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秦亡新论之第八章 首屈一指的法制皇帝及骊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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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屈一指的法制皇帝
秦国自孝公任命商鞅为相变法强国以来，后继的历代秦王，都比较重视法制。王位传袭到秦始皇后，他在遵守法制和推进法治方面的表现如何？即对这个涉及到他是否无法无天，暴虐成性地推行“暴政”，还是能像他自诩的那样，坚持以“事皆决于法”的治国方针，做到“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为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贵公》）的问题，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据史料，秦始皇在遵守法制和推进法治方面，除前文提到的，他从不为没有军功的儿子及宗室勋贵、后宫嫔妃和她们的亲人牟取好处外，他还亲自参与制定法律，慎命狱官……从而达到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的，他能“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小政务，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在执法上他也“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而不讲情面。那么，秦朝的法律体系到底包含哪些内容？细列了哪些条款？秦始皇怎么敢自诩大小政务“皆有法式”呢？
对于上述均为历代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由于秦朝文书被焚，同时还受到汉代官吏董仲舒等人的感情化抨击言词的影响，从而使后世有关研究的判断和描述，不但与历史事实有一定距离，有的甚至严重背离了历史事实！这种无奈的景况，直到“云梦竹简”出土之后，才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史家们终于搞清楚了（实际也还有不少未知的情况），在两千年前的秦法中，已制定了包括侵犯皇权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经济秩序罪；侵犯人身罪；侵犯财产罪；妨碍社会管理罪；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罪；官吏渎职罪等八大系列的罪名二百多种。如：谋反、纵火、匿田、杀人、偷盗、诬人、殴父母、不廉……所涉及的范围已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军法、经济法、民法,甚至在刑前翻供，都必须复审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秦朝的法律体系已发展和完善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程度。从而也证明了秦始皇在推行法制和实施法治方面的功绩，将其定位为首屈一指的法制皇帝是决不为过的！
在探究秦国法律体系，并为此提供了确凿证据而不应忘记的人中，第一位当属二千年前葬于湖北省云梦县的，以数筐竹简为殉葬品的墓主“喜”，及“秦简整理小组”的李学勤等专家。
据单名为“喜”的墓主，在《编年史》中的记录，他出生在秦昭王45年12月未天亮前的鸡叫时候（比秦始皇整整大两岁）。他17岁就服兵役作了一名壮丁。他从20岁到30岁的十年间，曾应召三次参加战斗。从这儿可以看出，在秦国，成年男丁一生服几次兵役似乎没有严格规定，只要国家需要，随时都要奔赴战场。30岁后他曾在秦始皇时期，出任过狱吏等与司法相关的官职，从而经办过许多与政治、司法等相关案件。也许是出于工作需要，他不辞辛劳地以隶书字体，亲手抄录了大量的法律文件，并以这些凝结着自己心血的竹简为殉葬品，随同自己埋入墓中，从而使这些无比珍贵的竹简，免遭战火及诸多因素的毁损，出土后为研究秦国的法制情况，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据《编年史》推测，“喜”死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的第四年（时年约45岁），对于这样一位盛年而逝的勤奋古人，实在令人痛惜不已！如果他能再多活些年份，所抄录的资料一定还会更多！
毋须讳言，在秦国的法制中也规定着一系列足可称之为“残酷”的刑罚。如死刑中的腰斩—以断腰的方式处死犯人；弃市—在闹市中处死犯人，并暴尸示众；戮死—犯人死后再戮其尸；枭首—犯人被斩杀后，将首级悬挂在高处示众；磔—以割裂肢体的方式处死罪犯；车裂—俗称“五马分尸”；具五刑—先执行各种肉刑，于肉体上折磨犯人于断气前，再执行死刑；灭其宗—是连坐刑罚中最重的一种。视罪行处以灭三族、灭五族……另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秦朝还有“凿颠”、“抽筋”、“镬烹之刑”……以上刑名，仅从浅显的注释中，足以证明其刑的残暴，是极其酷毒的！然而细读有关资料后发现，第一，秦国的法律即使在商鞅变法之后，总的观念仍然脱胎于商周法制。《荀子·正明》中说：“刑名从商”，从而 证明上述酷刑并非秦始皇首创；第二，更要看秦国在具体执行中，针对什么事？使用什么酷法？从而得出应有的结论。而不能仅从刑名严酷，便断定推行了“暴政”，最直观的依据，即是有一个“针对什么事，在什么人身上”，施行了上述刑罚的问题。笔者于参阅诸多著作中，发现历代学者对此举出的实例，不仅纯属个案，而且还是假案！！
譬如：史家专著中几乎都提到的惟一的案例——秦始皇曾使用“镬”刑的案例，即“茅焦放颜谏秦皇”的“史”事，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实例。这个杜撰痕迹十分明显的假案，说的是：嫪毐叛乱被平息后，秦始皇除下令腰斩嫪毐外，还处理了其母后赵姬与嫪毐生的两个男孩。对此曾有不少大臣认为处理过重，便纷纷出面讲情。结果秦始皇不但不准，反而下令杀死了“二十七”个替赵姬说情的人。当第“二十八”个敢于说情的茅焦冒死上殿说情时，秦始皇下令准备好镬（即大锅），并烧好水（或油），要以烹刑惨杀茅焦。对于这件被纪录在《说苑·正谏》中，证明秦始皇残暴地使用“镬”刑的“史料”，笔者认定它是假案的依据是：
首先，先且不说茅焦的出现极具戏剧性，是在秦始皇不多不少刚“残杀”了“二十七”位大臣之后，他愿让秦始皇依照天上有二十八星宿，再以自己的生命来凑满这个数字，使地上有“二十八”忠臣！其次，他更“理直气壮”地指责秦始皇：“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
