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日文化的深层区别（原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4:23:09
有感与现在一些同胞说现今中国人思维有问题，应转变思维的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草草写之，本应更详细些，论据更充足些，但时间仓猝，网友见凉，意思到了就行了。
有两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一个生活在靠近沙漠的地方，她天生丽质，但每天一定要拼命的挖鼻屎，因为每天风沙大。
另一个生活在宁静的水边，每天可以沐浴洗澡，她非常自豪自己的身段，所以裸露身体给所有人看。
中国就像第一个姑娘，而日本就像第二个。
如果你真正了解中国和日本，你会知道中国的优秀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而日本的文化只表现在普通百姓身上而且毫无大浪淘沙之后的耀目，只有笼统的一团，整个民族可以看成一个氏族，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判断，可以理解它的许多政治选择。
挖鼻屎是丑陋的，裸露身体是病态的，如果比喻的话，中国的病很多是肉体上的，而日本是精神上的根本不健全。中国的健全来源于复杂的地域文化冲突，历史沉淀，早熟而优秀的人文文化，而日本太单一化的文化和历史使日本现在变成了个有着民主外壳的蚁窝，从底翻开一看，纷纷杂杂，各有所从，其实整体功能单一，目标相同，步调一致。如果仅从缺陷处着眼来讨论是否中国人更丑陋些，这种方式都有问题，盯着任何人挖鼻孔都不会觉得美，而日本的丑陋之处多得很，我知道，你不知道而已，人人都要大便，也像每个人都有缺点，可以承认的是中国人整体的社会的规范素质不如日本，我说的是规范素质，就是公民维护和遵守社会普遍公认的规范的素质不行，但是谈到国民的仁厚公平，对整个世界的责任与公平，那么日本人远远不如，从朝鲜战争和抗日战争后对待俘虏，中国在联合国所提的议案等都可以看出，反观日本的民众游行的要求吃鲸鱼权，和多次毒气事件的处理，日本媒体对中国新闻的故意加工也可以看的出两国素质的差别。所以仅仅从日本国民万人大会不落一纸来论述中国国民素质不如日本实在有些偏颇，毕竟真正的素质还应包括很多东西，就像现在流行的智商测试一样本身的判断方式和标准就有问题，就好像上面所说的那个非常干净的漂亮姑娘一样，有些外表的东西比如你和日本人交往所感受到的并本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反映，而国民内心的价值和判断标准才是真正是这个国家的内核而且是真正左右政策的力量，但戏剧性的是极少的这种‘深层意识’会在公众媒体给恰当的揭示，只有根据历史，文化背景交叠分析可以看出脉络。
总的说，还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仔细体会哪一代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在日本的土壤里长出，中国的精英在酱缸里长出之后那真正是出淤泥而不染，你若能体会到周，邓，胡，朱，温，（其他这样的领袖数不胜数）从内心的那种忧国忧民，你就真正会了解中国，和他以后的路，因为只有土壤才促生了相应的植物，中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会选择精英之路，所以共产党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中国国民的仁厚公平不仅表现在与外人交往上，也很大程度表现在国际事务上，而这又来源于精英的决策，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自己。
有两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一个生活在靠近沙漠的地方，她天生丽质，但每天一定要拼命的挖鼻屎，因为每天风沙大。
另一个生活在宁静的水边，每天可以沐浴洗澡，她非常自豪自己的身段，所以裸露身体给所有人看。
中国就像第一个姑娘，而日本就像第二个。
如果你真正了解中国和日本，你会知道中国的优秀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而日本的文化只表现在普通百姓身上而且毫无大浪淘沙之后的耀目，只有笼统的一团，整个民族可以看成一个氏族，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判断，可以理解它的许多政治选择。
挖鼻屎是丑陋的，裸露身体是病态的，如果比喻的话，中国的病很多是肉体上的，而日本是精神上的根本不健全。中国的健全来源于复杂的地域文化冲突，历史沉淀，早熟而优秀的人文文化，而日本太单一化的文化和历史使日本现在变成了个有着民主外壳的蚁窝，从底翻开一看，纷纷杂杂，各有所从，其实整体功能单一，目标相同，步调一致。如果仅从缺陷处着眼来讨论是否中国人更丑陋些，这种方式都有问题，盯着任何人挖鼻孔都不会觉得美，而日本的丑陋之处多得很，我知道，你不知道而已，人人都要大便，也像每个人都有缺点，可以承认的是中国人整体的社会的规范素质不如日本，我说的是规范素质，就是公民维护和遵守社会普遍公认的规范的素质不行，但是谈到国民的仁厚公平，对整个世界的责任与公平，那么日本人远远不如，从朝鲜战争和抗日战争后对待俘虏，中国在联合国所提的议案等都可以看出，反观日本的民众游行的要求吃鲸鱼权，和多次毒气事件的处理，日本媒体对中国新闻的故意加工也可以看的出两国素质的差别。所以仅仅从日本国民万人大会不落一纸来论述中国国民素质不如日本实在有些偏颇，毕竟真正的素质还应包括很多东西，就像现在流行的智商测试一样本身的判断方式和标准就有问题，就好像上面所说的那个非常干净的漂亮姑娘一样，有些外表的东西比如你和日本人交往所感受到的并本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反映，而国民内心的价值和判断标准才是真正是这个国家的内核而且是真正左右政策的力量，但戏剧性的是极少的这种‘深层意识’会在公众媒体给恰当的揭示，只有根据历史，文化背景交叠分析可以看出脉络。
总的说，还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仔细体会哪一代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在日本的土壤里长出，中国的精英在酱缸里长出之后那真正是出淤泥而不染，你若能体会到周，邓，胡，朱，温，（其他这样的领袖数不胜数）从内心的那种忧国忧民，你就真正会了解中国，和他以后的路，因为只有土壤才促生了相应的植物，中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会选择精英之路，所以共产党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中国国民的仁厚公平不仅表现在与外人交往上，也很大程度表现在国际事务上，而这又来源于精英的决策，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自己。
[此贴子已经被幻蛊于2003-11-28 14:07:03编辑过]
有两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一个生活在靠近沙漠的地方，她天生丽质，但每天一定要拼命的挖鼻屎，因为每天风沙大。
另一个生活在宁静的水边，每天可以沐浴洗澡，她非常自豪自己的身段，所以裸露身体给所有人看。
中国就像第一个姑娘，而日本就像第二个。
如果你真正了解中国和日本，你会知道中国的优秀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而日本的文化只表现在普通百姓身上而且毫无大浪淘沙之后的耀目，只有笼统的一团，整个民族可以看成一个氏族，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判断，可以理解它的许多政治选择。
挖鼻屎是丑陋的，裸露身体是病态的，如果比喻的话，中国的病很多是肉体上的，而日本是精神上的根本不健全。中国的健全来源于复杂的地域文化冲突，历史沉淀，早熟而优秀的人文文化，而日本太单一化的文化和历史使日本现在变成了个有着民主外壳的蚁窝，从底翻开一看，纷纷杂杂，各有所从，其实整体功能单一，目标相同，步调一致。如果仅从缺陷处着眼来讨论是否中国人更丑陋些，这种方式都有问题，盯着任何人挖鼻孔都不会觉得美，而日本的丑陋之处多得很，我知道，你不知道而已，人人都要大便，也像每个人都有缺点，可以承认的是中国人整体的社会的规范素质不如日本，我说的是规范素质，就是公民维护和遵守社会普遍公认的规范的素质不行，但是谈到国民的仁厚公平，对整个世界的责任与公平，那么日本人远远不如，从朝鲜战争和抗日战争后对待俘虏，中国在联合国所提的议案等都可以看出，反观日本的民众游行的要求吃鲸鱼权，和多次毒气事件的处理，日本媒体对中国新闻的故意加工也可以看的出两国素质的差别。所以仅仅从日本国民万人大会不落一纸来论述中国国民素质不如日本实在有些偏颇，毕竟真正的素质还应包括很多东西，就像现在流行的智商测试一样本身的判断方式和标准就有问题，就好像上面所说的那个非常干净的漂亮姑娘一样，有些外表的东西比如你和日本人交往所感受到的并本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反映，而国民内心的价值和判断标准才是真正是这个国家的内核而且是真正左右政策的力量，但戏剧性的是极少的这种‘深层意识’会在公众媒体给恰当的揭示，只有根据历史，文化背景交叠分析可以看出脉络。
总的说，还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仔细体会哪一代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在日本的土壤里长出，中国的精英在酱缸里长出之后那真正是出淤泥而不染，你若能体会到周，邓，胡，朱，温，（其他这样的领袖数不胜数）从内心的那种忧国忧民，你就真正会了解中国，和他以后的路，因为只有土壤才促生了相应的植物，中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会选择精英之路，所以共产党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中国国民的仁厚公平不仅表现在与外人交往上，也很大程度表现在国际事务上，而这又来源于精英的决策，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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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与现在一些同胞说现今中国人思维有问题，应转变思维的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草草写之，本应更详细些，论据更充足些，但时间仓猝，网友见凉，意思到了就行了。有两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一个生活在靠近沙漠的地方，她天生丽质，但每天一定要拼命的挖鼻屎，因为每天风沙大。
另一个生活在宁静的水边，每天可以沐浴洗澡，她非常自豪自己的身段，所以裸露身体给所有人看。
中国就像第一个姑娘，而日本就像第二个。
如果你真正了解中国和日本，你会知道中国的优秀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而日本的文化只表现在普通百姓身上而且毫无大浪淘沙之后的耀目，只有笼统的一团，整个民族可以看成一个氏族，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判断，可以理解它的许多政治选择。
挖鼻屎是丑陋的，裸露身体是病态的，如果比喻的话，中国的病很多是肉体上的，而日本是精神上的根本不健全。中国的健全来源于复杂的地域文化冲突，历史沉淀，早熟而优秀的人文文化，而日本太单一化的文化和历史使日本现在变成了个有着民主外壳的蚁窝，从底翻开一看，纷纷杂杂，各有所从，其实整体功能单一，目标相同，步调一致。如果仅从缺陷处着眼来讨论是否中国人更丑陋些，这种方式都有问题，盯着任何人挖鼻孔都不会觉得美，而日本的丑陋之处多得很，我知道，你不知道而已，人人都要大便，也像每个人都有缺点，可以承认的是中国人整体的社会的规范素质不如日本，我说的是规范素质，就是公民维护和遵守社会普遍公认的规范的素质不行，但是谈到国民的仁厚公平，对整个世界的责任与公平，那么日本人远远不如，从朝鲜战争和抗日战争后对待俘虏，中国在联合国所提的议案等都可以看出，反观日本的民众游行的要求吃鲸鱼权，和多次毒气事件的处理，日本媒体对中国新闻的故意加工也可以看的出两国素质的差别。所以仅仅从日本国民万人大会不落一纸来论述中国国民素质不如日本实在有些偏颇，毕竟真正的素质还应包括很多东西，就像现在流行的智商测试一样本身的判断方式和标准就有问题，就好像上面所说的那个非常干净的漂亮姑娘一样，有些外表的东西比如你和日本人交往所感受到的并本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反映，而国民内心的价值和判断标准才是真正是这个国家的内核而且是真正左右政策的力量，但戏剧性的是极少的这种‘深层意识’会在公众媒体给恰当的揭示，只有根据历史，文化背景交叠分析可以看出脉络。
总的说，还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仔细体会哪一代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在日本的土壤里长出，中国的精英在酱缸里长出之后那真正是出淤泥而不染，你若能体会到周，邓，胡，朱，温，（其他这样的领袖数不胜数）从内心的那种忧国忧民，你就真正会了解中国，和他以后的路，因为只有土壤才促生了相应的植物，中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会选择精英之路，所以共产党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中国国民的仁厚公平不仅表现在与外人交往上，也很大程度表现在国际事务上，而这又来源于精英的决策，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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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中国人应该改变思维方式---林思云
发信站: Unknown Space - 未名空间 (Wed Nov 26 02:21:35 2003),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TheStrait 讨论区 】
【 原文由 Dadai 所发表 】
中国人应该改变思维方式
林思云
引言
前些日子有幸和日本的网上名人九哥相见，相谈甚为投机。九哥的一句话让我感触
很深，他说：“中国人不仅需要提升道德水平，还应该改变思维方式”。生活在中国
的朋友，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效应，难以体会到中华
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可是在外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应该都有一种体会：
