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闲聊上将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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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是中共军队中的著名战将，与杨得志、杨成武并列为“三杨”，用周恩来的话说是“三杨开泰”。杨勇一生曾参加及指挥了三次国家对外战争，不愧为外战英雄。其军事技术娴熟，还受到过蒙哥马利元帅的称赞。然而杨勇的后半生也遭遇了政治风浪冲击，历经坎坷，侥幸不死。当他正要发挥自己更大的热诚和能力时，却罹患绝症，不幸早逝，实在是令人扼腕嗟叹！
杨勇原名杨世峻，1913年10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镇清江村一个贫农家庭。两年后的1915年11月20日，在浏阳县中和镇苍坊村也出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未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杨勇的母亲刘世珍和胡耀邦的母亲刘明伦是堂姐妹，因而杨勇就成了胡耀邦的表哥，两个人从小就非常要好。长到10多岁时，杨勇和胡耀邦先后进入了文家市镇的里仁学校念高小。胡耀邦学习好，很快就跳级和杨勇成了同班，在学校受到同学欺负时都由人高马大的杨勇出头为他打抱不平。杨勇晚年对此曾笑谈：“他是好学生，我是淘气包，念书他帮我的忙，打架我帮他的忙。”读高小期间，杨勇就加入了共青团，“马日事变”时还随农军围攻过省会长沙。高小毕业后，表兄弟俩又一同考进了浏阳县立中学。念了一个多学期后，杨勇因为父亲生病不得不辍学回家，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浏阳县第八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杨勇经县委选派，到正在平江地区转战的彭德怀部红5军随营军事学校政治队学习，成为了革命战士，并在此转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杨勇改了名字，也是在这一期间。
在彭德怀手下，杨勇历任红三军团红8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第4师第1团1连副政委、第2师第2团3连政委、安远独立营营长兼政委、第2师第6团政治处主任、第2师政治部政务处长，红三军团第5师第14团政治处主任（此处及以下为大师大团）、团党总支书记，第4师第10团政委等职，先后参加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多次战役战斗及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杨勇的任职主要在军队政治工作领域，且得到了稳步晋升。这既说明了杨勇的知识分子出身在部队中所起的作用，又说明杨勇具有长于政治思想工作的特点。不过，到了战场上的杨勇同样勇猛过人，且福大命大。红三军团打长沙时，身为连副政委的杨勇带领突击队攻城，在接近敌人一座碉堡时背上挨了一颗手榴弹。杨勇以为命肯定保不住了，谁知道手榴弹却没响，只是把他的背部砸了个大包。在带领突击队继续爆破城墙时，由于距离城墙太近，炸飞的石块将突击队员砸得死伤大半。杨勇趴在一棵大树下，天上落下来一块大石头，却正好卡在了树杈上，杨勇又捡了一条命。几次大难不死，已预示了杨勇未来注定将成为一名驰骋沙场的战将。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在紧接而来的洵口战役中，寻淮洲、乐少华奉命指挥红5师阻击向洵口增援的国民党军，以配合红三军团主力围歼敌葛钟山旅。红5师与增援之敌粹然遭遇，双方展开激战。身为红5师第14团政治处主任的杨勇带头冲入敌阵，与敌人短兵相接进行厮杀。战斗中一发子弹擦着杨勇的头顶中央飞过，穿破了头皮，伤口鲜血直流。而杨勇全然不顾，继续猛冲猛杀，直到将敌人击溃。战后，杨勇受到了军团长彭德怀的表扬。1934年1月，杨勇因洵口战役的英勇表现荣获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不过，这次负伤也在杨勇的头顶犁出了一道两厘米长、不再生头发的弹痕。
长征开始时杨勇已是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政委，漫漫征途成为了锻炼其军事才能的演兵场。在抢渡湘江时，红三军团第4师坚守界首渡河点及光华铺阵地，掩护军委纵队过湘江，与蜂拥而来的广西桂军展开了浴血厮杀。红10团位于全师最前沿，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带硬拼数十倍于己之敌。激战中团长沈述清中弹阵亡，由红4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职务指挥战斗。没过多久，杜中美也在带队向敌反击时光荣牺牲了。半天之内折掉了两个能打的团长，连久经沙场的彭德怀都震惊了，他不顾部下劝阻，冲出设在湘江西岸一个祠堂中的指挥部就上了前沿。时任红10团政委的杨勇接过指挥权，带着战士们刺刀见红，一次次地将敌人拼下去。激战中他的腿部中了一块弹片，杀红了眼的杨勇一咬牙就将弹片生生拔出，继续率领战士们冲入敌群，杀得敌军纷纷溃退。经过两昼夜血战，红10团付出伤亡400多人达到全团三分之一多的重大代价，终于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渡过湘江的任务。这时涌上来的敌人已经把他们包围，杨勇大喝一声，端起刺刀带领战士们一路淌开去，硬是突过了已染成漫漫血川的湘江。
在遵义会议后的土城青杠坡之战中，中革军委集中红三、红五军团准备歼灭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潘佐等部。然而这股川军武器好，战斗力较强，红军却装备落后，弹药缺乏，致使战斗打成了僵持。杨勇和代团长姚喆率领红10团向敌军发起多次猛烈冲击，打得川军肝胆欲裂。激战中，姚喆身负重伤昏迷不醒。杨勇的右腮也中了一发子弹，从唇部穿出，当即打掉了6颗牙齿，血如喷泉。杨勇说不出话，就用笔写在纸上下命令，直到鲜血浸透了半身，昏倒在地。这次负伤在杨勇脸上留下了一块难看的弹窝，而且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杨勇曾笑谈：大难不死，却给我留了一个“酒窝”。到了60年代，好面子的杨勇还是住进了医院，由当时的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亲自动手术填平了这个“酒窝”。
土城战斗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西去以摆脱敌人。杨勇由于脸上的伤势较重，被安置到休养团骑马行动。一次杨勇正在行军，突然听到路旁有人在喊他的原名“世峻哥”。杨勇忍痛下马循声找去，发现路边倒卧着一名红军战士。杨勇仔细一看，竟然是表弟胡耀邦！自从当年在浏阳县立中学一别，5年中二人还是第一次见面。原来在杨勇参加红军后，胡耀邦很快也加入了革命队伍，并被派到江西苏区，长期负责少共工作。长征开始后，时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的胡耀邦被调到军委纵队中央工作团担任党总支书记，同时负责中央工作团的青年工作。然而在行军途中胡耀邦染上了疟疾，连日发烧，身体十分虚弱，行走已很困难。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掉队人员众多，大家各顾各还来不及，此时也没人来抬胡耀邦。其时胡耀邦还只有19岁，情感一时脆弱，不由产生了悲观失望的念头，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了。杨勇则亲切地鼓励表弟，并把所乘马匹让给他骑，自己则亲自牵马领路，硬是带着这位未来的总书记跟上了队伍。
扎西整编时，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级编制，缩编为4个团，干部逐级降职。其中红10团团长由原红4师师长张宗逊担任，政委由原红4师政委黄克诚担任，杨勇改任团政治处主任。其后毛泽东等人指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打了追击敌军一个出其不意。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直取黔北交通要隘娄山关，准备消灭驻防该地区的黔军一部。杨勇随红10团迂回板桥，配合正面和侧翼的攻击部队夺取了娄山关，一举歼灭和击溃黔军4个团。尔后红一、三军团互相配合，勇猛追击，击溃黔敌王家烈部，重占遵义城，打垮中央军吴奇伟纵队，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由于团长张宗逊在战斗中负伤，政委黄克诚因向上级反映意见而被降职调走，陈连华被任命为红10团团长，杨勇也复任为团政委。其后他们指挥红10团随红三军团三渡、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大踏步进入云南。由于团长陈连华在战斗中牺牲，杨勇一度兼任团长和政委，后来上级又派黄珍担任了红10团团长。经过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的艰苦跋涉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到达了川甘边境的班佑、巴西地区。这时发生了著名的“草地分裂”事件，奉彭德怀命令，杨勇和黄珍率红10团护卫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悄然北上，脱离了险境。进至甘南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将红一方面军所属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终于到达了陕北苏区。此时红10团已改编为陕甘支队第2纵队第10大队，原大队长黄珍在吴起镇战斗中牺牲，由李天佑接任大队长，杨勇任大队政委。在与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合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建制，但红三军团建制没有恢复，原红三军团部队改编为红一军团第4师。杨勇仍任红4师第10团政委，团长是李天佑，不久又换成了萧桂（即开国少将萧远久）。在一年多的长征转战中，红10团先后换了十任团长，除了调动原因外，多数人都牺牲在了漫漫征途中。杨勇是革命的幸存者，他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
