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杨尚昆（下）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由于“左倾”中央及其掌控的中革军委的错误指挥，在战略上画地为牢，在战术上死打硬拼，以致红军被迫与筑垒推进的优势国民党军进行正规作战，在敌人的飞机、大炮攻击下伤亡惨重，步步后退，苏区越打越小。特别是在广昌保卫战中，博古和李德亲赴前线指挥，要求红一、三、五、九军团各部死守广昌，搞“短促突击”，与敌人打阵地战，硬拼消耗。结果红军苦战18天，虽歼敌2626人，但自身伤亡达5093人，约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却仍然未能守住广昌，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大败仗。其中红三军团的防御方向是主战场，损失最大，伤亡达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战斗中，红三军团一个整营坚守在李德督修的所谓土木质“半永久性工事”里，遭到敌人炮火猛轰，最后工事几乎被炸平，一个营红军全部牺牲在阵地上，无一生还。如此惨况，令彭德怀、杨尚昆及红三军团指战员悲痛万分。打到紧张处，彭德怀、杨尚昆和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战斗最激烈的西华山阵地指挥。中午吃饭的时候，国民党军飞机前来轰炸。彭德怀、杨尚昆等人端着饭碗刚钻进指挥所碉堡，一颗炸弹就在附近爆炸了。由于碉堡有木制顶盖，彭杨等人幸免于难，而外边堑壕中的两名战士就当场牺牲了。

博古、李德在下令撤守广昌时，曾打电话来要求部队实行焦土政策，即是把广昌城及附近的老百姓房子全部烧掉，不留给敌人。彭德怀和杨尚昆商量后，认为如此只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对，却妨碍不了敌人，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因而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回到瑞金后，彭德怀和杨尚昆去向李德、博古汇报工作。结果因为战术方针问题彭德怀与李德大吵了一架，激动之中骂出了那句著名的“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当时气得暴跳如雷，彭德怀也做好了被撤职、公审乃至杀头的准备。不过后来李德并没有处分他，据说是因为彭德怀在军内的威望太高，动起来怕不好收场。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苏区突围西征。在离开苏区的前一天，彭德怀和杨尚昆去检查部队的出发准备情况。回来的路上，彭德怀拿出一块光洋，请杨尚昆在一家小饭铺吃了顿饭。彭德怀平素非常俭朴，在生活上要求很严格，并以身作责，平时下部队检查工作时都不允许加菜，谁加菜他就骂谁。这次拿出的一块光洋，也是用平时的伙食尾子攒起来的，对于彭德怀来说是难得的一次消费。彭德怀的性格嫉恶如仇，对士兵很和蔼，但经常骂干部，有时骂得很凶，且并不都占着道理。杨尚昆对于这点很不认同，有机会就提醒彭德怀。好在彭德怀常是骂过就完了，骂错了还会向下属道歉，因而仍然深得部下敬畏。不过，他对杨尚昆却从没骂过，二人的合作越发默契。如果不是后来政治上的原因使他们分开，彭杨这对搭档，也应该与著名的刘邓、陈粟、贺关并列了。

在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锐减到了3万人，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红三军团在湘江血战中也受到了重大损失，只剩下不到9000人，约占出发时人数的一半，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等人提出了关于战略方向的不同意见，经过“通道转兵”的折冲，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是折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打下重镇遵义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彭德怀和杨尚昆紧急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杨尚昆对此非常感慨，认为“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开辟新的根据地，然而却遭到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前堵后追，不得不继续转兵突围。在敌情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彭德怀和杨尚昆先后多次向中革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向，如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南渡乌江跳出敌人重围、西进滇黔边境、反对滇东决战等，为促成中央红军实现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战略突围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红军连续机动，战斗频繁，多走了不少路，减员很多，人马疲惫，造成下边的埋怨和议论也很多。时任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收集了反映上来的情况，写成一份给中革军委的电报，并找军团领导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字。当时彭德怀认为电报上并不都是自己的意见，加上另有考虑，便没有签字。杨尚昆则签了字，随后将电报发出。无独有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也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北上，迅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上述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导致高层人心浮动，结果到云南会理后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解决问题。此前杨尚昆在一次敌机轰炸时腿上负了较重的伤，有一块弹片未能取出，正发着高烧，是用担架抬去开会的。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严厉指责了彭德怀和林彪，把红三军团的刘少奇、杨尚昆、黄克诚等人也捎带上了。这次会议最后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林彪虽挨了批评但未受实际影响，彭德怀则被毛怀疑成林彪写信的后台，彭自己又未能申明清楚，结果这个瓜落一直吃到了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还责令爱提意见的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黄克诚写检讨交上来。然而黄克诚脖子很硬，无论杨尚昆怎么劝，就是不写。等到了59年的时候，黄克诚仍“不知悔改”，自然也被算了总账。

离开会理后，中央红军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终于在懋功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与人少弹缺、疲惫破烂的中央红军相比，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军容整齐，双方高下立见。令杨尚昆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穷得至多有一只菜盒子，红三军团干部连这都没有，而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每个人都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等食品，真是让人羡慕！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红30军政委李先念请杨尚昆吃了一顿饭，席上有十几个菜，杨尚昆自称是“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差距这样悬殊，加上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终于引发了后来的“草地惊变”，中共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在此期间，杨尚昆奉令离开红三军团，由李富春接任军团政委。杨尚昆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给红四方面军政委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当了一段时间副手。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说法，毛泽东“改派自己的老故旧李富春任彭德怀的政委，实负监军之责”。要说杨尚昆和陈昌浩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关系相当老了。然而陈昌浩此时正年少气盛、志得意满，平时都不太理杨尚昆。杨尚昆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像“牛皮糖”一样硬贴在陈昌浩跟前，“一是了解一点动向，二是搞点烟抽”。

