式的学潮，引起政局动荡。两次事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最受影响的自然是正在进行中的改革事业。刚失势的计划经济势力企图乘机卷土重来，有人更大张“共产主义建设”的旗帜以图阻挡改革，最终是要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形势趋于严峻。恰当此时，变革中的苏联突然垮台，东欧变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怎么办？会引起骨牌效应吗？中外都在等着瞧。刚经历过两次事件的国内相当一部分人一时对改革持观望等待的态度，一些批评的声音也起来了。这时候，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卸掉了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以元老身份离开北京到南方广东和深圳特区一带巡视(他显然是以保护者的角色最后一次莅临这个象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区)，他一路上讲了一些极重要、针对性极强的话。
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一百年也不能动摇；继续走我们自己改革的路，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经济特区就要以市场经济为主；不要害怕向资本主义学习，要更加敞开大门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及管理经验，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信心；对外则要“韬光养晦”，严格保持独立自主。
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震动了北京，在那里，各种噪音戛然而止。不久，国家就正式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正式建立起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应地引起了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使中国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也使资本主义国家大为吃惊，它们不能不对中国刮目相看，采取静观态度，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邓小平之所以为邓小平。
自此之后，主要就是依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并辅之以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借助于科技的进步和外交上的努力，奠定并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中国终于重新崛起于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使过去那些“保四争五派”(即认为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4%争取5%)哑口无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大为增强。不要忘记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大体可以举出如下诸项作为标志:嫦娥1号发回了月球照片，首架自主知识产权支线飞机下线，动车组飞驶大江南北，冀东南堡10亿吨大被探明，国家巨资建设12项大科学装置，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机歼-10亮相，等等。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举一个例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8日)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依我看，这也可看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描绘。
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
到了这一步，有人以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中国已经处于内外交誉的“盛世”。这可称之为“盲目乐观派”。其实，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就是经济改革本身的“转型”也还没有全部完成。
例如，在我们这个有十三亿人口并且地区差别极大的大国，整个市场操作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待制定并经受实践检验。目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总的说，只是为建设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它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开拓了空间，为进一步改革(包括文化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础。现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各种问题已经向我们提出来了，如何发展民主成为人们集中谈论的话题。例如，如何铺开乡镇直选并进行县级选举的试点，如何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如何精简国家机构实现大部门制使之接近人民，尤其是，如何逐步推行各级选举制以代替长期存在的层层委派制。
这里特别要提到如何改善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有关政体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首先应当说，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根据如上所说，我们是一个多人口、多民族、并管辖不同地区的大国，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必须有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过去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有误，甚至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民主和集中，应当说，民主是第一位，是主体，集中则是民主本身的集中(例如，民主产生人民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行政执行机构等)。因此，集中不能凌驾于民主之上，成为高高在上的指导者和发号施令者。集中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反过来就应当服务于民主即服务于人民，就是各级领导者都应当成为人民的公仆。过去我们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实际上是以集中压民主。这就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领导者之手，领导权力既无监督亦无制衡。这种权力垄断势必使特权横行，特权成为贪污腐败之源。这是我们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要作专题研究，这里不多说。
