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闲聊大将王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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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鄂豫皖出来的红军猛将，曾任职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后入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是中共军史上的重要人物。不过，要仔细考察一下他的人生履历，就会发现还有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一面，王的能力和作为意外地与其名气不相称，也使他的后半生很少被人提及。在开国十大将中，王树声与许光达的情况类似，但生平事绩却还没有许光达突出。
1905年5月26日，王树声（原名王宏信）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比他早三个月还出生了一个邻村老乡，就是后来的共和国上将许世友。王树声出身于一个大家族，家境比较殷实，读私塾还算早，但18岁时才考入麻城县高等小学。在高小读书期间，王树声受任校长的堂兄王幼安（又名王宏文）影响，思想开始左倾，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两年后，王树声受聘在本乡教私塾，不久又担任了乘马岗区初等小学校长。1926年夏，北伐的国民革命浪潮席卷两湖，王树声在回乡发动革命的高小同学桂步蟾、徐其虚指引下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共同建立了乘马岗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桂步蟾、徐其虚后来都成为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创建者，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
在王树声和堂兄王幼安的带动下，王氏家族中人大多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王树声、王幼安一房兄弟姐妹妯娌共13人参加革命；后来成为共和国卫生部门领导的王恩厚随着本房3个叔祖父、2个姑妈、4个叔叔一起参加了红军；另一名共和国上将王宏坤则是同父亲、叔叔和本房的6个兄弟参加革命的。王氏家族投身革命的共有50多人，先后英勇牺牲者则达35人，是名副其实的满门忠烈。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北伐期间，王树声参与领导建立了乘马岗区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并担任农民协会组织部长，领导本地农民运动。王树声革命意志坚决，大义灭亲，组织农协会员捉拿了自己的嫡亲舅爹、大恶霸丁枕鱼，有力推动了乘马岗区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初成立了中共麻城县委，蔡济璜任县委书记，王树声与刘文蔚、刘象民、邓天文等人担任了县委委员。同时王树声还担任了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参与组建农民武装，先后多次对图谋反革命暴乱的土豪劣绅武装进行了坚决反击。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反共“清党”后，根据中共湖北省委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指示，王树声、蔡济璜、刘文蔚等人领导发动了麻城“九月暴动”，声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罪行，带领群众大规模搜捕打击土豪劣绅。由于暴动领导人的经验不足，加上国民党军队很快进行镇压，这次暴动未获成功。10月至11月初，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遣符向一、刘镇一、王志仁、吴光浩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来到黄（安）麻（城）地区，巡视和加强领导，组建成立鄂东特委与鄂东革命委员会，准备再次发动暴动。11月13日，在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吴光浩，以及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吴焕先、刘文蔚等人的统一领导下，发动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黄麻起义，成立了黄安工农民主政府，并将黄麻两地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王树声担任了以麻城农民武装编成的鄂东军第二路军分队长，正式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由于鄂东军只有300余人，枪支弹药也很少，在优势国民党军的袭击下，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总指挥潘忠汝和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等领导人牺牲，刚刚占领了21天的黄安城也丢失了。在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领导下，留下吴焕先、王树声、蔡济璜、刘文蔚等十余人枪在黄麻北部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吴光浩等率鄂东军主力72人带着53支长短枪，向黄陂县境内的木兰山转移。后来，在木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陈再道、詹才芳等72人，就被称作是“木兰山七十二英雄”，成为了鄂豫皖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王树声、戴季英、陈再道、詹才芳这些革命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资格最老的一批创建者。
这里值得提一下的是戴季英。这名游击英雄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肃反干将，“左”的厉害，不知冤杀了多少红军将士。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戴季英率红25军长征到了陕北后，戴季英又参与朱理治、聂洪钧等人发动的陕北肃反，大搞逼供信，抓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大批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和红军将士，差点断送了这块全国最后的红色苏区。幸好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及时长征到了陕北，制止了错误肃反。戴季英因为在肃反中的猖狂表现，被中央认定为与聂洪钧一起对这次肃反负有主要责任。不过，在当时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下，戴季英这种斗争经验丰富、干事狠辣的角色还是很有用场的。中央后来派他去了新四军，戴季英在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工作上干得都还不错。解放战争时戴季英在中原军区任要职，与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王震等人一同领导了著名的中原突围，保存了革命力量，受到了中央的表扬。解放后戴季英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等职，在建国初也不能说是低起点。然而戴季英自恃老资格，狂妄自大，伸手要官，与省委多数同事搞坏了关系，结果于1952年2月被河南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了党籍。毛泽东原来对戴季英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但在建国初的特定环境下，戴季英这种自以为资格老的伸手要权者注定没什么好下场。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这样，戴季英就成了“不可救药”者，被永远弃用。好在戴季英在长征路上救过刘华清的命，后来刘华清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对戴季英颇有照顾，让他安度了晚年。戴季英最后的贡献是对红25军战史撰写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他的“老资格”这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鄂东军分兵后，王树声等人的游击小队在敌军和土豪武装的围剿下难以坚持，只好埋掉枪支分散突围去寻找党组织和鄂东军主力。在此期间，蔡济璜、刘文蔚和王树声的堂兄王幼安相继被敌人捕获牺牲。吴焕先装扮成风水先生，四处奔走发动群众。王树声则东躲西藏，风餐露宿，艰难地寻找着部队和党组织。1928年2月初，王树声在麻城邻县罗田三里畈镇巧遇出来侦察敌情的鄂东军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军司令吴光浩，终于归队。此时，鄂东军已奉中共鄂东特委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由吴光浩担任军长，戴克敏担任军党代表。为适应斗争形势，吴光浩、戴克敏等人决定将全军化整为零，埋起长枪，编成4个便衣短枪队，走出木兰山到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王树声被任命为第2队党代表，队长是曾与王树声共同建立了乘马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的同乡廖荣坤。王树声和廖荣坤带队到麻城地区进行活动，消灭反动民团武装，夺取武器壮大队伍。1928年4月，利用驻黄麻的蒋系军队与桂系军队发生内讧之机，吴光浩指挥第7军各部返回黄麻地区，发动“二月暴动”，并选择在鄂豫两省交界的柴山堡地区创建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吴光浩指挥第7军实施灵活的游击战，先后打了一些胜仗，站稳了脚跟，并逐步使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得以扩大。1928年7月，奉上级指示，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31师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当时全军不到200人编为4个大队，对外称团，王树声被任命为第1大队（91团）党代表，队长时为晏仲平。改编后不久，晏仲平、王树声率第1大队和廖荣坤率领的第2大队（92团）一起南下返回乘马岗地区，打击反动民团武装，发动群众分田分粮，建立苏维埃和赤卫队，逐渐恢复了乘马、顺河、七里、紫云一带的老区根据地。当年10月，为加强对红军武装、柴山堡新区和黄麻老区的统一领导，重新组成了中共鄂东特委，由王秀松任书记，戴季英、王树声等人当选为特委委员。国民党军几次组织兵力向柴山堡地区进犯，但吴光浩等人指挥部队避实击虚，灵活转战，先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29年初，吴光浩指挥红31师向国民党军比较空虚的侧后方进击，在粉碎敌人围攻的同时扩大游击范围，拔除反动民团武装。王树声、晏仲平率第1大队和倪志亮率领的第3大队（93团）挺进黄安北部地区，连克禹王城、熊家畈、徐家湾和麻城西张店等据点，清除了多股反动民团武装。1929年3月底爆发了蒋桂战争，驻黄麻地区的桂系军队仓惶离去，吴光浩趁势率部出击，发动广大农民，消灭反动民团，一时威振黄安、麻城。红31师越战越强，已发展到400多人，部队还办起了小型红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等。5月初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和红31师党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鄂东北特委，由徐朋人任书记，王树声等人被选为特委委员。
就在这时，传来了噩耗：红11军军长兼红31师师长吴光浩不幸牺牲。吴光浩是湖北黄陂人，1906年出生。1925年，19岁的吴光浩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并于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血战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城，屡立战功，被提升为营长。“八七会议”后，吴光浩受湖北省委派遣，先后参与领导鄂南起义和黄麻起义，在严重困难的形势下坚持战斗，保存了革命火种，成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先驱创建者之一。吴光浩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带领部队游击转战，屡创强敌，战果累累。他身先士卒，联系群众，因而深受部属爱戴，并被鄂豫边区百姓视为传奇般的英雄。1929年5月初，吴光浩受上级派遣率十余人前往商（城）南地区参与领导武装起义。在途经湖北罗田县滕家堡时，被反动民团武装发现，遭敌突然袭击包围。吴光浩带领随行战士奋力冲杀，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年仅23岁。由于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为不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东北特委一时没有公布他牺牲的消息。上海中央军委接到报告后，派遣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去鄂东北开展军事工作。后鄂东北特委决定徐向前到红31师去，名义上是副师长，实际上要担负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
徐向前到了红31师后，很快就面临了国民党军接二连三的“会剿”。时年28岁的徐向前勇挑重担，带领红31师这支400人的红军队伍和地方农民武装灵活与敌周旋，密切配合，避强击弱，连战连捷。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粉碎了敌“罗（霖）李（克邦）会剿”；8月中旬至9月下旬，粉碎了敌“鄂豫会剿”；10月7日至13日，又粉碎了敌“徐（源泉）夏（斗寅）会剿”。红31师连挫强敌，声威大振，队伍发展到了700余人，有枪600余支。由于徐向前指挥得当，捷报频传，赢得了红31师和鄂豫边军民的信任，鄂东北特委这才公布了吴光浩牺牲的消息。在这一期间，王树声率领第1大队在徐向前指挥下南北转战，也取得了白沙关战斗胜利等不俗战绩。在迎击敌“徐夏会剿”的天台山铁子岗伏击战中，由于国民党军兵力太多，红31师无法得手，损失较大，被迫撤退。王树声的革命引路人之一、时任红31师第2大队党代表的桂步蟾也在战斗中牺牲。徐向前坚持留在最后掩护主力撤退，不慎扭伤了脚，行动困难，只好钻进树林中隐蔽。敌人冲了上来，到处进行搜剿，情况非常危急。幸好天色已黑，第2大队队长廖荣坤带着几名战士及时赶到，将徐向前救出了险境。
