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外蒙古独立内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4:56:11
1986年7月28日，仅有四十七万二千人口的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一下子成了举世关注的太热点：
善于捕捉信息、嗅觉灵敏的各国资深记者纷纷云集该城；
众多国家的元首及其军政要员也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聚焦到这个小城；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街上彩旗飘扬，巨大的横幅上书写着“热烈欢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谁也打不赢核战争、核战争永远不能打”、“迎接亚太和平曙光”……街心广场的灯光新闻牌上不断闪烁着牵动世界的醒标题新闻，过往行人驻足而视。
身佩绶带、钢盔，手戴白手套的武装卫士在大小路口列队而立，还有荷枪实弹的卫队在街头回巡逻。
大雨滂沱，直到早饭时分才停了下来，透过厚密的云幕，偶尔可看见一些微弱的阳光。习惯一早奔向各自工作岗位的市民和有说有笑去上学的孩子们，也一改往日积习都变得脚步匆匆。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警车鸣笛声打破了小城的安静，一辆辆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府礼堂。其中一辆特制防弹黑色的小轿车内，端坐着一位身体结实、服饰鲜亮，神态非凡，颇有学者风度的官员。他不是别人，正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将在那里向全世界发表关于亚大地区格局大变动的主要演说。
戈氏从莫斯科动身前夕，苏联外交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放出这样的风声，戈氏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亚太安全问题来个大动作！
风声一出，各国从政府到舆论界立刻有了反响，做出种种揣测，其中议论最多的是中蒙边境。
1921年随着苏俄红军进入中华民国的外蒙古，继而外蒙古宣布“独立”，从此，苏联势力就稳固地扎下根来，对外蒙古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谈中，苏、美、英三国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要求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月5日被迫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又撤销承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及以后的数十年中，外蒙古完全处于苏联的势力控制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在远东就部署了十七个精锐师和近千架飞机，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部署了太平洋舰队（以一百艘潜艇为骨干），同时使用着旅顺、大连军事基地，由此不难看出苏联在“帮助中国”的名义下，其“良苦用心”。
1969年，苏联在阿拉木图开设了新的集团军司令部，当然这也是针对中国而采取的旨在加强战力的措施。根据后来的情报判明，苏联还在塔什干成立了中亚军区，利亚申科大将任军区司令。
中国“文革”期间，中苏边境纠纷日趋激化。据英国战略研究所的资料，1978年前后，苏联布署在中苏边境仅地面部队就达四十四个师，比1965年时增长了2．6倍。
1975年，苏方在中苏边境方向上的各军区司令全由上将担任，在全苏联16个军区司令中还有三名大将，而他们都长期在中苏边境地区任职。
70年代未，苏联在中苏边境修建了三百个机场，以备战时随时增加所掌握的航空兵力。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苏方的用心，不敢有丝毫怠慢，进行了各方面的加强战争的准备，中国把北京到外蒙古的宽轨铁路改换成中国式的窄轨铁路，还接通兰洲--包头铁路线，并在延长包头向北的支线，以便加大抵抗苏联的纵深。
中国还在内蒙古南侧的长城一线加强防御，构筑了马其诺防线式的要塞地带，准备以顽强的抵抗保卫首都北京和华北这个重要地区的安全！
两军对垒，而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对垒。在中苏两国七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布署了百万大军，国境线上平均每七米有一名士兵。
苏联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不允许在它的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这是苏联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
这样的两军对垒，严阵以待，言其“投一石以震动亚洲，跺一脚全球皆惊”并不过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乘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从亚大地区收缩力量之机，执行它的“南下战略”，出兵阿富汗，并支持越南发动侵柬战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方又大量集结陆、海，空三军团于中蒙边境，严重威胁了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安全！
亚太局势的恶化和复杂化，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苏军入侵阿富汗的第七今年头，那里的流血冲突仍在继续，阿人民坚决抗战，使苏军深陷泥淖，不能自拔，也使苏联的国际威望江河日下，这是苏联犯的重大战略错误。
柬埔寨的抗越战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中国和其他国家决心支持束抗战力量，直到最后胜利。
苏联军事开支以每年百分之三的速度递增，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维持在百分之十一至十三的水平上，经济力量所承受的军费负担比美国高一倍以上，而其经济实力只相当于美的2/3。就连苏联当局也不得不认为，“军费开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危险象沉睡的火山一样在袭击着80年代的苏联。忧心忡忡的戈尔巴乔夫如坐外地，权衡利弊，他果断下了决心，一定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搬开通向东方的绊脚石。撤军，是以退为进，是为图谋东方、缓和同东方大国中国的紧张关系。
戈氏的视点首先投向了中蒙边境，他要在这个全球炙手的热点处打开一扇向东的窗子，正如有些外国评论家所言，戈氏要利用中蒙边境问题向中国“求爱”了。
经苏联高层决策部门的反复磋商。“求爱”的地点选在了离中国最近的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弧形瓦房盖顶，巨大的椭圆形政府礼堂的讲坛上，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却又是极其严肃地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
目前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撤出驻外蒙的一部分苏联军队！
这个声明，顷刻通过大大小小的有线、无线电波，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数月之后。
1987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宣布，1987年4-6月间，苏联将从蒙古撤回一个摩托化步兵师。
1987年1月11日，苏联国防部宣布、苏军驻扎蒙古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几支独立部队开始从蒙古撤回苏联。
岁月匆匆，时光易逝，然而，被蒙古人称之为“俄国佬”的苏联军队撤出外蒙的步履却颇显难难，一点都不利索。
1989年，苏联宣布，他们将在1990年从蒙古撤走他们5万驻军的75％、以此作为部署在中国边界地区的军队减少20万人的一部分。
一年之后，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在蒙古，苏联人撤走并不很快”的报道，现摘录点滴如下：
“在铁路的运货车上，停着一辆辆苏联的T-52型坦克，坦克的履带上挂着一根根冰柱，它们正等待着被运回国内。不远处，空空的停机库洞门大开，就象建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苏联的车队正在撤出蒙古，这场运动是要结束插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个缓冲国的69年之久的新殖民地的地位。”
“在站台上，一位中年妇女朝薄薄的冰面上吐了一口痰，然后咒骂了一句‘俄国佬’，表达了大多数蒙古人对驻扎在蒙古的估计为15万苏联士兵和技术人员的蔑视。苏联驻军的人数接近蒙古人口的8％。”
1990年，苏军在蒙古撤军史上又艰难地碾下了蠕动的一环。
1991年8月19日，苏联爆发了改写苏联70年历史的“八•一九”事件，戈氏被高高架空，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整个苏联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苏联何去何从，这对戈氏来说，己如衣服上的扣子，无需他去多想了。
1992年，撤军工作完毕！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蒙“独立”终于拉上了帷幕。正如蒙古政府的一位新闻官员所言：“在苏联操纵下的‘独立’滋味受够了，真正的独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评论家惊呼：
“呵，苏联东进！代价多么大的高姿态啊！”这句话言中了一半，至于代价，与沙俄17-19世纪的东进比起来，这算不了什么，那蒙古独立的前后的风风雨雨，无言地诉说着这一切……1986年7月28日，仅有四十七万二千人口的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一下子成了举世关注的太热点：
善于捕捉信息、嗅觉灵敏的各国资深记者纷纷云集该城；
众多国家的元首及其军政要员也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聚焦到这个小城；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街上彩旗飘扬，巨大的横幅上书写着“热烈欢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谁也打不赢核战争、核战争永远不能打”、“迎接亚太和平曙光”……街心广场的灯光新闻牌上不断闪烁着牵动世界的醒标题新闻，过往行人驻足而视。
身佩绶带、钢盔，手戴白手套的武装卫士在大小路口列队而立，还有荷枪实弹的卫队在街头回巡逻。
大雨滂沱，直到早饭时分才停了下来，透过厚密的云幕，偶尔可看见一些微弱的阳光。习惯一早奔向各自工作岗位的市民和有说有笑去上学的孩子们，也一改往日积习都变得脚步匆匆。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警车鸣笛声打破了小城的安静，一辆辆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府礼堂。其中一辆特制防弹黑色的小轿车内，端坐着一位身体结实、服饰鲜亮，神态非凡，颇有学者风度的官员。他不是别人，正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将在那里向全世界发表关于亚大地区格局大变动的主要演说。
戈氏从莫斯科动身前夕，苏联外交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放出这样的风声，戈氏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亚太安全问题来个大动作！
风声一出，各国从政府到舆论界立刻有了反响，做出种种揣测，其中议论最多的是中蒙边境。
1921年随着苏俄红军进入中华民国的外蒙古，继而外蒙古宣布“独立”，从此，苏联势力就稳固地扎下根来，对外蒙古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谈中，苏、美、英三国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要求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月5日被迫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又撤销承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及以后的数十年中，外蒙古完全处于苏联的势力控制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在远东就部署了十七个精锐师和近千架飞机，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部署了太平洋舰队（以一百艘潜艇为骨干），同时使用着旅顺、大连军事基地，由此不难看出苏联在“帮助中国”的名义下，其“良苦用心”。
1969年，苏联在阿拉木图开设了新的集团军司令部，当然这也是针对中国而采取的旨在加强战力的措施。根据后来的情报判明，苏联还在塔什干成立了中亚军区，利亚申科大将任军区司令。
中国“文革”期间，中苏边境纠纷日趋激化。据英国战略研究所的资料，1978年前后，苏联布署在中苏边境仅地面部队就达四十四个师，比1965年时增长了2．6倍。
1975年，苏方在中苏边境方向上的各军区司令全由上将担任，在全苏联16个军区司令中还有三名大将，而他们都长期在中苏边境地区任职。
70年代未，苏联在中苏边境修建了三百个机场，以备战时随时增加所掌握的航空兵力。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苏方的用心，不敢有丝毫怠慢，进行了各方面的加强战争的准备，中国把北京到外蒙古的宽轨铁路改换成中国式的窄轨铁路，还接通兰洲--包头铁路线，并在延长包头向北的支线，以便加大抵抗苏联的纵深。
中国还在内蒙古南侧的长城一线加强防御，构筑了马其诺防线式的要塞地带，准备以顽强的抵抗保卫首都北京和华北这个重要地区的安全！
两军对垒，而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对垒。在中苏两国七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布署了百万大军，国境线上平均每七米有一名士兵。
苏联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不允许在它的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这是苏联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
这样的两军对垒，严阵以待，言其“投一石以震动亚洲，跺一脚全球皆惊”并不过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乘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从亚大地区收缩力量之机，执行它的“南下战略”，出兵阿富汗，并支持越南发动侵柬战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方又大量集结陆、海，空三军团于中蒙边境，严重威胁了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安全！
亚太局势的恶化和复杂化，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苏军入侵阿富汗的第七今年头，那里的流血冲突仍在继续，阿人民坚决抗战，使苏军深陷泥淖，不能自拔，也使苏联的国际威望江河日下，这是苏联犯的重大战略错误。
柬埔寨的抗越战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中国和其他国家决心支持束抗战力量，直到最后胜利。
苏联军事开支以每年百分之三的速度递增，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维持在百分之十一至十三的水平上，经济力量所承受的军费负担比美国高一倍以上，而其经济实力只相当于美的2/3。就连苏联当局也不得不认为，“军费开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危险象沉睡的火山一样在袭击着80年代的苏联。忧心忡忡的戈尔巴乔夫如坐外地，权衡利弊，他果断下了决心，一定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搬开通向东方的绊脚石。撤军，是以退为进，是为图谋东方、缓和同东方大国中国的紧张关系。
戈氏的视点首先投向了中蒙边境，他要在这个全球炙手的热点处打开一扇向东的窗子，正如有些外国评论家所言，戈氏要利用中蒙边境问题向中国“求爱”了。
经苏联高层决策部门的反复磋商。“求爱”的地点选在了离中国最近的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弧形瓦房盖顶，巨大的椭圆形政府礼堂的讲坛上，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却又是极其严肃地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
目前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撤出驻外蒙的一部分苏联军队！
这个声明，顷刻通过大大小小的有线、无线电波，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数月之后。
1987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宣布，1987年4-6月间，苏联将从蒙古撤回一个摩托化步兵师。
1987年1月11日，苏联国防部宣布、苏军驻扎蒙古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几支独立部队开始从蒙古撤回苏联。
岁月匆匆，时光易逝，然而，被蒙古人称之为“俄国佬”的苏联军队撤出外蒙的步履却颇显难难，一点都不利索。
1989年，苏联宣布，他们将在1990年从蒙古撤走他们5万驻军的75％、以此作为部署在中国边界地区的军队减少20万人的一部分。
一年之后，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在蒙古，苏联人撤走并不很快”的报道，现摘录点滴如下：
“在铁路的运货车上，停着一辆辆苏联的T-52型坦克，坦克的履带上挂着一根根冰柱，它们正等待着被运回国内。不远处，空空的停机库洞门大开，就象建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苏联的车队正在撤出蒙古，这场运动是要结束插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个缓冲国的69年之久的新殖民地的地位。”
“在站台上，一位中年妇女朝薄薄的冰面上吐了一口痰，然后咒骂了一句‘俄国佬’，表达了大多数蒙古人对驻扎在蒙古的估计为15万苏联士兵和技术人员的蔑视。苏联驻军的人数接近蒙古人口的8％。”
1990年，苏军在蒙古撤军史上又艰难地碾下了蠕动的一环。
1991年8月19日，苏联爆发了改写苏联70年历史的“八•一九”事件，戈氏被高高架空，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整个苏联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苏联何去何从，这对戈氏来说，己如衣服上的扣子，无需他去多想了。
1992年，撤军工作完毕！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蒙“独立”终于拉上了帷幕。正如蒙古政府的一位新闻官员所言：“在苏联操纵下的‘独立’滋味受够了，真正的独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评论家惊呼：
“呵，苏联东进！代价多么大的高姿态啊！”这句话言中了一半，至于代价，与沙俄17-19世纪的东进比起来，这算不了什么，那蒙古独立的前后的风风雨雨，无言地诉说着这一切……
善于捕捉信息、嗅觉灵敏的各国资深记者纷纷云集该城；
众多国家的元首及其军政要员也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聚焦到这个小城；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街上彩旗飘扬，巨大的横幅上书写着“热烈欢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谁也打不赢核战争、核战争永远不能打”、“迎接亚太和平曙光”……街心广场的灯光新闻牌上不断闪烁着牵动世界的醒标题新闻，过往行人驻足而视。
身佩绶带、钢盔，手戴白手套的武装卫士在大小路口列队而立，还有荷枪实弹的卫队在街头回巡逻。
大雨滂沱，直到早饭时分才停了下来，透过厚密的云幕，偶尔可看见一些微弱的阳光。习惯一早奔向各自工作岗位的市民和有说有笑去上学的孩子们，也一改往日积习都变得脚步匆匆。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警车鸣笛声打破了小城的安静，一辆辆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府礼堂。其中一辆特制防弹黑色的小轿车内，端坐着一位身体结实、服饰鲜亮，神态非凡，颇有学者风度的官员。他不是别人，正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将在那里向全世界发表关于亚大地区格局大变动的主要演说。
戈氏从莫斯科动身前夕，苏联外交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放出这样的风声，戈氏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亚太安全问题来个大动作！
风声一出，各国从政府到舆论界立刻有了反响，做出种种揣测，其中议论最多的是中蒙边境。
1921年随着苏俄红军进入中华民国的外蒙古，继而外蒙古宣布“独立”，从此，苏联势力就稳固地扎下根来，对外蒙古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谈中，苏、美、英三国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要求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月5日被迫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又撤销承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及以后的数十年中，外蒙古完全处于苏联的势力控制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在远东就部署了十七个精锐师和近千架飞机，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部署了太平洋舰队（以一百艘潜艇为骨干），同时使用着旅顺、大连军事基地，由此不难看出苏联在“帮助中国”的名义下，其“良苦用心”。
1969年，苏联在阿拉木图开设了新的集团军司令部，当然这也是针对中国而采取的旨在加强战力的措施。根据后来的情报判明，苏联还在塔什干成立了中亚军区，利亚申科大将任军区司令。
中国“文革”期间，中苏边境纠纷日趋激化。据英国战略研究所的资料，1978年前后，苏联布署在中苏边境仅地面部队就达四十四个师，比1965年时增长了2．6倍。
1975年，苏方在中苏边境方向上的各军区司令全由上将担任，在全苏联16个军区司令中还有三名大将，而他们都长期在中苏边境地区任职。
70年代未，苏联在中苏边境修建了三百个机场，以备战时随时增加所掌握的航空兵力。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苏方的用心，不敢有丝毫怠慢，进行了各方面的加强战争的准备，中国把北京到外蒙古的宽轨铁路改换成中国式的窄轨铁路，还接通兰洲--包头铁路线，并在延长包头向北的支线，以便加大抵抗苏联的纵深。
中国还在内蒙古南侧的长城一线加强防御，构筑了马其诺防线式的要塞地带，准备以顽强的抵抗保卫首都北京和华北这个重要地区的安全！
两军对垒，而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对垒。在中苏两国七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布署了百万大军，国境线上平均每七米有一名士兵。
苏联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不允许在它的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这是苏联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
这样的两军对垒，严阵以待，言其“投一石以震动亚洲，跺一脚全球皆惊”并不过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乘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从亚大地区收缩力量之机，执行它的“南下战略”，出兵阿富汗，并支持越南发动侵柬战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方又大量集结陆、海，空三军团于中蒙边境，严重威胁了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安全！
亚太局势的恶化和复杂化，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苏军入侵阿富汗的第七今年头，那里的流血冲突仍在继续，阿人民坚决抗战，使苏军深陷泥淖，不能自拔，也使苏联的国际威望江河日下，这是苏联犯的重大战略错误。
柬埔寨的抗越战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中国和其他国家决心支持束抗战力量，直到最后胜利。
苏联军事开支以每年百分之三的速度递增，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维持在百分之十一至十三的水平上，经济力量所承受的军费负担比美国高一倍以上，而其经济实力只相当于美的2/3。就连苏联当局也不得不认为，“军费开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危险象沉睡的火山一样在袭击着80年代的苏联。忧心忡忡的戈尔巴乔夫如坐外地，权衡利弊，他果断下了决心，一定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搬开通向东方的绊脚石。撤军，是以退为进，是为图谋东方、缓和同东方大国中国的紧张关系。
戈氏的视点首先投向了中蒙边境，他要在这个全球炙手的热点处打开一扇向东的窗子，正如有些外国评论家所言，戈氏要利用中蒙边境问题向中国“求爱”了。
经苏联高层决策部门的反复磋商。“求爱”的地点选在了离中国最近的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弧形瓦房盖顶，巨大的椭圆形政府礼堂的讲坛上，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却又是极其严肃地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
目前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撤出驻外蒙的一部分苏联军队！
这个声明，顷刻通过大大小小的有线、无线电波，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数月之后。
1987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宣布，1987年4-6月间，苏联将从蒙古撤回一个摩托化步兵师。
1987年1月11日，苏联国防部宣布、苏军驻扎蒙古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几支独立部队开始从蒙古撤回苏联。
岁月匆匆，时光易逝，然而，被蒙古人称之为“俄国佬”的苏联军队撤出外蒙的步履却颇显难难，一点都不利索。
1989年，苏联宣布，他们将在1990年从蒙古撤走他们5万驻军的75％、以此作为部署在中国边界地区的军队减少20万人的一部分。
一年之后，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在蒙古，苏联人撤走并不很快”的报道，现摘录点滴如下：
“在铁路的运货车上，停着一辆辆苏联的T-52型坦克，坦克的履带上挂着一根根冰柱，它们正等待着被运回国内。不远处，空空的停机库洞门大开，就象建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苏联的车队正在撤出蒙古，这场运动是要结束插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个缓冲国的69年之久的新殖民地的地位。”
“在站台上，一位中年妇女朝薄薄的冰面上吐了一口痰，然后咒骂了一句‘俄国佬’，表达了大多数蒙古人对驻扎在蒙古的估计为15万苏联士兵和技术人员的蔑视。苏联驻军的人数接近蒙古人口的8％。”
1990年，苏军在蒙古撤军史上又艰难地碾下了蠕动的一环。
1991年8月19日，苏联爆发了改写苏联70年历史的“八•一九”事件，戈氏被高高架空，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整个苏联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苏联何去何从，这对戈氏来说，己如衣服上的扣子，无需他去多想了。
1992年，撤军工作完毕！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蒙“独立”终于拉上了帷幕。正如蒙古政府的一位新闻官员所言：“在苏联操纵下的‘独立’滋味受够了，真正的独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评论家惊呼：
“呵，苏联东进！代价多么大的高姿态啊！”这句话言中了一半，至于代价，与沙俄17-19世纪的东进比起来，这算不了什么，那蒙古独立的前后的风风雨雨，无言地诉说着这一切……1986年7月28日，仅有四十七万二千人口的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一下子成了举世关注的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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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佩绶带、钢盔，手戴白手套的武装卫士在大小路口列队而立，还有荷枪实弹的卫队在街头回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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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氏从莫斯科动身前夕，苏联外交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放出这样的风声，戈氏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亚太安全问题来个大动作！
风声一出，各国从政府到舆论界立刻有了反响，做出种种揣测，其中议论最多的是中蒙边境。
1921年随着苏俄红军进入中华民国的外蒙古，继而外蒙古宣布“独立”，从此，苏联势力就稳固地扎下根来，对外蒙古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谈中，苏、美、英三国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要求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月5日被迫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又撤销承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及以后的数十年中，外蒙古完全处于苏联的势力控制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在远东就部署了十七个精锐师和近千架飞机，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部署了太平洋舰队（以一百艘潜艇为骨干），同时使用着旅顺、大连军事基地，由此不难看出苏联在“帮助中国”的名义下，其“良苦用心”。
1969年，苏联在阿拉木图开设了新的集团军司令部，当然这也是针对中国而采取的旨在加强战力的措施。根据后来的情报判明，苏联还在塔什干成立了中亚军区，利亚申科大将任军区司令。
中国“文革”期间，中苏边境纠纷日趋激化。据英国战略研究所的资料，1978年前后，苏联布署在中苏边境仅地面部队就达四十四个师，比1965年时增长了2．6倍。
1975年，苏方在中苏边境方向上的各军区司令全由上将担任，在全苏联16个军区司令中还有三名大将，而他们都长期在中苏边境地区任职。
70年代未，苏联在中苏边境修建了三百个机场，以备战时随时增加所掌握的航空兵力。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苏方的用心，不敢有丝毫怠慢，进行了各方面的加强战争的准备，中国把北京到外蒙古的宽轨铁路改换成中国式的窄轨铁路，还接通兰洲--包头铁路线，并在延长包头向北的支线，以便加大抵抗苏联的纵深。
中国还在内蒙古南侧的长城一线加强防御，构筑了马其诺防线式的要塞地带，准备以顽强的抵抗保卫首都北京和华北这个重要地区的安全！
两军对垒，而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对垒。在中苏两国七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布署了百万大军，国境线上平均每七米有一名士兵。
苏联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不允许在它的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这是苏联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
这样的两军对垒，严阵以待，言其“投一石以震动亚洲，跺一脚全球皆惊”并不过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乘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从亚大地区收缩力量之机，执行它的“南下战略”，出兵阿富汗，并支持越南发动侵柬战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方又大量集结陆、海，空三军团于中蒙边境，严重威胁了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安全！
亚太局势的恶化和复杂化，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苏军入侵阿富汗的第七今年头，那里的流血冲突仍在继续，阿人民坚决抗战，使苏军深陷泥淖，不能自拔，也使苏联的国际威望江河日下，这是苏联犯的重大战略错误。
柬埔寨的抗越战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中国和其他国家决心支持束抗战力量，直到最后胜利。
苏联军事开支以每年百分之三的速度递增，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维持在百分之十一至十三的水平上，经济力量所承受的军费负担比美国高一倍以上，而其经济实力只相当于美的2/3。就连苏联当局也不得不认为，“军费开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危险象沉睡的火山一样在袭击着80年代的苏联。忧心忡忡的戈尔巴乔夫如坐外地，权衡利弊，他果断下了决心，一定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搬开通向东方的绊脚石。撤军，是以退为进，是为图谋东方、缓和同东方大国中国的紧张关系。
戈氏的视点首先投向了中蒙边境，他要在这个全球炙手的热点处打开一扇向东的窗子，正如有些外国评论家所言，戈氏要利用中蒙边境问题向中国“求爱”了。
经苏联高层决策部门的反复磋商。“求爱”的地点选在了离中国最近的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弧形瓦房盖顶，巨大的椭圆形政府礼堂的讲坛上，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却又是极其严肃地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
目前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撤出驻外蒙的一部分苏联军队！
这个声明，顷刻通过大大小小的有线、无线电波，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数月之后。
1987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宣布，1987年4-6月间，苏联将从蒙古撤回一个摩托化步兵师。
1987年1月11日，苏联国防部宣布、苏军驻扎蒙古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几支独立部队开始从蒙古撤回苏联。
岁月匆匆，时光易逝，然而，被蒙古人称之为“俄国佬”的苏联军队撤出外蒙的步履却颇显难难，一点都不利索。
1989年，苏联宣布，他们将在1990年从蒙古撤走他们5万驻军的75％、以此作为部署在中国边界地区的军队减少20万人的一部分。
一年之后，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在蒙古，苏联人撤走并不很快”的报道，现摘录点滴如下：
“在铁路的运货车上，停着一辆辆苏联的T-52型坦克，坦克的履带上挂着一根根冰柱，它们正等待着被运回国内。不远处，空空的停机库洞门大开，就象建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苏联的车队正在撤出蒙古，这场运动是要结束插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个缓冲国的69年之久的新殖民地的地位。”
“在站台上，一位中年妇女朝薄薄的冰面上吐了一口痰，然后咒骂了一句‘俄国佬’，表达了大多数蒙古人对驻扎在蒙古的估计为15万苏联士兵和技术人员的蔑视。苏联驻军的人数接近蒙古人口的8％。”
1990年，苏军在蒙古撤军史上又艰难地碾下了蠕动的一环。
1991年8月19日，苏联爆发了改写苏联70年历史的“八•一九”事件，戈氏被高高架空，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整个苏联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苏联何去何从，这对戈氏来说，己如衣服上的扣子，无需他去多想了。
1992年，撤军工作完毕！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蒙“独立”终于拉上了帷幕。正如蒙古政府的一位新闻官员所言：“在苏联操纵下的‘独立’滋味受够了，真正的独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评论家惊呼：
“呵，苏联东进！代价多么大的高姿态啊！”这句话言中了一半，至于代价，与沙俄17-19世纪的东进比起来，这算不了什么，那蒙古独立的前后的风风雨雨，无言地诉说着这一切……
“蒙兀室韦”中的“蒙兀”，是“蒙古”一词的最早汉文译名。“蒙古”最初出现在元代文献中。
“蒙冗”（蒙古）原先只是古代民族部落群中的一支，后来演化成这些部落的统称。
“蒙兀室韦”发源于额尔古涅•昆，也就是额尔古纳河山谷。统冶北方的回纶部瓦解后，他们就开始向西迁移，占据了东起兴安岭，西至三河源头的广阔森林和草原，游牧狩猎，生息繁衍。慢慢地这里变得人丁兴旺，部落星罗棋布。只是，“人多散居，无所统一”。
在现今的杭爱山•肯特山脚下，色楞格河叶尼塞河河畔，当年的蒙古人征战不休，到处血腥弥漫。
《蒙古秘史》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星空团团作转，
各部纷纷作乱，
谁能在床上安眠！
都去劫掠财源。
大地滚滚翻腾，
天下到处作乱。
谁能在被窝里安睡，
人们相杀相残。
蒙古高原一片凄凉。
天下扰攘，互相攻伐。谁都相信“强权即正义”，谁都希望占有对方。可以想见当时的暴虐和野蛮！
时势造英雄。高原上升起一颗璀璨的明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名字叫铁木真。他生逢乱世，九岁时，戎马倥惚的父亲也速该死在塔塔儿人部的筵会上。曾经是八面威风的也速该没能护住先人传下来的权力，没能庇护自己的后裔。他死后，部属鸟散，家庭破败财物被洗劫一空。成吉思汗的母亲和弟兄们穷途末路，感到“深池已经干枯了，坚石已经破碎了”。
为了生存，年幼的铁木真跟母亲、弟兄们流落远方，靠钓鱼、打猎，挖野葱、草根谋生。在窘迫中铁木真的母亲经常教导他，鼓励他恢复家庭霸业。
宝剑锋从磨砺来。铁木真变得冷酷、权力欲强烈，英勇善战。在火与剑中，他终于成长起来。
他称雄高原，公元1206年，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畔称成吉思汗。
蒙古人齐心协力，箭上弦，弓满月。
在成吉思汗称雄二十年的时间里，蒙古铁骑已踏遍了半个亚洲，所到之处，无不臣服。
铁蹄翻飞，谱写血泪史诗……
当年征服世界的人，
原是沙漠出生，
他们离别未婚的情侣，
佩挂锋利的刀剑出征。
蒙古快骑在成吉思汗副将哲别和速不台率领下，由里海口南绕道北上，横扫高加索。挥舞大刀，征服这里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异教徒。将士们在基辅大公的尸体旁，摆酒庆功。
到1237年时，蒙古人的征服浪潮再度冲击欧洲。这里的王国仍旧是四分五裂，人们仍然沉浸在因征服而引起的恐怖中。拔都（木赤之子、成吉思汗孙）和速行台率领游牧铁骑，使那些异族部落、王国象烧焦的牛皮纸一样枯萎凋落，大败波兰、匈牙利军队，兵锋逼近维也纳，整个欧洲在颤抖。蒙古铁骑的狂飙，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
蒙古人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马背上托起了泱泱大国。元朝一统中国，震撼欧亚。
后人曾这样追忆当年蒙古铁骑西征：铁装骑手打马飞奔，铁蹄踏出的印痕，就是蒙古的疆域。具实，汉骑西征充斥着血与泪、剑与火。元朝统治者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他们设置行中书省，有效管辖急剧膨胀的北方疆域：鄂嫩河、克鲁伦河河域，时尼塞河流域，安加拉河流域。
铁木真称雄百余年后，蒙古人合力创建的元朝帝国大厦气数渐尽。1368年，元顺帝杯揣玉玺，带妻子、老小，一只逃回蒙古高原，虽然国亡：但蒙古铁骑雄风犹在。明朝多次动刀兵，但蒙古余部败后分裂。使得明朝不得不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从军事征服转为招服贸易等怀柔政策，明代勉强维持着对中华北疆的控制。西起叶尼塞河上游，东到黑尔江上游往北，包括现今贝加尔湖地区，悉数归中华。
疆域依旧人己非。昔日金戈铁马。铁骑撼欧亚的族人已退出历史舞台。那些悲壮、雄浑的历史场面，仍旧为游牧人传唱。那种用长调唱出的英雄史诗，在讴歌先民千秋功业的同时，也流露着几许无奈、几许凄凉。
“蒙冗”（蒙古）原先只是古代民族部落群中的一支，后来演化成这些部落的统称。
“蒙兀室韦”发源于额尔古涅•昆，也就是额尔古纳河山谷。统冶北方的回纶部瓦解后，他们就开始向西迁移，占据了东起兴安岭，西至三河源头的广阔森林和草原，游牧狩猎，生息繁衍。慢慢地这里变得人丁兴旺，部落星罗棋布。只是，“人多散居，无所统一”。
在现今的杭爱山•肯特山脚下，色楞格河叶尼塞河河畔，当年的蒙古人征战不休，到处血腥弥漫。
《蒙古秘史》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星空团团作转，
各部纷纷作乱，
谁能在床上安眠！
都去劫掠财源。
大地滚滚翻腾，
天下到处作乱。
谁能在被窝里安睡，
人们相杀相残。
蒙古高原一片凄凉。
天下扰攘，互相攻伐。谁都相信“强权即正义”，谁都希望占有对方。可以想见当时的暴虐和野蛮！
时势造英雄。高原上升起一颗璀璨的明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名字叫铁木真。他生逢乱世，九岁时，戎马倥惚的父亲也速该死在塔塔儿人部的筵会上。曾经是八面威风的也速该没能护住先人传下来的权力，没能庇护自己的后裔。他死后，部属鸟散，家庭破败财物被洗劫一空。成吉思汗的母亲和弟兄们穷途末路，感到“深池已经干枯了，坚石已经破碎了”。
为了生存，年幼的铁木真跟母亲、弟兄们流落远方，靠钓鱼、打猎，挖野葱、草根谋生。在窘迫中铁木真的母亲经常教导他，鼓励他恢复家庭霸业。
宝剑锋从磨砺来。铁木真变得冷酷、权力欲强烈，英勇善战。在火与剑中，他终于成长起来。
他称雄高原，公元1206年，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畔称成吉思汗。
蒙古人齐心协力，箭上弦，弓满月。
在成吉思汗称雄二十年的时间里，蒙古铁骑已踏遍了半个亚洲，所到之处，无不臣服。
铁蹄翻飞，谱写血泪史诗……
当年征服世界的人，
原是沙漠出生，
他们离别未婚的情侣，
佩挂锋利的刀剑出征。
蒙古快骑在成吉思汗副将哲别和速不台率领下，由里海口南绕道北上，横扫高加索。挥舞大刀，征服这里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异教徒。将士们在基辅大公的尸体旁，摆酒庆功。
到1237年时，蒙古人的征服浪潮再度冲击欧洲。这里的王国仍旧是四分五裂，人们仍然沉浸在因征服而引起的恐怖中。拔都（木赤之子、成吉思汗孙）和速行台率领游牧铁骑，使那些异族部落、王国象烧焦的牛皮纸一样枯萎凋落，大败波兰、匈牙利军队，兵锋逼近维也纳，整个欧洲在颤抖。蒙古铁骑的狂飙，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
蒙古人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马背上托起了泱泱大国。元朝一统中国，震撼欧亚。
后人曾这样追忆当年蒙古铁骑西征：铁装骑手打马飞奔，铁蹄踏出的印痕，就是蒙古的疆域。具实，汉骑西征充斥着血与泪、剑与火。元朝统治者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他们设置行中书省，有效管辖急剧膨胀的北方疆域：鄂嫩河、克鲁伦河河域，时尼塞河流域，安加拉河流域。
铁木真称雄百余年后，蒙古人合力创建的元朝帝国大厦气数渐尽。1368年，元顺帝杯揣玉玺，带妻子、老小，一只逃回蒙古高原，虽然国亡：但蒙古铁骑雄风犹在。明朝多次动刀兵，但蒙古余部败后分裂。使得明朝不得不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从军事征服转为招服贸易等怀柔政策，明代勉强维持着对中华北疆的控制。西起叶尼塞河上游，东到黑尔江上游往北，包括现今贝加尔湖地区，悉数归中华。
疆域依旧人己非。昔日金戈铁马。铁骑撼欧亚的族人已退出历史舞台。那些悲壮、雄浑的历史场面，仍旧为游牧人传唱。那种用长调唱出的英雄史诗，在讴歌先民千秋功业的同时，也流露着几许无奈、几许凄凉。
沙皇亲自出马了，他要扮演“渔翁”的角色。
全俄罗斯专制君主，拥有许多王国的领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亲自致函顿垒乌巴什•巴图尔。在信中沙皇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他一面声称硕垒面临巴图尔的进攻，一方面又装成对被侵扰者绝不袖手旁观的诈子，明确表示他的西伯利亚总督们会保护他的安全的，他以同样的手段欺骗巴图尔。
性情暴烈又缺乏冷静思考的蒙古人，原本多摩擦，再加上沙皇的从中挑拨，干柴烈火，哪有不燃之理？
于是，同室操戈。
美丽的额尔齐斯河畔，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静谧的哈萨克帐落，杀声震天，尸横遍地。
莫斯科的沙皇从西伯利亚总督们那里闻讯，喜不自禁，在宫中摆酒宴庆贺，击节称快。
在和顿部蒙古人征战连绵的日子里，首领顿垒乌巴什病逝。长子俄木布继位。
沙俄频频派出使节，拉拢俄木布。
年纪尚轻、阅历尚浅的俄木布，依先王旧制，恭谨克制，以礼相待。
沙皇把俄木布的谨恭礼让理解为态度暖昧，于是，又于1636年派斯捷布格列恰宁出使和硕特部。
库逊塔凯河畔，俄木布营帐里，事务繁忙，对沙俄没什么好印象的俄木布，下令接见俄使。
他端坐在毡帐中，不怒自威。
他手下的一名礼仪官，一本正经地向俄使问候沙皇的健康。
格列恰宁对此十分不满。他急促地说：
“尊敬的汗，如果您想问候沙皇的健康，就该站起来，亲自开口！”
俄木布息事宁人，制止了欲动武的部属，接受了俄使的请求。
格列恰宁对俄木布的向候作了回答，并呈上国书、礼品。之后，他开始宣读训令：
“……我的奴仆，你理应使吉尔吉斯，这个桀骛不驯的民族循规蹈矩，理该亲自宣誓效忠……
俄木布闻言，勃然大怒：
“蒙古人耻于受人奴役，在我们的传统中不允许由首领本人出面向别国君主宣誓效忠！”
克制已久的俄木布拂袖而去。
格列恰宁呆若木鸡。
几周以后，精明的俄木布还是克制着与沙俄做了笔交易，沙俄提供少数武器装备，用“臣属”代替“奴役”；和硕特部迫使吉尔吉斯等异族部落就范。
此时的俄木布，似乎不敢过分违反先王旧制，所以很克制。故而，格列恰宁总算不辱使命，但两年后，俄木布已经更清楚地看到沙俄狼子野心；1638年再度出使的瓦西里•斯塔尔科夫、斯捷潘•涅维罗夫的遭遇，与格列恰宁就有天壤之别了。
斯塔尔科夫和涅维罗夫一行，翻过白雪皑皑的山岭、河湖；途中还险些命丧民风骠悍的牧民之手，并且花费了许多“买路钱”，才终于抵达库逊塔凯河畔。
他们苦苦等了三周，才受到接见。
接见仪式上，双方对谁先问候谁一事产生了分歧。
最初，双方都保持缄默，都要求对方先讲。
斯塔尔科夫坚持说：“既然你们已承认了沙皇的宗主权，就理该先向沙皇问候！”
而俄木布的幕僚则说：“我们台吉既蒙你们尊为‘汗’，并且身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出身高贵，怎么能先问候沙皇？”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俄木布命令手下，把讲使赶出金帐，把沙皇的礼物扔出去，收回分给他们的食物。
当夜，俄木布率众迁往克穆齐克河冬营地。临走前下令，不准供给俄使食物。
俄使整整饿了四天。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
后来，又经通融贿赂，俄木布又重新接见了他们，仪式草草收场。
在归国途中，准噶尔属部吉尔吉斯人截住了他们，涅维罗夫经哀求、送礼才免于拘禁，吉尔吉斯人藐视地对他说：
“今后不准俄国使节再通过我们的地区！”
斯塔尔科夫•涅维罗夫倍受羞辱，仓惶归国。
一直是恭谨克制的蒙古人，已经失去了那种委屈求全的耐心，已经明白贪恋财物极为危险。
沙俄“派使通好”之举，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沙皇为使节遭受的冷遇而震怒。他咆哮如雷，而其远行的急先锋——哥萨克更是摩拳擦掌，扬言要蛮人尝尝北欧海盗子孙的厉害。
“北极熊”的脚步向蒙古地区迫近，形势越来越严峻。
游牧的蒙古人纷纷归附新兴起的清朝。祖国也对这些远方的游子张开了博大的胸怀。这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
1640年。在塔尔巴哈台，蒙古四十四部首领共同议事，制定了《察津•必祉克》，即《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各部首领一致同意：联合抵抗外敌入侵，严惩发动内战的败类……
会后，准噶尔部巴图尔洋台吉怒斥俄使，决意不惜一切力量抗拒沙俄。有其父更有其子。巴图尔病逝后，长子僧格继位。同样是怒斥俄使，拒绝称臣；并且与土谢图汗联合，严惩内奸额琳沁（俄木布之子）。
大清王朝，威名远扬。
神圣《法典》不容亵渎。
游牧人的心并不游离。多年来，他们曾互动刀兵，兄弟相残。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尽释前嫌，携手御敌，此情此义，天地可鉴。
苍茫朔漠，众志成城。
全俄罗斯专制君主，拥有许多王国的领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亲自致函顿垒乌巴什•巴图尔。在信中沙皇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他一面声称硕垒面临巴图尔的进攻，一方面又装成对被侵扰者绝不袖手旁观的诈子，明确表示他的西伯利亚总督们会保护他的安全的，他以同样的手段欺骗巴图尔。
性情暴烈又缺乏冷静思考的蒙古人，原本多摩擦，再加上沙皇的从中挑拨，干柴烈火，哪有不燃之理？
于是，同室操戈。
美丽的额尔齐斯河畔，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静谧的哈萨克帐落，杀声震天，尸横遍地。
莫斯科的沙皇从西伯利亚总督们那里闻讯，喜不自禁，在宫中摆酒宴庆贺，击节称快。
在和顿部蒙古人征战连绵的日子里，首领顿垒乌巴什病逝。长子俄木布继位。
沙俄频频派出使节，拉拢俄木布。
年纪尚轻、阅历尚浅的俄木布，依先王旧制，恭谨克制，以礼相待。
沙皇把俄木布的谨恭礼让理解为态度暖昧，于是，又于1636年派斯捷布格列恰宁出使和硕特部。
库逊塔凯河畔，俄木布营帐里，事务繁忙，对沙俄没什么好印象的俄木布，下令接见俄使。
他端坐在毡帐中，不怒自威。
他手下的一名礼仪官，一本正经地向俄使问候沙皇的健康。
格列恰宁对此十分不满。他急促地说：
“尊敬的汗，如果您想问候沙皇的健康，就该站起来，亲自开口！”
俄木布息事宁人，制止了欲动武的部属，接受了俄使的请求。
格列恰宁对俄木布的向候作了回答，并呈上国书、礼品。之后，他开始宣读训令：
“……我的奴仆，你理应使吉尔吉斯，这个桀骛不驯的民族循规蹈矩，理该亲自宣誓效忠……
俄木布闻言，勃然大怒：
“蒙古人耻于受人奴役，在我们的传统中不允许由首领本人出面向别国君主宣誓效忠！”
克制已久的俄木布拂袖而去。
格列恰宁呆若木鸡。
几周以后，精明的俄木布还是克制着与沙俄做了笔交易，沙俄提供少数武器装备，用“臣属”代替“奴役”；和硕特部迫使吉尔吉斯等异族部落就范。
此时的俄木布，似乎不敢过分违反先王旧制，所以很克制。故而，格列恰宁总算不辱使命，但两年后，俄木布已经更清楚地看到沙俄狼子野心；1638年再度出使的瓦西里•斯塔尔科夫、斯捷潘•涅维罗夫的遭遇，与格列恰宁就有天壤之别了。
斯塔尔科夫和涅维罗夫一行，翻过白雪皑皑的山岭、河湖；途中还险些命丧民风骠悍的牧民之手，并且花费了许多“买路钱”，才终于抵达库逊塔凯河畔。
他们苦苦等了三周，才受到接见。
接见仪式上，双方对谁先问候谁一事产生了分歧。
最初，双方都保持缄默，都要求对方先讲。
斯塔尔科夫坚持说：“既然你们已承认了沙皇的宗主权，就理该先向沙皇问候！”
而俄木布的幕僚则说：“我们台吉既蒙你们尊为‘汗’，并且身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出身高贵，怎么能先问候沙皇？”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俄木布命令手下，把讲使赶出金帐，把沙皇的礼物扔出去，收回分给他们的食物。
当夜，俄木布率众迁往克穆齐克河冬营地。临走前下令，不准供给俄使食物。
俄使整整饿了四天。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
后来，又经通融贿赂，俄木布又重新接见了他们，仪式草草收场。
在归国途中，准噶尔属部吉尔吉斯人截住了他们，涅维罗夫经哀求、送礼才免于拘禁，吉尔吉斯人藐视地对他说：
“今后不准俄国使节再通过我们的地区！”
斯塔尔科夫•涅维罗夫倍受羞辱，仓惶归国。
一直是恭谨克制的蒙古人，已经失去了那种委屈求全的耐心，已经明白贪恋财物极为危险。
沙俄“派使通好”之举，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沙皇为使节遭受的冷遇而震怒。他咆哮如雷，而其远行的急先锋——哥萨克更是摩拳擦掌，扬言要蛮人尝尝北欧海盗子孙的厉害。