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
这里我倒要向那些“盲目乐观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我们许多领域的改革正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就是已经过初步改革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缺乏审慎的研究，某些改革已显出措施失当，以致弊端丛生。如教育部门(主要是学校尤其是大学)出现了三大弊:市场化、官场化、大规模(将大学合并成无个性特色的超级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大伤。我国的国有企业已陆续告别了行政级别，告别了官本位。相反，我国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却陆续套上了行政级别，进入了官本位，首先使校长(连同党委书记)戴上某类并不算荣耀的“官帽”，貌似升格，实际上是降格，即使这些学校丢掉了自身本应具有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本应享受的较优渥的生活条件，在学校内部造成一种追逐官位的风气，有造诣有名气的学问家反被轻视。这便远离了办教育的宗旨。以此欲求文化学术之繁荣，其可得乎？
我国的改革当然有令人注目的成就，我们的国力随之大为增强，我们已是堂堂世界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差别尤其是城乡差别还相当大，广大乡村发展之路还很艰难。因此总体上，正如一位外国评论家所说，中国是“一个既富有又贫穷、既强盛又脆弱的大国”。毫无疑义，我们正在富有和强盛起来，但贫穷和脆弱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国家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我们的改革尚未及半，目前正在进入“深水处”，各种扎根很深的复杂问题正在浮现出来(包括上面所说的某些改革措施尚需再改革)，这些问题都要用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因此，改革不能停顿或半途而废。就外部环境说，世界的格局和形势正在激烈变动中，多极世界并非有序形成，各种势力正在较量中，许多问题难以预测。而在我们身边，“台独”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三十年来，在和平共处既定方针的基础上，我们的外交政策多有改革，日趋成熟，能够适应全球化形势和从容应对这个领域的骤风疾雨，不负大国的声誉，世界影响力日增。我们不搞霸权只求和平，但外交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日益增多，敌意和隐患并未在我们面前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地对待这个领域的问题，坚定地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努力。
总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势大变，不仅社会主义以崭新发展模式稳稳地站住了脚，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正在崛起，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但“盛世”之说为时尚早。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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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谁不继承谁那是邓说了算，那是党说了算，和炮党无关！当然咯，由于蒋花生米光头先生抛弃了孙中山，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宋庆龄都成了共产党，所以说毛继承了孙中山倒也是不错的啊！:b 特别是你看你看三峡大坝，毛简直就是孙的顾命大臣嘛！那么多人反对、说搞不了，他就说孙先生说要搞嘛，我们要搞要论证，这样才确保了几十年后由江核心搞了嘛！;P
嘴长在人身上，复辟都是开创新世纪
笑话`~若老毛现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回地府踩死老邓!
看这次救灾的大量进口直升机，要说邓那一套，在自主技术上欠帐太多。
原帖由 牛肉对策本部 于 2008-6-24 08:03 发表
看这次救灾的大量进口直升机，要说邓那一套，在自主技术上欠帐太多。
毛泽东时代的自主技术有多少。: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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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任务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建立航空工业的基础”——五十年代从苏联的引进被华丽无视鸟。
“老邓在毛的基础上多干了三十年，本该搞出自主的直升机来”——什么是“本该”？你做过研究还是有其他证据了。
“就数量而言，中国制造的全部直升机中，大部分是毛时代造的。”——把直5算上吧？你敢用么？
“据说邓会搞经济，富起来，但实践看，邓只会搞低技术含量的经济，富而不强。”——那也比既不富也不强要好。
“说邓纠正了毛，在航空工业上不如说邓倒退了，直8搞了这么多年，是一条死路。”——毛时代的活路在哪儿？
“老邓在毛的基础上多干了三十年，本该搞出自主的直升机来”——什么是“本该”？你做过研究还是有其他证据了。
“就数量而言，中国制造的全部直升机中，大部分是毛时代造的。”——把直5算上吧？你敢用么？
“据说邓会搞经济，富起来，但实践看，邓只会搞低技术含量的经济，富而不强。”——那也比既不富也不强要好。
“说邓纠正了毛，在航空工业上不如说邓倒退了，直8搞了这么多年，是一条死路。”——毛时代的活路在哪儿？
当然算直升机——实际不怎么使用的直升机。
拜托，找个直5参加本次抗震的照片好么。
我送你辆汽车吧……自己去废旧车场领吧。
拜托，找个直5参加本次抗震的照片好么。
我送你辆汽车吧……自己去废旧车场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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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时代中国的基本政策就是重经济轻军事，全心全意发展经济，军事工业在某些枝干应用方面的项目下马，是很正常的。
再一个，毛时代所谓的军事工业，说白了是在苏联五六十年代的技术平台上开始发展，即使取得什么成果，也只是撑死进步十年。
而小平同志时代背景也不同，中国处在美苏冷战美国盟友或者美国有好国家的位置，当时中国有很便利的条件可以在美国八十年代的技术平台之上重新开始，起点就比原平台高了三十年。
所以小平同志时代许多原苏联平台上的东西被完全扔到垃圾桶，是时代背景下很正常的事情。
再一个，毛时代所谓的军事工业，说白了是在苏联五六十年代的技术平台上开始发展，即使取得什么成果，也只是撑死进步十年。
而小平同志时代背景也不同，中国处在美苏冷战美国盟友或者美国有好国家的位置，当时中国有很便利的条件可以在美国八十年代的技术平台之上重新开始，起点就比原平台高了三十年。
所以小平同志时代许多原苏联平台上的东西被完全扔到垃圾桶，是时代背景下很正常的事情。
原帖由 塞上云烟 于 2008-6-24 12:26 发表
小平同志时代中国的基本政策就是重经济轻军事，全心全意发展经济，军事工业在某些枝干应用方面的项目下马，是很正常的。
再一个，毛时代所谓的军事工业，说白了是在苏联五六十年代的技术平台上开始发展，即使取得什 ...