1929年5月6日，在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又称商罗麻特别区委）领导下，成功发动了商南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2师，由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着手创建豫东南根据地。这个徐其虚就是王树声在麻城县高等小学读书时的同学，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之一。在发动商南起义之前，由于商城县委遭到破坏，中共豫东南特委便将商城起义工作委托由鄂东特委领导。当时鄂东特委派遣徐子清、徐其虚到商南帮助工作，并成立了鄂豫边特别区委，由徐子清任书记，徐其虚任委员。商南起义就是在鄂豫边特别区委领导下成功发动的。不久后豫东南特委与鄂东北特委（由鄂东特委改组而成）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消鄂豫边特别区委，将商南党组织和红32师交商城县委统一领导。然而徐子清和徐其虚却不接受联席会议决定，不交组织给豫东南特委，并扣留信阳团县委巡视员和商城县委书记，软禁豫东南特委特派员。商城县委和豫东南特委巡视员决定进行反击，宣布依照联席会议的决议解散鄂豫边特别区委，所有工作完全由商城县委负责，并给予徐子清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不久后商城县委委员王泽渥诬陷徐子清、徐其虚“投敌”，错误将二人杀害，这就是鄂豫皖早期著名的“二徐事件”。因为上述原因，鄂东北特委与商城县委的关系一度弄得很紧张。在粉碎敌“鄂豫会剿”时，红31师与红32师曾联合作战。徐向前老成持重，谨慎处理两军会师后的团结工作，总算是没有影响反会剿战斗。
1929年9月，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鄂豫边特委。11月，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县南部成立，由徐朋人任特委书记，王平章、徐宝珊、周纯全、詹才芳、徐向前等人任特委委员。一个月后又召开了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了鄂豫边特区最高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由曹学楷任主席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29年底，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发动了皖西六（安）霍（山）起义。各路起义武装于1930年1月会师，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3师，由徐百川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部主任，开始创建皖西根据地。鉴于鄂豫边、豫东南、皖西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的领导和红军军事指挥，建立鄂豫皖边特别区和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为此，派遣郭述申、曹大骏、许继慎、熊受喧等军政干部来到鄂豫皖传达和执行党的指示。
1930年3月20日，在黄安县箭厂河召开了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由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徐朋人等组成常务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徐向前、王树声等人被选为特委委员。不久，鄂豫皖边特委宣布将红31、红32、红33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并成立红1军前敌委员会，由曹大骏任书记，许继慎任红1军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下辖第1、第2、第3师和独立旅，共2100余人，有枪千余支。6月，又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接着，活动在鄂东南的红8军一部也改编为红15军，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共1800余人。至此，统一的鄂豫皖红军和苏区已经成形。
红1军成立后，王树声被任命为红1师第1大队队长。当时红1师没有团、营、连的编制，只有5个大队约800余人，师长则是由副军长徐向前兼任的。经过粉碎敌人三次“会剿”的战斗，王树声对徐向前有了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他非常钦佩这位指挥有方的山西人，因而执行命令不打折扣，二人的配合很是默契。1930年5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各路国民党军队多被调去参战，敌人的后方顿显空虚。中共中央当时正逢“立三路线”时期，战略方针很“左”，要求鄂豫皖边特委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切断平汉路，伺机进攻武汉。据此，红1军兵分两路：军长许继慎率红2师、红3师向皖西北活动；副军长兼红1师师长徐向前率红1师向平汉路出击。经过两个月作战，红1军连战连捷，两次出击平汉路，攻克英山、霍山、罗田等县，歼敌7000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5000余人，得到了很大发展。其中徐向前指挥的红1师歼敌和扩红最多，并取得了红1军成立以来首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团的胜利。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袭占杨家寨，伏击杨平口，突袭花园镇，三战三捷，歼敌2600余人，声威大震。红1师也历经三次扩编，由5个大队扩编成2个3营制步兵团和1个机炮混成团，共3000余人。王树声这时已升任为红1团团长。
1930年9月初，红1军各师会合后，又奉中央指示，配合各路红军“会师武汉”，第三次西进出击平汉路。由于敌众我寡，红1军在平汉路沿线作战连续失利。红1军前委经研究后，决定全军放弃在铁路沿线活动的计划，移师豫南休整。这时，中央也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路线。10月上旬，红1军攻克光山、罗山县城，其后在光山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决定将部队统一整编。红1师编为第1、第3团，师长刘英，政治委员李荣桂，副军长徐向前免兼红1师师长；红2、红3师合编为红2师，辖第4、第6团，师长孙永康，政治委员王培吾。不久，又将军属独立旅、黄麻补充营和皖西中央独立第1、第2师合编为红3师，师长萧方。整编后全军已达6000余人。此时，蒋介石正调动大批部队准备向鄂豫皖苏区发动围剿。而红1军并不知道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仍奉中共长江局指示，以主力南下威逼武汉，并准备向长江沿岸发展，打通与鄂东红15军的联系。红1军南下作战后，一攻姚家集，二攻黄安均失利，尔后突击谢店，夜袭新洲，稳住了阵脚。在奔袭新洲的战斗中，王树声的红1团担任主攻，与兄弟部队协同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2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棉花、布匹等物资。其中担任红1团尖刀营的营长，就是王树声的老乡、未来的共和国上将许世友。
12月初，红1军进驻罗田县但店地区补充棉衣。此时中央派来了黄埔四期毕业的曾中生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并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红1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向长江沿岸和鄂东发展的计划，全军向皖西挺进，打击入侵之敌。这时，向鄂豫皖苏区发动围剿的8个师又3个旅10万国民党军已围了上来。曾中生立即主持组成了中共鄂豫皖边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指挥红1军和已划归鄂豫皖苏区的红15军联合进行反围剿作战。在此期间，中央又派遣邝继勋、余笃三到鄂豫皖苏区加强军事领导工作。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在商南的长竹园会合。根据中央指示，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由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编为第10师（师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第11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和军属独立团，共1.25万余人，归鄂豫皖边特委直接领导。2月初，鄂豫皖边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鄂豫皖边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
鄂豫皖边特委和军委指挥红4军及地方武装灵活击敌，经过先后3个多月艰苦转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歼敌1.5万余人。同时鄂豫皖苏区得到大部恢复，人口达200余万，红4军也发展到了1.5万人。在解放了河南新集镇后，将之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首府，成为了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王树声担任了改编后的红4军第10师30团团长，率所部远战皖西，固守柴山堡，横扫香火岭，打援磨角楼，攻占新集，出击平汉线，大战双桥镇，也立下了很多战功。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实施领导。去迎接并护送张国焘等人安全到达鄂豫皖苏区的，正是王树声率领的红30团。其时王明一伙人已通过六届四中全会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并向各苏区派出大批干部去推行“左倾”路线。张国焘参加过中共建党的一大，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老资格的中央领导人；陈昌浩曾留学苏联，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时年25岁，血气方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泽民是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性格狂热。他们到了鄂豫皖苏区后，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并着手重新研究红4军的行动计划。
话说中共中央不论是谁当权，一次次地派人来鄂豫皖加强领导，一次次地改组当地党政军领导机构，不外是要将地方苏区的领导大权收归中央，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按理这种方式也没什么问题，在其他苏区同样如此。然而由于执行者的素质、禀赋、性格不同，执行中央指示的效果便也不同。如果再出了几个野心家和极端分子，那么地方苏区面临的就将是灾难。王树声当时绝对想不到，他迎接并护送的这几位中央大员，将彻底改变鄂豫皖苏区的命运。
张国焘等人来到鄂豫皖苏区不久，蒋介石就对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集结了11个师约13万兵力从东、南、北方向直扑过来。此时红4军已增加了由中央教导第2师改编成的第12师和由军部警卫团及光山、罗山、黄安三县独立团合编成的警卫师，有了4个师兵力。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徐向前等苏区军政领导人经过研究后，决定分兵于内外线作战，一边牵制进剿的国民党军，一边东进皖西寻机歼敌。红4军和地方部队密切配合，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的战术，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先后取得了独山镇、浒湾、桃花店、十里铺等战斗胜利。各路国民党军畏惧打击，不敢深入苏区。而北线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吉鸿昌部因不愿与红军打仗，又自行撤出。结果红4军仅一个月时间就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先后歼敌5000多人。苏区也扩大到东西长300多里，南北宽150余里，人口近250万。
反围剿战斗还未完全结束，张国焘就开始着手改组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机构。他召开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了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张国焘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担任了鄂豫皖省委书记，陈昌浩担任了鄂豫皖共青团分局书记，几个人总揽了鄂豫皖苏区的党政军大权。原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被调任为红4军政治委员，原红4军政治委员余笃三改任红11师政治委员。红4军再次进行了整编，辖第10（师长刘英，政委康荣生）、第11（师长周维炯，政委余笃三）、第12（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俊）、第13（师长徐向前，政委陈奇）师共4个师近2万人。同时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整编后，王树声被任命为红11师副师长兼红33团团长。
至此，风云际会的鄂豫皖英雄谱臻于极盛。下面，就该轮到大批将星殒落的悲剧一幕了。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转而对鄂豫皖苏区采取了守势。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等红4军领导人认为这是积极向外发展的有利时机，应集中主力南下作战，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然而张国焘却提出要“巩固苏区”，否决了红4军领导人的建议。在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主持下，鄂豫皖苏区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共青团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等一系列会议，旨在使苏维埃运动正规化，也取得了不少成效。这样过了快一个月，周边的国民党军仍无动静。6月底豫皖中央分局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与会多数人主张红4军主力南下发展，并通过了会议决定。不久，张国焘推翻了分局会议决定，要求红4军在一个月内向英山、潜山、太湖出击，威逼安庆，震动南京。而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张，建议攻下英山后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恢复部分失守的鄂豫皖苏区，稳扎稳打。张国焘强行否决了红4军领导人的建议，命令部队准备向英山、潜山、太湖出击。