“北极熊”的脚步向蒙古地区迫近，形势越来越严峻。
游牧的蒙古人纷纷归附新兴起的清朝。祖国也对这些远方的游子张开了博大的胸怀。这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
1640年。在塔尔巴哈台，蒙古四十四部首领共同议事，制定了《察津•必祉克》，即《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各部首领一致同意：联合抵抗外敌入侵，严惩发动内战的败类……
会后，准噶尔部巴图尔洋台吉怒斥俄使，决意不惜一切力量抗拒沙俄。有其父更有其子。巴图尔病逝后，长子僧格继位。同样是怒斥俄使，拒绝称臣；并且与土谢图汗联合，严惩内奸额琳沁（俄木布之子）。
大清王朝，威名远扬。
神圣《法典》不容亵渎。
游牧人的心并不游离。多年来，他们曾互动刀兵，兄弟相残。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尽释前嫌，携手御敌，此情此义，天地可鉴。
苍茫朔漠，众志成城。
森林尽处便是茫茫草原，
一名射手正在弯弓搭箭，
木条构架的蒙古包在他背后出现，
里面铺着毛毯，
外面盖着毛毡。
这首描写蒙古风情的诗，是俄罗斯人为那些替沙皇效力的蒙古人所写的赞歌。
厄鲁特蒙古人本来是荣耀异常的。
早在十七世纪初，厄鲁特蒙古人就率先给北欧海盗的子孙一记响亮的耳光，迫使沙皇改变初衷，由武力征服改为拉拢利诱。
在伪善的沙俄不断“遣使通好”的岁月里，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和硕特四部，由恭谨克制到严辞拒绝，逐渐认清了沙俄的狼子野心。
他们的确不曾辱没蒙古魂，不曾有愧于大清龙庭，不曾亵渎神圣的《1604年蒙古——卫拉特法典》。
准噶尔部一直是厄鲁特蒙古人的骄傲。巴图尔洋台吉、僧格珲台吉，都是抗俄英雄，都曾为民族存亡而奔波。
可惜，子孙不肖，辱没了先人英名。
僧格是在权力倾轧中即位的，沙皇俄国对强硬拒俄的僧格恨之入骨，暗中收买僧格政敌，害死了僧格。
曾经以“呼图克图’名义，表示愿意臣服的噶尔丹，甩掉喇嘛架裟，在兄长尸骨未寒之际就杀死了兄长僧格的次子，夺取了统治权。
沙俄拍手称快。
七十年来力主杭拒，桀骛不驯的准噶尔部名存实亡。噶尔丹领导下的准部，成了残害民族兄弟、分裂祖国的急先锋，成了实足的沙俄帮凶。
沙俄不遗余力地拉拢、收买噶尔丹，允许他使用西伯利亚牧场，声称不准本国臣民进入准噶尔部……
噶尔丹感激涕零，不但派使称臣，而且还与沙俄结成军事联盟，分裂民族，分裂祖国。
1688年，噶尔丹武装进攻喀尔喀蒙古兄弟，解除了色楞格色克城戈洛文的窘境，以取悦沙皇。
1690年。噶尔丹营地。
噶尔丹心神不安。他派往伊尔库次克去的特使达尔罕至今杳无音信。噶尔丹派他去是为了请求沙俄援助，可俄国方面一直没有消息。是吉还是凶？阴险的噶尔丹实在猜不透。
正狐疑间，侍从来报：
“达尔罕宰桑陪贵客到！”
噶尔丹顿时喜上眉梢，急步迎出帐外。
来客叫基比列夫，他带来了戈洛文的文书和一份协同作战计划。
戈洛文在信中许诺：
“只要您博硕克图汗去进攻蒙古人，沙皇陛下就不会停止攻打蒙古乌卢斯。”
基比洛夫亲自为噶尔丹讲解协同作战计划，帮晨噶尔丹分配兵力。
噶尔丹有恃无恐。
1890年，噶尔丹率军二万，挥师南下。大清王朝洞悉沙俄阴谋。9月，裕亲王福全大败叛军于乌兰布通。
噶尔丹贼心不死，沙俄意犹未尽。
沙俄答应派火枪手一千名、大炮若干门、火药、铅弥弹干，帮助噶尔丹。
噶尔丹借沙俄之势，二次南犯。
大清龙庭震怒了，康熙帝御驾亲征，一举平定噶尔丹叛乱。
沙俄利用噶尔丹控制蒙古、进逼中国的阴谋虽然被击得粉碎，但其扩张野心仍然不死。
1756年。哈萨克阿布汗汗营地。
阴险狡诈的阿睦尔撤纳由于准噶尔人民的反对，避居此处。他谋杀政敌、投顺大清、发动叛乱。其目的只有一个：专制西域。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阿睦尔撤纳只能寄人篱下。他失意、消沉，但野心未泯。
他每日游来逛去，看似无聊，实则在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无孔不入的沙俄见有机可乘，便秘密派使者拜访阿睦尔撤纳。当他从来使卡斯基诺夫手里接过奥伦堡总督的亲笔信时，才相信这是真的。他捧读信札，当他读到“请来奥伦堡，这里将有您的宁静和安全”时，不由得热泪盈眶，豪气勃发。
阿睦尔撤纳那潜伏着的野心又活跃地跳动了。他潜回了塔尔巴合台。
这里曾是神圣的《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诞生之地。对沙俄感激零涕的阿睦尔撤纳就选择了它作为反叛基地。
阿睦尔撤纳派使求援可沙俄正和普鲁士作战，无力他顾。阿睦尔撤纳只演出了一幕闹剧，最终兵败塔尔巴合台，客死他乡。
沙俄再度竹篮打水——一场空。
历史无情地戏弄了三番两次编织美梦的沙俄。
一名射手正在弯弓搭箭，
木条构架的蒙古包在他背后出现，
里面铺着毛毯，
外面盖着毛毡。
这首描写蒙古风情的诗，是俄罗斯人为那些替沙皇效力的蒙古人所写的赞歌。
厄鲁特蒙古人本来是荣耀异常的。
早在十七世纪初，厄鲁特蒙古人就率先给北欧海盗的子孙一记响亮的耳光，迫使沙皇改变初衷，由武力征服改为拉拢利诱。
在伪善的沙俄不断“遣使通好”的岁月里，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和硕特四部，由恭谨克制到严辞拒绝，逐渐认清了沙俄的狼子野心。
他们的确不曾辱没蒙古魂，不曾有愧于大清龙庭，不曾亵渎神圣的《1604年蒙古——卫拉特法典》。
准噶尔部一直是厄鲁特蒙古人的骄傲。巴图尔洋台吉、僧格珲台吉，都是抗俄英雄，都曾为民族存亡而奔波。
可惜，子孙不肖，辱没了先人英名。
僧格是在权力倾轧中即位的，沙皇俄国对强硬拒俄的僧格恨之入骨，暗中收买僧格政敌，害死了僧格。
曾经以“呼图克图’名义，表示愿意臣服的噶尔丹，甩掉喇嘛架裟，在兄长尸骨未寒之际就杀死了兄长僧格的次子，夺取了统治权。
沙俄拍手称快。
七十年来力主杭拒，桀骛不驯的准噶尔部名存实亡。噶尔丹领导下的准部，成了残害民族兄弟、分裂祖国的急先锋，成了实足的沙俄帮凶。
沙俄不遗余力地拉拢、收买噶尔丹，允许他使用西伯利亚牧场，声称不准本国臣民进入准噶尔部……
噶尔丹感激涕零，不但派使称臣，而且还与沙俄结成军事联盟，分裂民族，分裂祖国。
1688年，噶尔丹武装进攻喀尔喀蒙古兄弟，解除了色楞格色克城戈洛文的窘境，以取悦沙皇。
1690年。噶尔丹营地。
噶尔丹心神不安。他派往伊尔库次克去的特使达尔罕至今杳无音信。噶尔丹派他去是为了请求沙俄援助，可俄国方面一直没有消息。是吉还是凶？阴险的噶尔丹实在猜不透。
正狐疑间，侍从来报：
“达尔罕宰桑陪贵客到！”
噶尔丹顿时喜上眉梢，急步迎出帐外。
来客叫基比列夫，他带来了戈洛文的文书和一份协同作战计划。
戈洛文在信中许诺：
“只要您博硕克图汗去进攻蒙古人，沙皇陛下就不会停止攻打蒙古乌卢斯。”
基比洛夫亲自为噶尔丹讲解协同作战计划，帮晨噶尔丹分配兵力。
噶尔丹有恃无恐。
1890年，噶尔丹率军二万，挥师南下。大清王朝洞悉沙俄阴谋。9月，裕亲王福全大败叛军于乌兰布通。
噶尔丹贼心不死，沙俄意犹未尽。
沙俄答应派火枪手一千名、大炮若干门、火药、铅弥弹干，帮助噶尔丹。
噶尔丹借沙俄之势，二次南犯。
大清龙庭震怒了，康熙帝御驾亲征，一举平定噶尔丹叛乱。
沙俄利用噶尔丹控制蒙古、进逼中国的阴谋虽然被击得粉碎，但其扩张野心仍然不死。
1756年。哈萨克阿布汗汗营地。
阴险狡诈的阿睦尔撤纳由于准噶尔人民的反对，避居此处。他谋杀政敌、投顺大清、发动叛乱。其目的只有一个：专制西域。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阿睦尔撤纳只能寄人篱下。他失意、消沉，但野心未泯。
他每日游来逛去，看似无聊，实则在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无孔不入的沙俄见有机可乘，便秘密派使者拜访阿睦尔撤纳。当他从来使卡斯基诺夫手里接过奥伦堡总督的亲笔信时，才相信这是真的。他捧读信札，当他读到“请来奥伦堡，这里将有您的宁静和安全”时，不由得热泪盈眶，豪气勃发。
阿睦尔撤纳那潜伏着的野心又活跃地跳动了。他潜回了塔尔巴合台。
这里曾是神圣的《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诞生之地。对沙俄感激零涕的阿睦尔撤纳就选择了它作为反叛基地。
阿睦尔撤纳派使求援可沙俄正和普鲁士作战，无力他顾。阿睦尔撤纳只演出了一幕闹剧，最终兵败塔尔巴合台，客死他乡。
沙俄再度竹篮打水——一场空。
历史无情地戏弄了三番两次编织美梦的沙俄。
千年流淌的额尔古纳河哟，
你悄悄地诉说什么？
谁的悲哀。
谁的忧愁，——溶进了你那宽广博大的胸怀
这是一首古老的民歌。很难说清楚，这首苍凉的歌子确指什么。不过至少有一点，那就是后人对往昔的追忆，在情怀激越时也难免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虎，是惆怅，是感慨、是哀怨。总之，不会轻松就是了，如此，当然物也如此、因为人能托物寄情、喻事。正因为此，所以后人反思及古老的额尔古纳河畔曾经发生过的事、存在过的人时总觉着额尔古纳河最可信，最有情、最公正。
果如此，那么额尔古纳河该不会忘记土尔扈特人吧？远行的游子最令母亲挂怀，归来的游子母亲最喜欢。这是人之常情，想来灵异的母亲河许不会例外吧。
额尔古纳河曾经哺育过一个神勇的民族——厄鲁特蒙古人。那时，母亲河还风韵犹有。她沉默、宽容、非常宠爱自己的子孙。
那时，厄鲁特蒙古人有四支：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杖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或许是由于母亲河的大度，使他们活得满意，所以在骑射谋生之余，有了那种互相攻击的问心，各兄弟之间经常刀兵相见。
蒙古族上有过征服世界的历史和桀骛不驯的传统。更兼当时的蒙古各部位于天高皇帝远的北疆，游离开祖国边陲，各部只能自成一统。缺乏象先祖铁木真那样的“一代天骄”式人物，所以很难保全。
同样是骁勇异常的土尔扈持人，可以舍身而赴敌，可当时是兄弟相残，于心何忍？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土尔扈特蒙古人首领和鄂尔勒克心灰意冷。他挚爱骑射游牧的中华北疆，眷恋那豪爽勇猛的手足同胞，可他忍受不了那种兄弟相残的情景，他更不愿自己的族众受到欺凌。他决定率族众全身而退，另寻乐土。
1633年，和鄂尔勒克率领族众，携带毡帐等生活必需品，赶着畜群，北上寻找安身之地。
苍茫河山，何处可以安家立命？土尔扈特人远离故土，只身北上。那漫长的旅途留下了多少酸楚的泪，那多情慈善的额尔古纳河记下了多少次再回首！
游牧人离不开水和草。历尽艰辛的土尔扈特部族人终于遇到了一块乐土，伏尔加河下游。这里荒无人烟，水草肥美，正适合骑射民族生存。土尔皇特人感激上苍慈悲，慨叹终于找到了一块乐士。
善良的土尔扈人定居下来在他们心目中，这里是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而实际上，造化捉弄人。他们那辛酸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
客居异域的土尔扈特部格守祖先传下来的规矩。他们仍然住毡包，穿皮袍，骑骏马，仍然骑射游牧。那多少年来约定成俗的东西、仍旧约束着每一位蒙古人：集体决定部中大事，和平解决纠纷，礼佛敬喇嘛……
只可惜，好景不长。对我中华北疆垂涎三尺的“北极熊”来到了这里，从此，乐土有了许许多多的纷扰，有对沙俄逼迫的愤慨，也有对故土的眷恋。
沙俄对当年铁骑西征、威震欧亚的蒙古人心存敬畏。他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土尔扈特人就范。
沙俄看中了土尔扈特部的皮毛，牲畜，于是，就不惜豁免原来每年三千卢布的关税，变相地进行商业侵吞，妄想成为蒙古人最可爱的伙伴，达到结成同盟的目的。
狡诈的沙俄深知，让草原上的游牧人臣服很难，所以他们声称，如果不敢订约，那么哥萨克人会经常光顾这里。用武力逼迫的方式，先后和土尔扈特部签订了十二个条约。
为了民族生存，深明大义的和鄂尔勒无忍辱负重。他深感这里很难成为真正的乐土。
寄人篱下是蒙古人所不愿的。一向来去自由、桀骜不驯的蒙古人，戴上了枷锁。处在那异域的伏尔加心胸开阔，赐予了远方游子衣食丰足，人丁兴旺，可那伏尔加河的不肖子孙，却在排挤他们，压榨他们，土尔勒克又何不是如此！土尔扈特部心系故国。
和鄂尔勒克死后，他的儿子书库尔贷青、罗卜藏诺颜曾感到习惯不同，言语又不通，还是祖国好啊！
言毕，一饮而尽。他命令手下，拿大碗来，要与诸位大人一醉方休。
来访的客人深为土尔扈特部的气氛感染，他们很理解也很同情这些游子。对于这种眷恋故国之情。任何话都无法宽慰。他们也尽情地豪饮，与族众同乐、同醉。
在他们居庄的十四天里，每天都有盛情的宴会，每天都能听到思念故土的言辞。看到那酸楚的眼泪。
没有不散的筵席。大清来访的使臣要离开了。阿玉汗派自己的亲信阿扬尔，携带礼物、信函回访永熙帝，阿玉汗的小儿子策楞敦多布还向康熙帝敬献一杆鸟枪。
“娘家人”要上路了。阿玉汗率族众送行，阿从汗恳切、诚挚地请佛祖保佑圣主唐熙，并再三请殷扎纳等人转达他向康熙的祝福。
土尔扈特族人手捧檀香，双手合十，恭谨垂着，口中称诵：
“尊贵的客人啊，佛祖保佑！”
殷札纳等人也非常激动，有这样的子民，确实是皇上鸿福啊！他们饮下壮行酒。然后上马，与土尔扈特部族众挥手道别。
草原上，清朝客人的马队已渐渐远去了。阿玉汗等人仍然立在那里、木然、凄楚而又哀怨。他们那饱经磨难的心，跟着那来自故土的人去了，远去了……
殷扎纳等人回国后，面见圣上，详细描述了出使情况，和土尔扈特部的心愿。圣主康熙嗟叹不己。
礼尚往来。旅居他乡的土尔扈持部、不断派人来清廷，或者礼佛，或者进贡通好。清政府一直是礼遇有加，待如上宾。
1731年，土尔扈特部台吉多尔齐派遣阿尔巴图、沙喇布丹津等人来到北京，请求拜见达赖喇嘛，言辞恳切，唯恐皇帝不恩准。雍正帝不但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而且还就这件事给理藩院下了一道圣旨：
“……他们住在遥远的北疆，多年来受俄罗斯压制，竟有这样诚挚的愿望，实是我大清的荣耀。应该好好地提供粮草等物，送他们去礼佛，回来后，要多给他们些茶叶、钱币。”
阿尔巴图等人在清廷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拜见达赖喇嘛的神圣使命。土尔扈特部欢欣鼓舞。
1756年，阿玉汗之子享罗布喇什，再次派遣吹札布借道俄罗斯，历尽千辛万苦，花了三年时间，来到北京，进贡通好，顺便去西藏礼佛。乾隆帝接见了吹札布、并派官员陪同他去西藏。
第二年，吹札布结束了西藏之行，回到北京。
乾隆帝再次召见，询问西藏一行的状况并表示慰问。吹札布表示！
我们只是依附俄罗斯，而不是投降他们。我们怎么肯做俄罗斯的臣民？”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画出了土尔扈特部的疆域图，献给乾隆。
土尔后特部和清廷又亲近了一层。
派人互访、准许理佛，从政治上和宗教上缩短了那横在北京和伏尔加河之间的茫茫万里路。血浓于水。身处异域的游子们心系故国，思念哺育他们先人的故士。
善良、淳朴的蒙古人，在祈求佛祖保佑时，常常不约而同地提出同一个要求：
“佛祖保佑，让我们的灵魂回到故土。”
伏尔加河畔。蒙古人为生计日益艰辛，这里少了那蒙古人豪爽的笑产、骂声，多了那苍凉悲壮的长调。他们在一次又一次吟哦那故老相传的英雄史诗，追忆雄风靡然的老人和那惊心动魄的丰功伟绩。那一声声令人心酸的长调，仿佛在呼唤，在催促：
魂兮归来！
你悄悄地诉说什么？
谁的悲哀。
谁的忧愁，——溶进了你那宽广博大的胸怀
这是一首古老的民歌。很难说清楚，这首苍凉的歌子确指什么。不过至少有一点，那就是后人对往昔的追忆，在情怀激越时也难免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虎，是惆怅，是感慨、是哀怨。总之，不会轻松就是了，如此，当然物也如此、因为人能托物寄情、喻事。正因为此，所以后人反思及古老的额尔古纳河畔曾经发生过的事、存在过的人时总觉着额尔古纳河最可信，最有情、最公正。
果如此，那么额尔古纳河该不会忘记土尔扈特人吧？远行的游子最令母亲挂怀，归来的游子母亲最喜欢。这是人之常情，想来灵异的母亲河许不会例外吧。
额尔古纳河曾经哺育过一个神勇的民族——厄鲁特蒙古人。那时，母亲河还风韵犹有。她沉默、宽容、非常宠爱自己的子孙。
那时，厄鲁特蒙古人有四支：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杖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或许是由于母亲河的大度，使他们活得满意，所以在骑射谋生之余，有了那种互相攻击的问心，各兄弟之间经常刀兵相见。
蒙古族上有过征服世界的历史和桀骛不驯的传统。更兼当时的蒙古各部位于天高皇帝远的北疆，游离开祖国边陲，各部只能自成一统。缺乏象先祖铁木真那样的“一代天骄”式人物，所以很难保全。
同样是骁勇异常的土尔扈持人，可以舍身而赴敌，可当时是兄弟相残，于心何忍？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土尔扈特蒙古人首领和鄂尔勒克心灰意冷。他挚爱骑射游牧的中华北疆，眷恋那豪爽勇猛的手足同胞，可他忍受不了那种兄弟相残的情景，他更不愿自己的族众受到欺凌。他决定率族众全身而退，另寻乐土。
1633年，和鄂尔勒克率领族众，携带毡帐等生活必需品，赶着畜群，北上寻找安身之地。
苍茫河山，何处可以安家立命？土尔扈特人远离故土，只身北上。那漫长的旅途留下了多少酸楚的泪，那多情慈善的额尔古纳河记下了多少次再回首！
游牧人离不开水和草。历尽艰辛的土尔扈特部族人终于遇到了一块乐土，伏尔加河下游。这里荒无人烟，水草肥美，正适合骑射民族生存。土尔皇特人感激上苍慈悲，慨叹终于找到了一块乐士。
善良的土尔扈人定居下来在他们心目中，这里是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而实际上，造化捉弄人。他们那辛酸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
客居异域的土尔扈特部格守祖先传下来的规矩。他们仍然住毡包，穿皮袍，骑骏马，仍然骑射游牧。那多少年来约定成俗的东西、仍旧约束着每一位蒙古人：集体决定部中大事，和平解决纠纷，礼佛敬喇嘛……
只可惜，好景不长。对我中华北疆垂涎三尺的“北极熊”来到了这里，从此，乐土有了许许多多的纷扰，有对沙俄逼迫的愤慨，也有对故土的眷恋。
沙俄对当年铁骑西征、威震欧亚的蒙古人心存敬畏。他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土尔扈特人就范。
沙俄看中了土尔扈特部的皮毛，牲畜，于是，就不惜豁免原来每年三千卢布的关税，变相地进行商业侵吞，妄想成为蒙古人最可爱的伙伴，达到结成同盟的目的。
狡诈的沙俄深知，让草原上的游牧人臣服很难，所以他们声称，如果不敢订约，那么哥萨克人会经常光顾这里。用武力逼迫的方式，先后和土尔扈特部签订了十二个条约。
为了民族生存，深明大义的和鄂尔勒无忍辱负重。他深感这里很难成为真正的乐土。
寄人篱下是蒙古人所不愿的。一向来去自由、桀骜不驯的蒙古人，戴上了枷锁。处在那异域的伏尔加心胸开阔，赐予了远方游子衣食丰足，人丁兴旺，可那伏尔加河的不肖子孙，却在排挤他们，压榨他们，土尔勒克又何不是如此！土尔扈特部心系故国。
和鄂尔勒克死后，他的儿子书库尔贷青、罗卜藏诺颜曾感到习惯不同，言语又不通，还是祖国好啊！
言毕，一饮而尽。他命令手下，拿大碗来，要与诸位大人一醉方休。
来访的客人深为土尔扈特部的气氛感染，他们很理解也很同情这些游子。对于这种眷恋故国之情。任何话都无法宽慰。他们也尽情地豪饮，与族众同乐、同醉。
在他们居庄的十四天里，每天都有盛情的宴会，每天都能听到思念故土的言辞。看到那酸楚的眼泪。
没有不散的筵席。大清来访的使臣要离开了。阿玉汗派自己的亲信阿扬尔，携带礼物、信函回访永熙帝，阿玉汗的小儿子策楞敦多布还向康熙帝敬献一杆鸟枪。
“娘家人”要上路了。阿玉汗率族众送行，阿从汗恳切、诚挚地请佛祖保佑圣主唐熙，并再三请殷扎纳等人转达他向康熙的祝福。
土尔扈特族人手捧檀香，双手合十，恭谨垂着，口中称诵：
“尊贵的客人啊，佛祖保佑！”
殷札纳等人也非常激动，有这样的子民，确实是皇上鸿福啊！他们饮下壮行酒。然后上马，与土尔扈特部族众挥手道别。
草原上，清朝客人的马队已渐渐远去了。阿玉汗等人仍然立在那里、木然、凄楚而又哀怨。他们那饱经磨难的心，跟着那来自故土的人去了，远去了……
殷扎纳等人回国后，面见圣上，详细描述了出使情况，和土尔扈特部的心愿。圣主康熙嗟叹不己。
礼尚往来。旅居他乡的土尔扈持部、不断派人来清廷，或者礼佛，或者进贡通好。清政府一直是礼遇有加，待如上宾。
1731年，土尔扈特部台吉多尔齐派遣阿尔巴图、沙喇布丹津等人来到北京，请求拜见达赖喇嘛，言辞恳切，唯恐皇帝不恩准。雍正帝不但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而且还就这件事给理藩院下了一道圣旨：
“……他们住在遥远的北疆，多年来受俄罗斯压制，竟有这样诚挚的愿望，实是我大清的荣耀。应该好好地提供粮草等物，送他们去礼佛，回来后，要多给他们些茶叶、钱币。”
阿尔巴图等人在清廷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拜见达赖喇嘛的神圣使命。土尔扈特部欢欣鼓舞。
1756年，阿玉汗之子享罗布喇什，再次派遣吹札布借道俄罗斯，历尽千辛万苦，花了三年时间，来到北京，进贡通好，顺便去西藏礼佛。乾隆帝接见了吹札布、并派官员陪同他去西藏。
第二年，吹札布结束了西藏之行，回到北京。
乾隆帝再次召见，询问西藏一行的状况并表示慰问。吹札布表示！
我们只是依附俄罗斯，而不是投降他们。我们怎么肯做俄罗斯的臣民？”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画出了土尔扈特部的疆域图，献给乾隆。
土尔后特部和清廷又亲近了一层。
派人互访、准许理佛，从政治上和宗教上缩短了那横在北京和伏尔加河之间的茫茫万里路。血浓于水。身处异域的游子们心系故国，思念哺育他们先人的故士。
善良、淳朴的蒙古人，在祈求佛祖保佑时，常常不约而同地提出同一个要求：
“佛祖保佑，让我们的灵魂回到故土。”
伏尔加河畔。蒙古人为生计日益艰辛，这里少了那蒙古人豪爽的笑产、骂声，多了那苍凉悲壮的长调。他们在一次又一次吟哦那故老相传的英雄史诗，追忆雄风靡然的老人和那惊心动魄的丰功伟绩。那一声声令人心酸的长调，仿佛在呼唤，在催促：
魂兮归来！
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江面的“皋华丽”号上，清廷大臣耆英，伊里布等在英国侵略者的胁迫下，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订立了屈辱的《南哀条约》，接受了英国提出的全部勒索条款。
占领定海达半年之久以及占领广州的英军终于撤走了。沿海员也时常有几艘英国巡洋舰示威巡游。但所幸的是，天朝与夷人相安无事，清廷虽然觉得英舰的确有损大朝“威仪’。但这总比出现血光之灾强些吧。
咸丰皇帝生来胆小。英军攻打天津那阵儿，北京城里人心惶惶，传闻四起；“什么英军神勇、枪炮坚利”啦，“夷人会使妖法，连观世音菩萨也拿他们无可奈何”啦……咸丰虽然深居禁卫森严的紫禁城。但传闻却一点没少听，于是整日提心吊胆，恨不能地上生出条缝，躲里边儿藏起来。
于是，咸丰帝便只得“破小财化大灾”，以求息事宁人，自己也落得安宁。此后又相继同美国和法国分别订立《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料想日后便万事大吉，谁知却打错了算盘。
咸丰皇帝和清延都不愿得罪洋人，认为以“仁怀之心待彼，即可无战事纷争”。但他们的想法太幼稚简单了，无异于异想天开。
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是不会知足的！
在清政府屈悔地割地赔款求和之后，英法侵略者也曾大掠夺得逞后安宁过几年。不过，高潮之后，他们的满足感很快如烟云般散去，于是，其侵略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掠夺的野性也逐渐膨胀，《中英南京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的条款已远不能满足其欲望。
英、法两个侵略者暗中集结兵力，俟机以动，同时不断无理滋生事端，以寻找进攻清国的借口。自1850年后，清帝国与英法等国之间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英法随之亦愈益强横，步步进逼，孱弱的清帝国求息事宁人，步步退让。
弱小之下的忍让，根本无法避免强敌的宰割。
1856年，英法总算找到了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亚罗号事件。
是年，清朝水师因缉查凶犯，在广州港逮捕了一艘名为“亚罗号”船上的涉嫌水手。”亚罗号船主是中国人，船员也是中国人，广州水师便按律法审讯了该船的水手。表面上，此案似乎与英法发动侵略战争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该船是在香港注册的，而香港当时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亚罗号”可以悬挂英国“米”字国旗。英国人狡猾地在“米”字旗上做起了文章：闻讯而来的英国驻广州署理事巴夏礼，赶到广州总督府衙门，口口声声指责清朝水师是故意借侮辱“克罗号”来侮辱英国国旗，攻击大英帝国女王……强词夺理，肆意扩大事端，并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作为两江最高官员，两江总督叶名琛向巴夏礼明确表示：逮捕“克罗号”船员完全是大清帝国的内部问题。
他还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了巴夏札所渭侮辱英国国旗的无耻谎言，指出英国的无理要求，特别是那些露骨的人城要求是与“克罗号”事件完全不相于的。
但是，侵略者们是永不会有“公理’”和“正义”之心的，他们信奉的是武力和赤裸裸的强盗逻辑。
1856年10月27日，英法侵略军的联合舰队开进珠江口，用舰队轰毁了广州城墙，城外房屋许多被焚为平地，仗其船坚炮利，英法侵略军才攻进广州城。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直逼京城咸丰皇帝不仅不指挥清军抗击。反而抢先带领后宫佳丽，仓惶出逃，躲到热河行宫。
由于清军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英法联军很快打到北京。10月8日，联军闯入圆明园，驻园清军进行抵抗，但很快被侵略者攻陷。7日，英法联军司令部下令：官兵可以自由抢劫三日，圆明园遭到空前的蹂躏。
园中之物，凡能搬动的。他们就用车装，用麻袋扛，而且装满腰囊，不能搬走的东西，便以棒击碎，直至完全毁坏。短短一天之中，这个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被洗劫一空；园里收藏的所有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精美物品、珍贵义物、名人字画被一抢而光；许多古铜器皿、名瓷器、象牙雕刻、珊瑚屏风、楠木装饰被彻底毁坏……
10月18日，联军司令部再次下令、并以几十支马队，三四千人从四面八方冲入圆明园放火焚烧，顷刻间，世界最壮丽的园林，成为一片火海，无数珍贵文物、历史典籍，都在烈焰中化为灰烬。侵略者记述道：
“一百码外就可以感到那种炎热的气息，火声噼噼啦啦响着，足以能人跑震，随后，一声巨响，屋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圆明园上空的烟团经风一吹，经20多里，直飞到京城，灰尘都直落到城中巷街内。”“雨天中，天空暗淡，就象日蚀一样。”……
腐败的王朝！野蛮的侵略者：是你们，把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推进了血与泪的苦难深渊。是你们，残酷宰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世世生息的大好河山！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将遗臭万年！
占领定海达半年之久以及占领广州的英军终于撤走了。沿海员也时常有几艘英国巡洋舰示威巡游。但所幸的是，天朝与夷人相安无事，清廷虽然觉得英舰的确有损大朝“威仪’。但这总比出现血光之灾强些吧。
咸丰皇帝生来胆小。英军攻打天津那阵儿，北京城里人心惶惶，传闻四起；“什么英军神勇、枪炮坚利”啦，“夷人会使妖法，连观世音菩萨也拿他们无可奈何”啦……咸丰虽然深居禁卫森严的紫禁城。但传闻却一点没少听，于是整日提心吊胆，恨不能地上生出条缝，躲里边儿藏起来。
于是，咸丰帝便只得“破小财化大灾”，以求息事宁人，自己也落得安宁。此后又相继同美国和法国分别订立《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料想日后便万事大吉，谁知却打错了算盘。
咸丰皇帝和清延都不愿得罪洋人，认为以“仁怀之心待彼，即可无战事纷争”。但他们的想法太幼稚简单了，无异于异想天开。
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是不会知足的！
在清政府屈悔地割地赔款求和之后，英法侵略者也曾大掠夺得逞后安宁过几年。不过，高潮之后，他们的满足感很快如烟云般散去，于是，其侵略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掠夺的野性也逐渐膨胀，《中英南京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的条款已远不能满足其欲望。
英、法两个侵略者暗中集结兵力，俟机以动，同时不断无理滋生事端，以寻找进攻清国的借口。自1850年后，清帝国与英法等国之间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英法随之亦愈益强横，步步进逼，孱弱的清帝国求息事宁人，步步退让。
弱小之下的忍让，根本无法避免强敌的宰割。
1856年，英法总算找到了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亚罗号事件。
是年，清朝水师因缉查凶犯，在广州港逮捕了一艘名为“亚罗号”船上的涉嫌水手。”亚罗号船主是中国人，船员也是中国人，广州水师便按律法审讯了该船的水手。表面上，此案似乎与英法发动侵略战争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该船是在香港注册的，而香港当时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亚罗号”可以悬挂英国“米”字国旗。英国人狡猾地在“米”字旗上做起了文章：闻讯而来的英国驻广州署理事巴夏礼，赶到广州总督府衙门，口口声声指责清朝水师是故意借侮辱“克罗号”来侮辱英国国旗，攻击大英帝国女王……强词夺理，肆意扩大事端，并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作为两江最高官员，两江总督叶名琛向巴夏礼明确表示：逮捕“克罗号”船员完全是大清帝国的内部问题。
他还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了巴夏札所渭侮辱英国国旗的无耻谎言，指出英国的无理要求，特别是那些露骨的人城要求是与“克罗号”事件完全不相于的。
但是，侵略者们是永不会有“公理’”和“正义”之心的，他们信奉的是武力和赤裸裸的强盗逻辑。
1856年10月27日，英法侵略军的联合舰队开进珠江口，用舰队轰毁了广州城墙，城外房屋许多被焚为平地，仗其船坚炮利，英法侵略军才攻进广州城。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直逼京城咸丰皇帝不仅不指挥清军抗击。反而抢先带领后宫佳丽，仓惶出逃，躲到热河行宫。
由于清军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英法联军很快打到北京。10月8日，联军闯入圆明园，驻园清军进行抵抗，但很快被侵略者攻陷。7日，英法联军司令部下令：官兵可以自由抢劫三日，圆明园遭到空前的蹂躏。
园中之物，凡能搬动的。他们就用车装，用麻袋扛，而且装满腰囊，不能搬走的东西，便以棒击碎，直至完全毁坏。短短一天之中，这个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被洗劫一空；园里收藏的所有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精美物品、珍贵义物、名人字画被一抢而光；许多古铜器皿、名瓷器、象牙雕刻、珊瑚屏风、楠木装饰被彻底毁坏……
10月18日，联军司令部再次下令、并以几十支马队，三四千人从四面八方冲入圆明园放火焚烧，顷刻间，世界最壮丽的园林，成为一片火海，无数珍贵文物、历史典籍，都在烈焰中化为灰烬。侵略者记述道：
“一百码外就可以感到那种炎热的气息，火声噼噼啦啦响着，足以能人跑震，随后，一声巨响，屋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圆明园上空的烟团经风一吹，经20多里，直飞到京城，灰尘都直落到城中巷街内。”“雨天中，天空暗淡，就象日蚀一样。”……
腐败的王朝！野蛮的侵略者：是你们，把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推进了血与泪的苦难深渊。是你们，残酷宰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世世生息的大好河山！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将遗臭万年！
毕斯克小镇上，黄昏时分，天空像吸足了水的海绵，沉沉的垂在城镇上。街上冷冷清清，街灯也亮起来了，但灯光昏昏暗暗，好似睡下醒的瞌睡虫的眼睛。
维亚泽斯基正坐在一家下等酒馆里，醉眼惺松地瞪着手中的酒瓶，桌上还躺着一个空瓶，维亚泽斯基每喝一口，嘴里总要吐出几句舌头打直的酒活，然后把酒瓶重重往桌上一顿，空瓶就会在凹凸不平的桌面上滚来滚去，而这是唯一能使他开心的事。
酒馆中又进来两个同样穿着破烂的家伙，维亚泽斯基眼皮都不抬，仍在重复着他的滚瓶游戏。
一会儿、两个家伙渐渐粗沉的谈活声使维亚泽斯基一向好奇的外朵竖了起来。
“听说啊……去，去蒙古做生意……特别发、发。还有啊！杀人，放火、抢女人……不算犯罪，咱们官官府保证……保证给你撑腰！要不，嗯，咱们哥俩也，也去看看，捞一笔。嗯，小财？”
“好……好主意，啊！可是，哪儿去弄，弄钱？嗯，没钱。没钱你卖什么？是不是你想把，把你老婆卖了？”
“不，不，没钱、咱……咱去借，借高利贷也照样，照样发大财！”
夜已深沉，毕斯克小镇上只有小雨落地稀稀疏疏的声音。
维亚泽斯基跌跌撞撞地从酒店走出来。细雨落在验上，倒使他清醒了许多。
“干！干！”维亚泽斯基快活地自语道。“一、一转手，赚、赚五倍的钱！天哪！仁慈的主真的显圣了！哈！”
第二天一大早，维亚泽斯基便敲开了本镇专放高利贷的苏林家的大门，待他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后，一向“慷慨”的老板反倒有些迟疑：
“小伙子，借一百五十卢布，该不是打酒喝吧。你还得起吗？”
“苏林先生，我用自家的那几间屋子做抵押，总可以吧！”
高利贷商权衡半天，还是贷给了他一百五十卢布。
二天后，维亚泽斯基赶了个太早，雇来一辆马车，把好几麻袋、的布匹、小刀子、捕兽器、衣物，满满地寒进了车厢，然后急不可待地向西奔去。
半年后，维亚泽斯基大模大诈他又敲开了高利贷商家的大门，大模大样地递给吃惊的老板一个沉甸甸的布袋。
“小伙子，你还要借？？”
“放屁。老子是来还钱的！”
老板一听，满脸堆笑，把他推到椅子上，讪讪地问：“你不是偷银行吧？”
“呸，蒙古就是老子的聚宝盆呢！在那儿，咱俄国人想干啥就干啥，杀个中国人象踩只蚂蚁，咱们官府给兜着，清国官府只有乖乖听活的份儿！你说，是不是比偷银行自由？”
看着头点得象啄米的鸡似的苏林，维亚泽斯基更加得意；
“蒙古虽是清国的，但那儿不收税：他们也不敢收税！老子用一只捕兽器换了五十张拔鼠皮，用一丈厚棉布换了一头绵羊……把这些东西带回俄国，一出手老子就赚到一千二百卢布。还有啊，我用五十把小刀换了五张黄貂皮，用烟熏了两天，就摇身变成了黑貂皮，后来用这五张“黑貂皮”一共换了六十张黄貂皮，拿到莫斯科后，老子就卖到三千卢布。还有啊……”
三年后的毕斯京小镇面貌依旧，唯独维亚泽斯基家修建了一幢本镇最华丽的别野。一个冬日的中午，维亚泽斯基右手楼着一个妩媚迷人的女人，左手端着银制的酒杯，舒服地靠在放着羽绒靠垫的沙发上，满意地闭上眼睛，心想：这清国的蒙古真是仁慈的主赏给我的一个钱袋啊！
是啊，我国蒙古居民千辛万苦的血汗，就这样被收刮进像维亚泽斯基这种暴富的穷光蛋的钱袋中去了。
维亚泽斯基正坐在一家下等酒馆里，醉眼惺松地瞪着手中的酒瓶，桌上还躺着一个空瓶，维亚泽斯基每喝一口，嘴里总要吐出几句舌头打直的酒活，然后把酒瓶重重往桌上一顿，空瓶就会在凹凸不平的桌面上滚来滚去，而这是唯一能使他开心的事。
酒馆中又进来两个同样穿着破烂的家伙，维亚泽斯基眼皮都不抬，仍在重复着他的滚瓶游戏。
一会儿、两个家伙渐渐粗沉的谈活声使维亚泽斯基一向好奇的外朵竖了起来。
“听说啊……去，去蒙古做生意……特别发、发。还有啊！杀人，放火、抢女人……不算犯罪，咱们官官府保证……保证给你撑腰！要不，嗯，咱们哥俩也，也去看看，捞一笔。嗯，小财？”
“好……好主意，啊！可是，哪儿去弄，弄钱？嗯，没钱。没钱你卖什么？是不是你想把，把你老婆卖了？”
“不，不，没钱、咱……咱去借，借高利贷也照样，照样发大财！”
夜已深沉，毕斯克小镇上只有小雨落地稀稀疏疏的声音。
维亚泽斯基跌跌撞撞地从酒店走出来。细雨落在验上，倒使他清醒了许多。
“干！干！”维亚泽斯基快活地自语道。“一、一转手，赚、赚五倍的钱！天哪！仁慈的主真的显圣了！哈！”
第二天一大早，维亚泽斯基便敲开了本镇专放高利贷的苏林家的大门，待他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后，一向“慷慨”的老板反倒有些迟疑：
“小伙子，借一百五十卢布，该不是打酒喝吧。你还得起吗？”
“苏林先生，我用自家的那几间屋子做抵押，总可以吧！”
高利贷商权衡半天，还是贷给了他一百五十卢布。
二天后，维亚泽斯基赶了个太早，雇来一辆马车，把好几麻袋、的布匹、小刀子、捕兽器、衣物，满满地寒进了车厢，然后急不可待地向西奔去。
半年后，维亚泽斯基大模大诈他又敲开了高利贷商家的大门，大模大样地递给吃惊的老板一个沉甸甸的布袋。
“小伙子，你还要借？？”
“放屁。老子是来还钱的！”
老板一听，满脸堆笑，把他推到椅子上，讪讪地问：“你不是偷银行吧？”
“呸，蒙古就是老子的聚宝盆呢！在那儿，咱俄国人想干啥就干啥，杀个中国人象踩只蚂蚁，咱们官府给兜着，清国官府只有乖乖听活的份儿！你说，是不是比偷银行自由？”
看着头点得象啄米的鸡似的苏林，维亚泽斯基更加得意；
“蒙古虽是清国的，但那儿不收税：他们也不敢收税！老子用一只捕兽器换了五十张拔鼠皮，用一丈厚棉布换了一头绵羊……把这些东西带回俄国，一出手老子就赚到一千二百卢布。还有啊，我用五十把小刀换了五张黄貂皮，用烟熏了两天，就摇身变成了黑貂皮，后来用这五张“黑貂皮”一共换了六十张黄貂皮，拿到莫斯科后，老子就卖到三千卢布。还有啊……”
三年后的毕斯京小镇面貌依旧，唯独维亚泽斯基家修建了一幢本镇最华丽的别野。一个冬日的中午，维亚泽斯基右手楼着一个妩媚迷人的女人，左手端着银制的酒杯，舒服地靠在放着羽绒靠垫的沙发上，满意地闭上眼睛，心想：这清国的蒙古真是仁慈的主赏给我的一个钱袋啊！
是啊，我国蒙古居民千辛万苦的血汗，就这样被收刮进像维亚泽斯基这种暴富的穷光蛋的钱袋中去了。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沙俄向中国疯狂推行输出资本、扩张领土的侵略政策，妄图把我国的东北，内外蒙古长城以北地区划为它的矿力范围，进而吞并整个中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狂热鼓吹和积极推行一种所谓“银行加铁路的战略”。
维特出生于俄国一个大贵族家应，曾任俄国西南铁路公司经理，同依国工商业大资本家有着密切联系。和那种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占领的主张不同，维特推行的是更加阴险毒辣的银行加铁路征服政策：在中国开设银行，把西伯利亚铁路伸进中国。他认为订立银行协定。施加非常隐蔽的外交压力与进行“和平投资”乃是既向外扩张，又避免战争的最可靠办法。
中日甲午海战后，沙俄勾结法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了由沙俄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通过这个银行，沙俄从中国攫取了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和代收税等一系列特权，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沙俄驻日公使罗森承认：
“这个银行，是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
道胜银行在我国蒙古和内地的库伦、乌里雅台、满州里。海拉尔等城市设立了分行。它擅自发行的货币有金卢布纸币、银元纸币和银两纸币三种，发行额约为四千五百万卢布，连同以后的军用纸币、总数达三亿多卢布。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沙额视外蒙为满州的“后方”供应基地，用卢布在蒙古购置马匹，以充军需，俄币于是大量流人外蒙，造成库伦、乌里雅苏台、料布多和内蒙北部市场上的沙俄纸币泛滥。
为了抵制沙俄货币的泛滥，1907年清政府在库伦东营子设立大清银行分行，发行中国银元和纸币。但由于俄币流通范围日广、势力膨胀，大清银行的银元和纸币根本无力与沙俄的抗争，很快就作为流通单位的伪币被排挤。俄币在蒙古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由于购买俄货必须使用俄币，所以它本身又成为可以交易的对象。这不仅破坏了中国币制的统一，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因俄币对中国银两的汇价时有涨落，直接使蒙古居民“吃亏受损”。
1894年俄人何乐德去窥探外蒙库伦以北、恰克图以南地区的二十一处金矿后，道胜银行在1897年筹集五百万卢布资本、组织“以开发中国矿藏为目的”的银团，并指使柯乐德贿赂请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以俄中“合办”为名，攫取外蒙金矿租让权，设场开采。lop年该银团改为蒙古金矿公司，资本为一百八十万卢布，俄国的股份占60％。由道胜银行组织的这个公司，在外蒙开矿十五处、雇佣蒙汉工人数千名。头三年采量就达两吨，沙俄资本家分得大量利润。据统计，蒙古金矿公司成立十八年，共采了价值一千万卢布的黄金。
蒙古金矿公司疯狂掠夺和大量侵占土地，引起蒙古族人民和王公上层的激烈反对。清政府被迫决定暂时停办。柯乐德大耍手腕，先以“订立合同时已耗去资本数百万，损失甚巨”相讹诈，继而以“愿将每年出井金矿除开销外，报效国家百分之十五”为诱饵，软硬兼施，又攫取了二十五年的开采权。从1904年到1914年、道胜银行的蒙古金矿公司共采黄金二十六万六千五百七十五两。沙俄银行就这样以“繁荣”蒙古经济、增进“友谊”为幌子，掠夺了我国的大量财富。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狂热鼓吹和积极推行一种所谓“银行加铁路的战略”。
维特出生于俄国一个大贵族家应，曾任俄国西南铁路公司经理，同依国工商业大资本家有着密切联系。和那种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占领的主张不同，维特推行的是更加阴险毒辣的银行加铁路征服政策：在中国开设银行，把西伯利亚铁路伸进中国。他认为订立银行协定。施加非常隐蔽的外交压力与进行“和平投资”乃是既向外扩张，又避免战争的最可靠办法。
中日甲午海战后，沙俄勾结法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了由沙俄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通过这个银行，沙俄从中国攫取了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和代收税等一系列特权，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沙俄驻日公使罗森承认：
“这个银行，是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
道胜银行在我国蒙古和内地的库伦、乌里雅台、满州里。海拉尔等城市设立了分行。它擅自发行的货币有金卢布纸币、银元纸币和银两纸币三种，发行额约为四千五百万卢布，连同以后的军用纸币、总数达三亿多卢布。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沙额视外蒙为满州的“后方”供应基地，用卢布在蒙古购置马匹，以充军需，俄币于是大量流人外蒙，造成库伦、乌里雅苏台、料布多和内蒙北部市场上的沙俄纸币泛滥。
为了抵制沙俄货币的泛滥，1907年清政府在库伦东营子设立大清银行分行，发行中国银元和纸币。但由于俄币流通范围日广、势力膨胀，大清银行的银元和纸币根本无力与沙俄的抗争，很快就作为流通单位的伪币被排挤。俄币在蒙古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由于购买俄货必须使用俄币，所以它本身又成为可以交易的对象。这不仅破坏了中国币制的统一，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因俄币对中国银两的汇价时有涨落，直接使蒙古居民“吃亏受损”。
1894年俄人何乐德去窥探外蒙库伦以北、恰克图以南地区的二十一处金矿后，道胜银行在1897年筹集五百万卢布资本、组织“以开发中国矿藏为目的”的银团，并指使柯乐德贿赂请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以俄中“合办”为名，攫取外蒙金矿租让权，设场开采。lop年该银团改为蒙古金矿公司，资本为一百八十万卢布，俄国的股份占60％。由道胜银行组织的这个公司，在外蒙开矿十五处、雇佣蒙汉工人数千名。头三年采量就达两吨，沙俄资本家分得大量利润。据统计，蒙古金矿公司成立十八年，共采了价值一千万卢布的黄金。
蒙古金矿公司疯狂掠夺和大量侵占土地，引起蒙古族人民和王公上层的激烈反对。清政府被迫决定暂时停办。柯乐德大耍手腕，先以“订立合同时已耗去资本数百万，损失甚巨”相讹诈，继而以“愿将每年出井金矿除开销外，报效国家百分之十五”为诱饵，软硬兼施，又攫取了二十五年的开采权。从1904年到1914年、道胜银行的蒙古金矿公司共采黄金二十六万六千五百七十五两。沙俄银行就这样以“繁荣”蒙古经济、增进“友谊”为幌子，掠夺了我国的大量财富。
沙俄出兵占领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后，激化了它和日本的矛盾，于1904年2月爆发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日俄战争。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强盗，竞以中国的东北为战场，互相火拼起来。而腐败的清政府对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竞厚脸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任敌宰割和蹂躏。
战争之初，沙俄的军事部署是：陆军两个师约四万人固守旅顺要塞；陆军两个师三万人布防在鸭绿江一线狙击日本主力。编为两个军团，第一军团集结在海城、辽阳、沈阳一带，等待援军，迎战日军主力进行决战。第二军团部署在哈尔滨一带作为后援，沙俄陆军的战略方针是以逸待劳，等待时机，在辽阳或哈尔滨同日本会战。沙俄海军更把太平洋舰队充实增强，集结于旅顺、等待波罗的海舰队到来，在形成强大的海军优势后同日本海军决战。
日军的战略布署是，在第一阶段，以三个师在朝鲜登陆，占领朝鲜进驻鸭绿江，海军在此期间展开争夺制海权的战斗；第二阶段，用三个师加两个旅的兵力，在辽阳登陆，然后和先期在朝鲜登陆的军队会合，在辽阳附近同俄军主力决战；第三阶段，迎击俄军从哈尔滨方面来的反击，进行决战。
日本海军偷袭旅顺军港后，八次攻击俄国舰队，把俄国舰队封闭在旅顺港内，为日本陆军在辽东半岛的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
后来经过了辽阳会战、旅顺要塞争夺战，太平洋舰队被歼，使日军逐渐占据了优势。1905年，日军与俄军在沈阳会战。是役，日军作亡七万，俄军伤亡九万，日军占领沈阳和铁岭，沙俄陆军战败。1905年5月，沙俄远道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联合舰队截击，经过多次激战，沙俄主要舰艇被击沉击毁，残存舰队投降。波罗的海舰队的覆灭，标志着沙俄军事上的败局已定。
战争之初，沙俄的军事部署是：陆军两个师约四万人固守旅顺要塞；陆军两个师三万人布防在鸭绿江一线狙击日本主力。编为两个军团，第一军团集结在海城、辽阳、沈阳一带，等待援军，迎战日军主力进行决战。第二军团部署在哈尔滨一带作为后援，沙俄陆军的战略方针是以逸待劳，等待时机，在辽阳或哈尔滨同日本会战。沙俄海军更把太平洋舰队充实增强，集结于旅顺、等待波罗的海舰队到来，在形成强大的海军优势后同日本海军决战。
日军的战略布署是，在第一阶段，以三个师在朝鲜登陆，占领朝鲜进驻鸭绿江，海军在此期间展开争夺制海权的战斗；第二阶段，用三个师加两个旅的兵力，在辽阳登陆，然后和先期在朝鲜登陆的军队会合，在辽阳附近同俄军主力决战；第三阶段，迎击俄军从哈尔滨方面来的反击，进行决战。
日本海军偷袭旅顺军港后，八次攻击俄国舰队，把俄国舰队封闭在旅顺港内，为日本陆军在辽东半岛的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
后来经过了辽阳会战、旅顺要塞争夺战，太平洋舰队被歼，使日军逐渐占据了优势。1905年，日军与俄军在沈阳会战。是役，日军作亡七万，俄军伤亡九万，日军占领沈阳和铁岭，沙俄陆军战败。1905年5月，沙俄远道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联合舰队截击，经过多次激战，沙俄主要舰艇被击沉击毁，残存舰队投降。波罗的海舰队的覆灭，标志着沙俄军事上的败局已定。
1893年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召开御前会议，商讨俄国的东方战略。
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等没有什么高明的主张，仍然重弹当年穆拉维约夫战略的老辞，令尽古拉一世深为不满。
沙皇扫视面前的文武大臣，这一干重臣都纷纷低下头，不敢接触沙皇询问般的目光，但是，当尼古拉一世把眼光望到众人的尽头时，却见巴德玛耶夫神态自若，目光依旧，一点也不回避沙皇。尼古拉二将目光停在巴德玛耶夫身上；表面平静的神色却掩盖不住狂热的眼神，尼古拉知道他有话要讲，便问他：
“我亲爱的巴德玛耶夫，你大概不会同意刚才各位先生所提的旧战略吧？”
巴德玛耶夫向沙皇先施一礼、答道：
“陛下，我的确认为俄罗斯帝国还需要采取另一种秘密行动！”
巴德玛耶夫的回答语惊四座，大臣们纷纷交头接耳。巴德玛耶夫定定神，成竹在胸地说道：
“陛下，仅仅凭借武装哥萨克兵的进攻，俄罗斯是不可能把蒙古和满洲夺过来的！直接的军事行动不仅会遭到清帝国的抵抗，而且可能引起英法等国的干涉而导致前功尽弃，所以，军事占领不是上策。”
“你的上策是什么呢？”众臣七嘴八舌地问道。
“想取之，必先予之！”巴德玛耶夫微微一笑。
“陛下，我们可以借援助为名，把我国的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到中国，一条从恰克图通过库伦修到北京，另一条从贝加尔湖西南通过蒙古草原修到兰州。
修建这两条铁路至少具有这样三个好处：一是增加了我国军队的威慑力，使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调集兵力对蒙古乃至北京进行快速的军事进攻；二是可以获取大量的农产品，畜牧产品和原材料物资，并为俄国商品扩大更大的市场；三是在铁路通过的地区扩大俄罗斯的影响，再派遣俄罗斯的特工人员，打入当地的蒙汉人居住地。
预先秘密组织一个蒙、藏、汉三族反清暴动之政治中心，在暴动以后、就由这些民族之外商名流向俄皇呈一自愿的请求书，以请求收容他们作为俄国的臣民。
这样，俄国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颠覆清国，达到把蒙藏汉之今部东方并入俄国版图的宏伟目的。”
尼古拉二世于手捻胡须，听得津津有味，不断点头表示赞赏。
“陛下，我还构想了实施这个计划的大概步骤，蒙古人信仰喇嘛教，崇拜活佛，如果控制了蒙古族的喇嘛教首领库伦活佛以及他下面的大喇嘛、那就不愁蒙古不投向我国了：另外，我国边境的布里亚持人与蒙古人有同教同族之谊，我们可以训练几千名布里亚特人，让他们借参拜佛祖，贩卖日用商品之名，深入蒙古，广泛联络当地有势力、有影响的僧侣和王公，许之以利、诱之以财，鼓动他们反对中央政府、背叛清国。”
“要实施这个计划，统一指挥从事秘密行动的布里亚特人和其他特工，就需要在蒙古各地建立一些公开机构，以作为进行指挥、联终、中转的活动中心……”
“要建立一支在东方从事秘密活动的精干的特工队伍，就要训练一批愿为俄罗斯利益奋斗的年轻人，因此还需要成立一所专门的特殊学校，以充实我们的后备力量。”
巴德玛耶夫滔滔不绝，一口气把自己几年来精心策划的侵略战略和盘倒出。
“好一个完整的巴德玛耶夫计划啊！”
向来以稳健保守著称的财政大巨维特，此时竟然一改往日沉吟不语的习惯，带头叫起好未。他看着沙皇，兴奋道：
“陛下，巴德玛耶夫先生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这在政治的实际问题中造成了一种新观点、在眼下尤有意义。如果该计划能够实现，则低国于太平洋岸上及喜马拉雅山上，不仅能控制亚洲的政事，并且能控制欧洲的政事。”
参加御前会议的其它大臣，一听维特那样的稳重人物大声称赞，又见尼古拉二世兴致勃勃，满心欢喜。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赞扬巴德玛耶夫的计划，陆军大臣库罗巴持金见状，灵机一动，对尼古拉二世建议道：
“陛下，巴德玛耶夫先生的见解很独到：这个计划的成功必然大大有益于俄罗斯帝国的利益。您不妨就任命巴德玛耶夫先生专门负责实施这项计划得了！”
尼古拉二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亲爱的巴德玛耶夫，你的计划复如此美妙，以致这样新奇而虚幻的东西使我很难相信它会获得成功！你的计划太有趣了，太诱人了！好吧——”
“现在，我宣布。由巴德玛耶夫全权负责执行这项计划！请维特先生尽快拔出200万卢布来支持巴德玛耶夫先生的宏大计划！”
巴德玛耶夫大喜过望，卑膝跪在巴古拉面前，轻轻吻了吻尼古拉二世的手。随后拾起头，仰望着沙皇说道：
“陛下，我发誓永远忠心为您效劳！”沙皇点点头说；
“我很感谢你，先生。但愿你像一个伟大的魔术师，能轻而易举地从中国人那儿割下一块肉，把你的美梦变成现实！”
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等没有什么高明的主张，仍然重弹当年穆拉维约夫战略的老辞，令尽古拉一世深为不满。
沙皇扫视面前的文武大臣，这一干重臣都纷纷低下头，不敢接触沙皇询问般的目光，但是，当尼古拉一世把眼光望到众人的尽头时，却见巴德玛耶夫神态自若，目光依旧，一点也不回避沙皇。尼古拉二将目光停在巴德玛耶夫身上；表面平静的神色却掩盖不住狂热的眼神，尼古拉知道他有话要讲，便问他：
“我亲爱的巴德玛耶夫，你大概不会同意刚才各位先生所提的旧战略吧？”
巴德玛耶夫向沙皇先施一礼、答道：
“陛下，我的确认为俄罗斯帝国还需要采取另一种秘密行动！”
巴德玛耶夫的回答语惊四座，大臣们纷纷交头接耳。巴德玛耶夫定定神，成竹在胸地说道：
“陛下，仅仅凭借武装哥萨克兵的进攻，俄罗斯是不可能把蒙古和满洲夺过来的！直接的军事行动不仅会遭到清帝国的抵抗，而且可能引起英法等国的干涉而导致前功尽弃，所以，军事占领不是上策。”
“你的上策是什么呢？”众臣七嘴八舌地问道。
“想取之，必先予之！”巴德玛耶夫微微一笑。
“陛下，我们可以借援助为名，把我国的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到中国，一条从恰克图通过库伦修到北京，另一条从贝加尔湖西南通过蒙古草原修到兰州。
修建这两条铁路至少具有这样三个好处：一是增加了我国军队的威慑力，使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调集兵力对蒙古乃至北京进行快速的军事进攻；二是可以获取大量的农产品，畜牧产品和原材料物资，并为俄国商品扩大更大的市场；三是在铁路通过的地区扩大俄罗斯的影响，再派遣俄罗斯的特工人员，打入当地的蒙汉人居住地。
预先秘密组织一个蒙、藏、汉三族反清暴动之政治中心，在暴动以后、就由这些民族之外商名流向俄皇呈一自愿的请求书，以请求收容他们作为俄国的臣民。
这样，俄国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颠覆清国，达到把蒙藏汉之今部东方并入俄国版图的宏伟目的。”
尼古拉二世于手捻胡须，听得津津有味，不断点头表示赞赏。
“陛下，我还构想了实施这个计划的大概步骤，蒙古人信仰喇嘛教，崇拜活佛，如果控制了蒙古族的喇嘛教首领库伦活佛以及他下面的大喇嘛、那就不愁蒙古不投向我国了：另外，我国边境的布里亚持人与蒙古人有同教同族之谊，我们可以训练几千名布里亚特人，让他们借参拜佛祖，贩卖日用商品之名，深入蒙古，广泛联络当地有势力、有影响的僧侣和王公，许之以利、诱之以财，鼓动他们反对中央政府、背叛清国。”
“要实施这个计划，统一指挥从事秘密行动的布里亚特人和其他特工，就需要在蒙古各地建立一些公开机构，以作为进行指挥、联终、中转的活动中心……”
“要建立一支在东方从事秘密活动的精干的特工队伍，就要训练一批愿为俄罗斯利益奋斗的年轻人，因此还需要成立一所专门的特殊学校，以充实我们的后备力量。”
巴德玛耶夫滔滔不绝，一口气把自己几年来精心策划的侵略战略和盘倒出。
“好一个完整的巴德玛耶夫计划啊！”
向来以稳健保守著称的财政大巨维特，此时竟然一改往日沉吟不语的习惯，带头叫起好未。他看着沙皇，兴奋道：
“陛下，巴德玛耶夫先生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这在政治的实际问题中造成了一种新观点、在眼下尤有意义。如果该计划能够实现，则低国于太平洋岸上及喜马拉雅山上，不仅能控制亚洲的政事，并且能控制欧洲的政事。”
参加御前会议的其它大臣，一听维特那样的稳重人物大声称赞，又见尼古拉二世兴致勃勃，满心欢喜。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赞扬巴德玛耶夫的计划，陆军大臣库罗巴持金见状，灵机一动，对尼古拉二世建议道：