茅焦的这段数落秦始皇的话，说了些什么事呢？
第一，他把嫪毐称作是秦始皇的“假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嫪毐是他的继父。从而得出他车裂嫪毐，是他的“嫉妒之心”在作祟！众所周知，嫪毐与赵姬的关系，乃是一种偷摸之所为。秦始皇怎么会承认嫪毐是自己的“继父”！先前当两者之间只属于生活问题时，他可能考虑到母后赵姬年轻孤独，在嫪毐与其苟且并生有两个男孩的长时期内，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装糊涂，不过问此事。可是当嫪毐利令智昏，举兵叛乱时，问题的性质已转变为尖锐的政治对立。秦始皇在调兵平息叛乱之后，对嫪毐处以车裂之刑，完全是“事皆决于法”的典型案例，这怎么能说是对嫪毐的“嫉妒”呢！
第二，按照秦律（历代封建王朝都几乎一样）嫪毐所犯的大罪当属灭族。因此秦始皇下令将嫪毐与赵姬私生的两个男孩也给杀了。对这件秦始皇也有法可依的事，茅焦却用一句“有不慈之名”的话来指责他，也是说不过去的。
第三，由于嫪毐的问题已质变为政治事件，闹得咸阳老幼皆知，满城风雨。赵姬和嫪毐的事，哪里还能隐瞒得住！在此情势下，秦始皇让赵姬离开咸阳，迁到萯阳宫居住，明面上是对赵姬也进行了“惩罚”，其个中还隐藏着让她换一个环境，以减轻巨大的内心压力！因此，茅焦指责这件事为秦始皇的“不孝”之举，显然也是十分荒谬的。说不定赵姬因压力确实太大，也正想换一个环境调适一下身心呢。因为作为母仪天下的太后，与嫪毐私通总不是光彩的事。更何况嫪毐还走上了一条悖逆朝庭的不归之路。
第四，由于先前已杀了“二十七”位替赵姬求情的大臣，所以茅焦说秦始皇：“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对此，我们只要冷静地思量一下，在明知秦始皇依法办事，严惩嫪毐的情势下，还会有哪些“谏士”敢于站出来指责秦始皇？如果举兵反叛尚不严加惩罚，他“事皆决于法”的方针和理念，还能坚决贯彻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中的大臣决不会糊涂到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还冒死为嫪毐求情，而且这样的人还多达“二十七”个！
更为可笑的是，在茅焦以尖刻的语言，把秦始皇对镇压嫪毐叛乱之后的处置，说得一无是处之后，这个杜撰痕迹十分明显的“史事”还说：茅焦说罢，还毫不畏惧地脱下衣服，光着身子向大锅走去，坦然地作好了服刑的准备。而秦始皇则被其“精神”所感动,立即起身走下殿去向茅焦请教：“兼并天下的大计”，同时还卑贱地尊称茅焦为“仲父”，赐爵为“上卿”！！！
平息嫪毐叛乱，是秦始皇于22岁加冠后所经办的第一件大事。由决策平叛至调兵围攻已被嫪毐占领了的咸阳，全由秦始皇亲自处置。这是一件不仅处理得十分果断、及时，更是一件充分体现着秦始皇才干和人格魅力的大事。记录在《说苑·正谏》中的这个故事——特别是被广泛引用于众多专著（更别说文艺作品）作为“史”料的故事，却把充满朝气、叱咤风云的秦始皇贬损、丑化为一个毫无主见，唯唯诺诺的傻瓜！退一万步说，如果此事果真是铁打的“史”实。那么，当即被秦始皇尊称为“仲父”，并赐爵为“上卿”的茅焦；口似悬河，并敢于指责嬴政严惩嫪毐就是以“嫉妒之心”，严惩“继父”的茅焦；敢于指责秦始皇溺杀与嫪毐有血缘关系的两个私生子为“不慈”的茅焦；敢于指责秦始皇让赵姬去萯阳宫，为“不孝”的茅焦；敢于指责秦始皇“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的茅焦……人们就有理由期望他在之后展开的荡平六国诸侯的，更加壮阔的历史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建立更大功勋……可是从此之后，茅焦却杳如黄鹤，从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使此一虚假的故事，同时还是证明秦始皇暴虐成性，以酷刑迫害忠良大臣的惟一“史事”，再也编不下去了！
……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所谓“茅焦放颜谏秦王”一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录的茅焦的原话仅是：“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背秦也。”此外，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也只记录了：“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不料在《史记》之后成书的《说苑·正谏》中，却绘声绘色地徒增了，茅焦是继嬴政杀死了二十七个大臣之后，他是第二十八个放颜谏上的人。以及茅焦严厉指责嬴政的——实际是完全杜撰的一段文字，即：“陛下车裂假父，有忌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
秦始皇在位的37年间从未杀过一个大臣。这并非是所有大臣都对他阿谀奉承而未遭死难，而是他以广博的胸怀，宽容臣下过失的具体表现。例如：对糊搅寿宴，并教训他：“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淳于越，他就没有杀！
尽管秦始皇在法制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使秦朝的法制水平达到了“大小政务，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的程度，并极自信地“告戒后嗣，顺承勿革”，同时还深信只要“后敬奉法，常治无极”，就可以实现“舆舟不倾”的目的。但他却忽视了只有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此一保卫国家的基础。他所企望的“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的美好愿望，才能实现；他所制定的法律，也才能够顺利实施！如果说总结的话，这就是于后世极有启迪意义的结论。
综上所述，特别是云梦竹简的发现，充分证明了秦朝的立法，不仅具有可操性强的特点，而且还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张分田先生对此的评价是：“由此可见，秦朝的法律体系的确已经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堪称为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里程碑”、“秦始皇是中国古代首屈一指的‘法治’皇帝，在他统治下的秦朝则是世界古代史上首屈一指的法治王朝”（张分田《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P460、432）笔者以为是十分恰当的。
