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闲聊黄克诚大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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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授衔的共和国十大将中，粟裕、陈赓、徐海东是以能打仗而闻名全军；谭政是大将级政治思想工作者的代表；萧劲光和主席关系深，是海军的代表；张云逸的资格老，超过了不少元帅；罗瑞卿是主席的心腹和公安系统的代表；王树声、许光达分别是红二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是山头平衡的产物；剩下的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代表，以直言敢谏、好说真话、德高望重而著称。
黄克诚是湖南永兴人，生于1902年10月1日。在十大将中，黄克诚的年龄小于张云逸、徐海东，而大于其他7人。这一年出生的开国将帅不多，仅有元帅罗荣桓，中将曾泽生、周贯五、张令彬，少将王平之、管松涛、苏鲁、李迎希等人。与黄克诚同年的早逝中共将领，最著名的是黄埔骄子蒋先云，还有红军将领张子清、王展程、姜镜堂、贺声洋、陈寿山、王秀松、陈东日、刘革非、李良耀、林野、曾炳春、李特等人。黄克诚，正像他自己说的，是革命的幸存者。
黄克诚早年进过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和蒋先云、夏明翰是校友。在后来的中共群英中，江华、张际春、张经武、曾希圣、伍云甫等人也出自于这个学校。黄克诚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时间上还要早于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多数元帅。入党不久，他被党组织选送到广州考入了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亲听了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著名共产党人的授课。北伐战争开始后，黄克诚被党组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从此走上军旅道路。
1928年初，黄克诚参加了朱德、陈毅、王尔琢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时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参与领导永兴农民武装暴动。后随朱德、陈毅等与毛泽东部会合上了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2师35团团长。由于井冈山根据地的条件日益困苦，养兵困难。经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将大部分湘南农军遣送下山，回地方坚持斗争。黄克诚被任命为第二路游击司令，率部返回湘南。在途中，农军遭到国民党军截击，很快四散逃光。黄克诚被迫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校友、永兴县委宣传部长李卜成一起逃亡。他们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并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只好东躲西藏，吃尽辛苦，寻找党组织达一年之久。直到1929年初，通过第三师范校友曾希圣联系上了其哥哥曾钟圣（即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的曾中生，时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才重新找到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万万想不到的是，到了近40年后的文革期间，黄克诚竟被打成了“混入党内”的“假党员”，受到关押审查达8年之久。黄克诚的入党介绍人黄庭芳和共同找党的李卜成早在1929年就已牺牲，曾中生于1935年被错杀于长征途中，当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也在文革中被打倒关押，并屈死于1968年7月。黄克诚一时找不到自己历史关系的证明人，陷入了百口莫辩之境。当时审查他的专案组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可谓费尽心机，用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查不到黄克诚是“假党员”的真凭实据，专案组就对他大搞“逼、供、信”，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黄休息，有时甚至使用了打、骂、侮辱等不堪手段。黄克诚，在文革中是遭了大罪。好在，他坚持下来了，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
找到党组织后，黄克诚奉中央军委之命到唐生智旧部中做了一段时间的兵运工作。1930年初，他又奉派前往湘鄂赣苏区，进入彭德怀任军长的红5军担任大队政委，从此与彭德怀结下了不解之缘。红5军和红8军合编成红三军团后，黄克诚先后随红三军团转战湘赣，并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万里长征。历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红8军第4师第3团政委，红三军团红4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红3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1师政委，红5军政治部主任，红 3 师政委，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红5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三军团番号取消，仅保留红4师，被并入了红一军团。黄克诚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征之后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红4师政委。直到1937年8月，黄克诚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才算告别了共同奋战7年的红三军团部队。
黄克诚年轻时候就是高度近视，外号“黄瞎子”，红军时期看东西模模糊糊也敢抡大刀与敌肉搏和登云梯爬城墙。由于眼睛近视，有一次他在指挥作战时竟然一个人冲到了敌人阵地上。好在黄克诚机智沉着，觉得不对后便大喊一声后拼命滚下山坡。当时敌人的子弹嗖嗖就在他身边飞，却都幸运地没有击中他，直到遇见了自己的部队才脱离险境。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已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的黄克诚与师长张锡龙指挥团村战斗。在将残敌围到一个寨子中后，黄克诚与张锡龙来到寨子外围察看地形。突然一串机枪子弹飞来，张锡龙头部中弹当场倒下。黄克诚的眼镜也被震落到地上，他急忙蹲下来四处摸索，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只好拿出一副备用眼镜带上，这才发现师长张锡龙已经牺牲了。张锡龙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深造学习过军事，是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7岁。对于他的牺牲，黄克诚是痛惜不已。战后，军团长彭德怀还专门批评了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黄克诚少年老相，20多岁的人就像3、40岁，身体还比较虚弱，早早就被称之为“黄老”，也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黄克诚爱提意见，敢讲真话，习惯于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些，力求有备无患，因此常和上级唱反调。在那个火热的革命年代，黄克诚的这一特点被长期视为是“右倾”。在准备湘南暴动时，黄克诚不赞成立即在永兴发动暴动，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结果被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员邝振兴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领导人“左倾”狂热，好召“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政策，大烧大杀，把湘粤大道两侧15公里内很多老百姓的房子都烧了，导致大失人心。黄克诚坚决反对烧房子，因而遭到了永兴县委书记李一鼎的严厉指责，并威胁要予以组织处分。结果就是农民被逼起来暴动，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中共郴县中心县委书记、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即井冈美女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暴民杀害的。
到了红军时期的1930年，时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的黄克诚，因反对“立三路线”提倡的攻打中心城市，结果遭到上级批评（不知道是红三军团兼红5军政委滕代远还是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认为黄克诚思想“右倾”，已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遂撤销了原要黄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后将他调到红8军担任团长。1931年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期间，部队中大打“AB团”，黄克诚对此非常反对，并进行了抵制。结果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了他红3师政委的职务，并由肃反委员会逮捕，准备处死。好在说一不二的军团长彭德怀干预，黄克诚才被放了出来，不久又调任为红1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并不知道是彭德怀救了他，彭在事后多年中也没有提起。直到28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都遭到了错误批判，康生、柯庆施等人提出黄克诚上山支持彭德怀是为了报答当年彭的“救命之恩”，黄克诚这才知道了自己当时大难不死的原因。
1932年初红三军团围攻赣州，黄克诚认为不可，多次向上级建议取消冒险攻打赣州的作战计划，但未被采纳。后来国民党军实施反扑，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黄克诚果断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并及时转移脱离了险境。战后黄克诚虽因保存了部队而未被追究，但这笔账却挂着。到了10月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后，红三军团召开了广昌会议，黄克诚又被撤销了复任的红3师政委职务。
