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闲聊儒将程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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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有一批原军队高级将领没有被授予军衔。如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兼国家计委副主任邓子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蔡树藩、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世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调任外交部驻外大使工作的耿飚等。其中，程子华是人民解放军19位首任兵团司令里唯一没有被授予军衔的人，怎么想来都是颇为可惜。要知道，以程子华的资历，当时可与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滕代远并列，是在拟授大将群体中的。
程子华是山西运城解县人，生于1905年，与关二哥是老乡。他本姓苏，小时候被过继给姨母家，便随姨父改姓了程。由于家境不好，程子华读完初小后差点失学。好在当时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很重视教育，期望能为山西多培养些人才，因而开办了官费的高小、师范等学校。程子华就一路读下去，还进了太原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该校是阎锡山一手创办的，因而程子华与阎锡山也算有了师生之谊，这为他后来在抗战期间回山西搞统战工作开了方便之门。同为他前后校友的，还有徐向前、薄一波、王世英等未来的中共豪杰。
程子华在校学习期间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思想开始左倾，向往革命。他参与领导了几次学生运动，反班主任压迫，闹抗税学潮，成为了学生领袖之一，并为中共太原支部所注意。1925年6月，程子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受党组织派遣，程子华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不久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时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在该校担任学兵队少校队长，山西老乡聚会的时候，徐向前的薪水最多，就经常掏腰包请客，程子华也跟着打了不少牙祭。夏斗寅发动叛乱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组成了中央独立师，随叶挺出征平叛。程子华第一次参加了战斗，到了晚年还回忆说：“那时我们真年轻！”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反共“清党”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乘汪精卫要“东征讨蒋”之机，集结党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在南昌发动暴动。1927年8月2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从武汉出发乘船顺长江东下参加“东征讨蒋”，实际上是奉党的指示秘密向南昌集结参加暴动。然而该团还在路上时，南昌起义部队已过早离开南昌南下广东。8月4日，教导团到了九江时，被张发奎的部队截住包围，随后遭到集中缴械，并分别站队听候发落。团里的一些共产党员，如陈毅、肖劲、罗瑞卿、程子华、王良等人，觉得事情不妙，就乘天黑离队南下去追赶起义队伍。未来的元帅陈毅、红4军28团3营营长肖劲比较幸运，在江西宜黄赶上了起义部队，后来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未来的大将罗瑞卿本想和女生队同学赵一曼同行去南昌，不料二人阴差阳错失散，赵一曼去了上海，罗瑞卿只好返回武汉寻找党组织；未来的红4军军长王良没能追上南昌起义军，便转入卢德铭所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程子华也运气不佳，往南昌跑了两天没能追上起义部队，只好回头往武汉跑。由于找不到党组织，他又乘船经上海、香港到广州，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奉派参加了广州起义。
起义军退出广州后，程子华被编入了新成立的红4师。当时的师长是黄埔四期生叶镛、党代表是黄埔四期生袁国平，老乡徐向前担任了该师一个团的党代表。此时，“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和黄埔一期生董朗领导的由南昌起义余部改编成的红2师正在海丰地区坚持斗争。红4师便转移到海丰地区与红2师会合，共同创建海陆丰红色苏区。由于广东军阀部队的频繁围剿，两个师红军历经艰苦转战，最后只剩下百余人，红4师师长叶镛也被俘牺牲了。程子华在战斗中负伤，难以随部队行动，又因是北方人而无法长期就地隐蔽，伤势稍好后只得撤出广东北上。他先后到上海、南京、山西、河南等地寻找党组织，饥疲交加，吃尽了辛苦。1928年10月，程子华在河南驻马店意外遇到了党组织，并被派遣到国民党军岳维峻部做兵运工作。
程子华打进去后谨慎小心地开展工作，逐渐成为了部队党员中唯一的负责人，直接受上海中央军委的周恩来、聂荣臻领导。后来岳维峻部被蒋介石改编，并调到湖北大冶、阳新地区去围剿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在中央军委指示下，程子华于1929年12月领导起义部队成功发动了兵暴，并配合红5军第5纵队攻占了大冶城。随后程子华部2000余人被编入了李灿、何长工领导的红5纵队，程子华担任了支队长。兵暴后，红5纵队发展到3个支队6000余人，气势很盛。大冶兵暴在操作上干净利索，迥然有异于同时期在其他各地纷纷失败的兵暴行动，因而被上海中央军委誉为是“模范式的兵变”。程子华在大冶兵暴中起到了突出作用，后于1933年8月1日被中革军委授予了二等红星奖章。当时二等红星奖章的授予对象是“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人员”，程子华有幸与陈毅、张云逸、滕代远、袁国平、罗炳辉、寻淮洲、周子昆、何长工、萧克、罗瑞卿、陈光、洪超、彭绍辉、彭雪枫等33人并列。而当时一等红星奖章的授予对象是“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人员”，只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数人获得。
程子华到红5纵队没几个月就在攻打瑞昌城时负了伤，被转到上海治疗。不久红5纵队升格为红8军，程子华被任命为纵队长，但未能就职。在上海伤愈后，程子华被中央派往江西苏区工作。1931年4月，程子华辗转到达江西苏区，被派到由赣南地方武装编成的红35军任团长。就任不久，程子华便率部接连参加了江西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以游击战的方式牵制敌人，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作战。1931年10月，红35军在瑞金改编为红军独立第3师，程子华被任命为师长。这一期间，程子华主要领导部队做筹粮筹款的群众工作。
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领导下，于江西宁都成功发动兵暴。尔后全军1.7万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第26路军是西北军出身，在士兵训练上很有一套，能打善防，几乎人手一把大刀，精锐部队还配有驳壳枪，擅长一手甩短枪一手拼大刀，战斗力非常强。红五军团编成后，占到了红一方面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苏区中央为了尽快改造和控制这支部队，采取了“要兵不要官”等整编方针，清理了一批旧军官离队，同时派遣很多干部进去掌握部队，并建立了军团中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在这种背景下，程子华也被派到红五军团，先后担任了第14军的师政委、师长、团长（大团）等职务，在政治建军、改造部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由于当时苏区中央以左的眼光看待起义部队改编成的红五军团，加上军团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身上也有缺点，结果造成了红五军团被拆开分编，季振同、黄中岳也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判刑监禁（于长征前夕被错误处决）的悲剧。在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前夕的金溪战役中，红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亲自上到程子华师的阵地前沿观察敌情，结果被敌人枪弹射中，就倒在程子华身边牺牲了。赵博生是促成宁都起义的核心人物，善于治军，在部队中威望很高。多少年后，程子华在回忆录中还写道：“他（赵博生）的牺牲使我至今仍深为哀恸。”