“陛下，巴德玛耶夫先生的见解很独到：这个计划的成功必然大大有益于俄罗斯帝国的利益。您不妨就任命巴德玛耶夫先生专门负责实施这项计划得了！”
尼古拉二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亲爱的巴德玛耶夫，你的计划复如此美妙，以致这样新奇而虚幻的东西使我很难相信它会获得成功！你的计划太有趣了，太诱人了！好吧——”
“现在，我宣布。由巴德玛耶夫全权负责执行这项计划！请维特先生尽快拔出200万卢布来支持巴德玛耶夫先生的宏大计划！”
巴德玛耶夫大喜过望，卑膝跪在巴古拉面前，轻轻吻了吻尼古拉二世的手。随后拾起头，仰望着沙皇说道：
“陛下，我发誓永远忠心为您效劳！”沙皇点点头说；
“我很感谢你，先生。但愿你像一个伟大的魔术师，能轻而易举地从中国人那儿割下一块肉，把你的美梦变成现实！”
巴德玛耶夫不仅在蒙古各地设置“暴动的政治活动据点”，派遣各种身份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间谍。同时，还按其上报沙皇的侵略分划，在彼得堡开办了一所特殊学校，规定学生毕业后，可以进入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深造两年，合格者以九品官员录用，然后派往东方“执行任务”。
每逢毕业典礼或其它重要节日，巴德玛耶夫便以学校“董事”的身份亲自赴校，发表一通鼓吹俄罗斯如何伟大的演说，以振奋学生的“为国献身”热情。
1895年彼得堡特殊学校毕业典礼的前一周，巴德玛耶夫为了表现自己对学生的关心，告诉校长：我要观看学生的技能表演！
第二天，巴德玛耶夫在校长的陪同下，来到学校大礼堂观看学生的毕业表演。
最先是十几个俄罗斯族学生演唱几首蒙古民歌，巴德玛耶夫一边听，一边不断向校长指出他们发音的错误之处。
然后是两组布里亚特蒙古人表演徒手格斗术。精彩的对打使巴德玛雅夫看得津津有昧。
最后，礼堂里响起《天鹅湖》主题曲。四只由俄罗斯族姑娘装扮的洁白小天鹅，轻盈地随着舞曲节奏飞向场中，舞姿翩翩，一忽儿戏水，一忽儿游戏。领头的那个姑娘，满头金发，蓝色明眸，几乎瓷器般透明的皮肤，纤巧而莹洁的颈窝，充满贵族风韵的苗条身材，诱人的娇滴滴的慵倦，飘忽的眼神充满挑逗性。
“我的上帝，她真漂亮啊！”
校长瞥了瞥神色贪婪的巴德玛耶夫，一本正经地讨好道：“巴德玛耶夫先生，她叫柳芭，的确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啊！待会儿，我叫她来见您！”“好！我要见见她！”
巴德玛耶夫眼睛死死盯着小天鹅修长的大腿，头也不回地答道。
汇报演出结束后，校长照例请巴德玛耶夫发表讲话，但被满脸不耐烦的巴德玛耶夫拒绝了。
校长心下明白原因何在，立即把准备卸妆的漂亮小天鹅匆匆带到贵宾休息室。
“巴德玛耶夫先生，这就是我向您提到过的柳芭姑娘！她聪明机灵，成绩优秀，是出了名的校花！”巴德玛耶夫压制着身体中不断升腾的欲望，慢吞吞地走到柳芭面前装出长者般的慈祥，湍柔地打量这个妙龄少女。
“柳芭姑娘，你知道这位尊敬的先生是谁吗？”
小天鹅睁大美丽的眼睛，摇了摇头。巴德玛耶夫细细地欣赏着姑娘长长的眼睫毛。
“这位尊敬的先生是沙皇陛下最得力的办事大臣——我们的巴德玛耶夫大人！”“啊”柳芭惊讶而又兴奋地尖叫一声。
“原来您就是那个巴德玛耶夫大人！我读过好多好多的报纸，上面都登载了你在东方创造的许多神奇业绩！对了，还有，还有您的“商务公司”！”
小美人兴奋得脸蛋通红，好似一枝含苞待放、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飘飘然的巴德玛耶夫心里乐不可支，顺势把柳芭搂在怀里，坐到沙发上。校长见状，知趣地把门带上，悄悄出去了。
“柳芭小姐，作为你们的老板，我对你刚才的表现并不满意！但是——”
巴德玛耶夫先板起面孔、随后又嬉皮笑脸地柔声说道：
“作为我个人，你刚才那番话使我感到很快慰！”
柳芭推开巴德玛耶夫，一言不发。
“柳芭小姐，你生气了？”
“不，大人，作为您的属下，我对刚才的表现极为满意；但是——作为柳芭本人，却不太满意。”柳芭冷冷地答道。
这一番对答使巴德玛耶夫颇为尴尬，休息室里只有他“嘿嘿”的干笑声。
忽然、柳芭猛转过来对着巴德玛耶夫，做出最迷人的笑靥：
“您希望我是您的属下好呢？还是柳芭本人好？”
说完，柳芭拢拢垂下的长发，摆出一个最具挑逗性的姿势，一双碧眼钩住了巴德玛耶夫。
巴德玛耶夫急不可待，一把将柳芭拥到怀里，吻了吻她的前额：
“我的乖乖，你做我的属下当然再好不过了！”
说罢，抱起柳芭，站起身来，淫笑着说：
“我要亲自考察你作为女特工的特殊技能，是不是和你的身体同样迷人！”
欲望满足之后的巴德玛耶夫，惬意而疲惫地喘着粗气，轻轻摩挲着柳芭白曾圆滑的胴体，把嘴轻轻凑到她鼓鼓的胸脯上，悠悠地吻去。半晌抬起来，轻轻用下巴蹭着。
“柳芭，亲爱的，我要带你去彼得堡，给你买最豪华的礼服、最漂亮的首饰，住最华贵的别墅！”
“不！亲爱的，我向往东方！一直梦想着有朝一去开拓大俄罗斯的疆域！我过去的选择、以及将来的作为都必须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谢谢你！”
巴德玛耶夫愣住了！双手捧住柳芭的脸庞，着急地说：
“咱们是情人，你不应该对我说这种堂而皇之的骗人的话！”
“不，亲爱的，我说的是实话！”
柳芭平静地答道，巴德玛耶夫紧盯着那双抚媚的大眼，试图找到一丝撒谎留下的痕迹，但很快彻底失望了。他垂头丧气地闭上眼。
“听我说，亲爱的，到蒙古当间谍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浪漫！更不象在这张床上做爱那样美妙，使你高潮迭起！亲爱的，去那种地方简直是活受罪！你快收起这愚蠢的念头吧！还是跟我去彼得堡吧！”
柳芭又平静而毫不思索地摇摇头。
巴德玛耶夫大失所望，把这只刚刚到手，但未来得及仔细赏玩就要飞远的一丝不挂的白天鹅，使劲地贴在怀里，双手一刻不停地抚摸着她细嫩圆润的肌肤。心中十分惋惜。
巴德玛耶夫沉默了好一会，才最后下定决心：“我的心肝，我答应你的要求。”
巴德玛耶夫叹了口气，不无遗憾，眷恋无比地吻吻柳芭。
“我派你到蒙古库伦去执行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你明天去找伊凡诺维奇，他会告诉你详细计划的。唉！”
“你的代号是：黑桃皇后。以后，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可以用黑的“Q”落款，然后差人送给我！”
“是，大人！”
随即，两个光溜溜的身子很快扭作一团。
每逢毕业典礼或其它重要节日，巴德玛耶夫便以学校“董事”的身份亲自赴校，发表一通鼓吹俄罗斯如何伟大的演说，以振奋学生的“为国献身”热情。
1895年彼得堡特殊学校毕业典礼的前一周，巴德玛耶夫为了表现自己对学生的关心，告诉校长：我要观看学生的技能表演！
第二天，巴德玛耶夫在校长的陪同下，来到学校大礼堂观看学生的毕业表演。
最先是十几个俄罗斯族学生演唱几首蒙古民歌，巴德玛耶夫一边听，一边不断向校长指出他们发音的错误之处。
然后是两组布里亚特蒙古人表演徒手格斗术。精彩的对打使巴德玛雅夫看得津津有昧。
最后，礼堂里响起《天鹅湖》主题曲。四只由俄罗斯族姑娘装扮的洁白小天鹅，轻盈地随着舞曲节奏飞向场中，舞姿翩翩，一忽儿戏水，一忽儿游戏。领头的那个姑娘，满头金发，蓝色明眸，几乎瓷器般透明的皮肤，纤巧而莹洁的颈窝，充满贵族风韵的苗条身材，诱人的娇滴滴的慵倦，飘忽的眼神充满挑逗性。
“我的上帝，她真漂亮啊！”
校长瞥了瞥神色贪婪的巴德玛耶夫，一本正经地讨好道：“巴德玛耶夫先生，她叫柳芭，的确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啊！待会儿，我叫她来见您！”“好！我要见见她！”
巴德玛耶夫眼睛死死盯着小天鹅修长的大腿，头也不回地答道。
汇报演出结束后，校长照例请巴德玛耶夫发表讲话，但被满脸不耐烦的巴德玛耶夫拒绝了。
校长心下明白原因何在，立即把准备卸妆的漂亮小天鹅匆匆带到贵宾休息室。
“巴德玛耶夫先生，这就是我向您提到过的柳芭姑娘！她聪明机灵，成绩优秀，是出了名的校花！”巴德玛耶夫压制着身体中不断升腾的欲望，慢吞吞地走到柳芭面前装出长者般的慈祥，湍柔地打量这个妙龄少女。
“柳芭姑娘，你知道这位尊敬的先生是谁吗？”
小天鹅睁大美丽的眼睛，摇了摇头。巴德玛耶夫细细地欣赏着姑娘长长的眼睫毛。
“这位尊敬的先生是沙皇陛下最得力的办事大臣——我们的巴德玛耶夫大人！”“啊”柳芭惊讶而又兴奋地尖叫一声。
“原来您就是那个巴德玛耶夫大人！我读过好多好多的报纸，上面都登载了你在东方创造的许多神奇业绩！对了，还有，还有您的“商务公司”！”
小美人兴奋得脸蛋通红，好似一枝含苞待放、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飘飘然的巴德玛耶夫心里乐不可支，顺势把柳芭搂在怀里，坐到沙发上。校长见状，知趣地把门带上，悄悄出去了。
“柳芭小姐，作为你们的老板，我对你刚才的表现并不满意！但是——”
巴德玛耶夫先板起面孔、随后又嬉皮笑脸地柔声说道：
“作为我个人，你刚才那番话使我感到很快慰！”
柳芭推开巴德玛耶夫，一言不发。
“柳芭小姐，你生气了？”
“不，大人，作为您的属下，我对刚才的表现极为满意；但是——作为柳芭本人，却不太满意。”柳芭冷冷地答道。
这一番对答使巴德玛耶夫颇为尴尬，休息室里只有他“嘿嘿”的干笑声。
忽然、柳芭猛转过来对着巴德玛耶夫，做出最迷人的笑靥：
“您希望我是您的属下好呢？还是柳芭本人好？”
说完，柳芭拢拢垂下的长发，摆出一个最具挑逗性的姿势，一双碧眼钩住了巴德玛耶夫。
巴德玛耶夫急不可待，一把将柳芭拥到怀里，吻了吻她的前额：
“我的乖乖，你做我的属下当然再好不过了！”
说罢，抱起柳芭，站起身来，淫笑着说：
“我要亲自考察你作为女特工的特殊技能，是不是和你的身体同样迷人！”
欲望满足之后的巴德玛耶夫，惬意而疲惫地喘着粗气，轻轻摩挲着柳芭白曾圆滑的胴体，把嘴轻轻凑到她鼓鼓的胸脯上，悠悠地吻去。半晌抬起来，轻轻用下巴蹭着。
“柳芭，亲爱的，我要带你去彼得堡，给你买最豪华的礼服、最漂亮的首饰，住最华贵的别墅！”
“不！亲爱的，我向往东方！一直梦想着有朝一去开拓大俄罗斯的疆域！我过去的选择、以及将来的作为都必须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谢谢你！”
巴德玛耶夫愣住了！双手捧住柳芭的脸庞，着急地说：
“咱们是情人，你不应该对我说这种堂而皇之的骗人的话！”
“不，亲爱的，我说的是实话！”
柳芭平静地答道，巴德玛耶夫紧盯着那双抚媚的大眼，试图找到一丝撒谎留下的痕迹，但很快彻底失望了。他垂头丧气地闭上眼。
“听我说，亲爱的，到蒙古当间谍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浪漫！更不象在这张床上做爱那样美妙，使你高潮迭起！亲爱的，去那种地方简直是活受罪！你快收起这愚蠢的念头吧！还是跟我去彼得堡吧！”
柳芭又平静而毫不思索地摇摇头。
巴德玛耶夫大失所望，把这只刚刚到手，但未来得及仔细赏玩就要飞远的一丝不挂的白天鹅，使劲地贴在怀里，双手一刻不停地抚摸着她细嫩圆润的肌肤。心中十分惋惜。
巴德玛耶夫沉默了好一会，才最后下定决心：“我的心肝，我答应你的要求。”
巴德玛耶夫叹了口气，不无遗憾，眷恋无比地吻吻柳芭。
“我派你到蒙古库伦去执行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你明天去找伊凡诺维奇，他会告诉你详细计划的。唉！”
“你的代号是：黑桃皇后。以后，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可以用黑的“Q”落款，然后差人送给我！”
“是，大人！”
随即，两个光溜溜的身子很快扭作一团。
一年后，彼得堡。
巴德玛耶夫坐在办公室里，反复看着那封以黑色“Q”落款的秘信：“……一切极顺，速安排接近活佛之事。”
“柳芭，小心肝儿啊，想不到你还是天才间谍！让我再看看你又能用什么手段来拉拢库伦活佛。”
巴德玛耶夫自言自语。他的眼睛紧盯着那黑“Q’，“Q”字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模糊。
库伦活佛哲市尊丹巴第八世是外蒙古地区喇嘛教的最高首领，对蒙古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
1878年，哲布尊丹巴第八世由西藏转世。
巨大无比的宗教光环效应的“灵光”。降临到了未见世而的第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身上。他由西藏到库伦继位时，年仅四岁，然而，一路上，虚诚的教徒们成群结队头顶松针跪拜在路边，极其诚心地祈祝他们的活佛吉祥如意，更期盼这位大慈大悲、大智大尊的活佛能给他们洒下一点，那怕一点点阳光雨露。
护送哲布尊丹巴的喇嘛、王公、奴仆，对这位八世活佛的关心胜过自己的双眼和生命，有需必百依百顺，没需，也想着法子满足活佛，以讨活佛的欢心。四岁的哲布尊丹巴就是在这种人世间少有的、养尊处优的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生活。唯我独尊、一切的一切以我为中心、不容别人有半星丁点儿违抗的心理深深积淀在他的心底深处。
沙俄驻库伦伦事施什玛勒夫抓住机会，经常给年轻的哲布尊丹巴“赠送”许多欧洲的新式玩具、从俄国专门印刷的精美的小人书，还送给他英国矮种马、波斯猫等数十种温顺驯良的小动物……
在哲布尊丹巴后来，这个大胡子的俄罗斯人好象会卜卦的喇嘛，知道他爱玩什么、想玩什么；每次都能给他带来新奇的小东西……久而久之，大胡子施什玛勒夫便成为年幼的哲布薄丹巴欢乐幸福的唯一温泉。
1896年，哲布尊丹巴年满十六岁。生日那天，施什玛勒夫又按惯例来到活佛府，看望哲布尊丹巴。
“大胡子，你好！”
“恭喜活佛金寿！”
施什玛勒夫恭恭敬敬地向哲布尊丹巴行了一个俄式宫廷礼。随即掏出一份电报，说：
“沙俄皇帝陛下专门发来贺电：
祝库伦活佛寿安：
并专程差人送来贺礼。金椅两把，非洲大象一对，翡翠屏一个……”
哲布尊丹巴听罢，站起身来走到施什玛勒夫跟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的沙皇陛下待我太好了！真让我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施什玛勒夫意味深长地说：
“活佛不必见外，俄国是您唯一的肝胆相照的朋友。”
十六岁的库伦活佛末解其话中之适，赞同地说：
“是啊，俄国才算真正的朋友！”
施什玛勒夫拉过年轻的库伦活佛：
“活佛，今天我给您介绍几位新朋友！”
伊凡诺维奇一家三口走进来。
“这是伊凡诺维奇，德玛耶夫商务公司驻库伦的经理！这是伊凡诺维奇的太太！这是他的女儿——那仁高娃！”
伊凡诺维奇也向库伦活佛行了个俄式大礼，而那母女俩，却双膝跑下，连连磕头，口中同时念道：“伯乐哼！伯尔哼！（注：蒙语，伯尔哼是‘佛”之意）
活佛伸手摸顶之后，母女俩才站起身来。
哲布尊丹巴打量着这“母女俩”：此时的那仁高娃，妖而不媚，美而不艳，宽大的蒙古袍掩盖不住地她高高耸起的胸脯和苗条的身材，水灵灵清秀秀，一副大家闺秀的摸样。
“你多大了？”
“回活佛，刚满十八岁。”那仁高娃娇羞而不失大方地答道。
“你会说蒙语？”
“是的，回活佛。”
年轻的哲布尊丹巴听到这个与自己年岁相仿的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会说蒙语，好奇心顿起，改用蒙语问道：
“你跟谁学的蒙语？”
“额吉。（注：额古即阿妈、母亲）”
“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阿妈一生下我，就教我说蒙语。”
“你会唱歌吗？”
“会！阿妈教我唱了好多好多的歌！”
哲布尊丹巴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这个长着金发碧眼，会说古话、会唱蒙古歌的美丽姑娘，能陪我一起玩耍，那该多好啊！他便试探地问道：
“你愿不愿意和我说话！”“我很，很——”
那仁高娃装作害羞，故意吞吞吐吐。哲布尊丹巴一听没了下文，着急地问：“你快说呀！很什么？”
“我、我，当然——当然很高兴啦！”
哲布尊丹巴兴奋得跳了起来。“噢。太好了！太好了！那以后你就天天来甘宁寺，和我说话吧！”
慈祥的“母亲”乐得裂开了嘴，轻轻推推故意楞神的“女儿”。“女儿”才恍然大醒悟似地羞红了脸，跪在哲布尊丹巴而前磕了一下头。年轻的库伦活佛忙不迭地把她扶起来。
“慈祥的母亲”眼里含着泪，扑通跪在地上，哽咽着说：
“伯尔哼，我女儿是修了哪世的福，居然也有今天的造化。”
说罢，略略地使劲磕着响头。
“那仁高娃，你可千万万要侍候好活佛啊！”
站在一旁的施什玛勒夫会心地看着母女俩的一举一动。心想：巴德玛耶夫果然有眼光，这二个难辨真假的演员间谍，真他娘的有办法！看来，哲布尊丹巴会牢牢陷进俄罗斯帝国的圈套了！
哲布丹巴猛地想起一件事，忙问：
“大胡子，我正想向你打听一件事：近来下边寺庙里的吉索纷纷告诉我，有两个德行善良的贵国女子，常常到寺庙听经讲佛，并且慷慨仁慈、大笔向寺庙布施钱财。你知不知道这两个女信徒是谁？”
施什玛勒夫摸着络腮胡子，和伊凡诺维奇彼此相视一笑，却不言语
哲布尊丹巴见状，心中猜想得以印证，便笑着自答：
“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心中对那仁高娃又增添了几分亲近之意。
此后，那仁高娃每天一早便来寺陪伴年轻的库伦活佛，晚上方离寺回家。
每天，那仁高娃听完哲布尊丹巴讲过佛经，便陪年轻的活佛一同玩耍。她给他唱蒙古歌，甜美清纯的歌喉使他陶醉：她给他讲故事，讲彼得堡、莫斯科的繁华，讲俄国的风土人情，讲俄罗斯的历史和传说……妩媚温雅的语调，奇异繁华的生活常常把他带入一个似乎神往已久的人间世界，后来，她又唱许多俄文歌曲，表演《天鹅湖》……俄罗斯艺术又令他美不胜收，感叹不已……
当那仁高娃离寺回家之后，年轻的哲布尊丹巴心中顿感孤独寂寞、烦燥不已，十分惦念活泼聪明、温柔美丽的俄罗斯姑娘。
巴德玛耶夫坐在办公室里，反复看着那封以黑色“Q”落款的秘信：“……一切极顺，速安排接近活佛之事。”
“柳芭，小心肝儿啊，想不到你还是天才间谍！让我再看看你又能用什么手段来拉拢库伦活佛。”
巴德玛耶夫自言自语。他的眼睛紧盯着那黑“Q’，“Q”字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模糊。
库伦活佛哲市尊丹巴第八世是外蒙古地区喇嘛教的最高首领，对蒙古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
1878年，哲布尊丹巴第八世由西藏转世。
巨大无比的宗教光环效应的“灵光”。降临到了未见世而的第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身上。他由西藏到库伦继位时，年仅四岁，然而，一路上，虚诚的教徒们成群结队头顶松针跪拜在路边，极其诚心地祈祝他们的活佛吉祥如意，更期盼这位大慈大悲、大智大尊的活佛能给他们洒下一点，那怕一点点阳光雨露。
护送哲布尊丹巴的喇嘛、王公、奴仆，对这位八世活佛的关心胜过自己的双眼和生命，有需必百依百顺，没需，也想着法子满足活佛，以讨活佛的欢心。四岁的哲布尊丹巴就是在这种人世间少有的、养尊处优的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生活。唯我独尊、一切的一切以我为中心、不容别人有半星丁点儿违抗的心理深深积淀在他的心底深处。
沙俄驻库伦伦事施什玛勒夫抓住机会，经常给年轻的哲布尊丹巴“赠送”许多欧洲的新式玩具、从俄国专门印刷的精美的小人书，还送给他英国矮种马、波斯猫等数十种温顺驯良的小动物……
在哲布尊丹巴后来，这个大胡子的俄罗斯人好象会卜卦的喇嘛，知道他爱玩什么、想玩什么；每次都能给他带来新奇的小东西……久而久之，大胡子施什玛勒夫便成为年幼的哲布薄丹巴欢乐幸福的唯一温泉。
1896年，哲布尊丹巴年满十六岁。生日那天，施什玛勒夫又按惯例来到活佛府，看望哲布尊丹巴。
“大胡子，你好！”
“恭喜活佛金寿！”
施什玛勒夫恭恭敬敬地向哲布尊丹巴行了一个俄式宫廷礼。随即掏出一份电报，说：
“沙俄皇帝陛下专门发来贺电：
祝库伦活佛寿安：
并专程差人送来贺礼。金椅两把，非洲大象一对，翡翠屏一个……”
哲布尊丹巴听罢，站起身来走到施什玛勒夫跟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的沙皇陛下待我太好了！真让我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施什玛勒夫意味深长地说：
“活佛不必见外，俄国是您唯一的肝胆相照的朋友。”
十六岁的库伦活佛末解其话中之适，赞同地说：
“是啊，俄国才算真正的朋友！”
施什玛勒夫拉过年轻的库伦活佛：
“活佛，今天我给您介绍几位新朋友！”
伊凡诺维奇一家三口走进来。
“这是伊凡诺维奇，德玛耶夫商务公司驻库伦的经理！这是伊凡诺维奇的太太！这是他的女儿——那仁高娃！”
伊凡诺维奇也向库伦活佛行了个俄式大礼，而那母女俩，却双膝跑下，连连磕头，口中同时念道：“伯乐哼！伯尔哼！（注：蒙语，伯尔哼是‘佛”之意）
活佛伸手摸顶之后，母女俩才站起身来。
哲布尊丹巴打量着这“母女俩”：此时的那仁高娃，妖而不媚，美而不艳，宽大的蒙古袍掩盖不住地她高高耸起的胸脯和苗条的身材，水灵灵清秀秀，一副大家闺秀的摸样。
“你多大了？”
“回活佛，刚满十八岁。”那仁高娃娇羞而不失大方地答道。
“你会说蒙语？”
“是的，回活佛。”
年轻的哲布尊丹巴听到这个与自己年岁相仿的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会说蒙语，好奇心顿起，改用蒙语问道：
“你跟谁学的蒙语？”
“额吉。（注：额古即阿妈、母亲）”
“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阿妈一生下我，就教我说蒙语。”
“你会唱歌吗？”
“会！阿妈教我唱了好多好多的歌！”
哲布尊丹巴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这个长着金发碧眼，会说古话、会唱蒙古歌的美丽姑娘，能陪我一起玩耍，那该多好啊！他便试探地问道：
“你愿不愿意和我说话！”“我很，很——”
那仁高娃装作害羞，故意吞吞吐吐。哲布尊丹巴一听没了下文，着急地问：“你快说呀！很什么？”
“我、我，当然——当然很高兴啦！”
哲布尊丹巴兴奋得跳了起来。“噢。太好了！太好了！那以后你就天天来甘宁寺，和我说话吧！”
慈祥的“母亲”乐得裂开了嘴，轻轻推推故意楞神的“女儿”。“女儿”才恍然大醒悟似地羞红了脸，跪在哲布尊丹巴而前磕了一下头。年轻的库伦活佛忙不迭地把她扶起来。
“慈祥的母亲”眼里含着泪，扑通跪在地上，哽咽着说：
“伯尔哼，我女儿是修了哪世的福，居然也有今天的造化。”
说罢，略略地使劲磕着响头。
“那仁高娃，你可千万万要侍候好活佛啊！”
站在一旁的施什玛勒夫会心地看着母女俩的一举一动。心想：巴德玛耶夫果然有眼光，这二个难辨真假的演员间谍，真他娘的有办法！看来，哲布尊丹巴会牢牢陷进俄罗斯帝国的圈套了！
哲布丹巴猛地想起一件事，忙问：
“大胡子，我正想向你打听一件事：近来下边寺庙里的吉索纷纷告诉我，有两个德行善良的贵国女子，常常到寺庙听经讲佛，并且慷慨仁慈、大笔向寺庙布施钱财。你知不知道这两个女信徒是谁？”
施什玛勒夫摸着络腮胡子，和伊凡诺维奇彼此相视一笑，却不言语
哲布尊丹巴见状，心中猜想得以印证，便笑着自答：
“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心中对那仁高娃又增添了几分亲近之意。
此后，那仁高娃每天一早便来寺陪伴年轻的库伦活佛，晚上方离寺回家。
每天，那仁高娃听完哲布尊丹巴讲过佛经，便陪年轻的活佛一同玩耍。她给他唱蒙古歌，甜美清纯的歌喉使他陶醉：她给他讲故事，讲彼得堡、莫斯科的繁华，讲俄国的风土人情，讲俄罗斯的历史和传说……妩媚温雅的语调，奇异繁华的生活常常把他带入一个似乎神往已久的人间世界，后来，她又唱许多俄文歌曲，表演《天鹅湖》……俄罗斯艺术又令他美不胜收，感叹不已……
当那仁高娃离寺回家之后，年轻的哲布尊丹巴心中顿感孤独寂寞、烦燥不已，十分惦念活泼聪明、温柔美丽的俄罗斯姑娘。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古老的华夏大地和她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儿女们，载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驮着难以数计的沉重包袱，艰难地跋涉进了二十世纪的第一个辛亥年：公元1911年。
1911年，祖祖辈辈生息在黄土地上的平民百姓不会忘记，一直被奉为至尊至圣的王公老爷不会忘记，历史学家更难忘记，就连高鼻梁黄头发对华夏这块肥肉有特殊嗜好的大大小小洋人也铭刻在心，因为武昌起义的枪声掀翻了中国的天，昏睡的国人睁开了眼，紫禁城的皇帝退了位，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中国的大变样，大大小小的军阀磨拳擦掌，高高低低的洋人磨刀霍霍，他们要抢夺胜利果实，他们要再造奴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还没来得及喘口粗气，不明不自的屠刀就又一次降临到了头上。
在洋人的磨刀曲中，最卖力，胃口最大的莫过于沙俄这把已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屠刀。就是这把刀，把满清王朝驯服成了自己的忠实奴仆，还是这把刀，抢占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丢了奴仆的沙俄，睁着血红的双眼，在华夏大地扫来扫去。他看准了，找着了，双眼定格，紧紧地盯住了一地方——外蒙古。
彼得堡郊外，与满是烟囱的居民院格格不入的一片开阔地上，耸立着一幢壁垒森严的三层楼房，楼房的四周架设着高压电网和密密歪歪的铁丝网，网的外围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在穿梭巡行。
附近的居民从外观上都猜测到、这不是一块平凡的地方，但都搞不清这是不是一座监狱。
直到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人们才搞清，这个神秘的地方原是沙俄政府的最高陆军作战室，沙俄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的号令都是由此发出的。其中楼房的第三层是全封闭的防弹室，楼底还有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平时由作战室工作人员居住；战时，突击变为秘密机要室。
1912年10月，世界诸多国家还暖洋洋的时候，莫斯科已是冰天雪地，阵陈刺骨的寒风吹起地上的层层积雪，堵的人们喘不上气来，睁不开眼睛，厚厚的羊皮袄上总是靖着一层薄厚不一的雪渍。
10月7日一太早，附近的居民突然发现这座神秘的地方，在铁丝网的外围冒出了好几层全副武装的俄国土兵，一个个威严正立，如临大敌。
居民们互相交换着眼色，传递着谁也说不清的信息，胆大点的在窃窃私语，交头接耳，互相对问“又出什么事了？”
此时的三层防弹室里，十几张长方桌子一字排开，桌子两旁，两肩扛着各色肩章的高级军官们双手压膝，挺胸抬头正在恭听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的训话和命令。
武昌起义暴发后，沙俄政府紧锣密鼓，先是在武汉帮助清朝政府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后又勾结窜通其它帝国主义共同上阵。无奈得了死症候的清政府，再打什么活命剂也无济于事了。
沙俄眼巴巴看着清政府是丢定了，但是，他们决不甘心到此为止，狗丢了，肥肉不可丢；大狗完了，小狗还得养！
抱着这个信念，又格守着沙皇在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关于蒙古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冷静观察——但不要因此竟将机会错过！”一年来，沙俄跃跃欲试，但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向中国出击。
机会终于来了，1912年1月到8月，沙俄派往中国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特务起了效用，这两地的上层王公纷纷发动叛乱，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大大小小的战事接连不断。
进入10月后，中国的叛乱渐渐被平息，一份份战败情报飞回沙俄，飞到尼古拉二世的面前。处心积虑的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深感厄运和机遇同时降临，悲的是苦心经营的内部反叛被各个击破，养小狗的计划实属不易，喜的是有了借口，可以大打出手，给中国重重一击，以此实现帝国理想！
10月6日，尼古拉二世密调库罗巴特金进宫，面视机宜，发布谕旨。
库罗巴特金领旨后，马不停蹄速速召回了陆军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齐聚陆军最高作战室，这已是10月7日的事了。按照军纪军规，10月6日午夜，在陆军最高作战室特布下一个特种连进行警戒。
三楼防弹室里，库罗巴特金训话已经完毕，他用眼环视了一下静得几乎连空气流动都可听见的作战室和两列整齐威武的部下，突然发话，“下面，我命令！”
话音未落，所有军官，包话库罗巴特金在内，“刷”地一下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紧接着，静得可怕的作战室里响起了库罗巴特金那尖细但颇有凶性的声音：
“所有沿中国边界的驻军。立即进入一级戒备状态，听候命令！不得有误，违者严惩不贷！”
1911年，祖祖辈辈生息在黄土地上的平民百姓不会忘记，一直被奉为至尊至圣的王公老爷不会忘记，历史学家更难忘记，就连高鼻梁黄头发对华夏这块肥肉有特殊嗜好的大大小小洋人也铭刻在心，因为武昌起义的枪声掀翻了中国的天，昏睡的国人睁开了眼，紫禁城的皇帝退了位，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中国的大变样，大大小小的军阀磨拳擦掌，高高低低的洋人磨刀霍霍，他们要抢夺胜利果实，他们要再造奴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还没来得及喘口粗气，不明不自的屠刀就又一次降临到了头上。
在洋人的磨刀曲中，最卖力，胃口最大的莫过于沙俄这把已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屠刀。就是这把刀，把满清王朝驯服成了自己的忠实奴仆，还是这把刀，抢占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丢了奴仆的沙俄，睁着血红的双眼，在华夏大地扫来扫去。他看准了，找着了，双眼定格，紧紧地盯住了一地方——外蒙古。
彼得堡郊外，与满是烟囱的居民院格格不入的一片开阔地上，耸立着一幢壁垒森严的三层楼房，楼房的四周架设着高压电网和密密歪歪的铁丝网，网的外围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在穿梭巡行。
附近的居民从外观上都猜测到、这不是一块平凡的地方，但都搞不清这是不是一座监狱。
直到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人们才搞清，这个神秘的地方原是沙俄政府的最高陆军作战室，沙俄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的号令都是由此发出的。其中楼房的第三层是全封闭的防弹室，楼底还有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平时由作战室工作人员居住；战时，突击变为秘密机要室。
1912年10月，世界诸多国家还暖洋洋的时候，莫斯科已是冰天雪地，阵陈刺骨的寒风吹起地上的层层积雪，堵的人们喘不上气来，睁不开眼睛，厚厚的羊皮袄上总是靖着一层薄厚不一的雪渍。
10月7日一太早，附近的居民突然发现这座神秘的地方，在铁丝网的外围冒出了好几层全副武装的俄国土兵，一个个威严正立，如临大敌。
居民们互相交换着眼色，传递着谁也说不清的信息，胆大点的在窃窃私语，交头接耳，互相对问“又出什么事了？”
此时的三层防弹室里，十几张长方桌子一字排开，桌子两旁，两肩扛着各色肩章的高级军官们双手压膝，挺胸抬头正在恭听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的训话和命令。
武昌起义暴发后，沙俄政府紧锣密鼓，先是在武汉帮助清朝政府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后又勾结窜通其它帝国主义共同上阵。无奈得了死症候的清政府，再打什么活命剂也无济于事了。
沙俄眼巴巴看着清政府是丢定了，但是，他们决不甘心到此为止，狗丢了，肥肉不可丢；大狗完了，小狗还得养！
抱着这个信念，又格守着沙皇在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关于蒙古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冷静观察——但不要因此竟将机会错过！”一年来，沙俄跃跃欲试，但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向中国出击。
机会终于来了，1912年1月到8月，沙俄派往中国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特务起了效用，这两地的上层王公纷纷发动叛乱，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大大小小的战事接连不断。
进入10月后，中国的叛乱渐渐被平息，一份份战败情报飞回沙俄，飞到尼古拉二世的面前。处心积虑的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深感厄运和机遇同时降临，悲的是苦心经营的内部反叛被各个击破，养小狗的计划实属不易，喜的是有了借口，可以大打出手，给中国重重一击，以此实现帝国理想！
10月6日，尼古拉二世密调库罗巴特金进宫，面视机宜，发布谕旨。
库罗巴特金领旨后，马不停蹄速速召回了陆军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齐聚陆军最高作战室，这已是10月7日的事了。按照军纪军规，10月6日午夜，在陆军最高作战室特布下一个特种连进行警戒。
三楼防弹室里，库罗巴特金训话已经完毕，他用眼环视了一下静得几乎连空气流动都可听见的作战室和两列整齐威武的部下，突然发话，“下面，我命令！”
话音未落，所有军官，包话库罗巴特金在内，“刷”地一下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紧接着，静得可怕的作战室里响起了库罗巴特金那尖细但颇有凶性的声音：
“所有沿中国边界的驻军。立即进入一级戒备状态，听候命令！不得有误，违者严惩不贷！”
本世纪初的彼得堡在接待外宾上已有了一套规格分明的模式，凡重要的贵宾来访，沙俄政府总要忙碌一阵，巷尾街头布满各色彩旗、彩带，隔不远的大杆上插着俄国和来访国的国旗，大大小小的店铺门前悬挂着各式横幅。当地政府还会以金钱和物质，利诱彼得堡城附近的居民赶着马车，或乘坐政府的大卡车，手举三角小旗在贵容经过的沿途摇旗欢迎。
1911年8月15日，杭达多济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钦命外交大臣”的头衔，率领“蒙古代表团”抵达彼得堡。
车站上的欢迎仪式极其隆重，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以及陆军大臣、数十名专职外交官亲到车站迎接，数千名手举小旗的欢迎群众在警戒线外围摇旗喊号，礼宾乐队高奏《迎宾曲》。
握手寒喧过后，涅拉托夫先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多次强调沙俄一定全力支持和援助外蒙古脱离中国。宣布“独立”，以及合并内外蒙古的要求。
杭达多尔济也随后致辞，他感谢沙皇的隆重欢迎，并言此次来访主要是向沙皇呈递外蒙古接受俄国“保护”的“请求书”。
受到这种国宾的盛礼，杭达多尔济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一种莫明的虚荣感由然而生。不过，惊喜的另一面却又是颇多的惶恐和外交上的极度幼稚，以致在车站当记者问到“请求书”的内容时，杭达多尔济这位“钦命外交大臣”竟张口结舌，连说了五通“这个”，却未吐出一字下文，这种场面窘得在场的“蒙古代表团”所有成员个个涨红了脸，杭达多尔济当在此列。
有家俄文小报在报道杭达多尔济时，说杭“口吃得惊人”。
俄文小报对抗的报道不知是俄国人的幽默，还是真的产生了误会。其实，杭达多尔济与口吃丝毫无缘、连讲五个“这个”，仍旧原地踏步，除了杭外交经验欠缺这个次要原因，最主要的是“请求书”的内容实难以见人，羞于出口。也不敢出口，然而白纸黑字却写的清清楚楚。甘做奴仆的一点廉耻心就在于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之别了，书面的东西可以尽情表达，而口头语言却有难言之隐。
8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亚细亚式会客厅里，沙俄内阁总理斯托雷平接见了杭达多尔济一行，抗把哲布尊丹巴给沙皇的信件交给了斯托雷平。哲布尊丹巴等人、在这封信中提出。以出卖外蒙古地区的通商贸易、修筑铁路、开办邮政等主权，换取沙俄对将要成立的“蒙古国家”的援助和保护。
为了博得沙俄的青睬，杭达多尔济等人还向沙皇和沙俄政府的许多权贵大臣馈送了名马、鞍鞯，金佛等名贵礼物。其中的一尊金佛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宝，至今还放在俄国故宫的中国馆中。
沙发为了实现他的帝国理想，对“上门乞求”的“蒙古代表团”来了个慷慨“施舍”。
为了全力支援库伦“独立”，沙俄陆军部命令伊尔库次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枝，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弹药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叛国集团，并派出一营步兵和几百名哥萨克骑兵，以加强库伦领事馆的防卫为名开驻库伦。同时，沙俄还指使受其豢养的陶克陶胡带着几十名行军赶到库伦，参加“独立”奠基。
1911年10月中旬，俄蒙公路上，绵延数十里的沙俄侵略军，由骑兵开道，耀武扬威地源源开进外蒙古境内。杭达多尔济等人也从俄国回到了库伦。
在沙俄的幕后指挥下、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叛国王公喇嘛加紧筹划“独立”，并组成了以杭达多尔济为头目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具体领导外蒙古的“独立”运动
48个日日夜夜
1912年春，在科布多附近杜尔伯特务旗潜伏活动的沙俄特务丹必占灿，勾结杜尔伯特王公上层，发动了暴乱。丹必占灿公开鼓动民族分裂，归附库伦“政府”，投进沙俄的怀抱。
就在这时、科布多附近发生了一件仇者痛、亲者快的事件，这事件象一阵风，很快成了科布多僧俗欣喜谈论的热门话题，事情是这样的，哲布尊丹巴派了一位满腹经伦、能说会道的“使者”到科市多进行游说劝降。
说来这位“使者”运气实是不佳，还未溜进科布多，就被附近的牧民识别出来，五条马缰一下子把“使者”绑了个大气喘不上来，还未绑送到当地办事长官处，在有的牧民提议下，这位“使者”很快被分装到了几条牧犬的狗肚子里。
这件事发生后，沙俄看到劝降不成，就命令哲布尊丹巴派兵伙同丹必占灿的军队武装攻打科布多。
1912年6月18日，夜幕刚刚降临，科布多城头顿时火星乱窜，枪声大作，还不时夹杂着“冲啊！杀啊！”的呐喊声。
城头上，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博润亲自督战，花白的银须在这血雨腥风中已失去往日那“一丝不苟的恬静，但老人两眼有神，浑身上下看上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他看着城头的一千多军民越杀越勇，看着鬓发斑白的老人们送粮送弹，呀呀学语的小孩儿在城内举旗呐喊，他几个月来为坚守国土，呕心沥血加强备战的辛劳和疲乏似乎全都压到了地根深处，心情之激动难以言表。
大大出乎哲布尊丹巴和丹必占灿的意料，科布多军民在博润率领下以一当十，势不可挡，6月18日的攻城战大败而归，且被润尚的守军追杀十余里。
吃一堑，长一智。哲布尊丹巴和丹必占灿在沙俄的操纵下，增调几千援军，其中包括号称“蒙古第一匪”的陶胡率领的一百多人，把科布多团团围住，来了个围而不打。
三千多人口的科布多一下子成了一座坐吃山空的死城。
城内的粮食在一天一天减少，三千民众的不安心情却在一天一天增大。到7月中旬，不少人家已开始宰杀自己的家畜：牛和羊了。
万没想到的是，围城的叛军竞毫无人性地在供给城内居民饮水用的渠道中投下了毒药。……
几百人纷纷丧生，有的全家没留下一个。整个科布多陷入了有灾以来最痛切最难插的时日：到处是哭声，到处是僵尸。
进入7月下旬、城内已时不时发生人食人的现象，喝马尿、吃鸡粪已成普遍。
博润，这位参赞大臣、眼望臣民一个个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多么企盼援军早到、击退叛军，救出全城军民！可他那里知道，中国政府命令增援科布多的驻新疆部队，已被沙俄军队强行阻住，不准前行一步！
沙俄领事一手武力阻止，一手又向中国政府再三照会：外蒙地方“暂归俄国保护”，“若你们官兵前来，我必有以回敬”。
8月6日，这是科布多小城历史上极其难忘的一页：
从这天黎明时分，外蒙军队向科布多发起全面猛攻，先是用沙俄的73门新式火炮开始轰击科布多的城头和守军，炮弹象暴雨似的扯天扯地落在城头上，顿时，城墙坍塌，弹片横飞，科布多守军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殷红的鲜血浸湿了城头的泥上。
随即是十个方阵（每个方阵500骑兵）同时出击，铺天盖地地向科布多杀来，马上的骑兵个个腰挎寒光闪闪的马刀，手持俄式快枪，颇有当年忽必烈骑军之威势。
马队之后，又是如蝗蚊一股的步兵尾随而上。
两军亦城头相接、战斗相当激烈。守军只剩三百多人，但他们殊死抵抗，弹尽了用刀，刀卷了用石，石完了，三百壮士一涌而上
时近中午，被守军坚守48个日日夜夜的科布多陷落了。比饥饿和死亡更可怕的灾难降临了，外蒙军队象一头饿狠似地扑进了科布多
1911年8月15日，杭达多济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钦命外交大臣”的头衔，率领“蒙古代表团”抵达彼得堡。
车站上的欢迎仪式极其隆重，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以及陆军大臣、数十名专职外交官亲到车站迎接，数千名手举小旗的欢迎群众在警戒线外围摇旗喊号，礼宾乐队高奏《迎宾曲》。
握手寒喧过后，涅拉托夫先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多次强调沙俄一定全力支持和援助外蒙古脱离中国。宣布“独立”，以及合并内外蒙古的要求。
杭达多尔济也随后致辞，他感谢沙皇的隆重欢迎，并言此次来访主要是向沙皇呈递外蒙古接受俄国“保护”的“请求书”。
受到这种国宾的盛礼，杭达多尔济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一种莫明的虚荣感由然而生。不过，惊喜的另一面却又是颇多的惶恐和外交上的极度幼稚，以致在车站当记者问到“请求书”的内容时，杭达多尔济这位“钦命外交大臣”竟张口结舌，连说了五通“这个”，却未吐出一字下文，这种场面窘得在场的“蒙古代表团”所有成员个个涨红了脸，杭达多尔济当在此列。
有家俄文小报在报道杭达多尔济时，说杭“口吃得惊人”。
俄文小报对抗的报道不知是俄国人的幽默，还是真的产生了误会。其实，杭达多尔济与口吃丝毫无缘、连讲五个“这个”，仍旧原地踏步，除了杭外交经验欠缺这个次要原因，最主要的是“请求书”的内容实难以见人，羞于出口。也不敢出口，然而白纸黑字却写的清清楚楚。甘做奴仆的一点廉耻心就在于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之别了，书面的东西可以尽情表达，而口头语言却有难言之隐。
8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亚细亚式会客厅里，沙俄内阁总理斯托雷平接见了杭达多尔济一行，抗把哲布尊丹巴给沙皇的信件交给了斯托雷平。哲布尊丹巴等人、在这封信中提出。以出卖外蒙古地区的通商贸易、修筑铁路、开办邮政等主权，换取沙俄对将要成立的“蒙古国家”的援助和保护。
为了博得沙俄的青睬，杭达多尔济等人还向沙皇和沙俄政府的许多权贵大臣馈送了名马、鞍鞯，金佛等名贵礼物。其中的一尊金佛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宝，至今还放在俄国故宫的中国馆中。
沙发为了实现他的帝国理想，对“上门乞求”的“蒙古代表团”来了个慷慨“施舍”。
为了全力支援库伦“独立”，沙俄陆军部命令伊尔库次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枝，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弹药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叛国集团，并派出一营步兵和几百名哥萨克骑兵，以加强库伦领事馆的防卫为名开驻库伦。同时，沙俄还指使受其豢养的陶克陶胡带着几十名行军赶到库伦，参加“独立”奠基。
1911年10月中旬，俄蒙公路上，绵延数十里的沙俄侵略军，由骑兵开道，耀武扬威地源源开进外蒙古境内。杭达多尔济等人也从俄国回到了库伦。
在沙俄的幕后指挥下、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叛国王公喇嘛加紧筹划“独立”，并组成了以杭达多尔济为头目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具体领导外蒙古的“独立”运动
48个日日夜夜
1912年春，在科布多附近杜尔伯特务旗潜伏活动的沙俄特务丹必占灿，勾结杜尔伯特王公上层，发动了暴乱。丹必占灿公开鼓动民族分裂，归附库伦“政府”，投进沙俄的怀抱。
就在这时、科布多附近发生了一件仇者痛、亲者快的事件，这事件象一阵风，很快成了科布多僧俗欣喜谈论的热门话题，事情是这样的，哲布尊丹巴派了一位满腹经伦、能说会道的“使者”到科市多进行游说劝降。
说来这位“使者”运气实是不佳，还未溜进科布多，就被附近的牧民识别出来，五条马缰一下子把“使者”绑了个大气喘不上来，还未绑送到当地办事长官处，在有的牧民提议下，这位“使者”很快被分装到了几条牧犬的狗肚子里。
这件事发生后，沙俄看到劝降不成，就命令哲布尊丹巴派兵伙同丹必占灿的军队武装攻打科布多。
1912年6月18日，夜幕刚刚降临，科布多城头顿时火星乱窜，枪声大作，还不时夹杂着“冲啊！杀啊！”的呐喊声。
城头上，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博润亲自督战，花白的银须在这血雨腥风中已失去往日那“一丝不苟的恬静，但老人两眼有神，浑身上下看上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他看着城头的一千多军民越杀越勇，看着鬓发斑白的老人们送粮送弹，呀呀学语的小孩儿在城内举旗呐喊，他几个月来为坚守国土，呕心沥血加强备战的辛劳和疲乏似乎全都压到了地根深处，心情之激动难以言表。
大大出乎哲布尊丹巴和丹必占灿的意料，科布多军民在博润率领下以一当十，势不可挡，6月18日的攻城战大败而归，且被润尚的守军追杀十余里。
吃一堑，长一智。哲布尊丹巴和丹必占灿在沙俄的操纵下，增调几千援军，其中包括号称“蒙古第一匪”的陶胡率领的一百多人，把科布多团团围住，来了个围而不打。
三千多人口的科布多一下子成了一座坐吃山空的死城。
城内的粮食在一天一天减少，三千民众的不安心情却在一天一天增大。到7月中旬，不少人家已开始宰杀自己的家畜：牛和羊了。
万没想到的是，围城的叛军竞毫无人性地在供给城内居民饮水用的渠道中投下了毒药。……
几百人纷纷丧生，有的全家没留下一个。整个科布多陷入了有灾以来最痛切最难插的时日：到处是哭声，到处是僵尸。
进入7月下旬、城内已时不时发生人食人的现象，喝马尿、吃鸡粪已成普遍。
博润，这位参赞大臣、眼望臣民一个个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多么企盼援军早到、击退叛军，救出全城军民！可他那里知道，中国政府命令增援科布多的驻新疆部队，已被沙俄军队强行阻住，不准前行一步！
沙俄领事一手武力阻止，一手又向中国政府再三照会：外蒙地方“暂归俄国保护”，“若你们官兵前来，我必有以回敬”。
8月6日，这是科布多小城历史上极其难忘的一页：
从这天黎明时分，外蒙军队向科布多发起全面猛攻，先是用沙俄的73门新式火炮开始轰击科布多的城头和守军，炮弹象暴雨似的扯天扯地落在城头上，顿时，城墙坍塌，弹片横飞，科布多守军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殷红的鲜血浸湿了城头的泥上。
随即是十个方阵（每个方阵500骑兵）同时出击，铺天盖地地向科布多杀来，马上的骑兵个个腰挎寒光闪闪的马刀，手持俄式快枪，颇有当年忽必烈骑军之威势。
马队之后，又是如蝗蚊一股的步兵尾随而上。
两军亦城头相接、战斗相当激烈。守军只剩三百多人，但他们殊死抵抗，弹尽了用刀，刀卷了用石，石完了，三百壮士一涌而上
时近中午，被守军坚守48个日日夜夜的科布多陷落了。比饥饿和死亡更可怕的灾难降临了，外蒙军队象一头饿狠似地扑进了科布多
——巴德玛多尔济喇嘛直面车裂
1911年7月10日（旧历六月十五日），库伦城沸腾了。外蒙古一年一度的向活佛进献“丹书克”（祭礼）的盛节在这里隆重进行。座座修葺一新的蒙古包上扎满了五彩六色的彩带，那高大庄严的祭坛上旗锈悬挂，坛前列案上祭礼份呈，宛若小山。翠绿的草地上葡伏着大片僧俗男女，他们在阵阵弦歌和幽幽香火中极其虐诚地向他们的活佛膜拜。有的圣徒还不时地嗅闻着活佛刚才走过时踩下的脚印。这个盛大的祭拜仪式因为在露天举行，阳光辉映，绿菌作衬，显得甚是壮阔而神密。
仪式接近尾声，时刚过午。晴朗的天空上卷起了滚滚乌云，一阵狂风过后，大雨如注而下，倾刻间，这里变成了一个白茫茫的泥水世界。虐诚的圣徒们依然执著地跪伏在泥水浸泡的草地上、祈祷、唱诵。他们中的体弱者，早已禁不住暴风雨的吹打洗测，脸色青紫、浑身瑟瑟发抖，有的已栽倒在泥水中再也起不来了。
善良虔诚的圣徒们谁也没曾注意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一件事。高居祭坛，接受礼拜的他们惧仰、崇慕的活佛早已走下了祭坛，不知去向。还有，刚才与他们一起朝拜活佛的几个王公大人也踪影全无。不知道，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他们全然不知。他们不敢抬头，不敢仰视那祭坛，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唱诵祈祷，一个劲地瑟瑟发抖，
夜幕降临了，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草原一片黑暗，一片沉寂。
库伦、这个草原明珠，在这漆黑、死寂的夜晚，更显出几分恐怖与不安。
这是一座超大豪华型的蒙古包。周围，几个高大粗壮的人影在来回走动，人影下显然还有几只狗的影子。定近，但见几个骤悍的蒙古武士、人人手持寒光闪闪的蒙古刀，脸上表情木然；那狗，是体壮硕大的上等猎犬，眼睛闪着幽幽的蓝光。
装饰考究，陈设豪华的包帐内，几十支粗大的蜡烛拔起高高的火苗，将整个包内照得通明。一个特别的宴会正在这里举行。当中摆放着两张特大号的八仙桌、一色的锃光闪亮的银餐具、银酒具摆放在桌上，里面盛满了丰盛的肉食，奶食和酒，烤全羊、煎牛排、手扒羊肉……火辣辣、热腾腾的气息交混在一起，散发出略带腥气的诱人的香味。
这个宴会真是特别。如此丰盛的酒菜却未见有人痛嚼狂饮，既看不见蒙古人那种酒席间惯有的豪举，更听不到蒙古女那种爽朗，高亢的祝酒歌。这里的人们个个衣着华美，神色诡秘。十八个人分座在两桌周围。主席上首端座着一个削瘦而略显矮小的男子，他面色阴郁，用低沉的蒙语向众人讲话。他就是被蒙古人奉为活佛的哲布尊丹巴喇嘛。他讲话的大意是：各位王公、各位喇嘛，今晚把你们召来，是要商讨一件对于我们大蒙古族来说极其重大的事宜。我佛保佑，我们要重振大蒙雄风，建立大蒙古帝国。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必须请求友邦大俄帝国的援助，今天还特地邀请了沙俄帝国驻员，库伦领事刘巴先生参加这个秘密会议，并且回避了一些靠不住的王公、喇嘛。此用意，我想你们是很清楚的。如何对付清廷的阻挠并彻底摆脱他们的控制？如何统一我外蒙上下的认识，如何求得友邦沙俄的大力支持？这是建立大蒙古帝国的重要保证。不过，就眼下情况来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应当是尽快求得友邦的支援，为此，我提议今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商讨并起草给沙俄皇帝尼古拉二世的求援信。就此，请各位发表意见。
活佛话音刚落，几个早已喜形于色的王公喇嘛便踊跃发言，各自陈述自己对活佛上述发言的衷心拥护和对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的迫切“愿望”以及对沙俄帝国效忠之“诚心”。先后发言的有杭达多尔济、察克都尔扎布、棍布苏伦等十几人。
会议一直开到东方破晓。然而”“求援信”尚未出台。
如此的会议继续举行。
这些极少数的王公喇嘛，生怕泄露其密谋叛国的罪恶企图，在哲布尊丹巴的率领下，千方百计地避开大多数前来会盟的其他王公，先后在库伦城外的森林里、库伦附近博克多乌拉山的山坳里，甚至躲进俄国侨民的私人住宅进行密谋。其间，作为沙俄的忠实走狗、民族败类哲布尊丹巴和杭达多尔济等人，利用其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影响，在外蒙僧俗各界极力鼓吹和散布叛国投俄的言论。在他们的煽动，欺骗和威胁下，秘密王公会议终于在7月30日炮制了哲布尊丹巴请求沙皇援助外蒙“独立”的密信。并且决定，派机达多尔济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钦命外交大臣”的头衔，率领所谓“蒙古代表团”秘密前往俄国首都波得堡面呈尼古拉二世。此是后话。
这封信何以如此难产？不难想见，即使在活佛选而又选，挑而又挑的极少数密谋者中也有难与其合拍的人。
爱国宗教上层人士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喇嘛巴德玛多尔济，在这首叛国投敌曲中奏出了自己的不和谐音。在数次秘密王公会议上，巴德玛多尔济对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叛国投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哲布尊丹巴逼迫他在给沙皇乞援信上签名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义正辞言地正告这尊活佛：“你们投敌叛国，不得人心，要我做帮凶，我坚决不干！”断然拒绝在乞援信上签名。
事后不久，清廷对此事有所察觉。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立即查询。巴德玛多尔济迅速“当日如何会议，何人主谋，何人赴俄”等情况一一作了报告，并对三多说：“我受大清国恩厚，彼等会议时，逼我署名，并未盲从。”“若能速筹善策，或且尚可挽回。”这番言论和举动虽然包含着浓厚的封建忠君思想，但他作为一个上层喇嘛，所表现出的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叛国投敌的正义行为实可受到历史的赞许。
库伦宣布“独立”后恼羞成怒的哲布尊丹巴罗织罪名将这位巴德玛多尔济喇嘛处以车裂之极刑。当一声炮响，五匹黑色蒙古马将巴德玛多尔济喇嘛裂为五块时，善良、正直的蒙古人民为他流下了痛惜、同情和悲哀的热泪。
巴德玛多尔济！你用自己血肉之躯的撕裂，证明了你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崇高信念；你用自己飞洒的热血浇铸了你爱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人民和历史将永远记着你，巴德玛多尔济！
1911年7月10日（旧历六月十五日），库伦城沸腾了。外蒙古一年一度的向活佛进献“丹书克”（祭礼）的盛节在这里隆重进行。座座修葺一新的蒙古包上扎满了五彩六色的彩带，那高大庄严的祭坛上旗锈悬挂，坛前列案上祭礼份呈，宛若小山。翠绿的草地上葡伏着大片僧俗男女，他们在阵阵弦歌和幽幽香火中极其虐诚地向他们的活佛膜拜。有的圣徒还不时地嗅闻着活佛刚才走过时踩下的脚印。这个盛大的祭拜仪式因为在露天举行，阳光辉映，绿菌作衬，显得甚是壮阔而神密。
仪式接近尾声，时刚过午。晴朗的天空上卷起了滚滚乌云，一阵狂风过后，大雨如注而下，倾刻间，这里变成了一个白茫茫的泥水世界。虐诚的圣徒们依然执著地跪伏在泥水浸泡的草地上、祈祷、唱诵。他们中的体弱者，早已禁不住暴风雨的吹打洗测，脸色青紫、浑身瑟瑟发抖，有的已栽倒在泥水中再也起不来了。
善良虔诚的圣徒们谁也没曾注意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一件事。高居祭坛，接受礼拜的他们惧仰、崇慕的活佛早已走下了祭坛，不知去向。还有，刚才与他们一起朝拜活佛的几个王公大人也踪影全无。不知道，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他们全然不知。他们不敢抬头，不敢仰视那祭坛，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唱诵祈祷，一个劲地瑟瑟发抖，
夜幕降临了，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草原一片黑暗，一片沉寂。
库伦、这个草原明珠，在这漆黑、死寂的夜晚，更显出几分恐怖与不安。
这是一座超大豪华型的蒙古包。周围，几个高大粗壮的人影在来回走动，人影下显然还有几只狗的影子。定近，但见几个骤悍的蒙古武士、人人手持寒光闪闪的蒙古刀，脸上表情木然；那狗，是体壮硕大的上等猎犬，眼睛闪着幽幽的蓝光。
装饰考究，陈设豪华的包帐内，几十支粗大的蜡烛拔起高高的火苗，将整个包内照得通明。一个特别的宴会正在这里举行。当中摆放着两张特大号的八仙桌、一色的锃光闪亮的银餐具、银酒具摆放在桌上，里面盛满了丰盛的肉食，奶食和酒，烤全羊、煎牛排、手扒羊肉……火辣辣、热腾腾的气息交混在一起，散发出略带腥气的诱人的香味。
