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高考改革三十年：在迷雾中寻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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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三十年：在迷雾中寻找方向
2007年05月01日 11:47
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无非三种：考察、考试和二者的结合。
在我国历史上，汉、魏时期主要实行察举制，隋唐以至清末的1500年是以科举制为主。但实际上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关于科举存废之争，并有多次停罢科举之举；在各个朝代，考察的作用尽管程度不同，却始终存续。1977年恢复高考，实际上是在高校招生方式上恢复“文革”之前的考试方式，以取代“文革”后期“考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做法。三十年后，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明确提出要废除高考。到底是考试还是考察？高考在中国的前途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最好还是先回顾历史，看看这三十年来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效果如何，有哪些变化趋势等。
可以说，从恢复高考开始，相关的改革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用“每年小改、三年大改”来形容都并不过分。例如，在考试权力分配方面，从全国统考到分省命题试点，目前“自主命题”的省市已经扩大到16个，“自主招生”的高校也已经扩大到近60所。再如，在考试科目方面，从统一科目，到文理分科，再到“3＋X”，不同省市的高考科目已经非常复杂多样了。在录取标准方面，在保持以考分为基本依据的同时，从恢复高考之初，就有对少数民族、教师子女等的“加分”政策，此后，体育特长、艺术特长、奥赛获奖、优秀干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分。在录取后的待遇方面，从最初人人获得助学金且毕业后都当干部，到之后的自费和公费双轨并行，再到所有人都缴纳一定数额学费的收费“并轨”以及“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也几乎一直在进行改革。此外，高考时间、考试次数、志愿填报、录取方式等各个方面也都有或大或小的改变。
与此同时，“考察”的方式也被不断地实践着。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都一直在试行“保送生”制度，即对部分有特殊才能的、或特别优秀的学生通过选拔和考察，免试直接录取。2006年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通过面试直接录取，更被认为是高考改革的“破冰之举”。“自主招生”是考试与面试结合的试点，这项改革给了高校降低20~40分录取平时成绩和面试表现优秀者的权力；在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中，则一直是笔试和面试相结合，面试在总分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达到30%甚至40%，在通过笔试之后，面试已经成为研究生录取工作的决定性依据。
通过三十年大大小小、持续不断的改革，人们最大的收获是在实践中加深了对“面试”和“笔试”各自利弊的认识。
人们经常提到的面试和考察的优势至少有三：直接、灵活；有针对性；能反映学生平时和一贯的表现。尽管如此，面试在高校招生尤其是本科生招生中的推广却非常缓慢。究其原因，首先还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由于面试没有“客观标准”，很可能助长招生中的不正之风。古代用科举替代察举，主要也不是因为察举制不能有效地选拔出人才，而是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徇私舞弊、假公济私，以至于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当代的例证是，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扩大保送生名额，随后就发现有学生材料作假、干部和教师保送子女比例过高的现象，之后只好又开始严格控制保送名额和条件。即使面试老师主观上是公正的，面试形式也容易让他们更偏爱外向、乖巧、形象好、善于表达的学生，导致对某些内向的、农村学生的不公。其次是技术有效性。高考试题是经过多位专家反复讨论、按一定的学科、范围、难度、结构和要求精心设计的。相对而言，面试通常只是在有限的半小时左右时间内，通过少量的、局部的问题来鉴别学生，其随意性、偶然性、主观性自然容易让人怀疑。第三是成本的考虑。面试显然要大量增加教师和学生的时间、交通、管理、收集和鉴别材料等各方面的成本，正因为如此，高校和学生在相互选择之前是“难得一见”，而在招生量较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则可以增加面试；美国主要高校招生都面试，香港在内地招生也面试，其背后都是有人力和财力作支撑。如果不仅仅是面试，还要对所有学生进行全面的考察，其成本就更是要成倍增长了。第四是结果的可比性。由于面试的主观性，不同的考官对同一学生的评价可能差异悬殊；在人数较多的情况下，不同面试组之间成绩也往往缺乏可比性。正因为有这些明显的、难以克服的缺陷，使人们对面试的有效性和公平性都缺乏足够的信心，目前只让其起起补充作用就不难理解了。
统一考试招生的优点从恢复高考开始就得到了体现：试题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考试和招生成本低廉，“一张试卷考天下”；选材标准客观统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导向作用明显，可以有效促进知识学习，等等。其中，能有效保证教育公平被认为是统一高考的最大优势。但时过境迁，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考试的公平性也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发现，其实从来就不存在分数面前的绝对平等，甚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分数线差异还非常悬殊。于是有人义愤填膺，站出来“状告教育部”，也有人投机取巧，制造出“高考移民”和“假少数民族”。人们可以认同“相同的人同等对待、不同的人差别对待”的公平原则，理解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以及军烈属等特殊人群的区别对待，但同样有理由知道以下诸多问题：不同地区高考名额分配的机制和理由是什么？加分的额度是如何确定的？这些倾斜措施到底是否促进了教育公平？在社会流动日益频繁的时代如何有效控制“假移民”保护“真移民”，等等。人们也发现，“一张试卷考天下”也不一定公平：作文考“面向大海”还是“背靠大山”对上海和重庆学生影响不同；英语考不考听力和口语对城市和农村孩子影响也显然不一样。考试科目不同、题型不同、题目不同，考生的得分和命运就不一样。这就导致对考试内容公平性的关注。人们还发现，即使撇开考试内容的公平性，统一笔试对于不同天赋特征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笔试主要是鉴别人的记忆能力和思维能力，而人的发展是多样的，有的人勤于记忆，有的人善于思考；有的人长于表达，有的人乐于动手；有的人天资聪慧，有的人品德高尚。统一考试选择无异于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人。这就不仅是在质疑统考的公平性，也是在质疑其在选拔多样性的人才方面的有效性。有人认为，统一考试已经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缺乏个性”、“没有创造力”，甚至认为高考“误导教育”。对高考的批评确实不是无中生有，改革高考的呼声也确实不是无病呻吟。
眼花缭乱的改革和“各有利弊”的比较尽管还让人们感到仍然处在丛林的迷雾之中，却可以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未来每走一步的后果和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已有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改革成效的评价，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了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即“公平”和“有效”。一方面，不论是面试还是笔试，或者二者的结合，如果不能保证录取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公正，就会招人唾弃；另一方面，如果招生录取方式不能充分尊重人的发展的多样性需求，不能有效地引导教育和学生的健康发展，则同样会招致社会的不满。遵循这一思路，也似乎可以看到改革的曙光：通过考试的分权化和多样化选拔多样化的人才；通过强化招生监督制度、问责制度等提高招生的公平性；通过增加人力、财力、技术的投入以及笔试和面试的结合，提高人才选拔的准确性。
“三十而立”，今天的高考改革不该因为举步维艰而迷茫徘徊，而是应该向着“公平有效”的目标坚定地迈进。
