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新论之第六章　秦始皇的蹊跷之死

关于秦始皇之死，史家大多都遵从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即：“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将他死亡的原因，认

定是毫无牵扯的自然死亡。然而此事真有那么巧吗？从现有资料看，第一个怀疑秦始皇属于非自然死亡的人是郭沫若。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

秦始皇之死》的历史小说，认为谋害秦始皇的凶手该是胡亥。原因是他看出扶苏可能会被立为太子，手足之间为争夺皇位而杀兄诛弟之事，早

已屡见不鲜！2003年12月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郝志铭先生撰写的《中外名人未解之谜》中，认为杀害秦始皇的凶手是赵高。理由一是：

“扶苏即位将重用蒙氏兄弟，而他与蒙氏兄弟有仇”；其次是“赵高常随侍在始皇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要较胡亥方便得多。”当笔者重

读秦史时，从其遗诏的内容和死亡地点上，发现蹊跷之处甚多，从查找的线索中，更看出了秦始皇决非自然死亡，而是赵高所杀的如下端倪，

赵高当属杀害秦始皇的凶手无疑！

　　第一、从“遗诏”内容看：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以上十二字，即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的，秦始皇“临终”前给长公子扶苏的诏书原文。众多史家据此“史料”，都认

定“诏书”虽短，但含意明确——即令扶苏接诏书后，立即将统兵之事，全权交给蒙恬（扶苏当时的职务，是代表秦始皇去前线监军的“钦差

大臣”），马上回咸阳主持丧葬大礼。如此安排表明秦始皇已决定，由扶苏即位二世秦皇，否则是无此殊荣主持葬礼的。然而奇怪的是：秦始

皇当时还没有死。此诏书若为“遗诏”尚且说得过去，而作为明发的诏书，其内容是说不过去的——人还未死，怎么可能就把“与丧会咸阳而

葬”通报出去了？！据此可以推断秦始皇“临终”前在沙丘宫发出的诏书决非此诏！

　　第二、从死亡情节看：

　　秦始皇决定让扶苏为二世秦皇，他为什么不明说？而要绕一个大圈子，让别人去猜？显然他一定有什么难处！而恰恰就在此时，当赵高按

他的命令，在诏书上钤好玉玺，正封装待发之时，秦始皇却意外地暴毙了！这事真有那么巧吗？别的话真就半句都没有吗？若非刻意安排，秦

始皇身边怎么会没有其他人了呢？！

　　第三、从死亡地点看：

　　秦始皇是在成山卫病倒的（请参阅本文附图），按路程最近和路况最好的回归路线，车驾应由成山——潍坊——泰安——荷泽——开封—

—洛阳——经灵宝进函谷关后，由渭南直抵咸阳。可出人意外的是，秦始皇的车驾却不走路况较好的河南，而是在济南西北约25公里的平原津

渡口渡过黄河（古黄河），在石家庄东北的沙丘宫停了下来（属河北省广宗县）。作为危重患者，秦始皇不走近道经河南返回咸阳。而是绕道

河北，在实在不能再走的情况下，才停了下来。那么他要去哪里呢？这可是由成山经河北去上郡，找扶苏和蒙恬的路呀！他想去干什么呢？从

遗诏中未能直表心意的情况看，秦始皇不顾疾病缠身，决然改道去找扶苏，一定有许多事要当面向扶苏交待，有许多话要亲自向扶苏说！

　　第四、长时期来，秦始皇受赵高的影响，因溺爱胡亥而未立扶苏为太子。此时却留下一道虽未作说明，但明眼人一看——特别是赵高——

便尽知底里的“此处无银三百两”的诏书，这与改变行进路线联系起来，不就意味着他已在心目中，完全改变了先前欲立胡亥为太子的主意了

吗？即改道意味着改立“太子”，而改立“太子”则从改道一事中表露出来了。

　　秦始皇改变嗣立太子的主意，于满朝文武来说，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桩早就该办的好事了！可对赵高来说，不谛是当头一棒，更是死期即

将来临的警示！因而可以认定，自改道决定作出的那一刻起，赵高不仅对秦始皇的企图有所察觉，更在思量着自己的应对之策，决心必要时先

下手谋杀秦始皇了！果然，就在车驾到达沙丘宫不久，赵高经过通盘考虑，知道要杀秦始皇必须先把对秦始皇最忠，而且先前曾审理过他，坚

持要判他死罪的侍驾重臣蒙毅赶走，否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于是便向秦始皇“禀报”说：臣听说关中的山川之神十分灵验，只要派最信得

过的心腹重臣，代表自己去关中参拜山川之神，病就一定会好起来。被病痛折磨得不堪忍受的秦始皇，果然将蒙毅派往关中，替自己去参拜山

神。赵高的第一个目的，就这样轻易地达到了。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对此事的记录是：“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返”。

　　若问秦始皇何以会在归途中改变立嗣主意，并促使他不顾重病在身，也要改道去寻找扶苏。笔者斗胆揣测：在归途中胡亥一定犯了一个，

使他生气至只有让扶苏接班，他才放心的致命错误，否则是不可能如此匆忙地于重病中改变主意，一定要去找扶苏的！那么胡亥到底犯了一个

什么错误，使秦始皇如此地深恶痛绝至非换不可，而且要快呢？！由于马司迁对秦始皇为什么不走河南，而是改走河北（不可能一开始就决定

由道路不好，而且还要两次渡过黄河的河北返回咸阳），留下支言片语。笔者根据史料提供的胡亥纨袴放荡的特点，推断：当秦始皇在成山卫

生病后，侍驾重臣蒙毅为封锁病况，以免众臣不安而危及社稷，宣布了在返归途中不准串车嬉戏的命令。结果赵高却钻到胡亥的车中，与胡亥

一起戏弄侍女寻欢作乐。此事被蒙毅发现并被拽出车外，以违令罪处以当众鞭笞。这件事使秦始皇既为失面子而深感痛心，更看出了赵高的卑

劣与奸佞。想到让胡亥接班，大权将来就会落在赵高手中，从而感到危险就在身边，于是嗣立扶苏为太子的决心便终于定下来了！可是此时扶

苏却远在长城工地，怎么办呢？

　　由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秦始皇不顾自己正在病中，便毅然改变行进路线，要亲自去找扶苏，向他当面交待后事。改变此一决定的地点