和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惯用的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有非常鲜明的独特
性。九哥的话让我产生了应该写一点有关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想法。为了叙述方便，
我将“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简称为“中华思维”。
一、坏人推论篇
正在我构思此文的时候，西北大学的同学为我的文章增加了非常好的素材。不久前
西北大学的学生为了几个日本留学生演出的下流滑稽小剧而愤然上街游行，抗议日
本人侮辱中国人，甚至发展到殴打与此事无关的日本人和打砸日人商店。我们不妨
从此事出发，分析一下中国人怎样用“中华思维”来思考此事。
这次西安事件的大致情形是：西北大学外语学院主办的外语文化节上，一个日本外
教和三个日本男留学生演出了一出叫做《日本舞》的小短剧，其中三个男留学生上
身穿红色胸罩，腹部系一个作生殖器状倒扣纸杯，三个人背上写有“中国”、“日本”
和代表爱情的“心”形图样。
在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打开日本电视，常有这种男扮女装的低俗滑稽表演，也许日
本人比较欣赏这种滑稽表演吧。虽然说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的滑稽表演，但中国人应
该能容忍这样的性风俗表演。原因之一，中国文化相对地属于“性开放”一类；原
因之二，近十几年中国举国上下已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性宽容。据中国媒体报
道，2002年12月，文化部和公安部特别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各级部门严厉打击
和取缔脱衣舞表演等色情表演。该通报说：“一段时期以来，在农村集镇……，组织
大棚演出团体进行脱衣舞表演的情况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已先后查
处了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等……，恶劣的脱衣舞色情淫秽表演案件，当场抓获组织
及参与人员211名。”
由此可见，即使在中国最保守的内地农村，老百姓也接受了脱衣舞等极端开放的色
情表演，和伊斯兰教国家的老百姓绝不容忍性风俗表演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日本
留学生只是在背上写“日本”而没有写“中国”字样的话，中国大学生大致仅仅嘲
笑一番日本人下流低俗，绝不会想起来抗议日本人不遵守中国的风俗习惯，更不会
搞到上街游行的地步。
问题就出在日本留学生身上写的“中国”字样。穿着低俗下流服饰的表演者身上写
“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把日本人往“好”的方面设想，
也可以往“坏”的方面设想。往“好”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好意，想用
“中国”、“日本”和“心”形图样来表示中日友好，只是方式粗俗了一些；而往
“坏”
的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则怀有恶意，想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国人下流愚蠢。
尽管有少数人对日本留学生的行为进行“好意”推测，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对日
本留学生进行了“恶意”推测。西北大学的同学一想到日本人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
国人下流愚蠢，又怎么能容忍呢？因此引爆反日大游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
件事表现出中国人“中华思维”的特点之一：用口语说是“把人往坏的方面想”，用
学术一点的话则是“坏人推论”。
中国人似乎并不相信人会有天然的好心和善意，因此在中国你不管干什么好事，别
人也会认为你背后隐藏有坏的动机。有传闻说：一个人跳下河去救人，旁人嘲笑说：
“那个哥们是想入党了吧”，这就是“坏人推论”的典型表现。中国朋友大约都有被
别人“坏人推论”的经历，这里讲一件我本人的经历。
前几年我所在的公司新来一个中国人A氏，恰好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不少日本人在
吃完午饭后，喜欢买一点饮料或冷饮吃。那天A氏买了一个纸盒包装的乳酸饮料，
我看到A氏的喝饮料方法，不禁大吃一惊。这种纸盒包装的乳酸饮料附有一根吸管，
盒顶上预留一个插吸管的插孔，只要将吸管从那里插入，很容易饮用。可是A氏却
把纸盒顶端全部撕开，然后把吸管放在里面喝。显然A氏以前很少喝这种纸盒装饮
料，才会发生这种错误。
我赶紧和A氏说：“这种饮料不是这样喝的。纸盒上面有个小孔，你把吸管从那里插
进去就行。”我只不过是想告诉A氏正确的喝饮料方法，A氏的反映却让我心里一颤：
他以羞恼和愤怒的眼光，狠狠盯了我一眼说：“我从来就是这样的喝法，这样喝更方
便。”不过为了证明他的说法，A氏从此改买铝盒易拉罐或塑料瓶饮料，再没有看见
他喝过纸盒包装饮料。
我后来反思此事，大概是A氏认为我指出他错误的喝饮料方法，是想在众人面前给
他羞辱难堪。当然A氏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不能排除我恶意在众人面前羞辱他的
嫌疑。但他也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我只是好心告诉他正确的喝饮
料方法，并没有恶意。况且我和他刚认识无怨无仇，为什么会想到要羞辱他呢？可
是A氏完全没有把我往好的方面想，而是对我进行坏人推论，判定我有意当众羞辱
他。从此A氏对我耿耿于怀，我们两人关系一直无法搞好。
鲁迅在小说《孔已己》中有这样的描述：“外面的短衣主顾……，他们往往要亲眼看
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自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
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掺水也很为难。”这段描述反映出中国顾客对商店的“坏人
推论”心理：认为店家一定是不诚实的，一有机会就要往酒里掺水，所以才要盯紧
店家的手脚。
不仅中国的顾客对商店进行坏人推论，中国的商店也对顾客进行坏人推论。鲁迅在
另外一篇杂文（《无题１》、热风）中，叙述了他在一家商店买三明治时，店家用手
掌罩紧放三明治的盒子，严防鲁迅乘乱偷窃的情景。鲁迅感慨道：“这明明是给我的
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
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
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
以上的例子可见中华思维方式中的“坏人推论”思考方式：遇到一个陌生人，首先
假设他是一个坏人，假设他有犯罪的动机，假设他对自己怀有恶意，所以我们要采
取谨慎的对策和周密的防范，严防自己吃亏或受害。有人把中华思维方式中的“坏
人推论”总结为一句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从小就被父
母谆谆教导，千万不可太相信别人；好朋友也往往会给我们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
人要提防一点”。
到日本后，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被别人轻易地信任了。前不久我去
入国管理局办签证延期手续，交材料时入管局的办事员说我的材料中缺少“源泉征
收票”（相当于纳税证明书），这可是办签证延期必不可少的材料。我赶紧说：“源泉
征收票我忘在家里了，我现在就回家去取。”可是对方却说：“你今年的收入和去年
有很大变化吗？”我说：“没有”。对方没有再向我要“源泉征收票”就给我办了签
证延期。
当时我感到十分诧异：日本人怎么这样轻易相信我没有说谎？中国常说“空口无凭”，
为什么在这里“空口"说的话也被人相信了？当然在外国被别人轻易相信的事情，
不仅我一个人遇到，很多朋友都有相似的遭遇。中国人来到外国，最深的体会之一
就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外国人比中国人好打交道。外国人比中国人单纯，没有防人
之心，他们会轻易相信你讲的话。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不同，他们用“好人
推论”，而不是“坏人推论”来待人接物。
中国人独特的“坏人推论”中华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人之间很难相处。中国人在
内心中处处提防，使人和人之间在心理上树起一道高墙，划出一条鸿沟，拉开一段
距离。很多人批评中国人不团结，“窝里斗”，这其实就是坏人推论的心理在作祟。
试想：一个把别人都假设成坏人的人群，自然要相互设防，相互猜忌，怎么会团结
一致呢？还有很多人批评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花费时间精力太多，可是有了“坏
人推论”的中华思维，中国人假设周围的人都在谋划着算计自己，不得不花大量时
间精力来分析判断自己周围之人的一言一行，生怕自己被他们“算计”了。
外国人常常批评中国人虚伪不诚实，爱说大话空话。据说有位美国教授在中国某大
学教英语，某天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上这所大学？"收来答卷后
一看，全班二十多名学生的回答居然完全一致："为社会做贡献"。这位美国教授
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其实中国人这样的答非所问、口是心非，内心深层的想法也是
为了提防别人，说一些别人抓不到把柄的大话空话，提防用心不良之人乘机陷害。
“坏人推论”的心理，不但导致中国人不信任“人”，甚至导致中国人连“神”都不
信任。中国人敬拜神的心理，和西方人参加生命保险的心理相似。中国人对神的态
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就是说：如果神不存在，相信了也没有害处；
但是如果神真的存在，我们不敬或怠慢了神的话，就可能会引起神的生气和报复。
到庙里烧香磕头的中国人，大致都抱着这种“保平安”的生命保险心理，虔诚信任
神的人很少。
据说每年12月23日，灶神爷要回到天宫汇报每家每户的行为。于是人们就在灶神
像前摆上供桌，供上粘乎乎的麦芽糖稀。传说灶神爷吃了粘粘的糖稀，他上天后“嘴
甜”，就会多说几句好话甜话，而到要说“坏话”时嘴就被糖粘住，张不开嘴。由此
可见中国人对“神”也进行坏人推论，对神也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以为不这样做
神就要说自己的坏话。
中华思维的“坏人推论”，还影响到中国的法律制定。西方国家的司法精神是“好人
推论”或“无罪推论”：一个人不能证明其有罪，该人就是好人。宁可放过一千个坏
人，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司法精神是“坏人推论”或“有罪推论”：一个
人不能证明其无罪，该人就是坏人。宁可错杀一千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以前中国法庭的做法是：把被告带到大厅上，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一顿，给被告一个
所谓的“下马威”。法官先假定被告是“刁民”，不打一顿就不会讲实话。然后再由
被告为自己辩护，陈述冤屈，当然被告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不能请人为自己辩护。
只要被告有犯罪嫌疑，而被告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时，那就要判罪。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给当时清政府强加了一个涉外法权的“领事裁判权”。中国政
府不能审判外国犯人，必须由外国领事审判。其实西方的“领事裁判权”未必一点
道理都没有，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司法精神完全不同，按照中国法庭的“有罪推论”
判刑，不知道会多少西方人要冤死在中国。不管古时还是现代，中国总是有数不清
的冤案，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冤狱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冤案这么多，其根本的问题
还在于中国人的坏人推论思维方式，因为一个人只要有犯罪嫌疑，就被推论为坏人，
就要被处刑。
现在电视台经常播放破案的公安剧，从中也可以看到坏人推论思维方式的痕迹：公
安抓来嫌疑犯，犯人问：“为什么抓我？”公安回答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么
多人，人家为什么不告别人，偏偏告你呢？”嫌疑犯听此话后即无言可答，因为就
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
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这种办案方式就是典型的坏人推论思维，只要有人告发，
不管有没有证据，都可以抓人。宁可错抓一千个好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中国人的坏人推论思维方式，对于个人，似乎是有益无害的，因为把别人往坏的方
面想，多做一些提防，大致是不容易吃亏的。可是坏人推论对于国家民族，却绝对
是有害无益的。不少人称赞日本人团结，抱团儿，我现在明白日本人之所以团结的
深层原因在于日本没有“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日本人把对方往“好”的方面设
想，这就少了很多相互猜忌和相互设防，自然容易搞好团结。中国人要想改变“窝
里斗”的恶习，不改变“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是不行的。
二、把恨当爱篇
关于中国人是否有爱国心的问题上，总有很多争论。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爱国心，有
学问的人通过留学往国外跑，没学问的人就干脆偷渡到国外打工，所以说中国人没
有爱国心。也有人说中国人的爱国心特别强烈，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女演员穿了一件
看上去像旧日本军旗的衣服，竟然遭人泼粪辱骂；近日更有几个日本留学生的下流
滑稽表演，就引发起一场数千大学生上街游行的抗日活动，这就是中国人有强烈爱
国心的证明。
认真分析一下，以上两种议论都有问题：第一，到国外留学或偷渡国外打工，单纯
是个人对生活方式的追求问题，与该人是否爱国没有必然联系；第二，上街游行抗
