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杨尚昆（上）

1998年8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的一间病房里，静静地躺着一位年迈病弱的老人。在他身旁的病榻上，放着一份文稿，名为《追念彭大将军》，这是他为纪念已故的亲密战友彭德怀元帅百周年诞辰而撰写的。此时，文稿已经修改四遍，老人还要做最后的推敲。然而他的病情已经很重，无力阅读，只好请求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再读一次。在一字一句地仔细倾听中，老人又陷入了半昏迷之中……。

这位老人，就是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的杨尚昆。

杨尚昆，1907年8月3日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今属重庆市）。杨家几代都是地主，田产颇多，是当地的大户。杨父名宣永，子女众多，人丁兴旺。杨尚昆在家中排行老五，取名尚昆，意为“群玉中的佼佼者”。

13岁时，杨尚昆考入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预备附小，次年转入师范本科。当时，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是吴玉章，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共“延安五老”之一。教师中也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恽代英，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曾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可惜，他只活了36岁。80年代的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中曾有一首《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便是恽代英题在监狱墙上的绝笔。1929年时朱毛红军正在江西打天下，中央嫌毛泽东不听话，要召他和朱德离队回上海汇报。毛泽东当时就向中央提议，我们走了可以，那就要刘伯承同志来主持军事，恽代英同志来主持政治吧。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恽代英是何等重视。然而由于恽代英反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被撤职发落到基层工作。他是个大近视眼，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亲自上街发传单，结果当场被上海租界巡捕捉住，后被引渡关押到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起初他没有暴露身份，化名“王作霖”在监狱中隐藏了下来。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恽代英很快就要被提前释放。正在这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将恽代英出卖。恽代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被称为“黄埔四凶”之一，在黄埔学生中影响力很大。蒋介石对他很熟悉，也很爱惜他的才华，特派人去劝降。恽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轻蔑地拒绝了劝降者，但求一死，尔后从容就义。两年后，在上海秘密养伤的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陈赓遭叛徒出卖而被捕，后被押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恰巧关到了恽代英曾住过的牢房里。他在墙上看到了恽代英的《狱中诗》，回忆起这位可亲可敬的领导和师长，不由感慨万分。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杨尚昆初步接触了进步思想，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还没有作出明显的道路选择。1925年，18岁的杨尚昆从成都高师毕业回到了重庆。这时，决定性影响他的人出现了。杨尚昆有个同父异母并被过继给了叔叔的四哥杨闇公，思想进步，参加过讨袁斗争，事败逃到日本，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后因参加反日活动而被遣返回国。杨闇公回到四川后，先后认识了吴玉章、恽代英、刘伯承等人，很快成为了四川早期的著名共产党人。杨尚昆从小就和这个四哥很亲近，在杨闇公的影响下，杨尚昆也参加了刻钢板、发传单、分信件等外围革命工作。他进步很快，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于这一时期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当过英文教师，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萧楚女也在这个学校当国文教员，都与杨闇公很熟。因为革命活动的影响，张闻天、萧楚女被军阀王陵基勒令驱逐出境，张闻天在临行前还到杨尚昆家里住过十几天。因为这个关系，杨尚昆也认识了张闻天，为后来的际遇打下了基础。

为了培养弟弟，1926年春，杨闇公介绍杨尚昆前往上海，进入了党所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在此期间，杨尚昆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当时正逢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杨尚昆因表现不错，于这年11月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亲爱的四哥。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事后到处搜捕杨闇公等共产党人。杨闇公在化装去武汉途中遭到军警逮捕。被押回重庆后，杨闇公受到严刑拷问，他坚强不屈，被敌人割下了舌头，砍去了双手，剜掉了双目，最后身中数枪英勇牺牲，年仅29岁。60年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回到重庆和家乡潼南，参加了“三三一惨案”60周年纪念会及杨闇公烈士陵园揭幕典礼。在四哥的墓前，杨尚昆老泪纵横……。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汇聚了日后的诸多中共豪杰。如邓小平、张闻天、博古、王明、王稼祥、沈泽民、左权、傅钟、伍修权、乌兰夫、俞秀松等人。这所学校以培养国民革命干部为初衷，因此也有大量的国民党员和国民党要人子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还有国民党右派分子康泽、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等人。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复杂的背景，因缘际会，邓小平、蒋经国都成了杨尚昆的学长，也就有了60多年后的海峡两岸高峰对话。

到了80年代，中共欢迎海外的老革命军人回国探亲和观光活动。退役的原蒋经国机要秘书沈诚也收到了回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函。他请示了蒋经国，蒋授意他抽空去趟浙江溪口拍些照片回来。由于沈诚的特殊身份，回国后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还专门接见了他，并委托他向蒋经国转达中共方面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及希望国共两党早日接触的诚意，后又为他去浙江奉化蒋介石故居参观、拍摄开了方便之门。此后沈诚就自愿成为了往来于两岸之间的秘使，并促成了1982年廖承志以兄长名义致蒋经国的一封著名的公开信。80年代中期后，沈诚又数度在北京晤见了时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双方的接触逐渐深入。在请示了中央领导人后，杨尚昆于1987年3月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亲笔信，托沈诚将信秘密转交给学长蒋经国。在信中，杨尚昆提出了“通过两党平等谈判”“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的愿望。蒋经国读了这封信后表示“他们是有诚意的”，于是开始着手推进两岸关系，解除了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并开放了两岸民间人员的探亲往来。当时蒋经国已病魔缠身，他急于对历史做个交待，已经在考虑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无奈天数难测，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猝逝，使得极有希望实现的两岸和谈戛然而止。10年后，杨尚昆也在北京逝世。两位同学的未竟之愿，就只能留给后人了。

