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贺老总（上）

贺龙，人称贺老总，我党我军的著名的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洪家关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取名贺文常，字云卿。他只读了两年私塾便失学，因父亲在外，母亲病弱，弟妹幼小，遂成为了家中唯一能下地干活的劳动力，小小年纪就挑起了抚养家庭的重担。劳动闲暇时，贺龙就跟着长辈弄拳习武，练就了一副好身手。14岁起，他开始赶山货跑运输，往返于湘西和湖北、四川、贵州边界地区，风餐露宿，走南闯北，历练出了过人的胆识和豪爽仗义的性格。18岁时，在留日同乡陈图南的介绍下，贺龙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贺龙为人豁达豪爽，仪义疏财，又会武功，见义勇为，广交朋友，因此很多人都仰慕他。1916年初，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贺龙与姐夫谷绩廷、革命党人吴佩卿等领导发动了湘西万人武装暴动，成立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由于袁世凯军队的镇压，暴动失败，队伍乌合而散。贺龙不屈不挠，又约集20多名热血青年，用菜刀、匕首、棍棒为武器，一举端了芭茅溪的盐税局子，夺了12条德国造毛瑟枪。此后贺龙登高一呼，再次拉起一支农民武装，成立了“桑植县讨袁护国军”，并被推举为总指挥，率部参加讨袁护国战争。袁世凯身死后，谭延闿督军主政湖南，贺龙的部队被瓦解收编，又一次星落云散。就是在这之后，贺文常将名字改为了贺龙，意在从文入武，打倒军阀。

袁世凯虽死，北洋政府仍在，且各派系军阀间互相倾轧，国内政局十分混乱。贺龙受革命党的委派，先后执行刺杀谭延闿和其后任傅良佐的先遣人员之任务，皆未成功，其间还一度被捕入狱，后经革命党营救脱险。此后贺龙奉命回湘西拉起一支农民武装，被任命为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率部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战争。不料，贺龙中了湘西护法军司令张溶川的奸计，部队被其吃掉，再次成为孤家寡人。然而他意志坚强，继续召集旧部，图谋重新起事。不久，贺龙与一个来投奔他的青年用两把菜刀袭击了要上任的慈利县长一行，砍死了两个护兵，夺得了两支枪。此后贺龙很快又拉起一支100余人的队伍，并参加了湖南护法军支援鄂军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任湘西援鄂军第一路所属的游击司令。这段经历，后来就被传诵为贺龙历史上“两把菜刀闹革命”传奇伟绩。

贺龙的英名从此不胫而走，影响了很多革命志士。到了1927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在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时，还引用了贺龙的革命事绩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在几十年中，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都是我党我军中的美谈。谁也想不到的是，到了文革时期，他屡仆屡起参加革命的这段历史却被说成了是“大土匪”。

护法战争后，贺龙率部驻防家乡桑植，赈济灾民，建设市政，广交朋友，声望日高。他拥护孙中山的领导，一有机会便前驱效命。孙中山感佩贺龙对革命的忠诚，曾从上海亲笔复函，赞赏贺龙的“壮志不渝，忠诚自矢”，评价其为“干城之寄”的将领，并殷切地希望贺龙“秣厉代时，共戡大难”。由于贺龙的能力强，人望高，地方军阀实力派也不得不拉拢他，对其封官许愿。贺龙便借势整军经武，发展队伍，造福乡里，腾挪于国内风云之中。在数年里，贺龙历任湘西护法军第5团1营营长、湘西靖国民军第三梯团团长、湘西巡防军第2支队司令、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四川讨贼军暂编第9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澧州镇守使等职。这一时期，在与陈图南及其留日同学花汉儒的交往中，贺龙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知道了中国也有共产党，因而对共产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解放后贺龙曾自述：“当时我听陈图南讲的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花汉儒谈社会主义，条条有理，有根据，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北伐战争开始后，贺龙立即响应广东国民政府，以澧州镇守使、川黔边防军第五路司令名义通电北伐，率主力由贵州铜仁起兵，直取湖南。贺龙声威赫赫，所部军纪严明，来投者日众，很快就扩大到了20个团2.5万人。当时湖南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是湘军将领唐生智，他响应广东国民政府，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及湖南省临时政府省长。对于贺龙这股力量，广东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将其所部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6师。为了拉拢贺龙，唐生智又任命贺龙兼湘西镇守使之职。这时黔军首脑袁祖铭率部归附广东国民政府，被任命为北伐军左翼军前敌总指挥，下辖彭汉章第9军、王天培第10军。然而袁祖铭首鼠两端，只派彭汉章率第9军入湘作战，自己则督领主力留在川黔边境未动。为了促使左路各军积极投入北伐，贺龙主动率部投入彭汉章麾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此后贺龙挥军先进，占领重镇常德。

就是在这时，贺龙结识了北伐军总政治部派到其部队工作的宣传队队长、共产党员周逸群。贺龙早知道周逸群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著名的共产党人，心中非常高兴。他主动与周逸群接近，介绍自己的经历，向其请教革命道理。周逸群也毫不保留，坦诚相见。二人倾盖如故，长谈不休，由此成为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伙伴。通过周逸群的介绍，贺龙真正了解和认识了共产党，并正式向周逸群提出了入党要求。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贺龙任命周逸群为师政治部主任，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帮助他建立政治机关，培训干部，改造部队。

北伐军兵分三路大举北上时，贺龙首先率部击溃投靠吴佩孚的鄂军王都庆、湘军贺耀祖部，相继进占慈利、津市、澧州，扫清了前进路上的障碍。尔后与第9军第2师杨其昌部联合并进，抢占公安城，激战黄津口、斗湖堤，歼敌3000，取得了左路大胜。经过休整和补充后，贺龙又率部参加宜昌战役，协同友军扫荡江南，强渡长江，攻占沙市、宜昌，歼敌数千，胜利光复了鄂西。因贺龙所部战功赫赫，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此后，贺龙督军驻防宜昌，负责鄂西警备。

由于袁祖铭企图在蒋介石与吴佩孚之间投机，又裹足自保想在湖南占块地盘，结果惹怒了唐生智，对黔军起了杀心。他指使手下何键部与贺龙部发生摩擦，想寻衅吃掉在鄂西的贺龙部，弄得形势非常紧张。此时广东国民政府已从广州迁到武汉，闻讯后派中央委员吴玉章率代表团到宜昌处理此事。身为共产党员的吴玉章怕贺龙部遭到不测，遂想出一个办法，将贺龙部从鄂西调走移防武汉，脱离险地。在此期间，唐生智授意部下周斓设下“鸿门宴”，诱杀了袁祖铭。接着唐生智又捏造罪名，将第9军军长彭汉章免职扣押（后经过审判将其杀掉）。不久，借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对所属北伐军进行整编之机，唐生智撤销了第9军番号，将该军贺龙第1师改称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杨其昌第2师编入张发奎部第11军改称第26师，第3师也被打散收编。在进行改编时，贺龙部遭到严重压缩，从原来的12个团2万余人缩编到5个团、3个直属营共1.1万余人。第10军军长王天培见势不妙，转而率部投靠了在南京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至此，原先袁祖铭所率黔军已基本瓦解，贺龙部虽暂时无恙，但已成了各方企图进一步吞并的肥肉。

