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客观的评价黄万里与“三门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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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本文之目的,并非要诋毁黄万里教授,而是要以实事求是、客观的精神,来评价黄万里与“三门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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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博

自从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决议的时候起,作为新中国抗击自然灾害的特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大坝已经在风雨飘摇中渡过了近半个世纪,与此同时,围绕着三门峡的选址、修建、改造和命运的斗争,也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上的各种冲突。



一、水坝影响生态环境的典型



三门峡这座新中国在黄河上建立的第一座水坝,是尽人皆知的著名水坝,这既不是不是因为它高超的建设技术,也不是因为它产生的防洪、发电效益,而是因为它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大型水坝的一片斥责。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批评水坝的宣传能够不提到三门峡,全世界所有的反坝人士都会把三门峡作为水坝影响生态环境的具体实例。确实,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三门峡水坝也可以说是大型水坝建设中数得上的败笔。大坝建成后仅一年,库区和上游河段的泥沙淤积已经开始威胁到上游重要城市的安全。后来,经过多方研究,几次改造。才从原来设计的“蓄水拦沙”变为“滞洪排沙”最后改为现在的“蓄清排浑”。大坝最初设计方案和实际运行的效果南辕北辙,蓄水拦沙、高坝大库、让黄河水变清的初衷,成了泡影。防洪减灾变成了水灾搬家。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三门峡是世界大型水电工程中,由于泥沙问题处理不当影响生态环境的典型教训。



二、三门峡的错误不是水坝的问题



当社会各界对于三门峡工程进行深刻反思的时侯,经常有人把它归因为我国水电工程建设的初期人们对水坝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认识不足,事实上并非如此。水坝是人类文明逐步进化的产物,在人与自然界的抗争中,人们筑坝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现代的水坝建设技术是几千来工程实践的总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对水坝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早就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我国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也离不开水坝的作用),已经成功的应用了上千年。到20世纪初期,世界上已经建有成千上万座大中小型水坝,人们对水坝建设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三门峡遭遇到一切,其根本原因不是水坝本身的问题,而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政治教训。



现在有一些人,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把三门峡的错误归纳为水坝的错误,并且借机大肆宣扬人类根本就不该在河流上修建任何水坝的反水坝观点。最近《中国国家地理》(2004.11)刊登了一篇关于三门峡的文章,文章的内容完全歪曲了当时的历史事实,把三门峡的错误归结为不应该修水坝。文章中在描述黄万里教授敢于坚持黄河三门峡的反对意见的时侯,感慨地说“他的思想在当时太超前了,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得到理解。”作者故意把黄万里教授的不宜在三门峡修建水坝的意见,曲解成为不能在河流上修建任何水坝。其目的无非就是要告诉读者,似乎“人类根本就不能在河流上修水坝”是我们今天才认识到的“真理”。事实上,黄万里教授从不否认坝工在河流治理当中的作用,而且,当年认为不宜在三门峡修建大型水坝的绝非黄万里一个人。据有关资料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治理黄河水害,荷兰、英国、挪威的水利专家都明确指出黄河建坝仅能限于“削减洪水”;带有明显掠夺特色的日本水利专家,也不敢不把“水库不排沙,寿命短”;“泥沙无法解决,全盘工程失败”说在三门峡工程的前边。而强调“分期开发”。美国人的认识就更透彻:他们提交给当时中国政府的《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中,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建议将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



是不是只有外国人高明,我们中国的水利专家都没认识到三门峡的问题呢?不是,绝对不是。《中国水利》杂志编辑部对1957年6月10日至24日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作了详尽记录。记录中可查阅到;70名专家学者中,起码有温善章、黄万里、叶永毅、梅昌华、方宗岱、张寿荫、王潜光、王屯、杨洪润、须恺、李蕴之等十多人,即70名中的1/5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360米高坝方案。对黄万里关于“潼关以上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 张寿荫的“回水离开西安40—50公里,淤积也可能在西安附近发生”;以及梅昌华关于移民等问题的警告等等发言都有记录。可以说对于三门峡大坝今后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出席会议的专家几乎都预见到了。然而,在那个全国人民一心“超英赶美”、说亩产几十万斤都没有人敢怀疑的年代,怀疑“圣人出,黄河清”的人又有几个?在假定黄河水可以变清的前提下,三门峡的设计方案完全是无懈可击的。当年,不管是什么专家,你不相信上游地区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人民公社)通过植树造林,水土保持能够让黄河水变清,那不就是不相信人民群众、不就是明摆着要拿右派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吗?事实很清楚,与黄万里有相似看法的水利专家绝非一人、两人,当时只有黄万里和温善章敢于坚持他们的治黄建议,并不是什么思想超前,更不是什么坚决反坝,而是表现出他们在政治上的清醒和执著。