，很可能就在泰安（请参阅本文附图）。然而仅此一改，尽管秦始皇可以不作说明或另找借口，但他的心思还是全被狡诈的赵高看出来了！

　　总之，舍近求远，绕道河北决不是一件孤立的小事。倘有对此说存疑的智者提问：再往前走，从石家庄或刑台不也可以去咸阳吗？笔者将

反问一句：在秦始皇重病的时候，除他决定绕道外，谁敢选择舍近求远绕道河北，经山西返回咸阳的路线！更何况时值七月，黄河正处汛期，

过一次都十分不易，还能无端地去折腾吗？此外，从本文附图中还可以看出，由沙丘宫经太原去上郡（今之榆林市西），几乎是在一条最短的

直线上（路最近），因而更可以肯定，从平源津过黄河再到沙丘宫的路线选择决不是偶然的！从而也证实了笔者所提的“改道说”当属有理—

—即重病中的秦始皇并不想马上回咸阳，而是要急于见到扶苏，这与他的性格也是一致的！

　　第五、当秦始皇因病势沉重，实在没法再往前赶，车驾在沙丘宫停下来之后。重病中的秦始皇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尽管此时他仍在重病之

中，却为如何给扶苏一道诏书，而又不让赵高看出真实意图绞尽脑汁。因为他知道扶苏与赵高长期不和，让扶苏即位，赵高是不会善罢干休的

。因此诏书必须写得较为隐诲，同时又要能说明问题，几经苦思最后才终于形成“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这传之千古的，但与秦始皇

一贯的坚毅果敢，明确坦率的作风大相径庭的十二字诏书。并催促时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的赵高，加钤玉玺后，尽快发出！显然他也看

出赵高对他的打算已有所察觉了。

　　正是由秦始皇亲自提拔的这位既是中车府令，可以常伴自己身边，现在又兼任了主管玉玺，安排符节等大事的赵高，早已从秦始皇改变进

行路线中看出了他的打算。此时他接过诏书，只展眼一看便瞧出了秦始皇的真实企图。一开始他还未下定决心立即杀死秦始皇，而是建议他改

诏立胡亥为太子。因为只要改诏，大权就在他的手中，何必再动手杀害这个当年曾吒咤风云何其了得！现已病入膏肓，眼看就要西归的、骨瘦

如柴的病老头呢。然而使赵高大感意外的是，历来对他的主意几乎是百依百顺，完全听从的秦始皇，此时却坚毅地不仅不改，反而痛斥赵高悖

逆篡政“逼朕改诏！”，赵高则大骂秦始皇“借刀杀人！”说自己以前曾多次为维护他的权威而得罪扶苏，扶苏即位必然诛其九族……在“我

不杀你，来日定被扶苏所杀”的情势下，便猛扑上去，以“掩其口鼻”的手段，歹毒地将体质极弱，正大病中的秦始皇杀死于沙丘宫中，一场

不见鲜血的凶杀案，就这样在时间虽短，但却紧张激烈、势如水火的斗争中发生，紧接着便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由于秦始皇系窒息身亡，现场既无鲜血，也无打斗痕迹，司马迁将秦始皇之死认定为“书已封，未受使者，始皇崩”本是无可非议的。然

而从绕道河北之后发生一系列事件来看，特别是诏书用语隐诲，与秦始皇性格截然不同，和赵高的野心及其与扶苏的矛盾等问题串连起来分析

，便可以认定秦始皇死前一定与赵高进行过一次势不两立的尖锐交锋，当赵高未能达到目的时，便以极残酷的手段杀害了秦始皇！秦始皇之死

当属凶杀无疑，而杀害他的凶手就是赵高！

　　此外，根据事态的发展还可以断定，如果对“书已封，未受使者，始皇崩”反问一句：如果始皇不“崩”，赵高难道会束手待毙吗？由此

引伸开去，哪怕到了上郡，赵高也是不会让他对扶苏说点什么的。从车驾改道的那一刻起，秦始皇的死就已经注定了，更何况他还把蒙毅远派

关中，代他去参拜山川之神！

　　纵观我国，在历代亡国之君的身边，几乎都有一个祸国殃民的宦官！然而遍数这些看似地位卑贱的奴才，虽然个个都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特

权，但却没有任何一个能及得上赵高的才干和歹毒！说才干，他博学多才，能说会道，记忆惊人，字也写得很好；说歹毒，他不但以惨酷的手

段杀死了秦始皇、杀死了扶苏、杀死了蒙氏兄弟、杀死了李斯、杀死了胡亥，还借胡亥之手，杀死了众多秦始皇的儿子和女儿（胡亥的哥哥和

姐姐），以防止他们为赢门报仇……最后还“杀死”了统一15年后的秦国。

　　沙丘政变得手后，胡亥果然被赵高扶上了秦皇的宝座。然而这位德才双缺的庸君，即位三年后还是被赵高杀死在望夷宫中！尽管胡亥在位

的时间较短，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记录了他诛杀功臣、诛杀兄姐的许多罪恶。其中尤以修改刑律，“逼反”了陈胜、吴广；秦始皇下

葬时，他以“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为名，让后宫中没有生过孩子的嫔妃，全部为秦始皇殉葬；以及下令“重建”阿房宫等几桩“大

事”最为严重！

　　对于陈胜、吴广早有预谋的反叛与“修律”无关，“修律”也很可能是一桩牵强附会的假案（笔者不再赘述）。至于胡亥是否真下令，让

后宫中没有生过孩子的嫔妃为秦始皇殉葬？始皇陵中到底埋了多少活人？对此，尽管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实证。但对一直流传于民间的“活埋了

三千宫女”，“最少也有一万人”……说法，却是值得商榷的。有的学者根据班固在《汉书·刘向传》中所说的“数以万计”，认为“班固的

这一说法，有可能是贴点边儿的。就是说，为秦始皇殉死的人，大约有一万人”（《细说秦始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版，P264）。

至于为什么会“大约有一万人”，该书在263页中，引用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描写的景状，为我们算了一笔细帐：

　　“在安葬秦始皇那已经腐臭的尸体的时候，胡亥说：‘后宫没有生过孩子的妇人，不宜放他们出去，应该让她们一律从死。’胡亥一句话

，后宫的各类女人，便要全部为秦始皇殉葬。

　　秦始皇的后宫有多少女人呢？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不能用现在所能见到的明清宫殿形式来理解‘后宫’的概念。北京故宫的后宫，是一些连接在一起的大大小小的