中央红军主力单独北上后，在甘肃哈达铺改编成了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杨尚昆则同时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和陕甘支队政治部的副主任。在毛泽东提议下，陕甘支队对外布告的署名只有彭德怀和杨尚昆二人，认为这样可以给国民党方面一个错觉，以为是只有红三军团单独北上了。后来陕甘支队到达了陕北苏区，与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和朱理治等人主持的陕甘晋省委会合。中共中央纠正了陕北苏区搞得乌烟瘴气的错误“肃反”，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捕领导人及大部分受害者释放，挽救了苏区面临的危机。其后建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彭德怀顾全大局，主动提出将自己带出来红三军团并入了红一军团。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杨尚昆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和渡河司令部政委，与司令员叶剑英一起组织部队东渡黄河。东征回师后，在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总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林彪的本位主义，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不得不站出来作自我批评。另外在红三军团改编成红4师并入红一军团时，政委是原红三军团改编成的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师长则调来了原红一军团红2师师长陈光。彭雪枫是有名的“不好惹”，连毛泽东都敢顶撞。陈光更是脾气大，到了50年代甚至因此而身败名裂。两个个性如此强的人在一起搭档难免磕磕碰碰，在东征中就表现得很影响团结。大相寺会议上特别提出了此事，二人也都做了自我批评。所谓“一、三军团关系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东征之后又是西征，由彭德怀任西征军司令员兼政委，主要目的是扩大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和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这时中央在瓦窑堡开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由林彪任校长，杨尚昆担任了政治部主任，负责培养和训练各级红军干部。西征军离开后，国民党军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由汤恩伯任总指挥，调动部队向陕北苏区发动进攻。当时中共中央已对张学良所部东北军搞了统战工作，双方不作正面交战和进行情报交换。鉴于瓦窑堡难以坚守，中央指示将该地交给张学良部队占领，以使其在蒋介石面前好交待。不料就在红军主力撤离后，一股国民党地方军偷袭了瓦窑堡。当时在瓦窑堡只剩下几百名红军大学学员，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也在镇内，毛泽东甚至还在睡觉，一时弄得措手不及。紧急之下，林彪、罗瑞卿指挥红大学员和警卫连边打边撤，掩护军委领导撤向保安。混乱中杨尚昆连匹马都没有搞到，一口气步行了15里才脱离险境，很是狼狈。后来东北军对此还埋怨红军：你们讲好把瓦窑堡让给我们的，让我们缓一两天，结果你们丢掉了，给国民党地方部队钻了空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杨尚昆奉毛泽东命令去迎接张国焘、朱德等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在此期间，杨尚昆担任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彭德怀指挥的山城堡战役，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西安事变前后，杨尚昆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彭德怀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战事倥偬之间，彭德怀又用珍藏下来的伙食尾子请杨尚昆吃了一顿饭。二人把盏畅谈，一气吃了几斤牛羊肉。

抗日战争的爆发成为了杨尚昆人生履历的一个分界点。1937年8月，杨尚昆被中央任命为北方局副书记，奔赴华北，协助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他就离开了军队主要领导岗位，而转向了行政工作。原定杨尚昆要先行前往北平组织开展工作，但因平津陷落，日军南下，遂折往山西太原与北方局主要成员会合。在此期间，杨尚昆协助刘少奇大刀阔斧开展工作，除领导山西省委、工委、牺盟会的党团工作外，还负责指导山东、河北、热河、内蒙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并组织开办北方局党校，为抗日战争培训领导骨干。当时刘少奇提出华北势必要沦陷于敌手，因而不要受统一战线拘束，不要费力气帮着阎锡山打仗，而应该放手发展，发动群众，迅速建立各级政权和扩大八路军等武装力量。刘少奇的这一主张与负责对阎锡山统战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的观点不同，周、任认为应该照顾统一战线，适当配合晋绥军和中央军作战。在延安的毛泽东则与刘少奇的看法接近，认为必须贯彻洛川会议的精神，八路军不要总想着打大仗，而应以分散的山地游击战为主，迅速在各处建立根据地。他和张闻天专门打电报给前方，指示不要发文章批判刘少奇的观点。在这一期间，杨尚昆鼎力支持刘少奇的意见，二人成为了亲密的合作伙伴。杨尚昆同父异母的十二弟杨尚正（后改名杨白冰），也是在这一时期参加革命，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到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担任了青年干事。

在1938年11月刘少奇改调华中工作后，杨尚昆接任了北方局书记，成为一方诸侯，担负起了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此时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出任了北方局下属晋察冀边区（后升格为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等人，再加上牺盟会出来的薄一波，也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等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职务。这些人逐渐团结在了刘少奇周围，由此形成了中共党内以刘少奇为核心的一个班底。等到了50年代初，在高岗的散布下，就成了党内流传的“刘少奇有个圈圈”，加上“周恩来有个摊摊”，从而引起了建国后的第一场党内斗争。

由于日军攻势凌厉，山西地区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已沦入敌手，北方局机关遂与朱德、彭德怀、左权率领的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在太行山深处领导敌后抗日斗争。杨尚昆与时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又到了一起工作，心情非常愉快。在此期间，杨尚昆除做了大量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外，还协助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反击阎锡山制造的山西“十二月事变”，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杨尚昆亲自出席了与顽军将领朱怀冰的谈判，有理有节，有力驳斥了对方的诬蔑。杨尚昆还与彭德怀、左权共同组织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狠狠打击了华北日军。后来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彭德怀因发动“百团大战”而遭到了诸多批评指责，直至发展到对彭德怀历史的总清算，批判时间长达43天。彭德怀内心委屈不平，又不得不违心地做了检讨。直到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再次遭到没有道理的围攻指责，才爆发出了“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的惊人之语。杨尚昆对华北工作座谈会上的批彭之举深感不平，认为“会议的结果不好，批评者上纲上线，被批评者有口难辩，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1940年11月，杨尚昆奉命离开太行回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原定七大于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但由于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内局势紧张，会期就推迟了。1941年2月，中央决定杨尚昆协助王稼祥管理中央华北委员会的工作，因此他得以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成立了总学委，领导整风，实际上一度代行了中央政治局的职权。杨尚昆也被编入了有48名成员的中央学习组，开始系统地学习整风文件。此后在李富春提名下，杨尚昆与柯庆施又参加了中直系统学委会常委会。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大批干部被调回延安参加整风，人人都要过关检查历史问题。在毛泽东宣布了党的历史上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个宗派后，其代表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人都遭到了批判，不得不大会小会作自我批评。杨尚昆也没有幸免，被划入“教条主义宗派”中，只得缴械投降，努力检讨。