就贺龙而言，当然知道所部处境的险恶，不能不早作进退的打算。他天生同情弱小，嫉恶如仇，在政治态度上坚决与工农站在一边。贺龙痛恨鱼肉人民的旧军阀，也鄙视争权夺利的新军阀，对于国民党这样松散摇摆的政治组织，他也失望了。因此，贺龙并不考虑投靠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这些新军阀，也不打算自立为王。通过所闻所见，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吸引了他，为工农大众谋利益，成为了他坚定树立的理想。

这一时期，蒋介石已决心“分共”并与武汉国民政府决裂，因此积极拉拢策反武汉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1927年3月，蒋介石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李仲公到武汉，企图游说贺龙。贺龙对蒋介石一向无好感，认为他是个“新军阀”，因此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唐生智。唐生智想独霸两湖，哪里肯让外人来捞稻草。在上报给武汉国民党中央后，命令贺龙先将李仲公抓起来。于是贺龙邀约李仲公一同在师秘书长严仁珊家打牌，当场命令卫士逮捕了李仲公，尔后押交唐生智处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听说李仲公是蒋介石派来瓦解自己军队的，非常恼怒，下令将李仲公就地处决。多亏与李仲公有旧交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以自身担保，汪精卫、唐生智为了给邓演达面子，才下令释放了李仲公。谁也想不到的是，40年后的文革期间，李仲公竟然构陷贺龙，令贺老总有口难辩，此为后话。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反共，并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至此宁汉分裂已成定局。武汉国民党中央经过研究后，决定先继续北伐，迎击正大举南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待与冯玉祥指挥的国民军联军会师河南，驱逐奉系出京、津后，再回头解决蒋介石的问题。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进行第二期北伐，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集合唐生智、张发奎部主力5个军6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河南进军，迎击张学良指挥的10多万奉军。

接到出师命令后，贺龙立即将全师集结，准备出征。就在这时，部队中发生了高参陈图南、参谋长陈淑元、团长柏文忠等人煽动闹饷，企图趁机杀害贺龙，夺取军权，投靠蒋介石的事件。陈图南是贺龙的革命领路人，二人已结交13年，共过患难，不能说没有感情，贺龙对此非常痛心。但在风云变幻的大是大非之际，多年好友也只能分道扬镳。贺龙在与周逸群商量后，表示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并由周将此事报告给了在武汉的中共中央。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汉市公安局迅速出动，将陈图南、陈淑元、柏文忠逮捕，经过公开审理后处以枪决。经过这件事，已清楚表明了贺龙靠向共产党的政治态度，这也才有了后面贺龙率部参加南昌起义的基础。
4月下旬，贺龙率独立第15师与张发奎的第4军、第11军组成北伐军第一纵队，沿京汉铁路东侧杀向河南。贺龙挥军猛进，一路肃清红枪会，大战逍遥镇，夺占小商桥，破临颖，占许昌，过朱仙镇，进开封，与友军协同作战，横扫奉军，威名远扬。6月24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就对贺龙所部不吝赞美之辞，称誉其为“异常奋勇”之“钢军”。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也给贺龙等发来贺电，并决定将独立第15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任军政治部主任。可惜的是，就在北伐军与国民军联军胜利会师郑州，奉军败退黄河以北之际，长沙发生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国民政府后院起火。汪精卫为了理顺内部，在郑州会议上与冯玉祥达成妥协，宣布胜利结束北伐，国民革命军各部撤出河南返回武汉。对此，贺龙非常愤懑，也更加对武汉国民政府感到失望。

从开封到武汉，贺龙发觉政治气氛已急剧向右转，“分共”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值此严重关头，贺龙坚决站在了工农大众一边。他曾向周逸群表示：“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哪个杂种有胆子敢到老子这里抓共产党，老子就敲掉他的脑壳！”在其时武汉国民政府的军队将领或明里暗里投蒋，或开始清党分共，或灰心失意之际，依然毫不动摇率领全军与共产党患难与共的非共产党员将领，只有贺龙一人。

当时不是没有人想拉拢贺龙，相反各方势力还真不少，如唐生智派他的胞弟唐生明和部下叶琪前来游说贺龙，第8军军长兼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向贺龙大献殷勤，蒋介石的代表朱绍良也利用与黔军的旧渊源秘密拜会贺龙。无非都是晓以利害，封官许愿。特别是在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东征讨蒋”后，贺龙奉命率部开赴九江集结，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长黄琪翔、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都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参加清党分共。然而贺龙态度坚决，不为所动，令各方均悻悻而归。

贺龙的独立第15师在二期北伐中伤亡过半，虽受命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但武汉国民政府既不拨兵也不拨武器，只给了贺龙一个空心汤团。后来中共组织将湖南、湖北等地逃脱反动军阀追捕而来武汉的工农骨干，以及汉口的工农革命武装编入了贺龙的部队，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部分枪支也转移到了贺龙部队中，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一个教导团，基本补齐了编制，使暂编第20军达到了2个师6个团7000余人。当武汉国民政府一步步开始摧残迫害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之际，贺龙挺身而出，除利用暂编第20军受命扩编之机收留了大批工农骨干外，还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20军的旗帜，派兵站岗护卫，阻止反动军人的搜捕。同时，又将在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有不少人在第20军担任了政治工作。当时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目标较大，且身体有病，是贺龙派第20军的船只送他离开武汉前往庐山养病的。

由于贺龙坚定靠近共产党的表现，为了争取他及所率领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与贺龙正式进行接触。1927年7月初的一天，周恩来在周逸群陪同下来到暂编第20军军部会见了贺龙。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与见面，其时周恩来29岁，贺龙31岁，都是雄姿英发的年纪。在1981年的电影《南昌起义》与2007年的电影《八月一日》中，对此都有精彩表现：

《南昌起义》中，高长利饰演的贺龙与孔祥玉饰演的周恩来见面。贺龙用力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打我知道有个黄埔，你的大名就在我心里唱歌，今天是如愿以偿啊！”周恩来潇洒地说：“神交已久，我们都如愿以偿嘛！”

《八月一日》中，刘劲饰演的周恩来被周逸群引进大厅，看到墙上挂着的横幅，不由吟诵：“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侯勇饰演的贺龙从沙发上站起，直视周恩来，接着吟道：“等待风云齐聚会”，周紧接上：“飞腾六合定坤乾。”

