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欲就“大饥荒”问题审判斯大林

2008年12月27日 13:39凤凰网历史综合
环球时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梁小逸报道 乌克兰法院可能将对乌克兰历史上发生的“大饥荒”问题开启审判程序，打算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这其中可能还包括前苏联领导人，首当其冲的将是斯大林。乌克兰检察院安全局局长瓦连京·纳里万钦科表示，乌克兰检察院会先进行刑事起诉，之后会议交给法院进行审判。纳里万钦科说:“法院会根据乌克兰刑法典全面审理。他说，或许会因时效问题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根据乌克兰加入的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因此这里不具有时效性问题。

这里所说的乌克兰“大饥荒”起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很多人认为这是有人故意制造的旨在对乌克兰人进行的“消灭”，乌克兰现任总统尤先科就是持此立场人之一。

当代学者不少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乌克兰历史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当时苏联领导决策造成的，当时下达的命令是“没有例外的，将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余粮抵消因购买工业设备而欠下的外债。还有就是，为强迫‘单干户’加入集体农庄，迫使他们交的粮食高出集体农庄1.5至3倍。

俄罗斯政府拒绝承认1932-1933年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2003年联合国承认前苏联一些国家的饥荒是一场悲剧。（转载自《环球时报》）

苏联大饥荒饿死千万人 斯大林强制购粮逼死农民

苏联的大饥荒发生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其大致的进程可以追述如下:

在上世纪20年代初，随着内战的胜利，苏联开始伴随国有化的工业化进程，用过去的术语就是完成了工业部门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论在全世界的首次试验。但是在农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列宁并不打算将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念落实。

在内战结束的初期，农村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农民都非常的贫困，而当时销售给农民的工业品非常的昂贵，所以虽然当时的工业生产仍很薄弱，农用产品却出现了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本来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现在却出现在苏联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想见这对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是多么的难堪。于是苏联的领导人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对农村加以扶持，其中包括降低农用工业品的售价，安排低息的农业信贷，而且还允许农业雇工和租用国家的土地，以及降低农业税。

当时的农民仍处于个体经济当中，其中很多人利用这样的政策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特别是那些被称作富农阶级的农民。当时的情况颇有点像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农民手中有了大量的货币，却买不到想要的东西，这样一来，农民也就不太愿意将手中的农产品拿出来销售。因此，一方面粮食大量囤积在农村，城市的粮食供应并没有因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而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

到了1928年，粮食收购的情况出现了第一次恶化，当年1月份收购的粮食比1927年同期减少一亿二千万普特(1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下降比例高达28%%，这是相当严重的局面，如果不采取措施，很可能影响城市以及军队的食物供应。

1928年1月6日，斯大林严厉地警告那些在短期内不能实现粮食收购决定性转变的各地领导人。这一指示无疑大大地伤害了农民，特别是富农，于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将土地变卖，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了。当年，全苏的耕种面积大大地缩小了，这个局面很可能被苏联的领导层了解，为了缓和与农民(富农)的紧张关系，斯大林做出了和解的姿态，要求各地停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有违“革命法制”的行动。但矛盾一旦激化，便难以重新缓解，而且斯大林也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农民(富农)相信他们的政策不会再有所改变。
就这样，耕种面积越来越减少，粮食产量越来越下降，收购越来越困难，到了1929年，连莫斯科的面包都出现了断供的情况。面对这种局面，苏联领导人认为到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彻底改变农村面貌的时候了，而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就是集体化，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用他们的话来说大概就是以广大农民集体的力量对付富农阶级。

这样的集体化成就本来并不是很显著，大致只有4%%左右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但斯大林却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更加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集体化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下令在当年的秋天，全面实现集体化。在1930年的1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了斯大林授意起草的《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的决议，这个决议规定主要产粮区于1930年秋天或1931年春天全面完成集体化。由于地方政府以及农民都对集体化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各地在接到全面实现集体化的任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强制性的手段。许多地方还提出了“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的口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各地的农民纷纷在加入集体农庄前将各自的牛、羊、猪，甚至家禽都杀光，这算是比较温和的反抗，更有些地方的农民被迫重新拿起了武器。一时间，农村的形势非常紧张。

农民的反抗大大出乎斯大林的预料，于是不得不有所表示以平息农民的愤怒，在1930年的3月2日的真理报上，他发表了《胜利冲昏了头脑》，将各地忠实地执行，也有部分是过度地执行他的集体化指令的人臭骂了一通，这大概是他的一贯伎俩，功劳是自己的，过失就得全部由别人承担。紧张的局势才得以缓解。

紧接着，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在集体化运动中同对党的路线歪曲作斗争》的决议。再次强调自愿集体化的原则，还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于是各地农民纷纷退出，到了1930年7月，还留在集体农庄的农户已经从最高峰时的1000多万户下降到不足600万户。但经过这一顿折腾，苏联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畜牧生产大幅下降，为后来的饥荒埋下了伏笔。如果将1928年的农业总产值作为100计算，1929年~1933年的依次为:98、94、 92、86、81.5。

