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杨尚昆初掌中央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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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杨尚昆从李富春手上接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1965年11月他接到调往广东工作的通知。在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上，杨尚昆工作了整整20年。正是在杨尚昆接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以后，这个党中央的中枢机构和运行机制，完成了从雏形到完善，继而走上正规化轨道的进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央办公厅始终未脱离杨尚昆为之创立的主旨、机制和大格局。
今年是杨尚昆诞辰百年，我们追溯他这20年不寻常的人生片断，以此深切缅怀这位革命家。
李富春：早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找到你了
1940年底，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回延安后，就一直留在那里。虽然他始终还挂着北方局书记的职务，却经常被中央委派做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例如1941年根据任弼时的提议，参加党务研究室工作；1943年任中央研究局副局长，分工负责关注敌占区党政军民工作；1944年根据毛泽东建议担任中央新设的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处长等。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杨尚昆，在这次会议上却没能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此后，因为中央没有马上安排杨尚昆具体工作职务，他除了继续负责与美军观察组打交道，管管交际处的事情外，在杨家岭基本上处于半赋闲的状态。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很快完成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战略决策的擘划。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即成立，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也开始向东北进发。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此刻就有21名被派往东北工作。
据许多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回忆，那一时期，中共中央的中心机构也曾酝酿向东移动。9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任命自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以来就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前往热河省会承德展开工作，更是让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
当时的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在其回忆录中就对此言之凿凿地说：党中央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除了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先行到承德，为党中央的迁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外，还决定把中央警备团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吴烈带领，随李富春前往承德。
吴烈的回忆录还说：1945年10月1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接见了警备团东行指战员。朱德和刘少奇都讲了话，明确指出：为了党中央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央准备搬迁到承德去，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
李富春是在10月中旬离开延安的，走得很突然，因为当时刚好有一架美军飞机到延安。当飞机离开时，搭载了李富春、高岗、张闻天、王鹤寿、陈正人、何克全、陈光、朱瑞、郭述申、刘英及一位机要员共11人，飞抵河北省的邯郸。
在中央决定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赴热河开展工作后，分管书记处办公厅的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替李富春一直兼着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李富春离开延安前，把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工作向杨尚昆作了口头交代。他对杨尚昆说：“我这里做什么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全交给你吧。”他还开玩笑说：“我早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找到你了。”
由于李富春走得匆忙，根本顾不上履行什么正式的手续，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这么重要的工作交接，就这样通过简捷的口头交代就完成了。因此，杨尚昆最初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时间，没有档案记载。
1941年前，中共党内尚无办公厅这一机构建制
杨尚昆接手时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还不是一个健全、规范的机构，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此刻，始终处在残酷的战争和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许多机构都是先运行起来再说。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共中央办公机构的沿革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虽说中国共产党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但直到1941年，中共党内始终没有办公厅这个机构建制。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在中央设立秘书一职。在党内设立秘书制，是由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大会提议的。经过选举，陈独秀担任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就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秘书。据此次会议产生的文献记载：“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秘书，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主管机关日常工作，包括文书处理和文件资料收集保管等工作。
1925年1月，中共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秘书部（但经查找没发现能证明这个部是否确实成立及负责人任命的相关文字档案）。1926年7月，在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同时增设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秘书处。第一任秘书长是王若飞。从此，中央就有了秘书处这个机构和秘书长这一职务。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央秘书处都没有任命过处长，这个机构始终就由秘书长直接主管。
1933年，中央核心由上海转移到苏区。长征时，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就不存在了。直到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才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直接受秘书长张文彬领导，王首道成为秘书处的第一任处长。
中央秘书处虽然重新设置起来了，但中枢的许多工作并不能由秘书处统管起来，中共中央的办公机构依然不健全，相应的办公制度和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来。陕北根据地相对稳固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呈现出各管一摊，许多事情无人负责，或无章可循的情况。
这一现象，给1940年春季从苏联到延安的师哲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初到延安时很不习惯，觉得中央怎么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需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况时有发生。总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规，游击作风很浓。”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并要求他们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办公和行政管理机关及各项规章制度，使中央机关、军事机关和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的行政工作规范化、条理化。
在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中央秘书处的工作，确定中央秘书处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机关。9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通知，以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王首道为中央秘书处处长。随后组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被置于办公厅的建制之中，办公厅机关都搬进了杨家岭新盖的办公楼，处理书记处的日常事务。不久，经任弼时提议，中央交通局的工作也由李富春管理。
经过任弼时、李富春的工作和调整，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雏形搭建了起来。从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留下的一份序列图中，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辖中央直属党委、秘书处、中央管理局等。据杨尚昆回忆，除了上述部门外，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还设有办公室。