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期间打出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著名的思想批判事件。王实味甚至还被上纲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发展成政治案件，后来在解放战争撤离延安时遭到错误处决。说起来，这些人也不过是对延安还存在等级分化、享有特权等官僚主义现象而不满，凭着从国统区带来的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主义心态才有感而发。著名的东北作家萧军就力挺王实味，甚至不惜与数百文艺界的整风积极分子进行论战。他对后来发起的“抢救运动”更是深恶痛绝，在自己的日记中大加鞭挞。他本来非常崇敬和热爱中共领袖毛泽东，常无拘无束地去毛那里串门。但由于整风运动中的很多严酷现象令他无法承受，爱之深、责之切，后来竟至对毛泽东也疏远起来。由于萧军的对抗情绪，使他成为了众矢之的，屡遭指责批判。好在毛泽东对他格外宽容，着意保护，才令这个“鲁迅大弟子”没有成为又一个反面典型。不过萧军在日记中可真没有客气，挺笔直斥了他去看望住院的妻子王德芬时，听到的“很多丑恶的事情”：“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萧军慨叹：“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

1945年4月，中共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后，毛泽东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也成为了全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就此形成。由于“教条主义宗派”问题的影响，担任过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原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没有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与他一同倒霉的还有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瑞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前中央候补委员、原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人。“教条主义宗派”的头子王明、博古虽然被保留在中央委员会内，但却名列33名中央委员中的倒数第一和第二名。另一名较早从“教条主义宗派”中分化出来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还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出面动员下才被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唯一保留在中央政治局中的原“教条主义宗派”分子，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一人，且还是有职无权的象征性人物，解放战争时到东北只能管几个县的工作，建国后更是成为了罕见的政治局委员驻外大使。

杨尚昆虽然没有进入七届中央委员会，但在实际任用中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这与他一贯的为人处事方式有很大关系。七大之后，杨尚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总部日常工作。在此期，他还兼任中央外事工作组副组长，协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中外团体，做了很多工作，表现出了出色的统战工作能力。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出了大批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也奉命前往冀热辽，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就提议由杨尚昆接任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不过当时并没有正式任命。杨尚昆就此成为了传说中的“大内总管”，一干就是20年。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杨尚昆先是在延安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尔后与叶剑英、李维汉等负责领导“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移驻晋西北，向中央提供情报并统筹后方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过黄河后，杨尚昆与之会合，并率领后委部分人员随中央领导机构向晋察冀军区转移，与驻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在西柏坡，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决战，彻底打垮了蒋介石的精锐军事集团。由于杨尚昆的直接领导、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身体患病，难以工作，兼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就成为了中共中央的“大管家”，事无巨细都要操劳。杨尚昆此际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并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和中直机关警卫司令等要职。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工作，具体处理和组织实施中央领导交办的各项政务要事。在此过程中，杨尚昆目睹了周恩来每日于千头万绪中却思考周密、处置细致的工作作风，令他钦佩不已。

平津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移驻北平，用毛泽东的话是“进京赶考”。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到了北平。当时早进入北平的机关单位已占了很多房子，都想给自己找个舒服的地方办公和生活。杨尚昆目睹了一些机关单位在北平纪律松驰的现象，为此大发感慨。近年来公开出版了一部杨尚昆从1949年1月到1965年12月的日记，全书达110万字，成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资料。杨尚昆对进京后的观感有过如此记述：“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杨尚昆首先在清静安全的香山找好了房子，毛泽东及中央机关到北平后就入住了香山。然而要筹备建国的事情太多，毛泽东往往需要城里和香山两头跑。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办事地点又很分散，结果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了路上。这时杨尚昆就考虑把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移到北平城内。他考察了很多地方，最后选定了皇家禁苑中南海。有意思的是，先进京的很多单位没有一家选择入住中南海，似乎都知道那是专门为中央领导人准备的。毛泽东喜欢清静的香山，不愿意到皇帝老统治臣民的地方去住，因而在开始是反对的。但来回进出城办事实在是不方便，最后也只好同意了。进了中南海后，毛泽东被安排到了菊香书屋，住了17年；周恩来则被安排到了西花厅，一直住到27年后逝世。

进城后，中共成为了执政党，职能事务越来越多。中央办公厅作为党和国家的心脏中枢机构，担负着上承下达的重要工作，上至中央开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各种文书的草拟下发，下至中南海各职能部门的调度，以至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等，都要全面管起来。杨尚昆这个昔日红军主力军团的政治委员，变身成为整天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的行政高管，伺候中央不能有一丝马虎，就这样在极其琐碎的高强度工作中一直度过了17年。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杨尚昆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党务上成为了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副手之一。