到达陕北后，杨勇和萧桂率领红10团相继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不久，杨勇被升任为红一军团第1师政委。他与师长陈赓率部随彭德怀西征陕甘宁边界地区，并南下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10月9日，红1师与到达甘肃会宁地区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胜利会师。此后，杨勇和陈赓指挥红1师参加山城堡战役，协同兄弟部队痛击了胡宗南部追剿军。1937年1月，杨勇调任红一军团第4师政委，率部由陕西三原开赴旬邑地区练兵。由于师长李天佑因病休养，杨勇便全面负责了红4师的工作。在中央红军做到主力师的政委，红军时期的杨勇已基本奠定了自己的军中地位。当然，此后要将这个地位保持下去，那就必须不死，不病，不犯大错误，既需要胆识，更需要运气。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相继开赴抗日前线。其中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成了八路军第115师，原红一军团红4师改编为第115师343旅686团，杨勇担任了686团副团长。在著名的平型关伏击战中，杨勇和团长李天佑指挥686团配置于全师中路，猛攻相向进入10里乔沟的日军板垣师团所属汽车队、辎重队先头。为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杨勇亲率686团3营向老爷庙发起冲锋，与日军进行了反复争夺。在艰苦攻占老爷庙后，杨勇又率3营死守，多次与反扑之敌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恶斗。激战中杨勇的左肩中弹负伤，他全然不顾，继续指挥部队与日军搅在一起。在左右友邻685团、687团的并肩攻击下，终于歼灭了伏击圈中的日军。这一战共歼灭日军千余人（为一般军史所用数字），击毁100余辆汽车和大车，缴获部分弹药及辎重物资，取得了抗战爆发以来的第一场大捷，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据战后统计，686团和685团协同击毙日军253人，而686团伤亡286人，685团伤亡223人，合计伤亡509人，超过了歼敌数字的一倍。抗战初期日军的战斗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平型关之战后，杨勇的枪伤还没好，就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领一批干部到黎城、襄垣、武乡等县扩军，先后招募新兵3000余人，成立了补充团，自己兼任团长。1938年初，杨勇奉调回到686团。不久，因师长林彪遭到晋军哨兵误伤而离队治疗，343旅旅长陈光升任第115师代师长，李天佑升任343旅代旅长，杨勇被任命为686团团长兼政委。在这一时期，华北日军调集了3万余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大规模进攻，有西渡黄河威胁陕甘宁边区之势。奉旅部命令，杨勇率686团在大宁公路一线连续进行了夜袭午城、伏击井沟、激战白儿里等战斗，歼灭日军7、800人，将敌补给线切断，有力阻滞了日军的攻势。特别是在白儿里阻击战中，杨勇奉命支援友军，指挥686团一个连挡住了日军一个大队的反复进攻，掩护卫立煌率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脱离了险境。卫立煌非常感动，撤到西安后便一次批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以表示他对八路军的感谢和支持。
1938年9月，为配合华中、华南日军进攻武汉、广州，华北日军兵分两路西进，企图西渡黄河威胁陕西。其中北路日军以第108师团一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先后占领离石、柳林、军渡等地，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安全。八路军总部下达命令，要求各部队采取积极行动，寻机打击西进日军，拖住敌人，保卫陕北，保卫党中央！奉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命令，杨勇率686团进至汾离公路一线，巧妙设伏，两战两捷，歼灭日军千余人，炸毁敌军车20余辆。加上彭雄率补充团设伏歼敌100余人，击毁敌军车9辆的战绩，343旅在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共歼日军1200余人，一时威震吕梁山区。不过军史称686团在战斗中击毙了第108师团之北路最高指挥官少将旅团长山口，则属疑问。因日军第108师团时任师团长谷口元治郎中将，下辖第25旅团，旅团长为中野直三中将；第104旅团，旅团长为苫米地四楼少将，并无山口少将其人。杨勇在战斗中负了轻伤，好在无大碍。战后，被打得气急败坏的日军驻汾阳联队长派人来给杨勇下“挑战书”，声称“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惟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决一雌雄……。”杨勇将这封“挑战书”传示众人，随后扔到一边，没搭理日本人，一时引为笑谈。
1938年11月，杨勇率686团随第115师师部东进晋东南，参加反“扫荡”作战。1939年春，杨勇又率部随陈光、罗荣桓挺进鲁西，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鲁西后，奉师部命令，杨勇指挥686团消灭了樊坝伪军1个主力团，生俘伪团长刘玉胜，打开了入鲁的新局面。随后，陈光、罗荣桓率686团主力继续东进，与黎玉、张经武指挥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会合。同时留下686团3营、教导队和师直两个连，由杨勇指挥，组成东进支队第1团，发展鲁西抗日根据地。在鲁西，杨勇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打击日伪，反顽反霸，扩充部队，发动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功开辟了鲁西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杨勇相继担任了第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115师34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副司令员、鲁西专署专员，第115师34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第115师教导第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杨勇终于能够独挡一面施展身手，积蓄多年的军政才能得到全面发挥，显示出了优秀的领导能力和开拓能力。
1939年8月，杨勇所部第115师独立旅第1团3营，在陈光、罗荣桓直接指挥下，与师直属队协同作战，在梁山地区歼灭了进犯日军第32师团一个大队及伪军一部共300余人，击毙日军大队长田敏江少佐，缴获武器弹药一批，创造了在敌我兵力相等情况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模范战例，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嘉奖。1941年1月，杨勇指挥教导第3旅等部在郓城西北的潘溪渡设伏，以“围点打援”战术全歼日军第32师团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大队，歼灭软原少佐以下160余人，毙伤伪军大队长王品端以下130余人，焚毁汽车4辆，缴获枪支弹药一部，再创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杨勇先后与萧华、苏振华搭档，指挥部队纵横鲁西，有力打击了进犯之日伪军，逐步将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到了30个县80个区，从而形成了统一的鲁西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春，在反击顽军石友三部的卫东战役结束后，杨勇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一名叫林彬的姑娘结了婚。林彬是山东冠县人，回族，据说与抗日英雄马本斋还有亲戚关系。林彬14岁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到中共运西地委党校学习。结婚时，杨勇27岁，林彬还不到18岁，都是如花的年记。二人没有摆酒宴请，只是由独立旅政治部主任欧阳文作陪，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饭以示庆贺。婚后没几天，杨勇就返回了前线。此后，杨勇与林彬相濡以沫，风雨终生。
1941年春，杨勇奉调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因七大延期，杨勇便加入了由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队代表组成的高干队，留在军事学院学习，杨勇还兼任了高干队队长。杨勇在延安呆了3年，参加了整风运动，进入了中央党校，系统学习了马列理论，提高了认识水平。在此期间，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已合并组成了新的冀鲁豫军区，由杨得志任司令员，杨勇被任命为副司令员。1944年4月，杨勇受命返回冀鲁豫根据地，向区委和军区传达了延安整风精神。不久，冀鲁豫军区与冀南军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任政治委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同时杨勇还出任了新成立的中共冀鲁豫分局常委兼军事部部长、财经委员会书记等职，主管全区的军事和财经工作。此后杨勇协助军区领导指挥各分区部队协同作战，转入局部反攻，歼击日伪，收复失地，使冀鲁豫被分割的各小块抗日根据地逐渐连成了一片。
日本投降前夕，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各根据地部队相继向日寇发起了全面反攻，积极收复失地。杨勇和宋任穷、苏振华等人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分三路大举出击，连克延津、阳武、封丘等县城，对开封形成了合围之势。守卫开封的日军拒不投降，组织兵力和坦克准备顽抗。与日本人打了8年，终于包围了敌人据守的中等城市，八路军指战员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宋任穷、苏振华都主张打下开封，一雪国耻。而杨勇的态度在军史中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杨勇同样主张攻打开封，与宋任穷、苏振华联名发电报向延安请示。结果中央军委回电指示，不应攻打开封，打下也巩固不了，应扫除日伪军据点，准备同国民党作长期斗争。接到电报后，杨勇极为激动，和宋任穷、苏振华都哭了；另一种说杨勇当时很冷静，认为不应打开封，以免陷主力于城下的不利局面。后延安回电指示与杨勇的主张不谋而合，宋任穷、苏振华等人便坚决执行了中央指示。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敏锐地盯住了晋冀鲁豫这块四战之地，决心改组领导机构、投入精锐力量，准备与国民党争天下。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由邓小平、薄一波任正副书记，刘伯承、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李达、陈赓、李雪峰、宋任穷、杨勇、杨得志、苏振华等19人为委员，统一领导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分区组成的晋冀鲁豫战略根据地(后称解放区)。