议日本的人是出于仇外心理，与是否爱国也没有必然联系。赞同第一点的人估计会
多一些，对于第二点大概就会有人争辩说：仇外不就是爱国吗？外国人欺辱了中国，
仇恨外国就是爱国嘛。
“仇外”等于“爱国”是中华思维的独特想法。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越痛恨外国，
越痛骂外国，就越能说明他是爱国的；相反一个人不骂外国，甚至说外国人的好话，
赞美外国人，就一定是汉奸，一定是准备卖国的，绝对不会爱国。所以在中国，爱
国的分水岭是看你是否仇外，仇外就是爱国，亲外就是卖国。
可是仇外情绪真的等同于爱国情感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个寓言：
有一个人家，家庭成员对自己的邻居满怀仇恨，今天骂东邻，明天骂西邻，可是他
们对自己家里的一切却毫不关心。肮脏的地板没有人擦，杂乱的被褥没有人叠，对
堵塞下水道中流出的污水视而不见。这家人称赞骂邻居最凶狠的人是最爱家的，而
号召大家向邻居学一学，把家里的地板擦一擦，污水扫一扫的人，却被认为是卖家
贼。这家人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有趣的是，中国人对爱国的看法，很像寓言中的这家人。在外国感受过干净整洁的
公共环境的赏心悦目之后，都会深刻体会到中国公共场所的“脏”和“乱”。国家并
不是书本上的抽象观念，国家是我们身边的具体存在，我们周围的街道、广场、公
园、草木、以及公共电话等公共设施，就是国家的一个部分。在外国人看来，爱国
首先就是爱惜爱护自己周围的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保护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就是
保护国家。出于爱国，他们不会做方便自己而损害国家的事，不会在街道上随地吐
痰，不会在公园里乱扔垃圾，更不会做践踏草木、弄坏公共电话等破坏国家的事。
中国公共场所不堪入目的“脏乱差”，并不是外国侵略的后遗症，而是中国的国民自
己糟蹋成这个样子。最近“非典”在中国流行，就与中国公共环境的脏乱差有关，
特别是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在“非典”流行后，中国各地政府紧急制订对随地
吐痰者进行高额罚款的规定：广州规定随地吐痰重罚50元，北京规定重罚100元，
上海规定重罚200元……。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正值非典流行期间，
某甲乘坐公共汽车时仍毫无顾忌，随意向窗外吐了一口痰，恰巧飘落到车窗外一个
骑自行车的某乙身上。于是某乙奋力骑车追赶公共汽车，一直追到甲某下车，将他
当场擒住，并找来警察罚款。中央电视台号召大家以某乙为榜样，不要放过随地吐
痰的人。
百年前，孙中山就批评国人“随地吐痰，随意放屁”的习惯不文明。百年过去后，
中国人的物质文明有了很大提高，可是精神文明却似乎没有多少进步，仍停留在百
年前那个水平。即使非典过去后，仍看不到中国人有改变随地吐痰习惯的征兆，中
国各处的公共场所依旧是痰迹斑斑。中国人随地吐痰并不是中国人不爱卫生，他们
并不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也不在自己家里乱扔垃圾果皮，他们爱护爱惜自己的家。
可是一出门，中国人的爱家之心就立即消失了。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家门外面就是外
国，甚至还是敌国。他们不仅对公共设施丝毫没有爱惜之心，在吐了一口痰没有被
人发现罚款时，还会有抗日民兵扒了日本鬼子的铁路没有被抓住那样的快感。
中国人仅仅是不爱惜公共财产也就罢了，可是中国人对公共财产似乎还怀有一种“敌
意”。用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的方式来污染环境者，还是轻的，严重的就是鲁迅称之
为“奴才式的破坏”。鲁迅在70多年前撰文说：“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
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
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
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
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70多年后，我们在中国仍然随处可以
看到这种“奴才式的破坏”，马路上的下水道井盖被人撬走，电线杆上的电线被人割
走，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被人撕走，公共电话亭的电话被人弄坏……。
以前这种“奴才式的破坏”还局限于个人行为，近年来却有集团群体化的发展趋势。
我一个亲戚在国内搞公路建设，他说每当公路修到村落附近，他们就紧张起来，因
为稍微看守不严，修路的砖石水泥等建材就会被附近的农民偷走，而且是村干部带
领农民开着汽车来偷。另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国内负责修建一座工厂时，每天都
要派人站岗放哨，就像当年日本鬼子提防抗日民兵搞破坏一样，严防农民来偷窃建
筑材料。即使如此，等到工厂建好后，周围的农民也都盖起了新房，当然这些新房
都是用偷来的建材修建的。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过东北农民在石油输油管上打孔窃油，
山西农民从运煤列车上盗煤等农民集体盗窃国家财物的事例。中国人破坏自己国家
公物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但要想找到几条中国人爱护自己国家公物的事例，却真
是不容易。
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公共财产毫不爱惜，甚至破坏，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爱国呢？
这里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邻国日本的爱国例子。日本公共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有目共睹
的，日本人对公共财产设施的爱护无需多言。爱国除了爱惜公共财产的“爱物”以
外，另一个层次就是“爱人”。因为国家是由“人”组成的，爱国必然联系到爱护关
心这个国家的人。1995年日本发生神户大地震，死亡人数达5000多人。地震后商
店里的货物和居民的财物撒落遍地，包括很多金银首饰等贵重财物。对于俯拾可取
的财物，日本人都是"视而不见"，没有人去拾取，更没有哄抢盗窃的情况。甚至
大家在饿肚子的情况下，对撒落满街的食物饮料都没有人去动。日本之所以会出现
这样的事，是因为日本人拥有强烈的爱国心。爱国的人自然会爱自己身边的同国人，
当你所爱的人发生灾难时，你会忍心乘机窃取抢劫他的财物吗？
在中国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景象，比如不久前的非典时期，一些药店不顾政府的禁
令，乘机哄抬药价甚至乘机抛售假药，发不义之财；一些非典疑似患者从医院逃走，
不顾可能把病传染给别人的危险性，行不义之举；在国外的中国人大致都有这样的
感受，中国老板对本国人剥削得更狠，很多人宁可找外国老板而不愿在中国老板那
里打工。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同胞，不爱自己身边同一个国家的人。中
国人既不爱国家的“物”，也不爱国家的“人”，说中国人有爱国心，又从哪里谈起
呢？
在中国人为什么缺少爱国心的问题上，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体制决定论，
认为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是因为长期专制体制的压迫造成的；另一种看法是民族性决
定论，认为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来自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体制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梁
启超，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不爱国，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家不是人民所拥有，国家
成了帝王一人的私有财产，人民在这样的国家中没有任何权利，所以人民自然不会
有爱国心；民族性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鲁迅，他认为中国人不爱国的根源在于民族
的劣根性，中华民族的情感中缺少“爱”的成分。鲁迅塑造了“阿Q”的典型形象，
阿Q是个“恨多爱少”的人，他有各种各样的恨，他既恨赵太爷那样的有钱人，也
恨小D那样的穷人，却没有一个他所爱的人（他对吴妈的求爱不过是出于害怕“断
子绝孙”生理因素的考虑）。像阿Q这样对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不爱的人，又如何能指
望让他产生爱国之心呢。
我赞成鲁迅的民族性决定论看法。中国人感情中“爱”的成分太少了一些，中国人
的“爱”仅仅局限在亲属和好友之间，缺乏对一般人的博爱和泛爱。而中国人感情
中“恨”的成分又太多了一些，复仇心理甚重。你不小心得罪了什么人，他会长时
间耿耿于怀，一旦有机会就要报复你，甚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由于中国人“爱少
恨多”的感情特征，在中国很容易发起一场仇外的群众运动，可是却很难发起一场
真正的爱国群众运动。在中国，以仇恨为主题的运动，总能召集起大量的民众。义
和团、五四运动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各次民众运动，均以“仇外”为基础。1989年的
学潮发展成为全民运动，是因为人们对当权贪官的痛恨，也还是在“恨”的旗帜下
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
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申请奥运会成功，中国足球队进入世界杯，中国载人卫星上
天，很多中国人热烈庆祝，这些不都是和“恨”无关的爱国表现吗？其实细想一下，
这种欢庆的背后还是牵连到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中国人总疑心外国人看不起自己，
并且认为外国人看不起自己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穷，中国科技不先进，中国体育不
发达。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人夺得奥运会冠军，中国宇航员上天，
就是为中国人雪耻了，外国人以后就不再敢小看中国人了。
这其实是中国人以己之念，度他人之心。当然不是说外国人没有“小看”中国人，
但小看中国之处，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穷或者中国落后，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太
缺少爱国心，或者说中国人缺乏起码的公德。《特区青年报》曾登过一篇文章，说一
个中国旅游者在意大利罗马的酒店里，看到墙上贴着加粗笔划的四个中国字“请勿
吐痰”，不免让他羞愧得无地自容。在外国，公众场合旁若无人地大声讲话的多半是
中国人，随手扔垃圾随地吐痰的多半是中国人，插队抢座位的也多半是中国人，这
样的人在外国遭到白眼，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网上还看到过这样的消息，美国的中
国留学生发明了一种打国际电话不付费的方法：用一根线把硬币穿起来，投到电话
机里面打完电话后，还可以取出来再打。这样缺乏基本公共道德的人，再赢得多少
个世界冠军，也无法换来人们的尊重。
中国人缺少爱国心的另一个原因，还与中国的教育方法有关。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用
儒家思想教育青少年，可是儒教学说侧重教育个人的品德，或者说重视培养人们的
私德，却不重视培养人们的公德。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后，对青少年
的爱国主义教育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我们一提爱国主义教育，似乎就是去参观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拜抗日烈士墓等，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本末倒置了。前
面已经谈过，中国人的感情本来偏重“恨”，把恨当爱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本无助于培
养青少年对国家和人民的爱。
笔者认为，在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该让老师带学生到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去
打扫卫生，让学生拣拾垃圾，擦洗痰迹，这样学生会认识到爱护公共场所卫生的重
要性，树立起爱护公共卫生的自觉性，同时也会自觉制止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破
坏公共卫生的人。另外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过分强调培养学生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
的自满心理，比如强调中国的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四大发明，长城长江等“引人
自豪”之处，似乎中国缺少了这些引人自豪的东西，就不值得被人们爱了。爱国教
育的首要因素是培养起学生对自己周围普通人的关心和关怀。我们在家里感到温暖，
我们时刻感到家庭成员对我们的关怀。如果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到周围的人
对我们的关心和关怀的话，我们自然就会爱自己家人一样爱上这片土地上的人。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爱国”拔高成为大人物的高尚品德。
我们歌颂孙中山爱国、鲁迅爱国、抗日烈士爱国，难道除了孙中山、鲁迅、抗日烈
士以外的普通人就不爱国吗？本来爱国是国民应该做到的基本义务，不过是很平凡
的事情，并非只有伟人才具有的高尚品德，因此没有必要特别赞扬伟人的“爱国”
情结。
另外中国还不时把“爱国”描绘成普通人难以做到的“报效祖国”义举，报章经常
赞扬某人向国家捐巨款建学校，某人放弃国外的高薪毅然回国等“爱国行为”。这是
否意味着没有条件向国家捐巨款的，或者是没有放弃高薪留在国外的人就是不爱
国？当然捐款、回国等事是应该赞扬的，但不要什么事情都往“爱国”上扯，什么
好
.