到了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黄克诚从缴获的报纸上了解到中央苏区留下的红军损失严重，先遣北上的红十军团也遭到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被俘，心情不由十分沉重。他找到刚调来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的刘少奇谈心，认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等，并直言批评了毛泽东重掌军权后指挥的土城战斗。刘少奇对红三军团指战员的意见也有同感，就写了一份报告，找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后发给了中革军委（军团长彭德怀因另有考虑，没有在电报上签名）。毛泽东看到这份电报后很不高兴，他对黄克诚有一句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结果黄克诚又被上级怀疑为缺乏信心，不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其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职务又被撤销，调回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侦察科长，实际上是赋闲。
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上过草地期间，中央先后派萧劲光、李富春等人到红三军团工作，以加强领导。由于新调来的几位领导干部好搞点特殊化（如经常聚在一起改善伙食等），引起了在彭德怀带动下素来艰苦朴素的红三军团指战员的不满。然而有个别领导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提出要在红三军团搞整顿，还要枪毙人。黄克诚当即提出了反对意见，结果又被认为不可靠，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长征到了甘南哈达铺后，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原拟任命黄克诚为红三军团改编成的第2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也因上面的原因而取消，改任为第2纵队军事裁判所所长。当时从红一军团调了罗瑞卿、刘亚楼等一批干部到第2纵队任职，结果因为两个军团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差异，引起了不小的矛盾。在继续向陕北进军的过程中，部队因体力不支而掉队减员严重。兼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怀疑指战员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进而怀疑掉队的的人会投敌，于是采取了审查和惩罚措施。有不少人因为掉队或讲了几句怪话就被保卫局逮捕，送到军事裁判所审判，准备处死。黄克诚不忍心对这些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就去找第2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结果他的举动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反感，据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披露，当时一位领导（第2纵队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政治保卫局局长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慨（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到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走，生怕掉队而被处死。”
一直到了红军东征后，与黄克诚一样好抗上的红一军团红4师政委彭雪枫找到毛泽东当面汇报，重提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路上的事情，替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和黄克诚申辩，才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此后，彭雪枫被调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由黄克诚接任红4师政委职务。从这时开始，黄克诚终于摆脱了不受上级信任职务忽升忽降的窘境，真正走上了通向大将的道路。
抗战爆发后，黄克诚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职务。奉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之命，黄克诚到林彪任师长的八路军第115师检查了一遍政治工作。他发现由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序列取消了部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赞成政治工作形同虚设，军阀主义风气滋长，严重影响了部队建设和指战员们的战斗情绪。回来后黄克诚就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恢复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并以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上报给中央军委。毛泽东看后大为赞成，马上作了批示。1937年10月，八路军就恢复了原有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部队重设政委，原政训处升格为政治部。同月，黄克诚被派到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担任政委。344旅是由原红十五军团为主改编成的，旅长便是未来大将徐海东。平型关之战后不久，344旅就调归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转战于晋东北、正太铁路东段等地区。徐海东指挥344旅687团曾一度收复了平型关，因而获得了毛泽东的称赞。不久后，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尔特兰的谈话中还提到了这一战斗，称其为“二度收复平型关”。
红十五军团的核心是原鄂豫皖重建的红25军，长期在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作战。这支部队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血气方刚，崇拜吴焕先和徐海东，排斥外来干部，山头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从中央红军调去的程子华曾先后担任红25军的军长、政委和红十五军团政委，却在部队中仍无很大的影响力。红25军的这种山头主义一直延续到了344旅中，黄克诚一去就感觉到了，很多干部对他根本不买账。344旅当时也比较倒霉，旅长徐海东因积劳成疾时常吐血发病，该旅主力团687团和688团在牛村、温汤两战都没有打好，伤亡不小，还牺牲了688团团长陈锦秀和该团1营营长刘国清。在两次战斗中暴露了344旅战术粗糙，一味蛮打，将领不服从政委指挥，部队组织混乱等严重问题。由于旅长徐海东重病缠身，政委黄克诚有心无力，结果总司令朱德看不过去了，亲自到344旅指导工作，重点抓了思想作风建设和战略战术的转变，起到了一定成效。由于徐海东的病势日渐沉重，经朱德提名，调第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任344旅副旅长，担负指挥作战的责任。
1938年3月，经过整顿的344旅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南下晋东南，在太行山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129师作战。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南下没多久344旅就出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原红十五军团红75师、73师师长，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被红三军团出身的687团参谋长蓝国清拉下水，二人违反中央政策又加吃喝嫖赌，后惧怕上级整顿，竟然带着少数连排长叛逃投靠了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这张绍东是徐海东的爱将，擅打运动战，也很会使用干部，本来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将星，却不料一失足成千古恨。得知张绍东叛逃后，徐海东当即大口吐血，可见受刺激之深。另外一个叛逃的蓝国清曾任红三军团红11团参谋长。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城的前夕，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城下勘察时中冷枪牺牲，当时在旁边的就是红11团政委张爱萍和团参谋长兰国清。如果能坚持到革命胜利，蓝国清很有可能迈入开国中将的行列。这一跑，什么都完了。更搞的是，张绍东和蓝国清从此下落不明，人间蒸发了，就像那位携款潜逃的第115师参谋长周昆一样。
344旅到达了太行山后，配合第129师和山西决死队进行了反“九路围攻”作战，表现仍然不佳。战后，朱德再次亲临该旅进行整训。围绕几次战斗造成的损失及张蓝叛逃事件，他严厉批评了徐海东。本来徐老虎一直撑着病体坚持工作，黄克诚等人多次劝其离队去养病，徐海东都因放心不下而没有答应。连续几仗没有打好，这次又出了张蓝叛逃事件，遭到总司令一顿狠尅，徐海东是有苦难言，终于心力交瘁，躺倒不起。经过中央批准，他被送回延安养病。在此期间，朱德和黄克诚都倾向于让接替张绍东任687团团长的田守尧来代理344旅旅长职务，理由是这样便于部队的稳定，谁也不好说什么。甚至朱德已经找田守尧征求了意见，鼓励他好好干。田守尧自然非常高兴，拍胸脯打了包票，回去后还弄得全旅上下皆知。不料朱德将报告打上去后，毛泽东和彭德怀都不同意田守尧担任344旅旅长，表示要从原红一方面军中派人出任。朱德感到话都说出去了，这样有些难办，便再次向打电报陈述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344旅发生的问题根源在于山头主义，这次一定要派得力干部消除此一隐患。朱德见事已至此，只好转过头来说服黄克诚。黄克诚觉得这样做对今后的工作和田守尧本人的影响都不好，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不久，八路军总部任命杨得志为344旅代理旅长。田守尧知道后果然情绪大受影响，连为徐海东开的欢送会都没有参加。朱德只好召开旅党委会对田守尧进行帮助。然而会议开始黄克诚讲了几句委婉的话后，就没人发言了。朱老总怒了，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批评，连“鸟党委会”的话都骂出来了。会后矛盾转移到了黄克诚身上，344旅的不少干部都认为是由于黄从中作梗，田守尧才没当上旅长。黄克诚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好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全力投入到了部队建设工作中。