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任第一、第二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此后，杨勇便成为了刘伯承、邓小平手下的得力战将。这是他继跟随彭德怀、林彪、罗荣桓、陈光转战多年后，又投入的新的革命山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在解放战争时期，杨勇跟随刘邓南北转战，东挡西杀，先后参加了陇海路、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鲁西南、挺进大别山、高山铺、北向店、宛东、郑州、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战斗；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7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等职务。在刘邓的麾下大将中，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基本算是单干户，暂可忽略；第一勇将当推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善打险仗、恶仗，常拿“烧铺草”（是四川的一种风俗，人死了之后要把睡过的铺草抱到野地里去放把火烧掉，这里代指不要命了）当口头禅，人称“王疯子”；论打仗又狠又刁要数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人称“军中赵子龙”，刘邓仗仗要拿3纵当主力用；而杨勇的特点不如前边几位突出，但属于军政全才型，用着放心，和刘邓的关系也最亲近。49年二野整编成兵团，陈锡联、陈赓、杨勇分任第3、第4、第5兵团司令员。王近山被任命为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政治委员，他很不服气。碍着陈赓、陈锡联是自己在红四方面军时期的老上级、老战友，王近山不好争，但对红一方面军出身的杨勇就没那么客气了，当着老政委邓小平的面就提出：“他，凭什么？”邓小平也没客气：“打仗你比杨勇强，但其他的他比你强，所以你当副司令。”得，王近山碰了个瘪。
杨勇带出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以攻守全面著称，虽然不如6纵、3纵的名气大，但也打过些引人注目的好仗。如47年7月参加鲁西南战役，一举攻克郓城，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5师师部及两个旅1.1万余人，俘敌副师长明理亚，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灭敌军两个旅的范例，受到了刘邓的通令嘉奖；随后在鲁西南战役的六营集战斗中，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术，在6纵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70师、第32师两个师部及两个半旅1.8万余人，俘获整编第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少将副师长罗哲东，创造了平原运动战的经典战例；千里挺进大别山后组织实施高山铺战役，在无后方作战的条件下，与6纵协同全歼敌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共1.26万人，还击落敌机一架，取得了进军大别山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纵因战绩突出，被野战军记大功一次。在陕北的毛泽东闻讯后特致电刘邓表示祝贺，并评价说：“高山铺大捷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了一万多敌人，也不仅仅因为这仗打得很漂亮，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了脚。”
杨勇1纵麾下有第1、2、19、20四个旅，其中不乏红军老底子部队。像第1旅1团，前身是井冈山红4军28团出身的“模范红五团”，大名鼎鼎的红军团；第2旅4团，前身是彭德怀红三军团第4师第12团，为杨勇的老部队红4师出身，也是有名的红军团。然而比较怪的是，1纵中最能打的不是有红军团的第1、第2旅，而是后来居上的第20旅。这其中的很大原因出在第20旅旅长身上。谁呀？主席后来称赞过的“吴忠有忠”，全军最年轻之一的开国少将吴忠。这个人很会带部队，经过多次交手后，国民党军对第20旅的评价也颇高，称其为“战斗力甲、善于攻防和土工作业之主力部队。”在举世瞩目的淮海战役中，吴忠率第20旅协同豫皖苏军区八分区部队在洪河建立防线，挡住了东进的黄维兵团去路。然而黄维兵团突然从新蔡方向绕过洪河防线，直扑颍河。此时第20旅已被黄维兵团甩到了后面，又是两条腿和汽车轮子赛跑，无论如何来不及追上了。吴忠当机立断，率部乘船走直线沿颍河顺流而下，险道奇兵，终于先敌一步抢占了阜阳渡口，在颍河东岸建立防线，再次截住了黄维兵团，将其拖住整整两天，胜利完成了迟滞阻敌任务。这一战令吴忠爆得大名，也奠定了其日后一度飞黄腾达的前程。
49年全军整编时，高马大架的1纵改编成了第16、第18两个军。可惜第19旅调出去拆分了，不然1纵可能一下编成3个军，就比陈大将的4纵还要牛了。杨勇当上了二野第5兵团司令员，率部渡过长江，进军西南，解放贵州，兵临成都，生俘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一路势如破竹。1950年1月，杨勇兼任了贵州军区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当年年底，杨勇被调入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52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南京成立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由陈赓任校长，杨勇任副校长。当时杨勇还没有从军事学院毕业，但仍受命离院赴职。当年10月，杨勇又调任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朝鲜战争进入打打谈谈阶段后，中央军委为达到锻炼部队现代化战争能力的目的，组织了各军区部队及一批将领轮流入朝作战。1953年4月，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与新任政委王平一道入朝参战。到任后，杨勇、王平组织所部参加夏季反击战役并指挥金城战役，给了当面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有力促进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特别是金城战役，歼敌5.2万余人，取得了志愿军转入阵地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胜利，并留下了“奇袭白虎团”的传奇。杨勇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引起了美韩军界的注意，成为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将领。
朝鲜战争停战后，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负责战备训练和驻军纪律工作。1955年4月，志愿军司令员杨得志奉调回国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后，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9月，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杨勇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杨勇作为志愿军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返回祖国。临行前，杨勇和王平被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10月28日，杨勇和王平率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回到北京，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车站迎接。应该说，志愿军入朝时彭德怀、邓华是最引人注目的将领，而回国时，杨勇则享尽了风光。很多中国老百姓知道有杨勇这么一位大将军，就是从志愿军回国开始的。
毛泽东对杨勇相当重视，提名他担任了全国各军区中最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这既是对杨勇的信任，也是对杨勇的鞭策。然而福兮祸兮，北京军区地位敏感，注定了从来不是什么太平的地方，杨勇也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后来的历史证明，擅长政治工作的杨勇却忽略了这个敏感性，从而造成了自己的政治翻车。
1959年10月1日，杨勇作为建国10周年国庆阅兵总指挥，陪同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林彪元帅乘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阅兵方队。同月，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在杨勇的大力主抓下，部署于北京地区的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战告捷，于1959年10月7日击落了台湾国民党空军一架RB57D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中国空军和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1959年的10月，是杨勇一生中的辉煌时期。此后，他就要走下坡路了。
1960年5月26日，杨勇陪同来华访问的二战英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到北京军区某部参观射击表演。当时蒙哥马利饶有兴致地拿过一支中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一枪中靶。随后，他将半自动步枪递给了陪同参观的杨勇。蒙哥马利在西方军界是以争强好胜、不好打交道而著称，此番的这一举动，是不是也有点挑战的意识呢？但见好个杨勇，从容举枪，连续射击，弹无虚发，9发子弹全部中靶。倔脾气的蒙哥马利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赞叹之心可以想见。他这次来华访问，与毛泽东会谈时曾预言：要保持世界和平，就要承认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一个中国。而他离开北京回国途经香港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做了一个预言：“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能让蒙帅说出这番话来，上将杨勇，露了脸了！