院落。可秦时的宫殿，我们说过，与此不同。根据唐代大诗人杜牧的描写，那是分散在‘三百余里’范围内的众多的、‘不知几千万落’的宫

殿群落。而每一个群落中，都住着众多的女人。这些女人，有的是秦始皇原来就有的，有的是以后从民间征集上来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

就是他每灭亡一个国家，都要把那个国家国王的‘妃嫔媵嫱’‘辇来于秦’，就是都拉到秦国来，投入到他的这些宫殿中，成了他的女人。这

些女人倒洗脸水的时候，渭水就会泛起油腻，她们烧香的时候，天空就会出现云雾。当然，这里有文学家渲染的成份。不过就一般的估计，秦

始皇后宫的女人，也在三千人以上。那么，这些女人中有多少生过孩子呢？史书上说，秦始皇有二十个儿子，女儿数没有说。假定他有三十个

女儿，并且每个女人生的孩子都不超过一个，那也至多不过五十个女人生过孩子，这个数不过是后宫总数的一个零头而已。他的很多女人，不

但没有生过孩子，而且有人三十六年没有见过他，如果三千这个估计数不错的话，那么，被胡亥埋到秦始皇陵墓中的女人，差不多也应该是这

个数字”。

　　如前所述，胡亥是否真下令让没生过孩子的嫔妃为秦始皇殉葬？殉葬的嫔妃是否真有三千人之多，尽管此时无据可依。然而笔者认为，以

杜牧的诗作为据之不当，只要从“阿房宫”纯属冤案中，即可看出端倪来了！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除记述胡亥下令“重建”子虚乌有的“阿房宫”外，还记述了他在宫中“令教射狗马禽兽”。

由于放纵游乐，以致闲养的人实在太多，导致咸阳的粮食十分紧张！于是他便下令：除让各郡县加快调运粮食外，咸阳三百里内的粮食，农民

都要交公，私自不得食用。司马迁对此的原话是：“……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

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对于这些事之可笑，只要想一下秦始皇于郑国渠建成后，正是凭借着

巴蜀和关中生产的粮食，组织了百万大军，发动统一战争的。胡亥尽管为养狗饲马，狩猎骑射，而养了一帮闲人，他们还能把关中产的粮食都

吃完吗？！此外，这段奇文中说到的，名为保卫咸阳而调集的五万“材士”，只为“教射狗马畜射”有用得了这么多人吗？有那么多人，秦都

咸阳还会连保卫仗都不打吗？

　　平心而论，胡亥虽有诸多不是，司马迁却不该落井下石，在他身上栽赃做假。第一，说他即位后，曾下令重建子虚乌有的“阿房宫”；第

二，说他为贪图享乐而修改刑律，终于逼反了陈胜、吴广。把陈胜、吴广的暴乱说成是被逼无奈的“农民起义”；第三，说他下令“咸阳三百

里内的农民不得食其谷！”然而，正是从这些经不起推敲的“欲加之罪”中，使笔者看到了司马迁仅凭一己之口，即可铄金的能耐！

　　以上笔者在郭沫若、郝志铭二位先生探究秦始皇之死的基础上，以秦始皇并非死于河南，而是死于艰难地渡过黄河后的河北为据，除提出

“改道说”外，更肯定了杀害秦始皇的凶手就是赵高！尽管对秦始皇的蹊跷之死，可能还会有不同见解，但在“改道说”当属有据的情况下，

一个最最值得探究的问题是：秦始皇之所以作出改道决定的目的何在？以及找到扶苏后，会对他说些什么？对此，尽管史料中没有给出解答此

问的任何蛛丝马迹。但笔者认为，这一决定与病中的秦始皇已认识到迟迟未立太子不妥有关。然而，皇位继承人的缺失已非今日方始，他何必

急于现在呢？原来这内中还有着令此时的秦始皇心痛如绞的隐情！为解开秦始皇此时的心结，笔者认为还得从《吕氏春秋》中的两篇重要文章

——即：“贵公”和“去私”说起。

　　在“贵公”中，吕不韦曾提出极具哲理的“公天下”的理论是：“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同时还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在“去私”中，吕不韦还说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意思是说：天无私覆盖着大地；地无私承载着万物；行其德而使万

物（更包括人）得遂的国家，一定长久！又说：“尧有十子，不与子而授舜；舜有九子，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从秦始皇决不为无军功

的众多子女，及后宫宠幸、宗室皇亲们牟取好处，以及对百官要求极严，提出并带头遵守极具人文哲理的“以法治国”，及“事皆决于法”的

情况看，应该说吕不韦的上述观点对秦始皇是有一定影响的。对秦始皇“公天下”观念的形成，除吕不韦的上述文章外，商鞅等法家的有关论

述，他也是一定知道的；此外，对秦始皇“公天下”观念的形成，具有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关三皇五帝“以天下为公”的传说——如

：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洪水治服……秦始皇正是在这些文章和传说的薰陶下，在思想上萌生了“公天下”

的意识，从而导致他哪怕在年近五旬（49岁多）的出巡东南前，也未立太子监国管家（长时期来，人们都说秦始皇因溺爱胡亥，而未立扶苏为

太子。但从深层分析，这决不会是主要原因）。

　　如果上述分析并非毫不沾边的杜撰之词，那么秦始皇坚决改道的原因就应该是：到达上谷郡找到扶苏后，在既有雄兵，又有文武的情况下

（相当于一个完整的朝廷），将由他亲自主持禅让大典，将皇位让给扶苏。以这样的方式，既为后世立一位贤君，又抚平了停留在他内心深处

久久难以忘怀，有愧于对爱子扶苏不公的许多内疚之情！从而可以肯定，秦始皇于重病中作出这个极其重要的，急于见到扶苏的艰难决定时，

他内心深处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也是和他的性格和行事既出人意外，又雷厉风行的作风相一致的），否则的话从地图上我们完全