经一些中央办公厅的老同志核实，序列图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点出入，主要是机要处并未下辖于办公厅秘书处。在1942年前，机要部门一直有着不同的系统归属，如中央机关机要科、军委机要科、社会部机要科等。1942年4月4日，中央曾决定三个科合并为中央机要局，但当年当月的18日中央又决定“原机要局名义取消”，改为中共中央机要科。这个机要局只存在了14天，或者说根本还没成立起来就又被取消了。
叶剑英为杨尚昆讨来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委任状”
在杨尚昆接手前，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一直由李富春兼任。尽管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机构还不甚健全、制度规范也不完善，可工作却是既繁杂又重要的。作为办公厅主任，凡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重大机密、重要事务都要与闻，置身其中。同时办公厅的工作又是服务性的，政治重要性、服务多样性、工作事务性融为一体，事情太多，牵涉面广，触一点往往牵动全身，唯恐这里那里会出错。所以，李富春要找个称职的“替身”很不容易。
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替李富春，显然是出于他对杨尚昆的了解和信任。1940年底杨尚昆到延安时，任弼时正负责中央的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杨尚昆被安排到这个委员会工作；1942年，经任弼时提议，杨尚昆进入由他主管的党务研究室工作；1943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的三人书记处，下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任弼时和杨尚昆都在组织委员会；中央研究局调整后，任弼时和杨尚昆都在局内各管一个区域的工作；在整风运动期间，任弼时、李富春和杨尚昆又都在中央第三学习小组。在这5年里，他们有着比较频繁的工作接触，杨尚昆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人格操守，得到了任弼时的认可。
杨尚昆接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刚两个月，他在延安的外事活动中屡有接触的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离开延安前，叶剑英到毛泽东那里，为杨尚昆讨了一张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委任状”。
1944年7月，美军的一个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外事组负责接待事宜，毛泽东提议由杨尚昆任组长。涉及使团的事务，杨尚昆与叶剑英商量。在与美方人员接触时，中央示意杨尚昆对外以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名义。
然而，有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名义的杨尚昆，一直没有住到王家坪中央军委的院子里。叶剑英以为杨尚昆有什么想法，事先也没同杨尚昆打招呼，就径直到毛泽东那里讨了一张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即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委任状”。
杨尚昆回忆说：叶剑英拿着“委任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看，毛主席都签字委任你了，你赶快搬过来吧”。在晚年追忆此事时，杨尚昆说：“委任状”相当别致，是用8开大的白纸手工做成的，有毛主席的亲笔签名，可说是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那时，我们调动工作通常都只是口头交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委任状’。可惜延安撤退时丢了。”
在党内最初设置中央军委，还是1925年的事，但没有设秘书长。1927年5月，中共五大决定在中央军委设立秘书长。中央军委的第一任秘书长是王若飞，以后换了多任，周恩来、聂荣臻曾在不同时期当过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一职，是1945年中共七大后中央给杨尚昆的第一项正式任命。有了这项任命后，杨尚昆就搬到了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1945年10月，杨尚昆从李富春手上接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1965年11月他接到调往广东工作的通知。在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上，杨尚昆工作了整整20年。正是在杨尚昆接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以后，这个党中央的中枢机构和运行机制，完成了从雏形到完善，继而走上正规化轨道的进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央办公厅始终未脱离杨尚昆为之创立的主旨、机制和大格局。
今年是杨尚昆诞辰百年，我们追溯他这20年不寻常的人生片断，以此深切缅怀这位革命家。
李富春：早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找到你了
1940年底，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回延安后，就一直留在那里。虽然他始终还挂着北方局书记的职务，却经常被中央委派做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例如1941年根据任弼时的提议，参加党务研究室工作；1943年任中央研究局副局长，分工负责关注敌占区党政军民工作；1944年根据毛泽东建议担任中央新设的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处长等。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杨尚昆，在这次会议上却没能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此后，因为中央没有马上安排杨尚昆具体工作职务，他除了继续负责与美军观察组打交道，管管交际处的事情外，在杨家岭基本上处于半赋闲的状态。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很快完成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战略决策的擘划。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即成立，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也开始向东北进发。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此刻就有21名被派往东北工作。
据许多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回忆，那一时期，中共中央的中心机构也曾酝酿向东移动。9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任命自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以来就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前往热河省会承德展开工作，更是让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
当时的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在其回忆录中就对此言之凿凿地说：党中央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除了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先行到承德，为党中央的迁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外，还决定把中央警备团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吴烈带领，随李富春前往承德。
吴烈的回忆录还说：1945年10月1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接见了警备团东行指战员。朱德和刘少奇都讲了话，明确指出：为了党中央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央准备搬迁到承德去，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
李富春是在10月中旬离开延安的，走得很突然，因为当时刚好有一架美军飞机到延安。当飞机离开时，搭载了李富春、高岗、张闻天、王鹤寿、陈正人、何克全、陈光、朱瑞、郭述申、刘英及一位机要员共11人，飞抵河北省的邯郸。
在中央决定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赴热河开展工作后，分管书记处办公厅的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替李富春一直兼着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李富春离开延安前，把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工作向杨尚昆作了口头交代。他对杨尚昆说：“我这里做什么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全交给你吧。”他还开玩笑说：“我早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找到你了。”
由于李富春走得匆忙，根本顾不上履行什么正式的手续，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这么重要的工作交接，就这样通过简捷的口头交代就完成了。因此，杨尚昆最初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时间，没有档案记载。
1941年前，中共党内尚无办公厅这一机构建制
杨尚昆接手时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还不是一个健全、规范的机构，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此刻，始终处在残酷的战争和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许多机构都是先运行起来再说。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共中央办公机构的沿革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虽说中国共产党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但直到1941年，中共党内始终没有办公厅这个机构建制。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在中央设立秘书一职。在党内设立秘书制，是由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大会提议的。经过选举，陈独秀担任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就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秘书。据此次会议产生的文献记载：“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秘书，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主管机关日常工作，包括文书处理和文件资料收集保管等工作。