应该说，杨尚昆能呆在如此重要敏感的职位上这么多年，除了自身拥有的素质外，没有毛泽东的信任是不可能的。而杨尚昆对毛泽东也是非常崇敬，甚至在日记中称其为“主”、“主座”，自觉于双方的君臣关系。刚进城时，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自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像的。”在1951年元旦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时，他又感慨地在日记中记述：“（出兵朝鲜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杨尚昆这天在日记中的评价确实是客观的历史真实。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乾纲独断，以当时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态度而论，出兵朝鲜参战是不可能发生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也必将完全不一样。即便后来杨尚昆因为毛泽东的态度而身陷囹圄12年，但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仍对毛泽东衷心盛赞，极力歌颂其对中国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但杨尚昆毕竟是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经历过解放思想的洗礼，不会止步于对毛泽东的迷信。他在晚年留下了不少关于中共党史的谈话，以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反思针砭，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也进行了独特剖析。后来这些谈话结集为《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公开出版，成为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毛泽东开始对杨尚昆也是既信又用的，否则不会留杨在卧榻之畔这么多年。特别是在一些敏感的事情上，杨尚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1953底毛泽东准备要解决高饶问题时，特别召正在北京开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来谈话。毛似乎不经意地问起了饶漱石的情况，这是他一贯的方式，以此来试探对方的态度，从而决定自己的“火力”。陈毅一时不明就里，没敢多说，便按照一般党内规矩谈了饶漱石的一些优点。这当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听到的，但他也不明说，就让陈毅回去了。杨尚昆对此事很清楚，立即追上来提醒了陈毅，促使陈毅又返回去向毛泽东揭发了饶漱石的问题。

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主持对彭德怀进行批判。他感到需要加强火力，就想到了去年挨了彭德怀整的刘伯承。于是，便让杨尚昆去找刘伯承谈话。谈什么呢？杨尚昆在日记中并没有透露。但综合其他史料看，当时出马的各色人等，无非就是主动动员和被动应付发起对彭黄张周等人的揭发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在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虽然是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出面，但毛泽东讲话中对刘伯承的错误评价是很重的，甚至当时还有了要撤掉刘伯承政治局委员的想法。如今又要动员刘伯承出来批彭，中间须如何转圜是颇有讲究的。杨尚昆出马就是关键之处。刘伯承一生淡泊，换了别人去劝，很难说能起什么影响。但杨尚昆不同，他的四哥杨闇公当年与刘伯承的关系非比寻常。1924年1月，杨闇公曾在日记中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刘伯承后来也回忆道：“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应该说，刘伯承能投身革命，与杨闇公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故人之弟来访，又兼领袖亲信之位，刘伯承自然也知道这是什么分量。从这个角度上说，不管刘伯承后来在批彭时表示了什么态度，杨尚昆的身份作用都是他人不可替代的。

庐山会议过后，如何发落彭德怀也是一件费心思的事。当时彭德怀已经被撤去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国防部长的权力职务，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但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已被查封。他知道势必要搬出中南海，但到哪里去住，今后如何往来等都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然而上边又没人来通知，只好自己主动点提出来。可找谁提出呢？只有去找老战友中办主任杨尚昆了。为了避免因二人的历史关系再连累杨尚昆，彭德怀自己没有出面，而是让夫人浦安修去找了杨。自然，杨尚昆也没有权力决定彭的去向。不过毛泽东却正是要借彭杨的历史关系去安抚彭，因此指示杨尚昆在西郊中央党校附近的吴家花园为彭德怀安排了住处。彭德怀日后的联系和生活安排，也都由杨尚昆来负责。由此可见，对于性烈如火的落难元帅彭德怀，连朱老总去看他都不给面子，也只有杨尚昆可以去做联系工作了。毛还专门作了指示：“常去彭处，每月两次。”

上边说的都是杨尚昆在关键任事上的一些特点和作用。然而中办的工作异常重要敏感，可以说是“伴君如伴虎”，再有能力再受信任的人，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1956年毛泽东号召的开门整风运动和后来的反右运动期间，中南海出了一个“八司马事件”（也称“黑旗事件”）。说起来并不复杂，中办秘书室的戚本禹、林克等人贴出大字报，对中秘室主持工作的负责人何载提出了几条批评，后来又牵扯到了中秘室党支部书记王文。当时中直机关党委、中办及中南海党总支对此表示反对，而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的过激口号，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刘少奇、杨尚昆都不同意贴大字报的搞法，中直机关党委因此向中秘室派出工作组，认为何载在工作上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但不是敌我矛盾。戚本禹、林克等8名整风积极分子却不依不饶，坚持要将何载定为右派分子，并将两种意见比喻成红黑旗帜，主张定右派的是举“红旗”，不同意的是举“黑旗”。身为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的杨尚昆不禁大怒，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因此，在反右运动过后，何载不但没有被定为右派，戚本禹、林克等8人倒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毛泽东当时在成都主持开会，知道这一情况后气愤地说：“想不到我身边也发生了‘八司马事件’！他们只不过对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要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于是事情反转，毛泽东从成都到了广州，把杨尚昆召去狠狠训了一顿，指责他是“扶右反左插黑旗”。后又责成总书记邓小平查清问题，并向中央报告。邓小平问过之后，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便没有积极去管。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亲自处理了此事，批评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不该压制年轻人提批评意见，并发出了“反对杨尚昆就算反对党吗”的愤怒之言。结果何载、王文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级下放。中秘室60%的人员受到了错误处理，在此后20年中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79年10月才得以平反。杨尚昆在这一事件后，曾向毛泽东提出要辞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但未获得批准。事后来看，双方都有上纲上线的倾向，动辄就打对方的“右派”、“反党”，而不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地解决问题。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烙印，杨尚昆自然也不能免俗。