可以判断出：由泰安改道去上谷郡的路程，几乎和由泰安去咸阳一样！如果不是心急似火，恨不得肋生双翅，早到上谷郡见到扶苏，并按他想

好的计划，为后世立一位贤君，并对爱子表示歉意！他是完全犯不上，抛开平坦的大道去冒险渡河，走小路去上谷郡的。

　　对于笔者的上述分析，也许有读者瞠目诘问：秦始皇嗜权如命，他会将皇权轻易地禅让出去吗？几十年来，他连太子都不愿立呀……然而

，笔者仍坚持“禅让说”决非毫无由头的痴人呓语。只是二千多年来，既无人指出改变返归路线的不循常理；更无人指出其中暗伏的玄机。如

果（现在只能说“如果”）秦始皇死在沿河南返咸阳的大路上，不论他死在河南的某地，还是进函谷关后的关中地区，不仅他身后将会少受许

多折磨，以至驾崩两月，尸骨都烂了才下葬！更何况有蒙毅等大臣在身边，即使赵高想搞阴谋，得逞的可能性也一定是“零”。笔者信笔至此

，才猛然感到《史记》中记述的，秦始皇在沙丘宫写的那道“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的诏书，应该是他在改道前就写好了，以备万

一时用的（笔者特注：此“诏书”中的“与”字，当属“已”字之误，而“与”“已”音近，意却大不相同。许多版本的《史记》都用“与”

字，不知源头错在何处？秦始皇在沙丘平台要写的话，也只会是：因病势沉重，要扶苏尽快赶来……之类（如果扶苏一旦到来，赵高肯定是受

不了的）。结果“书已封，未授使者”，秦始皇就“崩”了。因此，所谓赵高 “改诏”，实际上只能改内容并非“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

葬”的它“诏”。而此时所写的“诏书”，并未被司马迁收录于《史记》中。赵高以其奸侫的胆识，在识破了秦始皇的用意后，不仅杀害了秦

始皇，还以改写的假“诏”害死了扶苏和蒙恬。至于说秦始皇因嗜权如命而未立太子，甚至求仙寻药，欲一直把持皇位直到永远的观点，即司

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为求得不老药，秦始皇甚至痴迷至“自谓真人，不称‘朕’”，并“避而不见大臣”……都是说不过去

的：第一，为死后作准备的骊山陵不但一直在修，而且要修得大、修得好，否则的话何必多此一举！此外，秦始皇在泰山封禅后的多处碑刻中

，都写有“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会稽碑）“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梁父碑）……文字。文中的“后敬奉法”，

“顺承勿革”，都是告戒后继者的既朴实，又充满深情的心里话。秦始皇既然怕死，就一定不会公然宣示，他寄希望于后继者的上述文字了。

第二，不见大臣一二天尚可，还能长时间不见吗？第三，为建设世界文明史上的第一个大秦帝国，秦始皇以“夙兴夜寐，建设长利”(梁父碑)

的精神，殚精竭虑地做了那么多极富创意的工作，取得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大量成果。有的成果还已成了推进华夏文明的正源而光耀千秋（《大

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的评语）！这不仅需要他个人的竭诚努力，也需要众多大臣的智慧。他能事前不与李斯、蒙毅等大臣商议。之后，还

需要“诏告天下”，让大家贯彻执行……他能“不见大臣”吗？文献证明：秦始皇的勤奋，连咒骂他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此外，凭常识可知，如果仅用嗜权如命来解释秦始皇未立太子，也是说不通的。不争的事实是，太子仅为储君，并无实权。国王（或皇帝

）若不“驾崩”，哪怕作了几十年太子，他也是没法接班的！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与祖父安国君的关系就是此论的实例。按推算安国君赢

柱，14岁左右就被立为“太子”，可由于形势复杂，与六国争斗尖锐，秦昭王偏又高寿，致使安国君作了30多年太子后，直到53岁时才得以即

秦王位。登基一年零三天后，被残酷地折磨得老病緾身的他也“崩”了。所以，如果说秦始皇因嗜权如命而不立太子，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分

析至此，秦始皇以“公天下”为指导的，不立太子的原因，即：他将仿效先贤，为后世禅让一位贤君的设想，不是已经很明白地摆在那儿了吗

！

　　最后笔者甚感遗憾的是，不论在《吕氏春秋》，还是在商鞅、韩非等法家著作中，从未见论述“定一尊”之后，还得加强军队建设。否则

的话，如果只有一手“硬”，是一定会被政治对手扳倒的文章。以此为据，对照秦之所亡虽由多种因素综合导致，但治国理论尚不完全成熟—

—特别是对于比较顺利地荡平了六个都经营了数百年之久的诸候国的大秦帝国而言，应该是其主要原因的分析，显然是符合实际的（80余年后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了荡平六国后，秦始皇曾“徙六国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可惜秦始皇当时并无此认识，否则的话

只要采取哪怕平均每“国”强迁二千户，全国共迁一万二千户的措施（司马迁所记的十分之一）秦国也不会早亡。司马迁显然是看出了其中的

端倪，从而杜撰了若非仔细分析，否则便极难识破的此一“史”事。殊不知“十二万户”，涉及一百多万人口，而建都130余年的咸阳，哪里还

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接纳如此之多的移民，以及专为看管他们并维持治安的兵马！再说二千多年前，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可能一个也没有

，从而清晰地暴露出了司马迁之不诚——参阅本书第二章“答友人的几点诘问”之四。由于在维护及巩固政权方面理论的缺失——即秦始皇虽

有功超三皇五帝，建立大一统帝国直到永远之心，但却缺乏如何保卫大一统帝国的认识和准备。从而导致即使在极有朝气的贤君领导下的秦朝

，也终于玉碎而亡了！所以，如果要说总结秦亡的教训，笔者认为这才是最最珍贵、也是最最深刻的教训。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在重大问题

上，理论指导行动的重要性，是不容质疑的。

　　秦始皇在荡平六国、并实行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后。由于对不甘心灭亡的六国余孽仍在，秦朝仍时时面临被颠复的危险认

识不够。反而以为此时的秦朝已经“灾害绝息”，从此可以“舆舟不倾”地“永偃戎兵”；一个“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会稽碑

）的美好社会，也已经建设起来，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对于秦朝的早亡，笔者的友人曾以看似调侃的笑言，惋惜地说过：“好心皇帝犯了一个无可挽救的大错误！做了一件无可挽救的大傻事！

在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秦朝终于不可避免地早亡了”。他所指的“大错误”是秦始皇忽视了六国余孽反叛的决心和能量；“大傻事”是指