20年代中期，苏联正实行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恢复较快，虽然仍很贫困，但国家显得生气勃勃。中山大学的待遇很好，学生们的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鸡蛋、面包、黄油、牛奶、香肠、鱼子酱等当时市场上稀少的食品保证供应，每周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会做一些蛋炒饭、海鲜、中国蔬菜等食品，每人每月还有10卢布的生活津贴。每个新生入学时，学校均发给西装一套、外套一件，皮鞋一双，就连毛巾、浴衣、衬衫、手帕这些日用品也由学校提供。学生若要出门，电车票由学校提供，要是需要坐火车，只要出示中山大学的学生证就可以免费乘车。每年暑假，学校还组织学生去工人干部疗养院疗养。邓小平就曾在1926年随学校去过列宁格勒旅行。当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是创办中山大学的倡议人，在办学条件上鼎力支持，可见他们对中国革命是寄予了很大期望的。

在中山大学，杨尚昆认识了比他先到学校几个月的女同学李伯钊。李伯钊曾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上过学，是张闻天的学生。认识杨尚昆后，李伯钊就常拉着他去找张闻天学俄文，后来又向王稼祥学，大家都混得很熟。时间久了，杨尚昆和李伯钊就谈起了恋爱。1929年，两人在莫斯科结婚，此后风雨相伴了一生。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公开反苏反共。苏联政府即针锋相对，将中山大学中的国民党人士大部遣送回国，还有一部分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蒋经国是留下来的极少数国民党要人子弟，他公开宣布同父亲蒋介石决裂，然后作为先进典型被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政治学院深造。中山大学此后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专门培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后来国内又相继送来了一大批学员，如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何叔衡、刘伯承、叶剑英、夏曦、萧劲光、朱瑞、李卓然、余笃三、郭化若、乌兰夫等。就是在和吴玉章、刘伯承等故人重逢时，杨尚昆得知了四哥杨闇公牺牲的噩耗。

这一时期苏共党内正进行着连番不断的权力斗争，中山大学也受到影响，派系分化得很厉害。在此期间，因为理念相近，逐渐形成了以王明为核心的一个团体，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像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陈昌浩、凯丰、杨尚昆、夏曦等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都位列其中。王明是以擅长搞宗派主义斗争而名冠党史的，他将共产国际路线奉为圭臬，依靠校长米夫的支持不择手段排斥打击异己，并看不起国内来的有实际经验的同志，不断挑起斗争，搞得学校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如他就捏造出来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称其是一个秘密的反动派别组织，参加者有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蒋经国、左权、朱务善、孙冶方等人，影响闹到苏联秘密警察组织格别乌都介入了调查。在米夫的支持下，“江浙同乡会”被坐实，有12名中国学生遭到开除党籍、团籍，并有4人被逮捕，一批学生遭到株连。后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参会的中共代表团派人来调查，还遭到了米夫、王明的抵制。中共代表团不得不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反映了意见，最后上边组织了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进行内查外调，终于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然而这一事件造成的消极影响却长久不除。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早期的著名领导人俞秀松，后来被打成“托派”遭到错误杀害，证据之一就来自于这个所谓的“江浙同乡会”。而红军和八路军著名将领左权本是湖南人，也被构陷进了“江浙同乡会”中。受此连累，后来在苏区肃反时他被诬陷有“托派”嫌疑，背上了留党察看的处分。直到1942年在山西辽县十字岭牺牲，档案中仍记着这一笔。

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坚决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责他们执行的是错误路线，与瞿秋白等人进行了激烈论战。后来在米夫的操纵下，共产国际将中共代表团全都撵回了国。在这场斗争中，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为日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领导权打下了基础。而杨尚昆则到了国产国际东方部实习，主要做翻译工作。在中共六大上，他也是翻译人员之一。除了和张闻天来往较多外，杨尚昆与博古是同班同学，关系最好，这是他后来回国后得以进入红军高级指挥员行列的重要原因。1930年7月，刘少奇率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来就留在职工国际工作了两年。杨尚昆被派去给刘少奇当翻译，时间长达半年。二人由此熟悉，日后杨尚昆成为了刘少奇在北方局的班底之一，也是从此时打下的基础。

总的来看，杨尚昆在苏联学习的4年多中显示出了基本的为人做事风格。一贯服从领导，能够和多数人都搞好关系，上下比较通达，自己基本上不提意见，政治上跟着领导走，执行力较强，是典型的事务型人才。正因如此，日后杨尚昆得以快速拔升，多次晋身中枢机构，成为了大领导得心使用的助手。然而政治风涛波诡云谲，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曾经的亲密合作，也有一天会各奔东西。历史，就是这样令人唏嘘吧。

1930年，斯大林觉得中山大学没有多大意义了，下令停办，中国学员大多打包回国。杨尚昆也请求回国，但共产国际不同意，要他去格别乌工作，还一签约就是3年，中间不许离开。杨尚昆对留在苏联没多大兴趣，想回国做实际工作，就一直没有答应。这样拖到了1931年初，共产国际才答应了他的请求。当时在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后担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组成员的张闻天也准备回国，1931年2月，杨尚昆和张闻天就乘普通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万里归国。到了远东边境的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后，他和张闻天乔装改扮，从绥芬河偷越国境。然后乘火车沿中东铁路经哈尔滨、长春到达大连，再换乘轮船回到上海，这一趟在路上足足走了十多天。在此之前，李伯钊已先期抵达上海。与杨尚昆团聚后，二人在新问路益受里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地下工作生涯。

回国后，杨尚昆先是做了一段事务性工作，相继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上海总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不久因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共中央紧急疏散，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王明回了共产国际，留在上海的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等人就受命组成了临时中央，由24岁的博古负总责，准备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再交权，然后重新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著名的“伍豪启事事件”。

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南开学校读书时起的笔名，后来就常用作党内工作时的名字。1931年4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周恩来采取断然措施实施中央领导机关及各工作站的转移，并派特科红队将顾顺章的一家八口全部处死，切断了敌人的追查。事后国民党对周恩来恨之入骨，由中统特务张冲、黄凯等人牵头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及污蔑周恩来。此事发生在1932年2月，而两个月前周恩来已前往了江西苏区。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即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污蔑，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表政府公告，公开斥责了国民党的造谣行径。