1925年1月，中共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秘书部（但经查找没发现能证明这个部是否确实成立及负责人任命的相关文字档案）。1926年7月，在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同时增设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秘书处。第一任秘书长是王若飞。从此，中央就有了秘书处这个机构和秘书长这一职务。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央秘书处都没有任命过处长，这个机构始终就由秘书长直接主管。
1933年，中央核心由上海转移到苏区。长征时，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就不存在了。直到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才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直接受秘书长张文彬领导，王首道成为秘书处的第一任处长。
中央秘书处虽然重新设置起来了，但中枢的许多工作并不能由秘书处统管起来，中共中央的办公机构依然不健全，相应的办公制度和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来。陕北根据地相对稳固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呈现出各管一摊，许多事情无人负责，或无章可循的情况。
这一现象，给1940年春季从苏联到延安的师哲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初到延安时很不习惯，觉得中央怎么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需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况时有发生。总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规，游击作风很浓。”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并要求他们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办公和行政管理机关及各项规章制度，使中央机关、军事机关和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的行政工作规范化、条理化。
在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中央秘书处的工作，确定中央秘书处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机关。9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通知，以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王首道为中央秘书处处长。随后组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被置于办公厅的建制之中，办公厅机关都搬进了杨家岭新盖的办公楼，处理书记处的日常事务。不久，经任弼时提议，中央交通局的工作也由李富春管理。
经过任弼时、李富春的工作和调整，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雏形搭建了起来。从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留下的一份序列图中，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辖中央直属党委、秘书处、中央管理局等。据杨尚昆回忆，除了上述部门外，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还设有办公室。
经一些中央办公厅的老同志核实，序列图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点出入，主要是机要处并未下辖于办公厅秘书处。在1942年前，机要部门一直有着不同的系统归属，如中央机关机要科、军委机要科、社会部机要科等。1942年4月4日，中央曾决定三个科合并为中央机要局，但当年当月的18日中央又决定“原机要局名义取消”，改为中共中央机要科。这个机要局只存在了14天，或者说根本还没成立起来就又被取消了。
叶剑英为杨尚昆讨来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委任状”
在杨尚昆接手前，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一直由李富春兼任。尽管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机构还不甚健全、制度规范也不完善，可工作却是既繁杂又重要的。作为办公厅主任，凡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重大机密、重要事务都要与闻，置身其中。同时办公厅的工作又是服务性的，政治重要性、服务多样性、工作事务性融为一体，事情太多，牵涉面广，触一点往往牵动全身，唯恐这里那里会出错。所以，李富春要找个称职的“替身”很不容易。
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替李富春，显然是出于他对杨尚昆的了解和信任。1940年底杨尚昆到延安时，任弼时正负责中央的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杨尚昆被安排到这个委员会工作；1942年，经任弼时提议，杨尚昆进入由他主管的党务研究室工作；1943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的三人书记处，下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任弼时和杨尚昆都在组织委员会；中央研究局调整后，任弼时和杨尚昆都在局内各管一个区域的工作；在整风运动期间，任弼时、李富春和杨尚昆又都在中央第三学习小组。在这5年里，他们有着比较频繁的工作接触，杨尚昆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人格操守，得到了任弼时的认可。
杨尚昆接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刚两个月，他在延安的外事活动中屡有接触的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离开延安前，叶剑英到毛泽东那里，为杨尚昆讨了一张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委任状”。
1944年7月，美军的一个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外事组负责接待事宜，毛泽东提议由杨尚昆任组长。涉及使团的事务，杨尚昆与叶剑英商量。在与美方人员接触时，中央示意杨尚昆对外以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名义。
然而，有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名义的杨尚昆，一直没有住到王家坪中央军委的院子里。叶剑英以为杨尚昆有什么想法，事先也没同杨尚昆打招呼，就径直到毛泽东那里讨了一张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即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委任状”。
杨尚昆回忆说：叶剑英拿着“委任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看，毛主席都签字委任你了，你赶快搬过来吧”。在晚年追忆此事时，杨尚昆说：“委任状”相当别致，是用8开大的白纸手工做成的，有毛主席的亲笔签名，可说是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那时，我们调动工作通常都只是口头交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委任状’。可惜延安撤退时丢了。”
在党内最初设置中央军委，还是1925年的事，但没有设秘书长。1927年5月，中共五大决定在中央军委设立秘书长。中央军委的第一任秘书长是王若飞，以后换了多任，周恩来、聂荣臻曾在不同时期当过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一职，是1945年中共七大后中央给杨尚昆的第一项正式任命。有了这项任命后，杨尚昆就搬到了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
今年是杨尚昆诞辰百年，我们追溯他这20年不寻常的人生片断，以此深切缅怀这位革命家。
李富春：早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找到你了
1940年底，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回延安后，就一直留在那里。虽然他始终还挂着北方局书记的职务，却经常被中央委派做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例如1941年根据任弼时的提议，参加党务研究室工作；1943年任中央研究局副局长，分工负责关注敌占区党政军民工作；1944年根据毛泽东建议担任中央新设的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处长等。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杨尚昆，在这次会议上却没能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此后，因为中央没有马上安排杨尚昆具体工作职务，他除了继续负责与美军观察组打交道，管管交际处的事情外，在杨家岭基本上处于半赋闲的状态。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很快完成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战略决策的擘划。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即成立，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也开始向东北进发。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此刻就有21名被派往东北工作。
据许多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回忆，那一时期，中共中央的中心机构也曾酝酿向东移动。9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任命自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以来就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前往热河省会承德展开工作，更是让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