(作者：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上海是怎样取得高考自主权的
高考反思
“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
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
把上海高考的命题权从教育部拿过来，实现自主招生，这是我当(上海)教育局顾问时的“得意”之举。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高考曾经戴过“王老五”的帽子，录取线排在全国第五名(福建是全国高考状元)，录取线似乎总排在全国后面，压力很大。其实，上海的情况跟人家的确有点不一样。入学率不一样，分数线就不一样。我们是中等水平的学生能进大学，人家是高材生才能进大学。全国比的时候，不比百分比，只比录取线，这不合理。人家500多分才能录取，我们300多分就录取了，现在100多分也可以上专科了。人家是分母大，分子小，我们是分母小，分子大，要比，得先“通分”，这是学过算术的人都知道的。
由于落了个“王老五”的外号，有人就不断刺激大家去追逐高分。我很早就提出来：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我提出，要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允许地区与学校自己选择。不少国家的教育部都没有制订统一的大纲，但高考一样考，而且多数是学校自主招生，全国并没有什么录取线的统一要求，而我们是越搞越死。大纲如果一放宽，学生可以学习各种知识，面就宽了。各地教育也可办出地区特色，以适应不同的发展水平。我当时担任全国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就在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但有人反对。有人说，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己见，认为正因为中国大，发展不平衡，不能搞划一主义。后来大家把意见折中了一下，提出“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订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上海首先搞教材、课程改革。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教材自己搞，高考还是全国命题，这个教材谁敢用？我就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权要过来。有了这个指挥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动了。
当时，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权。分管副市长看了我几秒钟，大概在想，这家伙三天两头出鬼点子，然后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答应，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连续找了他几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话，我们就试试。”
我很高兴，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以后，我就一直留心着找机会。不久，教育部部长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分管副市长说：“这几天部长在上海，我们去看他好吗？”他说：“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他们下榻的延安饭店，向部长汇报上海教育的情况。后来，我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中心引：“现在高考，全国只有一张卷子。高考命题，历来都是众口难调，每年都有人评头论足。教育部何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就非常主动。”他们看了我两眼，说：“能行吗？”我说：“中国一个省比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大。一个省的教育局长还招不来几个大学生？”他想了想说：“不行，要搞乱的。”我说：“你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叫下面搞，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我慢慢跟他们磨。后来，部长说：“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接茬：“那好，我们上海自己搞。”我对一旁的副市长说：“市长，部长已经同意了。”副市长接着说：“教育部领导同意了，我们就试试吧。”
没想到，部长回北京就变卦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来，局里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都请示好几回了，部长改变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后再争取一下。”我心里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节了，我也顾不上过年，与市教委办的一个领导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关人员打听。幸好我在部里呆过，朋友多，终于打听到实情。原来是管高考的司长在部长面前讲了很多负面的话。部长心里本来不是十分同意，一听他的话，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幸好，那个司长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见面，我冲着他说：“××啊，你怎么反对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说愣了，“什么事？我怎么会反对你呢？”“就是你捣蛋。”我一肚子意见，半真半假地发出来。
开过玩笑之后，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唉，高考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态度坚决，说：“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长汇报。你参加，但不许讲话。部长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这样可以吧？”他觉得部长不会答应，就卖个人情说：“好，我不讲。”第二天，我向部长汇报。汇报完了，部长抬头看着他，希望他表态，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是个关键时刻，空气仿佛有点凝固。他坐在那里，接受我们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就去搞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坚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开它锋利的螯。
以后，那个司长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起这件事，我笑着说：“真谢谢你啊，守信用，没有讲话。”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当了。”
我把高考权拿了回来，为课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接下来就是要改革高考办法，同时改革课程、教材。遗憾的是那时我离休了，接任的同志没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听取我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构想，仅仅是自己组织命题，而一切办法照旧。我的想法是，上海学生少，初中毕业后分流，40%进中专、职校，60%的人进普通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学。不过，大学二年级时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学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改变“一试定终身”与“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离休以后，自己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此，我至今还觉得十分遗憾。不过总算课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开了，“多纲多本”的主张也在全国实行了，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现在全国高考自主命题的省市越来越多，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建国后形成的一张试卷考遍天下苍生的局面已被全面冲破，千呼万唤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行。