一、首屈一指的法制皇帝
秦国自孝公任命商鞅为相变法强国以来，后继的历代秦王，都比较重视法制。王位传袭到秦始皇后，他在遵守法制和推进法治方面的表现如何？即对这个涉及到他是否无法无天，暴虐成性地推行“暴政”，还是能像他自诩的那样，坚持以“事皆决于法”的治国方针，做到“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为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贵公》）的问题，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据史料，秦始皇在遵守法制和推进法治方面，除前文提到的，他从不为没有军功的儿子及宗室勋贵、后宫嫔妃和她们的亲人牟取好处外，他还亲自参与制定法律，慎命狱官……从而达到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的，他能“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小政务，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在执法上他也“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而不讲情面。那么，秦朝的法律体系到底包含哪些内容？细列了哪些条款？秦始皇怎么敢自诩大小政务“皆有法式”呢？
对于上述均为历代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由于秦朝文书被焚，同时还受到汉代官吏董仲舒等人的感情化抨击言词的影响，从而使后世有关研究的判断和描述，不但与历史事实有一定距离，有的甚至严重背离了历史事实！这种无奈的景况，直到“云梦竹简”出土之后，才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史家们终于搞清楚了（实际也还有不少未知的情况），在两千年前的秦法中，已制定了包括侵犯皇权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经济秩序罪；侵犯人身罪；侵犯财产罪；妨碍社会管理罪；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罪；官吏渎职罪等八大系列的罪名二百多种。如：谋反、纵火、匿田、杀人、偷盗、诬人、殴父母、不廉……所涉及的范围已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军法、经济法、民法,甚至在刑前翻供，都必须复审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秦朝的法律体系已发展和完善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程度。从而也证明了秦始皇在推行法制和实施法治方面的功绩，将其定位为首屈一指的法制皇帝是决不为过的！
在探究秦国法律体系，并为此提供了确凿证据而不应忘记的人中，第一位当属二千年前葬于湖北省云梦县的，以数筐竹简为殉葬品的墓主“喜”，及“秦简整理小组”的李学勤等专家。
据单名为“喜”的墓主，在《编年史》中的记录，他出生在秦昭王45年12月未天亮前的鸡叫时候（比秦始皇整整大两岁）。他17岁就服兵役作了一名壮丁。他从20岁到30岁的十年间，曾应召三次参加战斗。从这儿可以看出，在秦国，成年男丁一生服几次兵役似乎没有严格规定，只要国家需要，随时都要奔赴战场。30岁后他曾在秦始皇时期，出任过狱吏等与司法相关的官职，从而经办过许多与政治、司法等相关案件。也许是出于工作需要，他不辞辛劳地以隶书字体，亲手抄录了大量的法律文件，并以这些凝结着自己心血的竹简为殉葬品，随同自己埋入墓中，从而使这些无比珍贵的竹简，免遭战火及诸多因素的毁损，出土后为研究秦国的法制情况，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据《编年史》推测，“喜”死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的第四年（时年约45岁），对于这样一位盛年而逝的勤奋古人，实在令人痛惜不已！如果他能再多活些年份，所抄录的资料一定还会更多！
毋须讳言，在秦国的法制中也规定着一系列足可称之为“残酷”的刑罚。如死刑中的腰斩—以断腰的方式处死犯人；弃市—在闹市中处死犯人，并暴尸示众；戮死—犯人死后再戮其尸；枭首—犯人被斩杀后，将首级悬挂在高处示众；磔—以割裂肢体的方式处死罪犯；车裂—俗称“五马分尸”；具五刑—先执行各种肉刑，于肉体上折磨犯人于断气前，再执行死刑；灭其宗—是连坐刑罚中最重的一种。视罪行处以灭三族、灭五族……另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秦朝还有“凿颠”、“抽筋”、“镬烹之刑”……以上刑名，仅从浅显的注释中，足以证明其刑的残暴，是极其酷毒的！然而细读有关资料后发现，第一，秦国的法律即使在商鞅变法之后，总的观念仍然脱胎于商周法制。《荀子·正明》中说：“刑名从商”，从而 证明上述酷刑并非秦始皇首创；第二，更要看秦国在具体执行中，针对什么事？使用什么酷法？从而得出应有的结论。而不能仅从刑名严酷，便断定推行了“暴政”，最直观的依据，即是有一个“针对什么事，在什么人身上”，施行了上述刑罚的问题。笔者于参阅诸多著作中，发现历代学者对此举出的实例，不仅纯属个案，而且还是假案！！
譬如：史家专著中几乎都提到的惟一的案例——秦始皇曾使用“镬”刑的案例，即“茅焦放颜谏秦皇”的“史”事，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实例。这个杜撰痕迹十分明显的假案，说的是：嫪毐叛乱被平息后，秦始皇除下令腰斩嫪毐外，还处理了其母后赵姬与嫪毐生的两个男孩。对此曾有不少大臣认为处理过重，便纷纷出面讲情。结果秦始皇不但不准，反而下令杀死了“二十七”个替赵姬说情的人。当第“二十八”个敢于说情的茅焦冒死上殿说情时，秦始皇下令准备好镬（即大锅），并烧好水（或油），要以烹刑惨杀茅焦。对于这件被纪录在《说苑·正谏》中，证明秦始皇残暴地使用“镬”刑的“史料”，笔者认定它是假案的依据是：
首先，先且不说茅焦的出现极具戏剧性，是在秦始皇不多不少刚“残杀”了“二十七”位大臣之后，他愿让秦始皇依照天上有二十八星宿，再以自己的生命来凑满这个数字，使地上有“二十八”忠臣！其次，他更“理直气壮”地指责秦始皇：“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
茅焦的这段数落秦始皇的话，说了些什么事呢？