胡说八道 和西方合作是2个人的共同愿望也是全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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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曼谷 于 2008-6-24 12:19 发表
楼上不要这样无耻地狡辩下去好吗，周总理去邢台视察地震灾区坐的就是直5。
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飞机，比如野马式、拉5，虽然不再参加现代战争了，但无可否认地代表了当时航空工业的成就。
第一，请看清楚，我说的是“本次抗震”……
第二，直5能反映的，最多是仿制的成就，而不是某位说的自主开发。
原帖由 曼谷 于 2008-6-24 12:39 发表
老邓是邯郸学步，忘了原来怎么走路，洋走法又学不会。他看老毛那套这不行那不行，以为搞飞机很容易，结果自己根本干不出名堂。
这次主要还是靠原苏联的米17救灾，至于老邓引进的直9，连电防冰都没有，根本不敢往复 ...
邓“以为搞飞机很容易”，证据呢？不是随意编造故事——那只能骗比你更笨的人。
至于把最大起飞重量差三倍的直升机拿来做比较，还说“技术”啥啥的，只能当笑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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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邓在毛的基础上多干了三十年，本该搞出自主的直升机来，但是没有，
就数量而言，中国制造的全部直升 ...
纠正一下，1976+30=2006。事实是，邓公在1992年就完全放权，1997年就驾鹤西去了。
就数量而言，中国制造的全部直升 ...
纠正一下，1976+30=2006。事实是，邓公在1992年就完全放权，1997年就驾鹤西去了。
又开始了, 我也凑个热闹吧.说起来老邓继承的是毛太祖建立的一个基本上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工业体系,但好象总设计师不太喜欢自己搞什么东西,也不太注重什么国家主权之类的东西,总是用他的一套实用主义的原则,就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种思想,要是放在一个大同的世界里,那是很有好处的,毕竟要有个比较效益吗,可是可悲的是天下并不是一个大同世界,这一点太祖看的很清楚,要说太祖当年可是比总设计师更有条件搞实用,只要与老大哥搞好关系就行了,哪怕是主权受到点损失也没关系,可太祖当年硬是咬牙搞出了两弹一星,这个护心甲穿上后,国家的性命是无忧了,但国力也只有这些了,这也是国家常规力量相对于核拳头比较弱小的原因.
本人原先所从事的是纺织行业,我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在改革开放前到开放之初,国家的纺织行业所用的机械设备大都是全国产化的,那时,进口的机械设备不是没有,而是很少,大都在国家的相关研究所和高校里,但开放几十年后再看看,国家的相关纺织机械设备,基本上全部都是日本,德国,瑞士,意大利的天下,要说在工作母机和大型复杂的机械设备方面,都是进口的东西好我不否认,但纺织机械这个在我国很成熟的产业也衰落到当今的地步就不能说不是国家的相关政策指导出了问题了,当然,要把这一切全部归结到总设计师头上也不公平,这也跟我国当年的计划经济模式有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工业技术进步的非常缓慢,工厂有一整套的工作方法,可以使得使用了好几十年的设备继续工作下去,当然纺织机械的生产也就毫无技术进步的要求了,就当前的国家机器使用的家伙而言,老美的东西当然好,一个黑鹰那是让人眼搀,但第一你要用高价去换,第二,你要付出相关的主权,1989年后就是例子,你愿意吗,想起当年,太祖引进米格21时的两个条件,大家是否还记得,我敢说,当年要是换上总设计师去和老毛子,绝对是人家提什么条件他答应什么,只要能吧飞机技术搞到手就是硬道理.