三十多年来把奸佞的赵高一直留在身边。其观点，笔者认为是可取的。
关于秦始皇之死，史家大多都遵从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即：“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将他死亡的原因，认

定是毫无牵扯的自然死亡。然而此事真有那么巧吗？从现有资料看，第一个怀疑秦始皇属于非自然死亡的人是郭沫若。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

秦始皇之死》的历史小说，认为谋害秦始皇的凶手该是胡亥。原因是他看出扶苏可能会被立为太子，手足之间为争夺皇位而杀兄诛弟之事，早

已屡见不鲜！2003年12月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郝志铭先生撰写的《中外名人未解之谜》中，认为杀害秦始皇的凶手是赵高。理由一是：

“扶苏即位将重用蒙氏兄弟，而他与蒙氏兄弟有仇”；其次是“赵高常随侍在始皇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要较胡亥方便得多。”当笔者重

读秦史时，从其遗诏的内容和死亡地点上，发现蹊跷之处甚多，从查找的线索中，更看出了秦始皇决非自然死亡，而是赵高所杀的如下端倪，

赵高当属杀害秦始皇的凶手无疑！

　　第一、从“遗诏”内容看：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以上十二字，即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的，秦始皇“临终”前给长公子扶苏的诏书原文。众多史家据此“史料”，都认

定“诏书”虽短，但含意明确——即令扶苏接诏书后，立即将统兵之事，全权交给蒙恬（扶苏当时的职务，是代表秦始皇去前线监军的“钦差

大臣”），马上回咸阳主持丧葬大礼。如此安排表明秦始皇已决定，由扶苏即位二世秦皇，否则是无此殊荣主持葬礼的。然而奇怪的是：秦始

皇当时还没有死。此诏书若为“遗诏”尚且说得过去，而作为明发的诏书，其内容是说不过去的——人还未死，怎么可能就把“与丧会咸阳而

葬”通报出去了？！据此可以推断秦始皇“临终”前在沙丘宫发出的诏书决非此诏！

　　第二、从死亡情节看：

　　秦始皇决定让扶苏为二世秦皇，他为什么不明说？而要绕一个大圈子，让别人去猜？显然他一定有什么难处！而恰恰就在此时，当赵高按

他的命令，在诏书上钤好玉玺，正封装待发之时，秦始皇却意外地暴毙了！这事真有那么巧吗？别的话真就半句都没有吗？若非刻意安排，秦

始皇身边怎么会没有其他人了呢？！

　　第三、从死亡地点看：

　　秦始皇是在成山卫病倒的（请参阅本文附图），按路程最近和路况最好的回归路线，车驾应由成山——潍坊——泰安——荷泽——开封—

—洛阳——经灵宝进函谷关后，由渭南直抵咸阳。可出人意外的是，秦始皇的车驾却不走路况较好的河南，而是在济南西北约25公里的平原津

渡口渡过黄河（古黄河），在石家庄东北的沙丘宫停了下来（属河北省广宗县）。作为危重患者，秦始皇不走近道经河南返回咸阳。而是绕道

河北，在实在不能再走的情况下，才停了下来。那么他要去哪里呢？这可是由成山经河北去上郡，找扶苏和蒙恬的路呀！他想去干什么呢？从

遗诏中未能直表心意的情况看，秦始皇不顾疾病缠身，决然改道去找扶苏，一定有许多事要当面向扶苏交待，有许多话要亲自向扶苏说！

　　第四、长时期来，秦始皇受赵高的影响，因溺爱胡亥而未立扶苏为太子。此时却留下一道虽未作说明，但明眼人一看——特别是赵高——

便尽知底里的“此处无银三百两”的诏书，这与改变行进路线联系起来，不就意味着他已在心目中，完全改变了先前欲立胡亥为太子的主意了

吗？即改道意味着改立“太子”，而改立“太子”则从改道一事中表露出来了。

　　秦始皇改变嗣立太子的主意，于满朝文武来说，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桩早就该办的好事了！可对赵高来说，不谛是当头一棒，更是死期即

将来临的警示！因而可以认定，自改道决定作出的那一刻起，赵高不仅对秦始皇的企图有所察觉，更在思量着自己的应对之策，决心必要时先

下手谋杀秦始皇了！果然，就在车驾到达沙丘宫不久，赵高经过通盘考虑，知道要杀秦始皇必须先把对秦始皇最忠，而且先前曾审理过他，坚

持要判他死罪的侍驾重臣蒙毅赶走，否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于是便向秦始皇“禀报”说：臣听说关中的山川之神十分灵验，只要派最信得

过的心腹重臣，代表自己去关中参拜山川之神，病就一定会好起来。被病痛折磨得不堪忍受的秦始皇，果然将蒙毅派往关中，替自己去参拜山

神。赵高的第一个目的，就这样轻易地达到了。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对此事的记录是：“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返”。

　　若问秦始皇何以会在归途中改变立嗣主意，并促使他不顾重病在身，也要改道去寻找扶苏。笔者斗胆揣测：在归途中胡亥一定犯了一个，

使他生气至只有让扶苏接班，他才放心的致命错误，否则是不可能如此匆忙地于重病中改变主意，一定要去找扶苏的！那么胡亥到底犯了一个

什么错误，使秦始皇如此地深恶痛绝至非换不可，而且要快呢？！由于马司迁对秦始皇为什么不走河南，而是改走河北（不可能一开始就决定

由道路不好，而且还要两次渡过黄河的河北返回咸阳），留下支言片语。笔者根据史料提供的胡亥纨袴放荡的特点，推断：当秦始皇在成山卫

生病后，侍驾重臣蒙毅为封锁病况，以免众臣不安而危及社稷，宣布了在返归途中不准串车嬉戏的命令。结果赵高却钻到胡亥的车中，与胡亥

一起戏弄侍女寻欢作乐。此事被蒙毅发现并被拽出车外，以违令罪处以当众鞭笞。这件事使秦始皇既为失面子而深感痛心，更看出了赵高的卑

劣与奸佞。想到让胡亥接班，大权将来就会落在赵高手中，从而感到危险就在身边，于是嗣立扶苏为太子的决心便终于定下来了！可是此时扶

苏却远在长城工地，怎么办呢？

　　由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秦始皇不顾自己正在病中，便毅然改变行进路线，要亲自去找扶苏，向他当面交待后事。改变此一决定的地点