(作者：吕型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顾问、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高考改革三十年：在迷雾中寻找方向
2007年05月01日 11:47
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无非三种：考察、考试和二者的结合。
在我国历史上，汉、魏时期主要实行察举制，隋唐以至清末的1500年是以科举制为主。但实际上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关于科举存废之争，并有多次停罢科举之举；在各个朝代，考察的作用尽管程度不同，却始终存续。1977年恢复高考，实际上是在高校招生方式上恢复“文革”之前的考试方式，以取代“文革”后期“考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做法。三十年后，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明确提出要废除高考。到底是考试还是考察？高考在中国的前途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最好还是先回顾历史，看看这三十年来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效果如何，有哪些变化趋势等。
可以说，从恢复高考开始，相关的改革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用“每年小改、三年大改”来形容都并不过分。例如，在考试权力分配方面，从全国统考到分省命题试点，目前“自主命题”的省市已经扩大到16个，“自主招生”的高校也已经扩大到近60所。再如，在考试科目方面，从统一科目，到文理分科，再到“3＋X”，不同省市的高考科目已经非常复杂多样了。在录取标准方面，在保持以考分为基本依据的同时，从恢复高考之初，就有对少数民族、教师子女等的“加分”政策，此后，体育特长、艺术特长、奥赛获奖、优秀干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分。在录取后的待遇方面，从最初人人获得助学金且毕业后都当干部，到之后的自费和公费双轨并行，再到所有人都缴纳一定数额学费的收费“并轨”以及“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也几乎一直在进行改革。此外，高考时间、考试次数、志愿填报、录取方式等各个方面也都有或大或小的改变。
与此同时，“考察”的方式也被不断地实践着。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都一直在试行“保送生”制度，即对部分有特殊才能的、或特别优秀的学生通过选拔和考察，免试直接录取。2006年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通过面试直接录取，更被认为是高考改革的“破冰之举”。“自主招生”是考试与面试结合的试点，这项改革给了高校降低20~40分录取平时成绩和面试表现优秀者的权力；在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中，则一直是笔试和面试相结合，面试在总分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达到30%甚至40%，在通过笔试之后，面试已经成为研究生录取工作的决定性依据。
通过三十年大大小小、持续不断的改革，人们最大的收获是在实践中加深了对“面试”和“笔试”各自利弊的认识。
人们经常提到的面试和考察的优势至少有三：直接、灵活；有针对性；能反映学生平时和一贯的表现。尽管如此，面试在高校招生尤其是本科生招生中的推广却非常缓慢。究其原因，首先还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由于面试没有“客观标准”，很可能助长招生中的不正之风。古代用科举替代察举，主要也不是因为察举制不能有效地选拔出人才，而是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徇私舞弊、假公济私，以至于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当代的例证是，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扩大保送生名额，随后就发现有学生材料作假、干部和教师保送子女比例过高的现象，之后只好又开始严格控制保送名额和条件。即使面试老师主观上是公正的，面试形式也容易让他们更偏爱外向、乖巧、形象好、善于表达的学生，导致对某些内向的、农村学生的不公。其次是技术有效性。高考试题是经过多位专家反复讨论、按一定的学科、范围、难度、结构和要求精心设计的。相对而言，面试通常只是在有限的半小时左右时间内，通过少量的、局部的问题来鉴别学生，其随意性、偶然性、主观性自然容易让人怀疑。第三是成本的考虑。面试显然要大量增加教师和学生的时间、交通、管理、收集和鉴别材料等各方面的成本，正因为如此，高校和学生在相互选择之前是“难得一见”，而在招生量较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则可以增加面试；美国主要高校招生都面试，香港在内地招生也面试，其背后都是有人力和财力作支撑。如果不仅仅是面试，还要对所有学生进行全面的考察，其成本就更是要成倍增长了。第四是结果的可比性。由于面试的主观性，不同的考官对同一学生的评价可能差异悬殊；在人数较多的情况下，不同面试组之间成绩也往往缺乏可比性。正因为有这些明显的、难以克服的缺陷，使人们对面试的有效性和公平性都缺乏足够的信心，目前只让其起起补充作用就不难理解了。
统一考试招生的优点从恢复高考开始就得到了体现：试题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考试和招生成本低廉，“一张试卷考天下”；选材标准客观统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导向作用明显，可以有效促进知识学习，等等。其中，能有效保证教育公平被认为是统一高考的最大优势。但时过境迁，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考试的公平性也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发现，其实从来就不存在分数面前的绝对平等，甚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分数线差异还非常悬殊。于是有人义愤填膺，站出来“状告教育部”，也有人投机取巧，制造出“高考移民”和“假少数民族”。人们可以认同“相同的人同等对待、不同的人差别对待”的公平原则，理解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以及军烈属等特殊人群的区别对待，但同样有理由知道以下诸多问题：不同地区高考名额分配的机制和理由是什么？加分的额度是如何确定的？这些倾斜措施到底是否促进了教育公平？在社会流动日益频繁的时代如何有效控制“假移民”保护“真移民”，等等。人们也发现，“一张试卷考天下”也不一定公平：作文考“面向大海”还是“背靠大山”对上海和重庆学生影响不同；英语考不考听力和口语对城市和农村孩子影响也显然不一样。考试科目不同、题型不同、题目不同，考生的得分和命运就不一样。这就导致对考试内容公平性的关注。人们还发现，即使撇开考试内容的公平性，统一笔试对于不同天赋特征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笔试主要是鉴别人的记忆能力和思维能力，而人的发展是多样的，有的人勤于记忆，有的人善于思考；有的人长于表达，有的人乐于动手；有的人天资聪慧，有的人品德高尚。统一考试选择无异于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人。这就不仅是在质疑统考的公平性，也是在质疑其在选拔多样性的人才方面的有效性。有人认为，统一考试已经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缺乏个性”、“没有创造力”，甚至认为高考“误导教育”。对高考的批评确实不是无中生有，改革高考的呼声也确实不是无病呻吟。
眼花缭乱的改革和“各有利弊”的比较尽管还让人们感到仍然处在丛林的迷雾之中，却可以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未来每走一步的后果和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已有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改革成效的评价，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了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即“公平”和“有效”。一方面，不论是面试还是笔试，或者二者的结合，如果不能保证录取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公正，就会招人唾弃；另一方面，如果招生录取方式不能充分尊重人的发展的多样性需求，不能有效地引导教育和学生的健康发展，则同样会招致社会的不满。遵循这一思路，也似乎可以看到改革的曙光：通过考试的分权化和多样化选拔多样化的人才；通过强化招生监督制度、问责制度等提高招生的公平性；通过增加人力、财力、技术的投入以及笔试和面试的结合，提高人才选拔的准确性。
“三十而立”，今天的高考改革不该因为举步维艰而迷茫徘徊，而是应该向着“公平有效”的目标坚定地迈进。
(作者：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上海是怎样取得高考自主权的
高考反思
“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