发信站: Unknown Space - 未名空间 (Wed Nov 26 02:21:35 2003),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TheStrait 讨论区 】
【 原文由 Dadai 所发表 】
中国人应该改变思维方式
林思云
引言
前些日子有幸和日本的网上名人九哥相见，相谈甚为投机。九哥的一句话让我感触
很深，他说：“中国人不仅需要提升道德水平，还应该改变思维方式”。生活在中国
的朋友，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效应，难以体会到中华
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可是在外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应该都有一种体会：
和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惯用的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有非常鲜明的独特
性。九哥的话让我产生了应该写一点有关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想法。为了叙述方便，
我将“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简称为“中华思维”。
一、坏人推论篇
正在我构思此文的时候，西北大学的同学为我的文章增加了非常好的素材。不久前
西北大学的学生为了几个日本留学生演出的下流滑稽小剧而愤然上街游行，抗议日
本人侮辱中国人，甚至发展到殴打与此事无关的日本人和打砸日人商店。我们不妨
从此事出发，分析一下中国人怎样用“中华思维”来思考此事。
这次西安事件的大致情形是：西北大学外语学院主办的外语文化节上，一个日本外
教和三个日本男留学生演出了一出叫做《日本舞》的小短剧，其中三个男留学生上
身穿红色胸罩，腹部系一个作生殖器状倒扣纸杯，三个人背上写有“中国”、“日本”
和代表爱情的“心”形图样。
在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打开日本电视，常有这种男扮女装的低俗滑稽表演，也许日
本人比较欣赏这种滑稽表演吧。虽然说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的滑稽表演，但中国人应
该能容忍这样的性风俗表演。原因之一，中国文化相对地属于“性开放”一类；原
因之二，近十几年中国举国上下已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性宽容。据中国媒体报
道，2002年12月，文化部和公安部特别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各级部门严厉打击
和取缔脱衣舞表演等色情表演。该通报说：“一段时期以来，在农村集镇……，组织
大棚演出团体进行脱衣舞表演的情况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已先后查
处了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等……，恶劣的脱衣舞色情淫秽表演案件，当场抓获组织
及参与人员211名。”
由此可见，即使在中国最保守的内地农村，老百姓也接受了脱衣舞等极端开放的色
情表演，和伊斯兰教国家的老百姓绝不容忍性风俗表演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日本
留学生只是在背上写“日本”而没有写“中国”字样的话，中国大学生大致仅仅嘲
笑一番日本人下流低俗，绝不会想起来抗议日本人不遵守中国的风俗习惯，更不会
搞到上街游行的地步。
问题就出在日本留学生身上写的“中国”字样。穿着低俗下流服饰的表演者身上写
“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把日本人往“好”的方面设想，
也可以往“坏”的方面设想。往“好”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好意，想用
“中国”、“日本”和“心”形图样来表示中日友好，只是方式粗俗了一些；而往
“坏”
的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则怀有恶意，想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国人下流愚蠢。
尽管有少数人对日本留学生的行为进行“好意”推测，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对日
本留学生进行了“恶意”推测。西北大学的同学一想到日本人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
国人下流愚蠢，又怎么能容忍呢？因此引爆反日大游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
件事表现出中国人“中华思维”的特点之一：用口语说是“把人往坏的方面想”，用
学术一点的话则是“坏人推论”。
中国人似乎并不相信人会有天然的好心和善意，因此在中国你不管干什么好事，别
人也会认为你背后隐藏有坏的动机。有传闻说：一个人跳下河去救人，旁人嘲笑说：
“那个哥们是想入党了吧”，这就是“坏人推论”的典型表现。中国朋友大约都有被
别人“坏人推论”的经历，这里讲一件我本人的经历。
前几年我所在的公司新来一个中国人A氏，恰好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不少日本人在
吃完午饭后，喜欢买一点饮料或冷饮吃。那天A氏买了一个纸盒包装的乳酸饮料，
我看到A氏的喝饮料方法，不禁大吃一惊。这种纸盒包装的乳酸饮料附有一根吸管，
盒顶上预留一个插吸管的插孔，只要将吸管从那里插入，很容易饮用。可是A氏却
把纸盒顶端全部撕开，然后把吸管放在里面喝。显然A氏以前很少喝这种纸盒装饮
料，才会发生这种错误。
我赶紧和A氏说：“这种饮料不是这样喝的。纸盒上面有个小孔，你把吸管从那里插
进去就行。”我只不过是想告诉A氏正确的喝饮料方法，A氏的反映却让我心里一颤：
他以羞恼和愤怒的眼光，狠狠盯了我一眼说：“我从来就是这样的喝法，这样喝更方
便。”不过为了证明他的说法，A氏从此改买铝盒易拉罐或塑料瓶饮料，再没有看见
他喝过纸盒包装饮料。
我后来反思此事，大概是A氏认为我指出他错误的喝饮料方法，是想在众人面前给
他羞辱难堪。当然A氏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不能排除我恶意在众人面前羞辱他的
嫌疑。但他也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我只是好心告诉他正确的喝饮
料方法，并没有恶意。况且我和他刚认识无怨无仇，为什么会想到要羞辱他呢？可
是A氏完全没有把我往好的方面想，而是对我进行坏人推论，判定我有意当众羞辱
他。从此A氏对我耿耿于怀，我们两人关系一直无法搞好。
鲁迅在小说《孔已己》中有这样的描述：“外面的短衣主顾……，他们往往要亲眼看
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自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
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掺水也很为难。”这段描述反映出中国顾客对商店的“坏人
推论”心理：认为店家一定是不诚实的，一有机会就要往酒里掺水，所以才要盯紧
店家的手脚。
不仅中国的顾客对商店进行坏人推论，中国的商店也对顾客进行坏人推论。鲁迅在
另外一篇杂文（《无题１》、热风）中，叙述了他在一家商店买三明治时，店家用手
掌罩紧放三明治的盒子，严防鲁迅乘乱偷窃的情景。鲁迅感慨道：“这明明是给我的
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
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
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
以上的例子可见中华思维方式中的“坏人推论”思考方式：遇到一个陌生人，首先
假设他是一个坏人，假设他有犯罪的动机，假设他对自己怀有恶意，所以我们要采
取谨慎的对策和周密的防范，严防自己吃亏或受害。有人把中华思维方式中的“坏
人推论”总结为一句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从小就被父
母谆谆教导，千万不可太相信别人；好朋友也往往会给我们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
人要提防一点”。
到日本后，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被别人轻易地信任了。前不久我去
入国管理局办签证延期手续，交材料时入管局的办事员说我的材料中缺少“源泉征
收票”（相当于纳税证明书），这可是办签证延期必不可少的材料。我赶紧说：“源泉
征收票我忘在家里了，我现在就回家去取。”可是对方却说：“你今年的收入和去年
有很大变化吗？”我说：“没有”。对方没有再向我要“源泉征收票”就给我办了签
证延期。
当时我感到十分诧异：日本人怎么这样轻易相信我没有说谎？中国常说“空口无凭”，
为什么在这里“空口"说的话也被人相信了？当然在外国被别人轻易相信的事情，
不仅我一个人遇到，很多朋友都有相似的遭遇。中国人来到外国，最深的体会之一
就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外国人比中国人好打交道。外国人比中国人单纯，没有防人
之心，他们会轻易相信你讲的话。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不同，他们用“好人
推论”，而不是“坏人推论”来待人接物。
中国人独特的“坏人推论”中华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人之间很难相处。中国人在
内心中处处提防，使人和人之间在心理上树起一道高墙，划出一条鸿沟，拉开一段
距离。很多人批评中国人不团结，“窝里斗”，这其实就是坏人推论的心理在作祟。
试想：一个把别人都假设成坏人的人群，自然要相互设防，相互猜忌，怎么会团结
一致呢？还有很多人批评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花费时间精力太多，可是有了“坏
人推论”的中华思维，中国人假设周围的人都在谋划着算计自己，不得不花大量时
间精力来分析判断自己周围之人的一言一行，生怕自己被他们“算计”了。
外国人常常批评中国人虚伪不诚实，爱说大话空话。据说有位美国教授在中国某大
学教英语，某天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上这所大学？"收来答卷后
一看，全班二十多名学生的回答居然完全一致："为社会做贡献"。这位美国教授
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其实中国人这样的答非所问、口是心非，内心深层的想法也是
为了提防别人，说一些别人抓不到把柄的大话空话，提防用心不良之人乘机陷害。
“坏人推论”的心理，不但导致中国人不信任“人”，甚至导致中国人连“神”都不
信任。中国人敬拜神的心理，和西方人参加生命保险的心理相似。中国人对神的态
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就是说：如果神不存在，相信了也没有害处；
但是如果神真的存在，我们不敬或怠慢了神的话，就可能会引起神的生气和报复。
到庙里烧香磕头的中国人，大致都抱着这种“保平安”的生命保险心理，虔诚信任
神的人很少。
据说每年12月23日，灶神爷要回到天宫汇报每家每户的行为。于是人们就在灶神
像前摆上供桌，供上粘乎乎的麦芽糖稀。传说灶神爷吃了粘粘的糖稀，他上天后“嘴
甜”，就会多说几句好话甜话，而到要说“坏话”时嘴就被糖粘住，张不开嘴。由此
可见中国人对“神”也进行坏人推论，对神也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以为不这样做
神就要说自己的坏话。
中华思维的“坏人推论”，还影响到中国的法律制定。西方国家的司法精神是“好人
推论”或“无罪推论”：一个人不能证明其有罪，该人就是好人。宁可放过一千个坏
人，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司法精神是“坏人推论”或“有罪推论”：一个
人不能证明其无罪，该人就是坏人。宁可错杀一千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以前中国法庭的做法是：把被告带到大厅上，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一顿，给被告一个
所谓的“下马威”。法官先假定被告是“刁民”，不打一顿就不会讲实话。然后再由
被告为自己辩护，陈述冤屈，当然被告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不能请人为自己辩护。
只要被告有犯罪嫌疑，而被告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时，那就要判罪。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给当时清政府强加了一个涉外法权的“领事裁判权”。中国政
府不能审判外国犯人，必须由外国领事审判。其实西方的“领事裁判权”未必一点
道理都没有，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司法精神完全不同，按照中国法庭的“有罪推论”
判刑，不知道会多少西方人要冤死在中国。不管古时还是现代，中国总是有数不清
的冤案，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冤狱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冤案这么多，其根本的问题
还在于中国人的坏人推论思维方式，因为一个人只要有犯罪嫌疑，就被推论为坏人，
就要被处刑。
现在电视台经常播放破案的公安剧，从中也可以看到坏人推论思维方式的痕迹：公
安抓来嫌疑犯，犯人问：“为什么抓我？”公安回答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么
多人，人家为什么不告别人，偏偏告你呢？”嫌疑犯听此话后即无言可答，因为就
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
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这种办案方式就是典型的坏人推论思维，只要有人告发，
不管有没有证据，都可以抓人。宁可错抓一千个好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中国人的坏人推论思维方式，对于个人，似乎是有益无害的，因为把别人往坏的方
面想，多做一些提防，大致是不容易吃亏的。可是坏人推论对于国家民族，却绝对
是有害无益的。不少人称赞日本人团结，抱团儿，我现在明白日本人之所以团结的
深层原因在于日本没有“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日本人把对方往“好”的方面设
想，这就少了很多相互猜忌和相互设防，自然容易搞好团结。中国人要想改变“窝
里斗”的恶习，不改变“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是不行的。
二、把恨当爱篇
关于中国人是否有爱国心的问题上，总有很多争论。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爱国心，有
学问的人通过留学往国外跑，没学问的人就干脆偷渡到国外打工，所以说中国人没