为了进一步贯彻自己的主张，张国焘又改组了红4军领导机构。由于邝继勋军事能力有限，又因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了中央指责，就撤掉了他的军长职务，改任红13师师长。对于红4军军长的人选问题，张国焘是经过了仔细掂量的。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3年多浴血奋战过程中，许继慎、徐向前、蔡申熙、曾中生四人都不同程度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战略眼光，明显高出其他将领一筹，红4军军长非其一莫属。其中，许继慎是黄埔一期毕业，出身于叶挺独立团，能征善战，在红军中威望很高，周恩来曾赞许他“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不过许继慎心高气傲，又快言快语，经常批评邝继勋等军领导的不当之处，在团结方面不足。他资格老，对党内的事情知道较多，很是看不上张国焘那种颐指气使的派头，曾私下称其为“老右倾”，还提起过张国焘阻碍南昌起义的往事。张国焘对此无法容忍，对许继慎是烦不胜烦。加上许继慎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也有点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行为“较为浪漫”，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因而便成了政敌攻讦的证据。总之，张国焘对其是必然弃用。
曾中生是黄埔四期毕业，既有很强的军事理论才能，又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是一位军政兼优的领导人。后来红四方面军西征到四川后，曾中生身陷囹圄，在狱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写下了《与川军作战要点》、《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游击战争要诀》等著作，甚至被张国焘作为干部必读下发全军。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时，中央曾点名要求见曾中生，可惜未能如愿。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陕北看到了曾中生的这些著作，不由对之大加赞赏。曾中生的问题是顾全大局，能容忍部队中一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因而被认为是调和有余，斗争不足。加上他也反对过张国焘的主张，又和周恩来走得很近，自然不被张国焘信任，同样被弃用。
蔡申熙是黄埔一期毕业，有很高的战略见解和军事领导才能，头脑冷静，办事精细，既是极好的参谋人才，又是能独揽一方的军事统帅。他在进黄埔军校之前就和张国焘在工会工作中结识，二人彼此了解，互相信任。按理说他应该是担任红4军军长的理想人选。可惜的是蔡申熙在双桥镇战斗中左臂负伤残废，干不了重活，难以担起军长这摊繁重工作。张国焘爱惜他的身体，让他留在后方当了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才会事先找蔡商讨一番。
最后只剩下了徐向前。黄埔一期出身的徐向前军事指挥才能出众，为人谨慎谦和，工作极端负责，能任劳任怨，有大将风度，在部队中威望很高。他对同事和领导都非常尊重，讨论问题时从无过激语言，因而得到了张国焘的欣赏。既然已无可再选，那么徐向前的上位便顺理成章了。经过改组后，由徐向前任红4军军长，曾中生任政委，政治部主任由中央派来的原毛泽东连襟刘士奇担任。
1931年7月底，徐向前、曾中生就率红4军主力5个团向英山进发了。王树声指挥红11师33团担任主攻英山的任务，协同红12师一仗得胜，全歼守敌1800多人，打通了红4军南下的通道。下一步就要按原定计划出潜山、太湖，向安庆进攻。然而徐向前和曾中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敌强我弱，劳师远征根本不会得手。曾中生是军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他果断改变原定计划，以一部守英山，主力向蕲春、黄梅、广济出击。同时，给张国焘写了一封信，说明改变计划的情况。红4军主力一路连克浠水、罗田、漕河、广济诸城，又奔袭黄梅城，大战洗马畈，先后歼灭敌人7个多团，俘敌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同时收缴了大量金银财物。在空前激烈的洗马畈战斗中，王树声中弹负伤，幸无大碍。
这一时期，张国焘因患肠胃病卧床不起，难以工作，便由沈泽民、蔡申熙分别代理了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务。据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表述，在接到曾徐的信后，沈泽民等人担心张的病，没有告诉他。沈泽民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后由沈泽民起草了一封答复信，要求红4军执行原定作战计划。而一般党史对此的描写则是张国焘接到曾徐的信后非常恼怒，连续致信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公开“违抗分局命令”，“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并强令红4军“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前方的徐向前、曾中生等人估计到了张国焘会有反应，曾中生更是比较清楚张国焘的为人，干脆直接给上海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并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申诉红4军南下的理由。信中认为，红4军的行动是正确的，不仅恢复了大片红色区域，还可以相机占据长江边的武穴，寻机机动歼敌，并准备继续向宿松、潜山、太湖方向发展，直至出击安庆。其后徐向前、曾中生继续指挥红4军作战，连战皆捷，直至把洗马畈战斗逃脱的残敌围在了叶家集。正要准备进攻时，接连接到了张国焘严厉的指责信。徐向前、曾中生无奈，只好率部撤围北返。在9月初到达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时，曾中生召开了部队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公开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红4军南下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应开展英、蕲、黄、广地区工作，不应北返。会上通过了由曾中生起草的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先行北返，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曾中生的政治眼光是敏锐的，以往会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慎重处理这样的事。但由于他对张国焘不抱什么希望，此次行为便失之于鲁莽，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反而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实际上，两个多月后，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作出了最终的裁定：否决了红4军的南下行动，称其是“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等。对于曾中生本人，则给予了严厉处理：“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从此，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被打入另类。
张国焘接到了红4军的申明书后，其恼羞成怒可想而知，他在回忆录中甚至将其称之为“哀的美敦书”（即拉丁文音译的“最后通牒”）。张国焘将这件事的责任都归到了曾中生和许继慎头上，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道：“曾钟圣（生）说道这封信是泽民同志起草的，国焘同志病着不知道，泽民同志素来将红军视为保护他个人的工具，这种右倾的保守观点，是有害于红军的。许继盛（慎）更强调红四军的行动，应该由将领们为军事的前途打算，不必理会新集（指鄂豫皖苏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的指示。”对于军长徐向前，张国焘则予以了开脱：“以徐向前为首的多数将领，虽不赞同这种主张，但也不愿在军中展开政治性的讨论，因而表示仍须事先获得新集的批准。”
接到红4军的“哀的美敦书”后，张国焘立即召开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紧急会议，指斥曾中生等人要带红4军偷渡长江，严重抗命，是别有用心的。蔡申熙提议派陈昌浩去接替曾中生红4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纠正他的错误行为。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一致赞同蔡申熙的建议，“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陈昌浩还表示谦虚，提议由蔡来担任红4军政治委员。蔡申熙则说自己身体不行当不了，坚持由陈昌浩继任。最后张国焘拍板，委任陈昌浩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赶到前线去处理此事，并将红4军带回来。张国焘还撑着病体来到河南光山县白雀园的红13师师部，宣布了曾中生、许继慎的错误，得到了红13师师长邝继勋等干部的拥护。其后张国焘就留在白雀园，等着陈昌浩把部队带回来。
9月13日，红4军返回到麻埠时，陈昌浩奉分局之命来到军部，宣布撤销了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自己取而代之。随后他又专门去了红12师，对师长许继慎进行了调查。不料这一下就查出了大事。还在8月的时候，有两个人给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命将人和信都送到军部，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徐曾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这次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而来，借题发挥，严查了劝降信的事。结果很快就“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保卫局的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陈昌浩当即命令抓人。于是，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2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12师副师长兼34团团长萧方、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28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名军事干部相继被捕。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被抓的人也越来越多。
9月底，红4军回到了白雀园。张国焘了解到军中一下挖出了很多“改组派”、“反革命”，既感到事态严重，又非常高兴。他亲自坐镇，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这样，就拉开了鄂豫皖革命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白雀园大肃反”的序幕。
肃反的狂潮一起，就按照既有的疯狂逻辑进行了下去。其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逼供信之下，“改组派”、“反革命”、“第三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于是，开始了杀人。许继慎、周维炯都遭到了严刑拷打，他们据理力争，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最后，保卫局将二人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其他被抓捕的熊受暄、萧方、柯柏元等红军将领，亦先后遇难。
在肃反淫威之下，遭到抓捕和杀害的军政干部一批接着一批，级别也越来越高：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鄂豫皖军委会副主席郑行瑞、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李荣桂、红4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红4军秘书长陈翰香，红10师师长陈奇，红12师先后三任政委庞永俊、姜镜堂、吴荆赤，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红10师参谋主任范沱、红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红30团团长高建斗、红30团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28团副团长丁超、原中央独立第1师师长徐百川、原中央独立第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北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红29团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
“白雀园大肃反”为时近三个月，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还不到2万人，足足肃掉了七分之一！另外有个数字是：12个团共杀掉了6000人！这还没完，小规模的肃反运动此后又绵延了将近一年，不少红军干部被抓了放，放了抓，最后还是被杀掉了。据统计，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
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反革命”，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从此成为了难以弥补的楚天长恨！
对于鄂豫皖大肃反，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却轻描淡写道：“在这个苏区内虽然也破获了一些许继盛的同谋者，但多数被整肃的，均系一些利用苏维埃职权，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等的违法者。后来据中央分局的统计，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真是不知羞耻为何！
