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人物不要轻易“盖棺论定”

2008年07月22日 09:17北京日报
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冲破了许多禁区，过去不能摸、不能碰的问题，现在可以摸、可以碰了；过去不能进行异向思考的问题，现在可以进行异向思考了。这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历史研究的大门并没有彻底敞开，原因有很多，在史学理论方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定论”。
在史学研究中，常
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如“历史早已有结论”、“已有定论”，等等，与之相关的，还有个专门的词语——“盖棺论定”。在这些“定论”或“结论”面前，不少史学工作者不仅失去了主体意识，一切要以此为准，而且还要顺着这个方向广搜材料，为这些结论与定论作证，甚至有意无意地阉割、歪曲历史事实以顺从或迎合这些结论或定论，其结果是导致历史失真，并由此带来一系列荒谬。这种对“盖棺论定”已经形成迷信的思维模式在人物研究中表现尤甚。有些史学工作者虽然也承认不可能对历史人物下最终的定论，可是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包括其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法、下结论的方式等等，让人感觉到其都未能脱离“盖棺论定”模式的窠臼。我认为，这种“盖棺论定”模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盖棺论定”思维不利于人物研究深化、发展。
既然认为某个观点是最终的定论，那就必然不允许发展，不允许别人提出新的看法。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肯定会有所改变，一时成为“定论”了，有了新材料、新发现，就要重新审视。而主张“定论”者是否定这一点的，或者是虽然不否定，但也不愿意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冲突。中国人特别重视教科书，我们可以称之为“教科书情结”，很多人认为众多历史人物已经有“固定”的形象，就是由于教科书的影响。多少年以来，历史教科书被视为最权威的“历史”，可是几十年以来的历史“统编教材”，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却也在不断的修改。事情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而影响历史评价的因素也会无穷无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永远是不会有定论的。
中国有句古话:“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武则天死后留下一块“无字碑”，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无法猜测。但她的做法却很明智。任何人的功和过，都不认“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后人的评头论足。而后人复后人，无穷尽也。任何一代人如果下了“定论”，就等于剥夺了更多后人评说的权利。实际上这也是做不到的。哪怕是刻在了碑上，后人也有“颠覆”它的可能。
持“定论”者则否认这一点，使很多本来很容易评价的历史人物反而变得模糊起来。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我们对陈独秀的评价就是如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贡献是很大的。后来，他犯了错误，受到了党纪处分。在相当长时间里，评价陈独秀，只能讲后期的错误，抹杀或回避前期的功劳，结果连当时的史实也讲不清楚。政治文件上对他如何讲，史学家们也怎么讲，以政治决议代替史学研究，极大地损害了史学的声誉！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从某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刘少奇等多少人的所谓“罪行”是曾经写进政治决议的，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盖棺论定”了，但后来不都因为是错误的而翻案了吗？无论政治决议还是历史研究，最终都要服从真理。
其次，“盖棺论定”思维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没有看到变化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讲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一旦“盖棺论定”成为人们的共同思想意识之后，就容易使人们的思维弱化，不愿意去思考，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有的研究者总是认为自己能得出定论，以自己的思考代替读者的思考，让读者相信他的思考是惟一的，使读者形成一种惰性的思维习惯，慢慢失去自己的个性和判断力。因为只有一种答案，就不需要判断，只需要把书本上的结论记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有那么一天，一个人的思维穷尽了一切，其他人不必动脑筋，只要吃喝就行，自然省了很多事情。可至今没有这样的人出现，历史上有想这样做的人，但是却使自己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声称自己的结论是“至上真理”的人，往往很快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恰恰是认为自己的成果应该不断发展的学者们的成果，反而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显示其生命力。
我们都知道，史学界在人物评价问题上，曾提出过阶段论、方面论、综合论等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应该说都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这些分析方法最后要达到“定论”的地步，就不科学了。固定的思维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
由于受定论思想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总要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而且人们一般认为一切过错都应是反面人物造成的，并天真地以为，只要没有反面人物，任何事情都会顺利地进行，按照人们预想的道路向前发展。这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而只要一个人被定为反面人物，就永远不能翻身，纵使你有再多的好处，也还是反面人物，是个坏人。我们强调历史地看问题，可是我们的很多评价并没有体现这一点，而只是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去评价人，给人贴标签！
历史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对历史客体整体过程的认识，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从局部和现象开始，逐步地接近与认识它，使历史认识呈现出由局部到整体，由表层到深层，由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路径。这其中每个局部、每个具体的历史认识，只要是真实地反映特定历史内容的，都具有真理性，都是历史认识的相对真理。另外，也必然有一部分历史现象暂时不被认识或暂时不可能被认识，而要到人们历史认识的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才能得到修正、补充和发展、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永恒的。
既然历史人物评价中最终意义上的“盖棺论定”是不可能的，一旦强制“定论”之后又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就需要避免人物评价中的那种绝对化的“盖棺论定”倾向。（刘克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题:谈谈“盖棺论定”）2008年07月22日 09:17北京日报