先辈的风采，实在令人神往。

像影片中一样，历史上的周恩来与贺龙坦诚相见，畅谈不休。周恩来深刻了解了贺龙对革命和共产党的一腔赤诚，从而对发起武装暴动更加有了信心。贺龙也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正直和朝气，从而坚定了跟着共产党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信念。这次会面，成为了贺龙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贺龙与周恩来保持了超出党内同志关系之上的个人友谊长达40余年。建国后，与周恩来关系最好的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一位是陈毅，另一位就是贺龙。

由于武汉国民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和人心分裂的困局，汪精卫决定“东征讨蒋”，不行就拉住张发奎打回广东老根据地去。从7月上旬开始，唐生智、张发奎分别指挥的第一、第二方面军组成东征军，开始分批向江西开进，预定分三路向南京挺进。其中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任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暂编第20军，奉命开赴南昌至九江间的南浔线地区集结。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 “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为应对危急局面，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组成了五人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又决定将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都集中到南昌去，举行武装起义。为此组成了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由临时中央常委周恩来担任书记。

当时中共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国民革命军序列中叶挺的第11军24师，周士第、张云逸的第4军第25师一部，卢德铭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兵团（后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朱德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部。另外一支就是贺龙的第20军，由于贺龙本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还只能算是争取对象。从军事上来说，贺龙部虽说号称一个军，但只有7000多人，还没有叶挺所率的一个师多，战斗力上也不如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的“铁军”。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共举事的思路还是强调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因此拉住贺龙这样一支标杆性的“左倾”军队一起暴动，对于彰显中共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事业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当7月下旬贺龙率部开赴九江后，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受命向贺龙摊牌，告知了他中共中央要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贺龙获此信任非常激动，表示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率领第20军参加起义。至此贺龙部队的支持最后落听，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松了一口气，同时感到深受鼓舞。就在这时，上了庐山的汪精卫设计诱骗叶挺、贺龙上山开会，并通过张发奎命令叶贺所部向九江、南昌间的德安集中，实则是要将二人扣留，同时调集朱培德、程潜的部队将叶贺部包围缴械。幸好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及时报警，叶贺才既未上庐山，也不向德安集中，而是移兵南昌，准备参加起义。

在中共大员和军事将领云集的南昌，贺龙被前敌委员会任命为起义总指挥。实际上，起义领导人并不完全信任贺龙，任命其为起义总指挥主要是出于利用考虑，要借重他的影响力，满足他的名位需要，其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军事上，进行各种决策的是周恩来，起主要指挥作用的则是前敌总指挥叶挺。对此贺龙本人则非常干脆：“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于是8月1日南昌枪声大作，人民军队从此有了自己的诞生节日，贺老总也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元勋。

由于决策错误，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广东，企图打通出海口，接收共产国际提供的军火再重起革命炉灶。然而坐镇广东的李济深命令黄绍竑、陈济棠、钱大钧、薛岳等部前来堵截，起义军冒着酷暑行军，几经转战，减员很大。在进占江西瑞金时，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一偿夙愿。此后形势更加严峻，经三河坝分兵后，起义军主力在汤坑战败，无法于潮汕立足，不得不转向海陆丰。撤至普宁流沙时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抛弃“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树起苏维埃旗帜，主要领导人分散转赴香港或上海，武装部队至陆丰与农军会合坚持斗争。贺龙在会上表示了坚定的决心：“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会后起义军继续向西转移，却遭到陈济棠部队的拦腰截击，被分隔为两段。先头贺龙第20军的第1师、第2师到达陆丰，因后边的主力没跟上，部队中失败主义情绪浓厚，最后在第1师师长贺锦斋、副师长欧学海率领下向敌陈济棠、徐景唐、黄旭初等部缴械投降。后面周恩来、叶挺、贺龙等率领的主力也被敌人冲散，一众领导人不得不分别经香港潜往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归于失败。留下的成建制的起义军，一部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转至粤湘边境，后来发动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另一部在董朗等率领下转到海陆丰坚持斗争，建立红2师，成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

1927年11月，贺龙辗转抵达上海，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头。此时，宁汉已经合流，国民党政府悬赏10万大洋缉拿贺龙。中央本拟派贺龙与刘伯承、林伯渠等人去苏联学习。割据井冈山苦于缺乏军事指挥人员的毛泽东，也曾给中央写信要求派贺龙来。但贺龙心中不服气，不愿意去苏联，而是想回湘西重新搞武装。周恩来在充分听取了他的意见后，说服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派贺龙和周逸群回湘西组织暴动，归湖北省委书记兼湘西北特委书记郭亮领导。回头来看，如果说贺龙在南昌起义期间还脱不了“军阀”的嫌疑，中共领导人主要是利用他的名声和威望，那么到了起义失败后至上海中央学习的这一阶段，贺老总已经真正的脱胎换骨，成为了被上级所信任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1928年1月，贺龙与周逸群、卢冬生等人离开上海到了武汉。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准备在武汉搞年关暴动，由贺龙出任总指挥。由于消息走漏，贺龙等人遭到敌人追捕，暴动废止。几经周折后贺龙一行方才脱险，除经过观音洲时缴了团防队的10支长短枪外，还收拢了贺锦斋等旧部百余人。不久贺龙、周逸群、贺锦斋、黄鳌、王炳南等人即领导发动了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49路军的旗帜，开始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及土豪劣绅的游击战争，同时有力配合了华容、监利、沔阳、江陵、公安、天门等县的暴动。由于起义军主力攻打监利县城受挫，贺龙、周逸群等人在石首县的焦山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起义武装分别由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领导坚持游击战争，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等少数人按照中央原来的指示赴湘西开展武装斗争。2月底，贺龙回到桑植洪家关，此时距他离开家乡已经3年了。

贺龙返乡的消息传开后，他的姐妹、兄弟、亲友、老部下及家乡农民武装等闻讯纷纷赶来投奔。贺龙直言相告：“你们都是我的亲朋好友，……从今天起，不许打自己人，都跟我干革命。我先把话讲明白，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已经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回来就是干共产党，组织工农革命军，干土地革命，跟蒋介石、汪精卫这帮坏蛋干到底！”他大旗一竖，招兵买马，很快就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以此为基础，贺龙成立了工农革命军，自己任军长，周逸群任党代表，黄鳌任参谋长，贺锦斋任第1师师长，王炳南任第2师师长，公开打出旗帜，开展武装斗争。