从1938年9月到1940年初，黄克诚与杨得志指挥344旅相继转战冀南、豫北、鲁西南地区，打击日伪顽匪，建设地方政权，逐步领导创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为统一加强太（行山）南和豫北的作战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第2纵队，由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兼冀鲁豫支队支队长。此后，黄克诚与杨得志分别指挥第2纵队和冀鲁豫支队参加了反击顽军朱怀冰、石友三部摩擦进犯的战斗，胜利保卫了太行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第2纵队和冀鲁豫支队合并，仍称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兼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5月，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建议，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第2纵队主力344旅和新编第2旅等部南下豫皖苏地区，与新四军部队会合，创建陇海铁路以南、新黄河以北的抗日根据地。杨得志、崔田民率第2纵队新编第3旅、冀中军区南进支队等部重新编成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纵队政委兼冀鲁豫军区政委，指挥部队留在冀鲁豫根据地坚持斗争。黄克诚与杨得志，就此分兵。
南下豫皖苏后，黄克诚率部与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重新编成了八路军第4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不久，黄克诚率一部越过津浦铁路进军皖东北，统合了当地武装力量，又组建成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军民先后建立了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0月初，黄克诚指挥八路军第5纵队驰援苏北新四军发起的黄桥战役，与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于东台、盐城地区，由此胜利打通了苏北、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两军会师后，在由中央授权统一指挥华中部队的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主持下，于苏北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由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江北的陈毅、粟裕、张云逸、李先念、彭雪枫、黄克诚各部。在皖南军部的叶挺未到江北就职前，由陈毅任代总指挥。紧接着，为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黄桥新败后的顽军韩德勤部，以巩固苏北根据地，击破国民党顽固派四面围逼的企图，由刘少奇决策，陈毅亲自指挥，于11月29日发起了曹甸战役。黄克诚没有想到，这次战役又把他卷入了一场持续时间甚长的风波中。
消灭韩德勤部以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设想是刘少奇提出的。中共中央对此很谨慎，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陈毅，指出韩德勤是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指挥兼江苏省政府主席，把他消灭动静太大，留着反而可以作为筹码来压国民党对江南新四军让步。不久，根据重庆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国民党方面的交涉结果，毛泽东又急电刘少奇，指示军事压力应距韩德勤部占据的兴化、曹甸50里一带停止，以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防止重庆方面恼羞成怒而扣押周、叶。与刘少奇一同来到苏北的黄克诚也比较冷静，认为这一仗不宜打。从政治上说，主动攻韩是授人以柄，对全局不利，应持自卫原则；从军事上说，韩军退守兴化、曹甸水网地带，工事坚固，强行攻坚亦很不利；从苏北根据地的情况看，顽伪匪特活动猖獗，群众未充分发动，根基还不稳固。当务之急是剿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立稳，再相机解决韩军。
应该说，黄克诚的主张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符合中央的意图。然而刘少奇考虑到汤恩伯、李品仙、霍守义等部顽军和桂系军队正四面向淮北、皖东、苏北进逼过来，摩擦恐难避免。一旦其与韩德勤部会合，将对开辟不久的苏北根据地形成极大威胁。因此，刘少奇再电中央，提出“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急难应付。”刘少奇是志在必得，在电报中还写明了作战部署和进攻理由。电文最后特别强调：“你们有无意见，望三天内答复，否则即开始动作。”
想必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电报时会摇头苦笑：这个人果然企图心旺盛，到哪都是大刀阔斧！毛泽东很快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表示目前动手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强调“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要求华中方面积极准备，沉着观变，等待重庆的谈判结果。几天后，刘少奇、陈毅又发电报给中央，还是要求先打韩德勤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并提出了四个作战方案。这次中央在经过考虑后，回电指示先以黄克诚部主力隔断进抵苏北的东北军霍守义部与韩德勤部的联系，并应立即组织一个局部战斗，“以打通皖东、苏北之联系”。接电后，刘少奇、陈毅迅速开始进行战斗部署，拟以黄克诚的第5纵队一部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担任主攻任务。中央在经过全盘考虑后，又电告华中指挥部，指示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个缺口，打通苏皖即可。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兴化是韩德勤所率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中央在保留韩德勤、不打兴化的前提下，同意华中指挥部发起一个局部战斗。这就是后来争论很大的曹甸战役。
曹甸是江苏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周围是水网地带，韩德勤部守军有5000余人，于镇周围构筑了坚固工事。在兴化及其附近亦有韩军5000余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拿下曹甸，不仅可以达到打通苏皖的目的，还能够吸引韩军主力于周围消灭之，从而最大程度削弱韩德勤部的实力。因此，曹甸成为了整个战役的关键。黄克诚的第5纵队第1支队主攻曹甸，因水网地形不利，顽军拼死抵抗，以致多次攻击未能奏效。战局胶着，陈毅离开总指挥部亲临前线，增调兵力继续发起突击。黄克诚认为曹甸的地形对攻坚不利，部队又缺乏重武器，强攻硬打恐难奏效。他从战术的角度提出，应采用持久战的方法实施逐点攻击。然而中央的意图是不使苏北冲突扩大化，要保留韩德勤，必须速战速决。华中指挥部据此没有采纳黄克诚的建议，而是增调兵力继续强攻。结果仍未打下曹甸，部队伤亡较大。陈毅察觉到不能再打下去了，遂及时命令部队撤出了战斗。雄心勃勃的刘少奇也很无奈，只能电告中央，表示未能打下曹甸，部队消耗甚大，韩德勤主力与东北军霍守义部仍占据要点。“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毛泽东见事已至此，便复电刘少奇，指出“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和耐心。”曹甸战役就这样以虎头蛇尾而结束。
在曹甸战役中，华中部队歼敌8000自损2000，打了一个没有结果的消耗仗。战后，刘少奇、陈毅组织中原局和华中指挥部对战役进行了检讨。出人意料地是，刘少奇提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他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委职务，做政治思想工作是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刘少奇以中原局的名义致电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第5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其政委职务，由陈毅兼任第5纵队司令员。这一处分下来，黄克诚很是吃惊，也很不理解，但无力改变上级的决定。好在陈毅为人大度，其主管总指挥部事情也很多，第5纵队的工作还是交给了黄克诚来主持。
1941年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时遭到国民党军包围袭击，大部损失，新四军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取消了番号。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心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击，在军事上保持克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将活动在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其中以八路军第5纵队为基础编成了新四军第3师，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吴文玉（即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为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加强各部队在复杂斗争环境下的应变能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各师分战略区活动，每个战略区均设党委、军区和行政公署，在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实行主力地方化，放手发展地方武装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按照军部规定，黄克诚率第3师分别在苏北淮海、盐阜区和皖东北地区活动，与日伪顽军周旋，积极开辟根据地。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东南局与中共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统一领导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和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任华中局副书记，曾山任华中局组织部长，陈毅为华中局委员和华中军分会副书记。由于邓子恢已去皖东北检查指导工作，故中央决定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很欣赏饶漱石，对其刻意提拔，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后，还由饶漱石代理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殊不知此后饶漱石和陈毅的矛盾爆发，惹出了新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