此事本来在党内早已澄清，不料到了文革初期，南开大学的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又翻出了当年那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时如获至宝，立即上报给中央文革。江青闻讯后，马上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要求进行调查，并让周恩来作出交代。在中共的组织原则中，叛变行径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尽管当年的几个主要当事人都在，周恩来仍然不敢等闲视之，他立即在江青的信上批复，断然否认叛变之事，并举出康生、陈云等证人。周恩来这天放下了手上所有的工作，亲自查阅了从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的有关章节编成《大事记》。细心的周恩来还怕原始资料被人销毁，又命人拍照下来，并复印多份。随后周恩来将有关材料呈送毛泽东，并写信做了辩白。

应该说，毛泽东对这件事也是清楚的。按照常规，不外乎有三种态度。一是当众声明此事与周恩来无关，中止追查；二是在小范围声明外，再发一份中央文件，彻底还周恩来一个清白；三是按照文革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逻辑，同意江青进行追查，就像当时对刘少奇所做的那样。然而，毛泽东的做法是耐人寻味的。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如此一来，这事等于没有了下文，也就随时可能会再被翻出来责难周恩来。而江青从此更加嚣张，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曾洋洋得意地向杨成武、吴法宪炫耀：“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而周恩来呢，以后行事更加小心翼翼，对江青的胡作非为多忍气吞声，迁就退让，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以后你们（中央文革）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到了1967年12月，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又反映“伍豪启事事件”。这回毛泽东作出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遥污蔑。”然而这一批示只是小范围内知道，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党员干部。有意思的是，当年的知情者康生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则充分体现了其人性格。他在文革之前就曾在涉及此事的材料上批示：“这完全是造谣污蔑”。而江青在文革中提出此事时，康生则装聋作哑，好像这件事与他无关。当毛泽东作出正式批示时，他马上又紧跟领袖作出了澄清声明。

不过，对于周恩来来说，《伍豪启事》成了他晚年的一块重大心病。批示来批示去，就是没有将澄清文件向全党正式传达，这在那个混乱年代等于成为了时刻悬在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直到1975年9月20日，已晚期癌症扩散的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特地调来了《伍豪启事》事件的全部材料和高层表态的录音记录稿，详细阅读之后，将其封存，并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来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术台的最后一刻，处理的是《伍豪启事》之事，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这种无法言尽是多么的痛苦。在进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突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危险是时刻相伴。继顾顺章、陈赓之后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陈云，也曾遇到过危险。1932年底，又有一批地下工作者被逮捕，其中有人叛变，包括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钧鹤（就是后来汪伪政权的大特务之一，建国初还连累了潘汉年）。中央机关不得不再一次紧急转移，然而因为秘密工作单线联系的关系，一时没人找得到陈云。不得已之下，只好派人去联系知道陈云住处的杨尚昆。而杨尚昆这时已接到指示准备动身前往江西苏区，因而中断了在上海的一切联系。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自告奋勇去通知陈云。杨尚昆找到了陈云的住处，发现周围没有异样，报警暗号也没动，就冒险进去，给同住的关系人员留下一张字条，托其转交给陈云。后来得知，陈云回来看到字条后就迅速转移了。几年后杨尚昆在延安又见到了陈云，陈还很感激，说道：“老杨，那次要不是你向我报警，我可能出危险。”

关于杨尚昆工作的变动情况，开始是要他去东北顺直省委，为此杨尚昆还关起门来看了半个多月有关满洲工作的材料。差不多时上边又突然告诉他不去东北了，改去江西苏区。就这样，1933年1月底，杨尚昆到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江西瑞金（当时称为瑞京）。不久，他的夫人李伯钊也从上海来到了苏区，被分到闽西做宣传工作。在主管苏区宣传工作的张闻天要求下，杨尚昆去给他当了助手，担任了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并参与编辑党的机关报刊《红色中华》和《斗争》。

因为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也于这一时期陆续转移到了江西苏区。从此，江西苏区也被称为了中央苏区。按照当初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的初衷，博古临时负总责属于事不得已，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更不要说政治局委员了，所以规定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首先应该交权，然后开会选举新的中央。然而博古没有这样做，反而把临时中央作为了合法领导机构，自己成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不仅如此，他还把一个德国人李德带进了江西苏区，并委任其为“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从而把持了苏区红军的领导大权。对此，先期到达江西的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是很清楚的。但他没有揭露博古等人的“造假”，反而积极维护这个中央的领导权威，并自己也晋身其中，与博古、李德组成了苏区最高“三人团”，决定苏区内外所有大事。8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披露了当年博古中央的不合法，一时引起了党内外的哗然。博古也不得不承认当时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激愤，好哇，当年把我甩到一边，并压得全党出不来气的“左倾”中央原来还是个冒牌货！他一连写了多篇文章，痛斥“教条主义”领导者，如什么“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既不能喂狗，也不能肥田，有什么用呢？”可谓骂得痛快淋漓。

博古等人把持了苏区大权后，大反所谓的“右倾主要危险”，整肃反对他们意见的同志，其高潮是掀起了反“罗明路线”运动，意在剪除已下台休养的毛泽东的支持者。像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都被撤职，红七军团政委萧劲光因黎川失守而遭撤职判刑，所谓“四小毛派”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也是在这一时期落难。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被下放到靠近前线的乐安县基层当巡视员，中央还有人说风凉话：“邓小平不应当放在那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随后邓小平又被安排到宁都县周围的农村“蹲点”，实际是劳动改造，行动和生活都受到限制。在这里，邓小平最深的记忆就是“吃不饱，肚子好饿”。后来参加过长征的女干部危秀英有过一段回忆：“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蔡畅），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就这样，邓小平算是偷偷摸摸吃了一顿饱饭。

在这一时期，杨尚昆写的文章也都是紧跟上级精神，客观上起了对“左倾”路线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后，杨尚昆又见到了罗明，还专门表示了歉意。1933年春，杨尚昆代表《红色中华》报到瑞金叶坪采访了闲居在此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这是杨尚昆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快人快语的毛泽东知道他是四川人后，马上就问他认不认识杨闇公，杨尚昆回答：“他是我四哥。”毛泽东又问起了杨闇公烈士遗属的情况。在这样的交谈中，两个人的距离很快就拉近了。杨尚昆向毛泽东请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应该怎样写，搞了很长时间调查研究的毛泽东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多年后，杨尚昆将这一段写进了回忆录中，笔下充满了感情。

