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轻武器的发展与差距

解放后，我国轻武器发展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1959年，全面仿制前苏联轻武器，从手枪到大口径高射机枪，共计6个口径，17种枪械。这些武器达到二战后期到5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
     第二个阶段是“研仿”，大致是1959-1988年。所谓“研仿”，实质是自行研制，但由于我国技术基础落后，研发能力很弱，仿制产品的烙印很深，在设计、制造和验收中，核心结构、工艺、材料都受前苏联产品的影响，甚至外形也极为相似，所以称为“研仿”。记得当时有个产品，为了应付国庆40周年，发动全行业对其外形进行改进。在这期间，共定型装备了15种枪械（不包括未装备的），基本代替了苏式武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触动苏式弹药，所以上述武器在便携性等方面有所提高，但是关键的弹道性能没有改进。     第三阶段从1988年开始，属于自主研制阶段。该阶段从改革开放10年后才起步，经过波乱反正，纠正了鄙薄技术的错误路线，有了一定的技术储备。到目前共定型了10种装备，涵盖了轻武器的各种类型，都是全系统研发（从弹药到火控），性能有了很大提高。
      上述3个阶段，共历经55年，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第一阶段9年改变了我军武器“万国造”的局面，实现了装备制式化，使我军轻武器达到二战后期国际先进水平；第二阶段29年，虽然性能长进不大，但改变了装备全面仿苏的局面，同时培育和积累了研发力量。第三阶段17年，又几乎更替了研仿阶段的所有装备，使性能进一步提高，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三个阶段中，最顺利的是第一阶段，最惨痛的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历经政治风波，特别是“三线建设”，让轻武器成为重灾户。工厂遍地开花，人员严重流失，加之长期鄙薄技术的作风，使我国轻武器事业遭到严重损失。这期间，我国与国外的差距，又拉大了：1965年左右国外已经装备小口径自动步枪，而我国1981年还在定型老弹种枪族；国外70年代已经开始装备枪挂榴弹发射器、自动榴弹发射器、新式轻型反坦克武器等先进装备，我国80年代后期才开始考虑这些项目。这一阶段，弹药仍然是仿苏型号，生产上只是改进了一些工装，工艺流程没有任何进步。在“大锅饭”体制下，企业对技术改进没有兴趣，对原有工艺不愿“伤筋动骨”，与国外的差距自然拉大。这个阶段长达29年，我们的包袱太沉重了。
      轻武器领域中的忧患意识在第三阶段发挥了作用，随着改革开放，解放了轻武器的生产力，七五、八五期间，是我国轻武器的丰收季节。
      就代表性武器而言，说我国轻武器“跻身世界先进之列”并不为过，但从技术基础和生产工艺方面，差距就很大了：
      我国自行研制定型的26种武器装备，它们在系统集成领域都有一定的创新，也反映在性能上，但能够称得上核心技术创新的只有8项：67机枪的“一次进膛机构”、74机枪的“快装弹鼓”、236厂的大容量螺旋弹匣、5.8毫米弹头的数字化设计，还有两项工程塑料的应用和两个原理创新。在46年时间里，我国这寥若晨星的成果与同期国外相关领域的进步相比，给我们浇了一盆冷水。
      若从深层次的基础技术来说，我国就差的更远。长期以来，“重工程轻理论”、“重设计轻制造”、“重整机轻元件”的错误思想，给轻武器行业带来了很多瓶颈和尴尬。仅举几例：我国轻武器弹道设计一直沿用火炮的理论，抱定“高初速、低膛压”的路线，导致新弹药枪焰大、噪声强、残渣多，连缓蚀剂都用上了；美国的M16在80年代就用上热像仪，今天对我们仍然是奢望；榴弹武器小型化方面，国外10年前就做到20毫米，我国根本达不到，小型化的编程引信目前既不能设计也不能制造；供轻武器使用的轻金属和复合材料太少，黑色金属至今仍用前苏联的牌号，且合格率还不如以前；轻武器的制造仍然是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模式。武器的外观也较差，在国际猎枪展览会上，外表最差的一准是中国造，一眼就能看出，这还是精雕细琢送出去展览的。此外，一些过时的观念、指标、试验法和僵化的训练法，仍然制约着我国轻武器的进步。解放后，我国轻武器发展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1959年，全面仿制前苏联轻武器，从手枪到大口径高射机枪，共计6个口径，17种枪械。这些武器达到二战后期到5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