虽然同是反对三门峡方案,黄万里的意见与温善章的意见也是不一样,温善章的方案是在原坝址不变的基础上,对三门峡的坝高和运行方式提出了修正的意见。黄万里的主张是最好不在黄河上建坝。三门峡运行之后,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最后经多次改造,最终还是回到了温善章建议的方案。事实说明,温善章的方案是科学的、可行的,所以,不但温善章没有被划为右派,而且周总理还对温善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至于黄万里的方案,虽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至今也未能被人接受。这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如何选择,如何评价的问题。例如;至今很多人批评三门峡造成了渭河流域的洪涝灾害,同时还有很多人批评阿斯旺水坝减少了洪水淹没、泥沙淤积带来的益处。实际上,事情都是辩证的,洪水泛滥,泥沙淤积都是有利有弊的。对某一特定的工程条件要分析利有多大,弊又有多大,到底采取什么样的工程及管理措施,决策的关键是看你怎么选择。



黄万里的方案选择了对黄河下游的淹没、淤积,确实可以不建水坝,减少黄河河道泥沙,可是黄河下游人民必须承受渭河流域老百姓所遭受的“水灾搬家”相似遭遇。如果你认为我们今天在批评三门峡的失误对渭河造成的灾害是有道理的话,就请不要忘了,如果,按照黄万里的方案,遭受渭河流域同样问题的将是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黄河下游。对于渭河流域那样的淹没、淤积遭遇,无论是政府、百姓还是水利专家都认为还是不要为好。这就是为什么至今很少有人能接受黄万里的治黄方案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我请教过一位已经过世的老的水利专家,他说在三门峡工程决策上,主要是受当时的政治影响。实际上最好的方案是美国专家提出的在三门峡下游100公里以外建坝的方案。这就相当于不建三门峡坝,直接建小浪底。40多年之后,为了进一步解决黄河水患,我国已经又建成了小浪底。如果我们现在拆掉三门峡,就似乎完全等同于实施了40年代美国人的方案。这位老专家说;当时有很多专家都有这种认识,但是基本上没有人敢说出来。因为在那个年代,有谁敢公开提出用美国人的方案,反对苏联人的方案。他说那可能已经不是什么右派不右派的问题,可能会立即被当成美蒋特务。这位老专家认为黄万里的黄河上不修坝,放淤的治黄方案确实有点极端,因为黄河下游毕竟是我们的粮仓啊。不过,他觉得即使黄万里当时心里也认为美国人的方案最好,也同样未必敢说出来。当然,这只是他的一种推测,不过他说如果当时没有政治因素影响,绝大多数专家肯定都会选择美国人的方案,把水坝建在三门峡下游的八里胡同或者小浪底。



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究竟应该反思什么?难道我们不去反思政治上的幼稚和冲动、反思在工程决策逻辑思维上的轻浮和浪漫。为什么反倒要诬蔑我们的水利专家们的认识水平有限,甚至非要从中得出人类根本就不该修建水坝、否定人类文明的错误结论。



四、关于对黄万里教授反坝的评论;



社会上关于黄万里教授的评论很多,这里我们还是以比较有影响力的专业杂志《中国国家地理》来举例。该杂志主编说“他(黄万里)那个时代,他学了那么多水利水电的专业知识,但是他竟不主张在河流上建大坝,这个我觉得非常引起我注意的,三峡大坝他也是拼命反对的,他就不主张在两条大江是建大坝,他有一个详细治理黄河的方法,他治理黄河的方法根本不是建大坝,甚至在支流上都不建大坝,他治理黄河的方法,他认为黄河带来泥沙,黄河是一个泥沙含量这么高,这是天大的好事,整个华北平原不就是黄河的泥沙造成的吗。”