另外，在1961年还发生了著名的“窃听器事件”。杨尚昆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布置了对毛泽东的谈话进行录音工作，以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保存。毛泽东本人也曾认可这一做法，还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的范围和内容作出规定。不过，毛泽东十分反感未经过他允许的录音，曾两次公开批评了这一做法。当在他出行的专列上发现了窃听器时，毛泽东大为光火，严厉批评了中办机要室，并对各负责人做了相应处分。不久，中央书记处就作出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杨尚昆在这一事件中大大失分，毛泽东对其已是恶感大增。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由于“左倾”中央及其掌控的中革军委的错误指挥，在战略上画地为牢，在战术上死打硬拼，以致红军被迫与筑垒推进的优势国民党军进行正规作战，在敌人的飞机、大炮攻击下伤亡惨重，步步后退，苏区越打越小。特别是在广昌保卫战中，博古和李德亲赴前线指挥，要求红一、三、五、九军团各部死守广昌，搞“短促突击”，与敌人打阵地战，硬拼消耗。结果红军苦战18天，虽歼敌2626人，但自身伤亡达5093人，约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却仍然未能守住广昌，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大败仗。其中红三军团的防御方向是主战场，损失最大，伤亡达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战斗中，红三军团一个整营坚守在李德督修的所谓土木质“半永久性工事”里，遭到敌人炮火猛轰，最后工事几乎被炸平，一个营红军全部牺牲在阵地上，无一生还。如此惨况，令彭德怀、杨尚昆及红三军团指战员悲痛万分。打到紧张处，彭德怀、杨尚昆和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战斗最激烈的西华山阵地指挥。中午吃饭的时候，国民党军飞机前来轰炸。彭德怀、杨尚昆等人端着饭碗刚钻进指挥所碉堡，一颗炸弹就在附近爆炸了。由于碉堡有木制顶盖，彭杨等人幸免于难，而外边堑壕中的两名战士就当场牺牲了。

博古、李德在下令撤守广昌时，曾打电话来要求部队实行焦土政策，即是把广昌城及附近的老百姓房子全部烧掉，不留给敌人。彭德怀和杨尚昆商量后，认为如此只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对，却妨碍不了敌人，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因而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回到瑞金后，彭德怀和杨尚昆去向李德、博古汇报工作。结果因为战术方针问题彭德怀与李德大吵了一架，激动之中骂出了那句著名的“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当时气得暴跳如雷，彭德怀也做好了被撤职、公审乃至杀头的准备。不过后来李德并没有处分他，据说是因为彭德怀在军内的威望太高，动起来怕不好收场。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苏区突围西征。在离开苏区的前一天，彭德怀和杨尚昆去检查部队的出发准备情况。回来的路上，彭德怀拿出一块光洋，请杨尚昆在一家小饭铺吃了顿饭。彭德怀平素非常俭朴，在生活上要求很严格，并以身作责，平时下部队检查工作时都不允许加菜，谁加菜他就骂谁。这次拿出的一块光洋，也是用平时的伙食尾子攒起来的，对于彭德怀来说是难得的一次消费。彭德怀的性格嫉恶如仇，对士兵很和蔼，但经常骂干部，有时骂得很凶，且并不都占着道理。杨尚昆对于这点很不认同，有机会就提醒彭德怀。好在彭德怀常是骂过就完了，骂错了还会向下属道歉，因而仍然深得部下敬畏。不过，他对杨尚昆却从没骂过，二人的合作越发默契。如果不是后来政治上的原因使他们分开，彭杨这对搭档，也应该与著名的刘邓、陈粟、贺关并列了。

在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锐减到了3万人，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红三军团在湘江血战中也受到了重大损失，只剩下不到9000人，约占出发时人数的一半，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等人提出了关于战略方向的不同意见，经过“通道转兵”的折冲，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是折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打下重镇遵义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彭德怀和杨尚昆紧急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杨尚昆对此非常感慨，认为“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开辟新的根据地，然而却遭到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前堵后追，不得不继续转兵突围。在敌情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彭德怀和杨尚昆先后多次向中革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向，如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南渡乌江跳出敌人重围、西进滇黔边境、反对滇东决战等，为促成中央红军实现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战略突围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红军连续机动，战斗频繁，多走了不少路，减员很多，人马疲惫，造成下边的埋怨和议论也很多。时任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收集了反映上来的情况，写成一份给中革军委的电报，并找军团领导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字。当时彭德怀认为电报上并不都是自己的意见，加上另有考虑，便没有签字。杨尚昆则签了字，随后将电报发出。无独有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也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北上，迅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上述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导致高层人心浮动，结果到云南会理后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解决问题。此前杨尚昆在一次敌机轰炸时腿上负了较重的伤，有一块弹片未能取出，正发着高烧，是用担架抬去开会的。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严厉指责了彭德怀和林彪，把红三军团的刘少奇、杨尚昆、黄克诚等人也捎带上了。这次会议最后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林彪虽挨了批评但未受实际影响，彭德怀则被毛怀疑成林彪写信的后台，彭自己又未能申明清楚，结果这个瓜落一直吃到了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还责令爱提意见的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黄克诚写检讨交上来。然而黄克诚脖子很硬，无论杨尚昆怎么劝，就是不写。等到了59年的时候，黄克诚仍“不知悔改”，自然也被算了总账。

离开会理后，中央红军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终于在懋功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与人少弹缺、疲惫破烂的中央红军相比，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军容整齐，双方高下立见。令杨尚昆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穷得至多有一只菜盒子，红三军团干部连这都没有，而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每个人都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等食品，真是让人羡慕！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红30军政委李先念请杨尚昆吃了一顿饭，席上有十几个菜，杨尚昆自称是“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差距这样悬殊，加上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终于引发了后来的“草地惊变”，中共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在此期间，杨尚昆奉令离开红三军团，由李富春接任军团政委。杨尚昆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给红四方面军政委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当了一段时间副手。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说法，毛泽东“改派自己的老故旧李富春任彭德怀的政委，实负监军之责”。要说杨尚昆和陈昌浩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关系相当老了。然而陈昌浩此时正年少气盛、志得意满，平时都不太理杨尚昆。杨尚昆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像“牛皮糖”一样硬贴在陈昌浩跟前，“一是了解一点动向，二是搞点烟抽”。