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
把上海高考的命题权从教育部拿过来，实现自主招生，这是我当(上海)教育局顾问时的“得意”之举。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高考曾经戴过“王老五”的帽子，录取线排在全国第五名(福建是全国高考状元)，录取线似乎总排在全国后面，压力很大。其实，上海的情况跟人家的确有点不一样。入学率不一样，分数线就不一样。我们是中等水平的学生能进大学，人家是高材生才能进大学。全国比的时候，不比百分比，只比录取线，这不合理。人家500多分才能录取，我们300多分就录取了，现在100多分也可以上专科了。人家是分母大，分子小，我们是分母小，分子大，要比，得先“通分”，这是学过算术的人都知道的。
由于落了个“王老五”的外号，有人就不断刺激大家去追逐高分。我很早就提出来：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我提出，要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允许地区与学校自己选择。不少国家的教育部都没有制订统一的大纲，但高考一样考，而且多数是学校自主招生，全国并没有什么录取线的统一要求，而我们是越搞越死。大纲如果一放宽，学生可以学习各种知识，面就宽了。各地教育也可办出地区特色，以适应不同的发展水平。我当时担任全国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就在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但有人反对。有人说，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己见，认为正因为中国大，发展不平衡，不能搞划一主义。后来大家把意见折中了一下，提出“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订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上海首先搞教材、课程改革。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教材自己搞，高考还是全国命题，这个教材谁敢用？我就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权要过来。有了这个指挥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动了。
当时，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权。分管副市长看了我几秒钟，大概在想，这家伙三天两头出鬼点子，然后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答应，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连续找了他几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话，我们就试试。”
我很高兴，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以后，我就一直留心着找机会。不久，教育部部长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分管副市长说：“这几天部长在上海，我们去看他好吗？”他说：“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他们下榻的延安饭店，向部长汇报上海教育的情况。后来，我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中心引：“现在高考，全国只有一张卷子。高考命题，历来都是众口难调，每年都有人评头论足。教育部何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就非常主动。”他们看了我两眼，说：“能行吗？”我说：“中国一个省比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大。一个省的教育局长还招不来几个大学生？”他想了想说：“不行，要搞乱的。”我说：“你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叫下面搞，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我慢慢跟他们磨。后来，部长说：“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接茬：“那好，我们上海自己搞。”我对一旁的副市长说：“市长，部长已经同意了。”副市长接着说：“教育部领导同意了，我们就试试吧。”
没想到，部长回北京就变卦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来，局里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都请示好几回了，部长改变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后再争取一下。”我心里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节了，我也顾不上过年，与市教委办的一个领导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关人员打听。幸好我在部里呆过，朋友多，终于打听到实情。原来是管高考的司长在部长面前讲了很多负面的话。部长心里本来不是十分同意，一听他的话，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幸好，那个司长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见面，我冲着他说：“××啊，你怎么反对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说愣了，“什么事？我怎么会反对你呢？”“就是你捣蛋。”我一肚子意见，半真半假地发出来。
开过玩笑之后，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唉，高考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态度坚决，说：“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长汇报。你参加，但不许讲话。部长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这样可以吧？”他觉得部长不会答应，就卖个人情说：“好，我不讲。”第二天，我向部长汇报。汇报完了，部长抬头看着他，希望他表态，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是个关键时刻，空气仿佛有点凝固。他坐在那里，接受我们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就去搞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坚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开它锋利的螯。
以后，那个司长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起这件事，我笑着说：“真谢谢你啊，守信用，没有讲话。”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当了。”
我把高考权拿了回来，为课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接下来就是要改革高考办法，同时改革课程、教材。遗憾的是那时我离休了，接任的同志没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听取我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构想，仅仅是自己组织命题，而一切办法照旧。我的想法是，上海学生少，初中毕业后分流，40%进中专、职校，60%的人进普通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学。不过，大学二年级时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学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改变“一试定终身”与“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离休以后，自己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此，我至今还觉得十分遗憾。不过总算课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开了，“多纲多本”的主张也在全国实行了，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现在全国高考自主命题的省市越来越多，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建国后形成的一张试卷考遍天下苍生的局面已被全面冲破，千呼万唤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行。
(作者：吕型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顾问、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
2007年05月01日 11:47