当时的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在其回忆录中就对此言之凿凿地说：党中央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除了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先行到承德，为党中央的迁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外，还决定把中央警备团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吴烈带领，随李富春前往承德。
吴烈的回忆录还说：1945年10月1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接见了警备团东行指战员。朱德和刘少奇都讲了话，明确指出：为了党中央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央准备搬迁到承德去，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
李富春是在10月中旬离开延安的，走得很突然，因为当时刚好有一架美军飞机到延安。当飞机离开时，搭载了李富春、高岗、张闻天、王鹤寿、陈正人、何克全、陈光、朱瑞、郭述申、刘英及一位机要员共11人，飞抵河北省的邯郸。
在中央决定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赴热河开展工作后，分管书记处办公厅的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替李富春一直兼着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李富春离开延安前，把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工作向杨尚昆作了口头交代。他对杨尚昆说：“我这里做什么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全交给你吧。”他还开玩笑说：“我早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找到你了。”
由于李富春走得匆忙，根本顾不上履行什么正式的手续，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这么重要的工作交接，就这样通过简捷的口头交代就完成了。因此，杨尚昆最初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时间，没有档案记载。
1941年前，中共党内尚无办公厅这一机构建制
杨尚昆接手时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还不是一个健全、规范的机构，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此刻，始终处在残酷的战争和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许多机构都是先运行起来再说。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共中央办公机构的沿革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虽说中国共产党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但直到1941年，中共党内始终没有办公厅这个机构建制。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在中央设立秘书一职。在党内设立秘书制，是由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大会提议的。经过选举，陈独秀担任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就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秘书。据此次会议产生的文献记载：“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秘书，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主管机关日常工作，包括文书处理和文件资料收集保管等工作。
1925年1月，中共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秘书部（但经查找没发现能证明这个部是否确实成立及负责人任命的相关文字档案）。1926年7月，在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同时增设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秘书处。第一任秘书长是王若飞。从此，中央就有了秘书处这个机构和秘书长这一职务。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央秘书处都没有任命过处长，这个机构始终就由秘书长直接主管。
1933年，中央核心由上海转移到苏区。长征时，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就不存在了。直到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才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直接受秘书长张文彬领导，王首道成为秘书处的第一任处长。
中央秘书处虽然重新设置起来了，但中枢的许多工作并不能由秘书处统管起来，中共中央的办公机构依然不健全，相应的办公制度和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来。陕北根据地相对稳固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呈现出各管一摊，许多事情无人负责，或无章可循的情况。
这一现象，给1940年春季从苏联到延安的师哲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初到延安时很不习惯，觉得中央怎么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需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况时有发生。总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规，游击作风很浓。”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并要求他们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办公和行政管理机关及各项规章制度，使中央机关、军事机关和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的行政工作规范化、条理化。
在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中央秘书处的工作，确定中央秘书处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机关。9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通知，以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王首道为中央秘书处处长。随后组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被置于办公厅的建制之中，办公厅机关都搬进了杨家岭新盖的办公楼，处理书记处的日常事务。不久，经任弼时提议，中央交通局的工作也由李富春管理。
经过任弼时、李富春的工作和调整，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雏形搭建了起来。从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留下的一份序列图中，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辖中央直属党委、秘书处、中央管理局等。据杨尚昆回忆，除了上述部门外，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还设有办公室。
经一些中央办公厅的老同志核实，序列图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点出入，主要是机要处并未下辖于办公厅秘书处。在1942年前，机要部门一直有着不同的系统归属，如中央机关机要科、军委机要科、社会部机要科等。1942年4月4日，中央曾决定三个科合并为中央机要局，但当年当月的18日中央又决定“原机要局名义取消”，改为中共中央机要科。这个机要局只存在了14天，或者说根本还没成立起来就又被取消了。
叶剑英为杨尚昆讨来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委任状”
在杨尚昆接手前，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一直由李富春兼任。尽管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机构还不甚健全、制度规范也不完善，可工作却是既繁杂又重要的。作为办公厅主任，凡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重大机密、重要事务都要与闻，置身其中。同时办公厅的工作又是服务性的，政治重要性、服务多样性、工作事务性融为一体，事情太多，牵涉面广，触一点往往牵动全身，唯恐这里那里会出错。所以，李富春要找个称职的“替身”很不容易。
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替李富春，显然是出于他对杨尚昆的了解和信任。1940年底杨尚昆到延安时，任弼时正负责中央的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杨尚昆被安排到这个委员会工作；1942年，经任弼时提议，杨尚昆进入由他主管的党务研究室工作；1943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的三人书记处，下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任弼时和杨尚昆都在组织委员会；中央研究局调整后，任弼时和杨尚昆都在局内各管一个区域的工作；在整风运动期间，任弼时、李富春和杨尚昆又都在中央第三学习小组。在这5年里，他们有着比较频繁的工作接触，杨尚昆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人格操守，得到了任弼时的认可。
杨尚昆接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刚两个月，他在延安的外事活动中屡有接触的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离开延安前，叶剑英到毛泽东那里，为杨尚昆讨了一张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委任状”。
1944年7月，美军的一个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外事组负责接待事宜，毛泽东提议由杨尚昆任组长。涉及使团的事务，杨尚昆与叶剑英商量。在与美方人员接触时，中央示意杨尚昆对外以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名义。
然而，有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名义的杨尚昆，一直没有住到王家坪中央军委的院子里。叶剑英以为杨尚昆有什么想法，事先也没同杨尚昆打招呼，就径直到毛泽东那里讨了一张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即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委任状”。