1964年1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号召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从而掀起了一场全军比武练兵的热潮。杨勇的北京军区和杨得志的济南军区对此最为积极响应，不但组织干部到南京军区参观学习，还专门发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并要求各单位举行各自的汇报表演和比武大会，以检验训练效果，同时选拔尖子选手参加军区的比武。6月1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十三陵观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有一张著名的毛泽东在杨勇、杨得志之间举起56式半自动步枪眯眼瞄准的照片，就是在这一天拍下的。毛泽东兴致盎然，走到一个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前，风趣地说道：“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说完就给了沙袋几拳，引得周围众人无不笑逐颜开。可以说，在这一天，全场最风光的是罗瑞卿、杨勇和杨得志。然而，没有去参观汇报表演的国防部长林彪却大为恼怒。他把主要怒火发在了罗瑞卿身上，动了要搞掉他的念头。对于毛泽东一向视为忠厚老实的杨得志，林彪一时也没什么办法。然而对于杨勇，林彪可不会客气。后来他就发下了话：“其他军区情况都了解一些，唯独北京军区情况不了解。”什么意思？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廖汉生对林副主席封锁消息，不可靠呗。
1965年底，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这一军界当时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在富有神秘色彩的上海会议上被突然打倒，从而掀开了文革的序幕。一年多后，杨勇的霉运也来了。由于贺龙失事倒台，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上边定了性，要“烧掉廖汉生”，于是在1967年1月8日被军区造反派抓走了。在文革“全面夺权”的指示下，这一期间军队受到了严重冲击，很多将领都被造反派抓走批斗，一时人人自危。1月19日下午，江青等人在京西宾馆的军委碰头会上批判了总政主任萧华，叶群也奉林彪旨意给萧华罗织了一堆罪名。出于谨慎，刚刚出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散会时宣布，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然而杨勇却搭错了弦，回军区后就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当初林彪表态批评全军比武后，萧华曾积极贯彻林彪意图，严厉批判“大比武”，曾引起了杨勇、杨得志等将领的愤慨。杨勇的此番泄密举动，可能是源自于对萧华的幸灾乐祸。但是杨勇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一下就给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
由于杨勇泄密，加上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被造反派抢走，因而当天晚上萧华的家就被造反派抄了。萧华非常机敏，听到不对后就从后门跑到总政副主任傅钟家，又乘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元帅住所躲藏。徐向前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打电话严肃批评了杨勇。杨勇也意识到事情不妙，诚恳地表示接受教训。1月20日，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徐向前再次批评了杨勇，然后对萧华拍了桌子，质问他昨晚躲哪去了。叶剑英也拍了桌子，表示萧华是他藏起来的，如果有罪他来承担！情急之下，叶帅竟拍断了右手掌骨。两位老帅对着拍桌子，余人瞠目，满座噤声，这件事当时被渲染成是“大闹京西宾馆”。会后，江青等人向毛泽东告了状，叶剑英也向林彪告了状。紧接着，杨勇就在开会时被造反派抓走了。杨勇起初还很自信，认为自己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会主义，有理走遍天下。然而叶剑英很快传出话来，说上峰的意思是对杨勇要“烧而焦”。叶剑英的“上峰”还有谁呀？唯毛、林而已。杨勇真的保不住了。1月29日，周恩来宣布：北京军区改组，原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为代司令员，李雪峰兼任第一政委，陈先瑞为副政委。于是，在短短20多天内，北京军区便换马完毕。
“大闹京西宾馆”事件后，林彪也觉得再闹下去自己就不好掌握军队了，便把江青召来训斥了一顿，甚至掀翻了桌子。如此举动，是林彪一生中少有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亦开始担心过多的得罪军方将领将会祸及自身，文革进程也无法架驭，便同意了稳定军队的《八条命令》，禁止再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同时，毛又以中央文革擅自点名打倒陶铸为由将其敲打了一顿，算是给了军方将领们一个面子。
杨勇被抓起来后，先是关在北京军区，遭到了野蛮游斗。后又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秘密转移到河北邯郸的裴堡农场劳动改造。杨勇的夫人林彬和二儿子杨冀平也受到株连，被遣送到宁夏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奇怪的是，杨勇被抓这么大一件事，后来竟无人负责。到了1969年4月九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在讲话中曾问道：“北京军区的杨勇是怎么回事？”林彪立即响应，向军区查问杨勇、廖汉生被抓一事，后又不了了之。
对此，担任过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陈先瑞有个回忆：“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关押起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但上面又几次追查是哪方面下的命令，谁把他们抓起来的。（1967年）3月，上面追查杨勇被抓的问题，北京军区写了报告，并请示批示，但上面没有批复。对此，我感到很不理解。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兼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区政委，谁敢抓他们呀？如果错了，上面一句话就放出来了吗？可是，事情却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1971年11月，林彪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专门问道：“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刚进来不久的叶剑英回答：“当时我也不清楚。”毛泽东又问：“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在座的周恩来回答：“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毛泽东说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真的是林彪下令抓得杨勇吗？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会议上又说：“杨勇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
时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的纪登奎受命调查此事，最后的结论是：杨勇、廖汉生被抓起来，关押审查，经反复查核，北京军区没有责任，上面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以后谁也不要问了。
当事人都不承认，知情者又不把话说明白，这还真就成了一个谜。
1971年1月，杨勇在裴堡农场劳动改造时不慎摔断了腿，伤口发炎，持续高烧。经过周折后，才被允许送往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并决定就地手术。据杨勇的女儿杨菁后来回忆，当时北京军区保卫部禁止把杨勇摔伤住院的消息告诉家属，是一个了解情况老部下冒险透露了消息：“首长在这儿很危险，你要争取尽快去北京。……批陈整风和华北会议后，北京军区的情况十分复杂，一些人心里很明白，加害首长的机会不多了，格外疯狂，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人心隔肚皮，首长的手术千万不能在这儿做！”几年后北京军区管理局的一个副局长也揭发说：1969年10月，紧急备战时疏散杨勇到外地的路上，有人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勇撞死；1971年1月杨勇摔伤，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当时有人授意截掉杨勇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
怎么回事？杨勇竟遇到了如此的生命危险？
杨勇不同意在石家庄做手术，要求立即报告中央，回北京治疗。院方请示了上级，答复是就在石家庄手术。这时杨勇的夫人林彬收到他跌伤的电报后，已迅即赶到石家庄。杨勇和林彬商量后，决定坚决不在石家庄做手术，杨勇本人与院方软磨硬拒，拖延时间；林彬则留下女儿杨菁看护杨勇，自己悄然返京活动，争取杨勇回北京做手术。
林彬到北京后，相继找了李先念的夫人林佳媚和万里的夫人边涛帮忙，又给周恩来和李先念写了信求助。幸运的是，周恩来很快就看到了林彬的信，当即连声说：“接回来，接回来！”于是，1971年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高烧不止的杨勇被飞机接回北京，并被安排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治疗。一切危险都过去了。到了当年4月，杨勇的腿伤已基本治好，但上边没有结论，他仍戴着被打倒的“三反分子”帽子，既未平反也不给安排工作。就在尴尬为难之际，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伸出了手，邀请杨勇去他那里休息。杨得志比杨勇大两岁，从战争年代起，两人就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面对这位“老杨哥”的仗义援手，深受磨难的杨勇百感交集，欣然赴邀。此后，杨勇就在风和日丽的青岛住了一年多。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受刺激，身体迅速垮了下去。面对举国迷茫，信仰崩溃的动荡局面，他只好授权周恩来走到前台，抓革命促生产，抓安定团结，从而扭转危机形势，恢复一下自己受损的威望。正是在这一时期，大批在文革初期遭到打倒的老干部被纷纷解放出来，能工作的就塞进三结合的班子里，不能工作的就先养起来，毛泽东与老干部们一度紧张的关系也得到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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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是中共军队中的著名战将，与杨得志、杨成武并列为“三杨”，用周恩来的话说是“三杨开泰”。杨勇一生曾参加及指挥了三次国家对外战争，不愧为外战英雄。其军事技术娴熟，还受到过蒙哥马利元帅的称赞。然而杨勇的后半生也遭遇了政治风浪冲击，历经坎坷，侥幸不死。当他正要发挥自己更大的热诚和能力时，却罹患绝症，不幸早逝，实在是令人扼腕嗟叹！