第一，他把嫪毐称作是秦始皇的“假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嫪毐是他的继父。从而得出他车裂嫪毐，是他的“嫉妒之心”在作祟！众所周知，嫪毐与赵姬的关系，乃是一种偷摸之所为。秦始皇怎么会承认嫪毐是自己的“继父”！先前当两者之间只属于生活问题时，他可能考虑到母后赵姬年轻孤独，在嫪毐与其苟且并生有两个男孩的长时期内，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装糊涂，不过问此事。可是当嫪毐利令智昏，举兵叛乱时，问题的性质已转变为尖锐的政治对立。秦始皇在调兵平息叛乱之后，对嫪毐处以车裂之刑，完全是“事皆决于法”的典型案例，这怎么能说是对嫪毐的“嫉妒”呢！
第二，按照秦律（历代封建王朝都几乎一样）嫪毐所犯的大罪当属灭族。因此秦始皇下令将嫪毐与赵姬私生的两个男孩也给杀了。对这件秦始皇也有法可依的事，茅焦却用一句“有不慈之名”的话来指责他，也是说不过去的。
第三，由于嫪毐的问题已质变为政治事件，闹得咸阳老幼皆知，满城风雨。赵姬和嫪毐的事，哪里还能隐瞒得住！在此情势下，秦始皇让赵姬离开咸阳，迁到萯阳宫居住，明面上是对赵姬也进行了“惩罚”，其个中还隐藏着让她换一个环境，以减轻巨大的内心压力！因此，茅焦指责这件事为秦始皇的“不孝”之举，显然也是十分荒谬的。说不定赵姬因压力确实太大，也正想换一个环境调适一下身心呢。因为作为母仪天下的太后，与嫪毐私通总不是光彩的事。更何况嫪毐还走上了一条悖逆朝庭的不归之路。
第四，由于先前已杀了“二十七”位替赵姬求情的大臣，所以茅焦说秦始皇：“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对此，我们只要冷静地思量一下，在明知秦始皇依法办事，严惩嫪毐的情势下，还会有哪些“谏士”敢于站出来指责秦始皇？如果举兵反叛尚不严加惩罚，他“事皆决于法”的方针和理念，还能坚决贯彻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中的大臣决不会糊涂到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还冒死为嫪毐求情，而且这样的人还多达“二十七”个！
更为可笑的是，在茅焦以尖刻的语言，把秦始皇对镇压嫪毐叛乱之后的处置，说得一无是处之后，这个杜撰痕迹十分明显的“史事”还说：茅焦说罢，还毫不畏惧地脱下衣服，光着身子向大锅走去，坦然地作好了服刑的准备。而秦始皇则被其“精神”所感动,立即起身走下殿去向茅焦请教：“兼并天下的大计”，同时还卑贱地尊称茅焦为“仲父”，赐爵为“上卿”！！！
平息嫪毐叛乱，是秦始皇于22岁加冠后所经办的第一件大事。由决策平叛至调兵围攻已被嫪毐占领了的咸阳，全由秦始皇亲自处置。这是一件不仅处理得十分果断、及时，更是一件充分体现着秦始皇才干和人格魅力的大事。记录在《说苑·正谏》中的这个故事——特别是被广泛引用于众多专著（更别说文艺作品）作为“史”料的故事，却把充满朝气、叱咤风云的秦始皇贬损、丑化为一个毫无主见，唯唯诺诺的傻瓜！退一万步说，如果此事果真是铁打的“史”实。那么，当即被秦始皇尊称为“仲父”，并赐爵为“上卿”的茅焦；口似悬河，并敢于指责嬴政严惩嫪毐就是以“嫉妒之心”，严惩“继父”的茅焦；敢于指责秦始皇溺杀与嫪毐有血缘关系的两个私生子为“不慈”的茅焦；敢于指责秦始皇让赵姬去萯阳宫，为“不孝”的茅焦；敢于指责秦始皇“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的茅焦……人们就有理由期望他在之后展开的荡平六国诸侯的，更加壮阔的历史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建立更大功勋……可是从此之后，茅焦却杳如黄鹤，从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使此一虚假的故事，同时还是证明秦始皇暴虐成性，以酷刑迫害忠良大臣的惟一“史事”，再也编不下去了！
……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所谓“茅焦放颜谏秦王”一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录的茅焦的原话仅是：“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背秦也。”此外，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也只记录了：“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不料在《史记》之后成书的《说苑·正谏》中，却绘声绘色地徒增了，茅焦是继嬴政杀死了二十七个大臣之后，他是第二十八个放颜谏上的人。以及茅焦严厉指责嬴政的——实际是完全杜撰的一段文字，即：“陛下车裂假父，有忌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
秦始皇在位的37年间从未杀过一个大臣。这并非是所有大臣都对他阿谀奉承而未遭死难，而是他以广博的胸怀，宽容臣下过失的具体表现。例如：对糊搅寿宴，并教训他：“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淳于越，他就没有杀！
尽管秦始皇在法制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使秦朝的法制水平达到了“大小政务，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的程度，并极自信地“告戒后嗣，顺承勿革”，同时还深信只要“后敬奉法，常治无极”，就可以实现“舆舟不倾”的目的。但他却忽视了只有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此一保卫国家的基础。他所企望的“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的美好愿望，才能实现；他所制定的法律，也才能够顺利实施！如果说总结的话，这就是于后世极有启迪意义的结论。
综上所述，特别是云梦竹简的发现，充分证明了秦朝的立法，不仅具有可操性强的特点，而且还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张分田先生对此的评价是：“由此可见，秦朝的法律体系的确已经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堪称为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里程碑”、“秦始皇是中国古代首屈一指的‘法治’皇帝，在他统治下的秦朝则是世界古代史上首屈一指的法治王朝”（张分田《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P460、432）笔者以为是十分恰当的。
二、关于骊山陵及兵马俑
秦岭支脉，山势矫健，树木葱茏，秀丽多姿的骊山，位于西安以东约三十里的临潼县境内。遥看逶迤起伏的骊山，宛如一匹黑色的骏马在奔腾向前，古人称黑马为“骊”，山即由此得名被称之为“骊山” 。然而“骊山”之所以闻名天下，却是因为秦始皇的陵墓就在骊山!