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冲破了许多禁区，过去不能摸、不能碰的问题，现在可以摸、可以碰了；过去不能进行异向思考的问题，现在可以进行异向思考了。这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历史研究的大门并没有彻底敞开，原因有很多，在史学理论方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定论”。
在史学研究中，常
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如“历史早已有结论”、“已有定论”，等等，与之相关的，还有个专门的词语——“盖棺论定”。在这些“定论”或“结论”面前，不少史学工作者不仅失去了主体意识，一切要以此为准，而且还要顺着这个方向广搜材料，为这些结论与定论作证，甚至有意无意地阉割、歪曲历史事实以顺从或迎合这些结论或定论，其结果是导致历史失真，并由此带来一系列荒谬。这种对“盖棺论定”已经形成迷信的思维模式在人物研究中表现尤甚。有些史学工作者虽然也承认不可能对历史人物下最终的定论，可是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包括其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法、下结论的方式等等，让人感觉到其都未能脱离“盖棺论定”模式的窠臼。我认为，这种“盖棺论定”模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盖棺论定”思维不利于人物研究深化、发展。
既然认为某个观点是最终的定论，那就必然不允许发展，不允许别人提出新的看法。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肯定会有所改变，一时成为“定论”了，有了新材料、新发现，就要重新审视。而主张“定论”者是否定这一点的，或者是虽然不否定，但也不愿意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冲突。中国人特别重视教科书，我们可以称之为“教科书情结”，很多人认为众多历史人物已经有“固定”的形象，就是由于教科书的影响。多少年以来，历史教科书被视为最权威的“历史”，可是几十年以来的历史“统编教材”，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却也在不断的修改。事情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而影响历史评价的因素也会无穷无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永远是不会有定论的。
中国有句古话:“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武则天死后留下一块“无字碑”，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无法猜测。但她的做法却很明智。任何人的功和过，都不认“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后人的评头论足。而后人复后人，无穷尽也。任何一代人如果下了“定论”，就等于剥夺了更多后人评说的权利。实际上这也是做不到的。哪怕是刻在了碑上，后人也有“颠覆”它的可能。
持“定论”者则否认这一点，使很多本来很容易评价的历史人物反而变得模糊起来。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我们对陈独秀的评价就是如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贡献是很大的。后来，他犯了错误，受到了党纪处分。在相当长时间里，评价陈独秀，只能讲后期的错误，抹杀或回避前期的功劳，结果连当时的史实也讲不清楚。政治文件上对他如何讲，史学家们也怎么讲，以政治决议代替史学研究，极大地损害了史学的声誉！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从某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刘少奇等多少人的所谓“罪行”是曾经写进政治决议的，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盖棺论定”了，但后来不都因为是错误的而翻案了吗？无论政治决议还是历史研究，最终都要服从真理。
其次，“盖棺论定”思维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没有看到变化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讲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一旦“盖棺论定”成为人们的共同思想意识之后，就容易使人们的思维弱化，不愿意去思考，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有的研究者总是认为自己能得出定论，以自己的思考代替读者的思考，让读者相信他的思考是惟一的，使读者形成一种惰性的思维习惯，慢慢失去自己的个性和判断力。因为只有一种答案，就不需要判断，只需要把书本上的结论记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有那么一天，一个人的思维穷尽了一切，其他人不必动脑筋，只要吃喝就行，自然省了很多事情。可至今没有这样的人出现，历史上有想这样做的人，但是却使自己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声称自己的结论是“至上真理”的人，往往很快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恰恰是认为自己的成果应该不断发展的学者们的成果，反而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显示其生命力。
我们都知道，史学界在人物评价问题上，曾提出过阶段论、方面论、综合论等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应该说都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这些分析方法最后要达到“定论”的地步，就不科学了。固定的思维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
由于受定论思想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总要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而且人们一般认为一切过错都应是反面人物造成的，并天真地以为，只要没有反面人物，任何事情都会顺利地进行，按照人们预想的道路向前发展。这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而只要一个人被定为反面人物，就永远不能翻身，纵使你有再多的好处，也还是反面人物，是个坏人。我们强调历史地看问题，可是我们的很多评价并没有体现这一点，而只是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去评价人，给人贴标签！
历史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对历史客体整体过程的认识，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从局部和现象开始，逐步地接近与认识它，使历史认识呈现出由局部到整体，由表层到深层，由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路径。这其中每个局部、每个具体的历史认识，只要是真实地反映特定历史内容的，都具有真理性，都是历史认识的相对真理。另外，也必然有一部分历史现象暂时不被认识或暂时不可能被认识，而要到人们历史认识的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才能得到修正、补充和发展、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永恒的。
既然历史人物评价中最终意义上的“盖棺论定”是不可能的，一旦强制“定论”之后又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就需要避免人物评价中的那种绝对化的“盖棺论定”倾向。（刘克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题:谈谈“盖棺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