要说黄万里教授具有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不迷信权威,敢于坚持真理的优秀品格,我完全同意。但是,就因此推断出黄万里教授的学术主张就一定正确也是有问题的。实事求是的说在三门峡问题上黄教授的贡献确实应该排在温善章之后,黄教授的治黄方法至今仍然不能被现实所接受。因为黄教授不是神仙,如果他不掌握全面的资料,在技术问题上也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关于长江泥沙问题的判断,黄万里的推测就与当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完全对立,根据现在三峡截流以后的实际观测资料分析,确实是长委会的意见更接近实际。当然,这一点并不能说明黄万里教授的水平低,因为黄教授获得各种资料的途径根本无法和长科院相比。同时也说明科学是无止境的,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即便就是有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未必就一定能做出正确判断。然而,现在一些人对黄万里教授的吹捧确实有些过了头,已经带有了迷信成分。这样的宣传实际上是对黄万里教授的歪曲、诬蔑。《中国国家地理》就公开批评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认为“黄河是有害有利的河,应该“除害兴利””的说法,而鼓吹说什么黄万里把黄河完全看成是一条“利河”。我不相信这是黄万里的本意,如果那样的话,黄万里教授说的话肯定是违背辩证法的,同时也是违背事实的。仅在上个世纪30年代黄河洪水就吞噬了上百万人的生命,这还能说是完全的“利河”吗?根据我对黄万里教授的了解,我认为他决不会那样说。这很可能是一些打着黄万里旗号的人别有用心的发挥。说黄万里不主张在河流上建大坝也是不准确的,作为水利工作者,谁都知道坝工技术是绝对不能少的。就是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引水工程也离不开坝工。没有溢流坝壅水控制,都江堰灌渠就没办法进行水量调节。说黄万里拼命反对三峡大坝不假,然而,他反对的只是在长江干流上建设高坝。据我对黄万里本人的了解,他并不反对将来(我国其他更好的水电坝址开发完之后)在长江三峡建低坝。什么是“低坝”呢?按照当时水电界的争论,现在三峡的175米坝高的方案属于高坝,150米属于低坝方案。现在的很多宣传都把黄万里先生说成是一贯反坝的,我认为这是对黄老的一种污蔑。可惜,黄老已经过世,反坝分子总是能利用黄老的一些只言片语,大肆造谣宣传黄老反对水坝。幸好在反对三峡的问题上,还有一个与黄万里一样品格、一样观点的水电专家--李锐先生还健在,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拜访一下李锐。我想他会详细地给你解释水坝的作用,也会无情的驳斥那些污蔑水电的言论。



至于黄万里的不建坝治黄观点,并不能够代表他就一定会反对在其他江河上建水坝。这里,我可以介绍一位几乎和黄万里同时代老的水利专家叫杜同,他现在侨居澳大利亚。他曾经提交给某国际会议的一篇关于治理黄河的论文(没有能被接受),据我所知他论文中主张的治黄思路完全和黄万里教授一样。按照反坝人士对黄万里教授治黄观点的推论,他一定应该是反对建坝的吧?可是,完全相反,他在国外看到凤凰卫视上播出四川反坝人士范晓的反水坝言论后,非常气愤地写了一篇《评:范晓总工程师反对开发怒江流域水电的论点》的文章进行驳斥。这篇文章非常有说服力,已经被2004年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收录进了论文集。至于在什么样的河流上,是否应该建坝?建什么样的水坝合适?水利专家对于不同的河流,完全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所以,即便和黄万里抱有相同的治黄思想的水利专家,也会明确的支持在怒江上建水坝。很显然,从黄万里教授治黄的观点就推论他反坝是不准确的,如果今天黄老还健在的话,恐怕也会像杜同老先生一样的出来批判那些极端的反坝言论。



五、应该历史的、客观的评价三门峡



水坝建设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移民、泥沙和生物多样性这三个方面。因为三门峡大坝上游本身就有黄河壶口瀑布,所以说三门峡大坝对鱼类回游活动的影响并不明显。三门峡的移民问题,突出的反映出我国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在消除了私有经济的大锅饭时代,移民安置似乎没有特别的困难。所以,当时的移民安置问题也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当我国逐步走入市场经济以后,移民问题已经与农村集体化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复杂问题交织在一起,可以说至今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处理。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一部分,其最终的彻底解决有待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泥沙问题上,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其原始设计的主要目的没有能够实现。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大坝抬高水位后降低了流速,加速上游淤积,从而加剧了上游渭河地区的水灾。三门峡的决策失误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坝址选择,另一个就是运行方式。坝址选择的错误是无法简单的加以改变的,只能靠降低水库运行水位加以拟补(四十年以后修建的小浪底水库,也可以看成是对三门峡坝址错误的彻底更正)。然而,对三门峡运行方式的调整,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三门峡的失败,迫使我国水利工作者不得不对高含沙河流的水库运行方式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探讨,经过多次试验、改造之后,三门峡水库大大降低了水位,通过增加底孔排沙等一系列改造措施,摸索出一套适应高含沙河流的“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为黄河,同时也为世界其他高含沙河流的大坝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现在这种运行方式已经广泛地运用在国内外的高含沙量河流上。