关于当时的反“罗明路线”运动，时任政治局委员、主管福建省委工作的任弼时有不同意见，并公开说了出来。博古很快反应，将他调到湘赣苏区和肖克、王震搭班子去了，等于踢开了他。博古、李德等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政治上不要统一战线，四面树敌；在军事上“两个拳头打人”，与强敌死打硬拼；在组织上任人唯亲，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搞“无情打击”。在这种背景下，1933年6月，毫无军事工作经验的杨尚昆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随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转战前方，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人生涯。

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1933年12月，博古、李德下令撤销了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的职务，将他调到红军医院当政委。滕代远是和彭德怀一起发动平江起义的元老，是红三军团的老政委，也是为数不多能影响彭德怀的人。对于滕代远被调走，彭德怀相当不高兴，但也只能服从上级命令。彭德怀作风强势，说一不二，与他搭档很不容易。而且彭的地位也高，甚至长征后期毛泽东都当了他的政委。从抗日战争开始，中央就干脆让彭德怀长期将司令、政委一肩挑了。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当过他的野战军副政委，由于习仲勋为人宽和，长于军政建设，素来能团结同志一道工作，才有幸成为了少数与彭德怀班子搭得不错的人。

1934年1月，中革军委命令杨尚昆接任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同月，杨尚昆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彭德怀又是远近闻名的不好惹，杨尚昆能行吗？历史证明，这个真不必担心。由于杨尚昆的性格因素，他与彭德怀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党内友谊，并保持了终生。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坦承：“我刚到三军团的时候，对军事几乎一点都不了解，都是彭德怀同志给我讲。我佩服他的打仗。三军团有3个师，真正打起来，彭德怀都是到前方去。有时候，电话一接通，师部还在他后面，同他打完电话赶快往前移。他这个人真是不惜自己的性命，总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他又喜欢议论，有见解，有经验，给我的教育很大。”杨尚昆的这段回忆活生生勾勒出了彭德怀的某些特点。彭不只是个出色的军人，还“喜欢议论，有见解”。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一边指挥作战，一边还宣传民主教育，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在现时和远景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军人应该关心的事吗？而且他还是一个如此高级别的将领！毛泽东对此没有客气，很快就予以了严厉的批评，算是给了彭一个警告。若干年后，已是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提出想辞去军职去搞农业，毛泽东当即反问道：“让你当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弄得彭一脸尴尬。直到1959年在庐山会议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终于直抒胸臆：“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议题，就是所谓“一、三军团关系问题”。原来早就有人对红三军团看不惯了。说来也有意思，先后在红5军和红三军团工作过的干部，包括滕代远、杨尚昆、黄克诚、邓萍、彭雪枫、张爱萍、李聚奎、彭绍辉、苏振华、钟期光、萧劲光等人，除了苏振华在庐山上对彭德怀放了若干炮以外，其他人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公开指责过彭。从庐山下来后，高级干部乘飞机回北京，除了受命“监视”彭德怀的几个人外，几乎没有人敢于和彭同坐一架飞机，而老部下张爱萍就毅然不怕嫌疑上去了。到了文革中张爱萍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将其停职反省的请示报告递上去后，林彪、毛泽东、周恩来看了一圈，谁也没做具体批示，而一名共和国上将则就此被打倒并身陷囹圄。这是咋回事？谁也不想负责是吗？

对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人在60年代时说了一句话：“三军团那就是一个大染缸，谁去了都会跟着他跑。”这话地道。想当年，何长工那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最早的班底之一，堪称顶尖亲信。被派到红三军团两支主力之一的红8军去当军长，很快就倒向了彭德怀。后来毛又派另一名亲信邓乾元来红8军当政委，何长工与邓乾元也是秋收起义的老相识，这个班子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到了1930年打长沙时，邓乾元与彭德怀意见相左，在会上发生激烈争吵。下来后，邓乾元竟想把红8军拉走，脱离红三军团前委指挥。而何长工表示不同意，结果形成了僵持。两名秋收起义的班底搭班子，红8军一旦被拉走那就十有八九会去投红一军团。这样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就只剩下一个实力较弱的红5军，当时传说中的“红三方面军”就一点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也就没有后来彭德怀举足轻重的一句“过赣江”而令毛泽东感动非常了。好在红8军1纵队副政委彭雪枫见势不妙，偷偷前往军团部报告了此事。彭德怀大发雷霆，立即撤销了邓乾元的职务，后又将把红5、红8军进行混编，杜绝了分裂的危险。何长工在关键时刻的不济事，也就开始了走下坡路的时间表。加上长征期间支持张国焘，最后以其如此资历却官越做越小，建国后几乎听不到他的多少消息了。

再说杨尚昆，让他去红三军团那是多么明显地有助中央掌控之意。然而他却和彭德怀打得火热。到了会理会议上，毛泽东就严厉批评了杨尚昆：“你算什么政治委员?”“你是彭德怀的尾巴！” 当时杨尚昆正受伤发着高烧，是用担架抬去开会的，毛也是真不客气。

遵义会议后，萧劲光调到红三军团当了参谋长。肖和毛泽东的关系很深，建国后更是被毛任命为了“终身海军司令”。就是这样一个人，和彭德怀处得很好。为此，建国后江青说过一句话：“萧劲光忘恩负义，跟着彭德怀跑。”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的四大野战军，加上华北军区，只有西北野战军(一野)是没有派政治委员的。因为上边下来一句话：“派了也没有用，压不住他，不过是多了一个应声虫而已。”

看了上述故事后，对60年代后军内强调的“双一”（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标准就真的可以理解了。革命就得有领导权，而军事领导权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一、三军团关系，由来已久了。59年彭德怀的三军团山头倒了，到了文革中，贺龙的二方面军山头首先落难，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山头也被冲击得七荤八素。好在由于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凶险，使毛认识到军队面临着分裂的危机，到时候他这个“伟大领袖”也难以控制局面。因而算是网开一面，没有同意继续打击四方面军将领。直到召开九大，一堆四野军人进了政治局，那真是胜利的力量。而仅仅过了两年，这一切就分崩离析，从此“双一”标准烟消云散。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1998年8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的一间病房里，静静地躺着一位年迈病弱的老人。在他身旁的病榻上，放着一份文稿，名为《追念彭大将军》，这是他为纪念已故的亲密战友彭德怀元帅百周年诞辰而撰写的。此时，文稿已经修改四遍，老人还要做最后的推敲。然而他的病情已经很重，无力阅读，只好请求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再读一次。在一字一句地仔细倾听中，老人又陷入了半昏迷之中……。