这个宴会真是特别。如此丰盛的酒菜却未见有人痛嚼狂饮，既看不见蒙古人那种酒席间惯有的豪举，更听不到蒙古女那种爽朗，高亢的祝酒歌。这里的人们个个衣着华美，神色诡秘。十八个人分座在两桌周围。主席上首端座着一个削瘦而略显矮小的男子，他面色阴郁，用低沉的蒙语向众人讲话。他就是被蒙古人奉为活佛的哲布尊丹巴喇嘛。他讲话的大意是：各位王公、各位喇嘛，今晚把你们召来，是要商讨一件对于我们大蒙古族来说极其重大的事宜。我佛保佑，我们要重振大蒙雄风，建立大蒙古帝国。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必须请求友邦大俄帝国的援助，今天还特地邀请了沙俄帝国驻员，库伦领事刘巴先生参加这个秘密会议，并且回避了一些靠不住的王公、喇嘛。此用意，我想你们是很清楚的。如何对付清廷的阻挠并彻底摆脱他们的控制？如何统一我外蒙上下的认识，如何求得友邦沙俄的大力支持？这是建立大蒙古帝国的重要保证。不过，就眼下情况来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应当是尽快求得友邦的支援，为此，我提议今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商讨并起草给沙俄皇帝尼古拉二世的求援信。就此，请各位发表意见。
活佛话音刚落，几个早已喜形于色的王公喇嘛便踊跃发言，各自陈述自己对活佛上述发言的衷心拥护和对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的迫切“愿望”以及对沙俄帝国效忠之“诚心”。先后发言的有杭达多尔济、察克都尔扎布、棍布苏伦等十几人。
会议一直开到东方破晓。然而”“求援信”尚未出台。
如此的会议继续举行。
这些极少数的王公喇嘛，生怕泄露其密谋叛国的罪恶企图，在哲布尊丹巴的率领下，千方百计地避开大多数前来会盟的其他王公，先后在库伦城外的森林里、库伦附近博克多乌拉山的山坳里，甚至躲进俄国侨民的私人住宅进行密谋。其间，作为沙俄的忠实走狗、民族败类哲布尊丹巴和杭达多尔济等人，利用其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影响，在外蒙僧俗各界极力鼓吹和散布叛国投俄的言论。在他们的煽动，欺骗和威胁下，秘密王公会议终于在7月30日炮制了哲布尊丹巴请求沙皇援助外蒙“独立”的密信。并且决定，派机达多尔济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钦命外交大臣”的头衔，率领所谓“蒙古代表团”秘密前往俄国首都波得堡面呈尼古拉二世。此是后话。
这封信何以如此难产？不难想见，即使在活佛选而又选，挑而又挑的极少数密谋者中也有难与其合拍的人。
爱国宗教上层人士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喇嘛巴德玛多尔济，在这首叛国投敌曲中奏出了自己的不和谐音。在数次秘密王公会议上，巴德玛多尔济对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叛国投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哲布尊丹巴逼迫他在给沙皇乞援信上签名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义正辞言地正告这尊活佛：“你们投敌叛国，不得人心，要我做帮凶，我坚决不干！”断然拒绝在乞援信上签名。
事后不久，清廷对此事有所察觉。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立即查询。巴德玛多尔济迅速“当日如何会议，何人主谋，何人赴俄”等情况一一作了报告，并对三多说：“我受大清国恩厚，彼等会议时，逼我署名，并未盲从。”“若能速筹善策，或且尚可挽回。”这番言论和举动虽然包含着浓厚的封建忠君思想，但他作为一个上层喇嘛，所表现出的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叛国投敌的正义行为实可受到历史的赞许。
库伦宣布“独立”后恼羞成怒的哲布尊丹巴罗织罪名将这位巴德玛多尔济喇嘛处以车裂之极刑。当一声炮响，五匹黑色蒙古马将巴德玛多尔济喇嘛裂为五块时，善良、正直的蒙古人民为他流下了痛惜、同情和悲哀的热泪。
巴德玛多尔济！你用自己血肉之躯的撕裂，证明了你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崇高信念；你用自己飞洒的热血浇铸了你爱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人民和历史将永远记着你，巴德玛多尔济！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发出的庄严宣告阐明了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团结的严正立场，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
孙中山先生对沙俄帝国侵略中国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以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大声疾呼，要组织五十万人的大军反击沙俄侵略者，收复失地。他慷慨激昂地说：“这个军队失败了，必须还要编成第二军。第二军也被打败了，兵数还要增加到三百万，非占领黑龙江以北和蒲里摩斯克不可”。说出了全中国人民与沙俄侵略者不共戴天，誓死战斗到明的决心。
当库伦宣市“独立”和签订“俄蒙协约”的消息传到全国后，举国上下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有如开锅。人们一致认为，这肯定是俄国人在里头捣的鬼。全国各政党、各团体、各族各界纷纷集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怒斥沙俄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我国蒙古地区的侵略行径，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北京，各界群众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沙俄罪行。各种报纸大声疾呼：全国应该联合起来，以保护昔日中国在蒙版图。
上海、香港、烟台等地的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搬运俄国人的货物。
汉口，俄商各砖茶厂中国工人，举行了同盟罢工。
各地群众纷纷抵制使用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币，拒绝向该银行存款。天津，人们手持华俄道胜银行纸票一齐涌向该行天津分行要求兑银。道路拥挤，门户堵塞。
北京，华俄道胜银行三天内就被提取现金二百五十万元，致使该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在全国人民抗俄呼声的推动下，民国总统也曾电告哲布尊丹巴，“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伊如一家”，“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蒙古与内地、宗教种族、习尚相同，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切勿惑于邪说、贴外蒙无穷之祸”，并命令他取消独立。
蒙古地区广大爱国王公喇嘛和各界爱国人士，在国土丧失、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也纷纷集会，痛斥沙俄侵略者的暴行和哲布尊丹巴的叛国行径，强烈要求取消“独立”，废除“俄蒙协约”。
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喇嘛组织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外蒙古那彦图亲王任会长，积极开展抗俄爱国斗争。
蒙古王公联合会发布通告，严正声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内蒙全部六盟及科布多、乌梁海、青海、新疆各盟，均经赞成共和，协同汉、满、回、蒙人民共建新国。惟外蒙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勾结图什业图（即士谢图）部落、车臣汗部落内三数王公，妄称独立；伪立政府。实则外蒙四部落其迤西两部落各旗并未赞同”。并郑重宣布，不承认库伦政府，伪库伦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自应一律无效。”
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内蒙古喀拉沁郡王贡桑诺尔布，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蒙古王公多数反对《俄库条约》，其赞成之少数亦为俄国所迫胁，不得不然耳。总之，《俄库条约》损失蒙古领土，侵害蒙人自由，此吾人所不得一德一心极端以图取消此约也”。
内外蒙古名地的爱国王公喇嘛和上层人士，也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抗俄爱国斗争。
1912年10月和1933年10月，哲盟十旗王公、札萨克在长春先后两次召开东蒙王公会议，强词五族共和的利益，警告库伦必须在年内取消独立。
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二十二部三十四旗王公、札萨克，在归绥召开西蒙王公会议，愤怒声讨沙俄及哲布尊丹巴的罪行。会议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如活佛怙恶不悛，将对他采取军事行动。并强烈要求民国政府为保全国起见，赶快征派大军予以平息。会后，乌、伊两盟和萨克发表通电，要求立即废除“俄蒙协约”。通电声明：“库伦仅外蒙一隅，本不足以代表全蒙，哲布尊丹巴又系教主，更不能干预政权。乃敢背叛祖国，私与外人订约，殊属冒昧，本盟万无承认自取灭亡之理。现经本盟各王公，一再会议，……电请迅该外交部通知俄使，立废此约”。西盟王公札萨克还电告哲布尊丹巴，声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立场。
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组织“独贵龙”，在其著名的首领锡尼喇嘛（即乌勒吉吉尔格拉）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反对沙俄策划外蒙“独立”的斗争。当库伦宣布“独立”后，曾在“独贵龙”群众的打击下，被革职的乌宙旗札萨克察克都尔色楞及其哈屯纳仁格日勒，勾结额尔敦仓、贡布扎布等贪官污吏，向该旗衙门呈文，妥求响应库伦“独立”。经全旗文武官员会议，一致商决反对库伦“独立”，诚心拥护民国。察克都尔色楞等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他们仍私下串通，准备马匹，待机叛逃，投奔库伦伪政权，以效犬马之劳；他们还拟勾结外蒙叛军，劫走成吉思汗陵寝，以请功领赏。“独贵龙”群众闻迅后，当即捉拿谋叛罪魁纳仁格日勒、额尔敦仓等，令其交待罪行，索取供词，并在全旗游斗示众。伊盟盟长也在“独贵龙”的强烈要求下，会同该旗官员、审讯罪犯，分别轻重定罪惩办。鉴于启事罪魁纳仁格日勒已被“独贵龙”群众处决，不再追究；对于同谋额尔敦仓等革职严办，永不叙用，并交由所属管区严加镇慑，对于台市贯布札布，因已潜逃外蒙，充任伯政权官吏，待其返回，罪加一等，严于惩处。
“独贵龙”群众的这一抗俄爱国举动，沉重地打击了该旗图谋叛逃的一小撮反动上层，坚待了蒙古族人民反对沙俄策划外蒙，独立”的坚定立场。
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汹涌澎湃，蒙古地区各国族人民抗俄斗争如火如荣。推动这场伟大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是那不泯的中国心。
中国，心不泯！不泯，中国心！
沙俄在一手导演库伦“独立”以后，就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义写信给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王公上层，鼓动他们响应库伦“独立”，脱离中国。哲布尊丹巴还派人潜入呼伦贝尔进行秘密活动。
就在哲布尊丹巴卖力鼓动呼盟“独立”的同时，呼盟已有一千名旗蒙兵武装了起来。
沙俄驻呼伦（今海拉尔）领事乌萨蒂操纵和指使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和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调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用沙俄援助的五百校枪武装起来，以反对共和、组织“大清帝国义军”的名义紧锣密鼓地干起来了。
1912年3月14日，北风呼啸，雪花横飞，胜福派出的十人特别行动小分队，踏着积雪，神出鬼没地溜进了呼伦城的驻防军营。
他们到处散发传单，一时间搞得军营人心惶惶。后来，他们看到呼伦道台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干脆来了个明火执仪，聚众宣称：明天早八点蒙兵攻城，城内驻军商民应挂白旗，否则一律攻杀。
呼伦道台非常气馈，当晚传下命令，所有驻军一律进入戒备状态，炮兵随时准备反击！
夜半时分，沙俄领率乌萨蒂率领卫队，驱车直间呼伦道台官邱，气势汹汹，公然扬言：“双方交战，炮弹若落入站界，即行调兵干涉。”
面对强大凶悍的沙俄，呼伦道台泪水只能往肚里吞，为避免惹起国际争端，被迫率军躲进东清铁路战界，并将情况火速电告黑龙江巡抚。
胜福骑着高头大马，第二天耀武扬威地率领蒙兵开进了呼伦城。当即宣告呼盟“独立”，并成立了隶属于库伦政权的“自治政府”。
哲布尊丹巴闻迅，大喜过望，随即授胜福为“参赞大臣”，作为“大蒙古国”驻呼伦的“总督”。
孙中山先生对沙俄帝国侵略中国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以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大声疾呼，要组织五十万人的大军反击沙俄侵略者，收复失地。他慷慨激昂地说：“这个军队失败了，必须还要编成第二军。第二军也被打败了，兵数还要增加到三百万，非占领黑龙江以北和蒲里摩斯克不可”。说出了全中国人民与沙俄侵略者不共戴天，誓死战斗到明的决心。
当库伦宣市“独立”和签订“俄蒙协约”的消息传到全国后，举国上下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有如开锅。人们一致认为，这肯定是俄国人在里头捣的鬼。全国各政党、各团体、各族各界纷纷集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怒斥沙俄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我国蒙古地区的侵略行径，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北京，各界群众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沙俄罪行。各种报纸大声疾呼：全国应该联合起来，以保护昔日中国在蒙版图。
上海、香港、烟台等地的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搬运俄国人的货物。
汉口，俄商各砖茶厂中国工人，举行了同盟罢工。
各地群众纷纷抵制使用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币，拒绝向该银行存款。天津，人们手持华俄道胜银行纸票一齐涌向该行天津分行要求兑银。道路拥挤，门户堵塞。
北京，华俄道胜银行三天内就被提取现金二百五十万元，致使该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在全国人民抗俄呼声的推动下，民国总统也曾电告哲布尊丹巴，“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伊如一家”，“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蒙古与内地、宗教种族、习尚相同，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切勿惑于邪说、贴外蒙无穷之祸”，并命令他取消独立。
蒙古地区广大爱国王公喇嘛和各界爱国人士，在国土丧失、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也纷纷集会，痛斥沙俄侵略者的暴行和哲布尊丹巴的叛国行径，强烈要求取消“独立”，废除“俄蒙协约”。
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喇嘛组织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外蒙古那彦图亲王任会长，积极开展抗俄爱国斗争。
蒙古王公联合会发布通告，严正声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内蒙全部六盟及科布多、乌梁海、青海、新疆各盟，均经赞成共和，协同汉、满、回、蒙人民共建新国。惟外蒙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勾结图什业图（即士谢图）部落、车臣汗部落内三数王公，妄称独立；伪立政府。实则外蒙四部落其迤西两部落各旗并未赞同”。并郑重宣布，不承认库伦政府，伪库伦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自应一律无效。”
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内蒙古喀拉沁郡王贡桑诺尔布，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蒙古王公多数反对《俄库条约》，其赞成之少数亦为俄国所迫胁，不得不然耳。总之，《俄库条约》损失蒙古领土，侵害蒙人自由，此吾人所不得一德一心极端以图取消此约也”。
内外蒙古名地的爱国王公喇嘛和上层人士，也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抗俄爱国斗争。
1912年10月和1933年10月，哲盟十旗王公、札萨克在长春先后两次召开东蒙王公会议，强词五族共和的利益，警告库伦必须在年内取消独立。
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二十二部三十四旗王公、札萨克，在归绥召开西蒙王公会议，愤怒声讨沙俄及哲布尊丹巴的罪行。会议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如活佛怙恶不悛，将对他采取军事行动。并强烈要求民国政府为保全国起见，赶快征派大军予以平息。会后，乌、伊两盟和萨克发表通电，要求立即废除“俄蒙协约”。通电声明：“库伦仅外蒙一隅，本不足以代表全蒙，哲布尊丹巴又系教主，更不能干预政权。乃敢背叛祖国，私与外人订约，殊属冒昧，本盟万无承认自取灭亡之理。现经本盟各王公，一再会议，……电请迅该外交部通知俄使，立废此约”。西盟王公札萨克还电告哲布尊丹巴，声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立场。
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组织“独贵龙”，在其著名的首领锡尼喇嘛（即乌勒吉吉尔格拉）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反对沙俄策划外蒙“独立”的斗争。当库伦宣布“独立”后，曾在“独贵龙”群众的打击下，被革职的乌宙旗札萨克察克都尔色楞及其哈屯纳仁格日勒，勾结额尔敦仓、贡布扎布等贪官污吏，向该旗衙门呈文，妥求响应库伦“独立”。经全旗文武官员会议，一致商决反对库伦“独立”，诚心拥护民国。察克都尔色楞等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他们仍私下串通，准备马匹，待机叛逃，投奔库伦伪政权，以效犬马之劳；他们还拟勾结外蒙叛军，劫走成吉思汗陵寝，以请功领赏。“独贵龙”群众闻迅后，当即捉拿谋叛罪魁纳仁格日勒、额尔敦仓等，令其交待罪行，索取供词，并在全旗游斗示众。伊盟盟长也在“独贵龙”的强烈要求下，会同该旗官员、审讯罪犯，分别轻重定罪惩办。鉴于启事罪魁纳仁格日勒已被“独贵龙”群众处决，不再追究；对于同谋额尔敦仓等革职严办，永不叙用，并交由所属管区严加镇慑，对于台市贯布札布，因已潜逃外蒙，充任伯政权官吏，待其返回，罪加一等，严于惩处。
“独贵龙”群众的这一抗俄爱国举动，沉重地打击了该旗图谋叛逃的一小撮反动上层，坚待了蒙古族人民反对沙俄策划外蒙，独立”的坚定立场。
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汹涌澎湃，蒙古地区各国族人民抗俄斗争如火如荣。推动这场伟大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是那不泯的中国心。
中国，心不泯！不泯，中国心！
沙俄在一手导演库伦“独立”以后，就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义写信给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王公上层，鼓动他们响应库伦“独立”，脱离中国。哲布尊丹巴还派人潜入呼伦贝尔进行秘密活动。
就在哲布尊丹巴卖力鼓动呼盟“独立”的同时，呼盟已有一千名旗蒙兵武装了起来。
沙俄驻呼伦（今海拉尔）领事乌萨蒂操纵和指使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和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调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用沙俄援助的五百校枪武装起来，以反对共和、组织“大清帝国义军”的名义紧锣密鼓地干起来了。
1912年3月14日，北风呼啸，雪花横飞，胜福派出的十人特别行动小分队，踏着积雪，神出鬼没地溜进了呼伦城的驻防军营。
他们到处散发传单，一时间搞得军营人心惶惶。后来，他们看到呼伦道台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干脆来了个明火执仪，聚众宣称：明天早八点蒙兵攻城，城内驻军商民应挂白旗，否则一律攻杀。
呼伦道台非常气馈，当晚传下命令，所有驻军一律进入戒备状态，炮兵随时准备反击！
夜半时分，沙俄领率乌萨蒂率领卫队，驱车直间呼伦道台官邱，气势汹汹，公然扬言：“双方交战，炮弹若落入站界，即行调兵干涉。”
面对强大凶悍的沙俄，呼伦道台泪水只能往肚里吞，为避免惹起国际争端，被迫率军躲进东清铁路战界，并将情况火速电告黑龙江巡抚。
胜福骑着高头大马，第二天耀武扬威地率领蒙兵开进了呼伦城。当即宣告呼盟“独立”，并成立了隶属于库伦政权的“自治政府”。
哲布尊丹巴闻迅，大喜过望，随即授胜福为“参赞大臣”，作为“大蒙古国”驻呼伦的“总督”。
在浩莽的外蒙古地区的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脉，两山之间夹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就是唐努乌梁海。
唐努乌梁海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世代相传居住在这里。远在汉代，臣属于匈奴的丁零人（丁零人准居在这一带）在唐代占铁勒部落联盟（即丁零）中的都波人所居。（或称都播，也称土瓦）。公元646年（唐贞观二十年），都波和铁勒诸部落首领到吴州（今宁夏灵武）朝见唐太宗，表示愿“得天至尊”作唐朝局部的可汗，并请求设置唐官，将其地方设列州县。次年，唐朝在漠北广大地区设置府州，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都波部归渤海都督府管辖。辽金时期，先后为辽、金王所辖。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后，派长子术赤率兵征服了南西伯利亚各部落，其中的秃巴思部就是世代居住在唐努乌梁海的都波人。在元朝，归岭北行中书省管辖。明代蒙古瓦刺部和鞑靼部都统辖过这里。明未清初则为外蒙古扎萨克图汗部辖地。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清朝政府令尚书阿喇尼茬临承制，阿喇尼授扎萨克图汗和托辉特的根敦以以扎萨克的头衔，管理唐努乌梁海。1865年（康熙四十四年），根敦死后，其子博贝承袭唐努乌梁海扎萨克辅国公。
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明文规定以萨彦岭为两国的分界，设立鄂博为界牌。1869年经双方勘定又新立界牌鄂博八座，再次标明两国边界。清朝政府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分设唐努乌梁海总管和克穆齐克总管，并设置五旗四十六位领，统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付将军管辖。
唐努乌梁海地区，四周山峦叠障，森林密布，适于狩猎。这里盛产珍贵皮毛，矿藏丰富，尤以产金著称；叶尼塞河发源于此地，其上游各个支流遍布全境，沿河地带上地肥沃，水草丰美，适于放牧和耕作。
这原是中国北部边陲一块美丽富饶的疆土。
乌辛斯克州，这个乌梁海的边缘地区，这里看不见惊险的悬崖峭壁。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翠绿清爽的植物、轮廓柔和的山岭，道路沿山谷蜿蜒迂回，两旁是徐缓起伏的山峦。一望无际的落叶松、自掸和稠李的翠绿幽深详和。长得很高的青草、野花像厚厚的色彩鲜艳的绒毯铺展在树下。鸟儿鸣啭啁啾，彼此呼应。
肥沃的黑土地上有这样一个大村镇——图兰镇。镇上居民过着富裕而闲适的日子：土地想耕多少就耕多少，有两三匹马和四五头牛的庄稼汉就算是穷人了，小康之家都有四五十头牛和一二十匹马。
高耸的林木丛生的山头，遮住了半边世界，绿茵如毯的草原向另一头无限地延伸开去，山崖下雷勃诺耶湖蔚蓝色的湖面光明如鉴，北岸中部湖尖处有一座颇大的石山高耸于水面之上，石山上用树枝搭成一个阿瓦神。湖的另一边，一座座帐包闪光耀眼，一群群数不清的山羊牛马在草地上吃草，草原的远方又是重重迭迭的山峦。湖面是那样平静，可爱。湖岸很低，满是小小的卵石。湖水的颜色不同寻常——碧绿中微泛灰蓝。你若脱衣下湖定有落到大海的感觉。透过水面那宛若珊瑚丛一般的藓苔清晰可见，即使在湖水深处也清激见底，这些藓苔就大片大片地蔓生在湖底，时而呈深棕色，时而又显出浅绿。湖里的鱼鲜美极了！然而当地居民禁忌捕食，他们认为这里的湖是圣湖。
小叶尼塞河顺流而下，到维兰，这是小麦的王国，就土壤说，这是乌梁海最肥沃、最富饶的地区。
无边无际的荒漠平原在这里消失了，大地淹没在绵延不断的小麦、黑麦、大麻和黍稷的欢快绿波之中。有的地方可以看到瓜园，地上爬满卷曲的墨绿色的西瓜和甜瓜蔓。这里峡谷很多，有些峡谷里的小树林—直延伸出来，铺展成半圆形，快活地喧闹着。偶尔还可看到村庄。凡有青草和绿茵的地方，都有坎尔井。成群的大雁、野鸭和黄色的海番鸭栖息生活在这里。
大叶尼塞河谷与小叶尼塞河谷迥然不同。这里的山脉比较险峻，覆盖着连绵不断的古老的原始森林，各种野生动物出没其间。这个寒冷的地区是猎人们的宝地，但也完全会成为农耕者的宝地，这一带的许多谷地全是湿润的黑士，抓一把泥土准能挤出油来。
大叶尼塞河及其上游湖泊中，鱼非常多，因为居住在这里的索约特人不吃鱼，鱼儿们一直自然地繁殖着。
河岸上，长满了高大的白杨。这些杨树丛生在水边，然而忽高忽低的石崖脚下，在那没有一撮泥土、不长一颗青草的地方，竟然也有杨树从岩缝中生长出来！实在奇怪而有趣。
无论往哪里看，映入眼帘的只是环立于蓝天之下的山头。颜色有的暗红，有的徽绿、有的金黄。山头之上，雄鹰在无垠的碧空盘旋。
时而有雁群和鸭群拍打着正在脱毛的翅膀，溅起一团团的水花，从岸边逃开。老的并不飞，而是浮水奔逃，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奇，小的则拼命跟上。
唐努乌梁海，是个神奇、宁静、美丽、富饶的地方。对于这样一块地方，沙俄侵略者早巳垂涎欲滴，图谋攫取。自从有了沙俄的插足，这里的宁静便打破了，待到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过来的时候，这块美丽富饶的宝地便淌出辛酸的泪水。
沙俄强占唐努乌梁海以后，为了加强侵略势力，大规模地向这里移民，殖民洪流漫延而来。1914年底，居住在唐努乌梁海的沙俄移民增加到一万二千多人，当地居民总共才六万人。沙俄移民局打算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使俄国居民数量增加为1915年的十倍。
1915年，沙俄移民局的年度报告说：“我国新边区‘萨彦岭南的俄罗斯’的未来远景就是如此。富饶的乌梁海边区接纳了新移民之后，应该完全变成俄国的地方，因为俄国移民在数量上正在赶上土著居民，也许将来可能超过他们。”
这些披着移民外衣的入侵者，除了强行霸占唐努乌梁海人民的牧场和耕地，大搞物质资料生产，个个暴富外，还凭借殖民者之高位随心所欲地乱搞人口生产，演出了诸多人间的悲剧。当时，唐努乌梁海漂亮的“二毛”小姐成群降临人世，而残酷的人世却并不因“二毛”小姐的漂亮而使她们少受劫难。
阿尔戈里克河畔，位于五颜六色高人云霄的山岩中间垂直地劈开的一条五到十丈宽，而又曲曲弯弯的缝隙间，流水轰鸣不绝于耳，湍急的河水存流于岩行之固。在雷雨交加、春汛水涨的时候，这里的景色之美，非语言所能形容！
就在这美丽的河畔中游，有一个叫丘尔根的小村。村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虽然个个头发蓬乱、面目漆黑，从不知洗澡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生活得恬静、安详、舒坦。
自众沙俄移民闯进他们的家园后，这里的一切都开始骚动起来，沙俄警察所长的喝斥、毒打、沙俄移民的抢夺马匹，任意杀食，沙俄军队的严乒守卡，所有这一切，对一向以忍耐著称的丘尔根村民来说还犹可说笑，而最不能忍受的要数沙俄移民对丘尔根人新婚“初夜权”的强占。
随着沙俄移民势力的骤增，沙俄人为所欲为的胃口愈来愈大，警察所长擅自作出一顶决定，丘尔根人新婚之夜，新郎应退避三舍，由俄人充任。就为这项决定，丘尔根人奋起反抗。而最终被逐出该地区，流落他乡的不计其数。
当时有个名叫宾宁格先的沙俄伯爵。带着妻子到乌梁海边区这一带地方来做蜜月旅行。这对新婚夫妇还带着哥萨克卫队以及厨师、家仆等一大帮人。这位伯爵路过丘尔根，嗅到了“初夜权”的腥味，竟一住数户，亲尝了十几次“初夜权”的滋味。
“初夜权”占有的后果。是给丘尔根人增添了为数不少的“二毛’小孩儿。说来也怪，这些混血种的“二毛’小孩儿又大都是女孩儿。
这些小女孩，一头金发，碧兰的眼睛，再加上洁白的肌肤，着实惹人喜爱。她们是无辜的，然而，她们哪里知道，她们的降生又意昧着什么？
沙俄人纯粹是为满足殖民者膨胀起来的兽欲，对她们根本弃之不理，丘尔根人把“二毛”小女孩的降生当成家族、民族的一大耻辱，有辱历祖历宗，哇哇坠地后，有的即刻被扔到尿缸里溺死，有的被抛冤荒野，有的被当地的教徒收养，过着乞丐的凄惨生活。
偶尔生存下来的“二毛”女孩儿，处处低人一等，常常是十五六岁还不敢蓄发，甚至眼睫毛都要剪去。无辜的“二毛”女孩们就是在这种扭曲的氛围中艰难地步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年龄越大，心理压抑越强，不少漂亮的“二毛”女孩儿正是春意勃发、青春荡漾之时却走上了绝路，走到了另一个世界，永远永远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人世……
唐努乌梁海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世代相传居住在这里。远在汉代，臣属于匈奴的丁零人（丁零人准居在这一带）在唐代占铁勒部落联盟（即丁零）中的都波人所居。（或称都播，也称土瓦）。公元646年（唐贞观二十年），都波和铁勒诸部落首领到吴州（今宁夏灵武）朝见唐太宗，表示愿“得天至尊”作唐朝局部的可汗，并请求设置唐官，将其地方设列州县。次年，唐朝在漠北广大地区设置府州，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都波部归渤海都督府管辖。辽金时期，先后为辽、金王所辖。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后，派长子术赤率兵征服了南西伯利亚各部落，其中的秃巴思部就是世代居住在唐努乌梁海的都波人。在元朝，归岭北行中书省管辖。明代蒙古瓦刺部和鞑靼部都统辖过这里。明未清初则为外蒙古扎萨克图汗部辖地。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清朝政府令尚书阿喇尼茬临承制，阿喇尼授扎萨克图汗和托辉特的根敦以以扎萨克的头衔，管理唐努乌梁海。1865年（康熙四十四年），根敦死后，其子博贝承袭唐努乌梁海扎萨克辅国公。
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明文规定以萨彦岭为两国的分界，设立鄂博为界牌。1869年经双方勘定又新立界牌鄂博八座，再次标明两国边界。清朝政府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分设唐努乌梁海总管和克穆齐克总管，并设置五旗四十六位领，统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付将军管辖。
唐努乌梁海地区，四周山峦叠障，森林密布，适于狩猎。这里盛产珍贵皮毛，矿藏丰富，尤以产金著称；叶尼塞河发源于此地，其上游各个支流遍布全境，沿河地带上地肥沃，水草丰美，适于放牧和耕作。
这原是中国北部边陲一块美丽富饶的疆土。
乌辛斯克州，这个乌梁海的边缘地区，这里看不见惊险的悬崖峭壁。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翠绿清爽的植物、轮廓柔和的山岭，道路沿山谷蜿蜒迂回，两旁是徐缓起伏的山峦。一望无际的落叶松、自掸和稠李的翠绿幽深详和。长得很高的青草、野花像厚厚的色彩鲜艳的绒毯铺展在树下。鸟儿鸣啭啁啾，彼此呼应。
肥沃的黑土地上有这样一个大村镇——图兰镇。镇上居民过着富裕而闲适的日子：土地想耕多少就耕多少，有两三匹马和四五头牛的庄稼汉就算是穷人了，小康之家都有四五十头牛和一二十匹马。
高耸的林木丛生的山头，遮住了半边世界，绿茵如毯的草原向另一头无限地延伸开去，山崖下雷勃诺耶湖蔚蓝色的湖面光明如鉴，北岸中部湖尖处有一座颇大的石山高耸于水面之上，石山上用树枝搭成一个阿瓦神。湖的另一边，一座座帐包闪光耀眼，一群群数不清的山羊牛马在草地上吃草，草原的远方又是重重迭迭的山峦。湖面是那样平静，可爱。湖岸很低，满是小小的卵石。湖水的颜色不同寻常——碧绿中微泛灰蓝。你若脱衣下湖定有落到大海的感觉。透过水面那宛若珊瑚丛一般的藓苔清晰可见，即使在湖水深处也清激见底，这些藓苔就大片大片地蔓生在湖底，时而呈深棕色，时而又显出浅绿。湖里的鱼鲜美极了！然而当地居民禁忌捕食，他们认为这里的湖是圣湖。
小叶尼塞河顺流而下，到维兰，这是小麦的王国，就土壤说，这是乌梁海最肥沃、最富饶的地区。
无边无际的荒漠平原在这里消失了，大地淹没在绵延不断的小麦、黑麦、大麻和黍稷的欢快绿波之中。有的地方可以看到瓜园，地上爬满卷曲的墨绿色的西瓜和甜瓜蔓。这里峡谷很多，有些峡谷里的小树林—直延伸出来，铺展成半圆形，快活地喧闹着。偶尔还可看到村庄。凡有青草和绿茵的地方，都有坎尔井。成群的大雁、野鸭和黄色的海番鸭栖息生活在这里。
大叶尼塞河谷与小叶尼塞河谷迥然不同。这里的山脉比较险峻，覆盖着连绵不断的古老的原始森林，各种野生动物出没其间。这个寒冷的地区是猎人们的宝地，但也完全会成为农耕者的宝地，这一带的许多谷地全是湿润的黑士，抓一把泥土准能挤出油来。
大叶尼塞河及其上游湖泊中，鱼非常多，因为居住在这里的索约特人不吃鱼，鱼儿们一直自然地繁殖着。
河岸上，长满了高大的白杨。这些杨树丛生在水边，然而忽高忽低的石崖脚下，在那没有一撮泥土、不长一颗青草的地方，竟然也有杨树从岩缝中生长出来！实在奇怪而有趣。
无论往哪里看，映入眼帘的只是环立于蓝天之下的山头。颜色有的暗红，有的徽绿、有的金黄。山头之上，雄鹰在无垠的碧空盘旋。
时而有雁群和鸭群拍打着正在脱毛的翅膀，溅起一团团的水花，从岸边逃开。老的并不飞，而是浮水奔逃，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奇，小的则拼命跟上。
唐努乌梁海，是个神奇、宁静、美丽、富饶的地方。对于这样一块地方，沙俄侵略者早巳垂涎欲滴，图谋攫取。自从有了沙俄的插足，这里的宁静便打破了，待到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过来的时候，这块美丽富饶的宝地便淌出辛酸的泪水。
沙俄强占唐努乌梁海以后，为了加强侵略势力，大规模地向这里移民，殖民洪流漫延而来。1914年底，居住在唐努乌梁海的沙俄移民增加到一万二千多人，当地居民总共才六万人。沙俄移民局打算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使俄国居民数量增加为1915年的十倍。
1915年，沙俄移民局的年度报告说：“我国新边区‘萨彦岭南的俄罗斯’的未来远景就是如此。富饶的乌梁海边区接纳了新移民之后，应该完全变成俄国的地方，因为俄国移民在数量上正在赶上土著居民，也许将来可能超过他们。”
这些披着移民外衣的入侵者，除了强行霸占唐努乌梁海人民的牧场和耕地，大搞物质资料生产，个个暴富外，还凭借殖民者之高位随心所欲地乱搞人口生产，演出了诸多人间的悲剧。当时，唐努乌梁海漂亮的“二毛”小姐成群降临人世，而残酷的人世却并不因“二毛”小姐的漂亮而使她们少受劫难。
阿尔戈里克河畔，位于五颜六色高人云霄的山岩中间垂直地劈开的一条五到十丈宽，而又曲曲弯弯的缝隙间，流水轰鸣不绝于耳，湍急的河水存流于岩行之固。在雷雨交加、春汛水涨的时候，这里的景色之美，非语言所能形容！
就在这美丽的河畔中游，有一个叫丘尔根的小村。村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虽然个个头发蓬乱、面目漆黑，从不知洗澡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生活得恬静、安详、舒坦。
自众沙俄移民闯进他们的家园后，这里的一切都开始骚动起来，沙俄警察所长的喝斥、毒打、沙俄移民的抢夺马匹，任意杀食，沙俄军队的严乒守卡，所有这一切，对一向以忍耐著称的丘尔根村民来说还犹可说笑，而最不能忍受的要数沙俄移民对丘尔根人新婚“初夜权”的强占。
随着沙俄移民势力的骤增，沙俄人为所欲为的胃口愈来愈大，警察所长擅自作出一顶决定，丘尔根人新婚之夜，新郎应退避三舍，由俄人充任。就为这项决定，丘尔根人奋起反抗。而最终被逐出该地区，流落他乡的不计其数。
当时有个名叫宾宁格先的沙俄伯爵。带着妻子到乌梁海边区这一带地方来做蜜月旅行。这对新婚夫妇还带着哥萨克卫队以及厨师、家仆等一大帮人。这位伯爵路过丘尔根，嗅到了“初夜权”的腥味，竟一住数户，亲尝了十几次“初夜权”的滋味。
“初夜权”占有的后果。是给丘尔根人增添了为数不少的“二毛’小孩儿。说来也怪，这些混血种的“二毛’小孩儿又大都是女孩儿。
这些小女孩，一头金发，碧兰的眼睛，再加上洁白的肌肤，着实惹人喜爱。她们是无辜的，然而，她们哪里知道，她们的降生又意昧着什么？
沙俄人纯粹是为满足殖民者膨胀起来的兽欲，对她们根本弃之不理，丘尔根人把“二毛”小女孩的降生当成家族、民族的一大耻辱，有辱历祖历宗，哇哇坠地后，有的即刻被扔到尿缸里溺死，有的被抛冤荒野，有的被当地的教徒收养，过着乞丐的凄惨生活。
偶尔生存下来的“二毛”女孩儿，处处低人一等，常常是十五六岁还不敢蓄发，甚至眼睫毛都要剪去。无辜的“二毛”女孩们就是在这种扭曲的氛围中艰难地步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年龄越大，心理压抑越强，不少漂亮的“二毛”女孩儿正是春意勃发、青春荡漾之时却走上了绝路，走到了另一个世界，永远永远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人世……
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的专横统治。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政权。而这种政权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建立起来的，因而与一切以封建主为代表的政权格格不入。
1917年2月开始，“自治”的外蒙古随着沙皇的倒台也失去了“保护者”。10月革命以后，“自治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政府，由于害怕苏俄输出革命，因而更倒向了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同时也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帝俄的残余势力勾结，力图巩固“自治蒙古”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和帝俄残余势力试图取代沙皇俄国在蒙古的保姆地位，但这种地位却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的。
“自治蒙古”本来是沙皇俄国趁中国满清政府崩溃之机，向中国政府进行政治要挟的产物。当时的中国政府由于面对国内的严重危机形势、几乎无力反击。在沙俄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在保证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前提条件下，允许外蒙“自治”。可以说，沙俄是“自治”蒙古的保姆，它一手控制着蒙古的政治、经济、外交事务，哲布尊丹巴政府只不过是沙皇俄国的傀儡而已。
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对“自治”来说，好比是釜底抽薪。沙俄的倒台使“自治”蒙古丧失了自己的靠山，在社会各个方面丧失了的依托。哲布尊丹巴面对这种突然出现的国际形势盲然不知所措。
“如果俄国的革命烈火烧到自治的蒙古，那我们就全完了！”哲布尊丹巴焦急地对他身边的慕僚、封建主和僧侣领袖说，“俄国的十月革命，革的就是他们当中那些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人的命！他们新建的政权，全是为穷人说话的，象我们这些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肯定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不管怎么说，俄国人是再也靠不住了。”
站在旁边的沙皇俄国的领事对哲布尊丹巴鼓劲，他说：“阁下，苏维埃在俄国的胜利只是暂时的，请你不必担心。现在以恩琴将军为首的沙皇俄国的军队。仍然在同苏维埃的叛乱分子作战，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沙皇的帝国会重新崛起。沙皇对蒙古的“自治”与“独立”也将竭尽全力。
哲布尊丹巴以感激的微笑看了这位已经丧家的沙皇走狗，并不冷不热地说：“多谢贵国的关照，只是面临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只怕沙皇的帝国再难有昔日的威严了。”
这时，默不作声的日本领事走过来，以一种傲慢而又温柔的语调对哲布尊丹巴说：“阁下高见，眼下沙皇的帝国已经不比昔日了，而蒙古的地位也处处于危急的关头，如果弄不好，苏维埃的势力插入进来，只怕到那时，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的脑袋都督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早去哟！”
他一边说着，一边斜着眼睛看了一眼哲布尊丹巴的脸色。只见这位蒙古王公满面焦急的神色好象马上要大祸临头了似地。当这位日本官员向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闪现出了1914年私下给日本天皇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请求日本天皇对蒙古的“独立”和“自治”政策表示支持。果然在第二年，日本就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中要求把内蒙古东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也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成了“自治蒙古”的邻居。哲布尊丹巴对天皇的反应既怀着恐惧和戒心，又抱有感激和希望。所以，他对日本领事授以信赖的目光。
日本领事见他脸色较好，于是接着说：“依我之见，不如联合我日本、中国和沙皇帝国的残存势力。加上英、美、法等国的支持，共同去消灭苏维埃政权。”
“对，现在消灭苏维埃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中国的驻蒙古官员随声附和，“我们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俄国革命的种子撒在包括蒙古在内的中国领土之上！”
这位中国的外交官北洋军阀所委派，多少还有一点民族自尊。还记得蒙古本身就是中国的领土，因俄国的压力才迫使允许其“自治”。
哲布尊丹巴在这些建议面前终于作出了决定，联合沙俄残余势力。把日本、中国、美、英等国团结起来，抵制苏维埃对蒙古的渗透和入侵，同时巩固蒙古的“自治”地位。
自1912年清帝退伍以后，哲布尊丹巴集团一直想谋求外蒙的“独立”，这是中国政府坚决不答应的。经过中国同俄国政府的交涉，终于答应了外蒙古的“自治”要求，但同时强调，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都落入了沙皇俄国的手中。沙皇俄国成了外蒙古“自治”政府的保姆，哲布尊丹巴成了沙皇的傀儡。
十月革命以后，沙皇俄国土崩瓦解，自治蒙古成了没有保姆的孤儿。经过一番周折，最后终于决定取消自治，回归到中华民国的怀抱。
哲布尊丹巴在对他身边的篆古封建主和喇嘛教首领宣传自己一的主张时说道：
“各位蒙古的同胞们，几年以前，当统治我们近三百年的清朝崩溃以后，我们曾力图获得自主权力，脱离中国的中央政权。为此，我们不惜向沙皇俄国和日本求援。但事情的结果却并不理想。日本还无力与中国以及国际压力对抗，而俄国则为了它自己的好处，不愿意让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只要求我们在中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迫不得已，我们走上了自治的道路。实际上，自治蒙古的内政与外交基本上都是依赖俄国进行的。现在，俄国爆发了革命，建立了什么苏维埃政权。他们翻想天，把俄国的贵族们杀的杀、赶的赶，闹得一路糊涂。这种赤化的思想也随时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防患于未然，抵制苏维埃的革命在蒙古中间传播。我们只有与中国政府联合，取消自治，共同建设新的蒙古。因此，我们有必要同中国政府谈判，以讲好取消自治的条件。”
他的主张得到了蒙古上层阶级的支持，他们认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必须防止赤化的思想和活动，所以取消自治回归中华民国是巩固他们地位的最好选择。
1919年夏天，库伦城凉风习习，景色宜人，中国政府驻库伦总督陈毅同“蒙古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开始谈判。陈毅劝其自动放弃“自治”而服从中国政府的领导，中国政府则答应给封建主阶级保留一切特权和优待。自治政府却一再刁难，这样，开始了长期的讨价还价。谈判异常艰难，气氛很不融洽。
谈判讨价还价的中心是关于交出1911至1912年阿拉特大众所占阵地的条件。
以巴特玛多尔济为首的“政府”向陈毅取得了有利于哲布尊丹巴、寺院、王公以及其他封建主的一些让步。陈毅有意用和平的手段来埋葬“自治”，他力主妥协解决这一问题。
长期的拉锯谈判，终于出现了一个文件：“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其主要条款如下：
（一）、蒙古自治政府“自动”取消；（二）、蒙古受中国驻库伦总督及驻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恰克图的副总督管辖；总督及副总督的助理均由蒙古王公充任之；（三）、中国不向蒙古移民；（四）、恢复汗、王、公及台吉等的傣禄；此外，规定上层喇嘛及哲布尊丹巴本人的薪傣；赴京领薪的规定被取消，薪金在当地发给；（五）、封建主向阿拉特牧奴征收年贡及一切其他捐税，令其服劳役的权利全部保留；（六）、准许外蒙王公领主派遣代表出席中国议院；（七）、哲布尊丹巴保留大汗称号，每年大汗为自己及其妻领取薪俸白银6.000两；（八）、中国驻蒙古军队的费用由阿拉特负担。
文件一出笼，即刻被1919年7月召开的“咨询议会”否决。“议会”对别的条款甚感满意，唯独不同意取消“自治”
为此，哲布尊丹巴和“议会”翻了脸，他满心清楚，有这64条，取消“自治”实属虚名，而这64条对外蒙古的王公上层有说不尽的好处。于是，“议会”立即被解散。
与此同时，苏维埃红军向远东进军取得了不断的胜利，迫近俄中蒙边境。日本为了获取在蒙古的好处，也极力支持段琪瑞政府解决蒙古问题，驻军库伦。因此，当陈毅的协商政策在外蒙古受到反对的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尽快解决外蒙古问题。
1919年11月，西伯利亚的寒流裹着北国的黄沙滚滚南下，把大地变成飞沙走石的世界。初冬的萧条带给人一种逼人的杀气。整个世界似乎都被这股杀气压得喘不过气了。中国大地上，军阀割据，混战不止。搞得民不聊生。但为了争取外蒙古的主权，中国政府毅然授命能干的徐树铮将军进驻外蒙古，以迅速解决蒙古问题。
1917年2月开始，“自治”的外蒙古随着沙皇的倒台也失去了“保护者”。10月革命以后，“自治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政府，由于害怕苏俄输出革命，因而更倒向了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同时也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帝俄的残余势力勾结，力图巩固“自治蒙古”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和帝俄残余势力试图取代沙皇俄国在蒙古的保姆地位，但这种地位却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的。
“自治蒙古”本来是沙皇俄国趁中国满清政府崩溃之机，向中国政府进行政治要挟的产物。当时的中国政府由于面对国内的严重危机形势、几乎无力反击。在沙俄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在保证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前提条件下，允许外蒙“自治”。可以说，沙俄是“自治”蒙古的保姆，它一手控制着蒙古的政治、经济、外交事务，哲布尊丹巴政府只不过是沙皇俄国的傀儡而已。
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对“自治”来说，好比是釜底抽薪。沙俄的倒台使“自治”蒙古丧失了自己的靠山，在社会各个方面丧失了的依托。哲布尊丹巴面对这种突然出现的国际形势盲然不知所措。
“如果俄国的革命烈火烧到自治的蒙古，那我们就全完了！”哲布尊丹巴焦急地对他身边的慕僚、封建主和僧侣领袖说，“俄国的十月革命，革的就是他们当中那些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人的命！他们新建的政权，全是为穷人说话的，象我们这些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肯定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不管怎么说，俄国人是再也靠不住了。”
站在旁边的沙皇俄国的领事对哲布尊丹巴鼓劲，他说：“阁下，苏维埃在俄国的胜利只是暂时的，请你不必担心。现在以恩琴将军为首的沙皇俄国的军队。仍然在同苏维埃的叛乱分子作战，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沙皇的帝国会重新崛起。沙皇对蒙古的“自治”与“独立”也将竭尽全力。
哲布尊丹巴以感激的微笑看了这位已经丧家的沙皇走狗，并不冷不热地说：“多谢贵国的关照，只是面临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只怕沙皇的帝国再难有昔日的威严了。”
这时，默不作声的日本领事走过来，以一种傲慢而又温柔的语调对哲布尊丹巴说：“阁下高见，眼下沙皇的帝国已经不比昔日了，而蒙古的地位也处处于危急的关头，如果弄不好，苏维埃的势力插入进来，只怕到那时，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的脑袋都督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早去哟！”
他一边说着，一边斜着眼睛看了一眼哲布尊丹巴的脸色。只见这位蒙古王公满面焦急的神色好象马上要大祸临头了似地。当这位日本官员向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闪现出了1914年私下给日本天皇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请求日本天皇对蒙古的“独立”和“自治”政策表示支持。果然在第二年，日本就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中要求把内蒙古东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也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成了“自治蒙古”的邻居。哲布尊丹巴对天皇的反应既怀着恐惧和戒心，又抱有感激和希望。所以，他对日本领事授以信赖的目光。
日本领事见他脸色较好，于是接着说：“依我之见，不如联合我日本、中国和沙皇帝国的残存势力。加上英、美、法等国的支持，共同去消灭苏维埃政权。”
“对，现在消灭苏维埃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中国的驻蒙古官员随声附和，“我们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俄国革命的种子撒在包括蒙古在内的中国领土之上！”
这位中国的外交官北洋军阀所委派，多少还有一点民族自尊。还记得蒙古本身就是中国的领土，因俄国的压力才迫使允许其“自治”。
哲布尊丹巴在这些建议面前终于作出了决定，联合沙俄残余势力。把日本、中国、美、英等国团结起来，抵制苏维埃对蒙古的渗透和入侵，同时巩固蒙古的“自治”地位。
自1912年清帝退伍以后，哲布尊丹巴集团一直想谋求外蒙的“独立”，这是中国政府坚决不答应的。经过中国同俄国政府的交涉，终于答应了外蒙古的“自治”要求，但同时强调，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都落入了沙皇俄国的手中。沙皇俄国成了外蒙古“自治”政府的保姆，哲布尊丹巴成了沙皇的傀儡。
十月革命以后，沙皇俄国土崩瓦解，自治蒙古成了没有保姆的孤儿。经过一番周折，最后终于决定取消自治，回归到中华民国的怀抱。
哲布尊丹巴在对他身边的篆古封建主和喇嘛教首领宣传自己一的主张时说道：
“各位蒙古的同胞们，几年以前，当统治我们近三百年的清朝崩溃以后，我们曾力图获得自主权力，脱离中国的中央政权。为此，我们不惜向沙皇俄国和日本求援。但事情的结果却并不理想。日本还无力与中国以及国际压力对抗，而俄国则为了它自己的好处，不愿意让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只要求我们在中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迫不得已，我们走上了自治的道路。实际上，自治蒙古的内政与外交基本上都是依赖俄国进行的。现在，俄国爆发了革命，建立了什么苏维埃政权。他们翻想天，把俄国的贵族们杀的杀、赶的赶，闹得一路糊涂。这种赤化的思想也随时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防患于未然，抵制苏维埃的革命在蒙古中间传播。我们只有与中国政府联合，取消自治，共同建设新的蒙古。因此，我们有必要同中国政府谈判，以讲好取消自治的条件。”
他的主张得到了蒙古上层阶级的支持，他们认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必须防止赤化的思想和活动，所以取消自治回归中华民国是巩固他们地位的最好选择。
1919年夏天，库伦城凉风习习，景色宜人，中国政府驻库伦总督陈毅同“蒙古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开始谈判。陈毅劝其自动放弃“自治”而服从中国政府的领导，中国政府则答应给封建主阶级保留一切特权和优待。自治政府却一再刁难，这样，开始了长期的讨价还价。谈判异常艰难，气氛很不融洽。
谈判讨价还价的中心是关于交出1911至1912年阿拉特大众所占阵地的条件。
以巴特玛多尔济为首的“政府”向陈毅取得了有利于哲布尊丹巴、寺院、王公以及其他封建主的一些让步。陈毅有意用和平的手段来埋葬“自治”，他力主妥协解决这一问题。
长期的拉锯谈判，终于出现了一个文件：“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其主要条款如下：
（一）、蒙古自治政府“自动”取消；（二）、蒙古受中国驻库伦总督及驻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恰克图的副总督管辖；总督及副总督的助理均由蒙古王公充任之；（三）、中国不向蒙古移民；（四）、恢复汗、王、公及台吉等的傣禄；此外，规定上层喇嘛及哲布尊丹巴本人的薪傣；赴京领薪的规定被取消，薪金在当地发给；（五）、封建主向阿拉特牧奴征收年贡及一切其他捐税，令其服劳役的权利全部保留；（六）、准许外蒙王公领主派遣代表出席中国议院；（七）、哲布尊丹巴保留大汗称号，每年大汗为自己及其妻领取薪俸白银6.000两；（八）、中国驻蒙古军队的费用由阿拉特负担。