改造后的三门峡已经安全运行几十年,对黄河下游地区发挥了防洪、防凌、发电、供水、灌溉等综合社会效益。客观地说,自解放以来黄河从未决口泛滥,三门峡水坝绝对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三门峡,谁都难以保证几十年来黄河下游的安澜。因为黄河下游地区的社会城市化程度较高,从经济和社会效益上看,只要发生一次黄河决口,其损失恐怕远远大于修建三门峡大坝的所有投入加上在上游淤积造成的全部损失。很多专家批评三门峡没有实现防洪减灾,而是“水灾搬家”是非常形象的比喻。尽管当初这座坝址没有选在小浪底或者八里胡同是一个致命的决策错误,然而,在小浪底水库没有建成之前,三门峡大坝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值得的。当我们评论三门峡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即不能忘记政治狂热带来的教训,也不应该割断历史,否认三门峡的历史作用。应该看到,尽管三门峡的坝址选择、决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重大的失误和诸多的教训,但是,在我国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最终成功的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三门峡大坝也没有辜负我们希望,自建成之后再没有让黄河发生过一次决口。应该承认改造后的三门峡所创造的社会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还是大于其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影响。



六、拆坝利弊之争



在小浪底水库建成之后,三门峡防洪功能已经被取代。这时候三门峡大坝的“水灾搬家”的作用已经变成了历史,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各界对三门峡大坝未来命运的各种推测。为了减轻上游渭河的洪涝灾害,三门峡的去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种方案;



一、低水位运行发电;这是一种比较客观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客观地说,即使没有三门峡大坝,渭河也同样会存在泥沙淤积,只不过淤积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现在经过三门峡的多年运行,渭河淤积已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现在即使完全放空三门峡水库,渭河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因此,选择一个不增加现有渭河淤积的控制水位,规定三门峡水库在该水位以下运行,既可以消除三门峡水库队渭河的不利影响,又可以使现有的三门峡发电设备发挥一定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一种最优的解决方式。



二、敞开闸门泄流;对于减少上游渭河流域的淤积而言,这种措施的实际效果和拆除大坝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彻底停用三门峡大坝的一种简易方式。在任何需要情况下随时可以采用。



三、拆坝;积极鼓吹拆坝的人大都是反坝主义者,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承认三门峡是在特定环境下,我国工程建设的政治牺牲品。他们有的公开的宣扬大坝代表的就是落后的生产力,他们认为三门峡就是所有水坝的代表,拆除三门峡就是拆除一切水坝的前奏。加上前一段时间,国内外反水坝宣传甚嚣尘上,很多舆论媒体都制造说什么最大的水电国家美国已经不再建造水坝,而开始积极拆坝了。所以,很多激进的反水坝人士也希望中国能呼应世界的拆坝之潮流,拆除三门峡大坝。实际上,世界上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拆除过有正常使用功能的大型水坝,所谓美国已经不建设大坝的传言也纯属无稽之谈。设想一下,如果为了解除反坝人士们的心头之恨,我们拆除三门峡大坝,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只能浪费一些拆除费、制造一点拆坝的轰动效应,除此之外,不仅没有丝毫实际意义,而且还会带来一定的损失。因为,对于上游渭河的减淤作用来说,敞开闸门泄流和拆除大坝的作用完全一样。然而,留下三门峡大坝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而且当下游的小浪底水库一旦需要调水调沙或者放空检修的时候,还可以临时启用三门峡大坝。总之,必要的时候,三门峡大坝还能够创造相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生不逢时的三门峡,本是一个政治浪漫主义的畸形儿,它在风风雨雨中艰难的走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现在,又再次遭遇到一批打着生态旗号的浪漫主义者的非难。但愿我们能实事求是的评价三门峡的是非功过,不要再为制造另外某种社会轰动效应而重复地犯错误。发本文之目的,并非要诋毁黄万里教授,而是要以实事求是、客观的精神,来评价黄万里与“三门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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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博