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实行整编，改小师小团为大师大团，并取消了军一级建制。原红五军团下辖部队被缩编为第13师，同时江西地方武装博生团、石城团、胜利模范师也组建成立了第14师，归隶红五军团，程子华被任命为第14师师长。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程子华奉命率第14师配合林彪的红一军团作战，随后又进至广昌地区担负防御任务。不久，中革军委调程子华到红军大学学习。在此期间，鄂豫皖省委请求中央派一些军事干部去帮助工作，中央就决定派程子华赴鄂豫皖苏区。由于战事紧张，程子华一时未能成行，又被调到粤赣军区担任红22师师长，从此离开了红五军团。当初发动宁都起义的赵董季黄四巨头，或英勇牺牲，或身陷囹圄，此际已只剩下了军团长董振堂一人。程子华不会想到，离开红五军团实际上是他的幸运。在日后的长征路上，红五军团长期担负后卫任务，付出重大牺牲掩护主力突围转战。长征胜利后又加入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终于在高台战斗中全军尽没，军团长董振堂也壮烈牺牲。如此一曲军史悲歌，令得后世无数军事爱好者为之唏嘘不已。
红22师是地方游击队出身，官兵政治素质不错，但缺乏正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程子华到红22师后就组织整理部队，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犯。在此期间，程子华还兼任了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的职务。1934年4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奉蒋介石命令督促部队向苏区南线筠门岭进犯，企图夺取会昌，威胁瑞金。程子华指挥红22师在筠门岭地区设置了纵深防线，奉上级命令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方针死守阵地。部队虽然付出很大伤亡，但仍然无法阻止凭借空地优势火力推进的国民党军，丢失了筠门岭阵地，被迫后撤。由于敌强我弱，中革军委采取的战术方针又不对，红军在全线节节败退，苏区遭到敌人步步压缩。
筠门岭战斗后，程子华被调到瑞金准备前往鄂豫皖苏区。临行前，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与他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要程子华将这个指示传达给鄂豫皖省委和当地红军。程子华奉命离开瑞金，经过几度辗转，于当年10月到达了鄂豫皖苏区。当时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战斗的是由红四方面军留下的红25军，由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等人领导。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在花山寨主持召开会议，由程子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另外又开了一次人事改组会议，任命程子华担任红25军军长，原军长徐海东降为副军长，原政委吴焕先不变。程子华没参加这次会议，得到通知后很是意外，便提出自己可任军参谋长，不宜当军长。而徐宝珊则一力坚持，程子华便服从了。这一任命显示出了鄂豫皖省委及红25军对中央的信任和尊重，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另外的原因。自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川陕后，红25军已独立战斗了近两年，有胜有败，分分合合，但根据地却是越打越小，越打越穷。中央先前就建议在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下，红25军可跳到外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但由于苏区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不统一，以致迟迟未能行动。这次程子华带来了中央的指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已成为必然。为了进一步消除决策和行动上的阻力，徐宝珊才坚持进行人事必组，要程子华就任红25军军长，这也是一份良苦的用心。徐宝珊当时已身体染病，越来越重，他很需要程子华这位中央派遣大员的帮助，以协调红25军领导层之中的矛盾。
不过，红25军的绝对领导核心始终是鄂豫皖苏区创始人之一的吴焕先，其次则是勇猛善战的徐海东。加上红25军组成人员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血气方刚，山头主义色彩浓厚，对吴焕先很是崇拜，非常排外。程子华作为一个外来户，本身又不是很揽权的人，可想而知他能在军中建立起什么威望。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2900余人离开鄂豫皖开始长征。程子华在传达中央指示时曾讲了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意见，说红25军可去陕西，与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连接起来。因此，红25军长征的方向就是向西北到陕西。
12月初，红25军进入陕南地区。到庾家河时召开会议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不料却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突袭。战斗中徐海东头部中弹负重伤，程子华的双手也被一颗子弹贯穿，结果正副军长同时倒下。徐宝珊这时也病得越来越重，军政委吴焕先就一个人承担了全军的主要指挥责任。这个人军政双优，能力很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红25军的灵魂人物。当时红25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等人提出要入川去找老部队红四方面军，开会时一度吵得很激烈。徐宝珊和吴焕先都认为去四川重山远隔，前途渺茫，不如留在陕南开辟根据地，可同时连接川陕、陕北和鄂豫皖，可进可退，照应四方。在徐宝珊的支持下，吴焕先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指挥部队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又一手主抓先后在蓝田、山阳、镇安、柞水、郧西、华阳、洛南、商县、商南、卢氏地区创建了鄂豫陕苏区，最大时辖有18个县境，人口达50万。
1935年4月中旬，徐宝珊抱病在蓝田县葛牌镇主持召开会议，组建了中共鄂豫陕省委，由徐宝珊任省委书记，吴焕先为省委副书记。会议结束不久，徐宝珊就因病情恶化去世了。吴焕先代理了鄂豫陕省委书记职务，并力排众议再次否决了入川的意见。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正相继进入陕西“剿共”，与杨虎城第17路军联合发起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陕南的压力在持续增大。吴焕先通过多种渠道得知陕北还有刘志丹等人创建的一块苏区和红军，因此有了去陕北的想法。这样既可以有一个新的落脚地，也便于靠近抗日前线及与中央取得联系。不久，辗转于上海、武汉、西安党组织间的地下交通员到了陕南，带来了文件和报纸。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等人由此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合，并继续北上的消息。他们进行了研究，鉴于敌情严重，决定向陕北发展，并可配合红军主力北上。1935年7月，鄂豫陕省委决定留下郑位三、陈先瑞领导游击武装在当地坚持斗争，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率红25军继续北上。由于直接去陕北受敌情威胁较大，故决定先西进甘肃，绕行陇东北上陕北。在北上过程中，红25军截断西（安）兰（州）公路达18天，威胁了敌军后方，迫使陕甘两地的国民党军抽调兵力去对付他们，在客观上起到了牵制敌军的效果，有利于主力红军北上。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说红25军西进甘肃目的是要直逼敌人后方，以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这就略有些拔高了。