文件一出笼，即刻被1919年7月召开的“咨询议会”否决。“议会”对别的条款甚感满意，唯独不同意取消“自治”
为此，哲布尊丹巴和“议会”翻了脸，他满心清楚，有这64条，取消“自治”实属虚名，而这64条对外蒙古的王公上层有说不尽的好处。于是，“议会”立即被解散。
与此同时，苏维埃红军向远东进军取得了不断的胜利，迫近俄中蒙边境。日本为了获取在蒙古的好处，也极力支持段琪瑞政府解决蒙古问题，驻军库伦。因此，当陈毅的协商政策在外蒙古受到反对的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尽快解决外蒙古问题。
1919年11月，西伯利亚的寒流裹着北国的黄沙滚滚南下，把大地变成飞沙走石的世界。初冬的萧条带给人一种逼人的杀气。整个世界似乎都被这股杀气压得喘不过气了。中国大地上，军阀割据，混战不止。搞得民不聊生。但为了争取外蒙古的主权，中国政府毅然授命能干的徐树铮将军进驻外蒙古，以迅速解决蒙古问题。
1919年夏季，列宁领导的苏俄红军向高尔察克政权和远东的日、美、英等国的武装干涉军发起反攻。红军战士怀着拯救祖国的高昂激情，在人烟稀少的广阔的西伯利亚原野上勇猛战斗，终于巩固了苏维埃在东部的政权。
苏俄红军在远东的胜利无疑象一记闷棍，击散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企图侵吞远东领土的美梦。英美等帝国中义国家再也不敢小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了。
苏俄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在外蒙草原上传播着，蒙古包里，人们在议论着、热烈地争论着。人心浮动了。
此时。苏俄解放贫民的思想开始波及外蒙，大批早先流亡到外蒙古，深受苏维埃革命思想影响的俄国工人和知识分子，四处奔走，积极宣传。
苏维埃革命思想渗透到了中华民国的外蒙古地区。
1920年6月间，以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为首的两批代表，先后从外蒙古的库伦出发，秘密潜入了苏俄境内。两批人马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寻求到苏俄的干涉。
代表们一路上躲躲闪闪，行踪诡秘，生怕被徐树铮将军的哨兵发现而掉脑袋。经过一番周折，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在苏俄境内的土乌丁斯克城相会。
两批代表汇合在一起，衣衫槛楼地来到了土乌丁斯克城的苏俄地方政府机关大楼。一位身材矮小却很健壮的俄国人接见了他们。
乔巴山用流利的俄语向俄国人介绍了外蒙古的状况，最后十分激动地恳求：“请帮助我们去解放外蒙的劳苦民众，我们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持。”
这位苏俄地方政府要员的态度十分谨慎，他客气地说：“我们远东共和国非常想帮助我们的邻居（指外蒙古）也建成社会主义，可是，我们的力量十分虚弱，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军事上，都很困难。”
他建议乔巴山和苏黑托尔前往莫斯科，直接向苏俄政府求援。
外蒙古代表团受到冷落，一部分代表气馁了，封建官僚出身的鲍陀、丹增抱怨：“我们作中国的贵宾不好，干吗要跑到这鬼地方来受人冷落呢！”
一部分代表附和鲍陀、丹增，反对以革命组织的命义向苏俄谋求外援，他们吵吵嚷嚷要返回库伦；主张继续和中国保持某种联系。
但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没有动摇，他们坚持继续北上，不达目的尝不罢休。经过数天激裂的辩论、争吵、谩骂甚至拍桌子，乔、苏的主张开始占上风。于是，代表团被分成了三个组：一个小组北上莫斯科，游说苏俄政府，另一小组返回库伦，在外蒙加紧鼓动宣传，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担心回去有危险，就留在伊尔库茨克城，从境外领导外蒙古，并与赴莫斯科代表随时联系。
到莫斯科去的代表，手中拿着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起草的信件。信中说：“我们蒙古人民党的同志以人民的名义向伟大的俄罗斯请求援助。我们和我国服役分子（外蒙军队）同盟，指望你们的军事力量，力图恢复蒙古的自治，并宣布实行以呼图克田博克多为国王的、而权力有限的君主政体。以后我们打算进行适当的措施来限制了王公们承袭的权利，国家独立后，我们采取别国的经验，即展开为人民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斗争。阿拉特民族自尊心的增长，使我们可能在一二年内把革命向前推进一步，以便最后取消领地王公的权利。”
然而，赴莫斯科代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十月革命后，苏俄正处于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根本无力顾及外蒙事务。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仅仅得到一点道义上的鼓励而已。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想借助苏俄支持把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
恩琴匪帮攻占库伦之后。在当地实行的残暴统治，很快便激起了外蒙古人民的反对。由于恩琴仇视苏俄，以苏俄为敌，那些倾向苏俄政府的人自然站到了恩琴和博克多格根的对立面。
恩琴和博克多格根在外蒙内部，严密监视革命者的活动，杀害了许多进步人士。如潜伏在蒙古的俄国人布里亚特医生、车洛克塔罗夫，库伦革命委员会委员库切林科，格姆巴尔热夫斯基等，还有许多倾向革命的蒙古人，都命丧恩琴残匪的屠刀下。
恩琴的野蛮统治激怒了流亡在苏俄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苏、乔认为，恩琴的暴行，使外蒙古人民陷入了无底深渊，只有完全按照苏维埃思想，发动群众，推翻中国军阀、恩琴分子以及蒙古封建主和僧侣的统治，蒙古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决定筹建纪律严明、有统一领导核心的政党——蒙古人民党。
1921年3月三日，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在靠近边境的城市恰克图召开了蒙古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代表了全蒙古150名党员。这些党员绝大多数出身下层的阿拉特牧民，极少数出身官员和喇嘛。
苏黑巴托尔在大会上口若悬河，高谈阔论。他说：
“各位同志，蒙古民族曾经有过它辉煌的过去，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曾在这块土地上创建过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可是后来，我们的民族衰落了，继而遭到满州人的宰治近三百年。现在，满州人的统治结束了，按理说，我们蒙古的同胞应该获得自由了。但是事实却是，我们的民族仍然象一个没有脊梁骨的动物直不起腰来。我们民族中的上层统治者搏克多格根阶级，一心想利用外来力量。的支持使自己独立，但却得到的是不伦不类的自治。沙俄扶持博克多格根时，蒙古的内政外交受沙皇的控制，日本支持搏克多格根时，蒙古的政权又遭受日本和受日本控制的中国军阀蹂躏。我们的蒙古象一个软弱的妇女任人宰割，任人欺辱，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蒙古民族的儿女谁能不为之痛心呢？
现在。受日本收卖的沙俄残余势力在恩琴男爵的带领下，打着解放蒙古的旗号进入蒙古，并控制了政权，中国军队被他们赶到了离恰克图不远的买卖城。同志们。解放我们民族的时刻己经来到，我们的目标是推翻库伦政府，赶走恩琴的占领军，驱除出中国。的占领军。实现蒙古真正的自治，复兴和发展我们蒙古民族的力量和文化！”
苏黑巴托尔的讲话把蒙古人民的解放同外蒙古的独立牵强附会地扯到一块，并把它作为蒙古人民党的奋斗目标。客观上讲，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把旧政府的压迫看作是一种民族欺压，其实当时广大汉族人民又何尝不是深受反动政府的压迫。怎样评价这一段历史，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仅提供客观材料，读者会自己去思考。
苏黑巴托尔的发言在当时颇具有煽动性，激起了代表们一阵阵狂热的鼓掌。
乔巴山宣布了蒙古人民党的纲领：“我们的解放事业，是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因而必须同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列宁的思想，我们的革命目标是实现蒙古人的真正的自由！在现阶段，我们要建立一支由人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用武力驱除中国军阀、沙俄白匪的力量，推翻库伦的政府，建立人民的自治国家。”
1921年3月13日，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在持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召开了边境各旗劳动者，游击队和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选举了临时蒙古人民政府。大会决定设立军事部部长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由苏黑巴托尔兼任该两职，乔巴山担任主管政治的副总司令。
苏、乔二人首先把散布在各地的零星游击队收拢起来，改编成正规军，下辖四个骑兵团。还从苏俄境内获得了大批武器弹药，大大提高了战斗力，眼看时机成熟，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决定向中国军队驻夺的买卖城发起进攻。
当时，买卖城驻扎着高在田将军率领的一万多中国官兵，其中有一部分是库伦战役后撤退到买卖城的中国士兵，高在田将军准备固守待援，陈毅也急匆匆赶回到北京四处游说，请求北京政府出兵增援。然而，当时国内各派军阀正在神州大地上打得热火朝天，执掌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一心想同奉系军阀和南方各派拼个你死我活，哪里还有力量和精力去支援支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小孤军。
1931年3月18日晨，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带领军队向买卖城的中国驻军发动了进攻，在此之前，他们曾向中国驻军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中国军队放下武器，交出城市。
当地中国驻军长官郭松龄根本就没有把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的队伍放在眼中，而是重点防范恩琴的沙俄残匪和苏俄红军。他见到最后通牒后不以为然，搁置在一边，便陪同一群军官喝酒打麻将牌去了。结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沉寂的蒙古草原还沉睡的薄雾笼罩之中时，一声凄厉的枪响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几百名蒙古骑兵象离弦之箭扑向买卖城的城墙。当几个蒙古人冲上城墙时，站岗的哨兵才回过神来，赶紧举枪射击，有的跑回去报告。
此时，中国士兵因昨晚闹了一晚上还在东倒西歪躺在床上作梦呢。听到枪响中国官兵仓促应战，乱作一团，城里局势非常糟糕。
驻军长官郭松龄预感情况不妙，赶忙组织守军反击。可这时已经晚了，那些刚刚组织起来的蒙古骑兵斗个都剽悍凶猛得象头公牛，他们用粗绳套住城墙上的箭垛，然后抓住绳子一个接一个跃上墙头。守兵和蒙古人展开了肉搏，有的惊慌失措往城内逃。
郭松龄正准备组织各营官兵增援各城门守军，一个士兵脸色煞白，跌跌撞撞冲进来报告，四个城门已有三个被蒙古人攻占了。
郭松龄大吃一惊，手下军官们也不知所措。忽听一声猛烈的爆炸声，震得郭松龄的指挥所摇摇欲坠，枪炮声、厮杀声从四面传来，越来越近了。
最后，中国驻军在面对着越战越勇的蒙古人的冲杀下，不得不慢慢撤出买卖城，囤积的粮草及武器弹药大部分都被丢弃在城中。
买卖城就这样被占领了。
攻占买卖城，这是蒙古人民党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兴高采烈，亲自登临城头，宣布买卖城的解放。以后，3月18日就变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军日。
3月19日，苏黑巴托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蒙。临时人民政府迁到买卖城，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军事、财政、内务三个部。人民革命党终于在外蒙古的土地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从此，中国军队再也没有回到这座城市。
苏俄红军在远东的胜利无疑象一记闷棍，击散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企图侵吞远东领土的美梦。英美等帝国中义国家再也不敢小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了。
苏俄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在外蒙草原上传播着，蒙古包里，人们在议论着、热烈地争论着。人心浮动了。
此时。苏俄解放贫民的思想开始波及外蒙，大批早先流亡到外蒙古，深受苏维埃革命思想影响的俄国工人和知识分子，四处奔走，积极宣传。
苏维埃革命思想渗透到了中华民国的外蒙古地区。
1920年6月间，以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为首的两批代表，先后从外蒙古的库伦出发，秘密潜入了苏俄境内。两批人马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寻求到苏俄的干涉。
代表们一路上躲躲闪闪，行踪诡秘，生怕被徐树铮将军的哨兵发现而掉脑袋。经过一番周折，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在苏俄境内的土乌丁斯克城相会。
两批代表汇合在一起，衣衫槛楼地来到了土乌丁斯克城的苏俄地方政府机关大楼。一位身材矮小却很健壮的俄国人接见了他们。
乔巴山用流利的俄语向俄国人介绍了外蒙古的状况，最后十分激动地恳求：“请帮助我们去解放外蒙的劳苦民众，我们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持。”
这位苏俄地方政府要员的态度十分谨慎，他客气地说：“我们远东共和国非常想帮助我们的邻居（指外蒙古）也建成社会主义，可是，我们的力量十分虚弱，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军事上，都很困难。”
他建议乔巴山和苏黑托尔前往莫斯科，直接向苏俄政府求援。
外蒙古代表团受到冷落，一部分代表气馁了，封建官僚出身的鲍陀、丹增抱怨：“我们作中国的贵宾不好，干吗要跑到这鬼地方来受人冷落呢！”
一部分代表附和鲍陀、丹增，反对以革命组织的命义向苏俄谋求外援，他们吵吵嚷嚷要返回库伦；主张继续和中国保持某种联系。
但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没有动摇，他们坚持继续北上，不达目的尝不罢休。经过数天激裂的辩论、争吵、谩骂甚至拍桌子，乔、苏的主张开始占上风。于是，代表团被分成了三个组：一个小组北上莫斯科，游说苏俄政府，另一小组返回库伦，在外蒙加紧鼓动宣传，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担心回去有危险，就留在伊尔库茨克城，从境外领导外蒙古，并与赴莫斯科代表随时联系。
到莫斯科去的代表，手中拿着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起草的信件。信中说：“我们蒙古人民党的同志以人民的名义向伟大的俄罗斯请求援助。我们和我国服役分子（外蒙军队）同盟，指望你们的军事力量，力图恢复蒙古的自治，并宣布实行以呼图克田博克多为国王的、而权力有限的君主政体。以后我们打算进行适当的措施来限制了王公们承袭的权利，国家独立后，我们采取别国的经验，即展开为人民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斗争。阿拉特民族自尊心的增长，使我们可能在一二年内把革命向前推进一步，以便最后取消领地王公的权利。”
然而，赴莫斯科代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十月革命后，苏俄正处于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根本无力顾及外蒙事务。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仅仅得到一点道义上的鼓励而已。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想借助苏俄支持把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
恩琴匪帮攻占库伦之后。在当地实行的残暴统治，很快便激起了外蒙古人民的反对。由于恩琴仇视苏俄，以苏俄为敌，那些倾向苏俄政府的人自然站到了恩琴和博克多格根的对立面。
恩琴和博克多格根在外蒙内部，严密监视革命者的活动，杀害了许多进步人士。如潜伏在蒙古的俄国人布里亚特医生、车洛克塔罗夫，库伦革命委员会委员库切林科，格姆巴尔热夫斯基等，还有许多倾向革命的蒙古人，都命丧恩琴残匪的屠刀下。
恩琴的野蛮统治激怒了流亡在苏俄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苏、乔认为，恩琴的暴行，使外蒙古人民陷入了无底深渊，只有完全按照苏维埃思想，发动群众，推翻中国军阀、恩琴分子以及蒙古封建主和僧侣的统治，蒙古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决定筹建纪律严明、有统一领导核心的政党——蒙古人民党。
1921年3月三日，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在靠近边境的城市恰克图召开了蒙古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代表了全蒙古150名党员。这些党员绝大多数出身下层的阿拉特牧民，极少数出身官员和喇嘛。
苏黑巴托尔在大会上口若悬河，高谈阔论。他说：
“各位同志，蒙古民族曾经有过它辉煌的过去，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曾在这块土地上创建过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可是后来，我们的民族衰落了，继而遭到满州人的宰治近三百年。现在，满州人的统治结束了，按理说，我们蒙古的同胞应该获得自由了。但是事实却是，我们的民族仍然象一个没有脊梁骨的动物直不起腰来。我们民族中的上层统治者搏克多格根阶级，一心想利用外来力量。的支持使自己独立，但却得到的是不伦不类的自治。沙俄扶持博克多格根时，蒙古的内政外交受沙皇的控制，日本支持搏克多格根时，蒙古的政权又遭受日本和受日本控制的中国军阀蹂躏。我们的蒙古象一个软弱的妇女任人宰割，任人欺辱，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蒙古民族的儿女谁能不为之痛心呢？
现在。受日本收卖的沙俄残余势力在恩琴男爵的带领下，打着解放蒙古的旗号进入蒙古，并控制了政权，中国军队被他们赶到了离恰克图不远的买卖城。同志们。解放我们民族的时刻己经来到，我们的目标是推翻库伦政府，赶走恩琴的占领军，驱除出中国。的占领军。实现蒙古真正的自治，复兴和发展我们蒙古民族的力量和文化！”
苏黑巴托尔的讲话把蒙古人民的解放同外蒙古的独立牵强附会地扯到一块，并把它作为蒙古人民党的奋斗目标。客观上讲，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把旧政府的压迫看作是一种民族欺压，其实当时广大汉族人民又何尝不是深受反动政府的压迫。怎样评价这一段历史，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仅提供客观材料，读者会自己去思考。
苏黑巴托尔的发言在当时颇具有煽动性，激起了代表们一阵阵狂热的鼓掌。
乔巴山宣布了蒙古人民党的纲领：“我们的解放事业，是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因而必须同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列宁的思想，我们的革命目标是实现蒙古人的真正的自由！在现阶段，我们要建立一支由人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用武力驱除中国军阀、沙俄白匪的力量，推翻库伦的政府，建立人民的自治国家。”
1921年3月13日，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在持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召开了边境各旗劳动者，游击队和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选举了临时蒙古人民政府。大会决定设立军事部部长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由苏黑巴托尔兼任该两职，乔巴山担任主管政治的副总司令。
苏、乔二人首先把散布在各地的零星游击队收拢起来，改编成正规军，下辖四个骑兵团。还从苏俄境内获得了大批武器弹药，大大提高了战斗力，眼看时机成熟，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决定向中国军队驻夺的买卖城发起进攻。
当时，买卖城驻扎着高在田将军率领的一万多中国官兵，其中有一部分是库伦战役后撤退到买卖城的中国士兵，高在田将军准备固守待援，陈毅也急匆匆赶回到北京四处游说，请求北京政府出兵增援。然而，当时国内各派军阀正在神州大地上打得热火朝天，执掌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一心想同奉系军阀和南方各派拼个你死我活，哪里还有力量和精力去支援支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小孤军。
1931年3月18日晨，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带领军队向买卖城的中国驻军发动了进攻，在此之前，他们曾向中国驻军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中国军队放下武器，交出城市。
当地中国驻军长官郭松龄根本就没有把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的队伍放在眼中，而是重点防范恩琴的沙俄残匪和苏俄红军。他见到最后通牒后不以为然，搁置在一边，便陪同一群军官喝酒打麻将牌去了。结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沉寂的蒙古草原还沉睡的薄雾笼罩之中时，一声凄厉的枪响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几百名蒙古骑兵象离弦之箭扑向买卖城的城墙。当几个蒙古人冲上城墙时，站岗的哨兵才回过神来，赶紧举枪射击，有的跑回去报告。
此时，中国士兵因昨晚闹了一晚上还在东倒西歪躺在床上作梦呢。听到枪响中国官兵仓促应战，乱作一团，城里局势非常糟糕。
驻军长官郭松龄预感情况不妙，赶忙组织守军反击。可这时已经晚了，那些刚刚组织起来的蒙古骑兵斗个都剽悍凶猛得象头公牛，他们用粗绳套住城墙上的箭垛，然后抓住绳子一个接一个跃上墙头。守兵和蒙古人展开了肉搏，有的惊慌失措往城内逃。
郭松龄正准备组织各营官兵增援各城门守军，一个士兵脸色煞白，跌跌撞撞冲进来报告，四个城门已有三个被蒙古人攻占了。
郭松龄大吃一惊，手下军官们也不知所措。忽听一声猛烈的爆炸声，震得郭松龄的指挥所摇摇欲坠，枪炮声、厮杀声从四面传来，越来越近了。
最后，中国驻军在面对着越战越勇的蒙古人的冲杀下，不得不慢慢撤出买卖城，囤积的粮草及武器弹药大部分都被丢弃在城中。
买卖城就这样被占领了。
攻占买卖城，这是蒙古人民党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兴高采烈，亲自登临城头，宣布买卖城的解放。以后，3月18日就变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军日。
3月19日，苏黑巴托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蒙。临时人民政府迁到买卖城，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军事、财政、内务三个部。人民革命党终于在外蒙古的土地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从此，中国军队再也没有回到这座城市。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买卖城的胜利和他们发布的宣言，也让库伦傀儡政府的官员上上下下如坐针毡。
恩琴万万没有料到，俄国的苏维埃分子自己还没有去征讨，外蒙古土地上竟又冒出这样多的赤色分子，他气得脸色发白，嘴角翘起的两撮胡子在颤抖着，他厉声叫喊：“这是苏维埃赤化分子的叛乱，消灭他们，一定要消灭他们！”
一大批从沙俄逃亡到外蒙古的军官，对苏、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恨之人骨，他们极力怂恿恩琴要象对待瘟疫一样消灭这股正在兴起的赤化势力。
恩琴伪政府以博克多格根的名义对受赤化影响较大的土谢国汗部的官民发出持别告示，大肆称赞“蒙古人民”的“救星”恩琴的功绩。斥责苏、乔领导蒙古临时人民政府是对蒙古现政府的反叛，人人都应奋起而痛杀之，恩琴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做法其用心是试图在舆论上压倒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
然而，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识破了恩琴的险恶用心，他们针锋相对，极力拉拢那些可以联合的封建主站到自己一边。共同反对恩琴和搏格多格根的傀儡改府，一封经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签名的写给蒙古封建主的信中写道：
“如果曾经拥护过恩琴的憎侣、封建主回心转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的话，那么人民革命党和临时人民政府能把他们吸收到解放祖国的队伍中来，不然的话，他们就不能逃避对人民的责任。”
苏、乔的统一战线政策引起了恩琴和博克多格根的忌恨。
“假如他们掌握了权力，蒙古世代的王公和活佛都将被送进监牢。”博克多格根威胁外蒙古的封建主和上层喇嘛。“要知道，苏俄的革命就是穷人革富人的命。一旦他们成功，我们的命就没了。”
最令博克多格根担忧的是，叛乱分子暗中正加紧同苏俄的联系，一旦苏俄直接插手外蒙事务、后果不堪设想。对此，恩琴和博克多格根决定必要时寻求日本、美国和英国的支持。
恩琴的阴谋是有根据的。早在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向苏俄寻求援助的时候，他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21年3月，恩琴派人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旅顺和大连，后来又在北京秘密召开了几次会议，制订了一套从蒙古、东北和苏俄远东沿海地区向苏俄进攻的计划。
5月25日，恩琴的白匪军进低买卖城，同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率领的蒙古人民军展开了激战。
白匪军指挥官巴雅尔公把军队驻扎在买卖城外，妄想包围城市，全歼蒙古人民军。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乘匪军立脚未稳，率部主动出击，当头给了匪军狠狠一击，白匪被迫后撤。
但白匪毕竟人多势众，装备精良。他们喘过气来后，便在巴雅尔公的督战下，气焰嚣张地朝人民军扑来。
双方在买卖城展开激战。
战斗从太阳初升一直打到西落，双方死伤惨重。蒙古人民军的实力受到削弱，弹药也越来越少了。
白匪眼见人民军的抵抗渐渐变弱，他们更加紧了进攻，形势对人民军异常严峻，买卖城危在旦夕。
紧要关头，从苏俄远东共和国出发的苏俄骑兵部队及时赶到了。红军在城外向白匪军进攻。
枪炮声、厮杀声，牛角的号声混杂在一起，白匪在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的两面夹攻下，死伤盈野，全线崩溃，巴雅尔公来不及逃命，当场被红军俘虏，剩余的白匪军四处逃散了。
苏黑巴托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异常隆重地欢迎苏俄红军的到来，苏黑巴托尔紧握着苏俄红军先头部队领导人的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列宁万岁！红军万岁！”蒙古人民军的战士欢呼着、把苏军领导抬起来，高高地抛入天空。
苏俄红军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
1921年6月，苏俄红军的三个团全部进入了外蒙古地区。
苏俄红军完全是按照列宁的理论组建起来的，具有高昂的革命激情，战斗力很强。苏俄红军出兵外蒙古，主要是为了帮助蒙古人民党，帮助蒙古人民军消灭恩琴白匪军。博克多格根怕政府，驱逐中国在外蒙的军队。当然，苏俄此举也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府在远东地区的政权。斯大林认为，只要帮助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蒙古地区建立了革命的人民政权，美、英、日等西方帝国主义就少了一块武装干涉苏俄的阵地，苏俄的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所以，出兵外蒙可谓是一箭双雕之举。
这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激情激励着受苦受难的人们。为了革命，人们不惜抛家别妻、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惜为别的民族上阵撕杀。
大批年轻的苏俄红军战士乘坐着烟雾腾腾的火车，沿着伸向西伯西亚的沙漠、戈壁、森林、冻土地带的大铁路浩浩荡荡开来了。年轻的战士一路高唱国际歌，热血沸腾着，为能参加解放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斗争而激动。
苏俄红军在远东下火车后，便骑马进入了漫漫的蒙古大草原。从此，苏俄红军一直留在了外蒙古。
此时，中国国内，各路军阀正在混战，谁也顾不到进入外蒙的这支外国军队。
在西伯利亚通往远东的崎曲小道上，曾经铺盖着好几代俄罗斯人的尸骨。早在十七世纪，中国清王朝还十分强盛的时候，俄罗斯的哥萨克匪军曾流窜到中国的东北部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为了巩固中国的东北部边疆，康熙皇帝保驾亲征，消灭了哥萨克匪徒。以后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中国把外兴安岭以北的大片领土让给了俄国。二百年后，沙俄又利用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的时机，夺走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近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中国西北约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亦在此时期被沙俄吞并。
沙皇俄国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他们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实行蚕食政策。辛亥革命前夕，沙俄曾把外蒙古和中国的东北划作自已的势力范围。触犯了日本在中国的利益。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是沙俄和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爆发的战争。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封建统治被推翻，沙俄趁机在中国的外蒙古扶持了博克多格根傀儡政府，妄图把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结果遭到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反对，沙俄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从那时起，沙俄势力步步深入外蒙，他们控制了外蒙的政府、外交，‘帮助”蒙古王公贵族训练军队。十月革命爆发后，沙俄垮台，沙俄在外蒙古的势力受到削弱，恩琴匪帮的窜入，又使得外蒙古重新落入俄国人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苏俄红军出兵外蒙古，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苏俄为解放外蒙古人民而伸出的援助之手、但从实质上，这仍然是一种带有浓厚的扩张主义色彩的举动。
苏俄红军进入外蒙古，便昼夜急驰，直奔恰克图买卖城，恰好守城的苏黑巴托尔已危在旦夕，便从背后打得恩琴匪帮大败，解救了苏黑巴托尔。
恩琴万万没有料到，俄国的苏维埃分子自己还没有去征讨，外蒙古土地上竟又冒出这样多的赤色分子，他气得脸色发白，嘴角翘起的两撮胡子在颤抖着，他厉声叫喊：“这是苏维埃赤化分子的叛乱，消灭他们，一定要消灭他们！”
一大批从沙俄逃亡到外蒙古的军官，对苏、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恨之人骨，他们极力怂恿恩琴要象对待瘟疫一样消灭这股正在兴起的赤化势力。
恩琴伪政府以博克多格根的名义对受赤化影响较大的土谢国汗部的官民发出持别告示，大肆称赞“蒙古人民”的“救星”恩琴的功绩。斥责苏、乔领导蒙古临时人民政府是对蒙古现政府的反叛，人人都应奋起而痛杀之，恩琴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做法其用心是试图在舆论上压倒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
然而，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识破了恩琴的险恶用心，他们针锋相对，极力拉拢那些可以联合的封建主站到自己一边。共同反对恩琴和搏格多格根的傀儡改府，一封经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签名的写给蒙古封建主的信中写道：
“如果曾经拥护过恩琴的憎侣、封建主回心转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的话，那么人民革命党和临时人民政府能把他们吸收到解放祖国的队伍中来，不然的话，他们就不能逃避对人民的责任。”
苏、乔的统一战线政策引起了恩琴和博克多格根的忌恨。
“假如他们掌握了权力，蒙古世代的王公和活佛都将被送进监牢。”博克多格根威胁外蒙古的封建主和上层喇嘛。“要知道，苏俄的革命就是穷人革富人的命。一旦他们成功，我们的命就没了。”
最令博克多格根担忧的是，叛乱分子暗中正加紧同苏俄的联系，一旦苏俄直接插手外蒙事务、后果不堪设想。对此，恩琴和博克多格根决定必要时寻求日本、美国和英国的支持。
恩琴的阴谋是有根据的。早在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向苏俄寻求援助的时候，他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21年3月，恩琴派人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旅顺和大连，后来又在北京秘密召开了几次会议，制订了一套从蒙古、东北和苏俄远东沿海地区向苏俄进攻的计划。
5月25日，恩琴的白匪军进低买卖城，同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率领的蒙古人民军展开了激战。
白匪军指挥官巴雅尔公把军队驻扎在买卖城外，妄想包围城市，全歼蒙古人民军。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乘匪军立脚未稳，率部主动出击，当头给了匪军狠狠一击，白匪被迫后撤。
但白匪毕竟人多势众，装备精良。他们喘过气来后，便在巴雅尔公的督战下，气焰嚣张地朝人民军扑来。
双方在买卖城展开激战。
战斗从太阳初升一直打到西落，双方死伤惨重。蒙古人民军的实力受到削弱，弹药也越来越少了。
白匪眼见人民军的抵抗渐渐变弱，他们更加紧了进攻，形势对人民军异常严峻，买卖城危在旦夕。
紧要关头，从苏俄远东共和国出发的苏俄骑兵部队及时赶到了。红军在城外向白匪军进攻。
枪炮声、厮杀声，牛角的号声混杂在一起，白匪在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的两面夹攻下，死伤盈野，全线崩溃，巴雅尔公来不及逃命，当场被红军俘虏，剩余的白匪军四处逃散了。
苏黑巴托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异常隆重地欢迎苏俄红军的到来，苏黑巴托尔紧握着苏俄红军先头部队领导人的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列宁万岁！红军万岁！”蒙古人民军的战士欢呼着、把苏军领导抬起来，高高地抛入天空。
苏俄红军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
1921年6月，苏俄红军的三个团全部进入了外蒙古地区。
苏俄红军完全是按照列宁的理论组建起来的，具有高昂的革命激情，战斗力很强。苏俄红军出兵外蒙古，主要是为了帮助蒙古人民党，帮助蒙古人民军消灭恩琴白匪军。博克多格根怕政府，驱逐中国在外蒙的军队。当然，苏俄此举也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府在远东地区的政权。斯大林认为，只要帮助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蒙古地区建立了革命的人民政权，美、英、日等西方帝国主义就少了一块武装干涉苏俄的阵地，苏俄的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所以，出兵外蒙可谓是一箭双雕之举。
这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激情激励着受苦受难的人们。为了革命，人们不惜抛家别妻、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惜为别的民族上阵撕杀。
大批年轻的苏俄红军战士乘坐着烟雾腾腾的火车，沿着伸向西伯西亚的沙漠、戈壁、森林、冻土地带的大铁路浩浩荡荡开来了。年轻的战士一路高唱国际歌，热血沸腾着，为能参加解放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斗争而激动。
苏俄红军在远东下火车后，便骑马进入了漫漫的蒙古大草原。从此，苏俄红军一直留在了外蒙古。
此时，中国国内，各路军阀正在混战，谁也顾不到进入外蒙的这支外国军队。
在西伯利亚通往远东的崎曲小道上，曾经铺盖着好几代俄罗斯人的尸骨。早在十七世纪，中国清王朝还十分强盛的时候，俄罗斯的哥萨克匪军曾流窜到中国的东北部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为了巩固中国的东北部边疆，康熙皇帝保驾亲征，消灭了哥萨克匪徒。以后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中国把外兴安岭以北的大片领土让给了俄国。二百年后，沙俄又利用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的时机，夺走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近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中国西北约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亦在此时期被沙俄吞并。
沙皇俄国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他们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实行蚕食政策。辛亥革命前夕，沙俄曾把外蒙古和中国的东北划作自已的势力范围。触犯了日本在中国的利益。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是沙俄和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爆发的战争。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封建统治被推翻，沙俄趁机在中国的外蒙古扶持了博克多格根傀儡政府，妄图把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结果遭到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反对，沙俄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从那时起，沙俄势力步步深入外蒙，他们控制了外蒙的政府、外交，‘帮助”蒙古王公贵族训练军队。十月革命爆发后，沙俄垮台，沙俄在外蒙古的势力受到削弱，恩琴匪帮的窜入，又使得外蒙古重新落入俄国人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苏俄红军出兵外蒙古，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苏俄为解放外蒙古人民而伸出的援助之手、但从实质上，这仍然是一种带有浓厚的扩张主义色彩的举动。
苏俄红军进入外蒙古，便昼夜急驰，直奔恰克图买卖城，恰好守城的苏黑巴托尔已危在旦夕，便从背后打得恩琴匪帮大败，解救了苏黑巴托尔。
苏俄红军的迅速参战使恩琴大吃一惊，他惊慌失措，召集白匪军官开会研究怎样对付苏俄红军。恩琴的手下是一群乌合之众，本来就是被红军打败后落草外蒙古的。当他们得知红军已经突入外蒙，生擒了巴雅尔公之后，一个个吓得心惊胆战、乱了方寸。
“我们决不投降？和赤匪拼了！”一个匪首气急败坏地狂呼。
“找日本人去，我们要请求日本政府的援助！”
“对，找日本人！还有美国、英国政府。”
白匪军阀们吵吵嚷嚷，乱作一团。他们自知对苏俄曾犯下滔天罪行，不可能得到苏维埃政府的饶怒，因此唯一出路只有背水一战，决一雌雄。
恩琴率部在托洛依酱郭萨市斯克镇摆开了阵式，准备和红军拼个鱼死网破。结果是蝗螂挡车，恩琴白匪全军溃败，受到红军致命打击。恩琴率残部撤退到第三路军指挥部，重振旗鼓，转而进攻苏俄，企图逼定外蒙境内的苏俄红军。恩琴指挥第三路军攻入苏俄境内，一度占领了苏俄远东共和国的色楞金斯克，但好景不长，苏俄红军再次击溃了恩琴。恩琴带着剩余的残兵败将，狼狈逃回了库伦。
入城仪式完结后，布麻曾德在驻地为苏黑巴托尔、乔巴山，以及苏俄红军司令卢卡斯基准备了一个小型招待会。午饭后，召开了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由于时间紧迫，所以蒙古人民党的会议也同时在一起召开。博克多格根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前博克多格根伪政府的一间不大的会议厅内举行，由乔巴山主持。出席会议的有苏黑巴托尔、鲍陀、布麻曾德、卢卡斯基、博克多格根，蒙古人民军的其他几位骑兵团长彭楚克、哈斯巴托尔和囊札特等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中心议题是制定国家的政权形式。
乔巴山首先发言，他简单回顾了蒙古人民党和蒙古人民军的建立过程和艰苦奋斗的厉史、提出了建立新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政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苏黑巴托尔作了正式发言。他说：“按照人民政府的情况，我们本来可以建立苏维埃模式的蒙古政府，但考虑到蒙古的具体情况，我们作了变通。当我们在恰克图分析蒙古社会内部的形势时就已经意识到，照蒙古现状来看，蒙古离开中世纪的制度并不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急于求成。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所以，决定建立保留大汗有限权利的君主立宪政体，人民政府将在这个政体中发挥领导作用。”
鲍陀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对政府与大汗之间的关系作了补充说明。他看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博立多格根说：“我们必须在宗教和政治之间划清一个界线。宗教范围以外的事情，由人民政府行使权力，大汗则可以享有宗教范围以内的权力，但是，二者必须统一在党的领导之下。”
会议经过反复的讨论、磋商，最后制定了一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誓约》，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蒙古国大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黄教教主，他不得干预国家的政务，但是在一切宗教事务上享有权力。
第二条，蒙古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大汗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对外的一切行文都必须通过人民政府主席。
第三条，政府为了巩固蒙古国的基础，为了人民的福利而主张颁布的各项法令，只有在报告大汗之后才能予以实施。大汗不得对这些法令加以反对成取消。其他性质的立法草案，在报告时，得由大汗退回政府重新讨论，但以一次为限。
第四条，国家发生政变或内部叛乱时，政府得变更平时规章，无须报告大汗即可独自采取重要措施或颁布法令。
这些条款的制订、奠定了外蒙古作为一个“国家形式”的政治基础。博克多格根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在隆重的仪式中宣誓就职。
会议一直持续进行了几天。最后还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的各部领导人。
任命如下：
鲍陀任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
丹尚任财政部长
苏黑巴托尔任军政部长兼总司令
乔巴山任军政部副部长兼政治副司令
马克索尔任司法部长
一些封建主和上层喇嘛也被保留在人民政府内，他们对政府仍具有重要影响。
经过一系列条款、法律措艳的制订颁布，“君主立宪”制的“蒙古国”具备了初步的政治基础。但是，潜在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些矛盾后来成为革命党不断分化的重要原因。
人民政府请求苏维埃政府允许苏俄红军继续待在蒙古，直到把外蒙古境内的俄国白匪肃清为止。
在致苏俄政府的信件中，苏黑巴托尔直接了当地写道：“蒙古人民虽然经过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他的生命力仍然十分虚弱。为了保护蒙古革命势力健康壮大，使蒙古不遭受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同时保证国内民主政权不受封建主的颠覆，请求伟大的列宁和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红军依旧停留在蒙古，以保护蒙古人民革命的成果。”
莫斯科的领袖们分析了远东和亚洲的革命形势。他们认为，蒙古正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张作霖的武力威胁，还受到由英美撑腰的北京政府的威胁，同时，外蒙古境内还有沙俄白匪残余势力以及反对革命的蒙古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因此，红军必须屯驻外蒙古协助蒙古革命党完成解放蒙古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
列宁委派苏军参谋长库佐耶夫通知苏俄远东共和国军分区，传达了莫斯科高层领导的决定。
大批苏军就这样留在了外蒙古广宽的草原上。
为了支援西部蒙古的游击队，苏俄远东军分区向西部蒙古派遣了一支骑兵部队。这支人数不到三百人的小分队，在苏俄军官贝加罗夫指挥，突入到托勒布诺尔湖畔，和当地蒙古游击队汇合了。
贝加罗夫是一个机智多谋的苏俄军官，他在苏俄国内战争期间，曾以勇敢善战获过多枚勋章。此次贝加罗夫率孤军深入外蒙，目的是为了加强当地蒙古游击队的力量。配合苏军主力攻打恩琴白匪的老巢乌里雅苏台，消灭沙俄白匪在外蒙的残余力量。
宁静的夜晚，圆圆的月儿高悬在天空。月光流水一般倾泄在漫漫无际的大草原，给草原笼罩上一严柔和、神密的色彩。星星不堪和月亮比美似的、羞惭地消隐在月色融融的天幕中。晚风吹拂着沾满露滴的牧草，送来缕缕诱人的清香。整个世界都沉侵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之中，仿佛昨日发生在草原上的仇恨、默杀、流血，都已经成了遥远而古老的传说。
半夜时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划破了夜半的宁静。恩琴白匪仗着人多势众，在明晃晃的月光下，从四面八方扑向了苏俄红军和蒙古游击队的秘密驻营地。
由于内奸的告密，乌里雅苏台的恩琴白匪掌握了贝加罗夫和蒙古游击队的行踪。他们跟踪而至，把苏与俄分队和数量不多的游击队团团包围起来。
贝加罗夫从梦中被枪声惊醒，立即组织苏军和游击队同恩琴匪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沙俄匪军跃马扬刀冲上来了：他们黑鸦鸦的一片，疯狂地叫喊着，马刀在月光映照下闪着令人胆战的寒光。
苏俄红军和游击队奋力还击，机枪、步枪、土枪一齐向匪军射击。匪兵们被打得纷纷落马，但是前面的被射倒了，后面的又疯狂地扑上前去，包围圈在一步一步地缩小。
战斗进行得十分残酷，双方都死伤惨重。天亮后，匪军停止了进攻，但仍把苏军和游击队死守的小镇紧紧包围着。
蒙古游击队队长哈斯巴托尔在战斗中牺牲。他身中数弹，颈上脸上布满了匪军马刀的刀痕。
紧要关头，蒙古游击队的少数队员动摇了，他们被匪军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吓住了。悲观情绪一度在队伍中滋长。
贝加罗夫提着冲锋枪从一个阵地跑到另一个阵地。他鼓励战士们说：“虽然敌人十分猖狂，但这仅是暂时的。我们的支援部队很快就要到来，咬紧牙关坚持住，守住阵地就是胜利”。
此后，匪军又向小镇发动了几次冲锋，均被守军击退。他们把苏军和游击队铁桶般围住，想把贝加罗夫困死在小镇里。
时间在相峙中一天天熬过去了。苏俄红军和游击队的弹药行将耗尽，粮食吃完了，他们不得不乘黑夜把匪兵丢弃在阵地前沿已经腐烂的死马拖回来烧熟以后充饥，伤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但贝加罗夫拒绝投降。
到了第十三天，剩余下来的苏俄红军和游击队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紧握着拉出了火绳的手榴弹，有的身体下压着炸药包，准备一旦匪军冲击阵地便和敌人同归于尽。
此时，从库伦和苏俄远东派出的大批苏俄红军。正向乌里雅苏台和托勒布诺尔湖疾进。苏俄远东司令部在获悉贝加罗夫被白匪围困的情报后，便迅速出动正规骑兵部队，又电令库伦的俄军迅速西进，准备两个合围，全歼恩琴匪军。
苏俄援军在巴加罗夫和蒙古游击队抵抗到最后关键时刻赶到了。援军从托勒布诺尔湖畔向围困贝加罗夫和游击队的匪军发起进攻，久攻不下的匪军一触即溃，仓惶向乌里雅苏台退却。
从苏俄远东共和国派出的红军，在团长古尔雪夫斯基的率领下，和从库伦西进的苏军汇合，把恩琴匪军围在了乌里雅苏台城。贝加罗夫的小分队和蒙古游击队参加了消灭恩琴匪军的战斗。他们向苏俄正规军提供了大量有关恩琴匪军的情报，为全歼恩琴匪军作出了重要贡献。贝加罗夫后来受到苏维埃政府的嘉奖。
1922年7月，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流窜在外蒙的沙俄白匪被分部歼灭。恩琴在红军攻陷乌里雅苏台后被俘，后被送交苏维埃军事法庭，被判处枪决。
至此，外蒙古全境被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政府”控制。
“我们决不投降？和赤匪拼了！”一个匪首气急败坏地狂呼。
“找日本人去，我们要请求日本政府的援助！”
“对，找日本人！还有美国、英国政府。”
白匪军阀们吵吵嚷嚷，乱作一团。他们自知对苏俄曾犯下滔天罪行，不可能得到苏维埃政府的饶怒，因此唯一出路只有背水一战，决一雌雄。
恩琴率部在托洛依酱郭萨市斯克镇摆开了阵式，准备和红军拼个鱼死网破。结果是蝗螂挡车，恩琴白匪全军溃败，受到红军致命打击。恩琴率残部撤退到第三路军指挥部，重振旗鼓，转而进攻苏俄，企图逼定外蒙境内的苏俄红军。恩琴指挥第三路军攻入苏俄境内，一度占领了苏俄远东共和国的色楞金斯克，但好景不长，苏俄红军再次击溃了恩琴。恩琴带着剩余的残兵败将，狼狈逃回了库伦。
入城仪式完结后，布麻曾德在驻地为苏黑巴托尔、乔巴山，以及苏俄红军司令卢卡斯基准备了一个小型招待会。午饭后，召开了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由于时间紧迫，所以蒙古人民党的会议也同时在一起召开。博克多格根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前博克多格根伪政府的一间不大的会议厅内举行，由乔巴山主持。出席会议的有苏黑巴托尔、鲍陀、布麻曾德、卢卡斯基、博克多格根，蒙古人民军的其他几位骑兵团长彭楚克、哈斯巴托尔和囊札特等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中心议题是制定国家的政权形式。
乔巴山首先发言，他简单回顾了蒙古人民党和蒙古人民军的建立过程和艰苦奋斗的厉史、提出了建立新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政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苏黑巴托尔作了正式发言。他说：“按照人民政府的情况，我们本来可以建立苏维埃模式的蒙古政府，但考虑到蒙古的具体情况，我们作了变通。当我们在恰克图分析蒙古社会内部的形势时就已经意识到，照蒙古现状来看，蒙古离开中世纪的制度并不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急于求成。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所以，决定建立保留大汗有限权利的君主立宪政体，人民政府将在这个政体中发挥领导作用。”
鲍陀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对政府与大汗之间的关系作了补充说明。他看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博立多格根说：“我们必须在宗教和政治之间划清一个界线。宗教范围以外的事情，由人民政府行使权力，大汗则可以享有宗教范围以内的权力，但是，二者必须统一在党的领导之下。”
会议经过反复的讨论、磋商，最后制定了一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誓约》，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蒙古国大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黄教教主，他不得干预国家的政务，但是在一切宗教事务上享有权力。
第二条，蒙古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大汗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对外的一切行文都必须通过人民政府主席。