，很可能就在泰安（请参阅本文附图）。然而仅此一改，尽管秦始皇可以不作说明或另找借口，但他的心思还是全被狡诈的赵高看出来了！

　　总之，舍近求远，绕道河北决不是一件孤立的小事。倘有对此说存疑的智者提问：再往前走，从石家庄或刑台不也可以去咸阳吗？笔者将

反问一句：在秦始皇重病的时候，除他决定绕道外，谁敢选择舍近求远绕道河北，经山西返回咸阳的路线！更何况时值七月，黄河正处汛期，

过一次都十分不易，还能无端地去折腾吗？此外，从本文附图中还可以看出，由沙丘宫经太原去上郡（今之榆林市西），几乎是在一条最短的

直线上（路最近），因而更可以肯定，从平源津过黄河再到沙丘宫的路线选择决不是偶然的！从而也证实了笔者所提的“改道说”当属有理—

—即重病中的秦始皇并不想马上回咸阳，而是要急于见到扶苏，这与他的性格也是一致的！

　　第五、当秦始皇因病势沉重，实在没法再往前赶，车驾在沙丘宫停下来之后。重病中的秦始皇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尽管此时他仍在重病之

中，却为如何给扶苏一道诏书，而又不让赵高看出真实意图绞尽脑汁。因为他知道扶苏与赵高长期不和，让扶苏即位，赵高是不会善罢干休的

。因此诏书必须写得较为隐诲，同时又要能说明问题，几经苦思最后才终于形成“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这传之千古的，但与秦始皇

一贯的坚毅果敢，明确坦率的作风大相径庭的十二字诏书。并催促时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的赵高，加钤玉玺后，尽快发出！显然他也看

出赵高对他的打算已有所察觉了。

　　正是由秦始皇亲自提拔的这位既是中车府令，可以常伴自己身边，现在又兼任了主管玉玺，安排符节等大事的赵高，早已从秦始皇改变进

行路线中看出了他的打算。此时他接过诏书，只展眼一看便瞧出了秦始皇的真实企图。一开始他还未下定决心立即杀死秦始皇，而是建议他改

诏立胡亥为太子。因为只要改诏，大权就在他的手中，何必再动手杀害这个当年曾吒咤风云何其了得！现已病入膏肓，眼看就要西归的、骨瘦

如柴的病老头呢。然而使赵高大感意外的是，历来对他的主意几乎是百依百顺，完全听从的秦始皇，此时却坚毅地不仅不改，反而痛斥赵高悖

逆篡政“逼朕改诏！”，赵高则大骂秦始皇“借刀杀人！”说自己以前曾多次为维护他的权威而得罪扶苏，扶苏即位必然诛其九族……在“我

不杀你，来日定被扶苏所杀”的情势下，便猛扑上去，以“掩其口鼻”的手段，歹毒地将体质极弱，正大病中的秦始皇杀死于沙丘宫中，一场

不见鲜血的凶杀案，就这样在时间虽短，但却紧张激烈、势如水火的斗争中发生，紧接着便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由于秦始皇系窒息身亡，现场既无鲜血，也无打斗痕迹，司马迁将秦始皇之死认定为“书已封，未受使者，始皇崩”本是无可非议的。然

而从绕道河北之后发生一系列事件来看，特别是诏书用语隐诲，与秦始皇性格截然不同，和赵高的野心及其与扶苏的矛盾等问题串连起来分析

，便可以认定秦始皇死前一定与赵高进行过一次势不两立的尖锐交锋，当赵高未能达到目的时，便以极残酷的手段杀害了秦始皇！秦始皇之死

当属凶杀无疑，而杀害他的凶手就是赵高！

　　此外，根据事态的发展还可以断定，如果对“书已封，未受使者，始皇崩”反问一句：如果始皇不“崩”，赵高难道会束手待毙吗？由此

引伸开去，哪怕到了上郡，赵高也是不会让他对扶苏说点什么的。从车驾改道的那一刻起，秦始皇的死就已经注定了，更何况他还把蒙毅远派

关中，代他去参拜山川之神！

　　纵观我国，在历代亡国之君的身边，几乎都有一个祸国殃民的宦官！然而遍数这些看似地位卑贱的奴才，虽然个个都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特

权，但却没有任何一个能及得上赵高的才干和歹毒！说才干，他博学多才，能说会道，记忆惊人，字也写得很好；说歹毒，他不但以惨酷的手

段杀死了秦始皇、杀死了扶苏、杀死了蒙氏兄弟、杀死了李斯、杀死了胡亥，还借胡亥之手，杀死了众多秦始皇的儿子和女儿（胡亥的哥哥和

姐姐），以防止他们为赢门报仇……最后还“杀死”了统一15年后的秦国。

　　沙丘政变得手后，胡亥果然被赵高扶上了秦皇的宝座。然而这位德才双缺的庸君，即位三年后还是被赵高杀死在望夷宫中！尽管胡亥在位

的时间较短，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记录了他诛杀功臣、诛杀兄姐的许多罪恶。其中尤以修改刑律，“逼反”了陈胜、吴广；秦始皇下

葬时，他以“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为名，让后宫中没有生过孩子的嫔妃，全部为秦始皇殉葬；以及下令“重建”阿房宫等几桩“大

事”最为严重！

　　对于陈胜、吴广早有预谋的反叛与“修律”无关，“修律”也很可能是一桩牵强附会的假案（笔者不再赘述）。至于胡亥是否真下令，让

后宫中没有生过孩子的嫔妃为秦始皇殉葬？始皇陵中到底埋了多少活人？对此，尽管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实证。但对一直流传于民间的“活埋了

三千宫女”，“最少也有一万人”……说法，却是值得商榷的。有的学者根据班固在《汉书·刘向传》中所说的“数以万计”，认为“班固的

这一说法，有可能是贴点边儿的。就是说，为秦始皇殉死的人，大约有一万人”（《细说秦始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版，P264）。

至于为什么会“大约有一万人”，该书在263页中，引用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描写的景状，为我们算了一笔细帐：

　　“在安葬秦始皇那已经腐臭的尸体的时候，胡亥说：‘后宫没有生过孩子的妇人，不宜放他们出去，应该让她们一律从死。’胡亥一句话

，后宫的各类女人，便要全部为秦始皇殉葬。

　　秦始皇的后宫有多少女人呢？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不能用现在所能见到的明清宫殿形式来理解‘后宫’的概念。北京故宫的后宫，是一些连接在一起的大大小小的