中央红军主力单独北上后，在甘肃哈达铺改编成了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杨尚昆则同时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和陕甘支队政治部的副主任。在毛泽东提议下，陕甘支队对外布告的署名只有彭德怀和杨尚昆二人，认为这样可以给国民党方面一个错觉，以为是只有红三军团单独北上了。后来陕甘支队到达了陕北苏区，与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和朱理治等人主持的陕甘晋省委会合。中共中央纠正了陕北苏区搞得乌烟瘴气的错误“肃反”，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捕领导人及大部分受害者释放，挽救了苏区面临的危机。其后建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彭德怀顾全大局，主动提出将自己带出来红三军团并入了红一军团。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杨尚昆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和渡河司令部政委，与司令员叶剑英一起组织部队东渡黄河。东征回师后，在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总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林彪的本位主义，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不得不站出来作自我批评。另外在红三军团改编成红4师并入红一军团时，政委是原红三军团改编成的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师长则调来了原红一军团红2师师长陈光。彭雪枫是有名的“不好惹”，连毛泽东都敢顶撞。陈光更是脾气大，到了50年代甚至因此而身败名裂。两个个性如此强的人在一起搭档难免磕磕碰碰，在东征中就表现得很影响团结。大相寺会议上特别提出了此事，二人也都做了自我批评。所谓“一、三军团关系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东征之后又是西征，由彭德怀任西征军司令员兼政委，主要目的是扩大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和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这时中央在瓦窑堡开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由林彪任校长，杨尚昆担任了政治部主任，负责培养和训练各级红军干部。西征军离开后，国民党军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由汤恩伯任总指挥，调动部队向陕北苏区发动进攻。当时中共中央已对张学良所部东北军搞了统战工作，双方不作正面交战和进行情报交换。鉴于瓦窑堡难以坚守，中央指示将该地交给张学良部队占领，以使其在蒋介石面前好交待。不料就在红军主力撤离后，一股国民党地方军偷袭了瓦窑堡。当时在瓦窑堡只剩下几百名红军大学学员，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也在镇内，毛泽东甚至还在睡觉，一时弄得措手不及。紧急之下，林彪、罗瑞卿指挥红大学员和警卫连边打边撤，掩护军委领导撤向保安。混乱中杨尚昆连匹马都没有搞到，一口气步行了15里才脱离险境，很是狼狈。后来东北军对此还埋怨红军：你们讲好把瓦窑堡让给我们的，让我们缓一两天，结果你们丢掉了，给国民党地方部队钻了空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杨尚昆奉毛泽东命令去迎接张国焘、朱德等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在此期间，杨尚昆担任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彭德怀指挥的山城堡战役，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西安事变前后，杨尚昆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彭德怀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战事倥偬之间，彭德怀又用珍藏下来的伙食尾子请杨尚昆吃了一顿饭。二人把盏畅谈，一气吃了几斤牛羊肉。

抗日战争的爆发成为了杨尚昆人生履历的一个分界点。1937年8月，杨尚昆被中央任命为北方局副书记，奔赴华北，协助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他就离开了军队主要领导岗位，而转向了行政工作。原定杨尚昆要先行前往北平组织开展工作，但因平津陷落，日军南下，遂折往山西太原与北方局主要成员会合。在此期间，杨尚昆协助刘少奇大刀阔斧开展工作，除领导山西省委、工委、牺盟会的党团工作外，还负责指导山东、河北、热河、内蒙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并组织开办北方局党校，为抗日战争培训领导骨干。当时刘少奇提出华北势必要沦陷于敌手，因而不要受统一战线拘束，不要费力气帮着阎锡山打仗，而应该放手发展，发动群众，迅速建立各级政权和扩大八路军等武装力量。刘少奇的这一主张与负责对阎锡山统战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的观点不同，周、任认为应该照顾统一战线，适当配合晋绥军和中央军作战。在延安的毛泽东则与刘少奇的看法接近，认为必须贯彻洛川会议的精神，八路军不要总想着打大仗，而应以分散的山地游击战为主，迅速在各处建立根据地。他和张闻天专门打电报给前方，指示不要发文章批判刘少奇的观点。在这一期间，杨尚昆鼎力支持刘少奇的意见，二人成为了亲密的合作伙伴。杨尚昆同父异母的十二弟杨尚正（后改名杨白冰），也是在这一时期参加革命，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到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担任了青年干事。

在1938年11月刘少奇改调华中工作后，杨尚昆接任了北方局书记，成为一方诸侯，担负起了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此时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出任了北方局下属晋察冀边区（后升格为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等人，再加上牺盟会出来的薄一波，也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等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职务。这些人逐渐团结在了刘少奇周围，由此形成了中共党内以刘少奇为核心的一个班底。等到了50年代初，在高岗的散布下，就成了党内流传的“刘少奇有个圈圈”，加上“周恩来有个摊摊”，从而引起了建国后的第一场党内斗争。

由于日军攻势凌厉，山西地区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已沦入敌手，北方局机关遂与朱德、彭德怀、左权率领的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在太行山深处领导敌后抗日斗争。杨尚昆与时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又到了一起工作，心情非常愉快。在此期间，杨尚昆除做了大量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外，还协助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反击阎锡山制造的山西“十二月事变”，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杨尚昆亲自出席了与顽军将领朱怀冰的谈判，有理有节，有力驳斥了对方的诬蔑。杨尚昆还与彭德怀、左权共同组织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狠狠打击了华北日军。后来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彭德怀因发动“百团大战”而遭到了诸多批评指责，直至发展到对彭德怀历史的总清算，批判时间长达43天。彭德怀内心委屈不平，又不得不违心地做了检讨。直到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再次遭到没有道理的围攻指责，才爆发出了“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的惊人之语。杨尚昆对华北工作座谈会上的批彭之举深感不平，认为“会议的结果不好，批评者上纲上线，被批评者有口难辩，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1940年11月，杨尚昆奉命离开太行回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原定七大于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但由于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内局势紧张，会期就推迟了。1941年2月，中央决定杨尚昆协助王稼祥管理中央华北委员会的工作，因此他得以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成立了总学委，领导整风，实际上一度代行了中央政治局的职权。杨尚昆也被编入了有48名成员的中央学习组，开始系统地学习整风文件。此后在李富春提名下，杨尚昆与柯庆施又参加了中直系统学委会常委会。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大批干部被调回延安参加整风，人人都要过关检查历史问题。在毛泽东宣布了党的历史上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个宗派后，其代表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人都遭到了批判，不得不大会小会作自我批评。杨尚昆也没有幸免，被划入“教条主义宗派”中，只得缴械投降，努力检讨。