本人原先所从事的是纺织行业,我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在改革开放前到开放之初,国家的纺织行业所用的机械设备大都是全国产化的,那时,进口的机械设备不是没有,而是很少,大都在国家的相关研究所和高校里,但开放几十年后再看看,国家的相关纺织机械设备,基本上全部都是日本,德国,瑞士,意大利的天下,要说在工作母机和大型复杂的机械设备方面,都是进口的东西好我不否认,但纺织机械这个在我国很成熟的产业也衰落到当今的地步就不能说不是国家的相关政策指导出了问题了,当然,要把这一切全部归结到总设计师头上也不公平,这也跟我国当年的计划经济模式有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工业技术进步的非常缓慢,工厂有一整套的工作方法,可以使得使用了好几十年的设备继续工作下去,当然纺织机械的生产也就毫无技术进步的要求了,就当前的国家机器使用的家伙而言,老美的东西当然好,一个黑鹰那是让人眼搀,但第一你要用高价去换,第二,你要付出相关的主权,1989年后就是例子,你愿意吗,想起当年,太祖引进米格21时的两个条件,大家是否还记得,我敢说,当年要是换上总设计师去和老毛子,绝对是人家提什么条件他答应什么,只要能吧飞机技术搞到手就是硬道理.
原帖由 曼谷 于 2008-6-24 12:19 发表
楼上不要这样无耻地狡辩下去好吗，周总理去邢台视察地震灾区坐的就是直5。
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飞机，比如野马式、拉5，虽然不再参加现代战争了，但无可否认地代表了当时航空工业的成就。真不懂大秦猛士的思维为什么 ...
直５是中国自己开发的吗？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用多说了吧。
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应该感激赫鲁晓夫。没有赫鲁晓夫对于中国的慷慨援助，中国不会有歼击机、不会有核武器、不会有化工厂、不会有坦克。把赫鲁晓夫对于中国的贡献说成是毛泽东的，这就是歪曲历史。讽刺的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当时有意要将赫鲁晓夫一军，如果毛泽东能妥善处理中苏关系，而不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话，苏联不会终止对中国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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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曼谷 于 2008-6-24 12:39 发表
老邓是邯郸学步，忘了原来怎么走路，洋走法又学不会。他看老毛那套这不行那不行，以为搞飞机很容易，结果自己根本干不出名堂。
这次主要还是靠原苏联的米17救灾，至于老邓引进的直9，连电防冰都没有，根本不敢往复 ...
呵呵，这个问题要归咎于苏联解体的太快了，从89年来时中国失去了利用价值，和西方的蜜月就结束了，军事技术还得从头再来，毛泽东的反动统治三十年，也没有给中国留下足够的人才储备，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都缺人才，那时的大学生超级吃香。
小平同志的判断和做法并没有错，而且是接手的毛泽东留下的大烂摊子，从政治到国民经济，治理这个大烂摊子是很艰难的。
请各位注意下自己的语言，SB、白痴这类人身攻击的语言不会给你的论点带来任何有利的帮助。
原帖由 布衣鲜卑 于 2008-6-24 13:33 发表
纠正一下，1976+30=2006。事实是，邓公在1992年就完全放权，1997年就驾鹤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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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在1992年就完全放权----“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还是党员，我还要说话”-----1992年----邓
原帖由 曼谷 于 2008-6-24 12:39 发表
老邓是邯郸学步，忘了原来怎么走路，洋走法又学不会。他看老毛那套这不行那不行，以为搞飞机很容易，结果自己根本干不出名堂。
这次主要还是靠原苏联的米17救灾，至于老邓引进的直9，连电防冰都没有，根本不敢往复 ...
你忘了，空军和陆军都派出了直八。
毛泽东时期搞的直6和直7，最终还是搞不出来，被迫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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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爷爷就是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什么叫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政权是共产的红色,其他就看着办吧
什么叫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政权是共产的红色,其他就看着办吧
原帖由 巡阅使 于 2008-6-24 22:3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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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在1992年就完全放权----“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还是党员，我还要说话”-----1992年----邓
邓公是对陈云说，不是对CORE说的。要说真正放权，还是94年以后。邓公和陈公都扑腾不了了。
现在不还留着大量的歼5么
主席的时代航空工业防御大于进攻 这个是共识吧
要说独立自主,一个是抄,一个是买.
邓是停抄了一段时间,只顾买了...... 这才是让人指责的地方
主席的时代航空工业防御大于进攻 这个是共识吧
要说独立自主,一个是抄,一个是买.
邓是停抄了一段时间,只顾买了...... 这才是让人指责的地方
这么大的国家没有航空工业哪行，全靠买就成李鸿章了。
民航进的米17比军方的贵好多不说，质量还不好，买飞机只能让这些坏人越买越肥，越买越想买。
民航进的米17比军方的贵好多不说，质量还不好，买飞机只能让这些坏人越买越肥，越买越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