自从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决议的时候起,作为新中国抗击自然灾害的特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大坝已经在风雨飘摇中渡过了近半个世纪,与此同时,围绕着三门峡的选址、修建、改造和命运的斗争,也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上的各种冲突。



一、水坝影响生态环境的典型



三门峡这座新中国在黄河上建立的第一座水坝,是尽人皆知的著名水坝,这既不是不是因为它高超的建设技术,也不是因为它产生的防洪、发电效益,而是因为它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大型水坝的一片斥责。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批评水坝的宣传能够不提到三门峡,全世界所有的反坝人士都会把三门峡作为水坝影响生态环境的具体实例。确实,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三门峡水坝也可以说是大型水坝建设中数得上的败笔。大坝建成后仅一年,库区和上游河段的泥沙淤积已经开始威胁到上游重要城市的安全。后来,经过多方研究,几次改造。才从原来设计的“蓄水拦沙”变为“滞洪排沙”最后改为现在的“蓄清排浑”。大坝最初设计方案和实际运行的效果南辕北辙,蓄水拦沙、高坝大库、让黄河水变清的初衷,成了泡影。防洪减灾变成了水灾搬家。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三门峡是世界大型水电工程中,由于泥沙问题处理不当影响生态环境的典型教训。



二、三门峡的错误不是水坝的问题



当社会各界对于三门峡工程进行深刻反思的时侯,经常有人把它归因为我国水电工程建设的初期人们对水坝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认识不足,事实上并非如此。水坝是人类文明逐步进化的产物,在人与自然界的抗争中,人们筑坝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现代的水坝建设技术是几千来工程实践的总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对水坝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早就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我国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也离不开水坝的作用),已经成功的应用了上千年。到20世纪初期,世界上已经建有成千上万座大中小型水坝,人们对水坝建设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三门峡遭遇到一切,其根本原因不是水坝本身的问题,而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政治教训。



现在有一些人,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把三门峡的错误归纳为水坝的错误,并且借机大肆宣扬人类根本就不该在河流上修建任何水坝的反水坝观点。最近《中国国家地理》(2004.11)刊登了一篇关于三门峡的文章,文章的内容完全歪曲了当时的历史事实,把三门峡的错误归结为不应该修水坝。文章中在描述黄万里教授敢于坚持黄河三门峡的反对意见的时侯,感慨地说“他的思想在当时太超前了,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得到理解。”作者故意把黄万里教授的不宜在三门峡修建水坝的意见,曲解成为不能在河流上修建任何水坝。其目的无非就是要告诉读者,似乎“人类根本就不能在河流上修水坝”是我们今天才认识到的“真理”。事实上,黄万里教授从不否认坝工在河流治理当中的作用,而且,当年认为不宜在三门峡修建大型水坝的绝非黄万里一个人。据有关资料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治理黄河水害,荷兰、英国、挪威的水利专家都明确指出黄河建坝仅能限于“削减洪水”;带有明显掠夺特色的日本水利专家,也不敢不把“水库不排沙,寿命短”;“泥沙无法解决,全盘工程失败”说在三门峡工程的前边。而强调“分期开发”。美国人的认识就更透彻:他们提交给当时中国政府的《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中,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建议将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



是不是只有外国人高明,我们中国的水利专家都没认识到三门峡的问题呢?不是,绝对不是。《中国水利》杂志编辑部对1957年6月10日至24日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作了详尽记录。记录中可查阅到;70名专家学者中,起码有温善章、黄万里、叶永毅、梅昌华、方宗岱、张寿荫、王潜光、王屯、杨洪润、须恺、李蕴之等十多人,即70名中的1/5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360米高坝方案。对黄万里关于“潼关以上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 张寿荫的“回水离开西安40—50公里,淤积也可能在西安附近发生”;以及梅昌华关于移民等问题的警告等等发言都有记录。可以说对于三门峡大坝今后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出席会议的专家几乎都预见到了。然而,在那个全国人民一心“超英赶美”、说亩产几十万斤都没有人敢怀疑的年代,怀疑“圣人出,黄河清”的人又有几个?在假定黄河水可以变清的前提下,三门峡的设计方案完全是无懈可击的。当年,不管是什么专家,你不相信上游地区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人民公社)通过植树造林,水土保持能够让黄河水变清,那不就是不相信人民群众、不就是明摆着要拿右派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吗?事实很清楚,与黄万里有相似看法的水利专家绝非一人、两人,当时只有黄万里和温善章敢于坚持他们的治黄建议,并不是什么思想超前,更不是什么坚决反坝,而是表现出他们在政治上的清醒和执著。