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期间打出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著名的思想批判事件。王实味甚至还被上纲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发展成政治案件，后来在解放战争撤离延安时遭到错误处决。说起来，这些人也不过是对延安还存在等级分化、享有特权等官僚主义现象而不满，凭着从国统区带来的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主义心态才有感而发。著名的东北作家萧军就力挺王实味，甚至不惜与数百文艺界的整风积极分子进行论战。他对后来发起的“抢救运动”更是深恶痛绝，在自己的日记中大加鞭挞。他本来非常崇敬和热爱中共领袖毛泽东，常无拘无束地去毛那里串门。但由于整风运动中的很多严酷现象令他无法承受，爱之深、责之切，后来竟至对毛泽东也疏远起来。由于萧军的对抗情绪，使他成为了众矢之的，屡遭指责批判。好在毛泽东对他格外宽容，着意保护，才令这个“鲁迅大弟子”没有成为又一个反面典型。不过萧军在日记中可真没有客气，挺笔直斥了他去看望住院的妻子王德芬时，听到的“很多丑恶的事情”：“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萧军慨叹：“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

1945年4月，中共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后，毛泽东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也成为了全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就此形成。由于“教条主义宗派”问题的影响，担任过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原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没有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与他一同倒霉的还有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瑞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前中央候补委员、原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人。“教条主义宗派”的头子王明、博古虽然被保留在中央委员会内，但却名列33名中央委员中的倒数第一和第二名。另一名较早从“教条主义宗派”中分化出来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还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出面动员下才被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唯一保留在中央政治局中的原“教条主义宗派”分子，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一人，且还是有职无权的象征性人物，解放战争时到东北只能管几个县的工作，建国后更是成为了罕见的政治局委员驻外大使。

杨尚昆虽然没有进入七届中央委员会，但在实际任用中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这与他一贯的为人处事方式有很大关系。七大之后，杨尚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总部日常工作。在此期，他还兼任中央外事工作组副组长，协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中外团体，做了很多工作，表现出了出色的统战工作能力。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出了大批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也奉命前往冀热辽，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就提议由杨尚昆接任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不过当时并没有正式任命。杨尚昆就此成为了传说中的“大内总管”，一干就是20年。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杨尚昆先是在延安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尔后与叶剑英、李维汉等负责领导“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移驻晋西北，向中央提供情报并统筹后方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过黄河后，杨尚昆与之会合，并率领后委部分人员随中央领导机构向晋察冀军区转移，与驻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在西柏坡，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决战，彻底打垮了蒋介石的精锐军事集团。由于杨尚昆的直接领导、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身体患病，难以工作，兼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就成为了中共中央的“大管家”，事无巨细都要操劳。杨尚昆此际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并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和中直机关警卫司令等要职。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工作，具体处理和组织实施中央领导交办的各项政务要事。在此过程中，杨尚昆目睹了周恩来每日于千头万绪中却思考周密、处置细致的工作作风，令他钦佩不已。

平津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移驻北平，用毛泽东的话是“进京赶考”。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到了北平。当时早进入北平的机关单位已占了很多房子，都想给自己找个舒服的地方办公和生活。杨尚昆目睹了一些机关单位在北平纪律松驰的现象，为此大发感慨。近年来公开出版了一部杨尚昆从1949年1月到1965年12月的日记，全书达110万字，成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资料。杨尚昆对进京后的观感有过如此记述：“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杨尚昆首先在清静安全的香山找好了房子，毛泽东及中央机关到北平后就入住了香山。然而要筹备建国的事情太多，毛泽东往往需要城里和香山两头跑。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办事地点又很分散，结果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了路上。这时杨尚昆就考虑把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移到北平城内。他考察了很多地方，最后选定了皇家禁苑中南海。有意思的是，先进京的很多单位没有一家选择入住中南海，似乎都知道那是专门为中央领导人准备的。毛泽东喜欢清静的香山，不愿意到皇帝老统治臣民的地方去住，因而在开始是反对的。但来回进出城办事实在是不方便，最后也只好同意了。进了中南海后，毛泽东被安排到了菊香书屋，住了17年；周恩来则被安排到了西花厅，一直住到27年后逝世。

进城后，中共成为了执政党，职能事务越来越多。中央办公厅作为党和国家的心脏中枢机构，担负着上承下达的重要工作，上至中央开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各种文书的草拟下发，下至中南海各职能部门的调度，以至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等，都要全面管起来。杨尚昆这个昔日红军主力军团的政治委员，变身成为整天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的行政高管，伺候中央不能有一丝马虎，就这样在极其琐碎的高强度工作中一直度过了17年。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杨尚昆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党务上成为了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副手之一。