有爱国心。也有人说中国人的爱国心特别强烈，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女演员穿了一件
看上去像旧日本军旗的衣服，竟然遭人泼粪辱骂；近日更有几个日本留学生的下流
滑稽表演，就引发起一场数千大学生上街游行的抗日活动，这就是中国人有强烈爱
国心的证明。
认真分析一下，以上两种议论都有问题：第一，到国外留学或偷渡国外打工，单纯
是个人对生活方式的追求问题，与该人是否爱国没有必然联系；第二，上街游行抗
议日本的人是出于仇外心理，与是否爱国也没有必然联系。赞同第一点的人估计会
多一些，对于第二点大概就会有人争辩说：仇外不就是爱国吗？外国人欺辱了中国，
仇恨外国就是爱国嘛。
“仇外”等于“爱国”是中华思维的独特想法。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越痛恨外国，
越痛骂外国，就越能说明他是爱国的；相反一个人不骂外国，甚至说外国人的好话，
赞美外国人，就一定是汉奸，一定是准备卖国的，绝对不会爱国。所以在中国，爱
国的分水岭是看你是否仇外，仇外就是爱国，亲外就是卖国。
可是仇外情绪真的等同于爱国情感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个寓言：
有一个人家，家庭成员对自己的邻居满怀仇恨，今天骂东邻，明天骂西邻，可是他
们对自己家里的一切却毫不关心。肮脏的地板没有人擦，杂乱的被褥没有人叠，对
堵塞下水道中流出的污水视而不见。这家人称赞骂邻居最凶狠的人是最爱家的，而
号召大家向邻居学一学，把家里的地板擦一擦，污水扫一扫的人，却被认为是卖家
贼。这家人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有趣的是，中国人对爱国的看法，很像寓言中的这家人。在外国感受过干净整洁的
公共环境的赏心悦目之后，都会深刻体会到中国公共场所的“脏”和“乱”。国家并
不是书本上的抽象观念，国家是我们身边的具体存在，我们周围的街道、广场、公
园、草木、以及公共电话等公共设施，就是国家的一个部分。在外国人看来，爱国
首先就是爱惜爱护自己周围的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保护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就是
保护国家。出于爱国，他们不会做方便自己而损害国家的事，不会在街道上随地吐
痰，不会在公园里乱扔垃圾，更不会做践踏草木、弄坏公共电话等破坏国家的事。
中国公共场所不堪入目的“脏乱差”，并不是外国侵略的后遗症，而是中国的国民自
己糟蹋成这个样子。最近“非典”在中国流行，就与中国公共环境的脏乱差有关，
特别是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在“非典”流行后，中国各地政府紧急制订对随地
吐痰者进行高额罚款的规定：广州规定随地吐痰重罚50元，北京规定重罚100元，
上海规定重罚200元……。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正值非典流行期间，
某甲乘坐公共汽车时仍毫无顾忌，随意向窗外吐了一口痰，恰巧飘落到车窗外一个
骑自行车的某乙身上。于是某乙奋力骑车追赶公共汽车，一直追到甲某下车，将他
当场擒住，并找来警察罚款。中央电视台号召大家以某乙为榜样，不要放过随地吐
痰的人。
百年前，孙中山就批评国人“随地吐痰，随意放屁”的习惯不文明。百年过去后，
中国人的物质文明有了很大提高，可是精神文明却似乎没有多少进步，仍停留在百
年前那个水平。即使非典过去后，仍看不到中国人有改变随地吐痰习惯的征兆，中
国各处的公共场所依旧是痰迹斑斑。中国人随地吐痰并不是中国人不爱卫生，他们
并不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也不在自己家里乱扔垃圾果皮，他们爱护爱惜自己的家。
可是一出门，中国人的爱家之心就立即消失了。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家门外面就是外
国，甚至还是敌国。他们不仅对公共设施丝毫没有爱惜之心，在吐了一口痰没有被
人发现罚款时，还会有抗日民兵扒了日本鬼子的铁路没有被抓住那样的快感。
中国人仅仅是不爱惜公共财产也就罢了，可是中国人对公共财产似乎还怀有一种“敌
意”。用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的方式来污染环境者，还是轻的，严重的就是鲁迅称之
为“奴才式的破坏”。鲁迅在70多年前撰文说：“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
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
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
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
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70多年后，我们在中国仍然随处可以
看到这种“奴才式的破坏”，马路上的下水道井盖被人撬走，电线杆上的电线被人割
走，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被人撕走，公共电话亭的电话被人弄坏……。
以前这种“奴才式的破坏”还局限于个人行为，近年来却有集团群体化的发展趋势。
我一个亲戚在国内搞公路建设，他说每当公路修到村落附近，他们就紧张起来，因
为稍微看守不严，修路的砖石水泥等建材就会被附近的农民偷走，而且是村干部带
领农民开着汽车来偷。另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国内负责修建一座工厂时，每天都
要派人站岗放哨，就像当年日本鬼子提防抗日民兵搞破坏一样，严防农民来偷窃建
筑材料。即使如此，等到工厂建好后，周围的农民也都盖起了新房，当然这些新房
都是用偷来的建材修建的。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过东北农民在石油输油管上打孔窃油，
山西农民从运煤列车上盗煤等农民集体盗窃国家财物的事例。中国人破坏自己国家
公物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但要想找到几条中国人爱护自己国家公物的事例，却真
是不容易。
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公共财产毫不爱惜，甚至破坏，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爱国呢？
这里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邻国日本的爱国例子。日本公共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有目共睹
的，日本人对公共财产设施的爱护无需多言。爱国除了爱惜公共财产的“爱物”以
外，另一个层次就是“爱人”。因为国家是由“人”组成的，爱国必然联系到爱护关
心这个国家的人。1995年日本发生神户大地震，死亡人数达5000多人。地震后商
店里的货物和居民的财物撒落遍地，包括很多金银首饰等贵重财物。对于俯拾可取
的财物，日本人都是"视而不见"，没有人去拾取，更没有哄抢盗窃的情况。甚至
大家在饿肚子的情况下，对撒落满街的食物饮料都没有人去动。日本之所以会出现
这样的事，是因为日本人拥有强烈的爱国心。爱国的人自然会爱自己身边的同国人，
当你所爱的人发生灾难时，你会忍心乘机窃取抢劫他的财物吗？
在中国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景象，比如不久前的非典时期，一些药店不顾政府的禁
令，乘机哄抬药价甚至乘机抛售假药，发不义之财；一些非典疑似患者从医院逃走，
不顾可能把病传染给别人的危险性，行不义之举；在国外的中国人大致都有这样的
感受，中国老板对本国人剥削得更狠，很多人宁可找外国老板而不愿在中国老板那
里打工。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同胞，不爱自己身边同一个国家的人。中
国人既不爱国家的“物”，也不爱国家的“人”，说中国人有爱国心，又从哪里谈起
呢？
在中国人为什么缺少爱国心的问题上，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体制决定论，
认为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是因为长期专制体制的压迫造成的；另一种看法是民族性决
定论，认为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来自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体制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梁
启超，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不爱国，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家不是人民所拥有，国家
成了帝王一人的私有财产，人民在这样的国家中没有任何权利，所以人民自然不会
有爱国心；民族性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鲁迅，他认为中国人不爱国的根源在于民族
的劣根性，中华民族的情感中缺少“爱”的成分。鲁迅塑造了“阿Q”的典型形象，
阿Q是个“恨多爱少”的人，他有各种各样的恨，他既恨赵太爷那样的有钱人，也
恨小D那样的穷人，却没有一个他所爱的人（他对吴妈的求爱不过是出于害怕“断
子绝孙”生理因素的考虑）。像阿Q这样对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不爱的人，又如何能指
望让他产生爱国之心呢。
我赞成鲁迅的民族性决定论看法。中国人感情中“爱”的成分太少了一些，中国人
的“爱”仅仅局限在亲属和好友之间，缺乏对一般人的博爱和泛爱。而中国人感情
中“恨”的成分又太多了一些，复仇心理甚重。你不小心得罪了什么人，他会长时
间耿耿于怀，一旦有机会就要报复你，甚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由于中国人“爱少
恨多”的感情特征，在中国很容易发起一场仇外的群众运动，可是却很难发起一场
真正的爱国群众运动。在中国，以仇恨为主题的运动，总能召集起大量的民众。义
和团、五四运动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各次民众运动，均以“仇外”为基础。1989年的
学潮发展成为全民运动，是因为人们对当权贪官的痛恨，也还是在“恨”的旗帜下
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
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申请奥运会成功，中国足球队进入世界杯，中国载人卫星上
天，很多中国人热烈庆祝，这些不都是和“恨”无关的爱国表现吗？其实细想一下，
这种欢庆的背后还是牵连到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中国人总疑心外国人看不起自己，
并且认为外国人看不起自己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穷，中国科技不先进，中国体育不
发达。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人夺得奥运会冠军，中国宇航员上天，
就是为中国人雪耻了，外国人以后就不再敢小看中国人了。
这其实是中国人以己之念，度他人之心。当然不是说外国人没有“小看”中国人，
但小看中国之处，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穷或者中国落后，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太
缺少爱国心，或者说中国人缺乏起码的公德。《特区青年报》曾登过一篇文章，说一
个中国旅游者在意大利罗马的酒店里，看到墙上贴着加粗笔划的四个中国字“请勿
吐痰”，不免让他羞愧得无地自容。在外国，公众场合旁若无人地大声讲话的多半是
中国人，随手扔垃圾随地吐痰的多半是中国人，插队抢座位的也多半是中国人，这
样的人在外国遭到白眼，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网上还看到过这样的消息，美国的中
国留学生发明了一种打国际电话不付费的方法：用一根线把硬币穿起来，投到电话
机里面打完电话后，还可以取出来再打。这样缺乏基本公共道德的人，再赢得多少
个世界冠军，也无法换来人们的尊重。
中国人缺少爱国心的另一个原因，还与中国的教育方法有关。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用
儒家思想教育青少年，可是儒教学说侧重教育个人的品德，或者说重视培养人们的
私德，却不重视培养人们的公德。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后，对青少年
的爱国主义教育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我们一提爱国主义教育，似乎就是去参观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拜抗日烈士墓等，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本末倒置了。前
面已经谈过，中国人的感情本来偏重“恨”，把恨当爱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本无助于培
养青少年对国家和人民的爱。
笔者认为，在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该让老师带学生到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去
打扫卫生，让学生拣拾垃圾，擦洗痰迹，这样学生会认识到爱护公共场所卫生的重
要性，树立起爱护公共卫生的自觉性，同时也会自觉制止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破
坏公共卫生的人。另外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过分强调培养学生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
的自满心理，比如强调中国的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四大发明，长城长江等“引人
自豪”之处，似乎中国缺少了这些引人自豪的东西，就不值得被人们爱了。爱国教
育的首要因素是培养起学生对自己周围普通人的关心和关怀。我们在家里感到温暖，
我们时刻感到家庭成员对我们的关怀。如果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到周围的人
对我们的关心和关怀的话，我们自然就会爱自己家人一样爱上这片土地上的人。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爱国”拔高成为大人物的高尚品德。
我们歌颂孙中山爱国、鲁迅爱国、抗日烈士爱国，难道除了孙中山、鲁迅、抗日烈
士以外的普通人就不爱国吗？本来爱国是国民应该做到的基本义务，不过是很平凡
的事情，并非只有伟人才具有的高尚品德，因此没有必要特别赞扬伟人的“爱国”
情结。
另外中国还不时把“爱国”描绘成普通人难以做到的“报效祖国”义举，报章经常
赞扬某人向国家捐巨款建学校，某人放弃国外的高薪毅然回国等“爱国行为”。这是
否意味着没有条件向国家捐巨款的，或者是没有放弃高薪留在国外的人就是不爱
国？当然捐款、回国等事是应该赞扬的，但不要什么事情都往“爱国”上扯，什么
好
.