起义后，贺龙指挥工农革命军攻占了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放手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将革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由于工农革命军初建，非常缺乏经费，贺龙便亲自出马前往湖北鹤峰等地筹粮筹款，联络旧部。他走后不久，贵州军阀就出动一个旅联合桑植团防武装进攻桑植，围剿工农革命军。由于工农革命军来源复杂，良莠不一，战斗力较差，加上缺乏强有力的指挥，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打散了。周逸群认为这样下去不行，提出狡兔不能一窟，于是便离队前往洪湖地区开辟工作。等贺龙回到洪家关时，队伍已经散了，周逸群也走了，身边只剩下贺锦斋等几十人。然而贺龙不屈不挠，在桑植、鹤峰边界收拢失散的队伍，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在贺龙等人的努力下，两个多月时间又聚集起了一支1500余人的队伍。为了帮助贺龙改造部队，中共湖南省委也先后派遣陈协平、张一鸣、汪毅夫、邓侠清等一批干部到工农革命军，起到了领导骨干作用。在此基础上，将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红4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编第1师，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党代表，另外还有几个支队和大队。同时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贺龙任书记，统一领导辖区内红军和地方党政工作。

1928年8月，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红4军去石门支持南乡暴动，并配合周围数县的斗争。由于敌人调集重兵围剿，加上叛徒告密，红4军在渫阳、泥沙连遭敌人袭击，军参谋长黄鳌、第1师师长贺锦斋牺牲，部队大部溃散，只剩下200余人。与此同时，洪家关也被团防武装侵占，贺龙的后方机关遭到破坏，大姐贺英率领的游击队被打散，胞妹贺满姑被敌人抓住英勇就义。眼见天气越来越冷，红4军活动于高山大岭之中，指战员身上还都穿着单衣，弹药、粮食、医药也严重缺乏，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一些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便悄悄离队开了小差，部队很快减员到只剩100余人。危急关头，贺英带领游击队找到了红4军，送来了一批粮食、弹药、棉花、布匹、药品和银元，解决了红4军的燃眉之急。此后贺龙和大姐进行了一番长谈，表示了要坚决斗争下去的决心。贺英则给了弟弟很大鼓励，并提出要在部队中发展党团组织，整顿和改造队伍，这样才不至于一打就垮。贺龙听了大姐的话，对部队进行了整顿，遣散了一些年大体弱和政治上不坚定的人，最后红4军只剩下了91个人、72支枪。但这些人都是有过斗争历史、觉悟较高、政治立场坚定的精华，军政素质都已大为改善，为后面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几十年后，贺龙回忆起这次与大姐贺英的谈话，仍充满感情地说：“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儿也减少了。我姐姐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3个月，共9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也有了团员。”

为统一领导湘鄂边区地方党的工作，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改称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张一鸣、罗统一等组成，贺龙仍任书记。此后贺龙争取了共产党员陈宗瑜领导的一批“神兵”武装，再次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并展开游击战打击敌人。

1929年1月，红4军占领鹤峰县城，成立了中共鹤峰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红4军又发展到了1000余人，有枪300多条，声威大振。在此期间，湘鄂西前委收到了中央于去年10月给贺龙的指示信。信中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红4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贺龙的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的联合进攻，因此要贺龙离队到中央帮助军事工作。然而，红4军之所以几仆几起红旗不倒，主要靠的是贺龙在湘鄂西地区和红4军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他对这里的民情、地形极为熟悉，与当地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这是其他领导人所难以替代的。据此，湘鄂西前委给中央复信，提出：“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中央在考虑后，同意了湘鄂西前委的意见。

自从参加孙中山革命后，贺龙拉队伍几起几落，百折不挠，他的威名在湖北、湖南、贵州一带家喻户晓，具有极高的革命威望。这次回到湘西后，贺龙能连续几次拉起上千人的队伍，主要靠的并不是共产革命的影响，实际上当时许多人对革命并没有多少认识，部队中党的组织也很不完善，缺乏党的坚强领导。那么多人很快就来投奔贺龙，并不是他们的觉悟有多高，而是缘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相信跟着贺龙走没错，所谓“跟着贺龙打下天”，于是家属、亲友、旧部等互相串联，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能组合起来形成队伍。至于要以中共革命的原则在部队中推行整顿和改造，那就非一日之功了。

对于贺龙带兵聚兵的本事，曾与他交过手的湘军宿将李觉在晚年时对来访者评价说：“贺龙的队伍打得垮，但打不散。”为什么呢？“贺龙打富济贫，同情穷人，无论部队到了什么地方，都要收留流浪街头的小乞丐，接受初等文化、识字教育。男小乞丐养到十五六岁，到部队当勤务兵、小号兵，长到十七八岁当马弁、士兵，积功递升班、排、连长，女小乞丐长大成人后，嫁给中低级军官为妻。这些人都把贺龙当作再生父母，对贺龙忠心耿耿。贺龙的部队被打垮以后，这些人只要知道贺龙在什么地方，千里迢迢讨饭也要去寻找贺龙的队伍，所以说贺龙的部队打得垮，但永远打不散。”

怎么样，贺老总的这种过人魅力，在我军千百将帅中也是独具风采吧！“龙头大哥”的威名，从此成为了我军中的一面旗帜。不过，正是因为贺龙在军队中的得人心，孚众望，也让他在后来成为了一些人觊觎的对象。

1929年3月，贺龙指挥红4军粉碎了王文轩指挥的鹤峰、桑植等五县团防武装3000余人的联合进攻，极大震摄了各地团防武装的气焰。此后贺龙率部继续进展，再次打下桑植县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经过连续奋战，鹤峰、桑植境内的团防武装已基本被驱逐，两县根据地联成了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成形，红4军也发展到3000余人。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湘、鄂军阀加紧了对红4军的围剿。6月底，湖南警备第1军军长陈渠珍令所属向子云旅进攻桑植。湘鄂西前委采取诱敌深入、断其一指的战略方针，待大摇大摆前进的向旅第3团副团长周寒之率千余人从南岔渡过澧水时，突然出击，将该敌大部歼灭，击毙周寒之，缴枪数百支。不久，向子云又率本部2000余人进犯桑植。贺龙再次诱敌深入，故意放弃桑植，将向旅诱过赤溪河放进桑植。待向旅逐次进入桑植城，兵力分散之际，红4军猛然断敌退路，“关门打狗”，四面围攻，打了一个痛快淋漓的歼灭战。这一战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向子云在泅水逃跑时被淹死，红4军取得了建军以来空前的胜利。南岔、赤溪大捷震动了湘西，打出了红4军的威风，湘鄂军阀一时未敢继续前来围剿。贺龙乘机将部队进行了整编，全军已扩大4000余人，党的政治工作也在部队中普遍开展起来。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贺龙又对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和游杂武装采用区别对待的策略，以军事打击与分化瓦解相结合，打击了最反动的势力，争取了一般势力的修好或不与为敌，巩固及扩大了湘鄂边根据地。