秦始皇陵南倚骊山，北临渭水。远远望去像一座巍峨耸立的山丘，屹立在关中的大地上。尽管秦始皇陵于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保护名录，但秦始皇却为此挨骂了二千余年！骂他的依据主要是用工特多，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众所周知，自历史的车轮将秦始皇推上王座的那一天起，战争君王和建设君王的重担便都落到了他的肩上，使他有机遇在战争和建设两个重大课题上经受考验，发挥才干，为华夏及世界做出尽显风流的重大贡献！
作为建设君王，“农”的一面，已有先祖留下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他已省心了不少（史料中除有他于全国统一后，下令实施的《使黔首自食田》法令，即：把在秦国已实施了一百多年，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农田私有制政策向全国推广外，再也没有变更农战政策的任何记录），至于他所关注的郑国渠、长城、驰道、灵渠等项工程用工虽多，但应该看到这些工程不仅有利于当时，更应明确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人手少了工期势必延长，于大局是不利的。
作为建设君王，秦始皇除为我们留下了震惊世界的长城、灵渠等成果外，他为什么要将自己的陵墓建造得如此之高大？为什么要用如此庞大的兵马俑战阵来突出皇陵的庄重与威严？笔者以为和所有帝王即位后，就开始修建陵墓一样，秦始皇即位之初虽也开始了“穿治骊山”（《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修陵工程。但同样是“穿治骊山”，规模是不可能一开始就定得这么大的。少年君王们根本不懂修建王陵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大事。一开始都认为除有制可循外，再就是自己还年轻，离殡天还早着呢，谁也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此可以肯定，骊山陵一定有一个经过多次改变设计方案，最后才形成如此庞大规模的过程。那么，主导着这个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识的提高，当他决心创建亘古未有的丰功伟业之后，将陵墓的规模也建成与自己的业绩相匹配的想法，便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而每一次变更都是他思想飞跃的结果，因此这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对于这样一位完成了伟大业绩的千古一帝，对于这样一位以无比的英雄气概，除为华夏创建了众多文明成果外，还对世界有所影响和贡献的伟人；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他的功罪争吵不休，还多把他不屑一顾地骂为“暴君”的伟人。在对他决定的陵建规模进行评价时，难道不应该慎之又慎吗？如果秦皇陵该批，那么明清两朝建设的故宫该不该批？名满天下的圆明园该不该批？承德避暑山庄该不该批？明成祖朱棣在武当山建盖的“金殿”，及“丹墙翠瓦望玲珑”的“五里一庵，十里一宫”该不该批？华夏的众多文明成果又该不该批？笔者及友人都对秦始皇因“阿房宫”（实际是新朝宫）挨骂了二千余年，却并没有建成“新朝宫”而感到惋惜，否则这必将又是震惊世界的一大奇迹（当时的国力应该较强，只可惜他死早了）！
秦始皇决定将自己的陵墓规模，建得与自己创建的丰功伟业相匹配，这个目的他是达到了。在骊山陵之高大已为人所共知，而“阿房宫”纯属杜撰的情势下，如何来看待史料中的用工数字呢？笔者认为只要把陵墓规模，一定受秦始皇成长过程的影响这个大前提确定下来，用工的情况就大体清楚了。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将秦始皇在陵建上的认识按以下四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第一阶段，从即位到加冠，共历时九年（即由十三岁到二十二岁）。在此阶段内，随着年龄的增长，是秦始皇由少年向青年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他树立霸主思想的关键时期。此时的他毕竟年轻，对陵墓不会有过多的要求，一切都会按制进行，用工也就不会太多，估计一千人左右足矣！
第二阶段，从加冠到荡平六国，历时共一十七年（即从二十二岁到三十九岁）。这十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光辉的历史时期。此时他对陵墓的重要性，应属已有所重视。但因天下初定，诸事多如牛毛，不可能极为重视。尽管如此，使陵墓逾制建造的思想应已萌生，只是尚未实施。
第三阶段，从全国统一到封禅泰山，历时两年（即从四十岁到四十一岁）。这两年时间虽短，但所行大事都顶天立地，气壮河山；近对秦国，远对世界的贡献均十分巨大！笔者以为与其说荡平诸侯是华夏亘古未有的大事。那么，就在这短暂的两年中，秦始皇以他的睿智和胆识，在全国推行的一系列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推动着中华文明直到永远的体制建设，才是不仅对中国，也是对世界所作的重大贡献！正是在进行了这一系列重大体制建设，眼看华夏腾飞在即的情势下，他才决定去封禅泰山；也正是在此之前，他才决定将自己的陵墓建成华夏第一大陵，使之与自己的功勋相匹配！于是扩建皇陵的方案就确定下来了。