第三条，政府为了巩固蒙古国的基础，为了人民的福利而主张颁布的各项法令，只有在报告大汗之后才能予以实施。大汗不得对这些法令加以反对成取消。其他性质的立法草案，在报告时，得由大汗退回政府重新讨论，但以一次为限。
第四条，国家发生政变或内部叛乱时，政府得变更平时规章，无须报告大汗即可独自采取重要措施或颁布法令。
这些条款的制订、奠定了外蒙古作为一个“国家形式”的政治基础。博克多格根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在隆重的仪式中宣誓就职。
会议一直持续进行了几天。最后还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的各部领导人。
任命如下：
鲍陀任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
丹尚任财政部长
苏黑巴托尔任军政部长兼总司令
乔巴山任军政部副部长兼政治副司令
马克索尔任司法部长
一些封建主和上层喇嘛也被保留在人民政府内，他们对政府仍具有重要影响。
经过一系列条款、法律措艳的制订颁布，“君主立宪”制的“蒙古国”具备了初步的政治基础。但是，潜在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些矛盾后来成为革命党不断分化的重要原因。
人民政府请求苏维埃政府允许苏俄红军继续待在蒙古，直到把外蒙古境内的俄国白匪肃清为止。
在致苏俄政府的信件中，苏黑巴托尔直接了当地写道：“蒙古人民虽然经过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他的生命力仍然十分虚弱。为了保护蒙古革命势力健康壮大，使蒙古不遭受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同时保证国内民主政权不受封建主的颠覆，请求伟大的列宁和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红军依旧停留在蒙古，以保护蒙古人民革命的成果。”
莫斯科的领袖们分析了远东和亚洲的革命形势。他们认为，蒙古正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张作霖的武力威胁，还受到由英美撑腰的北京政府的威胁，同时，外蒙古境内还有沙俄白匪残余势力以及反对革命的蒙古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因此，红军必须屯驻外蒙古协助蒙古革命党完成解放蒙古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
列宁委派苏军参谋长库佐耶夫通知苏俄远东共和国军分区，传达了莫斯科高层领导的决定。
大批苏军就这样留在了外蒙古广宽的草原上。
为了支援西部蒙古的游击队，苏俄远东军分区向西部蒙古派遣了一支骑兵部队。这支人数不到三百人的小分队，在苏俄军官贝加罗夫指挥，突入到托勒布诺尔湖畔，和当地蒙古游击队汇合了。
贝加罗夫是一个机智多谋的苏俄军官，他在苏俄国内战争期间，曾以勇敢善战获过多枚勋章。此次贝加罗夫率孤军深入外蒙，目的是为了加强当地蒙古游击队的力量。配合苏军主力攻打恩琴白匪的老巢乌里雅苏台，消灭沙俄白匪在外蒙的残余力量。
宁静的夜晚，圆圆的月儿高悬在天空。月光流水一般倾泄在漫漫无际的大草原，给草原笼罩上一严柔和、神密的色彩。星星不堪和月亮比美似的、羞惭地消隐在月色融融的天幕中。晚风吹拂着沾满露滴的牧草，送来缕缕诱人的清香。整个世界都沉侵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之中，仿佛昨日发生在草原上的仇恨、默杀、流血，都已经成了遥远而古老的传说。
半夜时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划破了夜半的宁静。恩琴白匪仗着人多势众，在明晃晃的月光下，从四面八方扑向了苏俄红军和蒙古游击队的秘密驻营地。
由于内奸的告密，乌里雅苏台的恩琴白匪掌握了贝加罗夫和蒙古游击队的行踪。他们跟踪而至，把苏与俄分队和数量不多的游击队团团包围起来。
贝加罗夫从梦中被枪声惊醒，立即组织苏军和游击队同恩琴匪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沙俄匪军跃马扬刀冲上来了：他们黑鸦鸦的一片，疯狂地叫喊着，马刀在月光映照下闪着令人胆战的寒光。
苏俄红军和游击队奋力还击，机枪、步枪、土枪一齐向匪军射击。匪兵们被打得纷纷落马，但是前面的被射倒了，后面的又疯狂地扑上前去，包围圈在一步一步地缩小。
战斗进行得十分残酷，双方都死伤惨重。天亮后，匪军停止了进攻，但仍把苏军和游击队死守的小镇紧紧包围着。
蒙古游击队队长哈斯巴托尔在战斗中牺牲。他身中数弹，颈上脸上布满了匪军马刀的刀痕。
紧要关头，蒙古游击队的少数队员动摇了，他们被匪军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吓住了。悲观情绪一度在队伍中滋长。
贝加罗夫提着冲锋枪从一个阵地跑到另一个阵地。他鼓励战士们说：“虽然敌人十分猖狂，但这仅是暂时的。我们的支援部队很快就要到来，咬紧牙关坚持住，守住阵地就是胜利”。
此后，匪军又向小镇发动了几次冲锋，均被守军击退。他们把苏军和游击队铁桶般围住，想把贝加罗夫困死在小镇里。
时间在相峙中一天天熬过去了。苏俄红军和游击队的弹药行将耗尽，粮食吃完了，他们不得不乘黑夜把匪兵丢弃在阵地前沿已经腐烂的死马拖回来烧熟以后充饥，伤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但贝加罗夫拒绝投降。
到了第十三天，剩余下来的苏俄红军和游击队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紧握着拉出了火绳的手榴弹，有的身体下压着炸药包，准备一旦匪军冲击阵地便和敌人同归于尽。
此时，从库伦和苏俄远东派出的大批苏俄红军。正向乌里雅苏台和托勒布诺尔湖疾进。苏俄远东司令部在获悉贝加罗夫被白匪围困的情报后，便迅速出动正规骑兵部队，又电令库伦的俄军迅速西进，准备两个合围，全歼恩琴匪军。
苏俄援军在巴加罗夫和蒙古游击队抵抗到最后关键时刻赶到了。援军从托勒布诺尔湖畔向围困贝加罗夫和游击队的匪军发起进攻，久攻不下的匪军一触即溃，仓惶向乌里雅苏台退却。
从苏俄远东共和国派出的红军，在团长古尔雪夫斯基的率领下，和从库伦西进的苏军汇合，把恩琴匪军围在了乌里雅苏台城。贝加罗夫的小分队和蒙古游击队参加了消灭恩琴匪军的战斗。他们向苏俄正规军提供了大量有关恩琴匪军的情报，为全歼恩琴匪军作出了重要贡献。贝加罗夫后来受到苏维埃政府的嘉奖。
1922年7月，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流窜在外蒙的沙俄白匪被分部歼灭。恩琴在红军攻陷乌里雅苏台后被俘，后被送交苏维埃军事法庭，被判处枪决。
至此，外蒙古全境被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政府”控制。
苏黑巴托尔仗着有苏联的支持、在外蒙古推行了激进的社会变革措施。他在政治上除了实行阿拉特选举制度外，还在经济上实施了减免租税、平均领地等措施，试图在短时间内摧毁传统的经济基础，建立起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黑巴托尔的激进政策严重地损害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的切身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抗，上自博克多格根、下至一般王公僧侣、都对人民政府的措施恨之入骨。沙其喇嘛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沙其喇嘛本是西藏的一个高利贷商人，与博克多格根关系密切，经常来往于西藏，蒙古之间。在清朝，由于西藏和蒙古同属于高度自治的地区、双方接触比较频繁。辛亥革命后，西藏宣布归顺中华民国政府，外蒙古则在沙皇武力支持下建立了“自治”蒙古政府。沙其喇嘛是博克多格根的支持者，他从西藏窜到蒙古后，在外蒙古获得了许多特权。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政府向外蒙古派遣了军队。沙其喇嘛怂恿博克多格根，秘密勾结恩琴白匪，赶走了驻守库伦的中国军队。沙其因此而成为博克多格根的心腹，在博克多格根伪政府中担当要职。
“蒙古人民政府”掌管外蒙政权以后，沙其使一直在暗中活动，企图频覆人民政府。特别是在1922年“蒙古人民政府”实施激进的经济政策后，沙其喇嘛暗中秘密联络各地被阿拉特赶下台的王公贵族和对人民政府心怀不满的上层喇嘛，密谋发动武装叛乱。
参加沙其喇嘛反动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在革命以前享有特权的封建主和上层喇嘛。革命使他们丧失了一切，他们准备以武力推翻人民政府。
沙其喇嘛煽动他们说：“武力消灭的东西必须依靠武力来恢复。我们不能容忍赤化分子夺走我们的牧场，抢夺我们的牛羊。现在，到了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的时候了！”
在沙其喇嘛的积极策动下，这帮破落的王公贵族和反动喇嘛，暗地里收罗党羽，秘密从西藏等地偷运进武器弹药。他们秘谋于1922年12月在库伦发动叛乱。进攻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蒙古人民政府”很快便获悉了沙其喇嘛一伙的阴谋。蒙古人民军在库伦一带进行了大搜捕，反动组织的成员纷纷落网，沙其喇嘛也在逃往西藏的途中被截获。
在审讯沙其喇嘛的过程中，博克多格根为了保全自己，推御责任，他把沙其喇嘛说成是自己身边隐藏的反动分子，把杀死蒙古人民军卫兵，放走恩琴的罪状一股脑儿推卸到了沙其喇嘛头上。
沙其喇嘛被执行了枪决。
鲍陀辞去了人民政府总理的职务以后，决心重振旗鼓，寻找一条新的“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他拜访了博克多格根，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博克多格根的同情。
鲍陀还在库伦积极活动，他向蒙古人宣传自己的思想，向他们指明创建一个崭新的不受外国军事力量所控制的完分独立和民主的“蒙古国”的途径。
鲍陀在库伦的影响愈来愈大，一些政治主张相同的人逐渐聚集在他周围。但同时，鲍陀也遭到了苏黑巴托尔的忌恨，他的行动受到限制，言论也越来越不自由。
鲍陀在苦闷访惶中，忽然想起了中国东北的军阀张作霖。鲍陀在担任“蒙古人民政府”总理时，曾和张作霖有过书信往来。张作霖敦请他不要与中国脱离传统上的关系，不要投靠苏俄政府，损害中华民国的利益。
此刻，鲍陀突发奇想！——他想，与其成为俄国人的傀儡，还不如暂时保持和中国的某种联系，求助中国驱逐外蒙内的苏俄军队，然后再寻求其他途径重建独立的蒙古。
1922年5月，鲍陀秘密来到了东北沈阳，张作霖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张作霖已经知道鲍陀辞去了“蒙古人民政府”总理的职务，他对此感到很高兴。
鲍陀对张作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深知张作霖的脾气，鲁蛮而不乏爱国之心。他恭敬地说：
“久仰将军大名！实不相瞒，外蒙现今已沦为苏俄的附庸，外蒙的王公贵戚，喇嘛和百姓，都寄厚望于中华民国政府。恳请将军速发义兵，驱逐俄国人、拯救蒙古人民”。
“你们蒙古不是已经独立丁吗？中国政府岂能干涉他国内政？”张作霖语中带刺，幸灾乐祸地看着鲍陀。
“将军，中国有句话，叫作唇亡齿寒。俄国人的野心不小啊！”鲍陀这一招很厉害，它触动了张作霖的隐忧。张作霖惧怕蒙古独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苏俄军队驻爵在外蒙地区，会对东北形成合围之势，威胁他的统治。
张作霖用手慢慢捻着嘴角的两撇胡子，沉默不语。
鲍陀趁机说：“将军，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呀！出兵外蒙，是理所当然的事。”
张作霖眉头一跳，凑近鲍陀说：“只要蒙古王公贵戚不再闹独立，出兵外蒙只是早晚的问题。”
鲍陀的沈阳之行，是出于万般无奈的选择，请张作霖出兵外蒙，亦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要苏俄军队撤离蒙古，可以再和中国谈判。
然而、张作霖只给了鲍陀一个含含糊糊的答复。他怕出兵外蒙会和俄国人发生武装冲突，弄不好会引火烧身的。
鲍陀回到库伦后，并没有悲规失望，他继续以自己的思想说服碰到的每一个蒙古人，力图去影响他们，转变他们的看法，使他们站到自己一边。同时，鲍陀暗中继续和张作霖来往。
苏黑巴托尔的激进政策严重地损害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的切身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抗，上自博克多格根、下至一般王公僧侣、都对人民政府的措施恨之入骨。沙其喇嘛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沙其喇嘛本是西藏的一个高利贷商人，与博克多格根关系密切，经常来往于西藏，蒙古之间。在清朝，由于西藏和蒙古同属于高度自治的地区、双方接触比较频繁。辛亥革命后，西藏宣布归顺中华民国政府，外蒙古则在沙皇武力支持下建立了“自治”蒙古政府。沙其喇嘛是博克多格根的支持者，他从西藏窜到蒙古后，在外蒙古获得了许多特权。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政府向外蒙古派遣了军队。沙其喇嘛怂恿博克多格根，秘密勾结恩琴白匪，赶走了驻守库伦的中国军队。沙其因此而成为博克多格根的心腹，在博克多格根伪政府中担当要职。
“蒙古人民政府”掌管外蒙政权以后，沙其使一直在暗中活动，企图频覆人民政府。特别是在1922年“蒙古人民政府”实施激进的经济政策后，沙其喇嘛暗中秘密联络各地被阿拉特赶下台的王公贵族和对人民政府心怀不满的上层喇嘛，密谋发动武装叛乱。
参加沙其喇嘛反动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在革命以前享有特权的封建主和上层喇嘛。革命使他们丧失了一切，他们准备以武力推翻人民政府。
沙其喇嘛煽动他们说：“武力消灭的东西必须依靠武力来恢复。我们不能容忍赤化分子夺走我们的牧场，抢夺我们的牛羊。现在，到了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的时候了！”
在沙其喇嘛的积极策动下，这帮破落的王公贵族和反动喇嘛，暗地里收罗党羽，秘密从西藏等地偷运进武器弹药。他们秘谋于1922年12月在库伦发动叛乱。进攻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蒙古人民政府”很快便获悉了沙其喇嘛一伙的阴谋。蒙古人民军在库伦一带进行了大搜捕，反动组织的成员纷纷落网，沙其喇嘛也在逃往西藏的途中被截获。
在审讯沙其喇嘛的过程中，博克多格根为了保全自己，推御责任，他把沙其喇嘛说成是自己身边隐藏的反动分子，把杀死蒙古人民军卫兵，放走恩琴的罪状一股脑儿推卸到了沙其喇嘛头上。
沙其喇嘛被执行了枪决。
鲍陀辞去了人民政府总理的职务以后，决心重振旗鼓，寻找一条新的“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他拜访了博克多格根，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博克多格根的同情。
鲍陀还在库伦积极活动，他向蒙古人宣传自己的思想，向他们指明创建一个崭新的不受外国军事力量所控制的完分独立和民主的“蒙古国”的途径。
鲍陀在库伦的影响愈来愈大，一些政治主张相同的人逐渐聚集在他周围。但同时，鲍陀也遭到了苏黑巴托尔的忌恨，他的行动受到限制，言论也越来越不自由。
鲍陀在苦闷访惶中，忽然想起了中国东北的军阀张作霖。鲍陀在担任“蒙古人民政府”总理时，曾和张作霖有过书信往来。张作霖敦请他不要与中国脱离传统上的关系，不要投靠苏俄政府，损害中华民国的利益。
此刻，鲍陀突发奇想！——他想，与其成为俄国人的傀儡，还不如暂时保持和中国的某种联系，求助中国驱逐外蒙内的苏俄军队，然后再寻求其他途径重建独立的蒙古。
1922年5月，鲍陀秘密来到了东北沈阳，张作霖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张作霖已经知道鲍陀辞去了“蒙古人民政府”总理的职务，他对此感到很高兴。
鲍陀对张作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深知张作霖的脾气，鲁蛮而不乏爱国之心。他恭敬地说：
“久仰将军大名！实不相瞒，外蒙现今已沦为苏俄的附庸，外蒙的王公贵戚，喇嘛和百姓，都寄厚望于中华民国政府。恳请将军速发义兵，驱逐俄国人、拯救蒙古人民”。
“你们蒙古不是已经独立丁吗？中国政府岂能干涉他国内政？”张作霖语中带刺，幸灾乐祸地看着鲍陀。
“将军，中国有句话，叫作唇亡齿寒。俄国人的野心不小啊！”鲍陀这一招很厉害，它触动了张作霖的隐忧。张作霖惧怕蒙古独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苏俄军队驻爵在外蒙地区，会对东北形成合围之势，威胁他的统治。
张作霖用手慢慢捻着嘴角的两撇胡子，沉默不语。
鲍陀趁机说：“将军，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呀！出兵外蒙，是理所当然的事。”
张作霖眉头一跳，凑近鲍陀说：“只要蒙古王公贵戚不再闹独立，出兵外蒙只是早晚的问题。”
鲍陀的沈阳之行，是出于万般无奈的选择，请张作霖出兵外蒙，亦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要苏俄军队撤离蒙古，可以再和中国谈判。
然而、张作霖只给了鲍陀一个含含糊糊的答复。他怕出兵外蒙会和俄国人发生武装冲突，弄不好会引火烧身的。
鲍陀回到库伦后，并没有悲规失望，他继续以自己的思想说服碰到的每一个蒙古人，力图去影响他们，转变他们的看法，使他们站到自己一边。同时，鲍陀暗中继续和张作霖来往。
蒙古境内层出不穷的反革命事件，使得苏黑巴托尔殚精竭虑，日夜忧思。不久，长期的高度紧张和疲劳使苏黑巴托尔病倒了。
刚开始，苏黑巴托尔感到头有些晕，他没有在意，硬是撑了过去。不久，他便感到心力衰竭，力不从心。苏黑巴托尔的妻子乌丝诺瓦，是一位体贴的少妇，她觉察出丈夫的气色不大对头，立刻叫来了医生。医生经过诊断，说是苏黑巴托尔神经紧张，用脑过度的缘故，只要休息几天，就会恢复过来。苏黑巴托尔经不住乔巴山的反复劝说，勉强停下身边繁忙的工作，住进了蒙古人民军的医院。
在医院里，苏黑巴托尔遵照医生的叮嘱吃药、休息，生活很有规律。不久，他的精神渐渐好了起来，又开始关心党内的各种事务。
每天清晨，他都要仔细阅读当天的《蒙古真理报》，思考蒙古党和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难题。自从鲍陀被处决以后，他总是感到惶恐不安，担心党内会潜在着许多类似的人，因而神经整天又绷得紧紧的。
“外面没有人闹事吧！”时不时地，他总是显得很幼稚似地爱向护士说这一句话。
有时，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花园僻静处的椅子上，默默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从一个贫苦的阿拉特牧民家庭出身的苦孩子，到成为蒙古人民党的领袖，这期间他经历了作学徒、当兵、加入革命党、流亡俄罗斯等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和惊心动魄的生活，也享受到了解放库伦、创建国家的喜悦和激动。到莫斯科会见了列宁和斯大林，是他一生政治中涯的顶峰，是他一生当中最值得骄傲和幸福的时刻。
今年，他才三十岁，正是为革命事业卖力的好时候。他想到了广大的阿拉特牧民，想起了列宁的教诲，他立志要削灭蒙古境内所有的剥削阶级，把蒙古建设成为象苏俄那样的国家。
蒙古人民党和政府的领导很少来看望，他们怕打搅他的休息。时间一长，苏黑巴托尔感到寂寞，他决定提前出院。可是，死神的阴影正向他笼罩过来。
一天夜晚，苏黑巴托尔用过药后正躺在病房读报。忽然，他感到腹部一阵绞痛，随即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地瘫倒在病床上。
当医生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不醒，口吐白沫，气息奄奄。医生对他进行了紧急抢救，可是为时晚矣，他在清醒了短时间之后便永远停止了呼吸。他临死前挤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转告人民党，必须使一切工作都维护劳动的阿拉特的利益。”
经后来检查，苏黑巴托尔死于中毒。这一天是1923年2月22日。
苏黑巴托尔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早期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他创建了蒙古的革命党，在苏联支持下赶走了外蒙境内的中国驻军，推翻了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对蒙古人民的压迫，并使外蒙古摆脱了中国的管辖，倒向了苏俄的怀抱。
1923年2月26日，库伦举城悲哀，蒙古人民党和政府为苏黑巴扎尔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府乌兰巴托修建了苏黑巴托尔的陵墓，碑石上镌刻着他的遗嘱：
“注意！别让我们所争得的自由再落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主手里。为了不失去这自由，必须深入革命，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1924年的春天，从太平洋海域吹来的热带季风，登上了深居内陆的蒙古高原，把覆盖在这片土地上的西伯利亚冷空气赶进了北冰洋。转眼之间，枯黄的草原披上了一层绿装，南下的飞鸟，这时也顺着季风的方向返回了北方的家园。草原显得一片生机勃勃。
蒙古的草原上，开始出现了牧民们放牧的身影，充满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们，穿上各式各样的蒙古服装，骑着健壮的马儿在自由自在地奔驰、追逐戏嬉；有的姑娘悄悄地躲在河边的草丛中，脱掉自己的衣服，一边洗澡，一边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妙。春天给她们带来了感受生命的勇气，春天也给她们带来了思念情人的契机。
可是，在这美妙春光的另一面。这个世界却依旧是在残忍地撕杀和冷酷地对抗以及无休无止地征伐之中。蒙古草原上，也有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和荒原。这也正是外蒙古人民当时命运的写照吧。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外蒙古这片封闭、落后、保守的土地。经过几年的激烈斗争，终于实现了苏维埃化，整个蒙古国家完全按照俄国革命后的形式进行发展。
到1924年的时候，全国都已经控制在以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政府”的手中。外蒙的“克格勃”们在国内实行红色恐怖政策，把一切可疑的动乱因素都除掉了。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苏维埃式的发展。从库伦的政府，到外蒙古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剥夺了领主王公和僧侣喇嘛们的权力和地位。
作为蒙古民族的精神领袖的喇嘛教“最高圣僧”博克多格根，面对红色蒙古的一系列措施，忧心忡忡。他不禁对蒙古民族在近代的命运感到悲哀，但又毫无办法。虽然他们靠过沙皇俄国，也勾结过日本天皇，同时也曾同中国的军阀们有过来往，目的都是想成为成吉思汗的大汗，脱离外来势力的干预，可是现在，自治的蒙古是没有了，蒙古也“独立”了。
有时，他一个人靠在活佛宫殿的宝座上独自冥想，也不禁黯然神伤，叹气道：“唉！想不到我堂堂的蒙古喇嘛教活佛，如今却落到这步田地、真让人寒心啊！”
当他见到年老的僧侣喇嘛时，也情不自禁地发一通感慨，“蒙古啊，说是叫蒙古，其实却快要变成苏俄的一个共和国了，遍地是苏俄红军，到处是平民的造反活动。我们这些世代继承下来的领地，财产和地位，只怕再也保不住了”。说着说着，禁不住流下了苦涩的眼泪。
的确，当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埃，博克多格根最担心的就是俄国的红色思想传入蒙古，所以，他防止赤祸象防止瘟疫一样谨慎。后来，为了保证外蒙古的“自由”，他主动提出归附中国，取消自治，也是为了让外蒙古免除俄国的赤祸。再后来，徐树铮领兵进了库伦，使博克多格根对中国也大为失望，于是转向投靠沙俄白匪恩琴。可是，流亡在苏俄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却竟把苏俄红军招引到了外蒙古、占领了外蒙古。他这位在蒙古至高无上的活佛变成了一个虚假的摆设——聋子的耳朵，一切都沿着他不愿发生的方向发展下去，每每想到这里，他都感到十分痛心。
于是，他阴谋促成恩琴出进西部蒙古，鼓励沙其喇嘛反抗。然而，与他有共同想法的原人民政府总理鲍陀，早已横尸法场，多少熟识的牧主和僧侣都相继死去。他为这些人的死感到悲痛，同时内心也感到深深的歉疚。因为，正是他鼓动他们反抗人民政府的。
事情一天天地过去了，博克多格根想推翻人民政府的梦想也一天天地化为泡影，他感到一阵阵的凄凉和辛酸，也感到一种梦想幻灭后的绝望。他的心事一天天加重，精神也慢慢地消沉下去了。
刚开始，苏黑巴托尔感到头有些晕，他没有在意，硬是撑了过去。不久，他便感到心力衰竭，力不从心。苏黑巴托尔的妻子乌丝诺瓦，是一位体贴的少妇，她觉察出丈夫的气色不大对头，立刻叫来了医生。医生经过诊断，说是苏黑巴托尔神经紧张，用脑过度的缘故，只要休息几天，就会恢复过来。苏黑巴托尔经不住乔巴山的反复劝说，勉强停下身边繁忙的工作，住进了蒙古人民军的医院。
在医院里，苏黑巴托尔遵照医生的叮嘱吃药、休息，生活很有规律。不久，他的精神渐渐好了起来，又开始关心党内的各种事务。
每天清晨，他都要仔细阅读当天的《蒙古真理报》，思考蒙古党和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难题。自从鲍陀被处决以后，他总是感到惶恐不安，担心党内会潜在着许多类似的人，因而神经整天又绷得紧紧的。
“外面没有人闹事吧！”时不时地，他总是显得很幼稚似地爱向护士说这一句话。
有时，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花园僻静处的椅子上，默默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从一个贫苦的阿拉特牧民家庭出身的苦孩子，到成为蒙古人民党的领袖，这期间他经历了作学徒、当兵、加入革命党、流亡俄罗斯等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和惊心动魄的生活，也享受到了解放库伦、创建国家的喜悦和激动。到莫斯科会见了列宁和斯大林，是他一生政治中涯的顶峰，是他一生当中最值得骄傲和幸福的时刻。
今年，他才三十岁，正是为革命事业卖力的好时候。他想到了广大的阿拉特牧民，想起了列宁的教诲，他立志要削灭蒙古境内所有的剥削阶级，把蒙古建设成为象苏俄那样的国家。
蒙古人民党和政府的领导很少来看望，他们怕打搅他的休息。时间一长，苏黑巴托尔感到寂寞，他决定提前出院。可是，死神的阴影正向他笼罩过来。
一天夜晚，苏黑巴托尔用过药后正躺在病房读报。忽然，他感到腹部一阵绞痛，随即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地瘫倒在病床上。
当医生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不醒，口吐白沫，气息奄奄。医生对他进行了紧急抢救，可是为时晚矣，他在清醒了短时间之后便永远停止了呼吸。他临死前挤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转告人民党，必须使一切工作都维护劳动的阿拉特的利益。”
经后来检查，苏黑巴托尔死于中毒。这一天是1923年2月22日。
苏黑巴托尔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早期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他创建了蒙古的革命党，在苏联支持下赶走了外蒙境内的中国驻军，推翻了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对蒙古人民的压迫，并使外蒙古摆脱了中国的管辖，倒向了苏俄的怀抱。
1923年2月26日，库伦举城悲哀，蒙古人民党和政府为苏黑巴扎尔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府乌兰巴托修建了苏黑巴托尔的陵墓，碑石上镌刻着他的遗嘱：
“注意！别让我们所争得的自由再落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主手里。为了不失去这自由，必须深入革命，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1924年的春天，从太平洋海域吹来的热带季风，登上了深居内陆的蒙古高原，把覆盖在这片土地上的西伯利亚冷空气赶进了北冰洋。转眼之间，枯黄的草原披上了一层绿装，南下的飞鸟，这时也顺着季风的方向返回了北方的家园。草原显得一片生机勃勃。
蒙古的草原上，开始出现了牧民们放牧的身影，充满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们，穿上各式各样的蒙古服装，骑着健壮的马儿在自由自在地奔驰、追逐戏嬉；有的姑娘悄悄地躲在河边的草丛中，脱掉自己的衣服，一边洗澡，一边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妙。春天给她们带来了感受生命的勇气，春天也给她们带来了思念情人的契机。
可是，在这美妙春光的另一面。这个世界却依旧是在残忍地撕杀和冷酷地对抗以及无休无止地征伐之中。蒙古草原上，也有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和荒原。这也正是外蒙古人民当时命运的写照吧。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外蒙古这片封闭、落后、保守的土地。经过几年的激烈斗争，终于实现了苏维埃化，整个蒙古国家完全按照俄国革命后的形式进行发展。
到1924年的时候，全国都已经控制在以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政府”的手中。外蒙的“克格勃”们在国内实行红色恐怖政策，把一切可疑的动乱因素都除掉了。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苏维埃式的发展。从库伦的政府，到外蒙古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剥夺了领主王公和僧侣喇嘛们的权力和地位。
作为蒙古民族的精神领袖的喇嘛教“最高圣僧”博克多格根，面对红色蒙古的一系列措施，忧心忡忡。他不禁对蒙古民族在近代的命运感到悲哀，但又毫无办法。虽然他们靠过沙皇俄国，也勾结过日本天皇，同时也曾同中国的军阀们有过来往，目的都是想成为成吉思汗的大汗，脱离外来势力的干预，可是现在，自治的蒙古是没有了，蒙古也“独立”了。
有时，他一个人靠在活佛宫殿的宝座上独自冥想，也不禁黯然神伤，叹气道：“唉！想不到我堂堂的蒙古喇嘛教活佛，如今却落到这步田地、真让人寒心啊！”
当他见到年老的僧侣喇嘛时，也情不自禁地发一通感慨，“蒙古啊，说是叫蒙古，其实却快要变成苏俄的一个共和国了，遍地是苏俄红军，到处是平民的造反活动。我们这些世代继承下来的领地，财产和地位，只怕再也保不住了”。说着说着，禁不住流下了苦涩的眼泪。
的确，当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埃，博克多格根最担心的就是俄国的红色思想传入蒙古，所以，他防止赤祸象防止瘟疫一样谨慎。后来，为了保证外蒙古的“自由”，他主动提出归附中国，取消自治，也是为了让外蒙古免除俄国的赤祸。再后来，徐树铮领兵进了库伦，使博克多格根对中国也大为失望，于是转向投靠沙俄白匪恩琴。可是，流亡在苏俄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却竟把苏俄红军招引到了外蒙古、占领了外蒙古。他这位在蒙古至高无上的活佛变成了一个虚假的摆设——聋子的耳朵，一切都沿着他不愿发生的方向发展下去，每每想到这里，他都感到十分痛心。
于是，他阴谋促成恩琴出进西部蒙古，鼓励沙其喇嘛反抗。然而，与他有共同想法的原人民政府总理鲍陀，早已横尸法场，多少熟识的牧主和僧侣都相继死去。他为这些人的死感到悲痛，同时内心也感到深深的歉疚。因为，正是他鼓动他们反抗人民政府的。
事情一天天地过去了，博克多格根想推翻人民政府的梦想也一天天地化为泡影，他感到一阵阵的凄凉和辛酸，也感到一种梦想幻灭后的绝望。他的心事一天天加重，精神也慢慢地消沉下去了。
1934年6月7日，乔巴山、丹尚等召开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由丹尚主持，乔巴山做了主题性发言。
乔巴山说：“同志们，我们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蒙古民族遭受外来帝国主义的重重侵略和压迫，内部封建主和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从1921年发动革命以来，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今天，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令人吃惊的错误：我们把革命的敌人鲍陀当成了革命的同志，结果导致他利用党对他的信任，阴谋改革党的路线，妄图把蒙古拉回到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去。幸亏苏黑巴托尔和党的其他领导及时发现了他的阴谋，使我们的革命免受了一次可怕的危险。
现在，苏黑巴托尔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遗愿却有待于我们去完成。为了广大的贫苦的阿拉特人的利益，为了彻底消灭人吃人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我们推行了政治和经济的全面改革，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就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博克多格根死了，这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来说是件好事情。他活着，蒙古人民心目中多了一个活佛，但却得忍受贫苦的折磨；现在，他死了，我们可以彻底告别旧蒙古，这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崭新的蒙古。”
他接着说：“我们必须告别昔日的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的政体，把最高权力还给人民”。
“人民政府”按照人民革命党的方针，通过了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决议。
乔巴山的讲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
“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一点？国内局势才刚刚稳定，就急急忙忙建立共和政体。是不是会与蒙古的具体情况相脱离呢？”一个中等个子的军官说。
“用不着担心，咱们有苏维埃红军当靠山还用怕谁？革命只是迟早的事，晚革命不如早革命，小革命不如大革命嘛！再有，咱们死了一个苏黑巴托尔，还有乔巴山在为我们顶着，革命就不会失败的！”另一个穿蒙古服装的中年人对这位军官说。
“是的，我们有苏俄红军的支持，我们还有乔巴山将军的领导。但是，我们不能置蒙古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不顾，我们不能有了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应统观全局，从整体利益出发！”那位军官显然有点急了，跟这位中年官员争执起来。
乔巴山听到他们的争论，走过来问：“你们在争论什么问题？”
那位军官说：“报告将军，我对我们这个决议中的某些建议还有点不能理解。”
“有什么不明白的？”乔巴山问。
“我觉得，我们现在推行的政策已经脱离了蒙古的实际了。”军官回答说。
“这话怎么讲？”显然，乔巴山对这位军官的提议感到吃惊。
“我觉得，在对内政策方面，不应该把阶级斗争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在蒙古民族中，贫富对立并不象俄国那么严重，而且在王公贵族和僧侣喇嘛当中，也有许许多多深受人们尊敬的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真正支柱。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凡是有钱有势的，就一块儿杀掉，这只能使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受到摧残。所以，我认为，不能太早地成立人民共和国，而应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让那些很有名望的封建主和上层喇嘛也来参与我们国家的建设。”
军官一口气说了很多，说得很痛快，乔巴山沉默不语。他说到这儿，稍停了一下，看了看乔巴山的脸，乔巴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问道：“还有呢？”
那位军官见乔巴山还想听下去，就来了精神，接着说：“还有，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不应该一切都向苏俄看齐，象是人家的附庸一样，而应堂堂正正地与中国、日本、美国，还有欧洲各地建立外交关系，这才象个国家的样子。”
即位军官满以为乔巴山会给他几句奖励的话，没有想到乔巴山只是冷冰冰地回答到：“多谢你的指教，不过，你这个想法倒与鲍陀十分相似。你要记住，鲍陀因为他的思想可是掉了脑袋的呀！”
那位军官听了这番口话，象是吃了一口沙子一样，没法子咽，也没法子吐，只是向乔巴山敬了个军礼，就走出了会议室。
这份军官名叫彭楚克，在军事部担任要职。他出生在一个阿拉特牧民家庭，小名叫木贴儿，长大以后改名彭楚克。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他与年老体弱的母亲相依为命，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为了供养全家，彭楚克到牧场主那去当牧奴，挣几个钱，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牧奴的悲惨生活。因而，就到库伦给清朝驻蒙古的老爷去当听差，对清朝的政治生活了解得较多，清帝退位后，沙俄扶持博克多克根建立“自治蒙古”，彭楚克出于生计加入了由俄国人操纵和训练的自治蒙古军。沙俄十月革命后，中国军队回到库伦后，解散了非法组织的自治蒙古军，彭楚克就落草了，练就一身胆识，为人精明强干，处事十分干练，深为蒙古弟兄们椎祟。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起来时，彭楚克已经三十五了，就投奔过去，因满脸胡子，被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尊称为“胡子大哥”，被任命为第二骑兵团团长，与布麻曾德地位相同。
彭楚克出外谋生以后，他的母亲和弟妹因为一场疾病全都病死了，这在彭楚克的心灵投下了很大的阴影。当他参加苏黑巴托尔的人民军的时候，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让每一个蒙古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而苏俄传播来的列宁主义正是宜传这种思想，所以，他很快成为人民党的骨干。
在人民军进入库伦以后，他一直负责库伦的保卫工作，直属于军事部。每次举行党内重要会议，他都参加。但在过去的日子里，他很少明确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今天，在这次决定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重要会议上，他觉得有必要讲明自己的观点。于是向乔巴山讲了这一番话。设想到，乔巴山给他了一个令他失望的回答。
乔巴山说：“同志们，我们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蒙古民族遭受外来帝国主义的重重侵略和压迫，内部封建主和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从1921年发动革命以来，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今天，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令人吃惊的错误：我们把革命的敌人鲍陀当成了革命的同志，结果导致他利用党对他的信任，阴谋改革党的路线，妄图把蒙古拉回到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去。幸亏苏黑巴托尔和党的其他领导及时发现了他的阴谋，使我们的革命免受了一次可怕的危险。
现在，苏黑巴托尔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遗愿却有待于我们去完成。为了广大的贫苦的阿拉特人的利益，为了彻底消灭人吃人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我们推行了政治和经济的全面改革，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就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博克多格根死了，这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来说是件好事情。他活着，蒙古人民心目中多了一个活佛，但却得忍受贫苦的折磨；现在，他死了，我们可以彻底告别旧蒙古，这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崭新的蒙古。”
他接着说：“我们必须告别昔日的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的政体，把最高权力还给人民”。
“人民政府”按照人民革命党的方针，通过了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决议。
乔巴山的讲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
“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一点？国内局势才刚刚稳定，就急急忙忙建立共和政体。是不是会与蒙古的具体情况相脱离呢？”一个中等个子的军官说。
“用不着担心，咱们有苏维埃红军当靠山还用怕谁？革命只是迟早的事，晚革命不如早革命，小革命不如大革命嘛！再有，咱们死了一个苏黑巴托尔，还有乔巴山在为我们顶着，革命就不会失败的！”另一个穿蒙古服装的中年人对这位军官说。
“是的，我们有苏俄红军的支持，我们还有乔巴山将军的领导。但是，我们不能置蒙古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不顾，我们不能有了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应统观全局，从整体利益出发！”那位军官显然有点急了，跟这位中年官员争执起来。
乔巴山听到他们的争论，走过来问：“你们在争论什么问题？”
那位军官说：“报告将军，我对我们这个决议中的某些建议还有点不能理解。”
“有什么不明白的？”乔巴山问。
“我觉得，我们现在推行的政策已经脱离了蒙古的实际了。”军官回答说。
“这话怎么讲？”显然，乔巴山对这位军官的提议感到吃惊。
“我觉得，在对内政策方面，不应该把阶级斗争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在蒙古民族中，贫富对立并不象俄国那么严重，而且在王公贵族和僧侣喇嘛当中，也有许许多多深受人们尊敬的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真正支柱。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凡是有钱有势的，就一块儿杀掉，这只能使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受到摧残。所以，我认为，不能太早地成立人民共和国，而应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让那些很有名望的封建主和上层喇嘛也来参与我们国家的建设。”
军官一口气说了很多，说得很痛快，乔巴山沉默不语。他说到这儿，稍停了一下，看了看乔巴山的脸，乔巴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问道：“还有呢？”
那位军官见乔巴山还想听下去，就来了精神，接着说：“还有，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不应该一切都向苏俄看齐，象是人家的附庸一样，而应堂堂正正地与中国、日本、美国，还有欧洲各地建立外交关系，这才象个国家的样子。”
即位军官满以为乔巴山会给他几句奖励的话，没有想到乔巴山只是冷冰冰地回答到：“多谢你的指教，不过，你这个想法倒与鲍陀十分相似。你要记住，鲍陀因为他的思想可是掉了脑袋的呀！”
那位军官听了这番口话，象是吃了一口沙子一样，没法子咽，也没法子吐，只是向乔巴山敬了个军礼，就走出了会议室。
这份军官名叫彭楚克，在军事部担任要职。他出生在一个阿拉特牧民家庭，小名叫木贴儿，长大以后改名彭楚克。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他与年老体弱的母亲相依为命，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为了供养全家，彭楚克到牧场主那去当牧奴，挣几个钱，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牧奴的悲惨生活。因而，就到库伦给清朝驻蒙古的老爷去当听差，对清朝的政治生活了解得较多，清帝退位后，沙俄扶持博克多克根建立“自治蒙古”，彭楚克出于生计加入了由俄国人操纵和训练的自治蒙古军。沙俄十月革命后，中国军队回到库伦后，解散了非法组织的自治蒙古军，彭楚克就落草了，练就一身胆识，为人精明强干，处事十分干练，深为蒙古弟兄们椎祟。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起来时，彭楚克已经三十五了，就投奔过去，因满脸胡子，被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尊称为“胡子大哥”，被任命为第二骑兵团团长，与布麻曾德地位相同。
彭楚克出外谋生以后，他的母亲和弟妹因为一场疾病全都病死了，这在彭楚克的心灵投下了很大的阴影。当他参加苏黑巴托尔的人民军的时候，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让每一个蒙古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而苏俄传播来的列宁主义正是宜传这种思想，所以，他很快成为人民党的骨干。
在人民军进入库伦以后，他一直负责库伦的保卫工作，直属于军事部。每次举行党内重要会议，他都参加。但在过去的日子里，他很少明确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今天，在这次决定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重要会议上，他觉得有必要讲明自己的观点。于是向乔巴山讲了这一番话。设想到，乔巴山给他了一个令他失望的回答。
由于乔巴山感到丹尚的讲话与他的政治观点大相径庭，于是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由人民政府和党中央的重要代表参加。在会议上，苏俄驻蒙古大使贝加罗夫将军也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贝加罗夫说，“今天的党代会、我作为苏俄的代表，是来旁听的，本来不想发表意见，但是，听着会上某些同志的讲话，实在让我无法再忍受了。蒙古是我们苏俄的邻邦，而且是在列宁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了人民党，人民政府，现在又建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条革命的道路上，苏俄一向都是以蒙古人民最可靠的朋友的身份出现的，可是，现在却有人提出要同中国、日本、美国，甚至西欧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对我们苏俄表示不信任呢？我作为为蒙古人民解放而吃过苦流过血的老战士，深感痛心啊！”
他的话让大家都感到震惊，尤其是丹尚，当他听到贝加罗夫的这种质问的口气时，感到很有必要对自己的观点再作一番解释。于是他转过脸，对贝加罗夫说：
“贝加罗夫同志，你作为我们的朋友，我们是表示热烈欢迎的。对苏俄朋友在过去的几年中，从物质上、军事上和精神上给予蒙古人民的支持，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们是有恩必报的。只是目前蒙古的形势实在不容我们过于乐观。我们只能面对蒙古的具体情况去实行合乎时宜的政策。所以，我们不能一切都向你们俄国看齐，更不能受你们政府的控制。我们不能一切都听从你们政府的调度，我们应按照本国的法律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至于同中国、日本、美国以及西欧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我们的内政，应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所以，请贝加罗夫同志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丹尚的话句句在理，使贝加罗夫哑口无言。坐在丹尚旁边的乔巴山却一下子站起来对丹尚说：“丹尚同志，我们的人民党党纲中并没有提到说与资产阶级政府建交的事啊，只是反复强调了同苏俄政府和苏俄红军建立亲密的友谊。你一心想把蒙古拉到帝国主义的阵营中去，一心想包庇国内的封建主阶级，究竟你用心何在？”
这一问，反而把丹尚给问呆了；他没想到乔巴山居然会怀疑他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他感到十分气愤，据理力争地说道：
“我的居心是让蒙古民族重新走向繁荣和富强，每一个蒙古人及其家庭都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不，丹尚同志，我不会相信你的这一套漂亮言词的。在你上午的讲话中，你口口声声强调的是蒙古的自由和富强，可是，你有没有从人民党的利益出发去考虑过问题呢？”
“乔巴山同志，这话是什么意思？”丹尚反问道，心里一阵不舒服。
“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还有我们党内的一些在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上有问题的人，请你们记住，蒙古人民党是在列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她的使命是推翻外国侵略者在蒙方的势力，推翻国内封建主阶级，解放劳苦的阿拉特人民，并为阿拉特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到底。我请问，你们有谁还记得苏黑巴托尔元帅临终前的遗言？”
一位年老的官员说道；“苏黑巴托尔临终时嘱咐我们：要神圣地保持人民已争得的自由，必须永远使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措施服从于劳动阿拉特群众的利益，使阿拉特摆脱内外敌人的枷锁，巩固他们的自由。”
“说得好！他要我们一切都必须服从于阿拉特的利益，”乔巴山说：“在苏黑巴扎尔同志的墓碑上刻着什么话，谁还记得吗？”
另一位比较年轻的官员回答说：“苏黑巴托尔同志的墓碑上刻着他的遗言：“注意！别让我们争得的自由再落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主的手里。为了不失去这个自由，我们必须深入革命，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答得对！他要我们为了不失去争得的自由，必须同敌人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我们的革命路线是列宁的路线，他要求我们在国内要实行彻底的阿拉特革命，先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等时机成熟后，再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直接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丹尚听到这儿，已经忍示可忍了，他狠劲地拍了一下桌子说。“乔巴山同志，你在过去的革命中是深受人民尊敬的。因为你的思想与蒙古人民十分接近，所以，也得到了他们的爱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们会把你的错误见解也当作真理来接受。请你注意：刚才你向我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有值得重新考虑的必要，你说人民党是在列宁的革命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当时的沙俄白匪和中国军队，推翻反动的封建主阶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忘记联合一切国内的可以团结起来的力量，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们的国家。应该把民族的振兴作为我们党奋斗的目标。
“在自立自强方面，我们摆脱了沙俄的欺辱，打退了中国军阀军队的入侵，恩琴白匪的独裁，可是现在，上十万的苏俄红军驻扎在蒙古境内，难道不同样会加重蒙古人民的负担吗？作为独立自主的蒙古，在独立之初需要苏俄的支持，但在独立以后，为什么还要让这么多的军队留下来，这难道不正说明了我们在政治上的软弱吗！”
“至于苏黑巴托尔同志的遗言，我想提醒一句，苏黑巴托尔的话，就一定是真理吗？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死人的思想来捆绑住活人的灵魂呢？我们为什么不面对现实，去实实在在地处理实际问题呢？”
丹尚的话使乔巴山瞠目结舌。他厉声说道，“丹尚同志，你作为蒙古人民政府部长会议副主席，同时又是我军事部总司令，怎么可以这样地说苏黑巴托尔同志呢？对你这种肆无忌弹地攻击革命，攻击革命领袖的行为，人民党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坐的到会代表，面对丹尚和乔巴山这种针锋相对的争论，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因为这两个人现在在党内都有很高的威望。
正在这时，代表大会上的一位年轻的代表巴伐桑站了起来，向乔巴山说：“我认为，丹尚同志的某些建议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对内政策方面，对封建主的确应该放宽政策，不应该打落水狗。他们手中的财产除了用非法手段获得的以外，大都是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才建立起来的，我们借用革命的力量剥夺他们的财产，是对他们的一种侵略和过激行为。”
乔巴山听见这位代表为丹尚帮腔，十分气恼地转过脸，对巴伐桑说：“是吗？你说不打落水狗，落水狗可是会跳到地上来咬你的。历来的封建主的财产都是阿拉特的劳动果实，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特权，是我们革命的职责。你要当心自己的头脑，别被某些人的妖言迷惑了！”
大家都楞着不说话，乔巴山终于宣布体会，下午继续召开全体党员代表会议。
大人民呼拉尔经过近二十天的讨论，终于在1924年11月26日通过了蒙古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因而，使第一届大呼拉尔成为蒙古的“人民制宪”会议。
“宪法”的序言部分《蒙古人民权利宣言》中的内容，基本上概括了“宪法”的核心：
一、蒙古是独立的人民共和国，一切政权属于真正的人民。人民通过大人民呼拉尔及其选出的政府来实行其最高权利。
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铲除封建神权制度的残余，巩固以国家管理完全民主化为基础的新的共和制度。
所有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年满18周岁的共和国男女公民和人民革命军战士，都享有在呼拉尔（包括大呼拉尔，小呼拉尔和地方呼拉尔）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全国土地、森林、水力等皆为全民的财产，在此方面不允许出现私有的状况。
国家拥有经济政策的领导权，不允许私人对外进行贸易。