贺龙重回湘西之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几起几落，从开始拉起的3000多人的队伍轻易就被国民党军击溃，到现在还是3000多人却能歼灭来犯之敌2000余人，已充分说明了红4军的成长和战斗力的提高。由于党对红4军的绝对领导已基本形成，红4军的政治素质有了根本性变化，真正成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革命铁军。
贺龙，人称贺老总，我党我军的著名的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洪家关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取名贺文常，字云卿。他只读了两年私塾便失学，因父亲在外，母亲病弱，弟妹幼小，遂成为了家中唯一能下地干活的劳动力，小小年纪就挑起了抚养家庭的重担。劳动闲暇时，贺龙就跟着长辈弄拳习武，练就了一副好身手。14岁起，他开始赶山货跑运输，往返于湘西和湖北、四川、贵州边界地区，风餐露宿，走南闯北，历练出了过人的胆识和豪爽仗义的性格。18岁时，在留日同乡陈图南的介绍下，贺龙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贺龙为人豁达豪爽，仪义疏财，又会武功，见义勇为，广交朋友，因此很多人都仰慕他。1916年初，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贺龙与姐夫谷绩廷、革命党人吴佩卿等领导发动了湘西万人武装暴动，成立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由于袁世凯军队的镇压，暴动失败，队伍乌合而散。贺龙不屈不挠，又约集20多名热血青年，用菜刀、匕首、棍棒为武器，一举端了芭茅溪的盐税局子，夺了12条德国造毛瑟枪。此后贺龙登高一呼，再次拉起一支农民武装，成立了“桑植县讨袁护国军”，并被推举为总指挥，率部参加讨袁护国战争。袁世凯身死后，谭延闿督军主政湖南，贺龙的部队被瓦解收编，又一次星落云散。就是在这之后，贺文常将名字改为了贺龙，意在从文入武，打倒军阀。

袁世凯虽死，北洋政府仍在，且各派系军阀间互相倾轧，国内政局十分混乱。贺龙受革命党的委派，先后执行刺杀谭延闿和其后任傅良佐的先遣人员之任务，皆未成功，其间还一度被捕入狱，后经革命党营救脱险。此后贺龙奉命回湘西拉起一支农民武装，被任命为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率部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战争。不料，贺龙中了湘西护法军司令张溶川的奸计，部队被其吃掉，再次成为孤家寡人。然而他意志坚强，继续召集旧部，图谋重新起事。不久，贺龙与一个来投奔他的青年用两把菜刀袭击了要上任的慈利县长一行，砍死了两个护兵，夺得了两支枪。此后贺龙很快又拉起一支100余人的队伍，并参加了湖南护法军支援鄂军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任湘西援鄂军第一路所属的游击司令。这段经历，后来就被传诵为贺龙历史上“两把菜刀闹革命”传奇伟绩。

贺龙的英名从此不胫而走，影响了很多革命志士。到了1927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在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时，还引用了贺龙的革命事绩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在几十年中，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都是我党我军中的美谈。谁也想不到的是，到了文革时期，他屡仆屡起参加革命的这段历史却被说成了是“大土匪”。

护法战争后，贺龙率部驻防家乡桑植，赈济灾民，建设市政，广交朋友，声望日高。他拥护孙中山的领导，一有机会便前驱效命。孙中山感佩贺龙对革命的忠诚，曾从上海亲笔复函，赞赏贺龙的“壮志不渝，忠诚自矢”，评价其为“干城之寄”的将领，并殷切地希望贺龙“秣厉代时，共戡大难”。由于贺龙的能力强，人望高，地方军阀实力派也不得不拉拢他，对其封官许愿。贺龙便借势整军经武，发展队伍，造福乡里，腾挪于国内风云之中。在数年里，贺龙历任湘西护法军第5团1营营长、湘西靖国民军第三梯团团长、湘西巡防军第2支队司令、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四川讨贼军暂编第9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澧州镇守使等职。这一时期，在与陈图南及其留日同学花汉儒的交往中，贺龙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知道了中国也有共产党，因而对共产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解放后贺龙曾自述：“当时我听陈图南讲的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花汉儒谈社会主义，条条有理，有根据，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北伐战争开始后，贺龙立即响应广东国民政府，以澧州镇守使、川黔边防军第五路司令名义通电北伐，率主力由贵州铜仁起兵，直取湖南。贺龙声威赫赫，所部军纪严明，来投者日众，很快就扩大到了20个团2.5万人。当时湖南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是湘军将领唐生智，他响应广东国民政府，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及湖南省临时政府省长。对于贺龙这股力量，广东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将其所部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6师。为了拉拢贺龙，唐生智又任命贺龙兼湘西镇守使之职。这时黔军首脑袁祖铭率部归附广东国民政府，被任命为北伐军左翼军前敌总指挥，下辖彭汉章第9军、王天培第10军。然而袁祖铭首鼠两端，只派彭汉章率第9军入湘作战，自己则督领主力留在川黔边境未动。为了促使左路各军积极投入北伐，贺龙主动率部投入彭汉章麾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此后贺龙挥军先进，占领重镇常德。

就是在这时，贺龙结识了北伐军总政治部派到其部队工作的宣传队队长、共产党员周逸群。贺龙早知道周逸群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著名的共产党人，心中非常高兴。他主动与周逸群接近，介绍自己的经历，向其请教革命道理。周逸群也毫不保留，坦诚相见。二人倾盖如故，长谈不休，由此成为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伙伴。通过周逸群的介绍，贺龙真正了解和认识了共产党，并正式向周逸群提出了入党要求。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贺龙任命周逸群为师政治部主任，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帮助他建立政治机关，培训干部，改造部队。

北伐军兵分三路大举北上时，贺龙首先率部击溃投靠吴佩孚的鄂军王都庆、湘军贺耀祖部，相继进占慈利、津市、澧州，扫清了前进路上的障碍。尔后与第9军第2师杨其昌部联合并进，抢占公安城，激战黄津口、斗湖堤，歼敌3000，取得了左路大胜。经过休整和补充后，贺龙又率部参加宜昌战役，协同友军扫荡江南，强渡长江，攻占沙市、宜昌，歼敌数千，胜利光复了鄂西。因贺龙所部战功赫赫，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此后，贺龙督军驻防宜昌，负责鄂西警备。

由于袁祖铭企图在蒋介石与吴佩孚之间投机，又裹足自保想在湖南占块地盘，结果惹怒了唐生智，对黔军起了杀心。他指使手下何键部与贺龙部发生摩擦，想寻衅吃掉在鄂西的贺龙部，弄得形势非常紧张。此时广东国民政府已从广州迁到武汉，闻讯后派中央委员吴玉章率代表团到宜昌处理此事。身为共产党员的吴玉章怕贺龙部遭到不测，遂想出一个办法，将贺龙部从鄂西调走移防武汉，脱离险地。在此期间，唐生智授意部下周斓设下“鸿门宴”，诱杀了袁祖铭。接着唐生智又捏造罪名，将第9军军长彭汉章免职扣押（后经过审判将其杀掉）。不久，借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对所属北伐军进行整编之机，唐生智撤销了第9军番号，将该军贺龙第1师改称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杨其昌第2师编入张发奎部第11军改称第26师，第3师也被打散收编。在进行改编时，贺龙部遭到严重压缩，从原来的12个团2万余人缩编到5个团、3个直属营共1.1万余人。第10军军长王天培见势不妙，转而率部投靠了在南京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至此，原先袁祖铭所率黔军已基本瓦解，贺龙部虽暂时无恙，但已成了各方企图进一步吞并的肥肉。