华中局成立不久，日寇就调集南部襄吉独立混成第12旅团和李长江部伪军共1.7万兵力，在200架飞机、上百艘汽艇掩护下，对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发动了合击“扫荡”。在如何进行反“扫荡”的作战方针上，黄克诚与刘少奇、陈毅发生了争论。刘少奇、陈毅提出了“保卫盐城”的口号，要求部队坚决保卫华中根据地的大本营。黄克诚则认为敌强我弱，不宜正面与敌硬顶，“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应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部队要实行分散游击，待机反击。刘少奇、陈毅不同意黄克诚的建议，命令黄克诚的第3师和粟裕的第1师共同保卫盐城，坚决阻击敌人。黄克诚只好执行命令，率部投入了战斗。第3师与第1师一部在盐城正面设置防线，节节抗击优势之敌，为保卫华中局和军部奋战。同时粟裕指挥第1师主力向敌后南线出击，围攻南部旅团的老窝泰州，搞“围魏救赵”，调动敌人回援。战斗越打越激烈，由于日军在火力上占有很大优势，第3师伤亡很大，阵地不断收缩。黄克诚再次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硬拼下去只会增加无谓损失，正面作战打不赢敌人，应该当机立断撤出盐城，转向敌后作战。刘少奇和陈毅仍然不听，命令部队继续坚守。为了对全局和指战员的生命负责，黄克诚毅然越级报告，将自己的意见直接电告延安中央军委。毛泽东对黄克诚的电报很重视，回电要求新四军军部说明情况。此时日军的攻势更加猛烈，保卫盐城的部队已陷入被动境地。陈毅也感到情况不妙，遂将此前的作战方针分歧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尔后开始认真考虑黄克诚的建议。随着战局急转直下，刘少奇、陈毅不得不率领华中局、军部及主力部队主动撤出了盐城。
虽然战斗结果印证了黄克诚最初的判断，但上级对他的印象却很不好。当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他在盐城保卫战中态度消极，“不服从指挥”，“机械地保存实力”。黄克诚据理力争，认为自己战前提的建议是切合实际的，作战没有达到目的是上级指挥失当。他还把曹甸战役翻了出来，联系到盐城保卫战，反驳了对他的指责。黄克诚一提曹甸战役，刘少奇和陈毅都有点挂不住了。那是他们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雄心勃勃的一仗，没想到却打夹生了，都羞于提起。黄克诚现在还要翻，这就激怒了刘陈。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丢失盐城负责，并强令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黄克诚虽百般不愿意，但总不能和上级一直顶下去，就违心地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会后，黄克诚不愿意找一向严肃的刘少奇，而是找到宽宏大量的陈毅，诚恳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陈毅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让黄克诚保留意见。
几年后，刘少奇、陈毅都对曹甸战役和盐城保卫战有了反思，也认识到对黄克诚的批判过了头。在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与黄克诚在电报中重新探讨了曹甸战役，刘少奇坦承那时自己的情绪有些急躁，黄克诚反对强攻是对的。战役没打好，不能由黄克诚负主要责任，当时对他的指责是不妥当的。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第3师挺进东北，途经山东时陈毅与罗荣桓亲往送行。陈毅主动提起了曹甸战役，表示当时批评黄克诚配合不力，并撤了他的职是不对的，“责任在我”。陈毅还当着罗荣桓的面诚恳地向黄克诚道了歉，弄得黄克诚很是不好意思。在曹甸战役这件事上，刘少奇、陈毅、黄克诚都各自表现出了自己的风骨。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人，能够放下面子认真进行反思，并承认对方的正确，对于谁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1942年11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动日伪军5000余人，对苏北根据地淮海区发起分进合击式的五路大“扫荡”。在黄克诚的统一部署下，第3师10旅兼淮海军区司令员刘震、政委金明、副司令员覃健等指挥淮海军区军民，采取避实击虚、坚壁清野、昼夜袭扰、破坏交通线、孤立日军、重点打击伪军等战术方针，与敌人进行了艰苦斗争。经过一个多月作战，终于迫使日伪军暂时停止了进攻。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于1943年1月成立了苏北军区，由新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黄克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他还担任了苏北区党委书记。不久，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又纠集2万余兵力对苏北根据地进行了规模更大的重点“扫荡”。在此之前，黄克诚等人就判断日军去年冬季的“扫荡”不会完事，早就开始着手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同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抽调第3师兼苏北军区参谋长彭雄、8旅旅长田守尧、8旅政治部主任张赤民（即开国中将张池明）等一批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并调副师长张爱萍兼任8旅旅长、政委和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原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洪学智调任第3师参谋长，及时完成了指挥层的更换。当日伪军的进攻一开始，黄克诚就与张爱萍、洪学智、吴法宪、曹荻秋等人部署作战事项及组织军民转移，使敌人连连扑空，从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黄克诚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去延安学习的那批干部却在路上出了事。按照预定计划，彭雄、田守尧、张赤民带领师作战科长席庶民、师军需科长曹云、阜宁总队队长张友来、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吴毅、24团政治处主任程世清、8旅供给部长伍瑞卿、8旅卫生部长彭少英、盐阜行署公安处处长黄国山等人组成干部队，由盐阜区出发，会合淮海区的7旅政委朱涤新、10旅兼淮海军分区副政委吴信泉等人，经山东转道赴延安。由于日军很快从淮海区开始扫荡，并迅速封锁盐河，朱涤新、吴信泉等人因而未能成行。陆路被封锁后，彭雄、田守尧带领干部队通过湖西秘密交通线，改坐8旅24团缴获的一艘木帆船取海路北上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17日，干部队及家属、警卫一行51人乘船行驶至山东日照县岚山头（今日照市岚山区）附近海面时，不幸与巡逻的日军汽艇遭遇。在彭雄、田守尧指挥下，全船人员以仅有的手枪、手榴弹进行抵抗。经过激战将敌汽艇打退，毙伤日军10多人。然而彭雄在战斗中负伤3处，失血过多，壮烈牺牲。田守尧指挥船只转向西南行驶，希望尽快登岸抢救负伤人员。下午15时许，在江苏赣榆县（今连云港市赣榆区）九里乡小沙东黄海海面又与前来增援的3艘日军汽艇遭遇。全体人员毫不畏惧，在田守尧指挥下与敌人展开奋战。在日军火力猛袭下，不少人负伤或牺牲。后船只靠近赣榆海边搁浅，腿部已负重伤的田守尧指挥大家涉水上岸，冲破日军机枪封锁，奋力突围。在抢滩时，田守尧和夫人陈洛莲不慎踩入深水漕里，同时陷没牺牲。后在八路军滨海军分区部队一个连赶来援救下，大部分人员才突围脱险。
这次遇袭共牺牲了彭雄、田守尧、吴毅、张友来、曹云、陈洛莲、张明、张铎、张鹤英等16位烈士，是一次重大损失。彭雄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到陕北后相继担任了红一军团第4师参谋长和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参谋长等职，牺牲时年仅29岁。在新四军第3师，彭雄同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朝夕相处，关系很好。1941年秋，彭雄与吴法宪从第3师自行车队借来两辆自行车，拍下了一张二人手扶自行车的珍贵合影。彭雄还在照片后面写道：“胖子，我们两个人出洋相吧，送老弟一张，我也有一张。彭雄十一月十九日。” 这张合影照片，吴法宪一直珍藏到逝世。当时彭雄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胖子老弟，39年后竟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而遭到了国家审判。
田守尧由于没当上344旅旅长，很是消沉了一段时间。后八路军总部任命他为344旅副旅长，很快又于1939年10月调其去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田守尧被任命为八路军第2纵队新2旅旅长。1940年6月，田守尧从马列学院毕业，被分配去华中工作。到了皖东北后，田守尧被任命为八路军第5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仍在黄克诚手下工作。在华中，经过与黄克诚长期相处，二人加深了相互了解，终于尽释前嫌，成为了亲密战友。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田守尧又担任了新四军第3师8旅旅长职务。在新四军第3师的3个旅长中，田守尧继承了红25军干部的特点，以能打硬仗而著称。同时他在政治思想上进步很快，在苏北能密切联系群众，重视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被8旅两任政委吴信泉和李雪三称赞是“军事干部很突出的一点”。田守尧牺牲时年仅28岁，黄克诚还专门写了悼文追念他和彭雄等遇难烈士，懊悔地称“此次损失在军事上说是可避免的，完全由于我们对问题缺乏慎重考虑，粗心大意的结果。这是我没世难忘的血的教训。”
田守尧的牺牲另外还引出了一段惊险传奇。汪伪特务机关后来弄清了此次海上遭遇战中大部分新四军阵亡者的身份，竟然派出一名高级特务冒充田守尧，前往延安，企图在毛泽东接见其时伺机行刺。后被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保卫部长、素有“红色福尔摩斯”美誉的陈泊识破，此一阴谋才未能得逞。2009年时，这件史事被改编成电视剧《延安除奸》在国内热播，很多观众由此知道了被冒充的新四军旅长田尧之名。须知，其原型就是早逝将星田守尧烈士。而剧中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劲、保安处副处长晏西的综合原型陈泊，在除奸战线上为保卫党中央立下过大功，却于50年代初广东的“两陈案件”中蒙冤，被关押多年而去世。世事难料，惜乎哉！
在1943年春季的反“扫荡”作战中，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4连82名官兵，为掩护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和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在淮阴刘老庄英勇抗击上千名日伪军的进犯，大量杀伤敌人，最后全部壮烈殉国。战后，7旅重新组建4连，并命名该连为“刘老庄连”。4连牺牲的82名官兵，也被誉为“刘老庄八十二壮士”。日后历经改编，“刘老庄连”如今仍在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机步第127师379团序列中。201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首次举行了盛大的胜利日阅兵式。“刘老庄连”英模部队方队，昂首挺胸威武前进，成为第七支通过天安门的徒步方队，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世界各国嘉宾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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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授衔的共和国十大将中，粟裕、陈赓、徐海东是以能打仗而闻名全军；谭政是大将级政治思想工作者的代表；萧劲光和主席关系深，是海军的代表；张云逸的资格老，超过了不少元帅；罗瑞卿是主席的心腹和公安系统的代表；王树声、许光达分别是红二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是山头平衡的产物；剩下的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代表，以直言敢谏、好说真话、德高望重而著称。