     第二个阶段是“研仿”，大致是1959-1988年。所谓“研仿”，实质是自行研制，但由于我国技术基础落后，研发能力很弱，仿制产品的烙印很深，在设计、制造和验收中，核心结构、工艺、材料都受前苏联产品的影响，甚至外形也极为相似，所以称为“研仿”。记得当时有个产品，为了应付国庆40周年，发动全行业对其外形进行改进。在这期间，共定型装备了15种枪械（不包括未装备的），基本代替了苏式武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触动苏式弹药，所以上述武器在便携性等方面有所提高，但是关键的弹道性能没有改进。     第三阶段从1988年开始，属于自主研制阶段。该阶段从改革开放10年后才起步，经过波乱反正，纠正了鄙薄技术的错误路线，有了一定的技术储备。到目前共定型了10种装备，涵盖了轻武器的各种类型，都是全系统研发（从弹药到火控），性能有了很大提高。
      上述3个阶段，共历经55年，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第一阶段9年改变了我军武器“万国造”的局面，实现了装备制式化，使我军轻武器达到二战后期国际先进水平；第二阶段29年，虽然性能长进不大，但改变了装备全面仿苏的局面，同时培育和积累了研发力量。第三阶段17年，又几乎更替了研仿阶段的所有装备，使性能进一步提高，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三个阶段中，最顺利的是第一阶段，最惨痛的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历经政治风波，特别是“三线建设”，让轻武器成为重灾户。工厂遍地开花，人员严重流失，加之长期鄙薄技术的作风，使我国轻武器事业遭到严重损失。这期间，我国与国外的差距，又拉大了：1965年左右国外已经装备小口径自动步枪，而我国1981年还在定型老弹种枪族；国外70年代已经开始装备枪挂榴弹发射器、自动榴弹发射器、新式轻型反坦克武器等先进装备，我国80年代后期才开始考虑这些项目。这一阶段，弹药仍然是仿苏型号，生产上只是改进了一些工装，工艺流程没有任何进步。在“大锅饭”体制下，企业对技术改进没有兴趣，对原有工艺不愿“伤筋动骨”，与国外的差距自然拉大。这个阶段长达29年，我们的包袱太沉重了。
      轻武器领域中的忧患意识在第三阶段发挥了作用，随着改革开放，解放了轻武器的生产力，七五、八五期间，是我国轻武器的丰收季节。
      就代表性武器而言，说我国轻武器“跻身世界先进之列”并不为过，但从技术基础和生产工艺方面，差距就很大了：
      我国自行研制定型的26种武器装备，它们在系统集成领域都有一定的创新，也反映在性能上，但能够称得上核心技术创新的只有8项：67机枪的“一次进膛机构”、74机枪的“快装弹鼓”、236厂的大容量螺旋弹匣、5.8毫米弹头的数字化设计，还有两项工程塑料的应用和两个原理创新。在46年时间里，我国这寥若晨星的成果与同期国外相关领域的进步相比，给我们浇了一盆冷水。
      若从深层次的基础技术来说，我国就差的更远。长期以来，“重工程轻理论”、“重设计轻制造”、“重整机轻元件”的错误思想，给轻武器行业带来了很多瓶颈和尴尬。仅举几例：我国轻武器弹道设计一直沿用火炮的理论，抱定“高初速、低膛压”的路线，导致新弹药枪焰大、噪声强、残渣多，连缓蚀剂都用上了；美国的M16在80年代就用上热像仪，今天对我们仍然是奢望；榴弹武器小型化方面，国外10年前就做到20毫米，我国根本达不到，小型化的编程引信目前既不能设计也不能制造；供轻武器使用的轻金属和复合材料太少，黑色金属至今仍用前苏联的牌号，且合格率还不如以前；轻武器的制造仍然是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模式。武器的外观也较差，在国际猎枪展览会上，外表最差的一准是中国造，一眼就能看出，这还是精雕细琢送出去展览的。此外，一些过时的观念、指标、试验法和僵化的训练法，仍然制约着我国轻武器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