这一期间，程子华是受了活罪。他刚刚上任29天就负了伤，连干部还都认不全，已经够倒霉。而且双手负的伤又挺别扭，干不了活，骑不了马，很是折腾人。加上失血过多，缺医少药，伤口化脓溃烂，只好用盐水煮了布条来回蹭消毒，非常痛苦。由于伤口发炎感染，程子华时常昏迷不醒，只好被担架抬着行军。程子华醒过来后，几次要求医生给他截肢，认为这样能好得快些。然而红25军医院院长钱信忠不同意，坚持采用保守疗法。最后程子华的双手终于保住了，但也落下了残疾，形状像鸡爪子一样。钱信忠还精心处理了徐海东的伤口，只用了两个月就使他恢复了健康。立了大功的钱信忠在建国后成为了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行军途中，程子华还一路向红25军指战员讲解中央红军的战斗事绩和军政建设，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引起了官兵们的浓兴趣。后来到了陕北，红25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部队得到扩大。为了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程坦就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例编写歌词，并用曾在鄂豫皖地区流传的民歌《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其前身来源于北洋军直系军歌《大帅练兵》和《民主立宪》）的音调填曲，由此创作出了日后唱遍全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
1935年8月，红25军夺两当，攻天水，克秦安，进隆德，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8月21日，在甘肃泾川县四坡村附近渡泾河支流时与敌军遭遇，部队被截为两段。危急时刻，吴焕先手抡大刀就冲上火线指挥，不幸在战斗中中弹牺牲，时年28岁。其后，徐海东升任军长，程子华改任军政委，同时被提名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的职务。又过了17天，红25军到达了陕北苏区保安县的豹子川，并与陕甘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9月15日，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次日同刘志丹、高岗领导的红26、27军会师，胜利结束了10个月的长征。此时，红25军还有3700多人，在陕南留下的游击武装（已组建为红74师）也有700人，因而成为了四支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中唯一人员不减反增的部队。
此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领导下，历经艰辛苦斗，已进入了全盛时期。苏区辖境达到23个县，人口约100万。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士气非常旺盛。两军会师后，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特派员朱理治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驻西北代表聂洪钧等人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书记为朱理治，成为了当时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接着将红25、26、27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辖3个师，共7000多人枪。同时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刘志丹、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等为委员。并且改组了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程子华被增选为军委委员。经过一系列改组后，形成了以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为核心的最高领导机构，总揽了陕北苏区的党政军大权，而陕北本土派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领导人则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排斥。
就在这时，蒋介石调集了以张学良东北军为主力，还有井岳秀、高桂滋等军阀部队的约10万多兵力，兵分五路向陕北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朱理治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由聂洪钧、刘志丹、徐海东去前方指挥作战，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坐镇后方主持工作，程子华则留在后方动手术治伤。刘志丹、徐海东等到了前方后，根据出发前制定的作战方针，先打南路东北军，因而在肤施（今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镇设下了埋伏。结果一战大胜，全歼东北军第110师师部和近2个团，歼敌3000余人，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当时的缴获物品中有一份敌军文件，上边说中央红军已到了甘肃天水附近。聂洪钧遂写信并附文件给朱理治，建议红十五军团南下到关中苏区去迎接中央红军。朱理治就拿着信和文件来找程子华商量。程子华认为缴获的文件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没有来就是又到别外去了，红十五军团贸然南下恐怕会扑空。而且这一来一去要一个多月，敌军就会乘虚袭击苏区腹地，形势将比较困难。不如红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敌人主力北援，在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朱理治回去后和戴季英等人商量了一下，同意程子华的分析，便要求程子华去前方征求意见。程子华的伤还未好，就用担架抬到前方，传达了后方的建议，前方的人也都表示同意。后来到了延安整风时，批判了朱理治等人在陕北错误肃反中的责任，其中有一个罪名就是拒绝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程子华当时不在延安，这个风头由来已久，他也听到过，但一直未作解释。到了1954年“高饶事件”后，中央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进行揭发批判，这个问题又被翻了出来。程子华当即在会上郑重表示：“这是作战方针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说作战方针有错误，我负责任。因为是我提出来的，前后方负责同志同意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复查后，于1959年报请中央批准，纠正了延安整风时对此事作出的错误结论。
就在前方紧张进行作战的时候，朱理治、戴季英、聂洪钧却分别在前后方发动了肃反。在大搞逼供信下，获得了很多屈打成招的口供，据此抓捕了大批陕北党政军干部，包括陕北苏区的创始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刘志丹、高岗当时在前线指挥作战，是设计调回后方抓捕的。刘志丹在归途中意外拆看了传令兵送往前方的要调自己回来予以逮捕的密信，仍然光明磊落，自行回去投案自首。在发动肃反和抓捕刘志丹、高岗等领导人的问题上，程子华是坚决支持朱理治等人的。抓高岗时程子华还与其当场大吵，从此与刘岗搞坏了关系。对于自己在陕北肃反时应负的责任，程子华后来在回忆录中一句未提，显然心知肚明，不好多说。程子华对吴焕先评价很高，在回忆录里是不吝笔墨大加赞颂。而吴焕先对陕西党组织和红26军却多有怀疑，认为里面混入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因此他还给中央写了报告让交通员带走，建议中央派人来审查陕西党组织的工作，“并防其奸细作用”。程子华对刘志丹等陕甘边领导人及红26军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受了吴焕先的一定影响。
刘志丹等人被抓后，程子华和徐海东又组织了榆林桥战役，歼灭东北军第107师一个多团1800余人，抓获敌团长高福源。在长征路上，红25军曾多次处决了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杨虎城部的旅长张汉民（实为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唐嗣桐等。这次又有人提出要杀掉高福源。程子华则认为东北军与本土的西北军不同，有和日寇的国破家亡之恨，未必会尽力同红军打仗，对其高级军官可以争取。他接见了高福源，对其讲了红军要北上抗日的道理，并将他送到红军学校中去教书。后来中共中央到了陕北，毛泽东对程子华改造高福源的事很感兴趣。鉴于高福源是张学良和王以哲的亲信，毛泽东命令将高福源放了回去，并带给张学良一封自己和周恩来联名的亲笔信，对于争取张学良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止了这次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绝大多数被逮捕的人员。由于朱理治的片面汇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对其领导的陕北苏区肃反仍予以了肯定评价，只是认为是在过程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要由戴季英、聂洪钧负主要责任。由于这个原因，刘志丹等领导人并没有被彻底平反，头上仍然戴着“右倾错误”的帽子，在重新分配工作时也大都降级使用。此后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全军约1.1万余人。