杨勇原名杨世峻，1913年10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镇清江村一个贫农家庭。两年后的1915年11月20日，在浏阳县中和镇苍坊村也出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未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杨勇的母亲刘世珍和胡耀邦的母亲刘明伦是堂姐妹，因而杨勇就成了胡耀邦的表哥，两个人从小就非常要好。长到10多岁时，杨勇和胡耀邦先后进入了文家市镇的里仁学校念高小。胡耀邦学习好，很快就跳级和杨勇成了同班，在学校受到同学欺负时都由人高马大的杨勇出头为他打抱不平。杨勇晚年对此曾笑谈：“他是好学生，我是淘气包，念书他帮我的忙，打架我帮他的忙。”读高小期间，杨勇就加入了共青团，“马日事变”时还随农军围攻过省会长沙。高小毕业后，表兄弟俩又一同考进了浏阳县立中学。念了一个多学期后，杨勇因为父亲生病不得不辍学回家，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浏阳县第八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杨勇经县委选派，到正在平江地区转战的彭德怀部红5军随营军事学校政治队学习，成为了革命战士，并在此转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杨勇改了名字，也是在这一期间。
在彭德怀手下，杨勇历任红三军团红8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第4师第1团1连副政委、第2师第2团3连政委、安远独立营营长兼政委、第2师第6团政治处主任、第2师政治部政务处长，红三军团第5师第14团政治处主任（此处及以下为大师大团）、团党总支书记，第4师第10团政委等职，先后参加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多次战役战斗及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杨勇的任职主要在军队政治工作领域，且得到了稳步晋升。这既说明了杨勇的知识分子出身在部队中所起的作用，又说明杨勇具有长于政治思想工作的特点。不过，到了战场上的杨勇同样勇猛过人，且福大命大。红三军团打长沙时，身为连副政委的杨勇带领突击队攻城，在接近敌人一座碉堡时背上挨了一颗手榴弹。杨勇以为命肯定保不住了，谁知道手榴弹却没响，只是把他的背部砸了个大包。在带领突击队继续爆破城墙时，由于距离城墙太近，炸飞的石块将突击队员砸得死伤大半。杨勇趴在一棵大树下，天上落下来一块大石头，却正好卡在了树杈上，杨勇又捡了一条命。几次大难不死，已预示了杨勇未来注定将成为一名驰骋沙场的战将。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在紧接而来的洵口战役中，寻淮洲、乐少华奉命指挥红5师阻击向洵口增援的国民党军，以配合红三军团主力围歼敌葛钟山旅。红5师与增援之敌粹然遭遇，双方展开激战。身为红5师第14团政治处主任的杨勇带头冲入敌阵，与敌人短兵相接进行厮杀。战斗中一发子弹擦着杨勇的头顶中央飞过，穿破了头皮，伤口鲜血直流。而杨勇全然不顾，继续猛冲猛杀，直到将敌人击溃。战后，杨勇受到了军团长彭德怀的表扬。1934年1月，杨勇因洵口战役的英勇表现荣获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不过，这次负伤也在杨勇的头顶犁出了一道两厘米长、不再生头发的弹痕。
长征开始时杨勇已是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政委，漫漫征途成为了锻炼其军事才能的演兵场。在抢渡湘江时，红三军团第4师坚守界首渡河点及光华铺阵地，掩护军委纵队过湘江，与蜂拥而来的广西桂军展开了浴血厮杀。红10团位于全师最前沿，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带硬拼数十倍于己之敌。激战中团长沈述清中弹阵亡，由红4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职务指挥战斗。没过多久，杜中美也在带队向敌反击时光荣牺牲了。半天之内折掉了两个能打的团长，连久经沙场的彭德怀都震惊了，他不顾部下劝阻，冲出设在湘江西岸一个祠堂中的指挥部就上了前沿。时任红10团政委的杨勇接过指挥权，带着战士们刺刀见红，一次次地将敌人拼下去。激战中他的腿部中了一块弹片，杀红了眼的杨勇一咬牙就将弹片生生拔出，继续率领战士们冲入敌群，杀得敌军纷纷溃退。经过两昼夜血战，红10团付出伤亡400多人达到全团三分之一多的重大代价，终于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渡过湘江的任务。这时涌上来的敌人已经把他们包围，杨勇大喝一声，端起刺刀带领战士们一路淌开去，硬是突过了已染成漫漫血川的湘江。
在遵义会议后的土城青杠坡之战中，中革军委集中红三、红五军团准备歼灭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潘佐等部。然而这股川军武器好，战斗力较强，红军却装备落后，弹药缺乏，致使战斗打成了僵持。杨勇和代团长姚喆率领红10团向敌军发起多次猛烈冲击，打得川军肝胆欲裂。激战中，姚喆身负重伤昏迷不醒。杨勇的右腮也中了一发子弹，从唇部穿出，当即打掉了6颗牙齿，血如喷泉。杨勇说不出话，就用笔写在纸上下命令，直到鲜血浸透了半身，昏倒在地。这次负伤在杨勇脸上留下了一块难看的弹窝，而且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杨勇曾笑谈：大难不死，却给我留了一个“酒窝”。到了60年代，好面子的杨勇还是住进了医院，由当时的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亲自动手术填平了这个“酒窝”。
土城战斗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西去以摆脱敌人。杨勇由于脸上的伤势较重，被安置到休养团骑马行动。一次杨勇正在行军，突然听到路旁有人在喊他的原名“世峻哥”。杨勇忍痛下马循声找去，发现路边倒卧着一名红军战士。杨勇仔细一看，竟然是表弟胡耀邦！自从当年在浏阳县立中学一别，5年中二人还是第一次见面。原来在杨勇参加红军后，胡耀邦很快也加入了革命队伍，并被派到江西苏区，长期负责少共工作。长征开始后，时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的胡耀邦被调到军委纵队中央工作团担任党总支书记，同时负责中央工作团的青年工作。然而在行军途中胡耀邦染上了疟疾，连日发烧，身体十分虚弱，行走已很困难。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掉队人员众多，大家各顾各还来不及，此时也没人来抬胡耀邦。其时胡耀邦还只有19岁，情感一时脆弱，不由产生了悲观失望的念头，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了。杨勇则亲切地鼓励表弟，并把所乘马匹让给他骑，自己则亲自牵马领路，硬是带着这位未来的总书记跟上了队伍。
扎西整编时，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级编制，缩编为4个团，干部逐级降职。其中红10团团长由原红4师师长张宗逊担任，政委由原红4师政委黄克诚担任，杨勇改任团政治处主任。其后毛泽东等人指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打了追击敌军一个出其不意。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直取黔北交通要隘娄山关，准备消灭驻防该地区的黔军一部。杨勇随红10团迂回板桥，配合正面和侧翼的攻击部队夺取了娄山关，一举歼灭和击溃黔军4个团。尔后红一、三军团互相配合，勇猛追击，击溃黔敌王家烈部，重占遵义城，打垮中央军吴奇伟纵队，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由于团长张宗逊在战斗中负伤，政委黄克诚因向上级反映意见而被降职调走，陈连华被任命为红10团团长，杨勇也复任为团政委。其后他们指挥红10团随红三军团三渡、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大踏步进入云南。由于团长陈连华在战斗中牺牲，杨勇一度兼任团长和政委，后来上级又派黄珍担任了红10团团长。经过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的艰苦跋涉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到达了川甘边境的班佑、巴西地区。这时发生了著名的“草地分裂”事件，奉彭德怀命令，杨勇和黄珍率红10团护卫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悄然北上，脱离了险境。进至甘南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将红一方面军所属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终于到达了陕北苏区。此时红10团已改编为陕甘支队第2纵队第10大队，原大队长黄珍在吴起镇战斗中牺牲，由李天佑接任大队长，杨勇任大队政委。在与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合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建制，但红三军团建制没有恢复，原红三军团部队改编为红一军团第4师。杨勇仍任红4师第10团政委，团长是李天佑，不久又换成了萧桂（即开国少将萧远久）。在一年多的长征转战中，红10团先后换了十任团长，除了调动原因外，多数人都牺牲在了漫漫征途中。杨勇是革命的幸存者，他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