经过鄂豫皖大肃反后，创建苏区的元勋中，除了曾中生、邝继勋、徐向前、蔡申熙、郭述申、曹大骏、王平章、余笃三、吴焕先等少数人外，其他高级干部几乎被杀光。蔡申熙、郭述申、王平章、吴焕先是张国焘和沈泽民信任的人且不提；曾中生、邝继勋暂时没有被肃掉是因为他们在中央那里挂了名，要求“以观后效”；曹大骏、余笃三则被撤职降级下放，前者于1932年10月在战斗中牺牲，后者也没能逃脱掉川陕苏区的肃反；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由于高级军事指挥员已极度缺乏，而徐又素来低调谨慎，任劳任怨，从不触怒张国焘，所以留下他。然而在肃反的逻辑下，任何人都难以得到完全信任，都可能要被搞一搞。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徐向前问了当时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周纯全，才知道程训宣没什么问题，被抓起来不过是为了要搞徐向前的材料。因为搞不到，放了程又不好面对徐向前，干脆杀掉。徐向前要是有异动，就证明其是反革命，也会被杀掉；如果没什么反应，那就要经受革命考验，表现得更加勤勉规矩才行！
由于王树声素来在部队中尊敬上级，谨慎谦虚，律己很严，加上对敌斗争坚决，因而幸免于难。但是王树声的家庭却遭到了大难：他的弟弟王宏义、堂兄王幼安的胞弟王宏学、妹妹王桂玉、二哥王宏恕的妻子、王幼安15岁的儿子王松乔都在肃反中被杀害。王树声明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却救不了他们，只能任凭这些亲人含冤遇难。王树声忍受着个人深切的悲痛和愤懑，仍然为了红色苏区而东拼西杀，表现出了对党对革命事业的高度忠诚。这是那一代革命者的共同特征，是中国革命能够最终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鄂豫皖苏区在经过了多次肃反后，红军里中高层指挥人员的构成，也主要从原来的军事科班出身和知识分子为多转变成了工农出身者为多的格局。红四方面军后来出了很多大老粗的猛将，像许世友、王近山、陈再道、余天云等人，都是在这种格局下涌现出来的。就王树声的个人能力而言，在鄂豫皖苏区创建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太出彩的表现。主要就是忠诚为党，杀敌英勇，执行命令坚决等，而这些能力在同期的军队将领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肃反错杀了那么多红军中高级干部，王树声是不可能走到后来那个地位的。
1931年10月，成立了红25军，邝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开始只下辖第73师，将红4军第12师师部改编为红25军第73师师部，刘英任师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并从红10、11、12师中各抽了1个团组成红73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这天，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其下辖红4军和红25军，有第10、11、12、73师共4个师，全军近3万人。原红4军军部改编为方面军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其中新任红12师师长就是上海中央派到鄂豫皖不久的未来大将陈赓。王树声被任命为红11师师长，并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阅兵总指挥，组织了阅兵仪式。
在此之前，蒋介石亲自跑到武汉，调动了15个师兵力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由于“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举国振动，国民政府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以致围剿一时未能发动。苏区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心抓住时机，主动出击，大量歼灭国民党军，将敌人的围剿粉碎在萌芽阶段。新任总指挥徐向前不负重望，在1931年10月至1932年6月间，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潢光、苏家埠四大战役，先后歼灭国民党军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歼灭敌正规军就近40个团，使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就被粉碎。徐向前表现出的作战风格是狠、硬、快、猛、活，企图心大，有气魄，拼的是“最后五分钟”的狠劲，一举成为了红军中的著名军事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了2个军6个师，还组建了4个独立师和少共国际团，总兵力达4.5万余人，各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发展到了20万人以上。同时，鄂豫皖苏区也迅速扩大，东起舒城附近，南到黄麻、广济，西跨平汉铁路，北濒淮河，连成了一大片，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拥有黄安、商城、霍丘、英山、罗田5座县城，建立起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在这四大战役中，王树声率部在黄安战役中诱敌深入，攻克桃花镇和高桥河，嶂山打援歼敌1个团，坚决阻敌4个旅8个团的增援；商潢战役中围攻北亚港，阻敌傅流店，配合方面军主力迂回包抄敌19个团；潢光战役中围攻仁和集，歼敌3个团，活捉敌旅长李万林。在商潢战役最后阶段，王树声亲临前线指挥身负重伤，住院治疗四个多月。伤愈后，他被调任为红73师师长。
由于豫皖苏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摄南京，西逼武汉，威胁中原腹心之地，对于国民党政权是芒刺在背。1932年7月，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调集26个师另6个旅共30余万大军，又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次情况非常严重，国民党军力量也空前强大，其一改前三次围剿以地方部队和杂牌军为主的兵力部署，调来了第1、2、3、4、9、10、80、83、88、89师等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武器装备也比较精良，还有空军助战。蒋介石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采用了新战术，要“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
与此针对，苏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采取了以进对进的战略方针，提出“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要求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全军主动出击，甚至要“威逼武汉”。
1932年7月6日，奉张国焘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主力第10、11、12、73师和黄安独立第1师，南下进攻麻城，要一举拔掉这个插入鄂豫皖苏区内的钉子。战斗打响后，王树声率红73师奔袭包围麻城，并与兄弟部队协同在麻城以北的七里桥、红石堰地区歼国民党军第31师93旅，俘敌旅长章祖卿以下2000多人，缴枪2300多支。然而麻城城防坚固，守敌顽强抵抗，几次攻击未能奏效。此时，国民党军北线围剿部队徐庭瑶纵队4个师已向豫皖苏区的北门霍丘发起进攻。红25军军长邝继勋率1个团坚守霍丘，因敌众我寡，霍丘失守，邝继勋率少数部队乘夜突围。徐向前认为霍丘难守，应撤出来机动歼敌，遂派蔡申熙前去传达命令。然而蔡申熙还在路上，霍丘就已丢失。张国焘气得当即撤掉了邝继勋的红25军军长职务，由蔡申熙接任。
红军围攻麻城不下，国民党军徐庭瑶纵队从北面，陈继承纵队从西面，卫立煌纵队从南面已经向豫皖苏区压了过来，形势非常紧急。张国焘认为一定要打下麻城，然后可以乘胜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在他的严令下，徐向前率部继续围攻麻城。王树声指挥红73师配合红11师攻占大陡坡山，歼敌1个团，拔掉了麻城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然而外围国民党军加快了进逼速度，西路的陈继承纵队已逼近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七里坪，南路的卫立煌纵队已进至冯寿二地区。这下鄂豫皖全区震动，张国焘也无法坚持围攻麻城了，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主面军主力回头向西迎击进犯的国民党军。
徐向前兵分两路，以红12师、11师、73师阻击卫立煌纵队，红10师阻击陈继承纵队。8月11日至13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冯寿二地区与卫立煌纵队主力展开激战，双方打成相持。由于国民党军增援部队源源赶到，密集靠拢，占据有利阵地筑起工事，同时出动部队向红军两翼迂回。红四方面军兵力、火力都无优势，又难以分割国民党军防线，战斗处于艰难之中。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经过商议后，率部队于13日夜撤出，转往七里坪地区，准备截击陈继承纵队。当日黄安失守。
8月15日，徐向前集中红10、11、12、73师、独立第1师共5个师部队，在七里坪迎面撞上了国民党军陈继承纵队主力，立即展开了激烈战斗。双方反复争夺各个阵地，所有预备队全都投了进去，战斗空前残酷。国军嫡系黄杰第2师遭到重创，连师部都被红军占领。陈继承调动援军向黄杰靠拢，总算稳住了阵脚，与红军继续进行彻夜争夺。当时陈继承与各师长都主张退兵，唯有卫立煌主张坚守，国军才坚持了下来。此时徐向前已将所有部队全部投入，没有预备队可以扩展战果了。等卫立煌纵队再赶来增援时，徐向前只好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向檀树岗转移，另寻战机。七里坪之战是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最激烈的一场恶战。战中国民党军损失5000余人，黄杰的第2师伤亡最严重，6个团长全部战死。红军也伤亡2000余人，俱是精锐，已被降为独立第1师师长的曾中生亦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一场正面进攻的消耗仗，红军以短击长，得不偿失，战局陷于被动。
8月21日，陈继承纵队在得到加强后，从七里坪北上，直扑鄂豫皖苏区的首府新集。在新集以北的扶山寨地区，再次与红四方面军主力遭遇。双方又是正面决战，不断投入预备队互有攻守。经过5天激战，陈继承纵队锐气已折，转入守势。而红四方面军虽歼敌2000多人，但未改变敌我态势，陷于不利。这时，南路的卫立煌纵队和北路的徐庭瑶纵队也逼了过来，对红四方面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徐向前、陈昌浩再次率部队撤出战场，向皖西地区转移。在扶山寨激战中，红12师师长陈赓右腿中弹负伤。9月9日，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陷入国民党军之手。
红四方面军在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三战不胜，已失去了打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只能步步后退。国民党军大举踏入苏区腹地，到处烧杀抢掠，企图彻底毁坏苏区经济，使红四方面军无立足之地。王树声率部担任后卫任务，掩护方面军主力向皖西转移。
红四方面军主力一路转战，未能摆脱困境。而苏区遭到敌人野蛮蹂躏，加上推行政策过程中的“左倾”错误，使得到处是生产凋敝，经济破产，满目疮痍。10月上旬，红军主力又回到黄安、七里坪地区。国民党军察觉后，陈继承、卫立煌纵队回头向西尾追，胡宗南部也向黄安、麻城地区迎头逼来。红四方面军再次腹背受敌，只得进行节节阻击。连日激战中，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红25军军长蔡申熙于10月9日身负重伤，第二天牺牲，时年26岁；红11师政委甘济时也在塔尔岗战斗中遭敌袭击阵亡。
在两个多月的反围剿作战中，因敌众我寡，加上红军领导层在战略指挥上的失误，过早与优势之敌决战，拼消耗，战术上也有问题，总是迎头堵击和正面反击，结果红四方面军连经恶战却未能打退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已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留下沈泽民、吴焕先等人领导鄂豫皖省委和红75师及地方武装坚持苏区斗争，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10、11、12、73师、少共国际团跳出鄂豫皖苏区，向平汉铁路以西地区转移。
留下来坚持苏区斗争的鄂豫皖省委重建了红25军，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下辖第74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75师（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全军约7000人，主要在鄂东北活动。不久又以留在皖西的原红25军221团和特务营等部改编为红28军，由廖荣坤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全军约3000人（该军后并入红25军），活动于皖西北。面对国民党军的残酷清剿，因双方力量悬殊，红军不断遭到损失，苏区日益缩小。就是在这种困境下，沈泽民等人仍不失狂热，继续进行肃反。结果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红73师师长廖荣坤、红73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红82师师长江求顺、红82师副师长卢兴明、第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声、第二路游击师政委吴代芬、独立第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等一批指挥员相继被捕杀，更加剧了红军的困难。沈泽民因病去世后，红25军在鄂豫皖已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后在继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中央苏区派来的程子华，以及吴焕先、徐海东等人率领下，红25军离开鄂豫皖开始向陕西长征。高敬亭等人留在鄂豫皖，重建了红28军，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32年10月12日拂晓，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穿越平汉铁路向西突围。蒋介石得到情报后，立即调动大批部队向红军进行平行追击和迎面堵击。王树声再次率部担任后卫，掩护方面军主力转移。令人感到悲怆的是，6年前王树声一家13人参加鄂豫皖革命，经过历次对敌斗争和肃反中的牺牲，此时已只剩下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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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鄂豫皖出来的红军猛将，曾任职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后入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是中共军史上的重要人物。不过，要仔细考察一下他的人生履历，就会发现还有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一面，王的能力和作为意外地与其名气不相称，也使他的后半生很少被人提及。在开国十大将中，王树声与许光达的情况类似，但生平事绩却还没有许光达突出。