这位老人，就是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的杨尚昆。

杨尚昆，1907年8月3日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今属重庆市）。杨家几代都是地主，田产颇多，是当地的大户。杨父名宣永，子女众多，人丁兴旺。杨尚昆在家中排行老五，取名尚昆，意为“群玉中的佼佼者”。

13岁时，杨尚昆考入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预备附小，次年转入师范本科。当时，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是吴玉章，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共“延安五老”之一。教师中也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恽代英，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曾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可惜，他只活了36岁。80年代的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中曾有一首《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便是恽代英题在监狱墙上的绝笔。1929年时朱毛红军正在江西打天下，中央嫌毛泽东不听话，要召他和朱德离队回上海汇报。毛泽东当时就向中央提议，我们走了可以，那就要刘伯承同志来主持军事，恽代英同志来主持政治吧。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恽代英是何等重视。然而由于恽代英反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被撤职发落到基层工作。他是个大近视眼，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亲自上街发传单，结果当场被上海租界巡捕捉住，后被引渡关押到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起初他没有暴露身份，化名“王作霖”在监狱中隐藏了下来。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恽代英很快就要被提前释放。正在这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将恽代英出卖。恽代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被称为“黄埔四凶”之一，在黄埔学生中影响力很大。蒋介石对他很熟悉，也很爱惜他的才华，特派人去劝降。恽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轻蔑地拒绝了劝降者，但求一死，尔后从容就义。两年后，在上海秘密养伤的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陈赓遭叛徒出卖而被捕，后被押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恰巧关到了恽代英曾住过的牢房里。他在墙上看到了恽代英的《狱中诗》，回忆起这位可亲可敬的领导和师长，不由感慨万分。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杨尚昆初步接触了进步思想，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还没有作出明显的道路选择。1925年，18岁的杨尚昆从成都高师毕业回到了重庆。这时，决定性影响他的人出现了。杨尚昆有个同父异母并被过继给了叔叔的四哥杨闇公，思想进步，参加过讨袁斗争，事败逃到日本，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后因参加反日活动而被遣返回国。杨闇公回到四川后，先后认识了吴玉章、恽代英、刘伯承等人，很快成为了四川早期的著名共产党人。杨尚昆从小就和这个四哥很亲近，在杨闇公的影响下，杨尚昆也参加了刻钢板、发传单、分信件等外围革命工作。他进步很快，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于这一时期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当过英文教师，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萧楚女也在这个学校当国文教员，都与杨闇公很熟。因为革命活动的影响，张闻天、萧楚女被军阀王陵基勒令驱逐出境，张闻天在临行前还到杨尚昆家里住过十几天。因为这个关系，杨尚昆也认识了张闻天，为后来的际遇打下了基础。

为了培养弟弟，1926年春，杨闇公介绍杨尚昆前往上海，进入了党所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在此期间，杨尚昆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当时正逢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杨尚昆因表现不错，于这年11月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亲爱的四哥。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事后到处搜捕杨闇公等共产党人。杨闇公在化装去武汉途中遭到军警逮捕。被押回重庆后，杨闇公受到严刑拷问，他坚强不屈，被敌人割下了舌头，砍去了双手，剜掉了双目，最后身中数枪英勇牺牲，年仅29岁。60年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回到重庆和家乡潼南，参加了“三三一惨案”60周年纪念会及杨闇公烈士陵园揭幕典礼。在四哥的墓前，杨尚昆老泪纵横……。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汇聚了日后的诸多中共豪杰。如邓小平、张闻天、博古、王明、王稼祥、沈泽民、左权、傅钟、伍修权、乌兰夫、俞秀松等人。这所学校以培养国民革命干部为初衷，因此也有大量的国民党员和国民党要人子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还有国民党右派分子康泽、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等人。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复杂的背景，因缘际会，邓小平、蒋经国都成了杨尚昆的学长，也就有了60多年后的海峡两岸高峰对话。

到了80年代，中共欢迎海外的老革命军人回国探亲和观光活动。退役的原蒋经国机要秘书沈诚也收到了回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函。他请示了蒋经国，蒋授意他抽空去趟浙江溪口拍些照片回来。由于沈诚的特殊身份，回国后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还专门接见了他，并委托他向蒋经国转达中共方面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及希望国共两党早日接触的诚意，后又为他去浙江奉化蒋介石故居参观、拍摄开了方便之门。此后沈诚就自愿成为了往来于两岸之间的秘使，并促成了1982年廖承志以兄长名义致蒋经国的一封著名的公开信。80年代中期后，沈诚又数度在北京晤见了时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双方的接触逐渐深入。在请示了中央领导人后，杨尚昆于1987年3月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亲笔信，托沈诚将信秘密转交给学长蒋经国。在信中，杨尚昆提出了“通过两党平等谈判”“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的愿望。蒋经国读了这封信后表示“他们是有诚意的”，于是开始着手推进两岸关系，解除了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并开放了两岸民间人员的探亲往来。当时蒋经国已病魔缠身，他急于对历史做个交待，已经在考虑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无奈天数难测，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猝逝，使得极有希望实现的两岸和谈戛然而止。10年后，杨尚昆也在北京逝世。两位同学的未竟之愿，就只能留给后人了。

20年代中期，苏联正实行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恢复较快，虽然仍很贫困，但国家显得生气勃勃。中山大学的待遇很好，学生们的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鸡蛋、面包、黄油、牛奶、香肠、鱼子酱等当时市场上稀少的食品保证供应，每周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会做一些蛋炒饭、海鲜、中国蔬菜等食品，每人每月还有10卢布的生活津贴。每个新生入学时，学校均发给西装一套、外套一件，皮鞋一双，就连毛巾、浴衣、衬衫、手帕这些日用品也由学校提供。学生若要出门，电车票由学校提供，要是需要坐火车，只要出示中山大学的学生证就可以免费乘车。每年暑假，学校还组织学生去工人干部疗养院疗养。邓小平就曾在1926年随学校去过列宁格勒旅行。当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是创办中山大学的倡议人，在办学条件上鼎力支持，可见他们对中国革命是寄予了很大期望的。