由于张学良指挥东北军再次对陕北苏区发起多路围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发起直罗镇战役，歼灭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和第106师一个团，击毙第109师师长牛元峰。张学良见部队连遭重创，蒋介石又趁机落井下石，因而对围剿红军消极起来，并开始与中共方面接洽联系，为其后来发动西安事变打下了思想基础。用毛泽东的话说，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当时中央红军万里跋涉而来，部队上下破烂不堪，什么都缺，非常困苦。无奈之下，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派人去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元钱，以解决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和程子华命供给部算了一下，军团家底还有7000元大洋。本来二人还想拿出2000元去给部队添置冬装和改善生活，但毛泽东亲笔写条子来借钱，令徐程一时颇为踌躇。最后徐海东拍板，只留下2000元，其余5000元全部送给中央。经历过与红四方面军分裂的毛泽东对此感慨不已，他知道在红十五军团说一不二的是徐海东。多少年后，他还夸奖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尽管徐海东在抗战中期后就卧病多年，没有参加解放战争，但1955年还是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排在粟裕之后的第二名。至于程子华，本来就是中央红军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自然是应当应分的。相比于萧克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表现，程子华总还是得了分。
由于陕北地瘠民贫，养兵困难，毛泽东力主东征山西，打出“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发展求巩固。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出师东征。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突破黄河天险，协同红一军团向纵深发展。在孝义县兑九峪地区，红一、红十五军团与先后赶到的晋绥军15个团展开大战，双方均伤亡惨重，最后打成对峙。毛泽东发现口子张得太大，无法解决敌人，遂命令各军团主动撤出战斗。几年后，八路军出师山西抗日，阎锡山与周恩来、朱德等人见面会谈时，还专门提到了兑九峪战斗，表示对内战死伤那么多人很是痛心。兑九峪战斗后，徐海东在一次开会回来的路上因乘马受惊而摔伤了头部，一时无法指挥。程子华继续率领红十五军团北上作战，威胁太原，调动敌人，并在沿途筹兵筹款。由于陈诚率中央军入晋增援，敌强我弱，红军无法在山西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彭德怀决定回师西渡。刘志丹奉命率红28军渡过黄河配合主力作战，并相机控制黄河渡口，保证主力背靠苏区。非常可惜的是，4月14日，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英勇牺牲，年仅33岁。当时在他的干部登记表上，仍填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周恩来后来万分惋惜地说：“志丹同志本来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
5月初，东征红军先后西渡黄河回到陕北。由于红十五军团损失较大，又一直转战在晋中、晋西北山区牵制敌人主力，因而扩红较少。红一军团则乘机在晋南河东的富庶地区大规模扩红筹款，收获甚丰。为此毛泽东曾要求红一军团拨一批新兵给红十五军团。然而军团长林彪却回电说红一军团编制尚不足，没有多余的兵，请求“免拨”。毛泽东大为光火，回师陕北后就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会议，在总结这次东征经验教训的同时，狠狠批评了林彪的本位主义。林彪虎着脸不吱声，军团政委聂荣臻只好站起来作检讨。会后，毛泽东就调林彪到保安组建红军大学，去当校长，由左权代理了红一军团军团长职务。毛泽东实际上还是爱护林彪，他的目光很长远。当战事稍歇时，培养干部，发展组织，以图大展，这是非常紧迫的事。蒋介石不就是靠一个黄埔军校起家的吗？红军也要办“红埔”！毛泽东曾说过，希望“林彪一个人能带出一群林彪来”，这个责任可不小。
东征后接着又是西征，目的是要跳到外线作战，开辟新区，减轻陕北的经济压力，并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由彭德怀担任西征军司令员，率红一、红十五军团分两路出征绥远、宁夏、甘肃边境。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红十五军团先后转战于同心、海原、灵武等地区，打击了宁夏军阀马鸿逵武装，并建立苏维埃政权，扩红筹款，向广大回民介绍党的民族政策。这时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北上进入甘南，红十五军团又协同红一军团南下到西兰公路地区，粉碎敌人对红二、四方面军的追击堵截。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相继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随后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又参加了山城堡战役，协同兄弟部队痛击了胡宗南的追剿军，歼敌一个多旅，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了对红军的追击。党史上一般将其视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次战斗。
抗战爆发后，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344旅，由徐海东任旅长，程子华则因病去延安治疗，离开了部队。不过程子华并没来得及养病，根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建议，他被派到晋军杨爱源部去当顾问。但是杨爱源见到程子华后却只是敷衍了几句，并没让他当顾问，程子华只好先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住下。这时八路军已全面进入山西对日作战，阎锡山也抗战热情高涨，同意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成为了中共与阎锡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战动总会的主任委员是曾在中山陵前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其余委员由国共两党及各群众团体派代表担任。中共方面经过研究后，决定派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和程子华参加总会委员会。程子华担任的职务很重要：武装部长，能抓枪杆子，一旦日军打过来就要组织力量与敌人打游击战。阎锡山也想派他的人来占这个位置，但周恩来表示阎的军官打不了游击战，只有共产党干部行，阎锡山也只好作罢。