1905年5月26日，王树声（原名王宏信）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比他早三个月还出生了一个邻村老乡，就是后来的共和国上将许世友。王树声出身于一个大家族，家境比较殷实，读私塾还算早，但18岁时才考入麻城县高等小学。在高小读书期间，王树声受任校长的堂兄王幼安（又名王宏文）影响，思想开始左倾，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两年后，王树声受聘在本乡教私塾，不久又担任了乘马岗区初等小学校长。1926年夏，北伐的国民革命浪潮席卷两湖，王树声在回乡发动革命的高小同学桂步蟾、徐其虚指引下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共同建立了乘马岗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桂步蟾、徐其虚后来都成为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创建者，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
在王树声和堂兄王幼安的带动下，王氏家族中人大多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王树声、王幼安一房兄弟姐妹妯娌共13人参加革命；后来成为共和国卫生部门领导的王恩厚随着本房3个叔祖父、2个姑妈、4个叔叔一起参加了红军；另一名共和国上将王宏坤则是同父亲、叔叔和本房的6个兄弟参加革命的。王氏家族投身革命的共有50多人，先后英勇牺牲者则达35人，是名副其实的满门忠烈。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北伐期间，王树声参与领导建立了乘马岗区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并担任农民协会组织部长，领导本地农民运动。王树声革命意志坚决，大义灭亲，组织农协会员捉拿了自己的嫡亲舅爹、大恶霸丁枕鱼，有力推动了乘马岗区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初成立了中共麻城县委，蔡济璜任县委书记，王树声与刘文蔚、刘象民、邓天文等人担任了县委委员。同时王树声还担任了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参与组建农民武装，先后多次对图谋反革命暴乱的土豪劣绅武装进行了坚决反击。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反共“清党”后，根据中共湖北省委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指示，王树声、蔡济璜、刘文蔚等人领导发动了麻城“九月暴动”，声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罪行，带领群众大规模搜捕打击土豪劣绅。由于暴动领导人的经验不足，加上国民党军队很快进行镇压，这次暴动未获成功。10月至11月初，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遣符向一、刘镇一、王志仁、吴光浩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来到黄（安）麻（城）地区，巡视和加强领导，组建成立鄂东特委与鄂东革命委员会，准备再次发动暴动。11月13日，在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吴光浩，以及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吴焕先、刘文蔚等人的统一领导下，发动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黄麻起义，成立了黄安工农民主政府，并将黄麻两地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王树声担任了以麻城农民武装编成的鄂东军第二路军分队长，正式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由于鄂东军只有300余人，枪支弹药也很少，在优势国民党军的袭击下，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总指挥潘忠汝和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等领导人牺牲，刚刚占领了21天的黄安城也丢失了。在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领导下，留下吴焕先、王树声、蔡济璜、刘文蔚等十余人枪在黄麻北部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吴光浩等率鄂东军主力72人带着53支长短枪，向黄陂县境内的木兰山转移。后来，在木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陈再道、詹才芳等72人，就被称作是“木兰山七十二英雄”，成为了鄂豫皖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王树声、戴季英、陈再道、詹才芳这些革命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资格最老的一批创建者。
这里值得提一下的是戴季英。这名游击英雄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肃反干将，“左”的厉害，不知冤杀了多少红军将士。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戴季英率红25军长征到了陕北后，戴季英又参与朱理治、聂洪钧等人发动的陕北肃反，大搞逼供信，抓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大批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和红军将士，差点断送了这块全国最后的红色苏区。幸好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及时长征到了陕北，制止了错误肃反。戴季英因为在肃反中的猖狂表现，被中央认定为与聂洪钧一起对这次肃反负有主要责任。不过，在当时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下，戴季英这种斗争经验丰富、干事狠辣的角色还是很有用场的。中央后来派他去了新四军，戴季英在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工作上干得都还不错。解放战争时戴季英在中原军区任要职，与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王震等人一同领导了著名的中原突围，保存了革命力量，受到了中央的表扬。解放后戴季英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等职，在建国初也不能说是低起点。然而戴季英自恃老资格，狂妄自大，伸手要官，与省委多数同事搞坏了关系，结果于1952年2月被河南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了党籍。毛泽东原来对戴季英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但在建国初的特定环境下，戴季英这种自以为资格老的伸手要权者注定没什么好下场。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这样，戴季英就成了“不可救药”者，被永远弃用。好在戴季英在长征路上救过刘华清的命，后来刘华清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对戴季英颇有照顾，让他安度了晚年。戴季英最后的贡献是对红25军战史撰写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他的“老资格”这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鄂东军分兵后，王树声等人的游击小队在敌军和土豪武装的围剿下难以坚持，只好埋掉枪支分散突围去寻找党组织和鄂东军主力。在此期间，蔡济璜、刘文蔚和王树声的堂兄王幼安相继被敌人捕获牺牲。吴焕先装扮成风水先生，四处奔走发动群众。王树声则东躲西藏，风餐露宿，艰难地寻找着部队和党组织。1928年2月初，王树声在麻城邻县罗田三里畈镇巧遇出来侦察敌情的鄂东军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军司令吴光浩，终于归队。此时，鄂东军已奉中共鄂东特委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由吴光浩担任军长，戴克敏担任军党代表。为适应斗争形势，吴光浩、戴克敏等人决定将全军化整为零，埋起长枪，编成4个便衣短枪队，走出木兰山到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王树声被任命为第2队党代表，队长是曾与王树声共同建立了乘马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的同乡廖荣坤。王树声和廖荣坤带队到麻城地区进行活动，消灭反动民团武装，夺取武器壮大队伍。1928年4月，利用驻黄麻的蒋系军队与桂系军队发生内讧之机，吴光浩指挥第7军各部返回黄麻地区，发动“二月暴动”，并选择在鄂豫两省交界的柴山堡地区创建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吴光浩指挥第7军实施灵活的游击战，先后打了一些胜仗，站稳了脚跟，并逐步使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得以扩大。1928年7月，奉上级指示，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31师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当时全军不到200人编为4个大队，对外称团，王树声被任命为第1大队（91团）党代表，队长时为晏仲平。改编后不久，晏仲平、王树声率第1大队和廖荣坤率领的第2大队（92团）一起南下返回乘马岗地区，打击反动民团武装，发动群众分田分粮，建立苏维埃和赤卫队，逐渐恢复了乘马、顺河、七里、紫云一带的老区根据地。当年10月，为加强对红军武装、柴山堡新区和黄麻老区的统一领导，重新组成了中共鄂东特委，由王秀松任书记，戴季英、王树声等人当选为特委委员。国民党军几次组织兵力向柴山堡地区进犯，但吴光浩等人指挥部队避实击虚，灵活转战，先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29年初，吴光浩指挥红31师向国民党军比较空虚的侧后方进击，在粉碎敌人围攻的同时扩大游击范围，拔除反动民团武装。王树声、晏仲平率第1大队和倪志亮率领的第3大队（93团）挺进黄安北部地区，连克禹王城、熊家畈、徐家湾和麻城西张店等据点，清除了多股反动民团武装。1929年3月底爆发了蒋桂战争，驻黄麻地区的桂系军队仓惶离去，吴光浩趁势率部出击，发动广大农民，消灭反动民团，一时威振黄安、麻城。红31师越战越强，已发展到400多人，部队还办起了小型红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等。5月初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和红31师党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鄂东北特委，由徐朋人任书记，王树声等人被选为特委委员。
就在这时，传来了噩耗：红11军军长兼红31师师长吴光浩不幸牺牲。吴光浩是湖北黄陂人，1906年出生。1925年，19岁的吴光浩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并于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血战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城，屡立战功，被提升为营长。“八七会议”后，吴光浩受湖北省委派遣，先后参与领导鄂南起义和黄麻起义，在严重困难的形势下坚持战斗，保存了革命火种，成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先驱创建者之一。吴光浩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带领部队游击转战，屡创强敌，战果累累。他身先士卒，联系群众，因而深受部属爱戴，并被鄂豫边区百姓视为传奇般的英雄。1929年5月初，吴光浩受上级派遣率十余人前往商（城）南地区参与领导武装起义。在途经湖北罗田县滕家堡时，被反动民团武装发现，遭敌突然袭击包围。吴光浩带领随行战士奋力冲杀，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年仅23岁。由于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为不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东北特委一时没有公布他牺牲的消息。上海中央军委接到报告后，派遣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去鄂东北开展军事工作。后鄂东北特委决定徐向前到红31师去，名义上是副师长，实际上要担负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
徐向前到了红31师后，很快就面临了国民党军接二连三的“会剿”。时年28岁的徐向前勇挑重担，带领红31师这支400人的红军队伍和地方农民武装灵活与敌周旋，密切配合，避强击弱，连战连捷。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粉碎了敌“罗（霖）李（克邦）会剿”；8月中旬至9月下旬，粉碎了敌“鄂豫会剿”；10月7日至13日，又粉碎了敌“徐（源泉）夏（斗寅）会剿”。红31师连挫强敌，声威大振，队伍发展到了700余人，有枪600余支。由于徐向前指挥得当，捷报频传，赢得了红31师和鄂豫边军民的信任，鄂东北特委这才公布了吴光浩牺牲的消息。在这一期间，王树声率领第1大队在徐向前指挥下南北转战，也取得了白沙关战斗胜利等不俗战绩。在迎击敌“徐夏会剿”的天台山铁子岗伏击战中，由于国民党军兵力太多，红31师无法得手，损失较大，被迫撤退。王树声的革命引路人之一、时任红31师第2大队党代表的桂步蟾也在战斗中牺牲。徐向前坚持留在最后掩护主力撤退，不慎扭伤了脚，行动困难，只好钻进树林中隐蔽。敌人冲了上来，到处进行搜剿，情况非常危急。幸好天色已黑，第2大队队长廖荣坤带着几名战士及时赶到，将徐向前救出了险境。