虽然同是反对三门峡方案,黄万里的意见与温善章的意见也是不一样,温善章的方案是在原坝址不变的基础上,对三门峡的坝高和运行方式提出了修正的意见。黄万里的主张是最好不在黄河上建坝。三门峡运行之后,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最后经多次改造,最终还是回到了温善章建议的方案。事实说明,温善章的方案是科学的、可行的,所以,不但温善章没有被划为右派,而且周总理还对温善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至于黄万里的方案,虽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至今也未能被人接受。这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如何选择,如何评价的问题。例如;至今很多人批评三门峡造成了渭河流域的洪涝灾害,同时还有很多人批评阿斯旺水坝减少了洪水淹没、泥沙淤积带来的益处。实际上,事情都是辩证的,洪水泛滥,泥沙淤积都是有利有弊的。对某一特定的工程条件要分析利有多大,弊又有多大,到底采取什么样的工程及管理措施,决策的关键是看你怎么选择。



黄万里的方案选择了对黄河下游的淹没、淤积,确实可以不建水坝,减少黄河河道泥沙,可是黄河下游人民必须承受渭河流域老百姓所遭受的“水灾搬家”相似遭遇。如果你认为我们今天在批评三门峡的失误对渭河造成的灾害是有道理的话,就请不要忘了,如果,按照黄万里的方案,遭受渭河流域同样问题的将是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黄河下游。对于渭河流域那样的淹没、淤积遭遇,无论是政府、百姓还是水利专家都认为还是不要为好。这就是为什么至今很少有人能接受黄万里的治黄方案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我请教过一位已经过世的老的水利专家,他说在三门峡工程决策上,主要是受当时的政治影响。实际上最好的方案是美国专家提出的在三门峡下游100公里以外建坝的方案。这就相当于不建三门峡坝,直接建小浪底。40多年之后,为了进一步解决黄河水患,我国已经又建成了小浪底。如果我们现在拆掉三门峡,就似乎完全等同于实施了40年代美国人的方案。这位老专家说;当时有很多专家都有这种认识,但是基本上没有人敢说出来。因为在那个年代,有谁敢公开提出用美国人的方案,反对苏联人的方案。他说那可能已经不是什么右派不右派的问题,可能会立即被当成美蒋特务。这位老专家认为黄万里的黄河上不修坝,放淤的治黄方案确实有点极端,因为黄河下游毕竟是我们的粮仓啊。不过,他觉得即使黄万里当时心里也认为美国人的方案最好,也同样未必敢说出来。当然,这只是他的一种推测,不过他说如果当时没有政治因素影响,绝大多数专家肯定都会选择美国人的方案,把水坝建在三门峡下游的八里胡同或者小浪底。



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究竟应该反思什么?难道我们不去反思政治上的幼稚和冲动、反思在工程决策逻辑思维上的轻浮和浪漫。为什么反倒要诬蔑我们的水利专家们的认识水平有限,甚至非要从中得出人类根本就不该修建水坝、否定人类文明的错误结论。



四、关于对黄万里教授反坝的评论;



社会上关于黄万里教授的评论很多,这里我们还是以比较有影响力的专业杂志《中国国家地理》来举例。该杂志主编说“他(黄万里)那个时代,他学了那么多水利水电的专业知识,但是他竟不主张在河流上建大坝,这个我觉得非常引起我注意的,三峡大坝他也是拼命反对的,他就不主张在两条大江是建大坝,他有一个详细治理黄河的方法,他治理黄河的方法根本不是建大坝,甚至在支流上都不建大坝,他治理黄河的方法,他认为黄河带来泥沙,黄河是一个泥沙含量这么高,这是天大的好事,整个华北平原不就是黄河的泥沙造成的吗。”