到达陕北后，杨勇和萧桂率领红10团相继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不久，杨勇被升任为红一军团第1师政委。他与师长陈赓率部随彭德怀西征陕甘宁边界地区，并南下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10月9日，红1师与到达甘肃会宁地区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胜利会师。此后，杨勇和陈赓指挥红1师参加山城堡战役，协同兄弟部队痛击了胡宗南部追剿军。1937年1月，杨勇调任红一军团第4师政委，率部由陕西三原开赴旬邑地区练兵。由于师长李天佑因病休养，杨勇便全面负责了红4师的工作。在中央红军做到主力师的政委，红军时期的杨勇已基本奠定了自己的军中地位。当然，此后要将这个地位保持下去，那就必须不死，不病，不犯大错误，既需要胆识，更需要运气。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相继开赴抗日前线。其中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成了八路军第115师，原红一军团红4师改编为第115师343旅686团，杨勇担任了686团副团长。在著名的平型关伏击战中，杨勇和团长李天佑指挥686团配置于全师中路，猛攻相向进入10里乔沟的日军板垣师团所属汽车队、辎重队先头。为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杨勇亲率686团3营向老爷庙发起冲锋，与日军进行了反复争夺。在艰苦攻占老爷庙后，杨勇又率3营死守，多次与反扑之敌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恶斗。激战中杨勇的左肩中弹负伤，他全然不顾，继续指挥部队与日军搅在一起。在左右友邻685团、687团的并肩攻击下，终于歼灭了伏击圈中的日军。这一战共歼灭日军千余人（为一般军史所用数字），击毁100余辆汽车和大车，缴获部分弹药及辎重物资，取得了抗战爆发以来的第一场大捷，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据战后统计，686团和685团协同击毙日军253人，而686团伤亡286人，685团伤亡223人，合计伤亡509人，超过了歼敌数字的一倍。抗战初期日军的战斗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平型关之战后，杨勇的枪伤还没好，就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领一批干部到黎城、襄垣、武乡等县扩军，先后招募新兵3000余人，成立了补充团，自己兼任团长。1938年初，杨勇奉调回到686团。不久，因师长林彪遭到晋军哨兵误伤而离队治疗，343旅旅长陈光升任第115师代师长，李天佑升任343旅代旅长，杨勇被任命为686团团长兼政委。在这一时期，华北日军调集了3万余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大规模进攻，有西渡黄河威胁陕甘宁边区之势。奉旅部命令，杨勇率686团在大宁公路一线连续进行了夜袭午城、伏击井沟、激战白儿里等战斗，歼灭日军7、800人，将敌补给线切断，有力阻滞了日军的攻势。特别是在白儿里阻击战中，杨勇奉命支援友军，指挥686团一个连挡住了日军一个大队的反复进攻，掩护卫立煌率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脱离了险境。卫立煌非常感动，撤到西安后便一次批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以表示他对八路军的感谢和支持。
1938年9月，为配合华中、华南日军进攻武汉、广州，华北日军兵分两路西进，企图西渡黄河威胁陕西。其中北路日军以第108师团一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先后占领离石、柳林、军渡等地，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安全。八路军总部下达命令，要求各部队采取积极行动，寻机打击西进日军，拖住敌人，保卫陕北，保卫党中央！奉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命令，杨勇率686团进至汾离公路一线，巧妙设伏，两战两捷，歼灭日军千余人，炸毁敌军车20余辆。加上彭雄率补充团设伏歼敌100余人，击毁敌军车9辆的战绩，343旅在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共歼日军1200余人，一时威震吕梁山区。不过军史称686团在战斗中击毙了第108师团之北路最高指挥官少将旅团长山口，则属疑问。因日军第108师团时任师团长谷口元治郎中将，下辖第25旅团，旅团长为中野直三中将；第104旅团，旅团长为苫米地四楼少将，并无山口少将其人。杨勇在战斗中负了轻伤，好在无大碍。战后，被打得气急败坏的日军驻汾阳联队长派人来给杨勇下“挑战书”，声称“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惟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决一雌雄……。”杨勇将这封“挑战书”传示众人，随后扔到一边，没搭理日本人，一时引为笑谈。
1938年11月，杨勇率686团随第115师师部东进晋东南，参加反“扫荡”作战。1939年春，杨勇又率部随陈光、罗荣桓挺进鲁西，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鲁西后，奉师部命令，杨勇指挥686团消灭了樊坝伪军1个主力团，生俘伪团长刘玉胜，打开了入鲁的新局面。随后，陈光、罗荣桓率686团主力继续东进，与黎玉、张经武指挥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会合。同时留下686团3营、教导队和师直两个连，由杨勇指挥，组成东进支队第1团，发展鲁西抗日根据地。在鲁西，杨勇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打击日伪，反顽反霸，扩充部队，发动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功开辟了鲁西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杨勇相继担任了第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115师34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副司令员、鲁西专署专员，第115师34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第115师教导第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杨勇终于能够独挡一面施展身手，积蓄多年的军政才能得到全面发挥，显示出了优秀的领导能力和开拓能力。
1939年8月，杨勇所部第115师独立旅第1团3营，在陈光、罗荣桓直接指挥下，与师直属队协同作战，在梁山地区歼灭了进犯日军第32师团一个大队及伪军一部共300余人，击毙日军大队长田敏江少佐，缴获武器弹药一批，创造了在敌我兵力相等情况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模范战例，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嘉奖。1941年1月，杨勇指挥教导第3旅等部在郓城西北的潘溪渡设伏，以“围点打援”战术全歼日军第32师团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大队，歼灭软原少佐以下160余人，毙伤伪军大队长王品端以下130余人，焚毁汽车4辆，缴获枪支弹药一部，再创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杨勇先后与萧华、苏振华搭档，指挥部队纵横鲁西，有力打击了进犯之日伪军，逐步将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到了30个县80个区，从而形成了统一的鲁西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春，在反击顽军石友三部的卫东战役结束后，杨勇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一名叫林彬的姑娘结了婚。林彬是山东冠县人，回族，据说与抗日英雄马本斋还有亲戚关系。林彬14岁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到中共运西地委党校学习。结婚时，杨勇27岁，林彬还不到18岁，都是如花的年记。二人没有摆酒宴请，只是由独立旅政治部主任欧阳文作陪，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饭以示庆贺。婚后没几天，杨勇就返回了前线。此后，杨勇与林彬相濡以沫，风雨终生。
1941年春，杨勇奉调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因七大延期，杨勇便加入了由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队代表组成的高干队，留在军事学院学习，杨勇还兼任了高干队队长。杨勇在延安呆了3年，参加了整风运动，进入了中央党校，系统学习了马列理论，提高了认识水平。在此期间，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已合并组成了新的冀鲁豫军区，由杨得志任司令员，杨勇被任命为副司令员。1944年4月，杨勇受命返回冀鲁豫根据地，向区委和军区传达了延安整风精神。不久，冀鲁豫军区与冀南军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任政治委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同时杨勇还出任了新成立的中共冀鲁豫分局常委兼军事部部长、财经委员会书记等职，主管全区的军事和财经工作。此后杨勇协助军区领导指挥各分区部队协同作战，转入局部反攻，歼击日伪，收复失地，使冀鲁豫被分割的各小块抗日根据地逐渐连成了一片。
日本投降前夕，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各根据地部队相继向日寇发起了全面反攻，积极收复失地。杨勇和宋任穷、苏振华等人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分三路大举出击，连克延津、阳武、封丘等县城，对开封形成了合围之势。守卫开封的日军拒不投降，组织兵力和坦克准备顽抗。与日本人打了8年，终于包围了敌人据守的中等城市，八路军指战员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宋任穷、苏振华都主张打下开封，一雪国耻。而杨勇的态度在军史中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杨勇同样主张攻打开封，与宋任穷、苏振华联名发电报向延安请示。结果中央军委回电指示，不应攻打开封，打下也巩固不了，应扫除日伪军据点，准备同国民党作长期斗争。接到电报后，杨勇极为激动，和宋任穷、苏振华都哭了；另一种说杨勇当时很冷静，认为不应打开封，以免陷主力于城下的不利局面。后延安回电指示与杨勇的主张不谋而合，宋任穷、苏振华等人便坚决执行了中央指示。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敏锐地盯住了晋冀鲁豫这块四战之地，决心改组领导机构、投入精锐力量，准备与国民党争天下。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由邓小平、薄一波任正副书记，刘伯承、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李达、陈赓、李雪峰、宋任穷、杨勇、杨得志、苏振华等19人为委员，统一领导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分区组成的晋冀鲁豫战略根据地(后称解放区)。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任第一、第二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此后，杨勇便成为了刘伯承、邓小平手下的得力战将。