斯大林虽然在表面上有所退让，但并没有实际放松集体化的进程。集体化的进程虽然有所转折，但最终仍然按斯大林的意愿全面地完成了。

早在集体化进程加速之前，另一起更为罪恶的行动就开始了，那就是消灭富农行动。温和一点的地区，只是没收的富农的财产，强硬一点的地区将富农强行迁出，迁到边远的如西伯利亚一类的地区，更有残酷的将他们杀戮，被强迫迁移的富农及他们的家人，很多都在完全陌生和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悲惨地死去。

随着苏联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非农业人口在不断地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对集体农庄的征购力度也越来越大。但为了保证城市物价的稳定，斯大林不肯给收购价格那怕稍稍一点的上升空间，其实，当时的收购价与零售价已经相差很大，1933年的小麦收购价每公斤不到0.1卢布，而面粉的粮票价已经高达每公斤0.6卢布，而高价面粉的价格竞然是每公斤4卢布，可见完全可以适当地提高收购价来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但斯大林没有这样做。

由于过低的收购价激起部分集体农庄制抵收购，但马上得到了强硬的镇压，制抵收购的农民被判罪入狱，甚至被判极刑。苏维埃将农民的备荒粮都抢走了。其中一部分是用于出口，即使是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粮食出口都没有停止。强行的征购完全摧毁了农民的防荒能力，整个苏联的农村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一旦天有不测风云，饥荒立即就会降临。

1932年，在连年的丰年之后，终于轮到农业欠收了，1932年~1933年的冬天，严寒夹带着饥饿，横扫着苏联大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因饥饿死亡，没有人得到国家的救济，更没有人得到国际社会的援救，因为国际社会根本就不知道在苏联发生的饥荒，当时的欧洲人正安祥地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些是用苏联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因为消息被严密的封锁，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而当时有幸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也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我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也在 1933年，就是饥荒最严重时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不久，又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写道:“有关乌克兰饥荒的报道实际上被夸大了，是对苏联的恶意宣传。”这个杜兰蒂正是由于一系列关于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的报道而获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新闻奖，更因1929年对斯大林的独家访问而声名大噪，而他却在私下向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承认:“ 在过去一年中，全苏联很可能有高达1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其中乌克兰有数百万人。”(据新华社、《大连日报》宋宗利/文)2008年12月27日 13:39凤凰网历史综合
环球时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梁小逸报道 乌克兰法院可能将对乌克兰历史上发生的“大饥荒”问题开启审判程序，打算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这其中可能还包括前苏联领导人，首当其冲的将是斯大林。乌克兰检察院安全局局长瓦连京·纳里万钦科表示，乌克兰检察院会先进行刑事起诉，之后会议交给法院进行审判。纳里万钦科说:“法院会根据乌克兰刑法典全面审理。他说，或许会因时效问题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根据乌克兰加入的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因此这里不具有时效性问题。

这里所说的乌克兰“大饥荒”起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很多人认为这是有人故意制造的旨在对乌克兰人进行的“消灭”，乌克兰现任总统尤先科就是持此立场人之一。

当代学者不少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乌克兰历史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当时苏联领导决策造成的，当时下达的命令是“没有例外的，将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余粮抵消因购买工业设备而欠下的外债。还有就是，为强迫‘单干户’加入集体农庄，迫使他们交的粮食高出集体农庄1.5至3倍。

俄罗斯政府拒绝承认1932-1933年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2003年联合国承认前苏联一些国家的饥荒是一场悲剧。（转载自《环球时报》）

苏联大饥荒饿死千万人 斯大林强制购粮逼死农民

苏联的大饥荒发生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其大致的进程可以追述如下:

在上世纪20年代初，随着内战的胜利，苏联开始伴随国有化的工业化进程，用过去的术语就是完成了工业部门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论在全世界的首次试验。但是在农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列宁并不打算将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念落实。

在内战结束的初期，农村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农民都非常的贫困，而当时销售给农民的工业品非常的昂贵，所以虽然当时的工业生产仍很薄弱，农用产品却出现了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本来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现在却出现在苏联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想见这对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是多么的难堪。于是苏联的领导人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对农村加以扶持，其中包括降低农用工业品的售价，安排低息的农业信贷，而且还允许农业雇工和租用国家的土地，以及降低农业税。

当时的农民仍处于个体经济当中，其中很多人利用这样的政策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特别是那些被称作富农阶级的农民。当时的情况颇有点像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农民手中有了大量的货币，却买不到想要的东西，这样一来，农民也就不太愿意将手中的农产品拿出来销售。因此，一方面粮食大量囤积在农村，城市的粮食供应并没有因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而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