还有吗？写完了吗？
很好，严重同意文章的观点！！！
并感谢将这样的文章贴了出来，这篇文章已被收藏，并准备在别的网站上转贴。
我觉着是对于爱国精神的绝好文章。
很好，严重同意文章的观点！！！
并感谢将这样的文章贴了出来，这篇文章已被收藏，并准备在别的网站上转贴。
我觉着是对于爱国精神的绝好文章。
谢谢夸奖了
其实还很不够，可以延伸一篇大文，写的不详细，总觉得不能完全以理服人，
心有愧意，但自知观点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稍微补充，我谈到中国的仁厚公平，
但此真是一个双刃剑，如果一个有才具的人同时也仁厚公平，那么会眼界高远，
做事确会有大手笔，国家也是一样，但同时应紧记钱钟书老先生的一句话“和什么人
在一起就只能变成同样的人”，这句话应怎样理解呢，钱钟书先生是有感于文革时期
自家所住房屋被强行分割给一对‘革命夫妇’后，在此二人百般无礼并把杨绛打翻在地的
情况下，钱钟书若大年纪从书房里冲出与20岁的小伙搏斗，自然是输了，所以钱老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引申为待人方式或国家的外交方式，其理灼灼，即“以小人对小人，以君子待君子”。而中国历史长河的沉淀却给这个民族打下太深的忠厚烙印，却磨去了弥足珍贵的
尚武精神，康熙是我比较佩服的一代君王了，也竟会愚蠢到打下台湾后，想放弃不要，
理由是荒芜小岛没有价值，所有大臣都赞成只有施琅反对，不是施琅，唉！回想汉唐，真是心若刀绞，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丧失锐气，而这是我们找回尚武之气的钥匙。
说远了，还是谈中国的仁厚公平，在地球上痟小之辈的国家如此之多，我们也应相应处之，而不能一味宽以待人，真正完美的人是一个刚性的球，有硬度但有会转动，国家也是一样，而完美的人是男人与女人的综合体，可以处理细节，又不忘大节，有冲劲但又不失韧性，有感性但又不失理性，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说得是对人和对国家的生存，道理都一样，那就是“度”的控制，这个度就像游标卡尺上的游标，根据物体不同而移动，我们人的待人方式和国家的外交方式也应如此。
其实还很不够，可以延伸一篇大文，写的不详细，总觉得不能完全以理服人，
心有愧意，但自知观点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稍微补充，我谈到中国的仁厚公平，
但此真是一个双刃剑，如果一个有才具的人同时也仁厚公平，那么会眼界高远，
做事确会有大手笔，国家也是一样，但同时应紧记钱钟书老先生的一句话“和什么人
在一起就只能变成同样的人”，这句话应怎样理解呢，钱钟书先生是有感于文革时期
自家所住房屋被强行分割给一对‘革命夫妇’后，在此二人百般无礼并把杨绛打翻在地的
情况下，钱钟书若大年纪从书房里冲出与20岁的小伙搏斗，自然是输了，所以钱老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引申为待人方式或国家的外交方式，其理灼灼，即“以小人对小人，以君子待君子”。而中国历史长河的沉淀却给这个民族打下太深的忠厚烙印，却磨去了弥足珍贵的
尚武精神，康熙是我比较佩服的一代君王了，也竟会愚蠢到打下台湾后，想放弃不要，
理由是荒芜小岛没有价值，所有大臣都赞成只有施琅反对，不是施琅，唉！回想汉唐，真是心若刀绞，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丧失锐气，而这是我们找回尚武之气的钥匙。
说远了，还是谈中国的仁厚公平，在地球上痟小之辈的国家如此之多，我们也应相应处之，而不能一味宽以待人，真正完美的人是一个刚性的球，有硬度但有会转动，国家也是一样，而完美的人是男人与女人的综合体，可以处理细节，又不忘大节，有冲劲但又不失韧性，有感性但又不失理性，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说得是对人和对国家的生存，道理都一样，那就是“度”的控制，这个度就像游标卡尺上的游标，根据物体不同而移动，我们人的待人方式和国家的外交方式也应如此。
好文
不同意搂住的观点
没有为什么
中日文化的深层区别（原创）
有感与现在一些同胞说现今中国人思维有问题，应转变思维的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草草写之，本应更详细些，论据更充足些，但时间仓猝，网友见凉，意思到了就行了。
有两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一个生活在靠近沙漠的地方，她天生丽质，但每天一定要拼命的挖鼻屎，因为每天风沙大。
另一个生活在宁静的水边，每天可以沐浴洗澡，她非常自豪自己的身段，所以裸露身体给所有人看。
中国就像第一个姑娘，而日本就像第二个。
如果你真正了解中国和日本，你会知道中国的优秀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而日本的文化只表现在普通百姓身上而且毫无大浪淘沙之后的耀目，只有笼统的一团，整个民族可以看成一个氏族，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判断，可以理解它的许多政治选择。
挖鼻屎是丑陋的，裸露身体是病态的，如果比喻的话，中国的病很多是肉体上的，而日本是精神上的根本不健全。中国的健全来源于复杂的地域文化冲突，历史沉淀，早熟而优秀的人文文化，而日本太单一化的文化和历史使日本现在变成了个有着民主外壳的蚁窝，从底翻开一看，纷纷杂杂，各有所从，其实整体功能单一，目标相同，步调一致。如果仅从缺陷处着眼来讨论是否中国人更丑陋些，这种方式都有问题，盯着任何人挖鼻孔都不会觉得美，而日本的丑陋之处多得很，我知道，你不知道而已，人人都要大便，也像每个人都有缺点，可以承认的是中国人整体的社会的规范素质不如日本，我说的是规范素质，就是公民维护和遵守社会普遍公认的规范的素质不行，但是谈到国民的仁厚公平，对整个世界的责任与公平，那么日本人远远不如，从朝鲜战争和抗日战争后对待俘虏，中国在联合国所提的议案等都可以看出，反观日本的民众游行的要求吃鲸鱼权，和多次毒气事件的处理，日本媒体对中国新闻的故意加工也可以看的出两国素质的差别。所以仅仅从日本国民万人大会不落一纸来论述中国国民素质不如日本实在有些偏颇，毕竟真正的素质还应包括很多东西，就像现在流行的智商测试一样本身的判断方式和标准就有问题，就好像上面所说的那个非常干净的漂亮姑娘一样，有些外表的东西比如你和日本人交往所感受到的并本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反映，而国民内心的价值和判断标准才是真正是这个国家的内核而且是真正左右政策的力量，但戏剧性的是极少的这种‘深层意识’会在公众媒体给恰当的揭示，只有根据历史，文化背景交叠分析可以看出脉络。
总的说，还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仔细体会哪一代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在日本的土壤里长出，中国的精英在酱缸里长出之后那真正是出淤泥而不染，你若能体会到周，邓，胡，朱，温，（其他这样的领袖数不胜数）从内心的那种忧国忧民，你就真正会了解中国，和他以后的路，因为只有土壤才促生了相应的植物，中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会选择精英之路，所以共产党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中国国民的仁厚公平不仅表现在与外人交往上，也很大程度表现在国际事务上，而这又来源于精英的决策，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自己。
稍微补充，我谈到中国的仁厚公平，但此真是一个双刃剑，如果一个有才具的人同时也仁厚公平，那么会眼界高远，做事确会有大手笔，国家也是一样，但同时应紧记钱钟书老先生的一句话“和什么人在一起就只能变成同样的人”，这句话应怎样理解呢，钱钟书先生是有感于文革时期自家所住房屋被强行分割给一对‘革命夫妇’后，在此二人百般无礼并把杨绛打翻在地的情况下，钱钟书若大年纪从书房里冲出与20岁的小伙搏斗，自然是输了，所以钱老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引申为待人方式或国家的外交方式，其理灼灼，即“以小人对小人，以君子待君子”。而中国历史长河的沉淀却给这个民族打下太深的忠厚烙印，却磨去了弥足珍贵的尚武精神，康熙是我比较佩服的一代君王了，也竟会愚蠢到打下台湾后，想放弃不要，理由是荒芜小岛没有价值，所有大臣都赞成只有施琅反对，不是施琅，唉！回想汉唐，真是心若刀绞，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丧失锐气，而这是我们找回尚武之气的钥匙。
说远了，还是谈中国的仁厚公平，在地球上痟小之辈的国家如此之多，我们也应相应处之，而不能一味宽以待人，真正完美的人是一个刚性的球，有硬度但有会转动，国家也是一样，而完美的人是男人与女人的综合体，可以处理细节，又不忘大节，有冲劲但又不失韧性，有感性但又不失理性，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说得是对人和对国家的生存，道理都一样，那就是“度”的控制，这个度就像游标卡尺上的游标，根据物体不同而移动，我们人的待人方式和国家的外交方式也应如此。
有感与现在一些同胞说现今中国人思维有问题，应转变思维的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草草写之，本应更详细些，论据更充足些，但时间仓猝，网友见凉，意思到了就行了。
有两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一个生活在靠近沙漠的地方，她天生丽质，但每天一定要拼命的挖鼻屎，因为每天风沙大。
另一个生活在宁静的水边，每天可以沐浴洗澡，她非常自豪自己的身段，所以裸露身体给所有人看。
中国就像第一个姑娘，而日本就像第二个。
如果你真正了解中国和日本，你会知道中国的优秀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而日本的文化只表现在普通百姓身上而且毫无大浪淘沙之后的耀目，只有笼统的一团，整个民族可以看成一个氏族，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判断，可以理解它的许多政治选择。
挖鼻屎是丑陋的，裸露身体是病态的，如果比喻的话，中国的病很多是肉体上的，而日本是精神上的根本不健全。中国的健全来源于复杂的地域文化冲突，历史沉淀，早熟而优秀的人文文化，而日本太单一化的文化和历史使日本现在变成了个有着民主外壳的蚁窝，从底翻开一看，纷纷杂杂，各有所从，其实整体功能单一，目标相同，步调一致。如果仅从缺陷处着眼来讨论是否中国人更丑陋些，这种方式都有问题，盯着任何人挖鼻孔都不会觉得美，而日本的丑陋之处多得很，我知道，你不知道而已，人人都要大便，也像每个人都有缺点，可以承认的是中国人整体的社会的规范素质不如日本，我说的是规范素质，就是公民维护和遵守社会普遍公认的规范的素质不行，但是谈到国民的仁厚公平，对整个世界的责任与公平，那么日本人远远不如，从朝鲜战争和抗日战争后对待俘虏，中国在联合国所提的议案等都可以看出，反观日本的民众游行的要求吃鲸鱼权，和多次毒气事件的处理，日本媒体对中国新闻的故意加工也可以看的出两国素质的差别。所以仅仅从日本国民万人大会不落一纸来论述中国国民素质不如日本实在有些偏颇，毕竟真正的素质还应包括很多东西，就像现在流行的智商测试一样本身的判断方式和标准就有问题，就好像上面所说的那个非常干净的漂亮姑娘一样，有些外表的东西比如你和日本人交往所感受到的并本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反映，而国民内心的价值和判断标准才是真正是这个国家的内核而且是真正左右政策的力量，但戏剧性的是极少的这种‘深层意识’会在公众媒体给恰当的揭示，只有根据历史，文化背景交叠分析可以看出脉络。
总的说，还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凝结在精英身上，仔细体会哪一代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在日本的土壤里长出，中国的精英在酱缸里长出之后那真正是出淤泥而不染，你若能体会到周，邓，胡，朱，温，（其他这样的领袖数不胜数）从内心的那种忧国忧民，你就真正会了解中国，和他以后的路，因为只有土壤才促生了相应的植物，中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会选择精英之路，所以共产党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中国国民的仁厚公平不仅表现在与外人交往上，也很大程度表现在国际事务上，而这又来源于精英的决策，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自己。
稍微补充，我谈到中国的仁厚公平，但此真是一个双刃剑，如果一个有才具的人同时也仁厚公平，那么会眼界高远，做事确会有大手笔，国家也是一样，但同时应紧记钱钟书老先生的一句话“和什么人在一起就只能变成同样的人”，这句话应怎样理解呢，钱钟书先生是有感于文革时期自家所住房屋被强行分割给一对‘革命夫妇’后，在此二人百般无礼并把杨绛打翻在地的情况下，钱钟书若大年纪从书房里冲出与20岁的小伙搏斗，自然是输了，所以钱老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引申为待人方式或国家的外交方式，其理灼灼，即“以小人对小人，以君子待君子”。而中国历史长河的沉淀却给这个民族打下太深的忠厚烙印，却磨去了弥足珍贵的尚武精神，康熙是我比较佩服的一代君王了，也竟会愚蠢到打下台湾后，想放弃不要，理由是荒芜小岛没有价值，所有大臣都赞成只有施琅反对，不是施琅，唉！回想汉唐，真是心若刀绞，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丧失锐气，而这是我们找回尚武之气的钥匙。
说远了，还是谈中国的仁厚公平，在地球上痟小之辈的国家如此之多，我们也应相应处之，而不能一味宽以待人，真正完美的人是一个刚性的球，有硬度但有会转动，国家也是一样，而完美的人是男人与女人的综合体，可以处理细节，又不忘大节，有冲劲但又不失韧性，有感性但又不失理性，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说得是对人和对国家的生存，道理都一样，那就是“度”的控制，这个度就像游标卡尺上的游标，根据物体不同而移动，我们人的待人方式和国家的外交方式也应如此。
楼主的行文很好，值得学习！
总算在军事论坛读到一篇文理通达，行文流畅，鲜有文笔错误，且颇有见地的文章了。
不嫌弃的话，交个朋友何妨？
msn: uniquegong@hotmail.com
不嫌弃的话，交个朋友何妨？
msn: uniquegong@hotmail.com
通过DOLT的引介，我也贴出一篇同一作者的文章。此篇文章算是对我近一年来一些疑问的有益的探讨，也算稍微消解了我的一些疑惑。希望各位善待这篇文章，克制一些过激的言语，谢谢
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林思云
人的思维可以分为两部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爱”、“恨”、
“愉快”、“悲伤”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维则是“演绎”、“归纳”、“推理”、
“论证”等理性思考部分。动物也有感情，也会“喜怒哀乐”的感性表现，但绝
对不会使用“演绎归纳”等理性思考方法。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具有理性思维的
能力，这就是“人”。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进步，是地球上几十亿年来生物
进化的最高结晶。
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
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
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
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
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
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
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思维能力很发达，而理性思维的能力却相当欠
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思想家。有人也许指出先
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
思维水平的人。而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维方面的
学说，与慎密严谨的西方哲学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而肤浅。比如作为中华思想代
表的儒学，其核心思想的“仁”、“礼”等，都是教导人们怎样立世为人的学说，
而不是教导人们怎样进行理性思考的学说。
对于中国最大级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黑格尔是这样评价的∶“一种常识道
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
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
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
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
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中国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都是属于经验上的发明或发现，而不是来