由于日军推进速度很快，所以程子华上任后抓紧时间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准备在敌后组织游击队坚持战斗。太原失陷后，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卫立煌的中央军都溃退到了晋西和晋南一带，八路军则深入晋西北、晋西、晋东北和晋东南地区放手发展，迅速开辟根据地。阎锡山发现已无法控制战动总会了，就找了个借口把他的人都撤了，企图孤立这个组织。这反而正中中共方面的下怀，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共人员与阎锡山斗而不破，借助战动总会这块合法牌子大搞统战工作，成就显著。仅程子华掌握的武装部下面就先后成立了8个游击支队，并派去了一批红军干部加强领导。另外还兼管着察绥游击军1800多人，因而对晋绥军系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游击武装总共近2万人，在山西敌后和长城内外对日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发展得风风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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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有一批原军队高级将领没有被授予军衔。如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兼国家计委副主任邓子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蔡树藩、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世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调任外交部驻外大使工作的耿飚等。其中，程子华是人民解放军19位首任兵团司令里唯一没有被授予军衔的人，怎么想来都是颇为可惜。要知道，以程子华的资历，当时可与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滕代远并列，是在拟授大将群体中的。
程子华是山西运城解县人，生于1905年，与关二哥是老乡。他本姓苏，小时候被过继给姨母家，便随姨父改姓了程。由于家境不好，程子华读完初小后差点失学。好在当时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很重视教育，期望能为山西多培养些人才，因而开办了官费的高小、师范等学校。程子华就一路读下去，还进了太原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该校是阎锡山一手创办的，因而程子华与阎锡山也算有了师生之谊，这为他后来在抗战期间回山西搞统战工作开了方便之门。同为他前后校友的，还有徐向前、薄一波、王世英等未来的中共豪杰。
程子华在校学习期间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思想开始左倾，向往革命。他参与领导了几次学生运动，反班主任压迫，闹抗税学潮，成为了学生领袖之一，并为中共太原支部所注意。1925年6月，程子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受党组织派遣，程子华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不久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时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在该校担任学兵队少校队长，山西老乡聚会的时候，徐向前的薪水最多，就经常掏腰包请客，程子华也跟着打了不少牙祭。夏斗寅发动叛乱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组成了中央独立师，随叶挺出征平叛。程子华第一次参加了战斗，到了晚年还回忆说：“那时我们真年轻！”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反共“清党”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乘汪精卫要“东征讨蒋”之机，集结党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在南昌发动暴动。1927年8月2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从武汉出发乘船顺长江东下参加“东征讨蒋”，实际上是奉党的指示秘密向南昌集结参加暴动。然而该团还在路上时，南昌起义部队已过早离开南昌南下广东。8月4日，教导团到了九江时，被张发奎的部队截住包围，随后遭到集中缴械，并分别站队听候发落。团里的一些共产党员，如陈毅、肖劲、罗瑞卿、程子华、王良等人，觉得事情不妙，就乘天黑离队南下去追赶起义队伍。未来的元帅陈毅、红4军28团3营营长肖劲比较幸运，在江西宜黄赶上了起义部队，后来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未来的大将罗瑞卿本想和女生队同学赵一曼同行去南昌，不料二人阴差阳错失散，赵一曼去了上海，罗瑞卿只好返回武汉寻找党组织；未来的红4军军长王良没能追上南昌起义军，便转入卢德铭所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程子华也运气不佳，往南昌跑了两天没能追上起义部队，只好回头往武汉跑。由于找不到党组织，他又乘船经上海、香港到广州，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奉派参加了广州起义。
起义军退出广州后，程子华被编入了新成立的红4师。当时的师长是黄埔四期生叶镛、党代表是黄埔四期生袁国平，老乡徐向前担任了该师一个团的党代表。此时，“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和黄埔一期生董朗领导的由南昌起义余部改编成的红2师正在海丰地区坚持斗争。红4师便转移到海丰地区与红2师会合，共同创建海陆丰红色苏区。由于广东军阀部队的频繁围剿，两个师红军历经艰苦转战，最后只剩下百余人，红4师师长叶镛也被俘牺牲了。程子华在战斗中负伤，难以随部队行动，又因是北方人而无法长期就地隐蔽，伤势稍好后只得撤出广东北上。他先后到上海、南京、山西、河南等地寻找党组织，饥疲交加，吃尽了辛苦。1928年10月，程子华在河南驻马店意外遇到了党组织，并被派遣到国民党军岳维峻部做兵运工作。
程子华打进去后谨慎小心地开展工作，逐渐成为了部队党员中唯一的负责人，直接受上海中央军委的周恩来、聂荣臻领导。后来岳维峻部被蒋介石改编，并调到湖北大冶、阳新地区去围剿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在中央军委指示下，程子华于1929年12月领导起义部队成功发动了兵暴，并配合红5军第5纵队攻占了大冶城。随后程子华部2000余人被编入了李灿、何长工领导的红5纵队，程子华担任了支队长。兵暴后，红5纵队发展到3个支队6000余人，气势很盛。大冶兵暴在操作上干净利索，迥然有异于同时期在其他各地纷纷失败的兵暴行动，因而被上海中央军委誉为是“模范式的兵变”。程子华在大冶兵暴中起到了突出作用，后于1933年8月1日被中革军委授予了二等红星奖章。当时二等红星奖章的授予对象是“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人员”，程子华有幸与陈毅、张云逸、滕代远、袁国平、罗炳辉、寻淮洲、周子昆、何长工、萧克、罗瑞卿、陈光、洪超、彭绍辉、彭雪枫等33人并列。而当时一等红星奖章的授予对象是“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人员”，只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数人获得。
程子华到红5纵队没几个月就在攻打瑞昌城时负了伤，被转到上海治疗。不久红5纵队升格为红8军，程子华被任命为纵队长，但未能就职。在上海伤愈后，程子华被中央派往江西苏区工作。1931年4月，程子华辗转到达江西苏区，被派到由赣南地方武装编成的红35军任团长。就任不久，程子华便率部接连参加了江西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以游击战的方式牵制敌人，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作战。1931年10月，红35军在瑞金改编为红军独立第3师，程子华被任命为师长。这一期间，程子华主要领导部队做筹粮筹款的群众工作。
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领导下，于江西宁都成功发动兵暴。尔后全军1.7万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第26路军是西北军出身，在士兵训练上很有一套，能打善防，几乎人手一把大刀，精锐部队还配有驳壳枪，擅长一手甩短枪一手拼大刀，战斗力非常强。红五军团编成后，占到了红一方面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苏区中央为了尽快改造和控制这支部队，采取了“要兵不要官”等整编方针，清理了一批旧军官离队，同时派遣很多干部进去掌握部队，并建立了军团中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在这种背景下，程子华也被派到红五军团，先后担任了第14军的师政委、师长、团长（大团）等职务，在政治建军、改造部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由于当时苏区中央以左的眼光看待起义部队改编成的红五军团，加上军团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身上也有缺点，结果造成了红五军团被拆开分编，季振同、黄中岳也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判刑监禁（于长征前夕被错误处决）的悲剧。在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前夕的金溪战役中，红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亲自上到程子华师的阵地前沿观察敌情，结果被敌人枪弹射中，就倒在程子华身边牺牲了。赵博生是促成宁都起义的核心人物，善于治军，在部队中威望很高。多少年后，程子华在回忆录中还写道：“他（赵博生）的牺牲使我至今仍深为哀恸。”