就贺龙而言，当然知道所部处境的险恶，不能不早作进退的打算。他天生同情弱小，嫉恶如仇，在政治态度上坚决与工农站在一边。贺龙痛恨鱼肉人民的旧军阀，也鄙视争权夺利的新军阀，对于国民党这样松散摇摆的政治组织，他也失望了。因此，贺龙并不考虑投靠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这些新军阀，也不打算自立为王。通过所闻所见，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吸引了他，为工农大众谋利益，成为了他坚定树立的理想。

这一时期，蒋介石已决心“分共”并与武汉国民政府决裂，因此积极拉拢策反武汉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1927年3月，蒋介石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李仲公到武汉，企图游说贺龙。贺龙对蒋介石一向无好感，认为他是个“新军阀”，因此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唐生智。唐生智想独霸两湖，哪里肯让外人来捞稻草。在上报给武汉国民党中央后，命令贺龙先将李仲公抓起来。于是贺龙邀约李仲公一同在师秘书长严仁珊家打牌，当场命令卫士逮捕了李仲公，尔后押交唐生智处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听说李仲公是蒋介石派来瓦解自己军队的，非常恼怒，下令将李仲公就地处决。多亏与李仲公有旧交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以自身担保，汪精卫、唐生智为了给邓演达面子，才下令释放了李仲公。谁也想不到的是，40年后的文革期间，李仲公竟然构陷贺龙，令贺老总有口难辩，此为后话。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反共，并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至此宁汉分裂已成定局。武汉国民党中央经过研究后，决定先继续北伐，迎击正大举南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待与冯玉祥指挥的国民军联军会师河南，驱逐奉系出京、津后，再回头解决蒋介石的问题。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进行第二期北伐，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集合唐生智、张发奎部主力5个军6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河南进军，迎击张学良指挥的10多万奉军。

接到出师命令后，贺龙立即将全师集结，准备出征。就在这时，部队中发生了高参陈图南、参谋长陈淑元、团长柏文忠等人煽动闹饷，企图趁机杀害贺龙，夺取军权，投靠蒋介石的事件。陈图南是贺龙的革命领路人，二人已结交13年，共过患难，不能说没有感情，贺龙对此非常痛心。但在风云变幻的大是大非之际，多年好友也只能分道扬镳。贺龙在与周逸群商量后，表示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并由周将此事报告给了在武汉的中共中央。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汉市公安局迅速出动，将陈图南、陈淑元、柏文忠逮捕，经过公开审理后处以枪决。经过这件事，已清楚表明了贺龙靠向共产党的政治态度，这也才有了后面贺龙率部参加南昌起义的基础。
4月下旬，贺龙率独立第15师与张发奎的第4军、第11军组成北伐军第一纵队，沿京汉铁路东侧杀向河南。贺龙挥军猛进，一路肃清红枪会，大战逍遥镇，夺占小商桥，破临颖，占许昌，过朱仙镇，进开封，与友军协同作战，横扫奉军，威名远扬。6月24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就对贺龙所部不吝赞美之辞，称誉其为“异常奋勇”之“钢军”。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也给贺龙等发来贺电，并决定将独立第15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任军政治部主任。可惜的是，就在北伐军与国民军联军胜利会师郑州，奉军败退黄河以北之际，长沙发生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国民政府后院起火。汪精卫为了理顺内部，在郑州会议上与冯玉祥达成妥协，宣布胜利结束北伐，国民革命军各部撤出河南返回武汉。对此，贺龙非常愤懑，也更加对武汉国民政府感到失望。

从开封到武汉，贺龙发觉政治气氛已急剧向右转，“分共”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值此严重关头，贺龙坚决站在了工农大众一边。他曾向周逸群表示：“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哪个杂种有胆子敢到老子这里抓共产党，老子就敲掉他的脑壳！”在其时武汉国民政府的军队将领或明里暗里投蒋，或开始清党分共，或灰心失意之际，依然毫不动摇率领全军与共产党患难与共的非共产党员将领，只有贺龙一人。

当时不是没有人想拉拢贺龙，相反各方势力还真不少，如唐生智派他的胞弟唐生明和部下叶琪前来游说贺龙，第8军军长兼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向贺龙大献殷勤，蒋介石的代表朱绍良也利用与黔军的旧渊源秘密拜会贺龙。无非都是晓以利害，封官许愿。特别是在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东征讨蒋”后，贺龙奉命率部开赴九江集结，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长黄琪翔、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都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参加清党分共。然而贺龙态度坚决，不为所动，令各方均悻悻而归。

贺龙的独立第15师在二期北伐中伤亡过半，虽受命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但武汉国民政府既不拨兵也不拨武器，只给了贺龙一个空心汤团。后来中共组织将湖南、湖北等地逃脱反动军阀追捕而来武汉的工农骨干，以及汉口的工农革命武装编入了贺龙的部队，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部分枪支也转移到了贺龙部队中，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一个教导团，基本补齐了编制，使暂编第20军达到了2个师6个团7000余人。当武汉国民政府一步步开始摧残迫害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之际，贺龙挺身而出，除利用暂编第20军受命扩编之机收留了大批工农骨干外，还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20军的旗帜，派兵站岗护卫，阻止反动军人的搜捕。同时，又将在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有不少人在第20军担任了政治工作。当时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目标较大，且身体有病，是贺龙派第20军的船只送他离开武汉前往庐山养病的。

由于贺龙坚定靠近共产党的表现，为了争取他及所率领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与贺龙正式进行接触。1927年7月初的一天，周恩来在周逸群陪同下来到暂编第20军军部会见了贺龙。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与见面，其时周恩来29岁，贺龙31岁，都是雄姿英发的年纪。在1981年的电影《南昌起义》与2007年的电影《八月一日》中，对此都有精彩表现：

《南昌起义》中，高长利饰演的贺龙与孔祥玉饰演的周恩来见面。贺龙用力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打我知道有个黄埔，你的大名就在我心里唱歌，今天是如愿以偿啊！”周恩来潇洒地说：“神交已久，我们都如愿以偿嘛！”

《八月一日》中，刘劲饰演的周恩来被周逸群引进大厅，看到墙上挂着的横幅，不由吟诵：“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侯勇饰演的贺龙从沙发上站起，直视周恩来，接着吟道：“等待风云齐聚会”，周紧接上：“飞腾六合定坤乾。”