自理性的推理与思辨。中国有几位华裔在美国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们的功绩也
都是属于发明或发现，而不是象达尔文、爱因斯坦那样提出新理论、新学说。面
对西方众多的思想家，很多中国人总是抱著不服气的态度∶“你们有的我们也一
定有”。但是由于缺乏思想家的候选人，中国人只得再次发扬“矮子里面拔将军”
的传统，把鲁迅破格提拔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其实鲁迅只是一个文学家，根本没有关于理性思维的研究和著作。鲁迅的代
表作《阿Q正传》 、《狂人日记》都是纯粹的小说，根本不是什么哲学著作。鲁
迅的杂文都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随想，根本没有任何严密的理论体系，谁能说
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有人也许要争辩说∶鲁迅的小说中包含了非常深刻
的哲学思想， 塑造了阿Q这样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如果按照这个推理，法国的巴
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也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形象，也应该称为
思想家。这样一来，世界上的思想家真是多如牛毛了。
文学家靠感性思维进行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是感性思维的结晶。哲学家则靠
理性思维进行哲学思考，哲学论文是理性思维的结晶。西方人之所以只把巴尔扎
克、托尔斯泰等人称为文学家而不称为思想家，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主要在感性思
维方面，而不是理性思维的代表人物。如果说中国人的大脑，在生物学结构上与
欧洲人完全一样的话，中国这么长历史又有这么多人口，产生思想家的几率应比
西方大得多，无论如何也应该出几个思想家了。中华民族产生不了思想家，不能
不让人怀疑到中国人在大脑结构上的“硬件”问题。
尽管西方的理性科学早在明代就已传到中国，但中国人对这些理性的东西完
全没有兴趣，极少数中国人翻译出来的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被人们扔进了垃圾桶。
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就象小学生，不被先生打一顿手心，就不可能主动地去学习
理性的科学。直到靠理性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人，用超过中国人想象的洋枪洋炮
打到中国来，中国人在挨了痛打之后，才想到要向西方学习理性的科学。
中国人对西方的自然科学还大致可以理解，但对理性思维更强的人文科学却
无论如何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理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
宗教学、军事学。只有一个历史学，但也还是不能称之为完全理性的科学。司马
迁首开了用文学的方法来写历史的先例，以至于把《史记》作为文学著作还是作
为历史文献这一问题上，常常引起争论。中国的历史被严重地文学化和人格化了。
文学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手段，科学则是人们用来表现理性的方式。文学
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们看完一部文学作品时，感到周身热血沸腾，眼
泪夺眶而出，说明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学却要求人们冷静的思考，如果
我们看完一篇科学论文，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进行冷静的理性思
考呢？所以西方人论述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绝不用文学上煽情的
手法，而是用平静客观的科学论文语气，让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用文学的渲染手法来讲述政治、历史等严肃问题。读完中
国人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文章时，经常让人心中燃起无名怒火三千丈，把日
本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捉来一个日本人碎尸万段。在这种满胸怒火焚烧
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冷静地反思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人一提起抗日战争就
破口大骂日本人残忍野蛮，但问到他们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却没有几个人能
给出冷静的回答。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理解就是一个感性的“恨”，而几乎没有
理性的反思。中国人这种对历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国人无法从历史中学到应有
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惊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相同错误，成为一个不会
进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写政论文章时极少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更不用牵强附会的比喻
手法。但中国人写政论文章时，却很喜欢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和牵强附会的
比喻手法。赞美共产党时，并不是具体说共产党好在哪里，而是用文学的比喻手
法来形容∶“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
爹亲比娘亲”。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艰苦时，又用“水深火热”这样
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形容词，这也是中国政治宣传的特色。
中国人还特别独创了一种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的“杂文”，代表人
物就是鲁迅。中国人也常常为鲁迅的杂文应该算作“文学作品”，还是应该算作
“政论文章”而苦恼。但在西方，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泾渭分明，见不到这种非
驴非马的杂交品种。倒不是西方人不会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而是西方
人不喜欢用感性思维的方式来讨论理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在西方写了鲁迅那样的
骂人杂文，必然会被认为是轻浮和庸俗，不可能得到读者的好评。中国把鲁迅捧
为近代第一的思想家文学家，更把鲁迅的骂文视为习作的典范，也正是因为鲁迅
的骂文特别对中国人的口味。看来鲁迅生在中国真是极大的幸运，如果鲁迅生在
英国法国，谁会欣赏他的骂人天才，大概只能到中学当个愤愤不平的厌世教头而
已。
翻翻鲁迅全集就会发现，鲁迅早期的文章还是很理性冷静的，但却读者寥寥。
鲁迅在1918年写了《狂人日记》这样煽情偏激的文章后，才一举成名，成为引人
注目的作家。以后鲁迅的文章越煽情，读者的反响声就越大，进而鲁迅的文章越
发煽情，读者的反响就跟著越发上劲，如此循环。现在看来，鲁迅比较好的代表
作《阿Q正传》等都是193 0年以前写的。到1930年以后，鲁迅的文章已偏激煽情
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尽写一些《资本家的乏走狗》 之类的骂文，开创了中国的
“骂派文学”。
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反响。中国的柏杨写了一
本《丑陋的中国人》，立即成为中国的大作家。《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
国》之类的煽情走极端文章，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成为畅销书。这些书里作者表
现出来的理性和见识尚不及中学生水平，而作者的狂热感情渲染，把严肃的政治
问题情绪化，才是这些书在中国得以畅销的秘诀。如果你写一篇理性的文章，说
中国人的爱国有“只说不动”的倾向，大致没有什么中国人会认真读这篇文章。
如果你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讲述同样的事情，说∶“阿拉伯人爱国用的是最宝贵
的鲜血，中国人爱国用的却是最廉价的吐沫”，就一下会吸引到大量的读者。
中国人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论述理性的科学，西方人却相反把理性的科学应
用于感性的文学，创造了“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化的文学作品。人
们看完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时，感情非常平静，既不会兴奋也不会流泪，这是典
型西方流的理性文学。中国人却喜欢看那种令人大悲大喜的催情文学，“科幻小
说”、“侦探小说”等理性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虽然有一些作家试图模仿
西方，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搞
理性文学大致不会有什么出路。
近年来因特网的发达，给予了人们平等发言的机会。然而在因特网上的大众
发言，也更加暴露出中国人的非理性本质。比较一下因特网上中国人论坛和西方
人论坛的发言就会明白，中国人的理性也就相当于西方未成年中学生的水平。中
文论坛上99％的帖子都是感情的宣泄， 只有1％左右的发言试图进行一些理性的
思考，但这些理性的发言又很快被感性的叫嚣所包围，使中文论坛上根本不可能
进行任何理性的讨论。比如在台湾独立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帖子都是非
理性的叫骂，不可能想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会写出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
人一生下来就会哭，就会笑，就有了感性思维。但理性思维却是随著年龄的
增长慢慢建立起来的，成人就是理性思维成熟的标志。西方对未成人的少年犯罪
要从轻判处，就是考虑到未成年少年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中国人的肉体成长速
度虽然不比西方人慢，但中国人的大脑成长速度却显得异常缓慢，20岁中国人的
理性思维能力，还不及10岁西方儿童的水平。如果一个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仍然
停留在少儿的水平上，在医学上就被称为精神障碍者。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
中国人都应该算作轻度精神病患者。
以前西方人嘲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并非说中国人身体有病，而是说中
国人精神有病。很多中国人却误以为西方人是说中国人身体有病，硬是拍著胸脯
说∶明明中国人身体好得很，谁敢胡说中国人有病？不过但凡精神病患者对自己
的判断总是异常自信，哪有精神病患者承认自己有病的？面对12亿准精神病患者
的中国人，西方人不得不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动不动就说∶“不要刺激中
国人”。弦外之音就是说∶那位精神可是有点不正常，和他打交道时要特别谨慎，
千万别刺激他发起疯病来，整个世界都要被他搅乱了。
现在中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却怎么也学不到西方人的理性
思维方法。也许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遗传因子中，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
要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让猴子学会说话一样，在生物学原理上是不可
能的事情。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凶恶的杀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遗传子特征，如果请
科学家们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说不定能够找到中国人缺少理性的遗传
学缺陷。
随著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只要从一个未出生的胎儿身上取一个遗传子，就
可以确定该人的相貌体形、性格才能。很希望将来科学家能够认真分析一下中国
人的遗传子特征，看看中国人的遗传子中，是否先天就缺少理性思维的基因，是
否在生物学上就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中国人真的在生物学上被判定为缺
少理性思维的遗传基因的话，中国人就该省省心，不要再为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化
之梦而瞎忙了。因为缺少理性基因的民族不会有发达的理性科学，当然也不会实
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化。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用进退废”原理，越是进行理性思维，大脑的理性思
维部分就越发达。对于很少进行理性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发
生退化，也是不难想象的事。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哲学尽管比较肤浅粗糙，但
总还能算得上哲学家。可是从此以后哲学家在中国竟然断了香火，再也找不出一
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这也是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日渐退化的旁证。近代中国
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愈发低下，从鸦片战争、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六四”等
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人什么时候表现过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理性？
从生物学原理来看，就象牛不需要音乐家，狗不需要经济学家，老鼠不需要
哲学家一样，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林思云
人的思维可以分为两部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爱”、“恨”、
“愉快”、“悲伤”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维则是“演绎”、“归纳”、“推理”、
“论证”等理性思考部分。动物也有感情，也会“喜怒哀乐”的感性表现，但绝
对不会使用“演绎归纳”等理性思考方法。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具有理性思维的
能力，这就是“人”。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进步，是地球上几十亿年来生物
进化的最高结晶。
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
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
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
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
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
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
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思维能力很发达，而理性思维的能力却相当欠
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思想家。有人也许指出先
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
思维水平的人。而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维方面的