杨尚昆回忆说：叶剑英拿着“委任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看，毛主席都签字委任你了，你赶快搬过来吧”。在晚年追忆此事时，杨尚昆说：“委任状”相当别致，是用8开大的白纸手工做成的，有毛主席的亲笔签名，可说是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那时，我们调动工作通常都只是口头交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委任状’。可惜延安撤退时丢了。”
在党内最初设置中央军委，还是1925年的事，但没有设秘书长。1927年5月，中共五大决定在中央军委设立秘书长。中央军委的第一任秘书长是王若飞，以后换了多任，周恩来、聂荣臻曾在不同时期当过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一职，是1945年中共七大后中央给杨尚昆的第一项正式任命。有了这项任命后，杨尚昆就搬到了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1945年10月，杨尚昆从李富春手上接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1965年11月他接到调往广东工作的通知。在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上，杨尚昆工作了整整20年。正是在杨尚昆接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以后，这个党中央的中枢机构和运行机制，完成了从雏形到完善，继而走上正规化轨道的进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央办公厅始终未脱离杨尚昆为之创立的主旨、机制和大格局。
今年是杨尚昆诞辰百年，我们追溯他这20年不寻常的人生片断，以此深切缅怀这位革命家。
李富春：早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找到你了
1940年底，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回延安后，就一直留在那里。虽然他始终还挂着北方局书记的职务，却经常被中央委派做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例如1941年根据任弼时的提议，参加党务研究室工作；1943年任中央研究局副局长，分工负责关注敌占区党政军民工作；1944年根据毛泽东建议担任中央新设的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处长等。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杨尚昆，在这次会议上却没能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此后，因为中央没有马上安排杨尚昆具体工作职务，他除了继续负责与美军观察组打交道，管管交际处的事情外，在杨家岭基本上处于半赋闲的状态。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很快完成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战略决策的擘划。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即成立，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也开始向东北进发。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此刻就有21名被派往东北工作。
据许多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回忆，那一时期，中共中央的中心机构也曾酝酿向东移动。9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任命自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以来就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前往热河省会承德展开工作，更是让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
当时的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在其回忆录中就对此言之凿凿地说：党中央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除了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先行到承德，为党中央的迁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外，还决定把中央警备团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吴烈带领，随李富春前往承德。
吴烈的回忆录还说：1945年10月1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接见了警备团东行指战员。朱德和刘少奇都讲了话，明确指出：为了党中央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央准备搬迁到承德去，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
李富春是在10月中旬离开延安的，走得很突然，因为当时刚好有一架美军飞机到延安。当飞机离开时，搭载了李富春、高岗、张闻天、王鹤寿、陈正人、何克全、陈光、朱瑞、郭述申、刘英及一位机要员共11人，飞抵河北省的邯郸。
在中央决定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赴热河开展工作后，分管书记处办公厅的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替李富春一直兼着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李富春离开延安前，把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工作向杨尚昆作了口头交代。他对杨尚昆说：“我这里做什么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全交给你吧。”他还开玩笑说：“我早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找到你了。”
由于李富春走得匆忙，根本顾不上履行什么正式的手续，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这么重要的工作交接，就这样通过简捷的口头交代就完成了。因此，杨尚昆最初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时间，没有档案记载。
1941年前，中共党内尚无办公厅这一机构建制
杨尚昆接手时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还不是一个健全、规范的机构，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此刻，始终处在残酷的战争和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许多机构都是先运行起来再说。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共中央办公机构的沿革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虽说中国共产党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但直到1941年，中共党内始终没有办公厅这个机构建制。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在中央设立秘书一职。在党内设立秘书制，是由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大会提议的。经过选举，陈独秀担任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就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秘书。据此次会议产生的文献记载：“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秘书，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主管机关日常工作，包括文书处理和文件资料收集保管等工作。
1925年1月，中共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秘书部（但经查找没发现能证明这个部是否确实成立及负责人任命的相关文字档案）。1926年7月，在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同时增设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秘书处。第一任秘书长是王若飞。从此，中央就有了秘书处这个机构和秘书长这一职务。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央秘书处都没有任命过处长，这个机构始终就由秘书长直接主管。
1933年，中央核心由上海转移到苏区。长征时，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就不存在了。直到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才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直接受秘书长张文彬领导，王首道成为秘书处的第一任处长。
中央秘书处虽然重新设置起来了，但中枢的许多工作并不能由秘书处统管起来，中共中央的办公机构依然不健全，相应的办公制度和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来。陕北根据地相对稳固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呈现出各管一摊，许多事情无人负责，或无章可循的情况。
这一现象，给1940年春季从苏联到延安的师哲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初到延安时很不习惯，觉得中央怎么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需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况时有发生。总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规，游击作风很浓。”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并要求他们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办公和行政管理机关及各项规章制度，使中央机关、军事机关和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的行政工作规范化、条理化。