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无非三种：考察、考试和二者的结合。
在我国历史上，汉、魏时期主要实行察举制，隋唐以至清末的1500年是以科举制为主。但实际上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关于科举存废之争，并有多次停罢科举之举；在各个朝代，考察的作用尽管程度不同，却始终存续。1977年恢复高考，实际上是在高校招生方式上恢复“文革”之前的考试方式，以取代“文革”后期“考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做法。三十年后，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明确提出要废除高考。到底是考试还是考察？高考在中国的前途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最好还是先回顾历史，看看这三十年来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效果如何，有哪些变化趋势等。
可以说，从恢复高考开始，相关的改革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用“每年小改、三年大改”来形容都并不过分。例如，在考试权力分配方面，从全国统考到分省命题试点，目前“自主命题”的省市已经扩大到16个，“自主招生”的高校也已经扩大到近60所。再如，在考试科目方面，从统一科目，到文理分科，再到“3＋X”，不同省市的高考科目已经非常复杂多样了。在录取标准方面，在保持以考分为基本依据的同时，从恢复高考之初，就有对少数民族、教师子女等的“加分”政策，此后，体育特长、艺术特长、奥赛获奖、优秀干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分。在录取后的待遇方面，从最初人人获得助学金且毕业后都当干部，到之后的自费和公费双轨并行，再到所有人都缴纳一定数额学费的收费“并轨”以及“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也几乎一直在进行改革。此外，高考时间、考试次数、志愿填报、录取方式等各个方面也都有或大或小的改变。
与此同时，“考察”的方式也被不断地实践着。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都一直在试行“保送生”制度，即对部分有特殊才能的、或特别优秀的学生通过选拔和考察，免试直接录取。2006年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通过面试直接录取，更被认为是高考改革的“破冰之举”。“自主招生”是考试与面试结合的试点，这项改革给了高校降低20~40分录取平时成绩和面试表现优秀者的权力；在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中，则一直是笔试和面试相结合，面试在总分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达到30%甚至40%，在通过笔试之后，面试已经成为研究生录取工作的决定性依据。
通过三十年大大小小、持续不断的改革，人们最大的收获是在实践中加深了对“面试”和“笔试”各自利弊的认识。
人们经常提到的面试和考察的优势至少有三：直接、灵活；有针对性；能反映学生平时和一贯的表现。尽管如此，面试在高校招生尤其是本科生招生中的推广却非常缓慢。究其原因，首先还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由于面试没有“客观标准”，很可能助长招生中的不正之风。古代用科举替代察举，主要也不是因为察举制不能有效地选拔出人才，而是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徇私舞弊、假公济私，以至于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当代的例证是，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扩大保送生名额，随后就发现有学生材料作假、干部和教师保送子女比例过高的现象，之后只好又开始严格控制保送名额和条件。即使面试老师主观上是公正的，面试形式也容易让他们更偏爱外向、乖巧、形象好、善于表达的学生，导致对某些内向的、农村学生的不公。其次是技术有效性。高考试题是经过多位专家反复讨论、按一定的学科、范围、难度、结构和要求精心设计的。相对而言，面试通常只是在有限的半小时左右时间内，通过少量的、局部的问题来鉴别学生，其随意性、偶然性、主观性自然容易让人怀疑。第三是成本的考虑。面试显然要大量增加教师和学生的时间、交通、管理、收集和鉴别材料等各方面的成本，正因为如此，高校和学生在相互选择之前是“难得一见”，而在招生量较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则可以增加面试；美国主要高校招生都面试，香港在内地招生也面试，其背后都是有人力和财力作支撑。如果不仅仅是面试，还要对所有学生进行全面的考察，其成本就更是要成倍增长了。第四是结果的可比性。由于面试的主观性，不同的考官对同一学生的评价可能差异悬殊；在人数较多的情况下，不同面试组之间成绩也往往缺乏可比性。正因为有这些明显的、难以克服的缺陷，使人们对面试的有效性和公平性都缺乏足够的信心，目前只让其起起补充作用就不难理解了。
统一考试招生的优点从恢复高考开始就得到了体现：试题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考试和招生成本低廉，“一张试卷考天下”；选材标准客观统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导向作用明显，可以有效促进知识学习，等等。其中，能有效保证教育公平被认为是统一高考的最大优势。但时过境迁，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考试的公平性也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发现，其实从来就不存在分数面前的绝对平等，甚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分数线差异还非常悬殊。于是有人义愤填膺，站出来“状告教育部”，也有人投机取巧，制造出“高考移民”和“假少数民族”。人们可以认同“相同的人同等对待、不同的人差别对待”的公平原则，理解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以及军烈属等特殊人群的区别对待，但同样有理由知道以下诸多问题：不同地区高考名额分配的机制和理由是什么？加分的额度是如何确定的？这些倾斜措施到底是否促进了教育公平？在社会流动日益频繁的时代如何有效控制“假移民”保护“真移民”，等等。人们也发现，“一张试卷考天下”也不一定公平：作文考“面向大海”还是“背靠大山”对上海和重庆学生影响不同；英语考不考听力和口语对城市和农村孩子影响也显然不一样。考试科目不同、题型不同、题目不同，考生的得分和命运就不一样。这就导致对考试内容公平性的关注。人们还发现，即使撇开考试内容的公平性，统一笔试对于不同天赋特征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笔试主要是鉴别人的记忆能力和思维能力，而人的发展是多样的，有的人勤于记忆，有的人善于思考；有的人长于表达，有的人乐于动手；有的人天资聪慧，有的人品德高尚。统一考试选择无异于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人。这就不仅是在质疑统考的公平性，也是在质疑其在选拔多样性的人才方面的有效性。有人认为，统一考试已经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缺乏个性”、“没有创造力”，甚至认为高考“误导教育”。对高考的批评确实不是无中生有，改革高考的呼声也确实不是无病呻吟。
眼花缭乱的改革和“各有利弊”的比较尽管还让人们感到仍然处在丛林的迷雾之中，却可以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未来每走一步的后果和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已有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改革成效的评价，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了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即“公平”和“有效”。一方面，不论是面试还是笔试，或者二者的结合，如果不能保证录取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公正，就会招人唾弃；另一方面，如果招生录取方式不能充分尊重人的发展的多样性需求，不能有效地引导教育和学生的健康发展，则同样会招致社会的不满。遵循这一思路，也似乎可以看到改革的曙光：通过考试的分权化和多样化选拔多样化的人才；通过强化招生监督制度、问责制度等提高招生的公平性；通过增加人力、财力、技术的投入以及笔试和面试的结合，提高人才选拔的准确性。
“三十而立”，今天的高考改革不该因为举步维艰而迷茫徘徊，而是应该向着“公平有效”的目标坚定地迈进。
(作者：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上海是怎样取得高考自主权的
高考反思
“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
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