在中山大学，杨尚昆认识了比他先到学校几个月的女同学李伯钊。李伯钊曾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上过学，是张闻天的学生。认识杨尚昆后，李伯钊就常拉着他去找张闻天学俄文，后来又向王稼祥学，大家都混得很熟。时间久了，杨尚昆和李伯钊就谈起了恋爱。1929年，两人在莫斯科结婚，此后风雨相伴了一生。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公开反苏反共。苏联政府即针锋相对，将中山大学中的国民党人士大部遣送回国，还有一部分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蒋经国是留下来的极少数国民党要人子弟，他公开宣布同父亲蒋介石决裂，然后作为先进典型被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政治学院深造。中山大学此后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专门培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后来国内又相继送来了一大批学员，如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何叔衡、刘伯承、叶剑英、夏曦、萧劲光、朱瑞、李卓然、余笃三、郭化若、乌兰夫等。就是在和吴玉章、刘伯承等故人重逢时，杨尚昆得知了四哥杨闇公牺牲的噩耗。

这一时期苏共党内正进行着连番不断的权力斗争，中山大学也受到影响，派系分化得很厉害。在此期间，因为理念相近，逐渐形成了以王明为核心的一个团体，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像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陈昌浩、凯丰、杨尚昆、夏曦等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都位列其中。王明是以擅长搞宗派主义斗争而名冠党史的，他将共产国际路线奉为圭臬，依靠校长米夫的支持不择手段排斥打击异己，并看不起国内来的有实际经验的同志，不断挑起斗争，搞得学校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如他就捏造出来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称其是一个秘密的反动派别组织，参加者有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蒋经国、左权、朱务善、孙冶方等人，影响闹到苏联秘密警察组织格别乌都介入了调查。在米夫的支持下，“江浙同乡会”被坐实，有12名中国学生遭到开除党籍、团籍，并有4人被逮捕，一批学生遭到株连。后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参会的中共代表团派人来调查，还遭到了米夫、王明的抵制。中共代表团不得不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反映了意见，最后上边组织了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进行内查外调，终于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然而这一事件造成的消极影响却长久不除。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早期的著名领导人俞秀松，后来被打成“托派”遭到错误杀害，证据之一就来自于这个所谓的“江浙同乡会”。而红军和八路军著名将领左权本是湖南人，也被构陷进了“江浙同乡会”中。受此连累，后来在苏区肃反时他被诬陷有“托派”嫌疑，背上了留党察看的处分。直到1942年在山西辽县十字岭牺牲，档案中仍记着这一笔。

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坚决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责他们执行的是错误路线，与瞿秋白等人进行了激烈论战。后来在米夫的操纵下，共产国际将中共代表团全都撵回了国。在这场斗争中，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为日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领导权打下了基础。而杨尚昆则到了国产国际东方部实习，主要做翻译工作。在中共六大上，他也是翻译人员之一。除了和张闻天来往较多外，杨尚昆与博古是同班同学，关系最好，这是他后来回国后得以进入红军高级指挥员行列的重要原因。1930年7月，刘少奇率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来就留在职工国际工作了两年。杨尚昆被派去给刘少奇当翻译，时间长达半年。二人由此熟悉，日后杨尚昆成为了刘少奇在北方局的班底之一，也是从此时打下的基础。

总的来看，杨尚昆在苏联学习的4年多中显示出了基本的为人做事风格。一贯服从领导，能够和多数人都搞好关系，上下比较通达，自己基本上不提意见，政治上跟着领导走，执行力较强，是典型的事务型人才。正因如此，日后杨尚昆得以快速拔升，多次晋身中枢机构，成为了大领导得心使用的助手。然而政治风涛波诡云谲，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曾经的亲密合作，也有一天会各奔东西。历史，就是这样令人唏嘘吧。

1930年，斯大林觉得中山大学没有多大意义了，下令停办，中国学员大多打包回国。杨尚昆也请求回国，但共产国际不同意，要他去格别乌工作，还一签约就是3年，中间不许离开。杨尚昆对留在苏联没多大兴趣，想回国做实际工作，就一直没有答应。这样拖到了1931年初，共产国际才答应了他的请求。当时在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后担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组成员的张闻天也准备回国，1931年2月，杨尚昆和张闻天就乘普通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万里归国。到了远东边境的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后，他和张闻天乔装改扮，从绥芬河偷越国境。然后乘火车沿中东铁路经哈尔滨、长春到达大连，再换乘轮船回到上海，这一趟在路上足足走了十多天。在此之前，李伯钊已先期抵达上海。与杨尚昆团聚后，二人在新问路益受里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地下工作生涯。

回国后，杨尚昆先是做了一段事务性工作，相继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上海总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不久因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共中央紧急疏散，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王明回了共产国际，留在上海的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等人就受命组成了临时中央，由24岁的博古负总责，准备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再交权，然后重新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著名的“伍豪启事事件”。

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南开学校读书时起的笔名，后来就常用作党内工作时的名字。1931年4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周恩来采取断然措施实施中央领导机关及各工作站的转移，并派特科红队将顾顺章的一家八口全部处死，切断了敌人的追查。事后国民党对周恩来恨之入骨，由中统特务张冲、黄凯等人牵头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及污蔑周恩来。此事发生在1932年2月，而两个月前周恩来已前往了江西苏区。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即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污蔑，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表政府公告，公开斥责了国民党的造谣行径。