扩建方案确定之后，建陵队伍也必然随之扩大。由于此时秦始皇只有四十一岁，当属年富力强之时，很有可能设想十年左右，大陵就建起来了。假如就以十年为限，建此大陵每天投入的有多少人呢？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给我们提供了两组数据：第一是记录在秦始皇48岁，决定修“直道”及建“朝宫”时提供的“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第二是纪录在葬礼结束后的“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笔者以为不论从哪一种情况来看，有的学者还把这“七十余万人” 建陵的时间都算为三十余年，以此来突出秦始皇的“罪恶”，显然是不对的；而司马迁把这“七十余万人”，与子虚乌有的“阿房宫”挂钩，表面看这可以认定是秦始皇建“阿房宫”的罪证，但“阿房宫”却是假的！因此，细究之下，似乎应以“及并天下”，即全国统一后，才决定以“七十余万人”投入陵建——即扩建秦皇陵的建造时间，实际只有10年左右。至于在此10年左右的时间中，是否一直都为七十万人，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作业流程上看，除最后的回填成丘、植树种草……人可以上得多一些外，墓穴再深、再大也是用不了多少人的（与《史记》中记述的七十余万人相比，七万人都用不了），理由是人太多反而形成干扰，难以展开挖掘——特别是往深里挖！
此外，对参与修建骊山陵的人员，司马迁先说“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随后也说“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显然全系一伙犯官罪民；再联系到反秦的“义军”首领黥布，曾发配骊山服刑；刘邦曾押送犯人赴咸阳；以及陈胜、吴广叛乱后，章邯曾建议胡亥颁旨大赦天下；胡亥除立马照办外，还任命章邯挂帅，率领由犯官罪民组成的“官军”出征平叛的情况来看，那种把修建骊山陵的人员全都定性为“百姓”，说陵建给人民带来了无穷苦难……把只要参与建陵的人，都归属于人民；把只要参加反秦的人，就全都定性为英雄（如刘邦、彭越、黥布……）的说法，显然也不可取的。
综上所述，笔者的结论是：
第一，投入陵建的人数最后阶段可能有“七十余万”，但绝不会在全过程中都需要七十余万；
第二，在参与陵建的人员中，大多属于违法的犯官罪民，更不能将这些人说成都是受秦法迫害的人！
第三，根据上述分析，建议史家在以秦始皇陵对秦始皇进行评价时，应采取更全面、更严谨的方法进行——司马迁的《史记》不参考不行，没有司马迁的记录，秦史更是一本糊涂帐；然而司马迁毕竟是西汉史官，虽说还受了宫刑，但面对汉兴秦亡的现实，他总得“总结”出一些以汉代秦理所当然的说法来，因此，他的话是不可全信的！
此外，司马迁之不诚，还可以从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充分体现出秦始皇的皇权威仪，以及最高统帅地位的兵马俑战阵，未被他纪录于《史记》中，而明白无误地反映出来。尽管我们不能苛求他，事无巨细都应毫无遗漏地记述。但笔者认为把如此大事“漏记”于史册，绝不会是偶然的！兵马俑数量之多，战阵之森严，及铜马车之精美……既使让最灵巧的工匠也须数年方能完成。特别是为制作数量如此之多的兵马俑，不论从采泥、制浆、铸造、脱模、修型、烧制……工艺流程上，需的人都是很多的来看，可以肯定烧制兵马俑的陶瓷厂的规模也 应当是很大的。司马迁在为写《史记》的调研中，怎么能对此事毫无所知呢？！只不过他早已看出这些被后人列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华夏瑰宝，对烘托秦始皇作为名符其实的千古一帝，对宣扬秦始皇作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圣君，将是胜过千言万语的参照物，实在是太重要了！从而违心地未把它写入《史记》中。
尽管由于司马迁的偏见及杜撰，使我们于二千多年后，才解开了诸如陈胜、吴广决非“农民起义”；秦始皇未建“阿房宫”……疑难，然而也正是由于他的偏见，未把气势恢宏，充分体现着秦始皇的政治豪情和人格魅力的，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兵马俑记录在《史记》中，从而使得此一国宝没遭劫难，而于二千余年后完整地重见天日（由于兵马俑不仅量大，更因埋藏不深而盗窃容易，如果《史记》中写明的话，这些威武雄壮地屹立在秦始皇墓前的国宝——八千余名武士陶俑，及精美的铜马车、铜兵器……一定早就残缺不全了）！司马迁如此“歪打正着”，当属“旷世奇功”一件！如果他九泉有知，兵马俑不仅未被瞒住，反而还成了揭露他记史不实的物证时，不知将作何感想！
总之，对秦始皇陵的评价，笔者以为黄中业先生的以下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归结到一点，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的大秦帝国的缔造者、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位皇帝的陵园。处于那样一个时代的秦始皇帝，修建了这样一个皇帝陵园，这是合乎逻辑的事情”（见《秦始皇大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精P209）。
当然，“合乎逻辑”是一回事，给人民带来“苦难”又是一回事。笔者撰写本文的宗旨，全在于尽可能从用工的实际情况——第一，常年劳作的人主要是刑徒；第二，绝不会在全过程中一直需要“七十余万人”；第三，建此大陵的时间决不会一直以“数十万人”，“前后修建近40年”。来强调说明司马迁对此事的记述还是贴点边儿的——即时间是在“及并天下”之后（“及并天下”之前，因有举全国之力修建郑国渠，及组织百万军队准备发动统一战争这两件大事。修陵的人不可能太多，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参与陵建的人主要是犯罪的刑徒。如此一来，我们对这件既“合乎逻辑”，又给人民的苦难减至最小的“好事”，不该也宽容一些了吗？
此外，骊山陵一直在建的事实，还有力地证明了秦始皇对“人生自古谁无死”，还是有清醒认识的。如果他真的怕死，专为死后作准备的骊山陵，可能早就不建了!