院落。可秦时的宫殿，我们说过，与此不同。根据唐代大诗人杜牧的描写，那是分散在‘三百余里’范围内的众多的、‘不知几千万落’的宫

殿群落。而每一个群落中，都住着众多的女人。这些女人，有的是秦始皇原来就有的，有的是以后从民间征集上来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

就是他每灭亡一个国家，都要把那个国家国王的‘妃嫔媵嫱’‘辇来于秦’，就是都拉到秦国来，投入到他的这些宫殿中，成了他的女人。这

些女人倒洗脸水的时候，渭水就会泛起油腻，她们烧香的时候，天空就会出现云雾。当然，这里有文学家渲染的成份。不过就一般的估计，秦

始皇后宫的女人，也在三千人以上。那么，这些女人中有多少生过孩子呢？史书上说，秦始皇有二十个儿子，女儿数没有说。假定他有三十个

女儿，并且每个女人生的孩子都不超过一个，那也至多不过五十个女人生过孩子，这个数不过是后宫总数的一个零头而已。他的很多女人，不

但没有生过孩子，而且有人三十六年没有见过他，如果三千这个估计数不错的话，那么，被胡亥埋到秦始皇陵墓中的女人，差不多也应该是这

个数字”。

　　如前所述，胡亥是否真下令让没生过孩子的嫔妃为秦始皇殉葬？殉葬的嫔妃是否真有三千人之多，尽管此时无据可依。然而笔者认为，以

杜牧的诗作为据之不当，只要从“阿房宫”纯属冤案中，即可看出端倪来了！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除记述胡亥下令“重建”子虚乌有的“阿房宫”外，还记述了他在宫中“令教射狗马禽兽”。

由于放纵游乐，以致闲养的人实在太多，导致咸阳的粮食十分紧张！于是他便下令：除让各郡县加快调运粮食外，咸阳三百里内的粮食，农民

都要交公，私自不得食用。司马迁对此的原话是：“……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

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对于这些事之可笑，只要想一下秦始皇于郑国渠建成后，正是凭借着

巴蜀和关中生产的粮食，组织了百万大军，发动统一战争的。胡亥尽管为养狗饲马，狩猎骑射，而养了一帮闲人，他们还能把关中产的粮食都

吃完吗？！此外，这段奇文中说到的，名为保卫咸阳而调集的五万“材士”，只为“教射狗马畜射”有用得了这么多人吗？有那么多人，秦都

咸阳还会连保卫仗都不打吗？

　　平心而论，胡亥虽有诸多不是，司马迁却不该落井下石，在他身上栽赃做假。第一，说他即位后，曾下令重建子虚乌有的“阿房宫”；第

二，说他为贪图享乐而修改刑律，终于逼反了陈胜、吴广。把陈胜、吴广的暴乱说成是被逼无奈的“农民起义”；第三，说他下令“咸阳三百

里内的农民不得食其谷！”然而，正是从这些经不起推敲的“欲加之罪”中，使笔者看到了司马迁仅凭一己之口，即可铄金的能耐！

　　以上笔者在郭沫若、郝志铭二位先生探究秦始皇之死的基础上，以秦始皇并非死于河南，而是死于艰难地渡过黄河后的河北为据，除提出

“改道说”外，更肯定了杀害秦始皇的凶手就是赵高！尽管对秦始皇的蹊跷之死，可能还会有不同见解，但在“改道说”当属有据的情况下，

一个最最值得探究的问题是：秦始皇之所以作出改道决定的目的何在？以及找到扶苏后，会对他说些什么？对此，尽管史料中没有给出解答此

问的任何蛛丝马迹。但笔者认为，这一决定与病中的秦始皇已认识到迟迟未立太子不妥有关。然而，皇位继承人的缺失已非今日方始，他何必

急于现在呢？原来这内中还有着令此时的秦始皇心痛如绞的隐情！为解开秦始皇此时的心结，笔者认为还得从《吕氏春秋》中的两篇重要文章

——即：“贵公”和“去私”说起。

　　在“贵公”中，吕不韦曾提出极具哲理的“公天下”的理论是：“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同时还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在“去私”中，吕不韦还说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意思是说：天无私覆盖着大地；地无私承载着万物；行其德而使万

物（更包括人）得遂的国家，一定长久！又说：“尧有十子，不与子而授舜；舜有九子，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从秦始皇决不为无军功

的众多子女，及后宫宠幸、宗室皇亲们牟取好处，以及对百官要求极严，提出并带头遵守极具人文哲理的“以法治国”，及“事皆决于法”的

情况看，应该说吕不韦的上述观点对秦始皇是有一定影响的。对秦始皇“公天下”观念的形成，除吕不韦的上述文章外，商鞅等法家的有关论

述，他也是一定知道的；此外，对秦始皇“公天下”观念的形成，具有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关三皇五帝“以天下为公”的传说——如

：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洪水治服……秦始皇正是在这些文章和传说的薰陶下，在思想上萌生了“公天下”

的意识，从而导致他哪怕在年近五旬（49岁多）的出巡东南前，也未立太子监国管家（长时期来，人们都说秦始皇因溺爱胡亥，而未立扶苏为

太子。但从深层分析，这决不会是主要原因）。

　　如果上述分析并非毫不沾边的杜撰之词，那么秦始皇坚决改道的原因就应该是：到达上谷郡找到扶苏后，在既有雄兵，又有文武的情况下

（相当于一个完整的朝廷），将由他亲自主持禅让大典，将皇位让给扶苏。以这样的方式，既为后世立一位贤君，又抚平了停留在他内心深处

久久难以忘怀，有愧于对爱子扶苏不公的许多内疚之情！从而可以肯定，秦始皇于重病中作出这个极其重要的，急于见到扶苏的艰难决定时，

他内心深处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也是和他的性格和行事既出人意外，又雷厉风行的作风相一致的），否则的话从地图上我们完全