1929年5月6日，在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又称商罗麻特别区委）领导下，成功发动了商南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2师，由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着手创建豫东南根据地。这个徐其虚就是王树声在麻城县高等小学读书时的同学，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之一。在发动商南起义之前，由于商城县委遭到破坏，中共豫东南特委便将商城起义工作委托由鄂东特委领导。当时鄂东特委派遣徐子清、徐其虚到商南帮助工作，并成立了鄂豫边特别区委，由徐子清任书记，徐其虚任委员。商南起义就是在鄂豫边特别区委领导下成功发动的。不久后豫东南特委与鄂东北特委（由鄂东特委改组而成）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消鄂豫边特别区委，将商南党组织和红32师交商城县委统一领导。然而徐子清和徐其虚却不接受联席会议决定，不交组织给豫东南特委，并扣留信阳团县委巡视员和商城县委书记，软禁豫东南特委特派员。商城县委和豫东南特委巡视员决定进行反击，宣布依照联席会议的决议解散鄂豫边特别区委，所有工作完全由商城县委负责，并给予徐子清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不久后商城县委委员王泽渥诬陷徐子清、徐其虚“投敌”，错误将二人杀害，这就是鄂豫皖早期著名的“二徐事件”。因为上述原因，鄂东北特委与商城县委的关系一度弄得很紧张。在粉碎敌“鄂豫会剿”时，红31师与红32师曾联合作战。徐向前老成持重，谨慎处理两军会师后的团结工作，总算是没有影响反会剿战斗。
1929年9月，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鄂豫边特委。11月，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县南部成立，由徐朋人任特委书记，王平章、徐宝珊、周纯全、詹才芳、徐向前等人任特委委员。一个月后又召开了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了鄂豫边特区最高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由曹学楷任主席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29年底，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发动了皖西六（安）霍（山）起义。各路起义武装于1930年1月会师，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3师，由徐百川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部主任，开始创建皖西根据地。鉴于鄂豫边、豫东南、皖西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的领导和红军军事指挥，建立鄂豫皖边特别区和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为此，派遣郭述申、曹大骏、许继慎、熊受喧等军政干部来到鄂豫皖传达和执行党的指示。
1930年3月20日，在黄安县箭厂河召开了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由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徐朋人等组成常务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徐向前、王树声等人被选为特委委员。不久，鄂豫皖边特委宣布将红31、红32、红33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并成立红1军前敌委员会，由曹大骏任书记，许继慎任红1军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下辖第1、第2、第3师和独立旅，共2100余人，有枪千余支。6月，又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接着，活动在鄂东南的红8军一部也改编为红15军，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共1800余人。至此，统一的鄂豫皖红军和苏区已经成形。
红1军成立后，王树声被任命为红1师第1大队队长。当时红1师没有团、营、连的编制，只有5个大队约800余人，师长则是由副军长徐向前兼任的。经过粉碎敌人三次“会剿”的战斗，王树声对徐向前有了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他非常钦佩这位指挥有方的山西人，因而执行命令不打折扣，二人的配合很是默契。1930年5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各路国民党军队多被调去参战，敌人的后方顿显空虚。中共中央当时正逢“立三路线”时期，战略方针很“左”，要求鄂豫皖边特委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切断平汉路，伺机进攻武汉。据此，红1军兵分两路：军长许继慎率红2师、红3师向皖西北活动；副军长兼红1师师长徐向前率红1师向平汉路出击。经过两个月作战，红1军连战连捷，两次出击平汉路，攻克英山、霍山、罗田等县，歼敌7000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5000余人，得到了很大发展。其中徐向前指挥的红1师歼敌和扩红最多，并取得了红1军成立以来首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团的胜利。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袭占杨家寨，伏击杨平口，突袭花园镇，三战三捷，歼敌2600余人，声威大震。红1师也历经三次扩编，由5个大队扩编成2个3营制步兵团和1个机炮混成团，共3000余人。王树声这时已升任为红1团团长。
1930年9月初，红1军各师会合后，又奉中央指示，配合各路红军“会师武汉”，第三次西进出击平汉路。由于敌众我寡，红1军在平汉路沿线作战连续失利。红1军前委经研究后，决定全军放弃在铁路沿线活动的计划，移师豫南休整。这时，中央也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路线。10月上旬，红1军攻克光山、罗山县城，其后在光山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决定将部队统一整编。红1师编为第1、第3团，师长刘英，政治委员李荣桂，副军长徐向前免兼红1师师长；红2、红3师合编为红2师，辖第4、第6团，师长孙永康，政治委员王培吾。不久，又将军属独立旅、黄麻补充营和皖西中央独立第1、第2师合编为红3师，师长萧方。整编后全军已达6000余人。此时，蒋介石正调动大批部队准备向鄂豫皖苏区发动围剿。而红1军并不知道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仍奉中共长江局指示，以主力南下威逼武汉，并准备向长江沿岸发展，打通与鄂东红15军的联系。红1军南下作战后，一攻姚家集，二攻黄安均失利，尔后突击谢店，夜袭新洲，稳住了阵脚。在奔袭新洲的战斗中，王树声的红1团担任主攻，与兄弟部队协同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2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棉花、布匹等物资。其中担任红1团尖刀营的营长，就是王树声的老乡、未来的共和国上将许世友。
12月初，红1军进驻罗田县但店地区补充棉衣。此时中央派来了黄埔四期毕业的曾中生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并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红1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向长江沿岸和鄂东发展的计划，全军向皖西挺进，打击入侵之敌。这时，向鄂豫皖苏区发动围剿的8个师又3个旅10万国民党军已围了上来。曾中生立即主持组成了中共鄂豫皖边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指挥红1军和已划归鄂豫皖苏区的红15军联合进行反围剿作战。在此期间，中央又派遣邝继勋、余笃三到鄂豫皖苏区加强军事领导工作。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在商南的长竹园会合。根据中央指示，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由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编为第10师（师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第11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和军属独立团，共1.25万余人，归鄂豫皖边特委直接领导。2月初，鄂豫皖边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鄂豫皖边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
鄂豫皖边特委和军委指挥红4军及地方武装灵活击敌，经过先后3个多月艰苦转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歼敌1.5万余人。同时鄂豫皖苏区得到大部恢复，人口达200余万，红4军也发展到了1.5万人。在解放了河南新集镇后，将之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首府，成为了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王树声担任了改编后的红4军第10师30团团长，率所部远战皖西，固守柴山堡，横扫香火岭，打援磨角楼，攻占新集，出击平汉线，大战双桥镇，也立下了很多战功。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实施领导。去迎接并护送张国焘等人安全到达鄂豫皖苏区的，正是王树声率领的红30团。其时王明一伙人已通过六届四中全会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并向各苏区派出大批干部去推行“左倾”路线。张国焘参加过中共建党的一大，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老资格的中央领导人；陈昌浩曾留学苏联，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时年25岁，血气方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泽民是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性格狂热。他们到了鄂豫皖苏区后，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并着手重新研究红4军的行动计划。
话说中共中央不论是谁当权，一次次地派人来鄂豫皖加强领导，一次次地改组当地党政军领导机构，不外是要将地方苏区的领导大权收归中央，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按理这种方式也没什么问题，在其他苏区同样如此。然而由于执行者的素质、禀赋、性格不同，执行中央指示的效果便也不同。如果再出了几个野心家和极端分子，那么地方苏区面临的就将是灾难。王树声当时绝对想不到，他迎接并护送的这几位中央大员，将彻底改变鄂豫皖苏区的命运。
张国焘等人来到鄂豫皖苏区不久，蒋介石就对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集结了11个师约13万兵力从东、南、北方向直扑过来。此时红4军已增加了由中央教导第2师改编成的第12师和由军部警卫团及光山、罗山、黄安三县独立团合编成的警卫师，有了4个师兵力。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徐向前等苏区军政领导人经过研究后，决定分兵于内外线作战，一边牵制进剿的国民党军，一边东进皖西寻机歼敌。红4军和地方部队密切配合，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的战术，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先后取得了独山镇、浒湾、桃花店、十里铺等战斗胜利。各路国民党军畏惧打击，不敢深入苏区。而北线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吉鸿昌部因不愿与红军打仗，又自行撤出。结果红4军仅一个月时间就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先后歼敌5000多人。苏区也扩大到东西长300多里，南北宽150余里，人口近250万。
反围剿战斗还未完全结束，张国焘就开始着手改组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机构。他召开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了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张国焘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担任了鄂豫皖省委书记，陈昌浩担任了鄂豫皖共青团分局书记，几个人总揽了鄂豫皖苏区的党政军大权。原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被调任为红4军政治委员，原红4军政治委员余笃三改任红11师政治委员。红4军再次进行了整编，辖第10（师长刘英，政委康荣生）、第11（师长周维炯，政委余笃三）、第12（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俊）、第13（师长徐向前，政委陈奇）师共4个师近2万人。同时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整编后，王树声被任命为红11师副师长兼红33团团长。
至此，风云际会的鄂豫皖英雄谱臻于极盛。下面，就该轮到大批将星殒落的悲剧一幕了。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转而对鄂豫皖苏区采取了守势。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等红4军领导人认为这是积极向外发展的有利时机，应集中主力南下作战，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然而张国焘却提出要“巩固苏区”，否决了红4军领导人的建议。在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主持下，鄂豫皖苏区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共青团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等一系列会议，旨在使苏维埃运动正规化，也取得了不少成效。这样过了快一个月，周边的国民党军仍无动静。6月底豫皖中央分局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与会多数人主张红4军主力南下发展，并通过了会议决定。不久，张国焘推翻了分局会议决定，要求红4军在一个月内向英山、潜山、太湖出击，威逼安庆，震动南京。而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张，建议攻下英山后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恢复部分失守的鄂豫皖苏区，稳扎稳打。张国焘强行否决了红4军领导人的建议，命令部队准备向英山、潜山、太湖出击。