学说，与慎密严谨的西方哲学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而肤浅。比如作为中华思想代
表的儒学，其核心思想的“仁”、“礼”等，都是教导人们怎样立世为人的学说，
而不是教导人们怎样进行理性思考的学说。
对于中国最大级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黑格尔是这样评价的∶“一种常识道
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
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
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
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
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中国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都是属于经验上的发明或发现，而不是来
自理性的推理与思辨。中国有几位华裔在美国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们的功绩也
都是属于发明或发现，而不是象达尔文、爱因斯坦那样提出新理论、新学说。面
对西方众多的思想家，很多中国人总是抱著不服气的态度∶“你们有的我们也一
定有”。但是由于缺乏思想家的候选人，中国人只得再次发扬“矮子里面拔将军”
的传统，把鲁迅破格提拔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其实鲁迅只是一个文学家，根本没有关于理性思维的研究和著作。鲁迅的代
表作《阿Q正传》 、《狂人日记》都是纯粹的小说，根本不是什么哲学著作。鲁
迅的杂文都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随想，根本没有任何严密的理论体系，谁能说
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有人也许要争辩说∶鲁迅的小说中包含了非常深刻
的哲学思想， 塑造了阿Q这样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如果按照这个推理，法国的巴
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也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形象，也应该称为
思想家。这样一来，世界上的思想家真是多如牛毛了。
文学家靠感性思维进行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是感性思维的结晶。哲学家则靠
理性思维进行哲学思考，哲学论文是理性思维的结晶。西方人之所以只把巴尔扎
克、托尔斯泰等人称为文学家而不称为思想家，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主要在感性思
维方面，而不是理性思维的代表人物。如果说中国人的大脑，在生物学结构上与
欧洲人完全一样的话，中国这么长历史又有这么多人口，产生思想家的几率应比
西方大得多，无论如何也应该出几个思想家了。中华民族产生不了思想家，不能
不让人怀疑到中国人在大脑结构上的“硬件”问题。
尽管西方的理性科学早在明代就已传到中国，但中国人对这些理性的东西完
全没有兴趣，极少数中国人翻译出来的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被人们扔进了垃圾桶。
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就象小学生，不被先生打一顿手心，就不可能主动地去学习
理性的科学。直到靠理性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人，用超过中国人想象的洋枪洋炮
打到中国来，中国人在挨了痛打之后，才想到要向西方学习理性的科学。
中国人对西方的自然科学还大致可以理解，但对理性思维更强的人文科学却
无论如何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理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
宗教学、军事学。只有一个历史学，但也还是不能称之为完全理性的科学。司马
迁首开了用文学的方法来写历史的先例，以至于把《史记》作为文学著作还是作
为历史文献这一问题上，常常引起争论。中国的历史被严重地文学化和人格化了。
文学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手段，科学则是人们用来表现理性的方式。文学
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们看完一部文学作品时，感到周身热血沸腾，眼
泪夺眶而出，说明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学却要求人们冷静的思考，如果
我们看完一篇科学论文，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进行冷静的理性思
考呢？所以西方人论述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绝不用文学上煽情的
手法，而是用平静客观的科学论文语气，让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用文学的渲染手法来讲述政治、历史等严肃问题。读完中
国人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文章时，经常让人心中燃起无名怒火三千丈，把日
本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捉来一个日本人碎尸万段。在这种满胸怒火焚烧
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冷静地反思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人一提起抗日战争就
破口大骂日本人残忍野蛮，但问到他们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却没有几个人能
给出冷静的回答。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理解就是一个感性的“恨”，而几乎没有
理性的反思。中国人这种对历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国人无法从历史中学到应有
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惊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相同错误，成为一个不会
进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写政论文章时极少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更不用牵强附会的比喻
手法。但中国人写政论文章时，却很喜欢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和牵强附会的
比喻手法。赞美共产党时，并不是具体说共产党好在哪里，而是用文学的比喻手
法来形容∶“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
爹亲比娘亲”。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艰苦时，又用“水深火热”这样
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形容词，这也是中国政治宣传的特色。
中国人还特别独创了一种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的“杂文”，代表人
物就是鲁迅。中国人也常常为鲁迅的杂文应该算作“文学作品”，还是应该算作
“政论文章”而苦恼。但在西方，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泾渭分明，见不到这种非
驴非马的杂交品种。倒不是西方人不会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而是西方
人不喜欢用感性思维的方式来讨论理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在西方写了鲁迅那样的
骂人杂文，必然会被认为是轻浮和庸俗，不可能得到读者的好评。中国把鲁迅捧
为近代第一的思想家文学家，更把鲁迅的骂文视为习作的典范，也正是因为鲁迅
的骂文特别对中国人的口味。看来鲁迅生在中国真是极大的幸运，如果鲁迅生在
英国法国，谁会欣赏他的骂人天才，大概只能到中学当个愤愤不平的厌世教头而
已。
翻翻鲁迅全集就会发现，鲁迅早期的文章还是很理性冷静的，但却读者寥寥。
鲁迅在1918年写了《狂人日记》这样煽情偏激的文章后，才一举成名，成为引人
注目的作家。以后鲁迅的文章越煽情，读者的反响声就越大，进而鲁迅的文章越
发煽情，读者的反响就跟著越发上劲，如此循环。现在看来，鲁迅比较好的代表
作《阿Q正传》等都是193 0年以前写的。到1930年以后，鲁迅的文章已偏激煽情
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尽写一些《资本家的乏走狗》 之类的骂文，开创了中国的
“骂派文学”。
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反响。中国的柏杨写了一
本《丑陋的中国人》，立即成为中国的大作家。《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
国》之类的煽情走极端文章，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成为畅销书。这些书里作者表
现出来的理性和见识尚不及中学生水平，而作者的狂热感情渲染，把严肃的政治
问题情绪化，才是这些书在中国得以畅销的秘诀。如果你写一篇理性的文章，说
中国人的爱国有“只说不动”的倾向，大致没有什么中国人会认真读这篇文章。
如果你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讲述同样的事情，说∶“阿拉伯人爱国用的是最宝贵
的鲜血，中国人爱国用的却是最廉价的吐沫”，就一下会吸引到大量的读者。
中国人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论述理性的科学，西方人却相反把理性的科学应
用于感性的文学，创造了“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化的文学作品。人
们看完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时，感情非常平静，既不会兴奋也不会流泪，这是典
型西方流的理性文学。中国人却喜欢看那种令人大悲大喜的催情文学，“科幻小
说”、“侦探小说”等理性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虽然有一些作家试图模仿
西方，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搞
理性文学大致不会有什么出路。
近年来因特网的发达，给予了人们平等发言的机会。然而在因特网上的大众
发言，也更加暴露出中国人的非理性本质。比较一下因特网上中国人论坛和西方
人论坛的发言就会明白，中国人的理性也就相当于西方未成年中学生的水平。中
文论坛上99％的帖子都是感情的宣泄， 只有1％左右的发言试图进行一些理性的
思考，但这些理性的发言又很快被感性的叫嚣所包围，使中文论坛上根本不可能
进行任何理性的讨论。比如在台湾独立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帖子都是非
理性的叫骂，不可能想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会写出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
人一生下来就会哭，就会笑，就有了感性思维。但理性思维却是随著年龄的
增长慢慢建立起来的，成人就是理性思维成熟的标志。西方对未成人的少年犯罪
要从轻判处，就是考虑到未成年少年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中国人的肉体成长速
度虽然不比西方人慢，但中国人的大脑成长速度却显得异常缓慢，20岁中国人的
理性思维能力，还不及10岁西方儿童的水平。如果一个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仍然
停留在少儿的水平上，在医学上就被称为精神障碍者。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
中国人都应该算作轻度精神病患者。
以前西方人嘲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并非说中国人身体有病，而是说中
国人精神有病。很多中国人却误以为西方人是说中国人身体有病，硬是拍著胸脯
说∶明明中国人身体好得很，谁敢胡说中国人有病？不过但凡精神病患者对自己
的判断总是异常自信，哪有精神病患者承认自己有病的？面对12亿准精神病患者
的中国人，西方人不得不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动不动就说∶“不要刺激中
国人”。弦外之音就是说∶那位精神可是有点不正常，和他打交道时要特别谨慎，
千万别刺激他发起疯病来，整个世界都要被他搅乱了。
现在中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却怎么也学不到西方人的理性
思维方法。也许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遗传因子中，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
要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让猴子学会说话一样，在生物学原理上是不可
能的事情。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凶恶的杀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遗传子特征，如果请
科学家们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说不定能够找到中国人缺少理性的遗传
学缺陷。
随著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只要从一个未出生的胎儿身上取一个遗传子，就
可以确定该人的相貌体形、性格才能。很希望将来科学家能够认真分析一下中国
人的遗传子特征，看看中国人的遗传子中，是否先天就缺少理性思维的基因，是
否在生物学上就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中国人真的在生物学上被判定为缺
少理性思维的遗传基因的话，中国人就该省省心，不要再为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化
之梦而瞎忙了。因为缺少理性基因的民族不会有发达的理性科学，当然也不会实
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化。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用进退废”原理，越是进行理性思维，大脑的理性思
维部分就越发达。对于很少进行理性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发
生退化，也是不难想象的事。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哲学尽管比较肤浅粗糙，但
总还能算得上哲学家。可是从此以后哲学家在中国竟然断了香火，再也找不出一
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这也是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日渐退化的旁证。近代中国
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愈发低下，从鸦片战争、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六四”等
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人什么时候表现过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理性？
从生物学原理来看，就象牛不需要音乐家，狗不需要经济学家，老鼠不需要
哲学家一样，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是篇好文！问题是中国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要改这种恶习是难的，特别是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整个是恶性循环。
第一次在这里发帖，顶的啊！！！
有些是遗留的民族劣根性，骨子里的
就怕活的窝囊
在铁血军事上看过一篇类似的文章，也是介绍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这几篇文章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一下子明白了很多。醍醐灌顶！！谢谢了！！！[em08][em08][em00][em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