要说黄万里教授具有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不迷信权威,敢于坚持真理的优秀品格,我完全同意。但是,就因此推断出黄万里教授的学术主张就一定正确也是有问题的。实事求是的说在三门峡问题上黄教授的贡献确实应该排在温善章之后,黄教授的治黄方法至今仍然不能被现实所接受。因为黄教授不是神仙,如果他不掌握全面的资料,在技术问题上也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关于长江泥沙问题的判断,黄万里的推测就与当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完全对立,根据现在三峡截流以后的实际观测资料分析,确实是长委会的意见更接近实际。当然,这一点并不能说明黄万里教授的水平低,因为黄教授获得各种资料的途径根本无法和长科院相比。同时也说明科学是无止境的,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即便就是有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未必就一定能做出正确判断。然而,现在一些人对黄万里教授的吹捧确实有些过了头,已经带有了迷信成分。这样的宣传实际上是对黄万里教授的歪曲、诬蔑。《中国国家地理》就公开批评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认为“黄河是有害有利的河,应该“除害兴利””的说法,而鼓吹说什么黄万里把黄河完全看成是一条“利河”。我不相信这是黄万里的本意,如果那样的话,黄万里教授说的话肯定是违背辩证法的,同时也是违背事实的。仅在上个世纪30年代黄河洪水就吞噬了上百万人的生命,这还能说是完全的“利河”吗?根据我对黄万里教授的了解,我认为他决不会那样说。这很可能是一些打着黄万里旗号的人别有用心的发挥。说黄万里不主张在河流上建大坝也是不准确的,作为水利工作者,谁都知道坝工技术是绝对不能少的。就是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引水工程也离不开坝工。没有溢流坝壅水控制,都江堰灌渠就没办法进行水量调节。说黄万里拼命反对三峡大坝不假,然而,他反对的只是在长江干流上建设高坝。据我对黄万里本人的了解,他并不反对将来(我国其他更好的水电坝址开发完之后)在长江三峡建低坝。什么是“低坝”呢?按照当时水电界的争论,现在三峡的175米坝高的方案属于高坝,150米属于低坝方案。现在的很多宣传都把黄万里先生说成是一贯反坝的,我认为这是对黄老的一种污蔑。可惜,黄老已经过世,反坝分子总是能利用黄老的一些只言片语,大肆造谣宣传黄老反对水坝。幸好在反对三峡的问题上,还有一个与黄万里一样品格、一样观点的水电专家--李锐先生还健在,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拜访一下李锐。我想他会详细地给你解释水坝的作用,也会无情的驳斥那些污蔑水电的言论。



至于黄万里的不建坝治黄观点,并不能够代表他就一定会反对在其他江河上建水坝。这里,我可以介绍一位几乎和黄万里同时代老的水利专家叫杜同,他现在侨居澳大利亚。他曾经提交给某国际会议的一篇关于治理黄河的论文(没有能被接受),据我所知他论文中主张的治黄思路完全和黄万里教授一样。按照反坝人士对黄万里教授治黄观点的推论,他一定应该是反对建坝的吧?可是,完全相反,他在国外看到凤凰卫视上播出四川反坝人士范晓的反水坝言论后,非常气愤地写了一篇《评:范晓总工程师反对开发怒江流域水电的论点》的文章进行驳斥。这篇文章非常有说服力,已经被2004年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收录进了论文集。至于在什么样的河流上,是否应该建坝?建什么样的水坝合适?水利专家对于不同的河流,完全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所以,即便和黄万里抱有相同的治黄思想的水利专家,也会明确的支持在怒江上建水坝。很显然,从黄万里教授治黄的观点就推论他反坝是不准确的,如果今天黄老还健在的话,恐怕也会像杜同老先生一样的出来批判那些极端的反坝言论。



五、应该历史的、客观的评价三门峡



水坝建设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移民、泥沙和生物多样性这三个方面。因为三门峡大坝上游本身就有黄河壶口瀑布,所以说三门峡大坝对鱼类回游活动的影响并不明显。三门峡的移民问题,突出的反映出我国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在消除了私有经济的大锅饭时代,移民安置似乎没有特别的困难。所以,当时的移民安置问题也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当我国逐步走入市场经济以后,移民问题已经与农村集体化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复杂问题交织在一起,可以说至今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处理。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一部分,其最终的彻底解决有待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泥沙问题上,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其原始设计的主要目的没有能够实现。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大坝抬高水位后降低了流速,加速上游淤积,从而加剧了上游渭河地区的水灾。三门峡的决策失误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坝址选择,另一个就是运行方式。坝址选择的错误是无法简单的加以改变的,只能靠降低水库运行水位加以拟补(四十年以后修建的小浪底水库,也可以看成是对三门峡坝址错误的彻底更正)。然而,对三门峡运行方式的调整,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三门峡的失败,迫使我国水利工作者不得不对高含沙河流的水库运行方式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探讨,经过多次试验、改造之后,三门峡水库大大降低了水位,通过增加底孔排沙等一系列改造措施,摸索出一套适应高含沙河流的“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为黄河,同时也为世界其他高含沙河流的大坝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现在这种运行方式已经广泛地运用在国内外的高含沙量河流上。