此事本来在党内早已澄清，不料到了文革初期，南开大学的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又翻出了当年那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时如获至宝，立即上报给中央文革。江青闻讯后，马上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要求进行调查，并让周恩来作出交代。在中共的组织原则中，叛变行径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尽管当年的几个主要当事人都在，周恩来仍然不敢等闲视之，他立即在江青的信上批复，断然否认叛变之事，并举出康生、陈云等证人。周恩来这天放下了手上所有的工作，亲自查阅了从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的有关章节编成《大事记》。细心的周恩来还怕原始资料被人销毁，又命人拍照下来，并复印多份。随后周恩来将有关材料呈送毛泽东，并写信做了辩白。

应该说，毛泽东对这件事也是清楚的。按照常规，不外乎有三种态度。一是当众声明此事与周恩来无关，中止追查；二是在小范围声明外，再发一份中央文件，彻底还周恩来一个清白；三是按照文革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逻辑，同意江青进行追查，就像当时对刘少奇所做的那样。然而，毛泽东的做法是耐人寻味的。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如此一来，这事等于没有了下文，也就随时可能会再被翻出来责难周恩来。而江青从此更加嚣张，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曾洋洋得意地向杨成武、吴法宪炫耀：“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而周恩来呢，以后行事更加小心翼翼，对江青的胡作非为多忍气吞声，迁就退让，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以后你们（中央文革）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到了1967年12月，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又反映“伍豪启事事件”。这回毛泽东作出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遥污蔑。”然而这一批示只是小范围内知道，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党员干部。有意思的是，当年的知情者康生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则充分体现了其人性格。他在文革之前就曾在涉及此事的材料上批示：“这完全是造谣污蔑”。而江青在文革中提出此事时，康生则装聋作哑，好像这件事与他无关。当毛泽东作出正式批示时，他马上又紧跟领袖作出了澄清声明。

不过，对于周恩来来说，《伍豪启事》成了他晚年的一块重大心病。批示来批示去，就是没有将澄清文件向全党正式传达，这在那个混乱年代等于成为了时刻悬在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直到1975年9月20日，已晚期癌症扩散的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特地调来了《伍豪启事》事件的全部材料和高层表态的录音记录稿，详细阅读之后，将其封存，并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来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术台的最后一刻，处理的是《伍豪启事》之事，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这种无法言尽是多么的痛苦。在进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突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危险是时刻相伴。继顾顺章、陈赓之后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陈云，也曾遇到过危险。1932年底，又有一批地下工作者被逮捕，其中有人叛变，包括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钧鹤（就是后来汪伪政权的大特务之一，建国初还连累了潘汉年）。中央机关不得不再一次紧急转移，然而因为秘密工作单线联系的关系，一时没人找得到陈云。不得已之下，只好派人去联系知道陈云住处的杨尚昆。而杨尚昆这时已接到指示准备动身前往江西苏区，因而中断了在上海的一切联系。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自告奋勇去通知陈云。杨尚昆找到了陈云的住处，发现周围没有异样，报警暗号也没动，就冒险进去，给同住的关系人员留下一张字条，托其转交给陈云。后来得知，陈云回来看到字条后就迅速转移了。几年后杨尚昆在延安又见到了陈云，陈还很感激，说道：“老杨，那次要不是你向我报警，我可能出危险。”

关于杨尚昆工作的变动情况，开始是要他去东北顺直省委，为此杨尚昆还关起门来看了半个多月有关满洲工作的材料。差不多时上边又突然告诉他不去东北了，改去江西苏区。就这样，1933年1月底，杨尚昆到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江西瑞金（当时称为瑞京）。不久，他的夫人李伯钊也从上海来到了苏区，被分到闽西做宣传工作。在主管苏区宣传工作的张闻天要求下，杨尚昆去给他当了助手，担任了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并参与编辑党的机关报刊《红色中华》和《斗争》。

因为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也于这一时期陆续转移到了江西苏区。从此，江西苏区也被称为了中央苏区。按照当初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的初衷，博古临时负总责属于事不得已，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更不要说政治局委员了，所以规定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首先应该交权，然后开会选举新的中央。然而博古没有这样做，反而把临时中央作为了合法领导机构，自己成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不仅如此，他还把一个德国人李德带进了江西苏区，并委任其为“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从而把持了苏区红军的领导大权。对此，先期到达江西的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是很清楚的。但他没有揭露博古等人的“造假”，反而积极维护这个中央的领导权威，并自己也晋身其中，与博古、李德组成了苏区最高“三人团”，决定苏区内外所有大事。8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披露了当年博古中央的不合法，一时引起了党内外的哗然。博古也不得不承认当时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激愤，好哇，当年把我甩到一边，并压得全党出不来气的“左倾”中央原来还是个冒牌货！他一连写了多篇文章，痛斥“教条主义”领导者，如什么“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既不能喂狗，也不能肥田，有什么用呢？”可谓骂得痛快淋漓。

博古等人把持了苏区大权后，大反所谓的“右倾主要危险”，整肃反对他们意见的同志，其高潮是掀起了反“罗明路线”运动，意在剪除已下台休养的毛泽东的支持者。像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都被撤职，红七军团政委萧劲光因黎川失守而遭撤职判刑，所谓“四小毛派”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也是在这一时期落难。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被下放到靠近前线的乐安县基层当巡视员，中央还有人说风凉话：“邓小平不应当放在那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随后邓小平又被安排到宁都县周围的农村“蹲点”，实际是劳动改造，行动和生活都受到限制。在这里，邓小平最深的记忆就是“吃不饱，肚子好饿”。后来参加过长征的女干部危秀英有过一段回忆：“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蔡畅），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就这样，邓小平算是偷偷摸摸吃了一顿饱饭。

在这一时期，杨尚昆写的文章也都是紧跟上级精神，客观上起了对“左倾”路线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后，杨尚昆又见到了罗明，还专门表示了歉意。1933年春，杨尚昆代表《红色中华》报到瑞金叶坪采访了闲居在此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这是杨尚昆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快人快语的毛泽东知道他是四川人后，马上就问他认不认识杨闇公，杨尚昆回答：“他是我四哥。”毛泽东又问起了杨闇公烈士遗属的情况。在这样的交谈中，两个人的距离很快就拉近了。杨尚昆向毛泽东请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应该怎样写，搞了很长时间调查研究的毛泽东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多年后，杨尚昆将这一段写进了回忆录中，笔下充满了感情。