把上海高考的命题权从教育部拿过来，实现自主招生，这是我当(上海)教育局顾问时的“得意”之举。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高考曾经戴过“王老五”的帽子，录取线排在全国第五名(福建是全国高考状元)，录取线似乎总排在全国后面，压力很大。其实，上海的情况跟人家的确有点不一样。入学率不一样，分数线就不一样。我们是中等水平的学生能进大学，人家是高材生才能进大学。全国比的时候，不比百分比，只比录取线，这不合理。人家500多分才能录取，我们300多分就录取了，现在100多分也可以上专科了。人家是分母大，分子小，我们是分母小，分子大，要比，得先“通分”，这是学过算术的人都知道的。
由于落了个“王老五”的外号，有人就不断刺激大家去追逐高分。我很早就提出来：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我提出，要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允许地区与学校自己选择。不少国家的教育部都没有制订统一的大纲，但高考一样考，而且多数是学校自主招生，全国并没有什么录取线的统一要求，而我们是越搞越死。大纲如果一放宽，学生可以学习各种知识，面就宽了。各地教育也可办出地区特色，以适应不同的发展水平。我当时担任全国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就在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但有人反对。有人说，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己见，认为正因为中国大，发展不平衡，不能搞划一主义。后来大家把意见折中了一下，提出“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订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上海首先搞教材、课程改革。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教材自己搞，高考还是全国命题，这个教材谁敢用？我就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权要过来。有了这个指挥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动了。
当时，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权。分管副市长看了我几秒钟，大概在想，这家伙三天两头出鬼点子，然后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答应，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连续找了他几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话，我们就试试。”
我很高兴，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以后，我就一直留心着找机会。不久，教育部部长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分管副市长说：“这几天部长在上海，我们去看他好吗？”他说：“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他们下榻的延安饭店，向部长汇报上海教育的情况。后来，我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中心引：“现在高考，全国只有一张卷子。高考命题，历来都是众口难调，每年都有人评头论足。教育部何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就非常主动。”他们看了我两眼，说：“能行吗？”我说：“中国一个省比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大。一个省的教育局长还招不来几个大学生？”他想了想说：“不行，要搞乱的。”我说：“你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叫下面搞，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我慢慢跟他们磨。后来，部长说：“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接茬：“那好，我们上海自己搞。”我对一旁的副市长说：“市长，部长已经同意了。”副市长接着说：“教育部领导同意了，我们就试试吧。”
没想到，部长回北京就变卦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来，局里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都请示好几回了，部长改变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后再争取一下。”我心里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节了，我也顾不上过年，与市教委办的一个领导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关人员打听。幸好我在部里呆过，朋友多，终于打听到实情。原来是管高考的司长在部长面前讲了很多负面的话。部长心里本来不是十分同意，一听他的话，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幸好，那个司长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见面，我冲着他说：“××啊，你怎么反对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说愣了，“什么事？我怎么会反对你呢？”“就是你捣蛋。”我一肚子意见，半真半假地发出来。
开过玩笑之后，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唉，高考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态度坚决，说：“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长汇报。你参加，但不许讲话。部长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这样可以吧？”他觉得部长不会答应，就卖个人情说：“好，我不讲。”第二天，我向部长汇报。汇报完了，部长抬头看着他，希望他表态，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是个关键时刻，空气仿佛有点凝固。他坐在那里，接受我们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就去搞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坚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开它锋利的螯。
以后，那个司长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起这件事，我笑着说：“真谢谢你啊，守信用，没有讲话。”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当了。”
我把高考权拿了回来，为课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接下来就是要改革高考办法，同时改革课程、教材。遗憾的是那时我离休了，接任的同志没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听取我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构想，仅仅是自己组织命题，而一切办法照旧。我的想法是，上海学生少，初中毕业后分流，40%进中专、职校，60%的人进普通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学。不过，大学二年级时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学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改变“一试定终身”与“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离休以后，自己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此，我至今还觉得十分遗憾。不过总算课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开了，“多纲多本”的主张也在全国实行了，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现在全国高考自主命题的省市越来越多，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建国后形成的一张试卷考遍天下苍生的局面已被全面冲破，千呼万唤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行。
(作者：吕型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顾问、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高考改革三十年：在迷雾中寻找方向
2007年05月01日 11:47
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无非三种：考察、考试和二者的结合。