为了进一步贯彻自己的主张，张国焘又改组了红4军领导机构。由于邝继勋军事能力有限，又因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了中央指责，就撤掉了他的军长职务，改任红13师师长。对于红4军军长的人选问题，张国焘是经过了仔细掂量的。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3年多浴血奋战过程中，许继慎、徐向前、蔡申熙、曾中生四人都不同程度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战略眼光，明显高出其他将领一筹，红4军军长非其一莫属。其中，许继慎是黄埔一期毕业，出身于叶挺独立团，能征善战，在红军中威望很高，周恩来曾赞许他“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不过许继慎心高气傲，又快言快语，经常批评邝继勋等军领导的不当之处，在团结方面不足。他资格老，对党内的事情知道较多，很是看不上张国焘那种颐指气使的派头，曾私下称其为“老右倾”，还提起过张国焘阻碍南昌起义的往事。张国焘对此无法容忍，对许继慎是烦不胜烦。加上许继慎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也有点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行为“较为浪漫”，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因而便成了政敌攻讦的证据。总之，张国焘对其是必然弃用。
曾中生是黄埔四期毕业，既有很强的军事理论才能，又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是一位军政兼优的领导人。后来红四方面军西征到四川后，曾中生身陷囹圄，在狱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写下了《与川军作战要点》、《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游击战争要诀》等著作，甚至被张国焘作为干部必读下发全军。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时，中央曾点名要求见曾中生，可惜未能如愿。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陕北看到了曾中生的这些著作，不由对之大加赞赏。曾中生的问题是顾全大局，能容忍部队中一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因而被认为是调和有余，斗争不足。加上他也反对过张国焘的主张，又和周恩来走得很近，自然不被张国焘信任，同样被弃用。
蔡申熙是黄埔一期毕业，有很高的战略见解和军事领导才能，头脑冷静，办事精细，既是极好的参谋人才，又是能独揽一方的军事统帅。他在进黄埔军校之前就和张国焘在工会工作中结识，二人彼此了解，互相信任。按理说他应该是担任红4军军长的理想人选。可惜的是蔡申熙在双桥镇战斗中左臂负伤残废，干不了重活，难以担起军长这摊繁重工作。张国焘爱惜他的身体，让他留在后方当了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才会事先找蔡商讨一番。
最后只剩下了徐向前。黄埔一期出身的徐向前军事指挥才能出众，为人谨慎谦和，工作极端负责，能任劳任怨，有大将风度，在部队中威望很高。他对同事和领导都非常尊重，讨论问题时从无过激语言，因而得到了张国焘的欣赏。既然已无可再选，那么徐向前的上位便顺理成章了。经过改组后，由徐向前任红4军军长，曾中生任政委，政治部主任由中央派来的原毛泽东连襟刘士奇担任。
1931年7月底，徐向前、曾中生就率红4军主力5个团向英山进发了。王树声指挥红11师33团担任主攻英山的任务，协同红12师一仗得胜，全歼守敌1800多人，打通了红4军南下的通道。下一步就要按原定计划出潜山、太湖，向安庆进攻。然而徐向前和曾中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敌强我弱，劳师远征根本不会得手。曾中生是军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他果断改变原定计划，以一部守英山，主力向蕲春、黄梅、广济出击。同时，给张国焘写了一封信，说明改变计划的情况。红4军主力一路连克浠水、罗田、漕河、广济诸城，又奔袭黄梅城，大战洗马畈，先后歼灭敌人7个多团，俘敌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同时收缴了大量金银财物。在空前激烈的洗马畈战斗中，王树声中弹负伤，幸无大碍。
这一时期，张国焘因患肠胃病卧床不起，难以工作，便由沈泽民、蔡申熙分别代理了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务。据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表述，在接到曾徐的信后，沈泽民等人担心张的病，没有告诉他。沈泽民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后由沈泽民起草了一封答复信，要求红4军执行原定作战计划。而一般党史对此的描写则是张国焘接到曾徐的信后非常恼怒，连续致信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公开“违抗分局命令”，“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并强令红4军“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前方的徐向前、曾中生等人估计到了张国焘会有反应，曾中生更是比较清楚张国焘的为人，干脆直接给上海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并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申诉红4军南下的理由。信中认为，红4军的行动是正确的，不仅恢复了大片红色区域，还可以相机占据长江边的武穴，寻机机动歼敌，并准备继续向宿松、潜山、太湖方向发展，直至出击安庆。其后徐向前、曾中生继续指挥红4军作战，连战皆捷，直至把洗马畈战斗逃脱的残敌围在了叶家集。正要准备进攻时，接连接到了张国焘严厉的指责信。徐向前、曾中生无奈，只好率部撤围北返。在9月初到达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时，曾中生召开了部队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公开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红4军南下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应开展英、蕲、黄、广地区工作，不应北返。会上通过了由曾中生起草的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先行北返，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曾中生的政治眼光是敏锐的，以往会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慎重处理这样的事。但由于他对张国焘不抱什么希望，此次行为便失之于鲁莽，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反而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实际上，两个多月后，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作出了最终的裁定：否决了红4军的南下行动，称其是“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等。对于曾中生本人，则给予了严厉处理：“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从此，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被打入另类。
张国焘接到了红4军的申明书后，其恼羞成怒可想而知，他在回忆录中甚至将其称之为“哀的美敦书”（即拉丁文音译的“最后通牒”）。张国焘将这件事的责任都归到了曾中生和许继慎头上，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道：“曾钟圣（生）说道这封信是泽民同志起草的，国焘同志病着不知道，泽民同志素来将红军视为保护他个人的工具，这种右倾的保守观点，是有害于红军的。许继盛（慎）更强调红四军的行动，应该由将领们为军事的前途打算，不必理会新集（指鄂豫皖苏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的指示。”对于军长徐向前，张国焘则予以了开脱：“以徐向前为首的多数将领，虽不赞同这种主张，但也不愿在军中展开政治性的讨论，因而表示仍须事先获得新集的批准。”
接到红4军的“哀的美敦书”后，张国焘立即召开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紧急会议，指斥曾中生等人要带红4军偷渡长江，严重抗命，是别有用心的。蔡申熙提议派陈昌浩去接替曾中生红4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纠正他的错误行为。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一致赞同蔡申熙的建议，“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陈昌浩还表示谦虚，提议由蔡来担任红4军政治委员。蔡申熙则说自己身体不行当不了，坚持由陈昌浩继任。最后张国焘拍板，委任陈昌浩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赶到前线去处理此事，并将红4军带回来。张国焘还撑着病体来到河南光山县白雀园的红13师师部，宣布了曾中生、许继慎的错误，得到了红13师师长邝继勋等干部的拥护。其后张国焘就留在白雀园，等着陈昌浩把部队带回来。
9月13日，红4军返回到麻埠时，陈昌浩奉分局之命来到军部，宣布撤销了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自己取而代之。随后他又专门去了红12师，对师长许继慎进行了调查。不料这一下就查出了大事。还在8月的时候，有两个人给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命将人和信都送到军部，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徐曾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这次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而来，借题发挥，严查了劝降信的事。结果很快就“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保卫局的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陈昌浩当即命令抓人。于是，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2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12师副师长兼34团团长萧方、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28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名军事干部相继被捕。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被抓的人也越来越多。
9月底，红4军回到了白雀园。张国焘了解到军中一下挖出了很多“改组派”、“反革命”，既感到事态严重，又非常高兴。他亲自坐镇，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这样，就拉开了鄂豫皖革命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白雀园大肃反”的序幕。
肃反的狂潮一起，就按照既有的疯狂逻辑进行了下去。其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逼供信之下，“改组派”、“反革命”、“第三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于是，开始了杀人。许继慎、周维炯都遭到了严刑拷打，他们据理力争，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最后，保卫局将二人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其他被抓捕的熊受暄、萧方、柯柏元等红军将领，亦先后遇难。
在肃反淫威之下，遭到抓捕和杀害的军政干部一批接着一批，级别也越来越高：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鄂豫皖军委会副主席郑行瑞、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李荣桂、红4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红4军秘书长陈翰香，红10师师长陈奇，红12师先后三任政委庞永俊、姜镜堂、吴荆赤，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红10师参谋主任范沱、红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红30团团长高建斗、红30团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28团副团长丁超、原中央独立第1师师长徐百川、原中央独立第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北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红29团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
“白雀园大肃反”为时近三个月，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还不到2万人，足足肃掉了七分之一！另外有个数字是：12个团共杀掉了6000人！这还没完，小规模的肃反运动此后又绵延了将近一年，不少红军干部被抓了放，放了抓，最后还是被杀掉了。据统计，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
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反革命”，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从此成为了难以弥补的楚天长恨！
对于鄂豫皖大肃反，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却轻描淡写道：“在这个苏区内虽然也破获了一些许继盛的同谋者，但多数被整肃的，均系一些利用苏维埃职权，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等的违法者。后来据中央分局的统计，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真是不知羞耻为何！