先辈的风采，实在令人神往。

像影片中一样，历史上的周恩来与贺龙坦诚相见，畅谈不休。周恩来深刻了解了贺龙对革命和共产党的一腔赤诚，从而对发起武装暴动更加有了信心。贺龙也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正直和朝气，从而坚定了跟着共产党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信念。这次会面，成为了贺龙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贺龙与周恩来保持了超出党内同志关系之上的个人友谊长达40余年。建国后，与周恩来关系最好的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一位是陈毅，另一位就是贺龙。

由于武汉国民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和人心分裂的困局，汪精卫决定“东征讨蒋”，不行就拉住张发奎打回广东老根据地去。从7月上旬开始，唐生智、张发奎分别指挥的第一、第二方面军组成东征军，开始分批向江西开进，预定分三路向南京挺进。其中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任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暂编第20军，奉命开赴南昌至九江间的南浔线地区集结。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 “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为应对危急局面，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组成了五人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又决定将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都集中到南昌去，举行武装起义。为此组成了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由临时中央常委周恩来担任书记。

当时中共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国民革命军序列中叶挺的第11军24师，周士第、张云逸的第4军第25师一部，卢德铭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兵团（后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朱德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部。另外一支就是贺龙的第20军，由于贺龙本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还只能算是争取对象。从军事上来说，贺龙部虽说号称一个军，但只有7000多人，还没有叶挺所率的一个师多，战斗力上也不如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的“铁军”。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共举事的思路还是强调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因此拉住贺龙这样一支标杆性的“左倾”军队一起暴动，对于彰显中共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事业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当7月下旬贺龙率部开赴九江后，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受命向贺龙摊牌，告知了他中共中央要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贺龙获此信任非常激动，表示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率领第20军参加起义。至此贺龙部队的支持最后落听，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松了一口气，同时感到深受鼓舞。就在这时，上了庐山的汪精卫设计诱骗叶挺、贺龙上山开会，并通过张发奎命令叶贺所部向九江、南昌间的德安集中，实则是要将二人扣留，同时调集朱培德、程潜的部队将叶贺部包围缴械。幸好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及时报警，叶贺才既未上庐山，也不向德安集中，而是移兵南昌，准备参加起义。

在中共大员和军事将领云集的南昌，贺龙被前敌委员会任命为起义总指挥。实际上，起义领导人并不完全信任贺龙，任命其为起义总指挥主要是出于利用考虑，要借重他的影响力，满足他的名位需要，其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军事上，进行各种决策的是周恩来，起主要指挥作用的则是前敌总指挥叶挺。对此贺龙本人则非常干脆：“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于是8月1日南昌枪声大作，人民军队从此有了自己的诞生节日，贺老总也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元勋。

由于决策错误，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广东，企图打通出海口，接收共产国际提供的军火再重起革命炉灶。然而坐镇广东的李济深命令黄绍竑、陈济棠、钱大钧、薛岳等部前来堵截，起义军冒着酷暑行军，几经转战，减员很大。在进占江西瑞金时，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一偿夙愿。此后形势更加严峻，经三河坝分兵后，起义军主力在汤坑战败，无法于潮汕立足，不得不转向海陆丰。撤至普宁流沙时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抛弃“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树起苏维埃旗帜，主要领导人分散转赴香港或上海，武装部队至陆丰与农军会合坚持斗争。贺龙在会上表示了坚定的决心：“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会后起义军继续向西转移，却遭到陈济棠部队的拦腰截击，被分隔为两段。先头贺龙第20军的第1师、第2师到达陆丰，因后边的主力没跟上，部队中失败主义情绪浓厚，最后在第1师师长贺锦斋、副师长欧学海率领下向敌陈济棠、徐景唐、黄旭初等部缴械投降。后面周恩来、叶挺、贺龙等率领的主力也被敌人冲散，一众领导人不得不分别经香港潜往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归于失败。留下的成建制的起义军，一部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转至粤湘边境，后来发动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另一部在董朗等率领下转到海陆丰坚持斗争，建立红2师，成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

1927年11月，贺龙辗转抵达上海，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头。此时，宁汉已经合流，国民党政府悬赏10万大洋缉拿贺龙。中央本拟派贺龙与刘伯承、林伯渠等人去苏联学习。割据井冈山苦于缺乏军事指挥人员的毛泽东，也曾给中央写信要求派贺龙来。但贺龙心中不服气，不愿意去苏联，而是想回湘西重新搞武装。周恩来在充分听取了他的意见后，说服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派贺龙和周逸群回湘西组织暴动，归湖北省委书记兼湘西北特委书记郭亮领导。回头来看，如果说贺龙在南昌起义期间还脱不了“军阀”的嫌疑，中共领导人主要是利用他的名声和威望，那么到了起义失败后至上海中央学习的这一阶段，贺老总已经真正的脱胎换骨，成为了被上级所信任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1928年1月，贺龙与周逸群、卢冬生等人离开上海到了武汉。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准备在武汉搞年关暴动，由贺龙出任总指挥。由于消息走漏，贺龙等人遭到敌人追捕，暴动废止。几经周折后贺龙一行方才脱险，除经过观音洲时缴了团防队的10支长短枪外，还收拢了贺锦斋等旧部百余人。不久贺龙、周逸群、贺锦斋、黄鳌、王炳南等人即领导发动了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49路军的旗帜，开始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及土豪劣绅的游击战争，同时有力配合了华容、监利、沔阳、江陵、公安、天门等县的暴动。由于起义军主力攻打监利县城受挫，贺龙、周逸群等人在石首县的焦山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起义武装分别由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领导坚持游击战争，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等少数人按照中央原来的指示赴湘西开展武装斗争。2月底，贺龙回到桑植洪家关，此时距他离开家乡已经3年了。

贺龙返乡的消息传开后，他的姐妹、兄弟、亲友、老部下及家乡农民武装等闻讯纷纷赶来投奔。贺龙直言相告：“你们都是我的亲朋好友，……从今天起，不许打自己人，都跟我干革命。我先把话讲明白，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已经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回来就是干共产党，组织工农革命军，干土地革命，跟蒋介石、汪精卫这帮坏蛋干到底！”他大旗一竖，招兵买马，很快就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以此为基础，贺龙成立了工农革命军，自己任军长，周逸群任党代表，黄鳌任参谋长，贺锦斋任第1师师长，王炳南任第2师师长，公开打出旗帜，开展武装斗争。