黄克诚是湖南永兴人，生于1902年10月1日。在十大将中，黄克诚的年龄小于张云逸、徐海东，而大于其他7人。这一年出生的开国将帅不多，仅有元帅罗荣桓，中将曾泽生、周贯五、张令彬，少将王平之、管松涛、苏鲁、李迎希等人。与黄克诚同年的早逝中共将领，最著名的是黄埔骄子蒋先云，还有红军将领张子清、王展程、姜镜堂、贺声洋、陈寿山、王秀松、陈东日、刘革非、李良耀、林野、曾炳春、李特等人。黄克诚，正像他自己说的，是革命的幸存者。
黄克诚早年进过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和蒋先云、夏明翰是校友。在后来的中共群英中，江华、张际春、张经武、曾希圣、伍云甫等人也出自于这个学校。黄克诚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时间上还要早于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多数元帅。入党不久，他被党组织选送到广州考入了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亲听了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著名共产党人的授课。北伐战争开始后，黄克诚被党组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从此走上军旅道路。
1928年初，黄克诚参加了朱德、陈毅、王尔琢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时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参与领导永兴农民武装暴动。后随朱德、陈毅等与毛泽东部会合上了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2师35团团长。由于井冈山根据地的条件日益困苦，养兵困难。经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将大部分湘南农军遣送下山，回地方坚持斗争。黄克诚被任命为第二路游击司令，率部返回湘南。在途中，农军遭到国民党军截击，很快四散逃光。黄克诚被迫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校友、永兴县委宣传部长李卜成一起逃亡。他们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并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只好东躲西藏，吃尽辛苦，寻找党组织达一年之久。直到1929年初，通过第三师范校友曾希圣联系上了其哥哥曾钟圣（即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的曾中生，时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才重新找到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万万想不到的是，到了近40年后的文革期间，黄克诚竟被打成了“混入党内”的“假党员”，受到关押审查达8年之久。黄克诚的入党介绍人黄庭芳和共同找党的李卜成早在1929年就已牺牲，曾中生于1935年被错杀于长征途中，当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也在文革中被打倒关押，并屈死于1968年7月。黄克诚一时找不到自己历史关系的证明人，陷入了百口莫辩之境。当时审查他的专案组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可谓费尽心机，用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查不到黄克诚是“假党员”的真凭实据，专案组就对他大搞“逼、供、信”，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黄休息，有时甚至使用了打、骂、侮辱等不堪手段。黄克诚，在文革中是遭了大罪。好在，他坚持下来了，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
找到党组织后，黄克诚奉中央军委之命到唐生智旧部中做了一段时间的兵运工作。1930年初，他又奉派前往湘鄂赣苏区，进入彭德怀任军长的红5军担任大队政委，从此与彭德怀结下了不解之缘。红5军和红8军合编成红三军团后，黄克诚先后随红三军团转战湘赣，并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万里长征。历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红8军第4师第3团政委，红三军团红4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红3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1师政委，红5军政治部主任，红 3 师政委，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红5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三军团番号取消，仅保留红4师，被并入了红一军团。黄克诚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征之后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红4师政委。直到1937年8月，黄克诚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才算告别了共同奋战7年的红三军团部队。
黄克诚年轻时候就是高度近视，外号“黄瞎子”，红军时期看东西模模糊糊也敢抡大刀与敌肉搏和登云梯爬城墙。由于眼睛近视，有一次他在指挥作战时竟然一个人冲到了敌人阵地上。好在黄克诚机智沉着，觉得不对后便大喊一声后拼命滚下山坡。当时敌人的子弹嗖嗖就在他身边飞，却都幸运地没有击中他，直到遇见了自己的部队才脱离险境。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已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的黄克诚与师长张锡龙指挥团村战斗。在将残敌围到一个寨子中后，黄克诚与张锡龙来到寨子外围察看地形。突然一串机枪子弹飞来，张锡龙头部中弹当场倒下。黄克诚的眼镜也被震落到地上，他急忙蹲下来四处摸索，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只好拿出一副备用眼镜带上，这才发现师长张锡龙已经牺牲了。张锡龙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深造学习过军事，是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7岁。对于他的牺牲，黄克诚是痛惜不已。战后，军团长彭德怀还专门批评了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黄克诚少年老相，20多岁的人就像3、40岁，身体还比较虚弱，早早就被称之为“黄老”，也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黄克诚爱提意见，敢讲真话，习惯于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些，力求有备无患，因此常和上级唱反调。在那个火热的革命年代，黄克诚的这一特点被长期视为是“右倾”。在准备湘南暴动时，黄克诚不赞成立即在永兴发动暴动，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结果被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员邝振兴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领导人“左倾”狂热，好召“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政策，大烧大杀，把湘粤大道两侧15公里内很多老百姓的房子都烧了，导致大失人心。黄克诚坚决反对烧房子，因而遭到了永兴县委书记李一鼎的严厉指责，并威胁要予以组织处分。结果就是农民被逼起来暴动，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中共郴县中心县委书记、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即井冈美女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暴民杀害的。
到了红军时期的1930年，时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的黄克诚，因反对“立三路线”提倡的攻打中心城市，结果遭到上级批评（不知道是红三军团兼红5军政委滕代远还是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认为黄克诚思想“右倾”，已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遂撤销了原要黄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后将他调到红8军担任团长。1931年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期间，部队中大打“AB团”，黄克诚对此非常反对，并进行了抵制。结果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了他红3师政委的职务，并由肃反委员会逮捕，准备处死。好在说一不二的军团长彭德怀干预，黄克诚才被放了出来，不久又调任为红1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并不知道是彭德怀救了他，彭在事后多年中也没有提起。直到28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都遭到了错误批判，康生、柯庆施等人提出黄克诚上山支持彭德怀是为了报答当年彭的“救命之恩”，黄克诚这才知道了自己当时大难不死的原因。
1932年初红三军团围攻赣州，黄克诚认为不可，多次向上级建议取消冒险攻打赣州的作战计划，但未被采纳。后来国民党军实施反扑，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黄克诚果断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并及时转移脱离了险境。战后黄克诚虽因保存了部队而未被追究，但这笔账却挂着。到了10月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后，红三军团召开了广昌会议，黄克诚又被撤销了复任的红3师政委职务。