到了1928年，粮食收购的情况出现了第一次恶化，当年1月份收购的粮食比1927年同期减少一亿二千万普特(1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下降比例高达28%%，这是相当严重的局面，如果不采取措施，很可能影响城市以及军队的食物供应。

1928年1月6日，斯大林严厉地警告那些在短期内不能实现粮食收购决定性转变的各地领导人。这一指示无疑大大地伤害了农民，特别是富农，于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将土地变卖，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了。当年，全苏的耕种面积大大地缩小了，这个局面很可能被苏联的领导层了解，为了缓和与农民(富农)的紧张关系，斯大林做出了和解的姿态，要求各地停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有违“革命法制”的行动。但矛盾一旦激化，便难以重新缓解，而且斯大林也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农民(富农)相信他们的政策不会再有所改变。
就这样，耕种面积越来越减少，粮食产量越来越下降，收购越来越困难，到了1929年，连莫斯科的面包都出现了断供的情况。面对这种局面，苏联领导人认为到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彻底改变农村面貌的时候了，而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就是集体化，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用他们的话来说大概就是以广大农民集体的力量对付富农阶级。

这样的集体化成就本来并不是很显著，大致只有4%%左右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但斯大林却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更加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集体化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下令在当年的秋天，全面实现集体化。在1930年的1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了斯大林授意起草的《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的决议，这个决议规定主要产粮区于1930年秋天或1931年春天全面完成集体化。由于地方政府以及农民都对集体化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各地在接到全面实现集体化的任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强制性的手段。许多地方还提出了“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的口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各地的农民纷纷在加入集体农庄前将各自的牛、羊、猪，甚至家禽都杀光，这算是比较温和的反抗，更有些地方的农民被迫重新拿起了武器。一时间，农村的形势非常紧张。

农民的反抗大大出乎斯大林的预料，于是不得不有所表示以平息农民的愤怒，在1930年的3月2日的真理报上，他发表了《胜利冲昏了头脑》，将各地忠实地执行，也有部分是过度地执行他的集体化指令的人臭骂了一通，这大概是他的一贯伎俩，功劳是自己的，过失就得全部由别人承担。紧张的局势才得以缓解。

紧接着，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在集体化运动中同对党的路线歪曲作斗争》的决议。再次强调自愿集体化的原则，还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于是各地农民纷纷退出，到了1930年7月，还留在集体农庄的农户已经从最高峰时的1000多万户下降到不足600万户。但经过这一顿折腾，苏联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畜牧生产大幅下降，为后来的饥荒埋下了伏笔。如果将1928年的农业总产值作为100计算，1929年~1933年的依次为:98、94、 92、86、81.5。

斯大林虽然在表面上有所退让，但并没有实际放松集体化的进程。集体化的进程虽然有所转折，但最终仍然按斯大林的意愿全面地完成了。

早在集体化进程加速之前，另一起更为罪恶的行动就开始了，那就是消灭富农行动。温和一点的地区，只是没收的富农的财产，强硬一点的地区将富农强行迁出，迁到边远的如西伯利亚一类的地区，更有残酷的将他们杀戮，被强迫迁移的富农及他们的家人，很多都在完全陌生和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悲惨地死去。

随着苏联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非农业人口在不断地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对集体农庄的征购力度也越来越大。但为了保证城市物价的稳定，斯大林不肯给收购价格那怕稍稍一点的上升空间，其实，当时的收购价与零售价已经相差很大，1933年的小麦收购价每公斤不到0.1卢布，而面粉的粮票价已经高达每公斤0.6卢布，而高价面粉的价格竞然是每公斤4卢布，可见完全可以适当地提高收购价来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但斯大林没有这样做。

由于过低的收购价激起部分集体农庄制抵收购，但马上得到了强硬的镇压，制抵收购的农民被判罪入狱，甚至被判极刑。苏维埃将农民的备荒粮都抢走了。其中一部分是用于出口，即使是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粮食出口都没有停止。强行的征购完全摧毁了农民的防荒能力，整个苏联的农村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一旦天有不测风云，饥荒立即就会降临。

1932年，在连年的丰年之后，终于轮到农业欠收了，1932年~1933年的冬天，严寒夹带着饥饿，横扫着苏联大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因饥饿死亡，没有人得到国家的救济，更没有人得到国际社会的援救，因为国际社会根本就不知道在苏联发生的饥荒，当时的欧洲人正安祥地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些是用苏联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因为消息被严密的封锁，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而当时有幸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也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我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也在 1933年，就是饥荒最严重时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不久，又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写道:“有关乌克兰饥荒的报道实际上被夸大了，是对苏联的恶意宣传。”这个杜兰蒂正是由于一系列关于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的报道而获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新闻奖，更因1929年对斯大林的独家访问而声名大噪，而他却在私下向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承认:“ 在过去一年中，全苏联很可能有高达1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其中乌克兰有数百万人。”(据新华社、《大连日报》宋宗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