关于当时的反“罗明路线”运动，时任政治局委员、主管福建省委工作的任弼时有不同意见，并公开说了出来。博古很快反应，将他调到湘赣苏区和肖克、王震搭班子去了，等于踢开了他。博古、李德等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政治上不要统一战线，四面树敌；在军事上“两个拳头打人”，与强敌死打硬拼；在组织上任人唯亲，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搞“无情打击”。在这种背景下，1933年6月，毫无军事工作经验的杨尚昆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随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转战前方，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人生涯。

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1933年12月，博古、李德下令撤销了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的职务，将他调到红军医院当政委。滕代远是和彭德怀一起发动平江起义的元老，是红三军团的老政委，也是为数不多能影响彭德怀的人。对于滕代远被调走，彭德怀相当不高兴，但也只能服从上级命令。彭德怀作风强势，说一不二，与他搭档很不容易。而且彭的地位也高，甚至长征后期毛泽东都当了他的政委。从抗日战争开始，中央就干脆让彭德怀长期将司令、政委一肩挑了。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当过他的野战军副政委，由于习仲勋为人宽和，长于军政建设，素来能团结同志一道工作，才有幸成为了少数与彭德怀班子搭得不错的人。

1934年1月，中革军委命令杨尚昆接任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同月，杨尚昆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彭德怀又是远近闻名的不好惹，杨尚昆能行吗？历史证明，这个真不必担心。由于杨尚昆的性格因素，他与彭德怀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党内友谊，并保持了终生。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坦承：“我刚到三军团的时候，对军事几乎一点都不了解，都是彭德怀同志给我讲。我佩服他的打仗。三军团有3个师，真正打起来，彭德怀都是到前方去。有时候，电话一接通，师部还在他后面，同他打完电话赶快往前移。他这个人真是不惜自己的性命，总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他又喜欢议论，有见解，有经验，给我的教育很大。”杨尚昆的这段回忆活生生勾勒出了彭德怀的某些特点。彭不只是个出色的军人，还“喜欢议论，有见解”。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一边指挥作战，一边还宣传民主教育，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在现时和远景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军人应该关心的事吗？而且他还是一个如此高级别的将领！毛泽东对此没有客气，很快就予以了严厉的批评，算是给了彭一个警告。若干年后，已是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提出想辞去军职去搞农业，毛泽东当即反问道：“让你当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弄得彭一脸尴尬。直到1959年在庐山会议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终于直抒胸臆：“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议题，就是所谓“一、三军团关系问题”。原来早就有人对红三军团看不惯了。说来也有意思，先后在红5军和红三军团工作过的干部，包括滕代远、杨尚昆、黄克诚、邓萍、彭雪枫、张爱萍、李聚奎、彭绍辉、苏振华、钟期光、萧劲光等人，除了苏振华在庐山上对彭德怀放了若干炮以外，其他人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公开指责过彭。从庐山下来后，高级干部乘飞机回北京，除了受命“监视”彭德怀的几个人外，几乎没有人敢于和彭同坐一架飞机，而老部下张爱萍就毅然不怕嫌疑上去了。到了文革中张爱萍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将其停职反省的请示报告递上去后，林彪、毛泽东、周恩来看了一圈，谁也没做具体批示，而一名共和国上将则就此被打倒并身陷囹圄。这是咋回事？谁也不想负责是吗？

对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人在60年代时说了一句话：“三军团那就是一个大染缸，谁去了都会跟着他跑。”这话地道。想当年，何长工那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最早的班底之一，堪称顶尖亲信。被派到红三军团两支主力之一的红8军去当军长，很快就倒向了彭德怀。后来毛又派另一名亲信邓乾元来红8军当政委，何长工与邓乾元也是秋收起义的老相识，这个班子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到了1930年打长沙时，邓乾元与彭德怀意见相左，在会上发生激烈争吵。下来后，邓乾元竟想把红8军拉走，脱离红三军团前委指挥。而何长工表示不同意，结果形成了僵持。两名秋收起义的班底搭班子，红8军一旦被拉走那就十有八九会去投红一军团。这样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就只剩下一个实力较弱的红5军，当时传说中的“红三方面军”就一点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也就没有后来彭德怀举足轻重的一句“过赣江”而令毛泽东感动非常了。好在红8军1纵队副政委彭雪枫见势不妙，偷偷前往军团部报告了此事。彭德怀大发雷霆，立即撤销了邓乾元的职务，后又将把红5、红8军进行混编，杜绝了分裂的危险。何长工在关键时刻的不济事，也就开始了走下坡路的时间表。加上长征期间支持张国焘，最后以其如此资历却官越做越小，建国后几乎听不到他的多少消息了。

再说杨尚昆，让他去红三军团那是多么明显地有助中央掌控之意。然而他却和彭德怀打得火热。到了会理会议上，毛泽东就严厉批评了杨尚昆：“你算什么政治委员?”“你是彭德怀的尾巴！” 当时杨尚昆正受伤发着高烧，是用担架抬去开会的，毛也是真不客气。

遵义会议后，萧劲光调到红三军团当了参谋长。肖和毛泽东的关系很深，建国后更是被毛任命为了“终身海军司令”。就是这样一个人，和彭德怀处得很好。为此，建国后江青说过一句话：“萧劲光忘恩负义，跟着彭德怀跑。”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的四大野战军，加上华北军区，只有西北野战军(一野)是没有派政治委员的。因为上边下来一句话：“派了也没有用，压不住他，不过是多了一个应声虫而已。”

看了上述故事后，对60年代后军内强调的“双一”（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标准就真的可以理解了。革命就得有领导权，而军事领导权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一、三军团关系，由来已久了。59年彭德怀的三军团山头倒了，到了文革中，贺龙的二方面军山头首先落难，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山头也被冲击得七荤八素。好在由于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凶险，使毛认识到军队面临着分裂的危机，到时候他这个“伟大领袖”也难以控制局面。因而算是网开一面，没有同意继续打击四方面军将领。直到召开九大，一堆四野军人进了政治局，那真是胜利的力量。而仅仅过了两年，这一切就分崩离析，从此“双一”标准烟消云散。历史，就是这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