到了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黄克诚从缴获的报纸上了解到中央苏区留下的红军损失严重，先遣北上的红十军团也遭到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被俘，心情不由十分沉重。他找到刚调来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的刘少奇谈心，认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等，并直言批评了毛泽东重掌军权后指挥的土城战斗。刘少奇对红三军团指战员的意见也有同感，就写了一份报告，找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后发给了中革军委（军团长彭德怀因另有考虑，没有在电报上签名）。毛泽东看到这份电报后很不高兴，他对黄克诚有一句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结果黄克诚又被上级怀疑为缺乏信心，不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其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职务又被撤销，调回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侦察科长，实际上是赋闲。
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上过草地期间，中央先后派萧劲光、李富春等人到红三军团工作，以加强领导。由于新调来的几位领导干部好搞点特殊化（如经常聚在一起改善伙食等），引起了在彭德怀带动下素来艰苦朴素的红三军团指战员的不满。然而有个别领导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提出要在红三军团搞整顿，还要枪毙人。黄克诚当即提出了反对意见，结果又被认为不可靠，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长征到了甘南哈达铺后，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原拟任命黄克诚为红三军团改编成的第2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也因上面的原因而取消，改任为第2纵队军事裁判所所长。当时从红一军团调了罗瑞卿、刘亚楼等一批干部到第2纵队任职，结果因为两个军团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差异，引起了不小的矛盾。在继续向陕北进军的过程中，部队因体力不支而掉队减员严重。兼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怀疑指战员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进而怀疑掉队的的人会投敌，于是采取了审查和惩罚措施。有不少人因为掉队或讲了几句怪话就被保卫局逮捕，送到军事裁判所审判，准备处死。黄克诚不忍心对这些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就去找第2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结果他的举动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反感，据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披露，当时一位领导（第2纵队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政治保卫局局长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慨（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到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走，生怕掉队而被处死。”
一直到了红军东征后，与黄克诚一样好抗上的红一军团红4师政委彭雪枫找到毛泽东当面汇报，重提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路上的事情，替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和黄克诚申辩，才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此后，彭雪枫被调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由黄克诚接任红4师政委职务。从这时开始，黄克诚终于摆脱了不受上级信任职务忽升忽降的窘境，真正走上了通向大将的道路。
抗战爆发后，黄克诚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职务。奉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之命，黄克诚到林彪任师长的八路军第115师检查了一遍政治工作。他发现由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序列取消了部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赞成政治工作形同虚设，军阀主义风气滋长，严重影响了部队建设和指战员们的战斗情绪。回来后黄克诚就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恢复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并以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上报给中央军委。毛泽东看后大为赞成，马上作了批示。1937年10月，八路军就恢复了原有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部队重设政委，原政训处升格为政治部。同月，黄克诚被派到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担任政委。344旅是由原红十五军团为主改编成的，旅长便是未来大将徐海东。平型关之战后不久，344旅就调归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转战于晋东北、正太铁路东段等地区。徐海东指挥344旅687团曾一度收复了平型关，因而获得了毛泽东的称赞。不久后，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尔特兰的谈话中还提到了这一战斗，称其为“二度收复平型关”。
红十五军团的核心是原鄂豫皖重建的红25军，长期在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作战。这支部队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血气方刚，崇拜吴焕先和徐海东，排斥外来干部，山头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从中央红军调去的程子华曾先后担任红25军的军长、政委和红十五军团政委，却在部队中仍无很大的影响力。红25军的这种山头主义一直延续到了344旅中，黄克诚一去就感觉到了，很多干部对他根本不买账。344旅当时也比较倒霉，旅长徐海东因积劳成疾时常吐血发病，该旅主力团687团和688团在牛村、温汤两战都没有打好，伤亡不小，还牺牲了688团团长陈锦秀和该团1营营长刘国清。在两次战斗中暴露了344旅战术粗糙，一味蛮打，将领不服从政委指挥，部队组织混乱等严重问题。由于旅长徐海东重病缠身，政委黄克诚有心无力，结果总司令朱德看不过去了，亲自到344旅指导工作，重点抓了思想作风建设和战略战术的转变，起到了一定成效。由于徐海东的病势日渐沉重，经朱德提名，调第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任344旅副旅长，担负指挥作战的责任。
1938年3月，经过整顿的344旅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南下晋东南，在太行山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129师作战。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南下没多久344旅就出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原红十五军团红75师、73师师长，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被红三军团出身的687团参谋长蓝国清拉下水，二人违反中央政策又加吃喝嫖赌，后惧怕上级整顿，竟然带着少数连排长叛逃投靠了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这张绍东是徐海东的爱将，擅打运动战，也很会使用干部，本来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将星，却不料一失足成千古恨。得知张绍东叛逃后，徐海东当即大口吐血，可见受刺激之深。另外一个叛逃的蓝国清曾任红三军团红11团参谋长。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城的前夕，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城下勘察时中冷枪牺牲，当时在旁边的就是红11团政委张爱萍和团参谋长兰国清。如果能坚持到革命胜利，蓝国清很有可能迈入开国中将的行列。这一跑，什么都完了。更搞的是，张绍东和蓝国清从此下落不明，人间蒸发了，就像那位携款潜逃的第115师参谋长周昆一样。
344旅到达了太行山后，配合第129师和山西决死队进行了反“九路围攻”作战，表现仍然不佳。战后，朱德再次亲临该旅进行整训。围绕几次战斗造成的损失及张蓝叛逃事件，他严厉批评了徐海东。本来徐老虎一直撑着病体坚持工作，黄克诚等人多次劝其离队去养病，徐海东都因放心不下而没有答应。连续几仗没有打好，这次又出了张蓝叛逃事件，遭到总司令一顿狠尅，徐海东是有苦难言，终于心力交瘁，躺倒不起。经过中央批准，他被送回延安养病。在此期间，朱德和黄克诚都倾向于让接替张绍东任687团团长的田守尧来代理344旅旅长职务，理由是这样便于部队的稳定，谁也不好说什么。甚至朱德已经找田守尧征求了意见，鼓励他好好干。田守尧自然非常高兴，拍胸脯打了包票，回去后还弄得全旅上下皆知。不料朱德将报告打上去后，毛泽东和彭德怀都不同意田守尧担任344旅旅长，表示要从原红一方面军中派人出任。朱德感到话都说出去了，这样有些难办，便再次向打电报陈述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344旅发生的问题根源在于山头主义，这次一定要派得力干部消除此一隐患。朱德见事已至此，只好转过头来说服黄克诚。黄克诚觉得这样做对今后的工作和田守尧本人的影响都不好，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不久，八路军总部任命杨得志为344旅代理旅长。田守尧知道后果然情绪大受影响，连为徐海东开的欢送会都没有参加。朱德只好召开旅党委会对田守尧进行帮助。然而会议开始黄克诚讲了几句委婉的话后，就没人发言了。朱老总怒了，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批评，连“鸟党委会”的话都骂出来了。会后矛盾转移到了黄克诚身上，344旅的不少干部都认为是由于黄从中作梗，田守尧才没当上旅长。黄克诚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好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全力投入到了部队建设工作中。