经过鄂豫皖大肃反后，创建苏区的元勋中，除了曾中生、邝继勋、徐向前、蔡申熙、郭述申、曹大骏、王平章、余笃三、吴焕先等少数人外，其他高级干部几乎被杀光。蔡申熙、郭述申、王平章、吴焕先是张国焘和沈泽民信任的人且不提；曾中生、邝继勋暂时没有被肃掉是因为他们在中央那里挂了名，要求“以观后效”；曹大骏、余笃三则被撤职降级下放，前者于1932年10月在战斗中牺牲，后者也没能逃脱掉川陕苏区的肃反；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由于高级军事指挥员已极度缺乏，而徐又素来低调谨慎，任劳任怨，从不触怒张国焘，所以留下他。然而在肃反的逻辑下，任何人都难以得到完全信任，都可能要被搞一搞。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徐向前问了当时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周纯全，才知道程训宣没什么问题，被抓起来不过是为了要搞徐向前的材料。因为搞不到，放了程又不好面对徐向前，干脆杀掉。徐向前要是有异动，就证明其是反革命，也会被杀掉；如果没什么反应，那就要经受革命考验，表现得更加勤勉规矩才行！
由于王树声素来在部队中尊敬上级，谨慎谦虚，律己很严，加上对敌斗争坚决，因而幸免于难。但是王树声的家庭却遭到了大难：他的弟弟王宏义、堂兄王幼安的胞弟王宏学、妹妹王桂玉、二哥王宏恕的妻子、王幼安15岁的儿子王松乔都在肃反中被杀害。王树声明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却救不了他们，只能任凭这些亲人含冤遇难。王树声忍受着个人深切的悲痛和愤懑，仍然为了红色苏区而东拼西杀，表现出了对党对革命事业的高度忠诚。这是那一代革命者的共同特征，是中国革命能够最终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鄂豫皖苏区在经过了多次肃反后，红军里中高层指挥人员的构成，也主要从原来的军事科班出身和知识分子为多转变成了工农出身者为多的格局。红四方面军后来出了很多大老粗的猛将，像许世友、王近山、陈再道、余天云等人，都是在这种格局下涌现出来的。就王树声的个人能力而言，在鄂豫皖苏区创建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太出彩的表现。主要就是忠诚为党，杀敌英勇，执行命令坚决等，而这些能力在同期的军队将领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肃反错杀了那么多红军中高级干部，王树声是不可能走到后来那个地位的。
1931年10月，成立了红25军，邝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开始只下辖第73师，将红4军第12师师部改编为红25军第73师师部，刘英任师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并从红10、11、12师中各抽了1个团组成红73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这天，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其下辖红4军和红25军，有第10、11、12、73师共4个师，全军近3万人。原红4军军部改编为方面军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其中新任红12师师长就是上海中央派到鄂豫皖不久的未来大将陈赓。王树声被任命为红11师师长，并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阅兵总指挥，组织了阅兵仪式。
在此之前，蒋介石亲自跑到武汉，调动了15个师兵力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由于“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举国振动，国民政府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以致围剿一时未能发动。苏区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心抓住时机，主动出击，大量歼灭国民党军，将敌人的围剿粉碎在萌芽阶段。新任总指挥徐向前不负重望，在1931年10月至1932年6月间，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潢光、苏家埠四大战役，先后歼灭国民党军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歼灭敌正规军就近40个团，使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就被粉碎。徐向前表现出的作战风格是狠、硬、快、猛、活，企图心大，有气魄，拼的是“最后五分钟”的狠劲，一举成为了红军中的著名军事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了2个军6个师，还组建了4个独立师和少共国际团，总兵力达4.5万余人，各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发展到了20万人以上。同时，鄂豫皖苏区也迅速扩大，东起舒城附近，南到黄麻、广济，西跨平汉铁路，北濒淮河，连成了一大片，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拥有黄安、商城、霍丘、英山、罗田5座县城，建立起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在这四大战役中，王树声率部在黄安战役中诱敌深入，攻克桃花镇和高桥河，嶂山打援歼敌1个团，坚决阻敌4个旅8个团的增援；商潢战役中围攻北亚港，阻敌傅流店，配合方面军主力迂回包抄敌19个团；潢光战役中围攻仁和集，歼敌3个团，活捉敌旅长李万林。在商潢战役最后阶段，王树声亲临前线指挥身负重伤，住院治疗四个多月。伤愈后，他被调任为红73师师长。
由于豫皖苏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摄南京，西逼武汉，威胁中原腹心之地，对于国民党政权是芒刺在背。1932年7月，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调集26个师另6个旅共30余万大军，又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次情况非常严重，国民党军力量也空前强大，其一改前三次围剿以地方部队和杂牌军为主的兵力部署，调来了第1、2、3、4、9、10、80、83、88、89师等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武器装备也比较精良，还有空军助战。蒋介石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采用了新战术，要“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
与此针对，苏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采取了以进对进的战略方针，提出“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要求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全军主动出击，甚至要“威逼武汉”。
1932年7月6日，奉张国焘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主力第10、11、12、73师和黄安独立第1师，南下进攻麻城，要一举拔掉这个插入鄂豫皖苏区内的钉子。战斗打响后，王树声率红73师奔袭包围麻城，并与兄弟部队协同在麻城以北的七里桥、红石堰地区歼国民党军第31师93旅，俘敌旅长章祖卿以下2000多人，缴枪2300多支。然而麻城城防坚固，守敌顽强抵抗，几次攻击未能奏效。此时，国民党军北线围剿部队徐庭瑶纵队4个师已向豫皖苏区的北门霍丘发起进攻。红25军军长邝继勋率1个团坚守霍丘，因敌众我寡，霍丘失守，邝继勋率少数部队乘夜突围。徐向前认为霍丘难守，应撤出来机动歼敌，遂派蔡申熙前去传达命令。然而蔡申熙还在路上，霍丘就已丢失。张国焘气得当即撤掉了邝继勋的红25军军长职务，由蔡申熙接任。
红军围攻麻城不下，国民党军徐庭瑶纵队从北面，陈继承纵队从西面，卫立煌纵队从南面已经向豫皖苏区压了过来，形势非常紧急。张国焘认为一定要打下麻城，然后可以乘胜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在他的严令下，徐向前率部继续围攻麻城。王树声指挥红73师配合红11师攻占大陡坡山，歼敌1个团，拔掉了麻城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然而外围国民党军加快了进逼速度，西路的陈继承纵队已逼近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七里坪，南路的卫立煌纵队已进至冯寿二地区。这下鄂豫皖全区震动，张国焘也无法坚持围攻麻城了，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主面军主力回头向西迎击进犯的国民党军。
徐向前兵分两路，以红12师、11师、73师阻击卫立煌纵队，红10师阻击陈继承纵队。8月11日至13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冯寿二地区与卫立煌纵队主力展开激战，双方打成相持。由于国民党军增援部队源源赶到，密集靠拢，占据有利阵地筑起工事，同时出动部队向红军两翼迂回。红四方面军兵力、火力都无优势，又难以分割国民党军防线，战斗处于艰难之中。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经过商议后，率部队于13日夜撤出，转往七里坪地区，准备截击陈继承纵队。当日黄安失守。
8月15日，徐向前集中红10、11、12、73师、独立第1师共5个师部队，在七里坪迎面撞上了国民党军陈继承纵队主力，立即展开了激烈战斗。双方反复争夺各个阵地，所有预备队全都投了进去，战斗空前残酷。国军嫡系黄杰第2师遭到重创，连师部都被红军占领。陈继承调动援军向黄杰靠拢，总算稳住了阵脚，与红军继续进行彻夜争夺。当时陈继承与各师长都主张退兵，唯有卫立煌主张坚守，国军才坚持了下来。此时徐向前已将所有部队全部投入，没有预备队可以扩展战果了。等卫立煌纵队再赶来增援时，徐向前只好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向檀树岗转移，另寻战机。七里坪之战是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最激烈的一场恶战。战中国民党军损失5000余人，黄杰的第2师伤亡最严重，6个团长全部战死。红军也伤亡2000余人，俱是精锐，已被降为独立第1师师长的曾中生亦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一场正面进攻的消耗仗，红军以短击长，得不偿失，战局陷于被动。
8月21日，陈继承纵队在得到加强后，从七里坪北上，直扑鄂豫皖苏区的首府新集。在新集以北的扶山寨地区，再次与红四方面军主力遭遇。双方又是正面决战，不断投入预备队互有攻守。经过5天激战，陈继承纵队锐气已折，转入守势。而红四方面军虽歼敌2000多人，但未改变敌我态势，陷于不利。这时，南路的卫立煌纵队和北路的徐庭瑶纵队也逼了过来，对红四方面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徐向前、陈昌浩再次率部队撤出战场，向皖西地区转移。在扶山寨激战中，红12师师长陈赓右腿中弹负伤。9月9日，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陷入国民党军之手。
红四方面军在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三战不胜，已失去了打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只能步步后退。国民党军大举踏入苏区腹地，到处烧杀抢掠，企图彻底毁坏苏区经济，使红四方面军无立足之地。王树声率部担任后卫任务，掩护方面军主力向皖西转移。
红四方面军主力一路转战，未能摆脱困境。而苏区遭到敌人野蛮蹂躏，加上推行政策过程中的“左倾”错误，使得到处是生产凋敝，经济破产，满目疮痍。10月上旬，红军主力又回到黄安、七里坪地区。国民党军察觉后，陈继承、卫立煌纵队回头向西尾追，胡宗南部也向黄安、麻城地区迎头逼来。红四方面军再次腹背受敌，只得进行节节阻击。连日激战中，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红25军军长蔡申熙于10月9日身负重伤，第二天牺牲，时年26岁；红11师政委甘济时也在塔尔岗战斗中遭敌袭击阵亡。
在两个多月的反围剿作战中，因敌众我寡，加上红军领导层在战略指挥上的失误，过早与优势之敌决战，拼消耗，战术上也有问题，总是迎头堵击和正面反击，结果红四方面军连经恶战却未能打退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已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留下沈泽民、吴焕先等人领导鄂豫皖省委和红75师及地方武装坚持苏区斗争，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10、11、12、73师、少共国际团跳出鄂豫皖苏区，向平汉铁路以西地区转移。
留下来坚持苏区斗争的鄂豫皖省委重建了红25军，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下辖第74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75师（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全军约7000人，主要在鄂东北活动。不久又以留在皖西的原红25军221团和特务营等部改编为红28军，由廖荣坤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全军约3000人（该军后并入红25军），活动于皖西北。面对国民党军的残酷清剿，因双方力量悬殊，红军不断遭到损失，苏区日益缩小。就是在这种困境下，沈泽民等人仍不失狂热，继续进行肃反。结果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红73师师长廖荣坤、红73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红82师师长江求顺、红82师副师长卢兴明、第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声、第二路游击师政委吴代芬、独立第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等一批指挥员相继被捕杀，更加剧了红军的困难。沈泽民因病去世后，红25军在鄂豫皖已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后在继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中央苏区派来的程子华，以及吴焕先、徐海东等人率领下，红25军离开鄂豫皖开始向陕西长征。高敬亭等人留在鄂豫皖，重建了红28军，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32年10月12日拂晓，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穿越平汉铁路向西突围。蒋介石得到情报后，立即调动大批部队向红军进行平行追击和迎面堵击。王树声再次率部担任后卫，掩护方面军主力转移。令人感到悲怆的是，6年前王树声一家13人参加鄂豫皖革命，经过历次对敌斗争和肃反中的牺牲，此时已只剩下他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