在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中央秘书处的工作，确定中央秘书处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机关。9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通知，以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王首道为中央秘书处处长。随后组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被置于办公厅的建制之中，办公厅机关都搬进了杨家岭新盖的办公楼，处理书记处的日常事务。不久，经任弼时提议，中央交通局的工作也由李富春管理。
经过任弼时、李富春的工作和调整，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雏形搭建了起来。从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留下的一份序列图中，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辖中央直属党委、秘书处、中央管理局等。据杨尚昆回忆，除了上述部门外，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还设有办公室。
经一些中央办公厅的老同志核实，序列图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点出入，主要是机要处并未下辖于办公厅秘书处。在1942年前，机要部门一直有着不同的系统归属，如中央机关机要科、军委机要科、社会部机要科等。1942年4月4日，中央曾决定三个科合并为中央机要局，但当年当月的18日中央又决定“原机要局名义取消”，改为中共中央机要科。这个机要局只存在了14天，或者说根本还没成立起来就又被取消了。
叶剑英为杨尚昆讨来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委任状”
在杨尚昆接手前，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一直由李富春兼任。尽管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机构还不甚健全、制度规范也不完善，可工作却是既繁杂又重要的。作为办公厅主任，凡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重大机密、重要事务都要与闻，置身其中。同时办公厅的工作又是服务性的，政治重要性、服务多样性、工作事务性融为一体，事情太多，牵涉面广，触一点往往牵动全身，唯恐这里那里会出错。所以，李富春要找个称职的“替身”很不容易。
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替李富春，显然是出于他对杨尚昆的了解和信任。1940年底杨尚昆到延安时，任弼时正负责中央的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杨尚昆被安排到这个委员会工作；1942年，经任弼时提议，杨尚昆进入由他主管的党务研究室工作；1943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的三人书记处，下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任弼时和杨尚昆都在组织委员会；中央研究局调整后，任弼时和杨尚昆都在局内各管一个区域的工作；在整风运动期间，任弼时、李富春和杨尚昆又都在中央第三学习小组。在这5年里，他们有着比较频繁的工作接触，杨尚昆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人格操守，得到了任弼时的认可。
杨尚昆接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刚两个月，他在延安的外事活动中屡有接触的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离开延安前，叶剑英到毛泽东那里，为杨尚昆讨了一张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委任状”。
1944年7月，美军的一个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外事组负责接待事宜，毛泽东提议由杨尚昆任组长。涉及使团的事务，杨尚昆与叶剑英商量。在与美方人员接触时，中央示意杨尚昆对外以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名义。
然而，有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名义的杨尚昆，一直没有住到王家坪中央军委的院子里。叶剑英以为杨尚昆有什么想法，事先也没同杨尚昆打招呼，就径直到毛泽东那里讨了一张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即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委任状”。
杨尚昆回忆说：叶剑英拿着“委任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看，毛主席都签字委任你了，你赶快搬过来吧”。在晚年追忆此事时，杨尚昆说：“委任状”相当别致，是用8开大的白纸手工做成的，有毛主席的亲笔签名，可说是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那时，我们调动工作通常都只是口头交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委任状’。可惜延安撤退时丢了。”
在党内最初设置中央军委，还是1925年的事，但没有设秘书长。1927年5月，中共五大决定在中央军委设立秘书长。中央军委的第一任秘书长是王若飞，以后换了多任，周恩来、聂荣臻曾在不同时期当过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一职，是1945年中共七大后中央给杨尚昆的第一项正式任命。有了这项任命后，杨尚昆就搬到了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
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手
杨尚昆在1949年2月一天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自延安起，3年来均在搬与安二字上工作。”的确，在杨尚昆接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不久，中央机关随即就处于长时间的迁徙移动之中。故而杨尚昆曾经说，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组织指挥中共中央机关的三次大搬家。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解放区。陕北是蒋介石进攻的重点。到了11月以后，延安的临战气氛已经越来越浓。身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二职的杨尚昆，顺理成章地受命担任了中央机关警卫司令的角色，负责指挥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向后疏散的任务。
11月11日，刘少奇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撤离延安的动员，说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因此中央机关将撤出延安。他随后宣布，负责指挥撤离和疏散工作的中央直属纵队的司令员是杨尚昆，副司令员是管行政后勤的邓洁，参谋长是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
1947年初，胡宗南的20万部队已在频繁调动，时有敌机掠过延安上空，中共中央已作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但是，延安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主脑所在，自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已在此经营了十余年，不是一拍屁股就能轻易走的。
单说大量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核心机密的文件和档案如何处理的问题，解决起来就颇费周折。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中央机关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开始了文件转移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集中文件档案，将被撤销部门（例如北平调处执行部）以及分散在高级干部个人手中的文电集中起来。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一批高级领导人，手边都保存有相当数量的文件，此时都交给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处。
从毛泽东那里交出来的文件有3箱，从周恩来那里交出来的有2箱又33包。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也都将自己保存的文件交给了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另外，在延安的各部委的文件，也做了适当集中。
在1946年11月间，中央秘书处收到各方面交来的文件1．6万多件。经过整理后，对没有留存价值的文件，进行了销毁。1946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下达：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不必留的事务性文件“应即销毁”。根据这一指示，仅中央秘书处就烧毁文件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的电报达13355件。
然而，有些部门行事比较仓促，结果将一些不应销毁的文件销毁了。另外有一个单位一次就烧毁十余箱次要档案。这些情况报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了一贯重视档案保护、留藏的毛泽东的注意。他立即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但该保存的要好好保存，不能任意滥烧。”
他指派安子文到中央组织部等单位检查疏散转移档案的情况，并向各机关传达他的指示，要求各机关准备撤离事宜要有条不紊地进行。
杨尚昆接手办公厅后经受的第一次重要考验
除了大宗的文件材料和物资需要转移，不能受一点损失外，人员的转移也是相当繁杂而沉重的任务。延安有许多文职机关、后勤行政部门都要撤离，这支队伍十分庞大，行动起来不免拖沓，因为其中包括许多老人、妇女、年龄不等的孩子，以及大量的辎重。
鉴于此，在杨尚昆担起撤离延安的组织领导工作后，于1947年初就立即行动起来，首先将一批老人、领导人的夫人、孩子三千多人和一批笨重的物资器材，陆续护送出延安，集结到了瓦窑堡，以防紧急中与机关和部队同时行动可能出现的混乱。
然而，临近春节了，胡宗南的部队仍没发起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中央领导机关依然留在延安。于是先行到瓦窑堡的家属们便有点想家了，提出要回延安过年。杨尚昆没有轻易应允，因为将这些人转移到瓦窑堡不容易，为此动用了很多骡马，以及沿途照应的人力。
但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几次出面说项，请杨尚昆同意让家属们回延安过春节。杨尚昆无奈，只得同意，放了一千多人回延安。谁料这些人回到延安还不到一星期，胡宗南就发起了对延安的攻击。杨尚昆随即又组织这些人转移。此时情况紧急，各部门都在撤退，对这些人就不可能像上次那样按部就班、面面照顾，结果很多人啧有烦言，有的人甚至骂起娘来。
经此一番折腾，让杨尚昆体会到了为中央服务工作的庞杂与繁难，幸好他提早组织了撤离，幸好放回延安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否则三千多老弱妇孺和辎重待胡宗南进攻时才着手动作，就真要抓瞎了。