秦岭支脉，山势矫健，树木葱茏，秀丽多姿的骊山，位于西安以东约三十里的临潼县境内。遥看逶迤起伏的骊山，宛如一匹黑色的骏马在奔腾向前，古人称黑马为“骊”，山即由此得名被称之为“骊山” 。然而“骊山”之所以闻名天下，却是因为秦始皇的陵墓就在骊山!
秦始皇陵南倚骊山，北临渭水。远远望去像一座巍峨耸立的山丘，屹立在关中的大地上。尽管秦始皇陵于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保护名录，但秦始皇却为此挨骂了二千余年！骂他的依据主要是用工特多，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众所周知，自历史的车轮将秦始皇推上王座的那一天起，战争君王和建设君王的重担便都落到了他的肩上，使他有机遇在战争和建设两个重大课题上经受考验，发挥才干，为华夏及世界做出尽显风流的重大贡献！
作为建设君王，“农”的一面，已有先祖留下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他已省心了不少（史料中除有他于全国统一后，下令实施的《使黔首自食田》法令，即：把在秦国已实施了一百多年，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农田私有制政策向全国推广外，再也没有变更农战政策的任何记录），至于他所关注的郑国渠、长城、驰道、灵渠等项工程用工虽多，但应该看到这些工程不仅有利于当时，更应明确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人手少了工期势必延长，于大局是不利的。
作为建设君王，秦始皇除为我们留下了震惊世界的长城、灵渠等成果外，他为什么要将自己的陵墓建造得如此之高大？为什么要用如此庞大的兵马俑战阵来突出皇陵的庄重与威严？笔者以为和所有帝王即位后，就开始修建陵墓一样，秦始皇即位之初虽也开始了“穿治骊山”（《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修陵工程。但同样是“穿治骊山”，规模是不可能一开始就定得这么大的。少年君王们根本不懂修建王陵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大事。一开始都认为除有制可循外，再就是自己还年轻，离殡天还早着呢，谁也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此可以肯定，骊山陵一定有一个经过多次改变设计方案，最后才形成如此庞大规模的过程。那么，主导着这个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识的提高，当他决心创建亘古未有的丰功伟业之后，将陵墓的规模也建成与自己的业绩相匹配的想法，便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而每一次变更都是他思想飞跃的结果，因此这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对于这样一位完成了伟大业绩的千古一帝，对于这样一位以无比的英雄气概，除为华夏创建了众多文明成果外，还对世界有所影响和贡献的伟人；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他的功罪争吵不休，还多把他不屑一顾地骂为“暴君”的伟人。在对他决定的陵建规模进行评价时，难道不应该慎之又慎吗？如果秦皇陵该批，那么明清两朝建设的故宫该不该批？名满天下的圆明园该不该批？承德避暑山庄该不该批？明成祖朱棣在武当山建盖的“金殿”，及“丹墙翠瓦望玲珑”的“五里一庵，十里一宫”该不该批？华夏的众多文明成果又该不该批？笔者及友人都对秦始皇因“阿房宫”（实际是新朝宫）挨骂了二千余年，却并没有建成“新朝宫”而感到惋惜，否则这必将又是震惊世界的一大奇迹（当时的国力应该较强，只可惜他死早了）！
秦始皇决定将自己的陵墓规模，建得与自己创建的丰功伟业相匹配，这个目的他是达到了。在骊山陵之高大已为人所共知，而“阿房宫”纯属杜撰的情势下，如何来看待史料中的用工数字呢？笔者认为只要把陵墓规模，一定受秦始皇成长过程的影响这个大前提确定下来，用工的情况就大体清楚了。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将秦始皇在陵建上的认识按以下四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第一阶段，从即位到加冠，共历时九年（即由十三岁到二十二岁）。在此阶段内，随着年龄的增长，是秦始皇由少年向青年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他树立霸主思想的关键时期。此时的他毕竟年轻，对陵墓不会有过多的要求，一切都会按制进行，用工也就不会太多，估计一千人左右足矣！
第二阶段，从加冠到荡平六国，历时共一十七年（即从二十二岁到三十九岁）。这十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光辉的历史时期。此时他对陵墓的重要性，应属已有所重视。但因天下初定，诸事多如牛毛，不可能极为重视。尽管如此，使陵墓逾制建造的思想应已萌生，只是尚未实施。
第三阶段，从全国统一到封禅泰山，历时两年（即从四十岁到四十一岁）。这两年时间虽短，但所行大事都顶天立地，气壮河山；近对秦国，远对世界的贡献均十分巨大！笔者以为与其说荡平诸侯是华夏亘古未有的大事。那么，就在这短暂的两年中，秦始皇以他的睿智和胆识，在全国推行的一系列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推动着中华文明直到永远的体制建设，才是不仅对中国，也是对世界所作的重大贡献！正是在进行了这一系列重大体制建设，眼看华夏腾飞在即的情势下，他才决定去封禅泰山；也正是在此之前，他才决定将自己的陵墓建成华夏第一大陵，使之与自己的功勋相匹配！于是扩建皇陵的方案就确定下来了。