从1938年9月到1940年初，黄克诚与杨得志指挥344旅相继转战冀南、豫北、鲁西南地区，打击日伪顽匪，建设地方政权，逐步领导创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为统一加强太（行山）南和豫北的作战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第2纵队，由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兼冀鲁豫支队支队长。此后，黄克诚与杨得志分别指挥第2纵队和冀鲁豫支队参加了反击顽军朱怀冰、石友三部摩擦进犯的战斗，胜利保卫了太行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第2纵队和冀鲁豫支队合并，仍称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兼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5月，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建议，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第2纵队主力344旅和新编第2旅等部南下豫皖苏地区，与新四军部队会合，创建陇海铁路以南、新黄河以北的抗日根据地。杨得志、崔田民率第2纵队新编第3旅、冀中军区南进支队等部重新编成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纵队政委兼冀鲁豫军区政委，指挥部队留在冀鲁豫根据地坚持斗争。黄克诚与杨得志，就此分兵。
南下豫皖苏后，黄克诚率部与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重新编成了八路军第4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不久，黄克诚率一部越过津浦铁路进军皖东北，统合了当地武装力量，又组建成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军民先后建立了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0月初，黄克诚指挥八路军第5纵队驰援苏北新四军发起的黄桥战役，与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于东台、盐城地区，由此胜利打通了苏北、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两军会师后，在由中央授权统一指挥华中部队的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主持下，于苏北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由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江北的陈毅、粟裕、张云逸、李先念、彭雪枫、黄克诚各部。在皖南军部的叶挺未到江北就职前，由陈毅任代总指挥。紧接着，为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黄桥新败后的顽军韩德勤部，以巩固苏北根据地，击破国民党顽固派四面围逼的企图，由刘少奇决策，陈毅亲自指挥，于11月29日发起了曹甸战役。黄克诚没有想到，这次战役又把他卷入了一场持续时间甚长的风波中。
消灭韩德勤部以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设想是刘少奇提出的。中共中央对此很谨慎，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陈毅，指出韩德勤是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指挥兼江苏省政府主席，把他消灭动静太大，留着反而可以作为筹码来压国民党对江南新四军让步。不久，根据重庆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国民党方面的交涉结果，毛泽东又急电刘少奇，指示军事压力应距韩德勤部占据的兴化、曹甸50里一带停止，以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防止重庆方面恼羞成怒而扣押周、叶。与刘少奇一同来到苏北的黄克诚也比较冷静，认为这一仗不宜打。从政治上说，主动攻韩是授人以柄，对全局不利，应持自卫原则；从军事上说，韩军退守兴化、曹甸水网地带，工事坚固，强行攻坚亦很不利；从苏北根据地的情况看，顽伪匪特活动猖獗，群众未充分发动，根基还不稳固。当务之急是剿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立稳，再相机解决韩军。
应该说，黄克诚的主张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符合中央的意图。然而刘少奇考虑到汤恩伯、李品仙、霍守义等部顽军和桂系军队正四面向淮北、皖东、苏北进逼过来，摩擦恐难避免。一旦其与韩德勤部会合，将对开辟不久的苏北根据地形成极大威胁。因此，刘少奇再电中央，提出“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急难应付。”刘少奇是志在必得，在电报中还写明了作战部署和进攻理由。电文最后特别强调：“你们有无意见，望三天内答复，否则即开始动作。”
想必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电报时会摇头苦笑：这个人果然企图心旺盛，到哪都是大刀阔斧！毛泽东很快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表示目前动手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强调“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要求华中方面积极准备，沉着观变，等待重庆的谈判结果。几天后，刘少奇、陈毅又发电报给中央，还是要求先打韩德勤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并提出了四个作战方案。这次中央在经过考虑后，回电指示先以黄克诚部主力隔断进抵苏北的东北军霍守义部与韩德勤部的联系，并应立即组织一个局部战斗，“以打通皖东、苏北之联系”。接电后，刘少奇、陈毅迅速开始进行战斗部署，拟以黄克诚的第5纵队一部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担任主攻任务。中央在经过全盘考虑后，又电告华中指挥部，指示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个缺口，打通苏皖即可。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兴化是韩德勤所率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中央在保留韩德勤、不打兴化的前提下，同意华中指挥部发起一个局部战斗。这就是后来争论很大的曹甸战役。
曹甸是江苏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周围是水网地带，韩德勤部守军有5000余人，于镇周围构筑了坚固工事。在兴化及其附近亦有韩军5000余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拿下曹甸，不仅可以达到打通苏皖的目的，还能够吸引韩军主力于周围消灭之，从而最大程度削弱韩德勤部的实力。因此，曹甸成为了整个战役的关键。黄克诚的第5纵队第1支队主攻曹甸，因水网地形不利，顽军拼死抵抗，以致多次攻击未能奏效。战局胶着，陈毅离开总指挥部亲临前线，增调兵力继续发起突击。黄克诚认为曹甸的地形对攻坚不利，部队又缺乏重武器，强攻硬打恐难奏效。他从战术的角度提出，应采用持久战的方法实施逐点攻击。然而中央的意图是不使苏北冲突扩大化，要保留韩德勤，必须速战速决。华中指挥部据此没有采纳黄克诚的建议，而是增调兵力继续强攻。结果仍未打下曹甸，部队伤亡较大。陈毅察觉到不能再打下去了，遂及时命令部队撤出了战斗。雄心勃勃的刘少奇也很无奈，只能电告中央，表示未能打下曹甸，部队消耗甚大，韩德勤主力与东北军霍守义部仍占据要点。“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毛泽东见事已至此，便复电刘少奇，指出“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和耐心。”曹甸战役就这样以虎头蛇尾而结束。
在曹甸战役中，华中部队歼敌8000自损2000，打了一个没有结果的消耗仗。战后，刘少奇、陈毅组织中原局和华中指挥部对战役进行了检讨。出人意料地是，刘少奇提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他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委职务，做政治思想工作是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刘少奇以中原局的名义致电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第5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其政委职务，由陈毅兼任第5纵队司令员。这一处分下来，黄克诚很是吃惊，也很不理解，但无力改变上级的决定。好在陈毅为人大度，其主管总指挥部事情也很多，第5纵队的工作还是交给了黄克诚来主持。
1941年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时遭到国民党军包围袭击，大部损失，新四军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取消了番号。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心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击，在军事上保持克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将活动在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其中以八路军第5纵队为基础编成了新四军第3师，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吴文玉（即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为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加强各部队在复杂斗争环境下的应变能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各师分战略区活动，每个战略区均设党委、军区和行政公署，在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实行主力地方化，放手发展地方武装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按照军部规定，黄克诚率第3师分别在苏北淮海、盐阜区和皖东北地区活动，与日伪顽军周旋，积极开辟根据地。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东南局与中共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统一领导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和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任华中局副书记，曾山任华中局组织部长，陈毅为华中局委员和华中军分会副书记。由于邓子恢已去皖东北检查指导工作，故中央决定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很欣赏饶漱石，对其刻意提拔，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后，还由饶漱石代理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殊不知此后饶漱石和陈毅的矛盾爆发，惹出了新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