当胡宗南发起进攻后，杨尚昆马上通知预先集结在瓦窑堡的人员和物资开始向东转移，东渡黄河。因为有中共中央机关，有部队，还有地方机关和群众，人马如潮，在撤退和渡河过程中出现了混乱。好在杨尚昆及时赶到渡口，亲自调度指挥，最后总算使这批人员和物资安全顺利地转移到了晋绥根据地。
这次中央机关大迁移的组织，是杨尚昆接手办公厅后经受的第一次重要考验，证明了他的智慧和能力是完全胜任这一领导工作的。
当时仅中央秘书处保存的材料就装了4窑洞
在这次转移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建党以来积存下来的档案文件的处理和转移。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准备工作，从1946年11月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47年2月。各部委陆续向延安以外疏散以往留存的档案资料，当时仅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存的档案材料，就装了4窑洞。
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建议在党内建立秘书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加强党的文件资料的收集和管理。
1926年中共中央秘书处设立后，就对党内文件的上呈、下发和留存作了规定。1927年，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件保管处，负责党的文件档案的保管工作。在当年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到上海的搬迁中，保管处第一位负责人兼保管员张唯一带领两位同志，化装成木材商人，将党的一批机密文电运到上海，藏进了公共租界的戈登路1141号洋楼内。
1930年，在白色恐怖的危险时刻，周恩来亲自布置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草拟了一封《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各机关将“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这样，就使得4万余件党内文件，安全地保存到了当时的档案专门保管机构。
1931年，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瞿秋白，曾亲自起草了一份中央机关《文书处置办法》。《办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党的文件档案的收存，“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到了延安时期，中央秘书处处长刘英曾奉命筹建材料科。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后，材料科成为书记处办公厅的下属单位，文件和档案的保管、收存归到了材料科。1946年，在周恩来亲自指令下，中共上海工委副书记刘少文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文库，取出两皮箱五千余份档案资料秘密运送到延安。
在中共中央机关的大迁徙过程中，为了安全稳妥地输送和隐藏好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存的4窑洞珍贵档案，杨尚昆建议为此专门设立一个机构。于是，从中央秘书处、机要处，还有中组部、中央军委一局、总政秘书处等有关单位抽调干部，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由当时的中央秘书处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曾三领导，成员有裴桐、赵德芳、仲一、徐迈、谢国宝等十余人。
材料保管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地疏散、埋藏部分重要档案，这是根据内战将临采取的应急措施。先后从延安疏散出两批档案材料，第一批共16箱，运到了陕北保安县安条岭中共西北局农场，由中央秘书处派去的田凤起看守。第二批共13箱，疏散到陕北清涧县十家塬子，委托中共清涧县委代管。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对延安实施轰炸，中共中央机关陆续离开延安。在这个撤离过程中，曾三带领的一支队伍动身最早。他们携带了几十箱重要档案和一部分金条和光洋。金条和光洋是中共中央掌握的经费，一直由赖祖烈领导的特别会计科保管。党内的几位年长者和中共领导的夫人和孩子，也在这支队伍中。
为了确保这些人员和这批档案、经费的安全，中共中央还专门派出十余名武装战士护送。经过一个多月的驴驮人背，走清涧，经吴堡，过黄河，于4月上旬安全抵达晋绥根据地的兴县刘家曲。
转移到兴县刘家曲的档案，量大而无条理，重要的和一般的、秘密的和公开的，都混在一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很容易失散或落入敌人手里。
根据刘少奇、朱德1947年4月5日《关于处理文件向中央的报告》精神，曾三领导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将这些档案文件作了分类鉴别，分成三类：一为重要而不秘密的，如《向导》、《红旗》及印刷的各种规定；一为秘密而不十分重要的，如某些电报及西北局计划等；一为又重要又秘密的。在分类鉴别过程中，还将不重要的事务性文件销毁了一部分，由原来的92箱精简到了64箱。为了以后查找方便，他们还细心地编制了一份《材料保管委员会材料目录》。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前委以任弼时名义电告西北局副秘书长曹力如：“前中秘曾三交你保管在安条岭之文件十五箱，主要是《两条路线》、《六大以来》、《军事文献》等书。其次，为一部分抗战后，四零年以前各根据地文件原文及各种废旧印章待在无法保存或转移时烧毁。在目前敌人乱窜情况下，请再检查原藏地区是否安全，请你们负绝对保管责任，在危急时彻底烧毁。”这说明中共中央对这批文件和档案是非常惦记和关心的。
中共中央珍贵档案文件三次成功转移
1947年5月4日，杨尚昆与叶剑英联名致电前委，报告说曾三等40人现住兴县曹家坡附近之刘家曲，带有92箱档案；经过甄别整理，现在他们在刘家曲将档案分成重要又机密的，重要而不机密的，机密而不重要的三大部分，以便在军情紧急时做有重点的保护和有目的的处理。
胡宗南的部队进入瓦窑堡后，发现了中共的几箱书报刊物等文献并劫掠而去，这引起了中共领袖对埋藏在敌军占领区的中共档案文献安全问题的注意。刘少奇、朱德随即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凡是机密文件，一份也不要落入敌人手里。现在坚壁在清涧的文件临敌遇险，一定要派人把机密性强的文件取回来。
为落实这一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委派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材料科副科长谷先南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杜思如，前往敌军重围中的清涧县十家塬子，把坚壁在那里的一批文件档案抢救出来。曾三、裴桐在向他俩交代任务时说：你们要把坚壁在十家塬子的13箱档案分为三类进行处理：一是把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档案取回；二是把次要而机要的文件档案销毁；三是把重要而不机密的材料继续坚壁在原处，待以后再取。
谷先南和杜思如渡过黄河，潜入清涧。在当地县委帮助和配合下来到坚壁地点，迅速销毁了7箱文件材料和照片，埋藏了1箱。然后，将整理后剩下的4箱档案文件带进了晋绥根据地。
1948年春季，中共中央各机关开始向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集中，撤离延安时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档案文件又要进行第二次转移。在此次转移前，材料保管委员会作了更充分的准备：一是又搜集和抢救了一批档案，主要是接收了被撤销机关的档案、个人保存的材料、旧政权的档案和坚壁在陕北的档案材料；二是把所有档案都作了分类甄别和处理。
1948年4月初，64箱档案被装入铁皮箱，全部由牲口驮运，依然是在曾三的率领下，从兴县刘家曲出发，途经岚县、静乐、忻县、五台山进入河北阜平，于5月上旬到达建屏县西柏坡。
1949年3月24日，这批文件又开始了第三次大转移。在周恩来和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专门派了两辆卡车给秘书处，曾三率领工作人员将所有档案文件装上车，从西柏坡出发，第一天住涿州，第二天赶到北平。至此，两年又五个月的艰难险阻终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这批珍贵档案文件在三次迁移中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杨尚昆在1949年2月一天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自延安起，3年来均在搬与安二字上工作。”的确，在杨尚昆接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不久，中央机关随即就处于长时间的迁徙移动之中。故而杨尚昆曾经说，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组织指挥中共中央机关的三次大搬家。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解放区。陕北是蒋介石进攻的重点。到了11月以后，延安的临战气氛已经越来越浓。身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二职的杨尚昆，顺理成章地受命担任了中央机关警卫司令的角色，负责指挥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向后疏散的任务。
11月11日，刘少奇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撤离延安的动员，说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因此中央机关将撤出延安。他随后宣布，负责指挥撤离和疏散工作的中央直属纵队的司令员是杨尚昆，副司令员是管行政后勤的邓洁，参谋长是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
1947年初，胡宗南的20万部队已在频繁调动，时有敌机掠过延安上空，中共中央已作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但是，延安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主脑所在，自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已在此经营了十余年，不是一拍屁股就能轻易走的。
单说大量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核心机密的文件和档案如何处理的问题，解决起来就颇费周折。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中央机关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开始了文件转移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集中文件档案，将被撤销部门（例如北平调处执行部）以及分散在高级干部个人手中的文电集中起来。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一批高级领导人，手边都保存有相当数量的文件，此时都交给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处。