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实行整编，改小师小团为大师大团，并取消了军一级建制。原红五军团下辖部队被缩编为第13师，同时江西地方武装博生团、石城团、胜利模范师也组建成立了第14师，归隶红五军团，程子华被任命为第14师师长。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程子华奉命率第14师配合林彪的红一军团作战，随后又进至广昌地区担负防御任务。不久，中革军委调程子华到红军大学学习。在此期间，鄂豫皖省委请求中央派一些军事干部去帮助工作，中央就决定派程子华赴鄂豫皖苏区。由于战事紧张，程子华一时未能成行，又被调到粤赣军区担任红22师师长，从此离开了红五军团。当初发动宁都起义的赵董季黄四巨头，或英勇牺牲，或身陷囹圄，此际已只剩下了军团长董振堂一人。程子华不会想到，离开红五军团实际上是他的幸运。在日后的长征路上，红五军团长期担负后卫任务，付出重大牺牲掩护主力突围转战。长征胜利后又加入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终于在高台战斗中全军尽没，军团长董振堂也壮烈牺牲。如此一曲军史悲歌，令得后世无数军事爱好者为之唏嘘不已。
红22师是地方游击队出身，官兵政治素质不错，但缺乏正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程子华到红22师后就组织整理部队，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犯。在此期间，程子华还兼任了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的职务。1934年4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奉蒋介石命令督促部队向苏区南线筠门岭进犯，企图夺取会昌，威胁瑞金。程子华指挥红22师在筠门岭地区设置了纵深防线，奉上级命令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方针死守阵地。部队虽然付出很大伤亡，但仍然无法阻止凭借空地优势火力推进的国民党军，丢失了筠门岭阵地，被迫后撤。由于敌强我弱，中革军委采取的战术方针又不对，红军在全线节节败退，苏区遭到敌人步步压缩。
筠门岭战斗后，程子华被调到瑞金准备前往鄂豫皖苏区。临行前，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与他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要程子华将这个指示传达给鄂豫皖省委和当地红军。程子华奉命离开瑞金，经过几度辗转，于当年10月到达了鄂豫皖苏区。当时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战斗的是由红四方面军留下的红25军，由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等人领导。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在花山寨主持召开会议，由程子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另外又开了一次人事改组会议，任命程子华担任红25军军长，原军长徐海东降为副军长，原政委吴焕先不变。程子华没参加这次会议，得到通知后很是意外，便提出自己可任军参谋长，不宜当军长。而徐宝珊则一力坚持，程子华便服从了。这一任命显示出了鄂豫皖省委及红25军对中央的信任和尊重，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另外的原因。自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川陕后，红25军已独立战斗了近两年，有胜有败，分分合合，但根据地却是越打越小，越打越穷。中央先前就建议在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下，红25军可跳到外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但由于苏区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不统一，以致迟迟未能行动。这次程子华带来了中央的指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已成为必然。为了进一步消除决策和行动上的阻力，徐宝珊才坚持进行人事必组，要程子华就任红25军军长，这也是一份良苦的用心。徐宝珊当时已身体染病，越来越重，他很需要程子华这位中央派遣大员的帮助，以协调红25军领导层之中的矛盾。
不过，红25军的绝对领导核心始终是鄂豫皖苏区创始人之一的吴焕先，其次则是勇猛善战的徐海东。加上红25军组成人员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血气方刚，山头主义色彩浓厚，对吴焕先很是崇拜，非常排外。程子华作为一个外来户，本身又不是很揽权的人，可想而知他能在军中建立起什么威望。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2900余人离开鄂豫皖开始长征。程子华在传达中央指示时曾讲了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意见，说红25军可去陕西，与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连接起来。因此，红25军长征的方向就是向西北到陕西。
12月初，红25军进入陕南地区。到庾家河时召开会议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不料却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突袭。战斗中徐海东头部中弹负重伤，程子华的双手也被一颗子弹贯穿，结果正副军长同时倒下。徐宝珊这时也病得越来越重，军政委吴焕先就一个人承担了全军的主要指挥责任。这个人军政双优，能力很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红25军的灵魂人物。当时红25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等人提出要入川去找老部队红四方面军，开会时一度吵得很激烈。徐宝珊和吴焕先都认为去四川重山远隔，前途渺茫，不如留在陕南开辟根据地，可同时连接川陕、陕北和鄂豫皖，可进可退，照应四方。在徐宝珊的支持下，吴焕先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指挥部队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又一手主抓先后在蓝田、山阳、镇安、柞水、郧西、华阳、洛南、商县、商南、卢氏地区创建了鄂豫陕苏区，最大时辖有18个县境，人口达50万。
1935年4月中旬，徐宝珊抱病在蓝田县葛牌镇主持召开会议，组建了中共鄂豫陕省委，由徐宝珊任省委书记，吴焕先为省委副书记。会议结束不久，徐宝珊就因病情恶化去世了。吴焕先代理了鄂豫陕省委书记职务，并力排众议再次否决了入川的意见。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正相继进入陕西“剿共”，与杨虎城第17路军联合发起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陕南的压力在持续增大。吴焕先通过多种渠道得知陕北还有刘志丹等人创建的一块苏区和红军，因此有了去陕北的想法。这样既可以有一个新的落脚地，也便于靠近抗日前线及与中央取得联系。不久，辗转于上海、武汉、西安党组织间的地下交通员到了陕南，带来了文件和报纸。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等人由此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合，并继续北上的消息。他们进行了研究，鉴于敌情严重，决定向陕北发展，并可配合红军主力北上。1935年7月，鄂豫陕省委决定留下郑位三、陈先瑞领导游击武装在当地坚持斗争，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率红25军继续北上。由于直接去陕北受敌情威胁较大，故决定先西进甘肃，绕行陇东北上陕北。在北上过程中，红25军截断西（安）兰（州）公路达18天，威胁了敌军后方，迫使陕甘两地的国民党军抽调兵力去对付他们，在客观上起到了牵制敌军的效果，有利于主力红军北上。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说红25军西进甘肃目的是要直逼敌人后方，以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这就略有些拔高了。