华中局成立不久，日寇就调集南部襄吉独立混成第12旅团和李长江部伪军共1.7万兵力，在200架飞机、上百艘汽艇掩护下，对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发动了合击“扫荡”。在如何进行反“扫荡”的作战方针上，黄克诚与刘少奇、陈毅发生了争论。刘少奇、陈毅提出了“保卫盐城”的口号，要求部队坚决保卫华中根据地的大本营。黄克诚则认为敌强我弱，不宜正面与敌硬顶，“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应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部队要实行分散游击，待机反击。刘少奇、陈毅不同意黄克诚的建议，命令黄克诚的第3师和粟裕的第1师共同保卫盐城，坚决阻击敌人。黄克诚只好执行命令，率部投入了战斗。第3师与第1师一部在盐城正面设置防线，节节抗击优势之敌，为保卫华中局和军部奋战。同时粟裕指挥第1师主力向敌后南线出击，围攻南部旅团的老窝泰州，搞“围魏救赵”，调动敌人回援。战斗越打越激烈，由于日军在火力上占有很大优势，第3师伤亡很大，阵地不断收缩。黄克诚再次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硬拼下去只会增加无谓损失，正面作战打不赢敌人，应该当机立断撤出盐城，转向敌后作战。刘少奇和陈毅仍然不听，命令部队继续坚守。为了对全局和指战员的生命负责，黄克诚毅然越级报告，将自己的意见直接电告延安中央军委。毛泽东对黄克诚的电报很重视，回电要求新四军军部说明情况。此时日军的攻势更加猛烈，保卫盐城的部队已陷入被动境地。陈毅也感到情况不妙，遂将此前的作战方针分歧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尔后开始认真考虑黄克诚的建议。随着战局急转直下，刘少奇、陈毅不得不率领华中局、军部及主力部队主动撤出了盐城。
虽然战斗结果印证了黄克诚最初的判断，但上级对他的印象却很不好。当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他在盐城保卫战中态度消极，“不服从指挥”，“机械地保存实力”。黄克诚据理力争，认为自己战前提的建议是切合实际的，作战没有达到目的是上级指挥失当。他还把曹甸战役翻了出来，联系到盐城保卫战，反驳了对他的指责。黄克诚一提曹甸战役，刘少奇和陈毅都有点挂不住了。那是他们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雄心勃勃的一仗，没想到却打夹生了，都羞于提起。黄克诚现在还要翻，这就激怒了刘陈。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丢失盐城负责，并强令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黄克诚虽百般不愿意，但总不能和上级一直顶下去，就违心地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会后，黄克诚不愿意找一向严肃的刘少奇，而是找到宽宏大量的陈毅，诚恳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陈毅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让黄克诚保留意见。
几年后，刘少奇、陈毅都对曹甸战役和盐城保卫战有了反思，也认识到对黄克诚的批判过了头。在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与黄克诚在电报中重新探讨了曹甸战役，刘少奇坦承那时自己的情绪有些急躁，黄克诚反对强攻是对的。战役没打好，不能由黄克诚负主要责任，当时对他的指责是不妥当的。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第3师挺进东北，途经山东时陈毅与罗荣桓亲往送行。陈毅主动提起了曹甸战役，表示当时批评黄克诚配合不力，并撤了他的职是不对的，“责任在我”。陈毅还当着罗荣桓的面诚恳地向黄克诚道了歉，弄得黄克诚很是不好意思。在曹甸战役这件事上，刘少奇、陈毅、黄克诚都各自表现出了自己的风骨。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人，能够放下面子认真进行反思，并承认对方的正确，对于谁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1942年11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动日伪军5000余人，对苏北根据地淮海区发起分进合击式的五路大“扫荡”。在黄克诚的统一部署下，第3师10旅兼淮海军区司令员刘震、政委金明、副司令员覃健等指挥淮海军区军民，采取避实击虚、坚壁清野、昼夜袭扰、破坏交通线、孤立日军、重点打击伪军等战术方针，与敌人进行了艰苦斗争。经过一个多月作战，终于迫使日伪军暂时停止了进攻。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于1943年1月成立了苏北军区，由新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黄克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他还担任了苏北区党委书记。不久，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又纠集2万余兵力对苏北根据地进行了规模更大的重点“扫荡”。在此之前，黄克诚等人就判断日军去年冬季的“扫荡”不会完事，早就开始着手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同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抽调第3师兼苏北军区参谋长彭雄、8旅旅长田守尧、8旅政治部主任张赤民（即开国中将张池明）等一批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并调副师长张爱萍兼任8旅旅长、政委和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原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洪学智调任第3师参谋长，及时完成了指挥层的更换。当日伪军的进攻一开始，黄克诚就与张爱萍、洪学智、吴法宪、曹荻秋等人部署作战事项及组织军民转移，使敌人连连扑空，从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黄克诚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去延安学习的那批干部却在路上出了事。按照预定计划，彭雄、田守尧、张赤民带领师作战科长席庶民、师军需科长曹云、阜宁总队队长张友来、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吴毅、24团政治处主任程世清、8旅供给部长伍瑞卿、8旅卫生部长彭少英、盐阜行署公安处处长黄国山等人组成干部队，由盐阜区出发，会合淮海区的7旅政委朱涤新、10旅兼淮海军分区副政委吴信泉等人，经山东转道赴延安。由于日军很快从淮海区开始扫荡，并迅速封锁盐河，朱涤新、吴信泉等人因而未能成行。陆路被封锁后，彭雄、田守尧带领干部队通过湖西秘密交通线，改坐8旅24团缴获的一艘木帆船取海路北上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17日，干部队及家属、警卫一行51人乘船行驶至山东日照县岚山头（今日照市岚山区）附近海面时，不幸与巡逻的日军汽艇遭遇。在彭雄、田守尧指挥下，全船人员以仅有的手枪、手榴弹进行抵抗。经过激战将敌汽艇打退，毙伤日军10多人。然而彭雄在战斗中负伤3处，失血过多，壮烈牺牲。田守尧指挥船只转向西南行驶，希望尽快登岸抢救负伤人员。下午15时许，在江苏赣榆县（今连云港市赣榆区）九里乡小沙东黄海海面又与前来增援的3艘日军汽艇遭遇。全体人员毫不畏惧，在田守尧指挥下与敌人展开奋战。在日军火力猛袭下，不少人负伤或牺牲。后船只靠近赣榆海边搁浅，腿部已负重伤的田守尧指挥大家涉水上岸，冲破日军机枪封锁，奋力突围。在抢滩时，田守尧和夫人陈洛莲不慎踩入深水漕里，同时陷没牺牲。后在八路军滨海军分区部队一个连赶来援救下，大部分人员才突围脱险。
这次遇袭共牺牲了彭雄、田守尧、吴毅、张友来、曹云、陈洛莲、张明、张铎、张鹤英等16位烈士，是一次重大损失。彭雄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到陕北后相继担任了红一军团第4师参谋长和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参谋长等职，牺牲时年仅29岁。在新四军第3师，彭雄同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朝夕相处，关系很好。1941年秋，彭雄与吴法宪从第3师自行车队借来两辆自行车，拍下了一张二人手扶自行车的珍贵合影。彭雄还在照片后面写道：“胖子，我们两个人出洋相吧，送老弟一张，我也有一张。彭雄十一月十九日。” 这张合影照片，吴法宪一直珍藏到逝世。当时彭雄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胖子老弟，39年后竟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而遭到了国家审判。
田守尧由于没当上344旅旅长，很是消沉了一段时间。后八路军总部任命他为344旅副旅长，很快又于1939年10月调其去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田守尧被任命为八路军第2纵队新2旅旅长。1940年6月，田守尧从马列学院毕业，被分配去华中工作。到了皖东北后，田守尧被任命为八路军第5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仍在黄克诚手下工作。在华中，经过与黄克诚长期相处，二人加深了相互了解，终于尽释前嫌，成为了亲密战友。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田守尧又担任了新四军第3师8旅旅长职务。在新四军第3师的3个旅长中，田守尧继承了红25军干部的特点，以能打硬仗而著称。同时他在政治思想上进步很快，在苏北能密切联系群众，重视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被8旅两任政委吴信泉和李雪三称赞是“军事干部很突出的一点”。田守尧牺牲时年仅28岁，黄克诚还专门写了悼文追念他和彭雄等遇难烈士，懊悔地称“此次损失在军事上说是可避免的，完全由于我们对问题缺乏慎重考虑，粗心大意的结果。这是我没世难忘的血的教训。”
田守尧的牺牲另外还引出了一段惊险传奇。汪伪特务机关后来弄清了此次海上遭遇战中大部分新四军阵亡者的身份，竟然派出一名高级特务冒充田守尧，前往延安，企图在毛泽东接见其时伺机行刺。后被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保卫部长、素有“红色福尔摩斯”美誉的陈泊识破，此一阴谋才未能得逞。2009年时，这件史事被改编成电视剧《延安除奸》在国内热播，很多观众由此知道了被冒充的新四军旅长田尧之名。须知，其原型就是早逝将星田守尧烈士。而剧中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劲、保安处副处长晏西的综合原型陈泊，在除奸战线上为保卫党中央立下过大功，却于50年代初广东的“两陈案件”中蒙冤，被关押多年而去世。世事难料，惜乎哉！
在1943年春季的反“扫荡”作战中，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4连82名官兵，为掩护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和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在淮阴刘老庄英勇抗击上千名日伪军的进犯，大量杀伤敌人，最后全部壮烈殉国。战后，7旅重新组建4连，并命名该连为“刘老庄连”。4连牺牲的82名官兵，也被誉为“刘老庄八十二壮士”。日后历经改编，“刘老庄连”如今仍在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机步第127师379团序列中。201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首次举行了盛大的胜利日阅兵式。“刘老庄连”英模部队方队，昂首挺胸威武前进，成为第七支通过天安门的徒步方队，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世界各国嘉宾和全国人民的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