为了保证人民共和国不受内外敌人的侵略，“人民政府”可以使用一切办法来巩固蒙古人民革命军并普及全体劳动者的军事训练。
全国实行政教分离，宣布信仰是每个公民私人的事情，人民政府不加干涉。
一切居住在蒙古本国内的部族，男女一律平等，国家保证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人民政府”保护人民的这些自由。
在“宪法”的条文里还按照全世界劳动者团结的原则，在宪法里规定：
“鉴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力求把资本主义根本消灭并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应该实行符合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和革命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基本任务的外交政策。”
通过“宪法”的制定，“蒙古人民共和国”以立法的形式把蒙古人民革命的成果巩固了下来。它的内容是模仿《苏联宪法》来制定的，它的原则和基本精神都完全遵循了苏维埃的模式。
大呼拉尔第一次会议的77个代表，基本上都是受教育不多的阿拉特牧民，他们对于“宪法”上的各种漂亮的口号，什么主权归于人民啦，政教分开啦，出版，结社自由啦等等内容都是云里来雾里去的，所以，蒙古的“宪法”对于广大的蒙古人民来说，只是一外华而不实的梦。
贝加罗夫说，“今天的党代会、我作为苏俄的代表，是来旁听的，本来不想发表意见，但是，听着会上某些同志的讲话，实在让我无法再忍受了。蒙古是我们苏俄的邻邦，而且是在列宁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了人民党，人民政府，现在又建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条革命的道路上，苏俄一向都是以蒙古人民最可靠的朋友的身份出现的，可是，现在却有人提出要同中国、日本、美国，甚至西欧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对我们苏俄表示不信任呢？我作为为蒙古人民解放而吃过苦流过血的老战士，深感痛心啊！”
他的话让大家都感到震惊，尤其是丹尚，当他听到贝加罗夫的这种质问的口气时，感到很有必要对自己的观点再作一番解释。于是他转过脸，对贝加罗夫说：
“贝加罗夫同志，你作为我们的朋友，我们是表示热烈欢迎的。对苏俄朋友在过去的几年中，从物质上、军事上和精神上给予蒙古人民的支持，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们是有恩必报的。只是目前蒙古的形势实在不容我们过于乐观。我们只能面对蒙古的具体情况去实行合乎时宜的政策。所以，我们不能一切都向你们俄国看齐，更不能受你们政府的控制。我们不能一切都听从你们政府的调度，我们应按照本国的法律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至于同中国、日本、美国以及西欧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我们的内政，应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所以，请贝加罗夫同志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丹尚的话句句在理，使贝加罗夫哑口无言。坐在丹尚旁边的乔巴山却一下子站起来对丹尚说：“丹尚同志，我们的人民党党纲中并没有提到说与资产阶级政府建交的事啊，只是反复强调了同苏俄政府和苏俄红军建立亲密的友谊。你一心想把蒙古拉到帝国主义的阵营中去，一心想包庇国内的封建主阶级，究竟你用心何在？”
这一问，反而把丹尚给问呆了；他没想到乔巴山居然会怀疑他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他感到十分气愤，据理力争地说道：
“我的居心是让蒙古民族重新走向繁荣和富强，每一个蒙古人及其家庭都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不，丹尚同志，我不会相信你的这一套漂亮言词的。在你上午的讲话中，你口口声声强调的是蒙古的自由和富强，可是，你有没有从人民党的利益出发去考虑过问题呢？”
“乔巴山同志，这话是什么意思？”丹尚反问道，心里一阵不舒服。
“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还有我们党内的一些在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上有问题的人，请你们记住，蒙古人民党是在列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她的使命是推翻外国侵略者在蒙方的势力，推翻国内封建主阶级，解放劳苦的阿拉特人民，并为阿拉特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到底。我请问，你们有谁还记得苏黑巴托尔元帅临终前的遗言？”
一位年老的官员说道；“苏黑巴托尔临终时嘱咐我们：要神圣地保持人民已争得的自由，必须永远使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措施服从于劳动阿拉特群众的利益，使阿拉特摆脱内外敌人的枷锁，巩固他们的自由。”
“说得好！他要我们一切都必须服从于阿拉特的利益，”乔巴山说：“在苏黑巴扎尔同志的墓碑上刻着什么话，谁还记得吗？”
另一位比较年轻的官员回答说：“苏黑巴托尔同志的墓碑上刻着他的遗言：“注意！别让我们争得的自由再落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主的手里。为了不失去这个自由，我们必须深入革命，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答得对！他要我们为了不失去争得的自由，必须同敌人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我们的革命路线是列宁的路线，他要求我们在国内要实行彻底的阿拉特革命，先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等时机成熟后，再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直接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丹尚听到这儿，已经忍示可忍了，他狠劲地拍了一下桌子说。“乔巴山同志，你在过去的革命中是深受人民尊敬的。因为你的思想与蒙古人民十分接近，所以，也得到了他们的爱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们会把你的错误见解也当作真理来接受。请你注意：刚才你向我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有值得重新考虑的必要，你说人民党是在列宁的革命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当时的沙俄白匪和中国军队，推翻反动的封建主阶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忘记联合一切国内的可以团结起来的力量，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们的国家。应该把民族的振兴作为我们党奋斗的目标。
“在自立自强方面，我们摆脱了沙俄的欺辱，打退了中国军阀军队的入侵，恩琴白匪的独裁，可是现在，上十万的苏俄红军驻扎在蒙古境内，难道不同样会加重蒙古人民的负担吗？作为独立自主的蒙古，在独立之初需要苏俄的支持，但在独立以后，为什么还要让这么多的军队留下来，这难道不正说明了我们在政治上的软弱吗！”
“至于苏黑巴托尔同志的遗言，我想提醒一句，苏黑巴托尔的话，就一定是真理吗？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死人的思想来捆绑住活人的灵魂呢？我们为什么不面对现实，去实实在在地处理实际问题呢？”
丹尚的话使乔巴山瞠目结舌。他厉声说道，“丹尚同志，你作为蒙古人民政府部长会议副主席，同时又是我军事部总司令，怎么可以这样地说苏黑巴托尔同志呢？对你这种肆无忌弹地攻击革命，攻击革命领袖的行为，人民党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坐的到会代表，面对丹尚和乔巴山这种针锋相对的争论，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因为这两个人现在在党内都有很高的威望。
正在这时，代表大会上的一位年轻的代表巴伐桑站了起来，向乔巴山说：“我认为，丹尚同志的某些建议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对内政策方面，对封建主的确应该放宽政策，不应该打落水狗。他们手中的财产除了用非法手段获得的以外，大都是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才建立起来的，我们借用革命的力量剥夺他们的财产，是对他们的一种侵略和过激行为。”
乔巴山听见这位代表为丹尚帮腔，十分气恼地转过脸，对巴伐桑说：“是吗？你说不打落水狗，落水狗可是会跳到地上来咬你的。历来的封建主的财产都是阿拉特的劳动果实，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特权，是我们革命的职责。你要当心自己的头脑，别被某些人的妖言迷惑了！”
大家都楞着不说话，乔巴山终于宣布体会，下午继续召开全体党员代表会议。
大人民呼拉尔经过近二十天的讨论，终于在1924年11月26日通过了蒙古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因而，使第一届大呼拉尔成为蒙古的“人民制宪”会议。
“宪法”的序言部分《蒙古人民权利宣言》中的内容，基本上概括了“宪法”的核心：
一、蒙古是独立的人民共和国，一切政权属于真正的人民。人民通过大人民呼拉尔及其选出的政府来实行其最高权利。
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铲除封建神权制度的残余，巩固以国家管理完全民主化为基础的新的共和制度。
所有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年满18周岁的共和国男女公民和人民革命军战士，都享有在呼拉尔（包括大呼拉尔，小呼拉尔和地方呼拉尔）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全国土地、森林、水力等皆为全民的财产，在此方面不允许出现私有的状况。
国家拥有经济政策的领导权，不允许私人对外进行贸易。
为了保证人民共和国不受内外敌人的侵略，“人民政府”可以使用一切办法来巩固蒙古人民革命军并普及全体劳动者的军事训练。
全国实行政教分离，宣布信仰是每个公民私人的事情，人民政府不加干涉。
一切居住在蒙古本国内的部族，男女一律平等，国家保证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人民政府”保护人民的这些自由。
在“宪法”的条文里还按照全世界劳动者团结的原则，在宪法里规定：
“鉴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力求把资本主义根本消灭并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应该实行符合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和革命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基本任务的外交政策。”
通过“宪法”的制定，“蒙古人民共和国”以立法的形式把蒙古人民革命的成果巩固了下来。它的内容是模仿《苏联宪法》来制定的，它的原则和基本精神都完全遵循了苏维埃的模式。
大呼拉尔第一次会议的77个代表，基本上都是受教育不多的阿拉特牧民，他们对于“宪法”上的各种漂亮的口号，什么主权归于人民啦，政教分开啦，出版，结社自由啦等等内容都是云里来雾里去的，所以，蒙古的“宪法”对于广大的蒙古人民来说，只是一外华而不实的梦。
1923—1924年与苏俄的谈判。旨在恢复中国与苏俄间的外交关系。当时苏俄方面的代表是加拉罕先生，他以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在此以前，苏俄曾派越飞先生出使远东。
越飞先生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想同中国制定一个他称之为两国合作的计划。虽然他在中国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未能达到莫斯科的预定目的。
加拉罕先生就是来接替他的职务的。1919年和1920年，加拉罕先生曾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了一项非常开明的对华政策，并宣布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以他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早在他到达中国之前，他就曾企图与满州的张作霖大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恢复俄国对中东铁路的既得利益。苏俄当时对满州以及西伯利亚和朝鲜境内白俄的活动感到不安。中东铁路局总经理就是一名白俄分子。这个白俄总经理能力很强，在中国住了多年，对中国的国事民情都很了解，但苏俄不信任他，所以加拉罕要与张作霖大帅达成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一个莫斯科指定的人来接替这个白俄总经理的职位。但加拉罕失败了。之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当时，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中心而著称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多次为加拉罕先生举行欢迎会和宴会。
加拉罕通知中国外交部，他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通过谈判，就所谓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实际上，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此时，中国对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已经非常恼火。俄国人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分离出去。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在外蒙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这些事件不仅在中国政府内，而且在中国国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因此，中国之所以不愿意与加拉罕先生谈判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有自己的条件；二是加拉罕先生提出了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这两个条件妨碍了谈判的举行。
本来，只要苏俄发表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放弃在外蒙所采取有损中华民国地位的措施，那么在外蒙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俄对此颇为犹豫。数月之后，莫斯科企图把俄国人在外蒙古的活动说成是由谢苗诺夫将军领导下的白俄分子干的。
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强有力的中国舆论界对于谈判的迟迟不能开始大加指责，非常不满。北京大学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堡垒。当时蔡元培是校长，而且也是公认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直至大选完毕，曹锟就任总统职位，并且组成了在他领导下的第一届内阁之后，政府才得以着手准备举行谈判。
谈判的第一步是指派王正廷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苏俄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1923年3月4日，黄邦将军任外交总长时，王正廷被任命为中苏谈判代表代表团团长。根据外交部的决定，此项任命是由王正廷本人通知加拉罕先生。两位全权代表之间通过书信往来，并不通过外交部。这样，王正廷有权进行谈判，拟定一个协议草案，但无论他与谈判对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须以政府同意为准。
谈判如期开始。王正廷的助手中有一部分是从外交部选派的，其中包括外交部外政司第一科长赵权等人。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直到3月，王正廷和加拉罕才在加拉罕的下榻处，原俄国大使馆草草签署了一个协议草案。
那天的谈判在天黑以前就开始了，由苏方设晚宴招待王正廷，饭后继续进行谈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位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方宣告结束。
签字程序刚一结束，苏方就拿出了香槟酒，加拉罕先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祝酒干杯。并将酒杯伸向王正廷，称之为“未来的中国总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种言语有失外交官的身份的，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
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得知协议草案已经签署后，立即给王正廷打电话，认为王没有向他汇报就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是失职行为。王正廷听罢此言，只好解释说，协议草案尚未正式签署。于是，顾维钧想看一看草案全文。
一、二天后，那个被称为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的协议草案送到了顾维钧的手中，当他仔细审阅那个草案时，不禁大失所望，极不满意。于是顾维钧认为其中的一些条款必须加以修改。他起草了一个报告，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归纳为二条：
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却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的条约。顾维钧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作出这一重要的让步。
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独立”的。虽然双方代表对撤军问题曾进行了讨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却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此外，这一特殊条款的含意也今人十分不快，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提出种种条件。
顾维钧认为这种修改是必须进行的，因此他起草了一个报告，连同王正廷与加拉罕签署的协议全文一起呈交内阁。
或许有人会问，王正廷如此匆促地与苏俄特使达成协议，他个人动机究竟何在？这个协议在内阁又能否通过呢，还是让历史来告诉你吧！
炸弹事件之后不久，加拉罕派他的秘书前往外交部，问候顾外长的安全与健康情况。
当加拉罕先生听说顾维钧外长因高烧卧病在床时，他到了顾外长家，似乎尽力做到通情达理，非常急于打破僵局。
于是，加拉罕的秘书和顾外长的秘书在中国外交都外政司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正式谈判。外交部和苏俄使团有协议中有意见分歧的条款交换了修正案。其中两点与外蒙有关，即维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和苏俄从这一领土撤军。
最后，加拉罕先生对此两点都作了让步，同意所提出的修正意见。双方就需要修改的各点，曾多次互换照会。显然是为了换回苏俄代表的面子，加拉罕先生提出了如下方案：协议草案仍保持签署时的原样，通过交换照会进行修改。因此声明中明确规定，互换的照会是协议草案的一部分，并与协议具有同等的效力。最后剩下的程序只是选定日期——1924年5月31日——请加拉罕先生到外交都来签署修改过的协议了。
这些间接的谈判有个有趣的特点，即都是密秘进行的。实际上，这是加拉罕先生为修改条款问题而提出的条件。由于考虑到刚刚与王正廷签署协议后自己所处的境地，加拉罕先生特别希望谈判能秘密进行。
互换照会的签署仪式于1924年5月31日片外交部正式举行。签字后，加拉罕与顾维钧握手，从此，中苏两国又恢复了外交关系。
《中苏协定》包括《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7个声明书。协定规定，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苏俄将在第二年初将苏俄红军撤出外
蒙古。
1924年《中苏协定》的签署，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但是，《中苏协定》未能完全解决外蒙古问题。虽然1924年协定承认外蒙古为
中国之一部分，但没有废除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同意苏军驻扎外蒙的《苏蒙条
约》，从而种下了日后接连不断发生冲突的种子。
越飞先生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想同中国制定一个他称之为两国合作的计划。虽然他在中国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未能达到莫斯科的预定目的。
加拉罕先生就是来接替他的职务的。1919年和1920年，加拉罕先生曾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了一项非常开明的对华政策，并宣布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以他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早在他到达中国之前，他就曾企图与满州的张作霖大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恢复俄国对中东铁路的既得利益。苏俄当时对满州以及西伯利亚和朝鲜境内白俄的活动感到不安。中东铁路局总经理就是一名白俄分子。这个白俄总经理能力很强，在中国住了多年，对中国的国事民情都很了解，但苏俄不信任他，所以加拉罕要与张作霖大帅达成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一个莫斯科指定的人来接替这个白俄总经理的职位。但加拉罕失败了。之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当时，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中心而著称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多次为加拉罕先生举行欢迎会和宴会。
加拉罕通知中国外交部，他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通过谈判，就所谓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实际上，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此时，中国对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已经非常恼火。俄国人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分离出去。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在外蒙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这些事件不仅在中国政府内，而且在中国国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因此，中国之所以不愿意与加拉罕先生谈判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有自己的条件；二是加拉罕先生提出了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这两个条件妨碍了谈判的举行。
本来，只要苏俄发表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放弃在外蒙所采取有损中华民国地位的措施，那么在外蒙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俄对此颇为犹豫。数月之后，莫斯科企图把俄国人在外蒙古的活动说成是由谢苗诺夫将军领导下的白俄分子干的。
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强有力的中国舆论界对于谈判的迟迟不能开始大加指责，非常不满。北京大学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堡垒。当时蔡元培是校长，而且也是公认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直至大选完毕，曹锟就任总统职位，并且组成了在他领导下的第一届内阁之后，政府才得以着手准备举行谈判。
谈判的第一步是指派王正廷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苏俄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1923年3月4日，黄邦将军任外交总长时，王正廷被任命为中苏谈判代表代表团团长。根据外交部的决定，此项任命是由王正廷本人通知加拉罕先生。两位全权代表之间通过书信往来，并不通过外交部。这样，王正廷有权进行谈判，拟定一个协议草案，但无论他与谈判对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须以政府同意为准。
谈判如期开始。王正廷的助手中有一部分是从外交部选派的，其中包括外交部外政司第一科长赵权等人。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直到3月，王正廷和加拉罕才在加拉罕的下榻处，原俄国大使馆草草签署了一个协议草案。
那天的谈判在天黑以前就开始了，由苏方设晚宴招待王正廷，饭后继续进行谈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位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方宣告结束。
签字程序刚一结束，苏方就拿出了香槟酒，加拉罕先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祝酒干杯。并将酒杯伸向王正廷，称之为“未来的中国总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种言语有失外交官的身份的，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
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得知协议草案已经签署后，立即给王正廷打电话，认为王没有向他汇报就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是失职行为。王正廷听罢此言，只好解释说，协议草案尚未正式签署。于是，顾维钧想看一看草案全文。
一、二天后，那个被称为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的协议草案送到了顾维钧的手中，当他仔细审阅那个草案时，不禁大失所望，极不满意。于是顾维钧认为其中的一些条款必须加以修改。他起草了一个报告，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归纳为二条：
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却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的条约。顾维钧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作出这一重要的让步。
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独立”的。虽然双方代表对撤军问题曾进行了讨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却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此外，这一特殊条款的含意也今人十分不快，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提出种种条件。
顾维钧认为这种修改是必须进行的，因此他起草了一个报告，连同王正廷与加拉罕签署的协议全文一起呈交内阁。
或许有人会问，王正廷如此匆促地与苏俄特使达成协议，他个人动机究竟何在？这个协议在内阁又能否通过呢，还是让历史来告诉你吧！
炸弹事件之后不久，加拉罕派他的秘书前往外交部，问候顾外长的安全与健康情况。
当加拉罕先生听说顾维钧外长因高烧卧病在床时，他到了顾外长家，似乎尽力做到通情达理，非常急于打破僵局。
于是，加拉罕的秘书和顾外长的秘书在中国外交都外政司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正式谈判。外交部和苏俄使团有协议中有意见分歧的条款交换了修正案。其中两点与外蒙有关，即维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和苏俄从这一领土撤军。
最后，加拉罕先生对此两点都作了让步，同意所提出的修正意见。双方就需要修改的各点，曾多次互换照会。显然是为了换回苏俄代表的面子，加拉罕先生提出了如下方案：协议草案仍保持签署时的原样，通过交换照会进行修改。因此声明中明确规定，互换的照会是协议草案的一部分，并与协议具有同等的效力。最后剩下的程序只是选定日期——1924年5月31日——请加拉罕先生到外交都来签署修改过的协议了。
这些间接的谈判有个有趣的特点，即都是密秘进行的。实际上，这是加拉罕先生为修改条款问题而提出的条件。由于考虑到刚刚与王正廷签署协议后自己所处的境地，加拉罕先生特别希望谈判能秘密进行。
互换照会的签署仪式于1924年5月31日片外交部正式举行。签字后，加拉罕与顾维钧握手，从此，中苏两国又恢复了外交关系。
《中苏协定》包括《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7个声明书。协定规定，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苏俄将在第二年初将苏俄红军撤出外
蒙古。
1924年《中苏协定》的签署，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但是，《中苏协定》未能完全解决外蒙古问题。虽然1924年协定承认外蒙古为
中国之一部分，但没有废除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同意苏军驻扎外蒙的《苏蒙条
约》，从而种下了日后接连不断发生冲突的种子。
采林多尔济是一位贫苦的阿拉特出身的牧民，从小就跟苏黑巴托尔认识。他曾和苏黑巴托尔一起学习蒙古语文，受到了一点教有。后来，他在苏黑巴托尔的部队里当兵，颇受苏黑巴托尔的赏识，并很快同乔巴山、布麻曾德以及贝加罗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经常跟人说：“哎，如果我今生能见到列宁一面，那真是不白活啊！”
不过很可惜，直到列宁去世，他也没能见到列宁一面。当他得队列宁逝世的消息时，不无遗憾地说：“哎，后来这辈子真要白活了。”
乔巴山听了他这丧气的话，就鼓励他：“我说老兄，只要你好好地按列宁说的去干，没准将来还能成为个大人物呢！”
“我还能成个大人物？别开玩笑了。瞧我这副奴才象，天生就是给人当差的料！”采林多尔济时常这么说。
不过，他待人倒是挺老实的，好决有什么雄伟的理想，这也使他比那些目标远大，理想宏伟的人活得更轻松自在些。
他小的时候给人家打工，雇主经常扣他的工钱，他不敢当面提出，只好背地里生气。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想报复一下他的主人，他表面上装出一付可怜兮兮的样子，要求老板给他多一份工钱，老板不答应，他就跑到老板饮水用的缸里撤了一泡尿，以泄他心头之恨，他的老板倒从来没有发现这件事，后来他又干了好多次，然后暗地里看着那位可恶的老板喝他的尿。长大以后，他仍然有这个癖好，跟人从不当面较量，却总是事后在暗地里报复对方。
丹尚被枪毙以后，乔巴山身边没有了得力的助手，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起用这位年仅三十多岁，虽然识字不多，但却很靠得住的老战友，让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的职务。
“采林多尔济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认真考虑，决定任命你为我们的部长会议主席，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你看怎么样？”乔巴山亲自到采林多尔济的家，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
“我，别开玩笑了。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要文，我不能识字读书；要武，我不会调度军队。你还是找别人去吧！”采林多尔济说。这几年的风雨，教他学会了沉默。
“不行，采林多尔济同志。现在苏黑巴托尔同志去世以后，国内又出现了丹尚的叛变，国家急需要人，你虽然说阅历不多，但至少是我和苏黑巴托尔同志信得过的人，有这一点，也就够了。”乔巴山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最后，采林多尔济终于被乔巴山说服了，就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部长。”
正在这时，苏联政府向他提出要撤兵，他惊奇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要不是靠着苏联的支持，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早就在恰克图被恩琴的白匪军碎尸万段了。可是现在，苏联政府突然想撤兵，采林多尔济不知将要发生何事，急忙跑到乔巴山的办公室，向乔巴山询问具体的对策。乔巴山回答说：“这件事是明摆着的，如果苏联不撤兵，那么，它就会在国际社会受到谴责，尤其是他同中国鉴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向中国政府表示要在今年年初撤兵，所以，苏联政府向我们发出照会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采林多尔济有点迷惑不解：“那么，我们蒙古就全靠我们自己的军队来支撑了。”
“不，我们自己的军队数量少，战斗力也不强，根本保证不了蒙古的独立和安全。我们只能仍旧求助于苏联！”乔巴山语气坚定地对采林多尔济说。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既然已经鉴约要撤兵，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住苏联红军呢？”采林多尔济问。
“这么办，我们请苏联红军撤离以后，重新调军队驻扎在外蒙古与苏联的边境上，同时，派一部分军队秘密驻扎在库伦，一旦有事，苏联红军会立即采取行动。保证万无一失。”乔巴山十分自信地对采林多尔济介绍他的计划。“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回答苏联政府的照会呢？”采林多尔济问。
“这很容易！把最好的赞颂和感谢送给他们，把他们送回苏联，然后又悄悄地请进来，谁会把咱们怎么样？”乔巴山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并开心地大笑起来。
这样，才有了采林多尔济签署的那份给苏联政府的照会。
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
1923年8月16日，年轻的蒋介石将军率领代表团动身前往莫斯科。
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逗留近三个月。尽管孙中山在临别赠言中曾经要求蒋介石了解筮（布）在群众中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征求该党对国民党在华南组织政治工作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取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了。
当时列宁正患病，蒋介石就去拜会了托洛斯基以及齐契林（外交人民委员）、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等人。
这位代表团团长对鲁祖塔克说：“我们几个人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到这里来主要是想通过俄共（布）中央了解俄国共产党。”
当时，苏维埃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激烈辩论。
鲁祖塔克用了两个小时，向蒋介石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创建时的条件，回顾了俄国发生的主要革命事件，介绍了新经济政策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同蒋介行的交谈中他还谈到，俄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性质方面是接近的。蒋介石边补充说，国民党“一向认为俄国共产党是自己的亲妹妹”。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孙中山的这位使者，首先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经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考察了红军的组织政策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及军事干部的培养情况，参观了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等。
这位看上去比较年轻、比较瘦弱、长着一对机灵黑眼睛的中国官员，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特别好奇。在莫斯科，他曾会见过各种民族的人士，其中有不少中国人。在那些年代，中国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和知识分子代表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渴望学习和领悟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原理。旅居莫斯科的中国人都在关注着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他们很感兴趣的问题是，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一个普通军阀，还是国民党的一般工作人员，10月初，他们聚集在一起，听取了蒋介石所作的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报告。孙中山这位代表的讲演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难道马克思没有讲过？……难道俄国的经验没有证实？……”没有多久，听众就感觉到，报告人在理论方面是贫乏的，他在回答问题时，对革命者的国际主义政治经验表现出一种冷漠态度。蒋介石挑衅似地说：“我不是在讲俄国！……我是在讲中国。你们在谈外国理论以前，还是应该研究一点你们自己国家的情况”。听众中有人立即作出了反应：“民族主义！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
此后，蒋介石对苏俄从内心里就十分反感，反对苏俄的赤色政权，更反对他们进行的“革命输出”。
不过很可惜，直到列宁去世，他也没能见到列宁一面。当他得队列宁逝世的消息时，不无遗憾地说：“哎，后来这辈子真要白活了。”
乔巴山听了他这丧气的话，就鼓励他：“我说老兄，只要你好好地按列宁说的去干，没准将来还能成为个大人物呢！”
“我还能成个大人物？别开玩笑了。瞧我这副奴才象，天生就是给人当差的料！”采林多尔济时常这么说。
不过，他待人倒是挺老实的，好决有什么雄伟的理想，这也使他比那些目标远大，理想宏伟的人活得更轻松自在些。
他小的时候给人家打工，雇主经常扣他的工钱，他不敢当面提出，只好背地里生气。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想报复一下他的主人，他表面上装出一付可怜兮兮的样子，要求老板给他多一份工钱，老板不答应，他就跑到老板饮水用的缸里撤了一泡尿，以泄他心头之恨，他的老板倒从来没有发现这件事，后来他又干了好多次，然后暗地里看着那位可恶的老板喝他的尿。长大以后，他仍然有这个癖好，跟人从不当面较量，却总是事后在暗地里报复对方。
丹尚被枪毙以后，乔巴山身边没有了得力的助手，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起用这位年仅三十多岁，虽然识字不多，但却很靠得住的老战友，让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的职务。
“采林多尔济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认真考虑，决定任命你为我们的部长会议主席，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你看怎么样？”乔巴山亲自到采林多尔济的家，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
“我，别开玩笑了。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要文，我不能识字读书；要武，我不会调度军队。你还是找别人去吧！”采林多尔济说。这几年的风雨，教他学会了沉默。
“不行，采林多尔济同志。现在苏黑巴托尔同志去世以后，国内又出现了丹尚的叛变，国家急需要人，你虽然说阅历不多，但至少是我和苏黑巴托尔同志信得过的人，有这一点，也就够了。”乔巴山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最后，采林多尔济终于被乔巴山说服了，就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部长。”
正在这时，苏联政府向他提出要撤兵，他惊奇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要不是靠着苏联的支持，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早就在恰克图被恩琴的白匪军碎尸万段了。可是现在，苏联政府突然想撤兵，采林多尔济不知将要发生何事，急忙跑到乔巴山的办公室，向乔巴山询问具体的对策。乔巴山回答说：“这件事是明摆着的，如果苏联不撤兵，那么，它就会在国际社会受到谴责，尤其是他同中国鉴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向中国政府表示要在今年年初撤兵，所以，苏联政府向我们发出照会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采林多尔济有点迷惑不解：“那么，我们蒙古就全靠我们自己的军队来支撑了。”
“不，我们自己的军队数量少，战斗力也不强，根本保证不了蒙古的独立和安全。我们只能仍旧求助于苏联！”乔巴山语气坚定地对采林多尔济说。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既然已经鉴约要撤兵，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住苏联红军呢？”采林多尔济问。
“这么办，我们请苏联红军撤离以后，重新调军队驻扎在外蒙古与苏联的边境上，同时，派一部分军队秘密驻扎在库伦，一旦有事，苏联红军会立即采取行动。保证万无一失。”乔巴山十分自信地对采林多尔济介绍他的计划。“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回答苏联政府的照会呢？”采林多尔济问。
“这很容易！把最好的赞颂和感谢送给他们，把他们送回苏联，然后又悄悄地请进来，谁会把咱们怎么样？”乔巴山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并开心地大笑起来。
这样，才有了采林多尔济签署的那份给苏联政府的照会。
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
1923年8月16日，年轻的蒋介石将军率领代表团动身前往莫斯科。
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逗留近三个月。尽管孙中山在临别赠言中曾经要求蒋介石了解筮（布）在群众中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征求该党对国民党在华南组织政治工作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取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了。
当时列宁正患病，蒋介石就去拜会了托洛斯基以及齐契林（外交人民委员）、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等人。
这位代表团团长对鲁祖塔克说：“我们几个人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到这里来主要是想通过俄共（布）中央了解俄国共产党。”
当时，苏维埃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激烈辩论。
鲁祖塔克用了两个小时，向蒋介石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创建时的条件，回顾了俄国发生的主要革命事件，介绍了新经济政策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同蒋介行的交谈中他还谈到，俄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性质方面是接近的。蒋介石边补充说，国民党“一向认为俄国共产党是自己的亲妹妹”。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孙中山的这位使者，首先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经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考察了红军的组织政策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及军事干部的培养情况，参观了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等。
这位看上去比较年轻、比较瘦弱、长着一对机灵黑眼睛的中国官员，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特别好奇。在莫斯科，他曾会见过各种民族的人士，其中有不少中国人。在那些年代，中国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和知识分子代表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渴望学习和领悟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原理。旅居莫斯科的中国人都在关注着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他们很感兴趣的问题是，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一个普通军阀，还是国民党的一般工作人员，10月初，他们聚集在一起，听取了蒋介石所作的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报告。孙中山这位代表的讲演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难道马克思没有讲过？……难道俄国的经验没有证实？……”没有多久，听众就感觉到，报告人在理论方面是贫乏的，他在回答问题时，对革命者的国际主义政治经验表现出一种冷漠态度。蒋介石挑衅似地说：“我不是在讲俄国！……我是在讲中国。你们在谈外国理论以前，还是应该研究一点你们自己国家的情况”。听众中有人立即作出了反应：“民族主义！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
此后，蒋介石对苏俄从内心里就十分反感，反对苏俄的赤色政权，更反对他们进行的“革命输出”。
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虽然坚决反对同苏俄结盟，但由于有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也只好暂且忍耐着。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军大权。后又发动北伐战争，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等人，1928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基本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于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1927年，当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大批屠杀共产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苏联政府就对他进行了指责，同时，苏联政府在外蒙古也硬是又扶持起亲苏左派势力乔巴山，推翻了以丹巴多尔济为首的右翼政府。这时，苏联就曾向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但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坚决拒绝。蒋介石在给苏联政府的回电中是这样写的。
“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外蒙古的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干涉。苏俄红军应无条件撤离中国外蒙古，如果拒不听从劝告，后果将由贵国政府负责。”
这种语气是相当强硬，措词也十分严厉的。不但不承认外蒙古的自主权，而且勒令外蒙古的当前执政者放弃独立的立场，回到中国的怀抱。
蒋介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怕苏联，为了外蒙古的主权，打一仗也值得。苏联不过是一只看起来可怕的“北极熊”，只要我们强大了，它就会乖乖的回到它的欧洲去。”
乔巴山的高压政策，立即激起了外蒙古封建主和喇嘛僧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抗议政府的“残忍无道”，反对政府剥夺他们的私有财产。随着政府的政策一步步地向极端激进的方向发展，反对政府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时，以尤商济尔呼团克团、曼楚什列呼图克图、德里勃呼图克图、那马扎布贝于等为首的反政府“38人爱国僧俗集团”成立了。
“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残暴专横的人民政府，解救蒙古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我们必须联合蒙古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政府当局对抗到底！”尤高济尔呼图克图在他们的第一次碰头会上就这样讲，“自从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控制了我们外蒙古以后，我们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整天打打闹闹，搞得人心惶惶，前几年，丹巴多尔济刚刚把蒙古搞得象个样子，可没过多久，乔巴山又回来了，如果我们不推翻他的统治，就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他的话很有激情。
“乔巴山这小子，也太不象话了。他不知何时到俄国去念了一点马克思的圣经，就回到我们蒙古来贩卖他的马克思主义。”曼楚什利呼图克图十分愤恨地说。
“他们人民革命党把我们排挤在国家政权之外，剥夺了我们的世袭王爵，还没收了我们的财产，这是不公正的！”
尤高济尔大声说：“弟兄们，我们聚到一起来不是要骂人的，而是要采取实际行动去推翻那所谓的人民政府。光骂不是战斗，我们要把这股子仇恨化为动力，去为我们的目标而战斗！”
尤高济尔声音洪亮，说话有力，深得大家的佩服。他出生在库伦的高级封建主家庭，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进库伦的时候，他父亲和他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人民革命军，后来，丹巴多尔济执政，他担任库伦地方的行政长官。丹巴多尔济被赶下台以后，尤高济尔也被撤了职。他眼睁睁地看着蒙古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变革，心急如焚，一心想改变政府的政策。后来，他眼看着乔巴山变成了一个十分专断独裁的暴君，于是就对人民政府彻底绝望了。他到处联络人，决心推翻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的统治，拯救蒙古民族。
这时，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对大家建议说：“我倒有个主意，不知是否可行。”
尤高济尔看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一眼，不禁—阵惊喜，因为这个叫额利格登达格巴的人他认识，他也是蒙古世代的王公贵族，曾经在库伦卫戍部队当过军官。
额利格登达洛巴十分清晰表达了他的见解，他说：“目前，我们的蒙古政权掌握在极少数失去了理智的苏维埃走狗身上。他们想把蒙古变成一个俄国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但这种制度是我们蒙古人不能接受的。现在，乔巴山的政府之所以能这样肆无忌弹地搞赤化运动，完全是因为有苏联政府给他们打气撑腰。所以，我们最真正的敌人不是乔巴山，而是苏联，乔巴山不过是苏联扶植的一个傀儡而已。但要依靠我们外蒙古的力量去同苏联对抗，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必须寻找自己的靠山。
中国现在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我们外蒙古的主权至今仍然属于中华民国，所以，最好是能请中华民国出兵，同苏联交涉，这样里应外合，乔巴山必灭，蒙古必兴！”