从毛泽东那里交出来的文件有3箱，从周恩来那里交出来的有2箱又33包。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也都将自己保存的文件交给了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另外，在延安的各部委的文件，也做了适当集中。
在1946年11月间，中央秘书处收到各方面交来的文件1．6万多件。经过整理后，对没有留存价值的文件，进行了销毁。1946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下达：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不必留的事务性文件“应即销毁”。根据这一指示，仅中央秘书处就烧毁文件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的电报达13355件。
然而，有些部门行事比较仓促，结果将一些不应销毁的文件销毁了。另外有一个单位一次就烧毁十余箱次要档案。这些情况报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了一贯重视档案保护、留藏的毛泽东的注意。他立即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但该保存的要好好保存，不能任意滥烧。”
他指派安子文到中央组织部等单位检查疏散转移档案的情况，并向各机关传达他的指示，要求各机关准备撤离事宜要有条不紊地进行。
杨尚昆接手办公厅后经受的第一次重要考验
除了大宗的文件材料和物资需要转移，不能受一点损失外，人员的转移也是相当繁杂而沉重的任务。延安有许多文职机关、后勤行政部门都要撤离，这支队伍十分庞大，行动起来不免拖沓，因为其中包括许多老人、妇女、年龄不等的孩子，以及大量的辎重。
鉴于此，在杨尚昆担起撤离延安的组织领导工作后，于1947年初就立即行动起来，首先将一批老人、领导人的夫人、孩子三千多人和一批笨重的物资器材，陆续护送出延安，集结到了瓦窑堡，以防紧急中与机关和部队同时行动可能出现的混乱。
然而，临近春节了，胡宗南的部队仍没发起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中央领导机关依然留在延安。于是先行到瓦窑堡的家属们便有点想家了，提出要回延安过年。杨尚昆没有轻易应允，因为将这些人转移到瓦窑堡不容易，为此动用了很多骡马，以及沿途照应的人力。
但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几次出面说项，请杨尚昆同意让家属们回延安过春节。杨尚昆无奈，只得同意，放了一千多人回延安。谁料这些人回到延安还不到一星期，胡宗南就发起了对延安的攻击。杨尚昆随即又组织这些人转移。此时情况紧急，各部门都在撤退，对这些人就不可能像上次那样按部就班、面面照顾，结果很多人啧有烦言，有的人甚至骂起娘来。
经此一番折腾，让杨尚昆体会到了为中央服务工作的庞杂与繁难，幸好他提早组织了撤离，幸好放回延安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否则三千多老弱妇孺和辎重待胡宗南进攻时才着手动作，就真要抓瞎了。
当胡宗南发起进攻后，杨尚昆马上通知预先集结在瓦窑堡的人员和物资开始向东转移，东渡黄河。因为有中共中央机关，有部队，还有地方机关和群众，人马如潮，在撤退和渡河过程中出现了混乱。好在杨尚昆及时赶到渡口，亲自调度指挥，最后总算使这批人员和物资安全顺利地转移到了晋绥根据地。
这次中央机关大迁移的组织，是杨尚昆接手办公厅后经受的第一次重要考验，证明了他的智慧和能力是完全胜任这一领导工作的。
当时仅中央秘书处保存的材料就装了4窑洞
在这次转移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建党以来积存下来的档案文件的处理和转移。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准备工作，从1946年11月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47年2月。各部委陆续向延安以外疏散以往留存的档案资料，当时仅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存的档案材料，就装了4窑洞。
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建议在党内建立秘书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加强党的文件资料的收集和管理。
1926年中共中央秘书处设立后，就对党内文件的上呈、下发和留存作了规定。1927年，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件保管处，负责党的文件档案的保管工作。在当年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到上海的搬迁中，保管处第一位负责人兼保管员张唯一带领两位同志，化装成木材商人，将党的一批机密文电运到上海，藏进了公共租界的戈登路1141号洋楼内。
1930年，在白色恐怖的危险时刻，周恩来亲自布置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草拟了一封《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各机关将“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这样，就使得4万余件党内文件，安全地保存到了当时的档案专门保管机构。
1931年，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瞿秋白，曾亲自起草了一份中央机关《文书处置办法》。《办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党的文件档案的收存，“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到了延安时期，中央秘书处处长刘英曾奉命筹建材料科。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后，材料科成为书记处办公厅的下属单位，文件和档案的保管、收存归到了材料科。1946年，在周恩来亲自指令下，中共上海工委副书记刘少文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文库，取出两皮箱五千余份档案资料秘密运送到延安。
在中共中央机关的大迁徙过程中，为了安全稳妥地输送和隐藏好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存的4窑洞珍贵档案，杨尚昆建议为此专门设立一个机构。于是，从中央秘书处、机要处，还有中组部、中央军委一局、总政秘书处等有关单位抽调干部，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由当时的中央秘书处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曾三领导，成员有裴桐、赵德芳、仲一、徐迈、谢国宝等十余人。
材料保管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地疏散、埋藏部分重要档案，这是根据内战将临采取的应急措施。先后从延安疏散出两批档案材料，第一批共16箱，运到了陕北保安县安条岭中共西北局农场，由中央秘书处派去的田凤起看守。第二批共13箱，疏散到陕北清涧县十家塬子，委托中共清涧县委代管。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对延安实施轰炸，中共中央机关陆续离开延安。在这个撤离过程中，曾三带领的一支队伍动身最早。他们携带了几十箱重要档案和一部分金条和光洋。金条和光洋是中共中央掌握的经费，一直由赖祖烈领导的特别会计科保管。党内的几位年长者和中共领导的夫人和孩子，也在这支队伍中。
为了确保这些人员和这批档案、经费的安全，中共中央还专门派出十余名武装战士护送。经过一个多月的驴驮人背，走清涧，经吴堡，过黄河，于4月上旬安全抵达晋绥根据地的兴县刘家曲。
转移到兴县刘家曲的档案，量大而无条理，重要的和一般的、秘密的和公开的，都混在一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很容易失散或落入敌人手里。
根据刘少奇、朱德1947年4月5日《关于处理文件向中央的报告》精神，曾三领导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将这些档案文件作了分类鉴别，分成三类：一为重要而不秘密的，如《向导》、《红旗》及印刷的各种规定；一为秘密而不十分重要的，如某些电报及西北局计划等；一为又重要又秘密的。在分类鉴别过程中，还将不重要的事务性文件销毁了一部分，由原来的92箱精简到了64箱。为了以后查找方便，他们还细心地编制了一份《材料保管委员会材料目录》。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前委以任弼时名义电告西北局副秘书长曹力如：“前中秘曾三交你保管在安条岭之文件十五箱，主要是《两条路线》、《六大以来》、《军事文献》等书。其次，为一部分抗战后，四零年以前各根据地文件原文及各种废旧印章待在无法保存或转移时烧毁。在目前敌人乱窜情况下，请再检查原藏地区是否安全，请你们负绝对保管责任，在危急时彻底烧毁。”这说明中共中央对这批文件和档案是非常惦记和关心的。
中共中央珍贵档案文件三次成功转移
1947年5月4日，杨尚昆与叶剑英联名致电前委，报告说曾三等40人现住兴县曹家坡附近之刘家曲，带有92箱档案；经过甄别整理，现在他们在刘家曲将档案分成重要又机密的，重要而不机密的，机密而不重要的三大部分，以便在军情紧急时做有重点的保护和有目的的处理。
胡宗南的部队进入瓦窑堡后，发现了中共的几箱书报刊物等文献并劫掠而去，这引起了中共领袖对埋藏在敌军占领区的中共档案文献安全问题的注意。刘少奇、朱德随即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凡是机密文件，一份也不要落入敌人手里。现在坚壁在清涧的文件临敌遇险，一定要派人把机密性强的文件取回来。
为落实这一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委派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材料科副科长谷先南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杜思如，前往敌军重围中的清涧县十家塬子，把坚壁在那里的一批文件档案抢救出来。曾三、裴桐在向他俩交代任务时说：你们要把坚壁在十家塬子的13箱档案分为三类进行处理：一是把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档案取回；二是把次要而机要的文件档案销毁；三是把重要而不机密的材料继续坚壁在原处，待以后再取。
谷先南和杜思如渡过黄河，潜入清涧。在当地县委帮助和配合下来到坚壁地点，迅速销毁了7箱文件材料和照片，埋藏了1箱。然后，将整理后剩下的4箱档案文件带进了晋绥根据地。
1948年春季，中共中央各机关开始向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集中，撤离延安时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档案文件又要进行第二次转移。在此次转移前，材料保管委员会作了更充分的准备：一是又搜集和抢救了一批档案，主要是接收了被撤销机关的档案、个人保存的材料、旧政权的档案和坚壁在陕北的档案材料；二是把所有档案都作了分类甄别和处理。
1948年4月初，64箱档案被装入铁皮箱，全部由牲口驮运，依然是在曾三的率领下，从兴县刘家曲出发，途经岚县、静乐、忻县、五台山进入河北阜平，于5月上旬到达建屏县西柏坡。
1949年3月24日，这批文件又开始了第三次大转移。在周恩来和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专门派了两辆卡车给秘书处，曾三率领工作人员将所有档案文件装上车，从西柏坡出发，第一天住涿州，第二天赶到北平。至此，两年又五个月的艰难险阻终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这批珍贵档案文件在三次迁移中完好地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