这一期间，程子华是受了活罪。他刚刚上任29天就负了伤，连干部还都认不全，已经够倒霉。而且双手负的伤又挺别扭，干不了活，骑不了马，很是折腾人。加上失血过多，缺医少药，伤口化脓溃烂，只好用盐水煮了布条来回蹭消毒，非常痛苦。由于伤口发炎感染，程子华时常昏迷不醒，只好被担架抬着行军。程子华醒过来后，几次要求医生给他截肢，认为这样能好得快些。然而红25军医院院长钱信忠不同意，坚持采用保守疗法。最后程子华的双手终于保住了，但也落下了残疾，形状像鸡爪子一样。钱信忠还精心处理了徐海东的伤口，只用了两个月就使他恢复了健康。立了大功的钱信忠在建国后成为了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行军途中，程子华还一路向红25军指战员讲解中央红军的战斗事绩和军政建设，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引起了官兵们的浓兴趣。后来到了陕北，红25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部队得到扩大。为了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程坦就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例编写歌词，并用曾在鄂豫皖地区流传的民歌《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其前身来源于北洋军直系军歌《大帅练兵》和《民主立宪》）的音调填曲，由此创作出了日后唱遍全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
1935年8月，红25军夺两当，攻天水，克秦安，进隆德，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8月21日，在甘肃泾川县四坡村附近渡泾河支流时与敌军遭遇，部队被截为两段。危急时刻，吴焕先手抡大刀就冲上火线指挥，不幸在战斗中中弹牺牲，时年28岁。其后，徐海东升任军长，程子华改任军政委，同时被提名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的职务。又过了17天，红25军到达了陕北苏区保安县的豹子川，并与陕甘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9月15日，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次日同刘志丹、高岗领导的红26、27军会师，胜利结束了10个月的长征。此时，红25军还有3700多人，在陕南留下的游击武装（已组建为红74师）也有700人，因而成为了四支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中唯一人员不减反增的部队。
此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领导下，历经艰辛苦斗，已进入了全盛时期。苏区辖境达到23个县，人口约100万。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士气非常旺盛。两军会师后，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特派员朱理治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驻西北代表聂洪钧等人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书记为朱理治，成为了当时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接着将红25、26、27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辖3个师，共7000多人枪。同时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刘志丹、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等为委员。并且改组了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程子华被增选为军委委员。经过一系列改组后，形成了以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为核心的最高领导机构，总揽了陕北苏区的党政军大权，而陕北本土派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领导人则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排斥。
就在这时，蒋介石调集了以张学良东北军为主力，还有井岳秀、高桂滋等军阀部队的约10万多兵力，兵分五路向陕北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朱理治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由聂洪钧、刘志丹、徐海东去前方指挥作战，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坐镇后方主持工作，程子华则留在后方动手术治伤。刘志丹、徐海东等到了前方后，根据出发前制定的作战方针，先打南路东北军，因而在肤施（今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镇设下了埋伏。结果一战大胜，全歼东北军第110师师部和近2个团，歼敌3000余人，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当时的缴获物品中有一份敌军文件，上边说中央红军已到了甘肃天水附近。聂洪钧遂写信并附文件给朱理治，建议红十五军团南下到关中苏区去迎接中央红军。朱理治就拿着信和文件来找程子华商量。程子华认为缴获的文件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没有来就是又到别外去了，红十五军团贸然南下恐怕会扑空。而且这一来一去要一个多月，敌军就会乘虚袭击苏区腹地，形势将比较困难。不如红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敌人主力北援，在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朱理治回去后和戴季英等人商量了一下，同意程子华的分析，便要求程子华去前方征求意见。程子华的伤还未好，就用担架抬到前方，传达了后方的建议，前方的人也都表示同意。后来到了延安整风时，批判了朱理治等人在陕北错误肃反中的责任，其中有一个罪名就是拒绝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程子华当时不在延安，这个风头由来已久，他也听到过，但一直未作解释。到了1954年“高饶事件”后，中央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进行揭发批判，这个问题又被翻了出来。程子华当即在会上郑重表示：“这是作战方针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说作战方针有错误，我负责任。因为是我提出来的，前后方负责同志同意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复查后，于1959年报请中央批准，纠正了延安整风时对此事作出的错误结论。
就在前方紧张进行作战的时候，朱理治、戴季英、聂洪钧却分别在前后方发动了肃反。在大搞逼供信下，获得了很多屈打成招的口供，据此抓捕了大批陕北党政军干部，包括陕北苏区的创始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刘志丹、高岗当时在前线指挥作战，是设计调回后方抓捕的。刘志丹在归途中意外拆看了传令兵送往前方的要调自己回来予以逮捕的密信，仍然光明磊落，自行回去投案自首。在发动肃反和抓捕刘志丹、高岗等领导人的问题上，程子华是坚决支持朱理治等人的。抓高岗时程子华还与其当场大吵，从此与刘岗搞坏了关系。对于自己在陕北肃反时应负的责任，程子华后来在回忆录中一句未提，显然心知肚明，不好多说。程子华对吴焕先评价很高，在回忆录里是不吝笔墨大加赞颂。而吴焕先对陕西党组织和红26军却多有怀疑，认为里面混入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因此他还给中央写了报告让交通员带走，建议中央派人来审查陕西党组织的工作，“并防其奸细作用”。程子华对刘志丹等陕甘边领导人及红26军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受了吴焕先的一定影响。
刘志丹等人被抓后，程子华和徐海东又组织了榆林桥战役，歼灭东北军第107师一个多团1800余人，抓获敌团长高福源。在长征路上，红25军曾多次处决了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杨虎城部的旅长张汉民（实为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唐嗣桐等。这次又有人提出要杀掉高福源。程子华则认为东北军与本土的西北军不同，有和日寇的国破家亡之恨，未必会尽力同红军打仗，对其高级军官可以争取。他接见了高福源，对其讲了红军要北上抗日的道理，并将他送到红军学校中去教书。后来中共中央到了陕北，毛泽东对程子华改造高福源的事很感兴趣。鉴于高福源是张学良和王以哲的亲信，毛泽东命令将高福源放了回去，并带给张学良一封自己和周恩来联名的亲笔信，对于争取张学良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止了这次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绝大多数被逮捕的人员。由于朱理治的片面汇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对其领导的陕北苏区肃反仍予以了肯定评价，只是认为是在过程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要由戴季英、聂洪钧负主要责任。由于这个原因，刘志丹等领导人并没有被彻底平反，头上仍然戴着“右倾错误”的帽子，在重新分配工作时也大都降级使用。此后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全军约1.1万余人。