应该说，杨尚昆能呆在如此重要敏感的职位上这么多年，除了自身拥有的素质外，没有毛泽东的信任是不可能的。而杨尚昆对毛泽东也是非常崇敬，甚至在日记中称其为“主”、“主座”，自觉于双方的君臣关系。刚进城时，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自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像的。”在1951年元旦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时，他又感慨地在日记中记述：“（出兵朝鲜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杨尚昆这天在日记中的评价确实是客观的历史真实。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乾纲独断，以当时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态度而论，出兵朝鲜参战是不可能发生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也必将完全不一样。即便后来杨尚昆因为毛泽东的态度而身陷囹圄12年，但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仍对毛泽东衷心盛赞，极力歌颂其对中国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但杨尚昆毕竟是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经历过解放思想的洗礼，不会止步于对毛泽东的迷信。他在晚年留下了不少关于中共党史的谈话，以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反思针砭，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也进行了独特剖析。后来这些谈话结集为《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公开出版，成为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毛泽东开始对杨尚昆也是既信又用的，否则不会留杨在卧榻之畔这么多年。特别是在一些敏感的事情上，杨尚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1953底毛泽东准备要解决高饶问题时，特别召正在北京开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来谈话。毛似乎不经意地问起了饶漱石的情况，这是他一贯的方式，以此来试探对方的态度，从而决定自己的“火力”。陈毅一时不明就里，没敢多说，便按照一般党内规矩谈了饶漱石的一些优点。这当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听到的，但他也不明说，就让陈毅回去了。杨尚昆对此事很清楚，立即追上来提醒了陈毅，促使陈毅又返回去向毛泽东揭发了饶漱石的问题。

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主持对彭德怀进行批判。他感到需要加强火力，就想到了去年挨了彭德怀整的刘伯承。于是，便让杨尚昆去找刘伯承谈话。谈什么呢？杨尚昆在日记中并没有透露。但综合其他史料看，当时出马的各色人等，无非就是主动动员和被动应付发起对彭黄张周等人的揭发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在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虽然是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出面，但毛泽东讲话中对刘伯承的错误评价是很重的，甚至当时还有了要撤掉刘伯承政治局委员的想法。如今又要动员刘伯承出来批彭，中间须如何转圜是颇有讲究的。杨尚昆出马就是关键之处。刘伯承一生淡泊，换了别人去劝，很难说能起什么影响。但杨尚昆不同，他的四哥杨闇公当年与刘伯承的关系非比寻常。1924年1月，杨闇公曾在日记中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刘伯承后来也回忆道：“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应该说，刘伯承能投身革命，与杨闇公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故人之弟来访，又兼领袖亲信之位，刘伯承自然也知道这是什么分量。从这个角度上说，不管刘伯承后来在批彭时表示了什么态度，杨尚昆的身份作用都是他人不可替代的。

庐山会议过后，如何发落彭德怀也是一件费心思的事。当时彭德怀已经被撤去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国防部长的权力职务，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但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已被查封。他知道势必要搬出中南海，但到哪里去住，今后如何往来等都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然而上边又没人来通知，只好自己主动点提出来。可找谁提出呢？只有去找老战友中办主任杨尚昆了。为了避免因二人的历史关系再连累杨尚昆，彭德怀自己没有出面，而是让夫人浦安修去找了杨。自然，杨尚昆也没有权力决定彭的去向。不过毛泽东却正是要借彭杨的历史关系去安抚彭，因此指示杨尚昆在西郊中央党校附近的吴家花园为彭德怀安排了住处。彭德怀日后的联系和生活安排，也都由杨尚昆来负责。由此可见，对于性烈如火的落难元帅彭德怀，连朱老总去看他都不给面子，也只有杨尚昆可以去做联系工作了。毛还专门作了指示：“常去彭处，每月两次。”

上边说的都是杨尚昆在关键任事上的一些特点和作用。然而中办的工作异常重要敏感，可以说是“伴君如伴虎”，再有能力再受信任的人，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1956年毛泽东号召的开门整风运动和后来的反右运动期间，中南海出了一个“八司马事件”（也称“黑旗事件”）。说起来并不复杂，中办秘书室的戚本禹、林克等人贴出大字报，对中秘室主持工作的负责人何载提出了几条批评，后来又牵扯到了中秘室党支部书记王文。当时中直机关党委、中办及中南海党总支对此表示反对，而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的过激口号，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刘少奇、杨尚昆都不同意贴大字报的搞法，中直机关党委因此向中秘室派出工作组，认为何载在工作上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但不是敌我矛盾。戚本禹、林克等8名整风积极分子却不依不饶，坚持要将何载定为右派分子，并将两种意见比喻成红黑旗帜，主张定右派的是举“红旗”，不同意的是举“黑旗”。身为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的杨尚昆不禁大怒，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因此，在反右运动过后，何载不但没有被定为右派，戚本禹、林克等8人倒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毛泽东当时在成都主持开会，知道这一情况后气愤地说：“想不到我身边也发生了‘八司马事件’！他们只不过对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要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于是事情反转，毛泽东从成都到了广州，把杨尚昆召去狠狠训了一顿，指责他是“扶右反左插黑旗”。后又责成总书记邓小平查清问题，并向中央报告。邓小平问过之后，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便没有积极去管。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亲自处理了此事，批评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不该压制年轻人提批评意见，并发出了“反对杨尚昆就算反对党吗”的愤怒之言。结果何载、王文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级下放。中秘室60%的人员受到了错误处理，在此后20年中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79年10月才得以平反。杨尚昆在这一事件后，曾向毛泽东提出要辞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但未获得批准。事后来看，双方都有上纲上线的倾向，动辄就打对方的“右派”、“反党”，而不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地解决问题。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烙印，杨尚昆自然也不能免俗。

另外，在1961年还发生了著名的“窃听器事件”。杨尚昆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布置了对毛泽东的谈话进行录音工作，以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保存。毛泽东本人也曾认可这一做法，还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的范围和内容作出规定。不过，毛泽东十分反感未经过他允许的录音，曾两次公开批评了这一做法。当在他出行的专列上发现了窃听器时，毛泽东大为光火，严厉批评了中办机要室，并对各负责人做了相应处分。不久，中央书记处就作出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杨尚昆在这一事件中大大失分，毛泽东对其已是恶感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