这是他继跟随彭德怀、林彪、罗荣桓、陈光转战多年后，又投入的新的革命山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在解放战争时期，杨勇跟随刘邓南北转战，东挡西杀，先后参加了陇海路、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鲁西南、挺进大别山、高山铺、北向店、宛东、郑州、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战斗；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7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等职务。在刘邓的麾下大将中，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基本算是单干户，暂可忽略；第一勇将当推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善打险仗、恶仗，常拿“烧铺草”（是四川的一种风俗，人死了之后要把睡过的铺草抱到野地里去放把火烧掉，这里代指不要命了）当口头禅，人称“王疯子”；论打仗又狠又刁要数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人称“军中赵子龙”，刘邓仗仗要拿3纵当主力用；而杨勇的特点不如前边几位突出，但属于军政全才型，用着放心，和刘邓的关系也最亲近。49年二野整编成兵团，陈锡联、陈赓、杨勇分任第3、第4、第5兵团司令员。王近山被任命为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政治委员，他很不服气。碍着陈赓、陈锡联是自己在红四方面军时期的老上级、老战友，王近山不好争，但对红一方面军出身的杨勇就没那么客气了，当着老政委邓小平的面就提出：“他，凭什么？”邓小平也没客气：“打仗你比杨勇强，但其他的他比你强，所以你当副司令。”得，王近山碰了个瘪。
杨勇带出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以攻守全面著称，虽然不如6纵、3纵的名气大，但也打过些引人注目的好仗。如47年7月参加鲁西南战役，一举攻克郓城，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5师师部及两个旅1.1万余人，俘敌副师长明理亚，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灭敌军两个旅的范例，受到了刘邓的通令嘉奖；随后在鲁西南战役的六营集战斗中，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术，在6纵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70师、第32师两个师部及两个半旅1.8万余人，俘获整编第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少将副师长罗哲东，创造了平原运动战的经典战例；千里挺进大别山后组织实施高山铺战役，在无后方作战的条件下，与6纵协同全歼敌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共1.26万人，还击落敌机一架，取得了进军大别山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纵因战绩突出，被野战军记大功一次。在陕北的毛泽东闻讯后特致电刘邓表示祝贺，并评价说：“高山铺大捷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了一万多敌人，也不仅仅因为这仗打得很漂亮，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了脚。”
杨勇1纵麾下有第1、2、19、20四个旅，其中不乏红军老底子部队。像第1旅1团，前身是井冈山红4军28团出身的“模范红五团”，大名鼎鼎的红军团；第2旅4团，前身是彭德怀红三军团第4师第12团，为杨勇的老部队红4师出身，也是有名的红军团。然而比较怪的是，1纵中最能打的不是有红军团的第1、第2旅，而是后来居上的第20旅。这其中的很大原因出在第20旅旅长身上。谁呀？主席后来称赞过的“吴忠有忠”，全军最年轻之一的开国少将吴忠。这个人很会带部队，经过多次交手后，国民党军对第20旅的评价也颇高，称其为“战斗力甲、善于攻防和土工作业之主力部队。”在举世瞩目的淮海战役中，吴忠率第20旅协同豫皖苏军区八分区部队在洪河建立防线，挡住了东进的黄维兵团去路。然而黄维兵团突然从新蔡方向绕过洪河防线，直扑颍河。此时第20旅已被黄维兵团甩到了后面，又是两条腿和汽车轮子赛跑，无论如何来不及追上了。吴忠当机立断，率部乘船走直线沿颍河顺流而下，险道奇兵，终于先敌一步抢占了阜阳渡口，在颍河东岸建立防线，再次截住了黄维兵团，将其拖住整整两天，胜利完成了迟滞阻敌任务。这一战令吴忠爆得大名，也奠定了其日后一度飞黄腾达的前程。
49年全军整编时，高马大架的1纵改编成了第16、第18两个军。可惜第19旅调出去拆分了，不然1纵可能一下编成3个军，就比陈大将的4纵还要牛了。杨勇当上了二野第5兵团司令员，率部渡过长江，进军西南，解放贵州，兵临成都，生俘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一路势如破竹。1950年1月，杨勇兼任了贵州军区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当年年底，杨勇被调入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52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南京成立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由陈赓任校长，杨勇任副校长。当时杨勇还没有从军事学院毕业，但仍受命离院赴职。当年10月，杨勇又调任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朝鲜战争进入打打谈谈阶段后，中央军委为达到锻炼部队现代化战争能力的目的，组织了各军区部队及一批将领轮流入朝作战。1953年4月，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与新任政委王平一道入朝参战。到任后，杨勇、王平组织所部参加夏季反击战役并指挥金城战役，给了当面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有力促进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特别是金城战役，歼敌5.2万余人，取得了志愿军转入阵地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胜利，并留下了“奇袭白虎团”的传奇。杨勇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引起了美韩军界的注意，成为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将领。
朝鲜战争停战后，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负责战备训练和驻军纪律工作。1955年4月，志愿军司令员杨得志奉调回国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后，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9月，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杨勇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杨勇作为志愿军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返回祖国。临行前，杨勇和王平被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10月28日，杨勇和王平率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回到北京，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车站迎接。应该说，志愿军入朝时彭德怀、邓华是最引人注目的将领，而回国时，杨勇则享尽了风光。很多中国老百姓知道有杨勇这么一位大将军，就是从志愿军回国开始的。
毛泽东对杨勇相当重视，提名他担任了全国各军区中最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这既是对杨勇的信任，也是对杨勇的鞭策。然而福兮祸兮，北京军区地位敏感，注定了从来不是什么太平的地方，杨勇也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后来的历史证明，擅长政治工作的杨勇却忽略了这个敏感性，从而造成了自己的政治翻车。
1959年10月1日，杨勇作为建国10周年国庆阅兵总指挥，陪同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林彪元帅乘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阅兵方队。同月，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在杨勇的大力主抓下，部署于北京地区的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战告捷，于1959年10月7日击落了台湾国民党空军一架RB57D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中国空军和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1959年的10月，是杨勇一生中的辉煌时期。此后，他就要走下坡路了。
1960年5月26日，杨勇陪同来华访问的二战英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到北京军区某部参观射击表演。当时蒙哥马利饶有兴致地拿过一支中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一枪中靶。随后，他将半自动步枪递给了陪同参观的杨勇。蒙哥马利在西方军界是以争强好胜、不好打交道而著称，此番的这一举动，是不是也有点挑战的意识呢？但见好个杨勇，从容举枪，连续射击，弹无虚发，9发子弹全部中靶。倔脾气的蒙哥马利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赞叹之心可以想见。他这次来华访问，与毛泽东会谈时曾预言：要保持世界和平，就要承认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一个中国。而他离开北京回国途经香港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做了一个预言：“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能让蒙帅说出这番话来，上将杨勇，露了脸了！