在我国历史上，汉、魏时期主要实行察举制，隋唐以至清末的1500年是以科举制为主。但实际上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关于科举存废之争，并有多次停罢科举之举；在各个朝代，考察的作用尽管程度不同，却始终存续。1977年恢复高考，实际上是在高校招生方式上恢复“文革”之前的考试方式，以取代“文革”后期“考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做法。三十年后，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明确提出要废除高考。到底是考试还是考察？高考在中国的前途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最好还是先回顾历史，看看这三十年来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效果如何，有哪些变化趋势等。
可以说，从恢复高考开始，相关的改革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用“每年小改、三年大改”来形容都并不过分。例如，在考试权力分配方面，从全国统考到分省命题试点，目前“自主命题”的省市已经扩大到16个，“自主招生”的高校也已经扩大到近60所。再如，在考试科目方面，从统一科目，到文理分科，再到“3＋X”，不同省市的高考科目已经非常复杂多样了。在录取标准方面，在保持以考分为基本依据的同时，从恢复高考之初，就有对少数民族、教师子女等的“加分”政策，此后，体育特长、艺术特长、奥赛获奖、优秀干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分。在录取后的待遇方面，从最初人人获得助学金且毕业后都当干部，到之后的自费和公费双轨并行，再到所有人都缴纳一定数额学费的收费“并轨”以及“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也几乎一直在进行改革。此外，高考时间、考试次数、志愿填报、录取方式等各个方面也都有或大或小的改变。
与此同时，“考察”的方式也被不断地实践着。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都一直在试行“保送生”制度，即对部分有特殊才能的、或特别优秀的学生通过选拔和考察，免试直接录取。2006年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通过面试直接录取，更被认为是高考改革的“破冰之举”。“自主招生”是考试与面试结合的试点，这项改革给了高校降低20~40分录取平时成绩和面试表现优秀者的权力；在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中，则一直是笔试和面试相结合，面试在总分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达到30%甚至40%，在通过笔试之后，面试已经成为研究生录取工作的决定性依据。
通过三十年大大小小、持续不断的改革，人们最大的收获是在实践中加深了对“面试”和“笔试”各自利弊的认识。
人们经常提到的面试和考察的优势至少有三：直接、灵活；有针对性；能反映学生平时和一贯的表现。尽管如此，面试在高校招生尤其是本科生招生中的推广却非常缓慢。究其原因，首先还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由于面试没有“客观标准”，很可能助长招生中的不正之风。古代用科举替代察举，主要也不是因为察举制不能有效地选拔出人才，而是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徇私舞弊、假公济私，以至于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当代的例证是，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扩大保送生名额，随后就发现有学生材料作假、干部和教师保送子女比例过高的现象，之后只好又开始严格控制保送名额和条件。即使面试老师主观上是公正的，面试形式也容易让他们更偏爱外向、乖巧、形象好、善于表达的学生，导致对某些内向的、农村学生的不公。其次是技术有效性。高考试题是经过多位专家反复讨论、按一定的学科、范围、难度、结构和要求精心设计的。相对而言，面试通常只是在有限的半小时左右时间内，通过少量的、局部的问题来鉴别学生，其随意性、偶然性、主观性自然容易让人怀疑。第三是成本的考虑。面试显然要大量增加教师和学生的时间、交通、管理、收集和鉴别材料等各方面的成本，正因为如此，高校和学生在相互选择之前是“难得一见”，而在招生量较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则可以增加面试；美国主要高校招生都面试，香港在内地招生也面试，其背后都是有人力和财力作支撑。如果不仅仅是面试，还要对所有学生进行全面的考察，其成本就更是要成倍增长了。第四是结果的可比性。由于面试的主观性，不同的考官对同一学生的评价可能差异悬殊；在人数较多的情况下，不同面试组之间成绩也往往缺乏可比性。正因为有这些明显的、难以克服的缺陷，使人们对面试的有效性和公平性都缺乏足够的信心，目前只让其起起补充作用就不难理解了。
统一考试招生的优点从恢复高考开始就得到了体现：试题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考试和招生成本低廉，“一张试卷考天下”；选材标准客观统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导向作用明显，可以有效促进知识学习，等等。其中，能有效保证教育公平被认为是统一高考的最大优势。但时过境迁，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考试的公平性也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发现，其实从来就不存在分数面前的绝对平等，甚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分数线差异还非常悬殊。于是有人义愤填膺，站出来“状告教育部”，也有人投机取巧，制造出“高考移民”和“假少数民族”。人们可以认同“相同的人同等对待、不同的人差别对待”的公平原则，理解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以及军烈属等特殊人群的区别对待，但同样有理由知道以下诸多问题：不同地区高考名额分配的机制和理由是什么？加分的额度是如何确定的？这些倾斜措施到底是否促进了教育公平？在社会流动日益频繁的时代如何有效控制“假移民”保护“真移民”，等等。人们也发现，“一张试卷考天下”也不一定公平：作文考“面向大海”还是“背靠大山”对上海和重庆学生影响不同；英语考不考听力和口语对城市和农村孩子影响也显然不一样。考试科目不同、题型不同、题目不同，考生的得分和命运就不一样。这就导致对考试内容公平性的关注。人们还发现，即使撇开考试内容的公平性，统一笔试对于不同天赋特征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笔试主要是鉴别人的记忆能力和思维能力，而人的发展是多样的，有的人勤于记忆，有的人善于思考；有的人长于表达，有的人乐于动手；有的人天资聪慧，有的人品德高尚。统一考试选择无异于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人。这就不仅是在质疑统考的公平性，也是在质疑其在选拔多样性的人才方面的有效性。有人认为，统一考试已经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缺乏个性”、“没有创造力”，甚至认为高考“误导教育”。对高考的批评确实不是无中生有，改革高考的呼声也确实不是无病呻吟。
眼花缭乱的改革和“各有利弊”的比较尽管还让人们感到仍然处在丛林的迷雾之中，却可以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未来每走一步的后果和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已有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改革成效的评价，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了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即“公平”和“有效”。一方面，不论是面试还是笔试，或者二者的结合，如果不能保证录取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公正，就会招人唾弃；另一方面，如果招生录取方式不能充分尊重人的发展的多样性需求，不能有效地引导教育和学生的健康发展，则同样会招致社会的不满。遵循这一思路，也似乎可以看到改革的曙光：通过考试的分权化和多样化选拔多样化的人才；通过强化招生监督制度、问责制度等提高招生的公平性；通过增加人力、财力、技术的投入以及笔试和面试的结合，提高人才选拔的准确性。
“三十而立”，今天的高考改革不该因为举步维艰而迷茫徘徊，而是应该向着“公平有效”的目标坚定地迈进。
(作者：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上海是怎样取得高考自主权的
高考反思
“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
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
把上海高考的命题权从教育部拿过来，实现自主招生，这是我当(上海)教育局顾问时的“得意”之举。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高考曾经戴过“王老五”的帽子，录取线排在全国第五名(福建是全国高考状元)，录取线似乎总排在全国后面，压力很大。其实，上海的情况跟人家的确有点不一样。入学率不一样，分数线就不一样。我们是中等水平的学生能进大学，人家是高材生才能进大学。全国比的时候，不比百分比，只比录取线，这不合理。人家500多分才能录取，我们300多分就录取了，现在100多分也可以上专科了。人家是分母大，分子小，我们是分母小，分子大，要比，得先“通分”，这是学过算术的人都知道的。
