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康熙皇帝的历 ...

不畏当时，而畏后人
不重文章，而重良心
——康熙皇帝的历史观

作者：万古忧

历史上，但凡有些作为的帝王，大都同时有这样的作为：激扬文字，以为不朽；臧否人物，一言九鼎；褒贬历史，金口玉言。但是，这些愿望的实现，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文字不朽，要得到后人的认可。历史评价，须得到后人的认同。当然，也有将这些事情看得极为透彻的皇帝。清朝的康熙，就是一位这样的皇帝。康熙对待修《明史》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
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九卿等人上疏，恳请康熙皇帝撰写一篇关于《明史》的文章。康熙经过认真思考之后，谕大学士九卿等：
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已，未尝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至于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何暇论《明史》之是非乎？
康熙首先认为，自己治理国家尚有七个方面“未能也”，“自觉愧汗”，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对明代的历史评头论足。接下去，他又陈述：
况有明以来二百余年，流风善政，岂能枚举。其中，史官舞文杜撰，颠倒是非者，概难凭信。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人心不服，议论多岐者，岂非前鉴耶。
他表示，对明朝的风流善政，自己亦难以总括；被明代史官所颠倒是非者，自己亦难以甄别。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后人不服，都是应引以为戒的前车之鉴。然后，他又讲自己学无专攻：
朕无实学。每读朱子之书，见“相古先民，学以为已，今也不然，为人而已”之句，罔不心悦诚服。又读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益见史官上古不免讹传，况今人乎？班马异同，左国浮华，古人以为定论。孔子至圣，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叹。后世万倍莫及者，轻浮浅漏，妄自笔削，以为自足，不过好其史笔之名也。朕论时人之际，凡天下读书者，皆能分辨古人之是非，问以时事、人品，不能一字相答。非曰‘从来不与人往来’，即曰‘不能深知目前之事’，作官之道茫然不知，而百千年前无不洞悉。何得昧于当世，而明于论古？岂非远者明，而近者暗乎？所以责人重者，责己轻，君子不取也。
申说自己不是专门搞学问的，不敢攀比古代史家前贤，亦不愿采取那种“责人重、责己轻”而妄自论史的态度。最后，他强调：
《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关系甚巨，条目甚繁。朕日理万机，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细览，即敢轻定是非，后有公论者，必归罪于朕躬。朕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者，此也。卿等皆老学夙望，名重一时。《明史》之是非，自有烛见，卿等众意为是，即是也。刋而行之，偶有斟酌，公同再议。朕无一字可定，亦无识见。所以苦辞，以示不能也。”
康熙以为，“当今之世，用人、行政、规模、法度之是非，朕当自任，无容他诿。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所以，他始终不肯为《明史》作文。不畏当时，而畏后人
不重文章，而重良心
——康熙皇帝的历史观

作者：万古忧

历史上，但凡有些作为的帝王，大都同时有这样的作为：激扬文字，以为不朽；臧否人物，一言九鼎；褒贬历史，金口玉言。但是，这些愿望的实现，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文字不朽，要得到后人的认可。历史评价，须得到后人的认同。当然，也有将这些事情看得极为透彻的皇帝。清朝的康熙，就是一位这样的皇帝。康熙对待修《明史》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
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九卿等人上疏，恳请康熙皇帝撰写一篇关于《明史》的文章。康熙经过认真思考之后，谕大学士九卿等：
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已，未尝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至于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何暇论《明史》之是非乎？
康熙首先认为，自己治理国家尚有七个方面“未能也”，“自觉愧汗”，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对明代的历史评头论足。接下去，他又陈述：
况有明以来二百余年，流风善政，岂能枚举。其中，史官舞文杜撰，颠倒是非者，概难凭信。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人心不服，议论多岐者，岂非前鉴耶。
他表示，对明朝的风流善政，自己亦难以总括；被明代史官所颠倒是非者，自己亦难以甄别。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后人不服，都是应引以为戒的前车之鉴。然后，他又讲自己学无专攻：
朕无实学。每读朱子之书，见“相古先民，学以为已，今也不然，为人而已”之句，罔不心悦诚服。又读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益见史官上古不免讹传，况今人乎？班马异同，左国浮华，古人以为定论。孔子至圣，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叹。后世万倍莫及者，轻浮浅漏，妄自笔削，以为自足，不过好其史笔之名也。朕论时人之际，凡天下读书者，皆能分辨古人之是非，问以时事、人品，不能一字相答。非曰‘从来不与人往来’，即曰‘不能深知目前之事’，作官之道茫然不知，而百千年前无不洞悉。何得昧于当世，而明于论古？岂非远者明，而近者暗乎？所以责人重者，责己轻，君子不取也。
申说自己不是专门搞学问的，不敢攀比古代史家前贤，亦不愿采取那种“责人重、责己轻”而妄自论史的态度。最后，他强调：
《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关系甚巨，条目甚繁。朕日理万机，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细览，即敢轻定是非，后有公论者，必归罪于朕躬。朕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者，此也。卿等皆老学夙望，名重一时。《明史》之是非，自有烛见，卿等众意为是，即是也。刋而行之，偶有斟酌，公同再议。朕无一字可定，亦无识见。所以苦辞，以示不能也。”
康熙以为，“当今之世，用人、行政、规模、法度之是非，朕当自任，无容他诿。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所以，他始终不肯为《明史》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