1964年1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号召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从而掀起了一场全军比武练兵的热潮。杨勇的北京军区和杨得志的济南军区对此最为积极响应，不但组织干部到南京军区参观学习，还专门发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并要求各单位举行各自的汇报表演和比武大会，以检验训练效果，同时选拔尖子选手参加军区的比武。6月1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十三陵观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有一张著名的毛泽东在杨勇、杨得志之间举起56式半自动步枪眯眼瞄准的照片，就是在这一天拍下的。毛泽东兴致盎然，走到一个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前，风趣地说道：“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说完就给了沙袋几拳，引得周围众人无不笑逐颜开。可以说，在这一天，全场最风光的是罗瑞卿、杨勇和杨得志。然而，没有去参观汇报表演的国防部长林彪却大为恼怒。他把主要怒火发在了罗瑞卿身上，动了要搞掉他的念头。对于毛泽东一向视为忠厚老实的杨得志，林彪一时也没什么办法。然而对于杨勇，林彪可不会客气。后来他就发下了话：“其他军区情况都了解一些，唯独北京军区情况不了解。”什么意思？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廖汉生对林副主席封锁消息，不可靠呗。
1965年底，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这一军界当时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在富有神秘色彩的上海会议上被突然打倒，从而掀开了文革的序幕。一年多后，杨勇的霉运也来了。由于贺龙失事倒台，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上边定了性，要“烧掉廖汉生”，于是在1967年1月8日被军区造反派抓走了。在文革“全面夺权”的指示下，这一期间军队受到了严重冲击，很多将领都被造反派抓走批斗，一时人人自危。1月19日下午，江青等人在京西宾馆的军委碰头会上批判了总政主任萧华，叶群也奉林彪旨意给萧华罗织了一堆罪名。出于谨慎，刚刚出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散会时宣布，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然而杨勇却搭错了弦，回军区后就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当初林彪表态批评全军比武后，萧华曾积极贯彻林彪意图，严厉批判“大比武”，曾引起了杨勇、杨得志等将领的愤慨。杨勇的此番泄密举动，可能是源自于对萧华的幸灾乐祸。但是杨勇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一下就给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
由于杨勇泄密，加上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被造反派抢走，因而当天晚上萧华的家就被造反派抄了。萧华非常机敏，听到不对后就从后门跑到总政副主任傅钟家，又乘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元帅住所躲藏。徐向前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打电话严肃批评了杨勇。杨勇也意识到事情不妙，诚恳地表示接受教训。1月20日，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徐向前再次批评了杨勇，然后对萧华拍了桌子，质问他昨晚躲哪去了。叶剑英也拍了桌子，表示萧华是他藏起来的，如果有罪他来承担！情急之下，叶帅竟拍断了右手掌骨。两位老帅对着拍桌子，余人瞠目，满座噤声，这件事当时被渲染成是“大闹京西宾馆”。会后，江青等人向毛泽东告了状，叶剑英也向林彪告了状。紧接着，杨勇就在开会时被造反派抓走了。杨勇起初还很自信，认为自己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会主义，有理走遍天下。然而叶剑英很快传出话来，说上峰的意思是对杨勇要“烧而焦”。叶剑英的“上峰”还有谁呀？唯毛、林而已。杨勇真的保不住了。1月29日，周恩来宣布：北京军区改组，原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为代司令员，李雪峰兼任第一政委，陈先瑞为副政委。于是，在短短20多天内，北京军区便换马完毕。
“大闹京西宾馆”事件后，林彪也觉得再闹下去自己就不好掌握军队了，便把江青召来训斥了一顿，甚至掀翻了桌子。如此举动，是林彪一生中少有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亦开始担心过多的得罪军方将领将会祸及自身，文革进程也无法架驭，便同意了稳定军队的《八条命令》，禁止再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同时，毛又以中央文革擅自点名打倒陶铸为由将其敲打了一顿，算是给了军方将领们一个面子。
杨勇被抓起来后，先是关在北京军区，遭到了野蛮游斗。后又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秘密转移到河北邯郸的裴堡农场劳动改造。杨勇的夫人林彬和二儿子杨冀平也受到株连，被遣送到宁夏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奇怪的是，杨勇被抓这么大一件事，后来竟无人负责。到了1969年4月九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在讲话中曾问道：“北京军区的杨勇是怎么回事？”林彪立即响应，向军区查问杨勇、廖汉生被抓一事，后又不了了之。
对此，担任过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陈先瑞有个回忆：“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关押起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但上面又几次追查是哪方面下的命令，谁把他们抓起来的。（1967年）3月，上面追查杨勇被抓的问题，北京军区写了报告，并请示批示，但上面没有批复。对此，我感到很不理解。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兼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区政委，谁敢抓他们呀？如果错了，上面一句话就放出来了吗？可是，事情却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1971年11月，林彪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专门问道：“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刚进来不久的叶剑英回答：“当时我也不清楚。”毛泽东又问：“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在座的周恩来回答：“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毛泽东说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真的是林彪下令抓得杨勇吗？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会议上又说：“杨勇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
时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的纪登奎受命调查此事，最后的结论是：杨勇、廖汉生被抓起来，关押审查，经反复查核，北京军区没有责任，上面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以后谁也不要问了。
当事人都不承认，知情者又不把话说明白，这还真就成了一个谜。
1971年1月，杨勇在裴堡农场劳动改造时不慎摔断了腿，伤口发炎，持续高烧。经过周折后，才被允许送往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并决定就地手术。据杨勇的女儿杨菁后来回忆，当时北京军区保卫部禁止把杨勇摔伤住院的消息告诉家属，是一个了解情况老部下冒险透露了消息：“首长在这儿很危险，你要争取尽快去北京。……批陈整风和华北会议后，北京军区的情况十分复杂，一些人心里很明白，加害首长的机会不多了，格外疯狂，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人心隔肚皮，首长的手术千万不能在这儿做！”几年后北京军区管理局的一个副局长也揭发说：1969年10月，紧急备战时疏散杨勇到外地的路上，有人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勇撞死；1971年1月杨勇摔伤，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当时有人授意截掉杨勇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
怎么回事？杨勇竟遇到了如此的生命危险？
杨勇不同意在石家庄做手术，要求立即报告中央，回北京治疗。院方请示了上级，答复是就在石家庄手术。这时杨勇的夫人林彬收到他跌伤的电报后，已迅即赶到石家庄。杨勇和林彬商量后，决定坚决不在石家庄做手术，杨勇本人与院方软磨硬拒，拖延时间；林彬则留下女儿杨菁看护杨勇，自己悄然返京活动，争取杨勇回北京做手术。
林彬到北京后，相继找了李先念的夫人林佳媚和万里的夫人边涛帮忙，又给周恩来和李先念写了信求助。幸运的是，周恩来很快就看到了林彬的信，当即连声说：“接回来，接回来！”于是，1971年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高烧不止的杨勇被飞机接回北京，并被安排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治疗。一切危险都过去了。到了当年4月，杨勇的腿伤已基本治好，但上边没有结论，他仍戴着被打倒的“三反分子”帽子，既未平反也不给安排工作。就在尴尬为难之际，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伸出了手，邀请杨勇去他那里休息。杨得志比杨勇大两岁，从战争年代起，两人就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面对这位“老杨哥”的仗义援手，深受磨难的杨勇百感交集，欣然赴邀。此后，杨勇就在风和日丽的青岛住了一年多。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受刺激，身体迅速垮了下去。面对举国迷茫，信仰崩溃的动荡局面，他只好授权周恩来走到前台，抓革命促生产，抓安定团结，从而扭转危机形势，恢复一下自己受损的威望。正是在这一时期，大批在文革初期遭到打倒的老干部被纷纷解放出来，能工作的就塞进三结合的班子里，不能工作的就先养起来，毛泽东与老干部们一度紧张的关系也得到了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