改造后的三门峡已经安全运行几十年,对黄河下游地区发挥了防洪、防凌、发电、供水、灌溉等综合社会效益。客观地说,自解放以来黄河从未决口泛滥,三门峡水坝绝对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三门峡,谁都难以保证几十年来黄河下游的安澜。因为黄河下游地区的社会城市化程度较高,从经济和社会效益上看,只要发生一次黄河决口,其损失恐怕远远大于修建三门峡大坝的所有投入加上在上游淤积造成的全部损失。很多专家批评三门峡没有实现防洪减灾,而是“水灾搬家”是非常形象的比喻。尽管当初这座坝址没有选在小浪底或者八里胡同是一个致命的决策错误,然而,在小浪底水库没有建成之前,三门峡大坝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值得的。当我们评论三门峡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即不能忘记政治狂热带来的教训,也不应该割断历史,否认三门峡的历史作用。应该看到,尽管三门峡的坝址选择、决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重大的失误和诸多的教训,但是,在我国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最终成功的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三门峡大坝也没有辜负我们希望,自建成之后再没有让黄河发生过一次决口。应该承认改造后的三门峡所创造的社会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还是大于其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影响。



六、拆坝利弊之争



在小浪底水库建成之后,三门峡防洪功能已经被取代。这时候三门峡大坝的“水灾搬家”的作用已经变成了历史,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各界对三门峡大坝未来命运的各种推测。为了减轻上游渭河的洪涝灾害,三门峡的去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种方案;



一、低水位运行发电;这是一种比较客观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客观地说,即使没有三门峡大坝,渭河也同样会存在泥沙淤积,只不过淤积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现在经过三门峡的多年运行,渭河淤积已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现在即使完全放空三门峡水库,渭河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因此,选择一个不增加现有渭河淤积的控制水位,规定三门峡水库在该水位以下运行,既可以消除三门峡水库队渭河的不利影响,又可以使现有的三门峡发电设备发挥一定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一种最优的解决方式。



二、敞开闸门泄流;对于减少上游渭河流域的淤积而言,这种措施的实际效果和拆除大坝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彻底停用三门峡大坝的一种简易方式。在任何需要情况下随时可以采用。



三、拆坝;积极鼓吹拆坝的人大都是反坝主义者,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承认三门峡是在特定环境下,我国工程建设的政治牺牲品。他们有的公开的宣扬大坝代表的就是落后的生产力,他们认为三门峡就是所有水坝的代表,拆除三门峡就是拆除一切水坝的前奏。加上前一段时间,国内外反水坝宣传甚嚣尘上,很多舆论媒体都制造说什么最大的水电国家美国已经不再建造水坝,而开始积极拆坝了。所以,很多激进的反水坝人士也希望中国能呼应世界的拆坝之潮流,拆除三门峡大坝。实际上,世界上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拆除过有正常使用功能的大型水坝,所谓美国已经不建设大坝的传言也纯属无稽之谈。设想一下,如果为了解除反坝人士们的心头之恨,我们拆除三门峡大坝,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只能浪费一些拆除费、制造一点拆坝的轰动效应,除此之外,不仅没有丝毫实际意义,而且还会带来一定的损失。因为,对于上游渭河的减淤作用来说,敞开闸门泄流和拆除大坝的作用完全一样。然而,留下三门峡大坝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而且当下游的小浪底水库一旦需要调水调沙或者放空检修的时候,还可以临时启用三门峡大坝。总之,必要的时候,三门峡大坝还能够创造相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生不逢时的三门峡,本是一个政治浪漫主义的畸形儿,它在风风雨雨中艰难的走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现在,又再次遭遇到一批打着生态旗号的浪漫主义者的非难。但愿我们能实事求是的评价三门峡的是非功过,不要再为制造另外某种社会轰动效应而重复地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