可以判断出：由泰安改道去上谷郡的路程，几乎和由泰安去咸阳一样！如果不是心急似火，恨不得肋生双翅，早到上谷郡见到扶苏，并按他想

好的计划，为后世立一位贤君，并对爱子表示歉意！他是完全犯不上，抛开平坦的大道去冒险渡河，走小路去上谷郡的。

　　对于笔者的上述分析，也许有读者瞠目诘问：秦始皇嗜权如命，他会将皇权轻易地禅让出去吗？几十年来，他连太子都不愿立呀……然而

，笔者仍坚持“禅让说”决非毫无由头的痴人呓语。只是二千多年来，既无人指出改变返归路线的不循常理；更无人指出其中暗伏的玄机。如

果（现在只能说“如果”）秦始皇死在沿河南返咸阳的大路上，不论他死在河南的某地，还是进函谷关后的关中地区，不仅他身后将会少受许

多折磨，以至驾崩两月，尸骨都烂了才下葬！更何况有蒙毅等大臣在身边，即使赵高想搞阴谋，得逞的可能性也一定是“零”。笔者信笔至此

，才猛然感到《史记》中记述的，秦始皇在沙丘宫写的那道“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的诏书，应该是他在改道前就写好了，以备万

一时用的（笔者特注：此“诏书”中的“与”字，当属“已”字之误，而“与”“已”音近，意却大不相同。许多版本的《史记》都用“与”

字，不知源头错在何处？秦始皇在沙丘平台要写的话，也只会是：因病势沉重，要扶苏尽快赶来……之类（如果扶苏一旦到来，赵高肯定是受

不了的）。结果“书已封，未授使者”，秦始皇就“崩”了。因此，所谓赵高 “改诏”，实际上只能改内容并非“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

葬”的它“诏”。而此时所写的“诏书”，并未被司马迁收录于《史记》中。赵高以其奸侫的胆识，在识破了秦始皇的用意后，不仅杀害了秦

始皇，还以改写的假“诏”害死了扶苏和蒙恬。至于说秦始皇因嗜权如命而未立太子，甚至求仙寻药，欲一直把持皇位直到永远的观点，即司

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为求得不老药，秦始皇甚至痴迷至“自谓真人，不称‘朕’”，并“避而不见大臣”……都是说不过去

的：第一，为死后作准备的骊山陵不但一直在修，而且要修得大、修得好，否则的话何必多此一举！此外，秦始皇在泰山封禅后的多处碑刻中

，都写有“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会稽碑）“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梁父碑）……文字。文中的“后敬奉法”，

“顺承勿革”，都是告戒后继者的既朴实，又充满深情的心里话。秦始皇既然怕死，就一定不会公然宣示，他寄希望于后继者的上述文字了。

第二，不见大臣一二天尚可，还能长时间不见吗？第三，为建设世界文明史上的第一个大秦帝国，秦始皇以“夙兴夜寐，建设长利”(梁父碑)

的精神，殚精竭虑地做了那么多极富创意的工作，取得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大量成果。有的成果还已成了推进华夏文明的正源而光耀千秋（《大

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的评语）！这不仅需要他个人的竭诚努力，也需要众多大臣的智慧。他能事前不与李斯、蒙毅等大臣商议。之后，还

需要“诏告天下”，让大家贯彻执行……他能“不见大臣”吗？文献证明：秦始皇的勤奋，连咒骂他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此外，凭常识可知，如果仅用嗜权如命来解释秦始皇未立太子，也是说不通的。不争的事实是，太子仅为储君，并无实权。国王（或皇帝

）若不“驾崩”，哪怕作了几十年太子，他也是没法接班的！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与祖父安国君的关系就是此论的实例。按推算安国君赢

柱，14岁左右就被立为“太子”，可由于形势复杂，与六国争斗尖锐，秦昭王偏又高寿，致使安国君作了30多年太子后，直到53岁时才得以即

秦王位。登基一年零三天后，被残酷地折磨得老病緾身的他也“崩”了。所以，如果说秦始皇因嗜权如命而不立太子，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分

析至此，秦始皇以“公天下”为指导的，不立太子的原因，即：他将仿效先贤，为后世禅让一位贤君的设想，不是已经很明白地摆在那儿了吗

！

　　最后笔者甚感遗憾的是，不论在《吕氏春秋》，还是在商鞅、韩非等法家著作中，从未见论述“定一尊”之后，还得加强军队建设。否则

的话，如果只有一手“硬”，是一定会被政治对手扳倒的文章。以此为据，对照秦之所亡虽由多种因素综合导致，但治国理论尚不完全成熟—

—特别是对于比较顺利地荡平了六个都经营了数百年之久的诸候国的大秦帝国而言，应该是其主要原因的分析，显然是符合实际的（80余年后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了荡平六国后，秦始皇曾“徙六国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可惜秦始皇当时并无此认识，否则的话

只要采取哪怕平均每“国”强迁二千户，全国共迁一万二千户的措施（司马迁所记的十分之一）秦国也不会早亡。司马迁显然是看出了其中的

端倪，从而杜撰了若非仔细分析，否则便极难识破的此一“史”事。殊不知“十二万户”，涉及一百多万人口，而建都130余年的咸阳，哪里还

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接纳如此之多的移民，以及专为看管他们并维持治安的兵马！再说二千多年前，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可能一个也没有

，从而清晰地暴露出了司马迁之不诚——参阅本书第二章“答友人的几点诘问”之四。由于在维护及巩固政权方面理论的缺失——即秦始皇虽

有功超三皇五帝，建立大一统帝国直到永远之心，但却缺乏如何保卫大一统帝国的认识和准备。从而导致即使在极有朝气的贤君领导下的秦朝

，也终于玉碎而亡了！所以，如果要说总结秦亡的教训，笔者认为这才是最最珍贵、也是最最深刻的教训。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在重大问题

上，理论指导行动的重要性，是不容质疑的。

　　秦始皇在荡平六国、并实行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后。由于对不甘心灭亡的六国余孽仍在，秦朝仍时时面临被颠复的危险认

识不够。反而以为此时的秦朝已经“灾害绝息”，从此可以“舆舟不倾”地“永偃戎兵”；一个“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会稽碑

）的美好社会，也已经建设起来，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对于秦朝的早亡，笔者的友人曾以看似调侃的笑言，惋惜地说过：“好心皇帝犯了一个无可挽救的大错误！做了一件无可挽救的大傻事！

在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秦朝终于不可避免地早亡了”。他所指的“大错误”是秦始皇忽视了六国余孽反叛的决心和能量；“大傻事”是指

三十多年来把奸佞的赵高一直留在身边。其观点，笔者认为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