扩建方案确定之后，建陵队伍也必然随之扩大。由于此时秦始皇只有四十一岁，当属年富力强之时，很有可能设想十年左右，大陵就建起来了。假如就以十年为限，建此大陵每天投入的有多少人呢？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给我们提供了两组数据：第一是记录在秦始皇48岁，决定修“直道”及建“朝宫”时提供的“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第二是纪录在葬礼结束后的“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笔者以为不论从哪一种情况来看，有的学者还把这“七十余万人” 建陵的时间都算为三十余年，以此来突出秦始皇的“罪恶”，显然是不对的；而司马迁把这“七十余万人”，与子虚乌有的“阿房宫”挂钩，表面看这可以认定是秦始皇建“阿房宫”的罪证，但“阿房宫”却是假的！因此，细究之下，似乎应以“及并天下”，即全国统一后，才决定以“七十余万人”投入陵建——即扩建秦皇陵的建造时间，实际只有10年左右。至于在此10年左右的时间中，是否一直都为七十万人，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作业流程上看，除最后的回填成丘、植树种草……人可以上得多一些外，墓穴再深、再大也是用不了多少人的（与《史记》中记述的七十余万人相比，七万人都用不了），理由是人太多反而形成干扰，难以展开挖掘——特别是往深里挖！
此外，对参与修建骊山陵的人员，司马迁先说“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随后也说“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显然全系一伙犯官罪民；再联系到反秦的“义军”首领黥布，曾发配骊山服刑；刘邦曾押送犯人赴咸阳；以及陈胜、吴广叛乱后，章邯曾建议胡亥颁旨大赦天下；胡亥除立马照办外，还任命章邯挂帅，率领由犯官罪民组成的“官军”出征平叛的情况来看，那种把修建骊山陵的人员全都定性为“百姓”，说陵建给人民带来了无穷苦难……把只要参与建陵的人，都归属于人民；把只要参加反秦的人，就全都定性为英雄（如刘邦、彭越、黥布……）的说法，显然也不可取的。
综上所述，笔者的结论是：
第一，投入陵建的人数最后阶段可能有“七十余万”，但绝不会在全过程中都需要七十余万；
第二，在参与陵建的人员中，大多属于违法的犯官罪民，更不能将这些人说成都是受秦法迫害的人！
第三，根据上述分析，建议史家在以秦始皇陵对秦始皇进行评价时，应采取更全面、更严谨的方法进行——司马迁的《史记》不参考不行，没有司马迁的记录，秦史更是一本糊涂帐；然而司马迁毕竟是西汉史官，虽说还受了宫刑，但面对汉兴秦亡的现实，他总得“总结”出一些以汉代秦理所当然的说法来，因此，他的话是不可全信的！
此外，司马迁之不诚，还可以从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充分体现出秦始皇的皇权威仪，以及最高统帅地位的兵马俑战阵，未被他纪录于《史记》中，而明白无误地反映出来。尽管我们不能苛求他，事无巨细都应毫无遗漏地记述。但笔者认为把如此大事“漏记”于史册，绝不会是偶然的！兵马俑数量之多，战阵之森严，及铜马车之精美……既使让最灵巧的工匠也须数年方能完成。特别是为制作数量如此之多的兵马俑，不论从采泥、制浆、铸造、脱模、修型、烧制……工艺流程上，需的人都是很多的来看，可以肯定烧制兵马俑的陶瓷厂的规模也 应当是很大的。司马迁在为写《史记》的调研中，怎么能对此事毫无所知呢？！只不过他早已看出这些被后人列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华夏瑰宝，对烘托秦始皇作为名符其实的千古一帝，对宣扬秦始皇作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圣君，将是胜过千言万语的参照物，实在是太重要了！从而违心地未把它写入《史记》中。
尽管由于司马迁的偏见及杜撰，使我们于二千多年后，才解开了诸如陈胜、吴广决非“农民起义”；秦始皇未建“阿房宫”……疑难，然而也正是由于他的偏见，未把气势恢宏，充分体现着秦始皇的政治豪情和人格魅力的，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兵马俑记录在《史记》中，从而使得此一国宝没遭劫难，而于二千余年后完整地重见天日（由于兵马俑不仅量大，更因埋藏不深而盗窃容易，如果《史记》中写明的话，这些威武雄壮地屹立在秦始皇墓前的国宝——八千余名武士陶俑，及精美的铜马车、铜兵器……一定早就残缺不全了）！司马迁如此“歪打正着”，当属“旷世奇功”一件！如果他九泉有知，兵马俑不仅未被瞒住，反而还成了揭露他记史不实的物证时，不知将作何感想！
总之，对秦始皇陵的评价，笔者以为黄中业先生的以下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归结到一点，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的大秦帝国的缔造者、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位皇帝的陵园。处于那样一个时代的秦始皇帝，修建了这样一个皇帝陵园，这是合乎逻辑的事情”（见《秦始皇大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精P209）。
当然，“合乎逻辑”是一回事，给人民带来“苦难”又是一回事。笔者撰写本文的宗旨，全在于尽可能从用工的实际情况——第一，常年劳作的人主要是刑徒；第二，绝不会在全过程中一直需要“七十余万人”；第三，建此大陵的时间决不会一直以“数十万人”，“前后修建近40年”。来强调说明司马迁对此事的记述还是贴点边儿的——即时间是在“及并天下”之后（“及并天下”之前，因有举全国之力修建郑国渠，及组织百万军队准备发动统一战争这两件大事。修陵的人不可能太多，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参与陵建的人主要是犯罪的刑徒。如此一来，我们对这件既“合乎逻辑”，又给人民的苦难减至最小的“好事”，不该也宽容一些了吗？
此外，骊山陵一直在建的事实，还有力地证明了秦始皇对“人生自古谁无死”，还是有清醒认识的。如果他真的怕死，专为死后作准备的骊山陵，可能早就不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