起义后，贺龙指挥工农革命军攻占了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放手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将革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由于工农革命军初建，非常缺乏经费，贺龙便亲自出马前往湖北鹤峰等地筹粮筹款，联络旧部。他走后不久，贵州军阀就出动一个旅联合桑植团防武装进攻桑植，围剿工农革命军。由于工农革命军来源复杂，良莠不一，战斗力较差，加上缺乏强有力的指挥，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打散了。周逸群认为这样下去不行，提出狡兔不能一窟，于是便离队前往洪湖地区开辟工作。等贺龙回到洪家关时，队伍已经散了，周逸群也走了，身边只剩下贺锦斋等几十人。然而贺龙不屈不挠，在桑植、鹤峰边界收拢失散的队伍，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在贺龙等人的努力下，两个多月时间又聚集起了一支1500余人的队伍。为了帮助贺龙改造部队，中共湖南省委也先后派遣陈协平、张一鸣、汪毅夫、邓侠清等一批干部到工农革命军，起到了领导骨干作用。在此基础上，将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红4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编第1师，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党代表，另外还有几个支队和大队。同时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贺龙任书记，统一领导辖区内红军和地方党政工作。

1928年8月，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红4军去石门支持南乡暴动，并配合周围数县的斗争。由于敌人调集重兵围剿，加上叛徒告密，红4军在渫阳、泥沙连遭敌人袭击，军参谋长黄鳌、第1师师长贺锦斋牺牲，部队大部溃散，只剩下200余人。与此同时，洪家关也被团防武装侵占，贺龙的后方机关遭到破坏，大姐贺英率领的游击队被打散，胞妹贺满姑被敌人抓住英勇就义。眼见天气越来越冷，红4军活动于高山大岭之中，指战员身上还都穿着单衣，弹药、粮食、医药也严重缺乏，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一些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便悄悄离队开了小差，部队很快减员到只剩100余人。危急关头，贺英带领游击队找到了红4军，送来了一批粮食、弹药、棉花、布匹、药品和银元，解决了红4军的燃眉之急。此后贺龙和大姐进行了一番长谈，表示了要坚决斗争下去的决心。贺英则给了弟弟很大鼓励，并提出要在部队中发展党团组织，整顿和改造队伍，这样才不至于一打就垮。贺龙听了大姐的话，对部队进行了整顿，遣散了一些年大体弱和政治上不坚定的人，最后红4军只剩下了91个人、72支枪。但这些人都是有过斗争历史、觉悟较高、政治立场坚定的精华，军政素质都已大为改善，为后面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几十年后，贺龙回忆起这次与大姐贺英的谈话，仍充满感情地说：“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儿也减少了。我姐姐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3个月，共9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也有了团员。”

为统一领导湘鄂边区地方党的工作，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改称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张一鸣、罗统一等组成，贺龙仍任书记。此后贺龙争取了共产党员陈宗瑜领导的一批“神兵”武装，再次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并展开游击战打击敌人。

1929年1月，红4军占领鹤峰县城，成立了中共鹤峰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红4军又发展到了1000余人，有枪300多条，声威大振。在此期间，湘鄂西前委收到了中央于去年10月给贺龙的指示信。信中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红4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贺龙的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的联合进攻，因此要贺龙离队到中央帮助军事工作。然而，红4军之所以几仆几起红旗不倒，主要靠的是贺龙在湘鄂西地区和红4军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他对这里的民情、地形极为熟悉，与当地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这是其他领导人所难以替代的。据此，湘鄂西前委给中央复信，提出：“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中央在考虑后，同意了湘鄂西前委的意见。

自从参加孙中山革命后，贺龙拉队伍几起几落，百折不挠，他的威名在湖北、湖南、贵州一带家喻户晓，具有极高的革命威望。这次回到湘西后，贺龙能连续几次拉起上千人的队伍，主要靠的并不是共产革命的影响，实际上当时许多人对革命并没有多少认识，部队中党的组织也很不完善，缺乏党的坚强领导。那么多人很快就来投奔贺龙，并不是他们的觉悟有多高，而是缘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相信跟着贺龙走没错，所谓“跟着贺龙打下天”，于是家属、亲友、旧部等互相串联，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能组合起来形成队伍。至于要以中共革命的原则在部队中推行整顿和改造，那就非一日之功了。

对于贺龙带兵聚兵的本事，曾与他交过手的湘军宿将李觉在晚年时对来访者评价说：“贺龙的队伍打得垮，但打不散。”为什么呢？“贺龙打富济贫，同情穷人，无论部队到了什么地方，都要收留流浪街头的小乞丐，接受初等文化、识字教育。男小乞丐养到十五六岁，到部队当勤务兵、小号兵，长到十七八岁当马弁、士兵，积功递升班、排、连长，女小乞丐长大成人后，嫁给中低级军官为妻。这些人都把贺龙当作再生父母，对贺龙忠心耿耿。贺龙的部队被打垮以后，这些人只要知道贺龙在什么地方，千里迢迢讨饭也要去寻找贺龙的队伍，所以说贺龙的部队打得垮，但永远打不散。”

怎么样，贺老总的这种过人魅力，在我军千百将帅中也是独具风采吧！“龙头大哥”的威名，从此成为了我军中的一面旗帜。不过，正是因为贺龙在军队中的得人心，孚众望，也让他在后来成为了一些人觊觎的对象。

1929年3月，贺龙指挥红4军粉碎了王文轩指挥的鹤峰、桑植等五县团防武装3000余人的联合进攻，极大震摄了各地团防武装的气焰。此后贺龙率部继续进展，再次打下桑植县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经过连续奋战，鹤峰、桑植境内的团防武装已基本被驱逐，两县根据地联成了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成形，红4军也发展到3000余人。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湘、鄂军阀加紧了对红4军的围剿。6月底，湖南警备第1军军长陈渠珍令所属向子云旅进攻桑植。湘鄂西前委采取诱敌深入、断其一指的战略方针，待大摇大摆前进的向旅第3团副团长周寒之率千余人从南岔渡过澧水时，突然出击，将该敌大部歼灭，击毙周寒之，缴枪数百支。不久，向子云又率本部2000余人进犯桑植。贺龙再次诱敌深入，故意放弃桑植，将向旅诱过赤溪河放进桑植。待向旅逐次进入桑植城，兵力分散之际，红4军猛然断敌退路，“关门打狗”，四面围攻，打了一个痛快淋漓的歼灭战。这一战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向子云在泅水逃跑时被淹死，红4军取得了建军以来空前的胜利。南岔、赤溪大捷震动了湘西，打出了红4军的威风，湘鄂军阀一时未敢继续前来围剿。贺龙乘机将部队进行了整编，全军已扩大4000余人，党的政治工作也在部队中普遍开展起来。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贺龙又对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和游杂武装采用区别对待的策略，以军事打击与分化瓦解相结合，打击了最反动的势力，争取了一般势力的修好或不与为敌，巩固及扩大了湘鄂边根据地。

贺龙重回湘西之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几起几落，从开始拉起的3000多人的队伍轻易就被国民党军击溃，到现在还是3000多人却能歼灭来犯之敌2000余人，已充分说明了红4军的成长和战斗力的提高。由于党对红4军的绝对领导已基本形成，红4军的政治素质有了根本性变化，真正成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革命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