由于落了个“王老五”的外号，有人就不断刺激大家去追逐高分。我很早就提出来：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我提出，要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允许地区与学校自己选择。不少国家的教育部都没有制订统一的大纲，但高考一样考，而且多数是学校自主招生，全国并没有什么录取线的统一要求，而我们是越搞越死。大纲如果一放宽，学生可以学习各种知识，面就宽了。各地教育也可办出地区特色，以适应不同的发展水平。我当时担任全国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就在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但有人反对。有人说，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己见，认为正因为中国大，发展不平衡，不能搞划一主义。后来大家把意见折中了一下，提出“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订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上海首先搞教材、课程改革。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教材自己搞，高考还是全国命题，这个教材谁敢用？我就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权要过来。有了这个指挥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动了。
当时，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权。分管副市长看了我几秒钟，大概在想，这家伙三天两头出鬼点子，然后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答应，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连续找了他几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话，我们就试试。”
我很高兴，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以后，我就一直留心着找机会。不久，教育部部长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分管副市长说：“这几天部长在上海，我们去看他好吗？”他说：“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他们下榻的延安饭店，向部长汇报上海教育的情况。后来，我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中心引：“现在高考，全国只有一张卷子。高考命题，历来都是众口难调，每年都有人评头论足。教育部何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就非常主动。”他们看了我两眼，说：“能行吗？”我说：“中国一个省比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大。一个省的教育局长还招不来几个大学生？”他想了想说：“不行，要搞乱的。”我说：“你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叫下面搞，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我慢慢跟他们磨。后来，部长说：“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接茬：“那好，我们上海自己搞。”我对一旁的副市长说：“市长，部长已经同意了。”副市长接着说：“教育部领导同意了，我们就试试吧。”
没想到，部长回北京就变卦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来，局里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都请示好几回了，部长改变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后再争取一下。”我心里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节了，我也顾不上过年，与市教委办的一个领导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关人员打听。幸好我在部里呆过，朋友多，终于打听到实情。原来是管高考的司长在部长面前讲了很多负面的话。部长心里本来不是十分同意，一听他的话，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幸好，那个司长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见面，我冲着他说：“××啊，你怎么反对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说愣了，“什么事？我怎么会反对你呢？”“就是你捣蛋。”我一肚子意见，半真半假地发出来。
开过玩笑之后，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唉，高考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态度坚决，说：“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长汇报。你参加，但不许讲话。部长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这样可以吧？”他觉得部长不会答应，就卖个人情说：“好，我不讲。”第二天，我向部长汇报。汇报完了，部长抬头看着他，希望他表态，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是个关键时刻，空气仿佛有点凝固。他坐在那里，接受我们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就去搞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坚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开它锋利的螯。
以后，那个司长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起这件事，我笑着说：“真谢谢你啊，守信用，没有讲话。”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当了。”
我把高考权拿了回来，为课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接下来就是要改革高考办法，同时改革课程、教材。遗憾的是那时我离休了，接任的同志没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听取我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构想，仅仅是自己组织命题，而一切办法照旧。我的想法是，上海学生少，初中毕业后分流，40%进中专、职校，60%的人进普通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学。不过，大学二年级时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学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改变“一试定终身”与“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离休以后，自己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此，我至今还觉得十分遗憾。不过总算课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开了，“多纲多本”的主张也在全国实行了，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现在全国高考自主命题的省市越来越多，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建国后形成的一张试卷考遍天下苍生的局面已被全面冲破，千呼万唤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行。
(作者：吕型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顾问、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
教育的目的是传授知识，只有中国人才脑袋里缺根弦似的把它的目的改成了“光宗耀祖”，所以“公平“的问题才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不惜牺牲“知识”为代价。
教育部瞎折腾,一下标准分,一下原始分,一下7科,一下3+2,一下考前报支援,一下考后报志愿......把学生家长当猴耍.
中国的高考已经没了方向!已经变成了西方洋化的工具,全民学英语啊!
:D 经历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