由于张学良指挥东北军再次对陕北苏区发起多路围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发起直罗镇战役，歼灭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和第106师一个团，击毙第109师师长牛元峰。张学良见部队连遭重创，蒋介石又趁机落井下石，因而对围剿红军消极起来，并开始与中共方面接洽联系，为其后来发动西安事变打下了思想基础。用毛泽东的话说，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当时中央红军万里跋涉而来，部队上下破烂不堪，什么都缺，非常困苦。无奈之下，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派人去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元钱，以解决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和程子华命供给部算了一下，军团家底还有7000元大洋。本来二人还想拿出2000元去给部队添置冬装和改善生活，但毛泽东亲笔写条子来借钱，令徐程一时颇为踌躇。最后徐海东拍板，只留下2000元，其余5000元全部送给中央。经历过与红四方面军分裂的毛泽东对此感慨不已，他知道在红十五军团说一不二的是徐海东。多少年后，他还夸奖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尽管徐海东在抗战中期后就卧病多年，没有参加解放战争，但1955年还是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排在粟裕之后的第二名。至于程子华，本来就是中央红军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自然是应当应分的。相比于萧克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表现，程子华总还是得了分。
由于陕北地瘠民贫，养兵困难，毛泽东力主东征山西，打出“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发展求巩固。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出师东征。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突破黄河天险，协同红一军团向纵深发展。在孝义县兑九峪地区，红一、红十五军团与先后赶到的晋绥军15个团展开大战，双方均伤亡惨重，最后打成对峙。毛泽东发现口子张得太大，无法解决敌人，遂命令各军团主动撤出战斗。几年后，八路军出师山西抗日，阎锡山与周恩来、朱德等人见面会谈时，还专门提到了兑九峪战斗，表示对内战死伤那么多人很是痛心。兑九峪战斗后，徐海东在一次开会回来的路上因乘马受惊而摔伤了头部，一时无法指挥。程子华继续率领红十五军团北上作战，威胁太原，调动敌人，并在沿途筹兵筹款。由于陈诚率中央军入晋增援，敌强我弱，红军无法在山西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彭德怀决定回师西渡。刘志丹奉命率红28军渡过黄河配合主力作战，并相机控制黄河渡口，保证主力背靠苏区。非常可惜的是，4月14日，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英勇牺牲，年仅33岁。当时在他的干部登记表上，仍填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周恩来后来万分惋惜地说：“志丹同志本来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
5月初，东征红军先后西渡黄河回到陕北。由于红十五军团损失较大，又一直转战在晋中、晋西北山区牵制敌人主力，因而扩红较少。红一军团则乘机在晋南河东的富庶地区大规模扩红筹款，收获甚丰。为此毛泽东曾要求红一军团拨一批新兵给红十五军团。然而军团长林彪却回电说红一军团编制尚不足，没有多余的兵，请求“免拨”。毛泽东大为光火，回师陕北后就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会议，在总结这次东征经验教训的同时，狠狠批评了林彪的本位主义。林彪虎着脸不吱声，军团政委聂荣臻只好站起来作检讨。会后，毛泽东就调林彪到保安组建红军大学，去当校长，由左权代理了红一军团军团长职务。毛泽东实际上还是爱护林彪，他的目光很长远。当战事稍歇时，培养干部，发展组织，以图大展，这是非常紧迫的事。蒋介石不就是靠一个黄埔军校起家的吗？红军也要办“红埔”！毛泽东曾说过，希望“林彪一个人能带出一群林彪来”，这个责任可不小。
东征后接着又是西征，目的是要跳到外线作战，开辟新区，减轻陕北的经济压力，并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由彭德怀担任西征军司令员，率红一、红十五军团分两路出征绥远、宁夏、甘肃边境。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红十五军团先后转战于同心、海原、灵武等地区，打击了宁夏军阀马鸿逵武装，并建立苏维埃政权，扩红筹款，向广大回民介绍党的民族政策。这时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北上进入甘南，红十五军团又协同红一军团南下到西兰公路地区，粉碎敌人对红二、四方面军的追击堵截。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相继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随后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又参加了山城堡战役，协同兄弟部队痛击了胡宗南的追剿军，歼敌一个多旅，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了对红军的追击。党史上一般将其视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次战斗。
抗战爆发后，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344旅，由徐海东任旅长，程子华则因病去延安治疗，离开了部队。不过程子华并没来得及养病，根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建议，他被派到晋军杨爱源部去当顾问。但是杨爱源见到程子华后却只是敷衍了几句，并没让他当顾问，程子华只好先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住下。这时八路军已全面进入山西对日作战，阎锡山也抗战热情高涨，同意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成为了中共与阎锡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战动总会的主任委员是曾在中山陵前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其余委员由国共两党及各群众团体派代表担任。中共方面经过研究后，决定派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和程子华参加总会委员会。程子华担任的职务很重要：武装部长，能抓枪杆子，一旦日军打过来就要组织力量与敌人打游击战。阎锡山也想派他的人来占这个位置，但周恩来表示阎的军官打不了游击战，只有共产党干部行，阎锡山也只好作罢。
由于日军推进速度很快，所以程子华上任后抓紧时间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准备在敌后组织游击队坚持战斗。太原失陷后，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卫立煌的中央军都溃退到了晋西和晋南一带，八路军则深入晋西北、晋西、晋东北和晋东南地区放手发展，迅速开辟根据地。阎锡山发现已无法控制战动总会了，就找了个借口把他的人都撤了，企图孤立这个组织。这反而正中中共方面的下怀，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共人员与阎锡山斗而不破，借助战动总会这块合法牌子大搞统战工作，成就显著。仅程子华掌握的武装部下面就先后成立了8个游击支队，并派去了一批红军干部加强领导。另外还兼管着察绥游击军1800多人，因而对晋绥军系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游击武装总共近2万人，在山西敌后和长城内外对日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发展得风风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