大家听了省禁不住鼓起掌来，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尤高济尔说：“对！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只要制服了苏联，乔巴山就不敢在蒙古肆无忌殚了。我们最好起草一份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向他们反映我们的要求。
曼楚什利高兴地说：“起草电文的事就交给我来办吧！”，尤高济尔拍了拍曼楚什利的肩膀，笑着说：“好，就这么定了。电文要写得恳切真诚，同时把我们蒙古王公的处境也反映上去，以便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
“是！”曼楚什利十分爽快地回答道。
尤高济尔和大家继续开会，曼楚什利则到另一同屋里去起草电文，电文是这样的：
“尊敬的大中华民国政府，我们蒙古的王公、喇嘛、以及广大的阿拉特牧民，向你们发出请求。由于苏联政府一心扶植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在外蒙古推行强硬的赤化政策，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革命政府和人民革命党仿照苏联的革命，取消了各王公，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以及文武官吏的爵位，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占有阿拉特贡民的权力，并且财产也被没收了。现在，中下层牧民也开始被剥夺要实行集体农场。为了外蒙的繁荣与稳定，为了外蒙免受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为了外蒙古更好地与大中华民国维待亲密的关系，为厂外蒙古的王公、僧侣以及阿拉特牧民的民生疾苦，请你们协助我们消灭人民革命党，以便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活佛和蒙古人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活佛来蒙。”
曼楚什利起草完后，把电文交给了尤高济尔，他看后非常满意。“好！这样最好。”于是派人把电报发往南京。
尤高济尔同时派额利格登达格巴前往中国，同南京国民政府商谈出兵事宜。以尤高济尔为首的三十八人僧俗爱国集团由此成立。
其实，早在1927年，当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大批屠杀共产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苏联政府就对他进行了指责，同时，苏联政府在外蒙古也硬是又扶持起亲苏左派势力乔巴山，推翻了以丹巴多尔济为首的右翼政府。这时，苏联就曾向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但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坚决拒绝。蒋介石在给苏联政府的回电中是这样写的。
“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外蒙古的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干涉。苏俄红军应无条件撤离中国外蒙古，如果拒不听从劝告，后果将由贵国政府负责。”
这种语气是相当强硬，措词也十分严厉的。不但不承认外蒙古的自主权，而且勒令外蒙古的当前执政者放弃独立的立场，回到中国的怀抱。
蒋介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怕苏联，为了外蒙古的主权，打一仗也值得。苏联不过是一只看起来可怕的“北极熊”，只要我们强大了，它就会乖乖的回到它的欧洲去。”
乔巴山的高压政策，立即激起了外蒙古封建主和喇嘛僧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抗议政府的“残忍无道”，反对政府剥夺他们的私有财产。随着政府的政策一步步地向极端激进的方向发展，反对政府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时，以尤商济尔呼团克团、曼楚什列呼图克图、德里勃呼图克图、那马扎布贝于等为首的反政府“38人爱国僧俗集团”成立了。
“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残暴专横的人民政府，解救蒙古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我们必须联合蒙古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政府当局对抗到底！”尤高济尔呼图克图在他们的第一次碰头会上就这样讲，“自从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控制了我们外蒙古以后，我们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整天打打闹闹，搞得人心惶惶，前几年，丹巴多尔济刚刚把蒙古搞得象个样子，可没过多久，乔巴山又回来了，如果我们不推翻他的统治，就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他的话很有激情。
“乔巴山这小子，也太不象话了。他不知何时到俄国去念了一点马克思的圣经，就回到我们蒙古来贩卖他的马克思主义。”曼楚什利呼图克图十分愤恨地说。
“他们人民革命党把我们排挤在国家政权之外，剥夺了我们的世袭王爵，还没收了我们的财产，这是不公正的！”
尤高济尔大声说：“弟兄们，我们聚到一起来不是要骂人的，而是要采取实际行动去推翻那所谓的人民政府。光骂不是战斗，我们要把这股子仇恨化为动力，去为我们的目标而战斗！”
尤高济尔声音洪亮，说话有力，深得大家的佩服。他出生在库伦的高级封建主家庭，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进库伦的时候，他父亲和他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人民革命军，后来，丹巴多尔济执政，他担任库伦地方的行政长官。丹巴多尔济被赶下台以后，尤高济尔也被撤了职。他眼睁睁地看着蒙古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变革，心急如焚，一心想改变政府的政策。后来，他眼看着乔巴山变成了一个十分专断独裁的暴君，于是就对人民政府彻底绝望了。他到处联络人，决心推翻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的统治，拯救蒙古民族。
这时，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对大家建议说：“我倒有个主意，不知是否可行。”
尤高济尔看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一眼，不禁—阵惊喜，因为这个叫额利格登达格巴的人他认识，他也是蒙古世代的王公贵族，曾经在库伦卫戍部队当过军官。
额利格登达洛巴十分清晰表达了他的见解，他说：“目前，我们的蒙古政权掌握在极少数失去了理智的苏维埃走狗身上。他们想把蒙古变成一个俄国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但这种制度是我们蒙古人不能接受的。现在，乔巴山的政府之所以能这样肆无忌弹地搞赤化运动，完全是因为有苏联政府给他们打气撑腰。所以，我们最真正的敌人不是乔巴山，而是苏联，乔巴山不过是苏联扶植的一个傀儡而已。但要依靠我们外蒙古的力量去同苏联对抗，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必须寻找自己的靠山。
中国现在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我们外蒙古的主权至今仍然属于中华民国，所以，最好是能请中华民国出兵，同苏联交涉，这样里应外合，乔巴山必灭，蒙古必兴！”
大家听了省禁不住鼓起掌来，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尤高济尔说：“对！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只要制服了苏联，乔巴山就不敢在蒙古肆无忌殚了。我们最好起草一份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向他们反映我们的要求。
曼楚什利高兴地说：“起草电文的事就交给我来办吧！”，尤高济尔拍了拍曼楚什利的肩膀，笑着说：“好，就这么定了。电文要写得恳切真诚，同时把我们蒙古王公的处境也反映上去，以便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
“是！”曼楚什利十分爽快地回答道。
尤高济尔和大家继续开会，曼楚什利则到另一同屋里去起草电文，电文是这样的：
“尊敬的大中华民国政府，我们蒙古的王公、喇嘛、以及广大的阿拉特牧民，向你们发出请求。由于苏联政府一心扶植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在外蒙古推行强硬的赤化政策，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革命政府和人民革命党仿照苏联的革命，取消了各王公，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以及文武官吏的爵位，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占有阿拉特贡民的权力，并且财产也被没收了。现在，中下层牧民也开始被剥夺要实行集体农场。为了外蒙的繁荣与稳定，为了外蒙免受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为了外蒙古更好地与大中华民国维待亲密的关系，为厂外蒙古的王公、僧侣以及阿拉特牧民的民生疾苦，请你们协助我们消灭人民革命党，以便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活佛和蒙古人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活佛来蒙。”
曼楚什利起草完后，把电文交给了尤高济尔，他看后非常满意。“好！这样最好。”于是派人把电报发往南京。
尤高济尔同时派额利格登达格巴前往中国，同南京国民政府商谈出兵事宜。以尤高济尔为首的三十八人僧俗爱国集团由此成立。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在给日本天皇的奏折中写道：“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和蒙古。”这条建议后来一直被定为日本的既定国策。
到1932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请”到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圆了他多年的美梦。为了保住并控制溥仪的江山，日本在东北派驻了号称“皇军之花”的强大军队——关东军。为他们在远东称霸的基础。
然后，他们又把目标转向了中国北方的外蒙古和内蒙古。
早在1921年前后，日本曾插手外蒙事务。当时，他们趁世界帝国主义各国都以武力镇压苏联之机，在远东纠集了近十万军队，同时联合外蒙古的封建主进攻苏联。
在干涉苏联的过程中，外蒙古自治“政府”的博克多格根利用机会同日军方面联络，指望日本能够给蒙古以支持。后来，博克多格根迫于形势，决定取消“自治”，归服中国政府。日本收买了白俄军官恩琴，帮助傅克多格根把中国在库伦的驻军赶走了。恢复了外蒙古的“自治”，中国军队被迫驻扎在恰克图附近的买卖城。
1921年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把苏联红军“请”进了外蒙古，把恩琴的军趴和中国的军队都赶出外蒙古，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日本占领满洲以后，其在远东的力量明显加强，因而对外蒙古进行干预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实力。
负责满蒙事务的日本外交官井口十分狂妄地宣称：“大东亚只有在我们日本的领导下才能获得安全、自由和发展。没有日本的领导，亚洲就会被白人控制，北方的俄国、太平洋对岸的美国，还有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他们都想吞并东亚，我们必须提前控制东亚包括满洲、朝鲜、蒙古和中国。这是我们的国策，也是我们的奋斗理想。”
为了在外蒙古建立象“满洲国”一样的政权，日本政府招引在喇嘛世界中享有崇高地位的班禅活佛，并向他许诺，将来在蒙古集立了新政权，将由班禅活佛作蒙古的国王。
1932年春季，哈尔藏多尔济联合了外蒙古库苏古勒省、扎布汗省、北杭爱省以及南抗爱省四个地区的许多王公、喇嘛和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日本人与他们相互勾结，给他们提供战略物资、武器弹药，还向他们提议，让班禅活佛到外蒙古来主持大事。
哈尔藏多尔济虽发动了叛乱，但对于前途也心中无底，他知道班禅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倘若能借助他的声望，则大事定然有望。
他决定答应日本的要求。在与井口派来的间谍秘密会面时，他说：
“我们愿意请班禅活佛到外蒙古来，如果我们反对乔巴山的武装力量获得成功，我们一定尊班禅活佛为蒙古的大汗。”
“好！一言为定。我们大日本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你们的军事行动，争取能把俄国在外蒙的代盲人乔巴山消灭掉，让外蒙古重新回到外蒙古人的手中。”日本间谍向哈尔藏多尔济打下保证。
“我们这里缺少的昼武器和粮食，只要你们提供足够的枪炮和粮食，我们就一定能消灭乔巴山！”
哈尔藏多尔济如此保证。
这场叛乱波及面很广，杭爱山南北很多人都对乔巴山的红色统治恨之人骨，因而，一听到哈尔藏多尔济发动了武装叛乱，便纷纷前来投奔。叛乱还波及库苏古勒省和扎布汗省。
库苏古勒省位于苏蒙边境的库苏冶周围，有著名的木伦河流过，那儿的草肥水丰，是十分富足的牧场。
扎布汗省在库苏古勒西面，境内有扎布汗河，著名的乌里雅苏台就是扎布汗河岸之重镇，也是原来外蒙王公贵族和清朝驻军居住的地方。
乔巴山面对全国这么大范围内的叛乱，不免有些惊慌，于是他向斯大林发电，请求苏联政府的援助。
斯大林详细了解了外蒙古的情况后，便向外蒙古政府运送大量武器和弹药，并派一批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参谋入蒙，协助乔巴山平叛。
乔巴山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才将哈尔藏多尔济的叛军消灭。
日本企图把外蒙古变成“满洲第二”的幻想破灭了。
日本在满洲制造紧张局势，弄得草木皆兵，把中国的东三省变成了亚洲的火药捅。与此同时，希特勒在德国进行法西斯专制敢治，得寸进尺地践踏凡尔赛和约，积极准备发动战争，使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而处在内陆的外蒙古，现在又处在苏联、中国和日本的夹缝之中，因而处境也十分艰难。
外蒙古实行亲苏政策，把一切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苏联的支持之上，因而成了苏联在远东的一个前沿基地；中国虽然拥有外蒙古的主权，但这只是一个名义和一种形式；日本则一心想在占领东北三省后，如法炮制一个“大蒙古国”将中国的外蒙古，内蒙古和青海等省都归人其中。
外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威胁，内有耿——杰米德等亲日派，加上接连不断发生的叛乱，使外蒙古最高统治者乔巴山坐卧不安。
他似乎看到了：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势如破竹，横扫外蒙古，把蒙古变成其又一殖民地，而他——不可一世的乔巴山却成了日本军的阶下囚……
不久前，他走出了狠毒的一招，把耿科与杰米德两位地位显赫的要员置于死地，并宣布将向苏联政府“借兵”，苏联在外蒙古秘密驻军的事实。这样，他更无保留地投入了斯大林的怀抱。
1936年3月12日，外蒙政府曾与苏联政府签订《蒙苏互助协定书》，议定“无论协议双方的那一方遭受了敌对国家的侵略，另一方都应无条件地支持该国的反侵略战争。”
根据这一协定，乔巴山致电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请求军事援助。电文如下：
“苏联人民政府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鉴于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制造的紧张局势，使蒙古人民直接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的威胁。为了保护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侵略，我们衷心地请求苏联政府派遣军队援助蒙古。”
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接电后，立即下令，派遣红军第57特别军进入外蒙古，增援原秘密驻蒙苏军。
这是斯大林早有部署的。
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莫斯科政府就曾对日本驻苏大使声明，如果日本方面对外蒙古有任何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苏联将对日本采取必要的报复措施。
日本在蒙满边境上制造的各种冲突事件，不能不引起从1921年起就一直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着友好关系的苏联政府的关注。
1936年3月1日，斯大林也明确表示：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在远东最亲密的朋友，如果日本决定进犯并侵害其独立，我们就不得不进行援助，我们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者在蒙古领土上横行。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永远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原则和义务。
1937年9月，从北冰洋刮来的西伯利亚寒流，夹杂着北冰洋的阵阵寒气，向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包袭来，带给人一股深秋的寒意。
一列大型的火车在西伯利亚的山岭和平原之间奔驰着。
一座山接着一座山、一条河接着一条河，一个村接着一个村，都被列车抛在身后，它只知道不住地喊：“前进——！前进——！”
这列火车是从莫斯科开往外蒙古的军用列车，车上坐满了从苏联来的红军战士。
他们奉最高统帅斯大林之命，到远东、到外蒙古长期执行任务，完成抵御日本侵略军的使命。
他们的脸上露着激动而欣喜的神情。他们把能接受这神圣的使命当作自己最大的荣幸。
斯大林告诉他们，蒙古人民和苏联人民是手足兄弟。蒙古虽不属于苏联，但却同苏联的本土一样重要。
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上一代红军战士，曾奉伟大领袖列宁之命，到蒙古执行军事任务，好多人整整呆了四年才撤离蒙古。
今天呢？他们也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吗？
这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正处于幻想、浪漫的岁月，有的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有的则是刚刚跨入结婚殿堂的新郎，有的正在热恋之中……
瞧，克谢尼耶夫卡正在思念他的情侣，想象着他与情侣的幽会，甜甜蜜蜜。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轻轻唱，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
多么迷人的晚上！
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
水面积着银色月色，
一阵轻风，一阵歌声，
多么幽静的晚上！”
是啊，多么幽静的晚上！可是他离开家乡、离开情人却越来越远了……
列车经过五天的奔波终于来到了外蒙古的边境城市阿尔坦布拉克。
年轻的红军战士纷纷跳下火车，踏着整齐的步伐，迈进了异国的千里草原上。
到1932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请”到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圆了他多年的美梦。为了保住并控制溥仪的江山，日本在东北派驻了号称“皇军之花”的强大军队——关东军。为他们在远东称霸的基础。
然后，他们又把目标转向了中国北方的外蒙古和内蒙古。
早在1921年前后，日本曾插手外蒙事务。当时，他们趁世界帝国主义各国都以武力镇压苏联之机，在远东纠集了近十万军队，同时联合外蒙古的封建主进攻苏联。
在干涉苏联的过程中，外蒙古自治“政府”的博克多格根利用机会同日军方面联络，指望日本能够给蒙古以支持。后来，博克多格根迫于形势，决定取消“自治”，归服中国政府。日本收买了白俄军官恩琴，帮助傅克多格根把中国在库伦的驻军赶走了。恢复了外蒙古的“自治”，中国军队被迫驻扎在恰克图附近的买卖城。
1921年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把苏联红军“请”进了外蒙古，把恩琴的军趴和中国的军队都赶出外蒙古，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日本占领满洲以后，其在远东的力量明显加强，因而对外蒙古进行干预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实力。
负责满蒙事务的日本外交官井口十分狂妄地宣称：“大东亚只有在我们日本的领导下才能获得安全、自由和发展。没有日本的领导，亚洲就会被白人控制，北方的俄国、太平洋对岸的美国，还有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他们都想吞并东亚，我们必须提前控制东亚包括满洲、朝鲜、蒙古和中国。这是我们的国策，也是我们的奋斗理想。”
为了在外蒙古建立象“满洲国”一样的政权，日本政府招引在喇嘛世界中享有崇高地位的班禅活佛，并向他许诺，将来在蒙古集立了新政权，将由班禅活佛作蒙古的国王。
1932年春季，哈尔藏多尔济联合了外蒙古库苏古勒省、扎布汗省、北杭爱省以及南抗爱省四个地区的许多王公、喇嘛和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日本人与他们相互勾结，给他们提供战略物资、武器弹药，还向他们提议，让班禅活佛到外蒙古来主持大事。
哈尔藏多尔济虽发动了叛乱，但对于前途也心中无底，他知道班禅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倘若能借助他的声望，则大事定然有望。
他决定答应日本的要求。在与井口派来的间谍秘密会面时，他说：
“我们愿意请班禅活佛到外蒙古来，如果我们反对乔巴山的武装力量获得成功，我们一定尊班禅活佛为蒙古的大汗。”
“好！一言为定。我们大日本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你们的军事行动，争取能把俄国在外蒙的代盲人乔巴山消灭掉，让外蒙古重新回到外蒙古人的手中。”日本间谍向哈尔藏多尔济打下保证。
“我们这里缺少的昼武器和粮食，只要你们提供足够的枪炮和粮食，我们就一定能消灭乔巴山！”
哈尔藏多尔济如此保证。
这场叛乱波及面很广，杭爱山南北很多人都对乔巴山的红色统治恨之人骨，因而，一听到哈尔藏多尔济发动了武装叛乱，便纷纷前来投奔。叛乱还波及库苏古勒省和扎布汗省。
库苏古勒省位于苏蒙边境的库苏冶周围，有著名的木伦河流过，那儿的草肥水丰，是十分富足的牧场。
扎布汗省在库苏古勒西面，境内有扎布汗河，著名的乌里雅苏台就是扎布汗河岸之重镇，也是原来外蒙王公贵族和清朝驻军居住的地方。
乔巴山面对全国这么大范围内的叛乱，不免有些惊慌，于是他向斯大林发电，请求苏联政府的援助。
斯大林详细了解了外蒙古的情况后，便向外蒙古政府运送大量武器和弹药，并派一批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参谋入蒙，协助乔巴山平叛。
乔巴山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才将哈尔藏多尔济的叛军消灭。
日本企图把外蒙古变成“满洲第二”的幻想破灭了。
日本在满洲制造紧张局势，弄得草木皆兵，把中国的东三省变成了亚洲的火药捅。与此同时，希特勒在德国进行法西斯专制敢治，得寸进尺地践踏凡尔赛和约，积极准备发动战争，使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而处在内陆的外蒙古，现在又处在苏联、中国和日本的夹缝之中，因而处境也十分艰难。
外蒙古实行亲苏政策，把一切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苏联的支持之上，因而成了苏联在远东的一个前沿基地；中国虽然拥有外蒙古的主权，但这只是一个名义和一种形式；日本则一心想在占领东北三省后，如法炮制一个“大蒙古国”将中国的外蒙古，内蒙古和青海等省都归人其中。
外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威胁，内有耿——杰米德等亲日派，加上接连不断发生的叛乱，使外蒙古最高统治者乔巴山坐卧不安。
他似乎看到了：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势如破竹，横扫外蒙古，把蒙古变成其又一殖民地，而他——不可一世的乔巴山却成了日本军的阶下囚……
不久前，他走出了狠毒的一招，把耿科与杰米德两位地位显赫的要员置于死地，并宣布将向苏联政府“借兵”，苏联在外蒙古秘密驻军的事实。这样，他更无保留地投入了斯大林的怀抱。
1936年3月12日，外蒙政府曾与苏联政府签订《蒙苏互助协定书》，议定“无论协议双方的那一方遭受了敌对国家的侵略，另一方都应无条件地支持该国的反侵略战争。”
根据这一协定，乔巴山致电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请求军事援助。电文如下：
“苏联人民政府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鉴于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制造的紧张局势，使蒙古人民直接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的威胁。为了保护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侵略，我们衷心地请求苏联政府派遣军队援助蒙古。”
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接电后，立即下令，派遣红军第57特别军进入外蒙古，增援原秘密驻蒙苏军。
这是斯大林早有部署的。
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莫斯科政府就曾对日本驻苏大使声明，如果日本方面对外蒙古有任何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苏联将对日本采取必要的报复措施。
日本在蒙满边境上制造的各种冲突事件，不能不引起从1921年起就一直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着友好关系的苏联政府的关注。
1936年3月1日，斯大林也明确表示：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在远东最亲密的朋友，如果日本决定进犯并侵害其独立，我们就不得不进行援助，我们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者在蒙古领土上横行。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永远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原则和义务。
1937年9月，从北冰洋刮来的西伯利亚寒流，夹杂着北冰洋的阵阵寒气，向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包袭来，带给人一股深秋的寒意。
一列大型的火车在西伯利亚的山岭和平原之间奔驰着。
一座山接着一座山、一条河接着一条河，一个村接着一个村，都被列车抛在身后，它只知道不住地喊：“前进——！前进——！”
这列火车是从莫斯科开往外蒙古的军用列车，车上坐满了从苏联来的红军战士。
他们奉最高统帅斯大林之命，到远东、到外蒙古长期执行任务，完成抵御日本侵略军的使命。
他们的脸上露着激动而欣喜的神情。他们把能接受这神圣的使命当作自己最大的荣幸。
斯大林告诉他们，蒙古人民和苏联人民是手足兄弟。蒙古虽不属于苏联，但却同苏联的本土一样重要。
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上一代红军战士，曾奉伟大领袖列宁之命，到蒙古执行军事任务，好多人整整呆了四年才撤离蒙古。
今天呢？他们也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吗？
这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正处于幻想、浪漫的岁月，有的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有的则是刚刚跨入结婚殿堂的新郎，有的正在热恋之中……
瞧，克谢尼耶夫卡正在思念他的情侣，想象着他与情侣的幽会，甜甜蜜蜜。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轻轻唱，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
多么迷人的晚上！
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
水面积着银色月色，
一阵轻风，一阵歌声，
多么幽静的晚上！”
是啊，多么幽静的晚上！可是他离开家乡、离开情人却越来越远了……
列车经过五天的奔波终于来到了外蒙古的边境城市阿尔坦布拉克。
年轻的红军战士纷纷跳下火车，踏着整齐的步伐，迈进了异国的千里草原上。
29日上午9点多。
当尾高师团长接到苏军在沙草峰以南构筑阵地的报告后，他怎么也坐不住了，立即命令日国境守备队长对其发起进攻。他认为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不同，因此就强辩说，这与行前下达的当地守军返回原防地的命令并不矛盾，请求朝鲜军司令官允许他再次集结兵力。
朝鲜军和大本营虽然同意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另作处理的意见，但原则上仍坚持不扩大的方针，禁止他们在追击时越过边境。
然而尾高师团长本来就属于对苏强硬派，常常为没能参加在中国进行的战争而抱怨不已。他不满意这一方针，事先也未向朝鲜军司令部请示，就独断专行地擅自决定向苏军进攻。
31日拂晓，日军向张鼓峰到沙草峰一线苏军阵地发动夜袭击，总共投入一个联队约1600人的兵力。进攻基本获得成功，苏军向东撤退。
日军刚一行动，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便命令驻波谢特地区步行第40师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同时派出两个加强营派往齐缅纳亚山和扎奥绎尔纳亚山，很快爆发了激烈战斗。
苏军于8月初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布留赫尔元帅把哈桑湖战争交给远东军区参谋长格奥尔基·什捷伦军长直接指挥其本部开始策划一次进攻。
8月6日，首先对高地进行了轰炸和密集炮轰，随后苏联步兵发动攻击。
8月9日，在双方遭到沉重伤亡之后，战斗实际上停顿下来，日军放弃了对有争议领土的占领。
真正的战斗是在5月28日以后。
5月13日，小松原师团长以两个步兵中队配属给东八百藏中佐率领的骑兵联队，编成东支队派赴战场；又把海拉尔的全部满军（约三百名）拨归支队指挥。
东支队在空军支援下发起进攻，外蒙军15日撤退到哈拉哈河左岸。因此，东支队退回海拉尔。便在东支队撤退后，外蒙军又到了右岸，并构筑阵地。对当面之敌如何处置，在小松原师团长和关东军司令部之间意见有些分歧。司令部主张对外蒙军的入侵采取静观态度，伺机一举击败它；而小松原却主张立即予以打击。结果采纳了小松原的意见，然而等待它的却是整个骑兵联队全军覆没的惨剧。
小松原师团长决心确保哈拉哈河一线，又给东支队配属了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编成山县支队，而且空军也得到加强，与外蒙古军以及新派来的以机械化部队为主的苏军对峙。
28日，由于日军发起进攻而重开战端。日本方面把以步兵为中心的主力配置在苏蒙军方面，派东骑兵联队迂回到敌人侧面进攻，以断其退路。但是，苏军的坦克、炮兵的进攻异常猛烈，使日军主力陷于困境，特别是派去进攻苏军侧背的东骑兵联队反被切断退路，被坦克包围歼灭。东骑兵联队士兵或撞在一起倒在一处，或横卧在烧毁的汽车上活活被烧死，其惨状真是令人目不忍睹。师团长又派了三个炮兵中队上去，以与苏军对抗，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终于难挽败局。
31日，日军撤离战场。
这就是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这次事件用关东军的话来说，是“胜负各半”。但除了空军的胜利外，日本方面根本无胜利可言。由于真实情况连参谋本部也未能及时准确地报告、以致日本参谋次长还打来祝捷的电报。不难想像在这种事态面前，小松原师团长万念皆灰。在“边界纠纷处理纲要”的重压下，几乎以师团长独断专行的形式进行的这场战斗，以一个联队被歼而告终。
关东军制定了大胆的作战计划：预定7月1日开始进攻。集结于诺门坎的第二十三师团和安冈支队，由于日本方面已夺取制宝权，认为可以放心大胆地渡过哈拉哈河，冲入左岸的敌人阵地，一举把苏军歼灭。
7月2日夜，第二十三师团主力按预定计划到达哈拉哈河左岸。对此，苏联方面的抵抗非常激烈，出动了数百辆坦克回击。在这次战斗中，日本的反坦克炮和用燃烧瓶实行近战击毁行军坦克的战术发挥了威力。
3日下午，战局开始转为对日本不利，二十三师团撤退到哈拉哈河右岸与安冈支队会合。另外，左右岸对敌人阵地实施进攻，安冈支队也损失了四十辆坦克败退下来。
5日，日本再次发起进攻，由于受到坦克和重炮的火力拦截未获成功。
10日以后，战线呈胶着状态。
看到这种情况，参谋本部知道在诺门坎短期以内很难取胜，准备由日本方面作出让步（具体来说承认外蒙和苏联主张的边界线）以结束这场战斗。但关东军却坚持说苏联方面的损失也很大，主张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于是，参谋本部20日调关东军参谋长矾谷回京，拿出“诺门坎事件处理纲要”（主要内容是把事件限制在局部范围，坚守在哈拉哈河右岸，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给他看，他却说苏联无进行全面战争的意向。所以，只有彻底予以打击，问题才能解决，他把参谋本部的指导一下子给顶了回去。
关东军深感苏联的兵力比预想的要强大得多，而自己的炮兵力量不足。因此，又由内地调来了三个重炮联队，7月23日发动了第三次进攻。结果也失败了，战场仍处于胶着状态。
在这其间，关东军解散了6月中旬受到打击，损失惨重的安同支队，在满洲全境实施防空管制。
8月，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出命令，在海拉尔组织第六军，直接指挥作战。第六军司令官由狄州立兵中将担任。战争由此转人了持久战。
苏联方面在朱可夫指挥下组建了第一军团，以五个装甲师（坦克、装甲车各420辆）为中心不断增强兵力。
8月，苏军重新夺回了由日本夺去的制空权。在日本方面开始考虑持久战和越冬的时候，苏联方面准备好了大规模的8月攻势。8月10日前后，苏联方面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由26日开始转入真正的进攻。在这之前，这一带集结的兵力有三个狙击师，五个装甲师，两个骑兵师，远远超过日本方面的估计。
关东军继续采取强硬态度，苏联也决心保卫自己主张的边界，而且决心在这里进行一场短期决战。之所以采取这一方针，也许是考虑到欧洲形势的发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8月23日签订的。总之，苏军30日在大批飞机有力支援下全线展开攻势，在重新补充的新式坦克群的掩护下。大部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一步步地向日军压过来。23日，已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困，切断了日军的退路。
对此，关东军将主力第七师团投入战斗。25日，又决定将第二、第五师团投入战斗，力图改变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重新站稳脚跟。但为时已晚，退路已被切断，防御阵地也被穿插分割成几块，只能在几个孤立的据点里进行抵抗。
这样，苏蒙军确实是出其不意地进攻了关东军。8月20日这天是星期日。据朱可夫回忆说，特意选择星期日作为发动攻势的头一天，是趁第二十三师团部队官兵不戒备的机会。
不过，这种出其不意，并不在于选择星期日发动进攻，而是在这之前就已产生的其它因素。正如前面所述，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过低地估计了敌军的力量。
对于苏军的进攻，日军曾企图突出包围，但只能白白增加伤亡。孤立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被攻克，29日，日水军队完全被驱逐出外蒙古主张的边界线以外。
其中最悲惨的是第二十三师团。它在第一次诺门坎事件时已失去一个联队，之后虽然进行了补充，但没有很强的装备，依然被配备在第一线。
在24日苏军发动攻势时，小林恒一少将指挥的一个步兵团，被配备在赫尔斯坦河以东第一线。经一天苦战、黄昏时终于冲入苏军阵地。但是，苏军坦克马上反攻，在阵地上来回乱轧。日本的反坦克炮和燃烧瓶对苏军的新式坦克已失去作用（在第一次战斗中坦克被打中后多马上起火燃烧，而这次却几乎都不燃烧），于是，步兵团陷入一片混乱，受到毁灭性打击，不得不后退。在这次战斗中，小林团长自己也被坦克轧成重伤。其他士兵被坦克轧死轧伤的也很多，这一切都说明战斗的激烈和日本方面的无谋。
28日到29日，当师团司令部准备撤往赫尔斯坦河以北去时，突然受到来自高地的攻击，整个师团完全被坦克群包围起来。开始时在第一线的山县武光联队长烧掉军旗，拔刀自裁，小松原师团长给军司令官写好遗书，也准备发起最后一次冲锋，以死相拼。由于军司令官的劝阻，才率领残兵败将撤了回来，据说连密码本也烧掉了。
第二十二师团死伤一万一千多人。死伤率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地被歼灭了。而且许多指指官战死，侥幸活下来的也有许多怕擅自退却，军司令官会追究责任而剖腹自杀。师团长自己于事件后回到东京待罪，结果一命呜呼。
第二十三师团组建刚刚一年就被歼灭，这一历史事实具体说明了诺门坎的悲剧，由干师团长自己的强硬论引起的这一事件，由于关东军也转向强硬而得到扩大，终于使师团自身走上进退维谷、难以自拔的境地，最后遭到灭顶之灾。
当尾高师团长接到苏军在沙草峰以南构筑阵地的报告后，他怎么也坐不住了，立即命令日国境守备队长对其发起进攻。他认为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不同，因此就强辩说，这与行前下达的当地守军返回原防地的命令并不矛盾，请求朝鲜军司令官允许他再次集结兵力。
朝鲜军和大本营虽然同意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另作处理的意见，但原则上仍坚持不扩大的方针，禁止他们在追击时越过边境。
然而尾高师团长本来就属于对苏强硬派，常常为没能参加在中国进行的战争而抱怨不已。他不满意这一方针，事先也未向朝鲜军司令部请示，就独断专行地擅自决定向苏军进攻。
31日拂晓，日军向张鼓峰到沙草峰一线苏军阵地发动夜袭击，总共投入一个联队约1600人的兵力。进攻基本获得成功，苏军向东撤退。
日军刚一行动，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便命令驻波谢特地区步行第40师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同时派出两个加强营派往齐缅纳亚山和扎奥绎尔纳亚山，很快爆发了激烈战斗。
苏军于8月初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布留赫尔元帅把哈桑湖战争交给远东军区参谋长格奥尔基·什捷伦军长直接指挥其本部开始策划一次进攻。
8月6日，首先对高地进行了轰炸和密集炮轰，随后苏联步兵发动攻击。
8月9日，在双方遭到沉重伤亡之后，战斗实际上停顿下来，日军放弃了对有争议领土的占领。
真正的战斗是在5月28日以后。
5月13日，小松原师团长以两个步兵中队配属给东八百藏中佐率领的骑兵联队，编成东支队派赴战场；又把海拉尔的全部满军（约三百名）拨归支队指挥。
东支队在空军支援下发起进攻，外蒙军15日撤退到哈拉哈河左岸。因此，东支队退回海拉尔。便在东支队撤退后，外蒙军又到了右岸，并构筑阵地。对当面之敌如何处置，在小松原师团长和关东军司令部之间意见有些分歧。司令部主张对外蒙军的入侵采取静观态度，伺机一举击败它；而小松原却主张立即予以打击。结果采纳了小松原的意见，然而等待它的却是整个骑兵联队全军覆没的惨剧。
小松原师团长决心确保哈拉哈河一线，又给东支队配属了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编成山县支队，而且空军也得到加强，与外蒙古军以及新派来的以机械化部队为主的苏军对峙。
28日，由于日军发起进攻而重开战端。日本方面把以步兵为中心的主力配置在苏蒙军方面，派东骑兵联队迂回到敌人侧面进攻，以断其退路。但是，苏军的坦克、炮兵的进攻异常猛烈，使日军主力陷于困境，特别是派去进攻苏军侧背的东骑兵联队反被切断退路，被坦克包围歼灭。东骑兵联队士兵或撞在一起倒在一处，或横卧在烧毁的汽车上活活被烧死，其惨状真是令人目不忍睹。师团长又派了三个炮兵中队上去，以与苏军对抗，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终于难挽败局。
31日，日军撤离战场。
这就是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这次事件用关东军的话来说，是“胜负各半”。但除了空军的胜利外，日本方面根本无胜利可言。由于真实情况连参谋本部也未能及时准确地报告、以致日本参谋次长还打来祝捷的电报。不难想像在这种事态面前，小松原师团长万念皆灰。在“边界纠纷处理纲要”的重压下，几乎以师团长独断专行的形式进行的这场战斗，以一个联队被歼而告终。
关东军制定了大胆的作战计划：预定7月1日开始进攻。集结于诺门坎的第二十三师团和安冈支队，由于日本方面已夺取制宝权，认为可以放心大胆地渡过哈拉哈河，冲入左岸的敌人阵地，一举把苏军歼灭。
7月2日夜，第二十三师团主力按预定计划到达哈拉哈河左岸。对此，苏联方面的抵抗非常激烈，出动了数百辆坦克回击。在这次战斗中，日本的反坦克炮和用燃烧瓶实行近战击毁行军坦克的战术发挥了威力。
3日下午，战局开始转为对日本不利，二十三师团撤退到哈拉哈河右岸与安冈支队会合。另外，左右岸对敌人阵地实施进攻，安冈支队也损失了四十辆坦克败退下来。
5日，日本再次发起进攻，由于受到坦克和重炮的火力拦截未获成功。
10日以后，战线呈胶着状态。
看到这种情况，参谋本部知道在诺门坎短期以内很难取胜，准备由日本方面作出让步（具体来说承认外蒙和苏联主张的边界线）以结束这场战斗。但关东军却坚持说苏联方面的损失也很大，主张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于是，参谋本部20日调关东军参谋长矾谷回京，拿出“诺门坎事件处理纲要”（主要内容是把事件限制在局部范围，坚守在哈拉哈河右岸，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给他看，他却说苏联无进行全面战争的意向。所以，只有彻底予以打击，问题才能解决，他把参谋本部的指导一下子给顶了回去。
关东军深感苏联的兵力比预想的要强大得多，而自己的炮兵力量不足。因此，又由内地调来了三个重炮联队，7月23日发动了第三次进攻。结果也失败了，战场仍处于胶着状态。
在这其间，关东军解散了6月中旬受到打击，损失惨重的安同支队，在满洲全境实施防空管制。
8月，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出命令，在海拉尔组织第六军，直接指挥作战。第六军司令官由狄州立兵中将担任。战争由此转人了持久战。
苏联方面在朱可夫指挥下组建了第一军团，以五个装甲师（坦克、装甲车各420辆）为中心不断增强兵力。
8月，苏军重新夺回了由日本夺去的制空权。在日本方面开始考虑持久战和越冬的时候，苏联方面准备好了大规模的8月攻势。8月10日前后，苏联方面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由26日开始转入真正的进攻。在这之前，这一带集结的兵力有三个狙击师，五个装甲师，两个骑兵师，远远超过日本方面的估计。
关东军继续采取强硬态度，苏联也决心保卫自己主张的边界，而且决心在这里进行一场短期决战。之所以采取这一方针，也许是考虑到欧洲形势的发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8月23日签订的。总之，苏军30日在大批飞机有力支援下全线展开攻势，在重新补充的新式坦克群的掩护下。大部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一步步地向日军压过来。23日，已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困，切断了日军的退路。
对此，关东军将主力第七师团投入战斗。25日，又决定将第二、第五师团投入战斗，力图改变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重新站稳脚跟。但为时已晚，退路已被切断，防御阵地也被穿插分割成几块，只能在几个孤立的据点里进行抵抗。
这样，苏蒙军确实是出其不意地进攻了关东军。8月20日这天是星期日。据朱可夫回忆说，特意选择星期日作为发动攻势的头一天，是趁第二十三师团部队官兵不戒备的机会。
不过，这种出其不意，并不在于选择星期日发动进攻，而是在这之前就已产生的其它因素。正如前面所述，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过低地估计了敌军的力量。
对于苏军的进攻，日军曾企图突出包围，但只能白白增加伤亡。孤立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被攻克，29日，日水军队完全被驱逐出外蒙古主张的边界线以外。
其中最悲惨的是第二十三师团。它在第一次诺门坎事件时已失去一个联队，之后虽然进行了补充，但没有很强的装备，依然被配备在第一线。
在24日苏军发动攻势时，小林恒一少将指挥的一个步兵团，被配备在赫尔斯坦河以东第一线。经一天苦战、黄昏时终于冲入苏军阵地。但是，苏军坦克马上反攻，在阵地上来回乱轧。日本的反坦克炮和燃烧瓶对苏军的新式坦克已失去作用（在第一次战斗中坦克被打中后多马上起火燃烧，而这次却几乎都不燃烧），于是，步兵团陷入一片混乱，受到毁灭性打击，不得不后退。在这次战斗中，小林团长自己也被坦克轧成重伤。其他士兵被坦克轧死轧伤的也很多，这一切都说明战斗的激烈和日本方面的无谋。
28日到29日，当师团司令部准备撤往赫尔斯坦河以北去时，突然受到来自高地的攻击，整个师团完全被坦克群包围起来。开始时在第一线的山县武光联队长烧掉军旗，拔刀自裁，小松原师团长给军司令官写好遗书，也准备发起最后一次冲锋，以死相拼。由于军司令官的劝阻，才率领残兵败将撤了回来，据说连密码本也烧掉了。
第二十二师团死伤一万一千多人。死伤率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地被歼灭了。而且许多指指官战死，侥幸活下来的也有许多怕擅自退却，军司令官会追究责任而剖腹自杀。师团长自己于事件后回到东京待罪，结果一命呜呼。
第二十三师团组建刚刚一年就被歼灭，这一历史事实具体说明了诺门坎的悲剧，由干师团长自己的强硬论引起的这一事件，由于关东军也转向强硬而得到扩大，终于使师团自身走上进退维谷、难以自拔的境地，最后遭到灭顶之灾。
“打倒苏联”，这已是日本陆军的传统使命，每年的年度计划都主要是以苏联为假设敌制订出来的。其主力当然是“对付弱方敌人”的关东军。因此，关东军强烈地意识到它是保卫“帝国生命线”的满洲的“尖兵”。
诺门坎之战终于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场战争不但对关东军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战斗，而且对整个日本军队来说，也是一场以用现代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为对手的第一次战斗。关东军对苏军兵力的估计太天真了，就拿这一点来说，苏军仅坦克战就打出许多新战术，日军方面几乎无法招架，无计可施。这对于自封为“常胜不败”之军的日军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又很难说它已接受了教训。虽然强调了机械化，但在日本陆军中依靠白刃格斗的想法依然根深蒂固。而这种“精神第一”，随着战局的恶化，越发强调起来。
正如朱可夫所评价的一样，日军军官尤其是佐官（相当于校官）和将官“缺乏训练和积极性，有教条主义倾向”。而“军士级干部的训练良好，他们不顾一切地顽强战斗。他们从不投降，能毫不犹豫的自杀。”
如此这般，关东军究竟还定得多远！
当日本关东军在外蒙古东部的哈勒欣河向外蒙古军队进行挑衅时，苏联红军在朱可夫将军指挥下旗开得胜。而当苏联西部边境遭到德国军队的疯狂进攻时，外蒙古首领觉得他们应该回报苏联而奔赴前线。
布麻曾德在小呼拉尔会议上向蒙古人民提出倡议：“在1921年，当我们蒙古人民军遭到恩琴匪军的袭击时，是苏联红军帮助了我们；在1939年，当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从东部边疆进攻我们的时候，又是英雄的苏联红军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免受满洲人的亡国命运。而现在，当德国法西斯向我们的盟友苏联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时候，我们蒙古人该怎么办？”
“支援苏联红军，打倒法西斯德国！”
“组织志愿军，奔赴前线！”
会场上大呼大喊大叫不绝于耳。
布麻曾德见此情景，他高声说：
“好！现在我宣布！我们蒙古人民革命军决定组建‘蒙古骑兵团’，奔赴苏德战场，帮助苏联人民保卫祖国！”
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
当布麻曾德这位二十年前冲锋陷阵的老骑兵团团长，向乔巴山汇报小呼拉尔会议的情景时，乔巴山听后说：
“是啊，反对希特勒是正义的行为，谁也阻挡不了！虽然我们的兵力也很有限，但为了正义的事业，我们可以组建两个骑兵团，奔赴苏德战场！具体的事务由你去安排吧！”
布麻曾德走出乔巴山的办公室，刚走了几步，忽然在见一个十分健壮的青年军官。他叫丹纳多济，出生在蒙古西部的科布多省。自幼家境贫寒，今年刚满二十六岁，是在蒙古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将领，他是小呼拉尔大会的代表，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就是他建议派军奔赴前线的。
丹纳多济曾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读书，对苏联和共产党有特殊的感情，在1939年的反日战役中，身先士卒，屡立战功，被提拔为人民革命军某团团长，是蒙古人民革命军最年轻的团长。
这时，他拦住布麻曾德，说：
“布麻曾德主席，请答应我一个请求，如果我们组建骑兵团，一定要让我参加，好吗？”
“你才结婚几天，就这么急着要上前线，家里怎么办？”布麻曾德关心地问。
“不怕，家里是我个人的事，可抗击法西斯是民族国家的事，我怎能因小失大呢，我不去，真感到不舒服。主席，还是答应我的请求吧：”丹纳多济十分恳切地请求道。
“那好，你先回去跟新娘子说一声，如果她同意你去，你就去；她不让你去，你就得乖乖地在家里呆着，”布麻曾德半开玩笑地说。
“是！我这就回去请示！”丹纳多济高兴地敬了一个礼，转身跑回家去了。
对于妻子，他是很有办法对付的。
第二天，布麻曾德召开大会，商议有关组建骑兵团的事。丹纳多济也在场，他已说服了妻子。
“现在，我宣布，我们决定组建两个骑兵团，共一万人，配备精良的马刀和冲锋枪，于1942年2月开赴苏德战场，支援苏联的卫国战争！”
他扫视了一下全场，目光停留在丹纳多济身上，继续宣布：
“蒙古人民军骑兵团第一团团长，由丹纳多济同志担任！第二团团长由阿尔拜格同志担任！”
丹纳多济和阿尔拜格同时站起，立正，向布麻曾德行军礼，然后说：“是！”
他们俩是校友，都毕业于苏联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不过阿尔拜格比丹纳多济高三级，年龄大五岁。
现在，这两位由苏联培养出来的青年军官，接受了远征德国的任务，都深感责任之重大。
1942年2月1日，蒙古骑兵团一万人乘坐一列专用列车向东欧平原驰去。
这是蒙古军队首次到欧洲参战。
诺门坎之战终于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场战争不但对关东军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战斗，而且对整个日本军队来说，也是一场以用现代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为对手的第一次战斗。关东军对苏军兵力的估计太天真了，就拿这一点来说，苏军仅坦克战就打出许多新战术，日军方面几乎无法招架，无计可施。这对于自封为“常胜不败”之军的日军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又很难说它已接受了教训。虽然强调了机械化，但在日本陆军中依靠白刃格斗的想法依然根深蒂固。而这种“精神第一”，随着战局的恶化，越发强调起来。
正如朱可夫所评价的一样，日军军官尤其是佐官（相当于校官）和将官“缺乏训练和积极性，有教条主义倾向”。而“军士级干部的训练良好，他们不顾一切地顽强战斗。他们从不投降，能毫不犹豫的自杀。”
如此这般，关东军究竟还定得多远！
当日本关东军在外蒙古东部的哈勒欣河向外蒙古军队进行挑衅时，苏联红军在朱可夫将军指挥下旗开得胜。而当苏联西部边境遭到德国军队的疯狂进攻时，外蒙古首领觉得他们应该回报苏联而奔赴前线。
布麻曾德在小呼拉尔会议上向蒙古人民提出倡议：“在1921年，当我们蒙古人民军遭到恩琴匪军的袭击时，是苏联红军帮助了我们；在1939年，当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从东部边疆进攻我们的时候，又是英雄的苏联红军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免受满洲人的亡国命运。而现在，当德国法西斯向我们的盟友苏联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时候，我们蒙古人该怎么办？”
“支援苏联红军，打倒法西斯德国！”
“组织志愿军，奔赴前线！”
会场上大呼大喊大叫不绝于耳。
布麻曾德见此情景，他高声说：
“好！现在我宣布！我们蒙古人民革命军决定组建‘蒙古骑兵团’，奔赴苏德战场，帮助苏联人民保卫祖国！”
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
当布麻曾德这位二十年前冲锋陷阵的老骑兵团团长，向乔巴山汇报小呼拉尔会议的情景时，乔巴山听后说：
“是啊，反对希特勒是正义的行为，谁也阻挡不了！虽然我们的兵力也很有限，但为了正义的事业，我们可以组建两个骑兵团，奔赴苏德战场！具体的事务由你去安排吧！”
布麻曾德走出乔巴山的办公室，刚走了几步，忽然在见一个十分健壮的青年军官。他叫丹纳多济，出生在蒙古西部的科布多省。自幼家境贫寒，今年刚满二十六岁，是在蒙古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将领，他是小呼拉尔大会的代表，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就是他建议派军奔赴前线的。
丹纳多济曾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读书，对苏联和共产党有特殊的感情，在1939年的反日战役中，身先士卒，屡立战功，被提拔为人民革命军某团团长，是蒙古人民革命军最年轻的团长。
这时，他拦住布麻曾德，说：
“布麻曾德主席，请答应我一个请求，如果我们组建骑兵团，一定要让我参加，好吗？”
“你才结婚几天，就这么急着要上前线，家里怎么办？”布麻曾德关心地问。
“不怕，家里是我个人的事，可抗击法西斯是民族国家的事，我怎能因小失大呢，我不去，真感到不舒服。主席，还是答应我的请求吧：”丹纳多济十分恳切地请求道。
“那好，你先回去跟新娘子说一声，如果她同意你去，你就去；她不让你去，你就得乖乖地在家里呆着，”布麻曾德半开玩笑地说。
“是！我这就回去请示！”丹纳多济高兴地敬了一个礼，转身跑回家去了。
对于妻子，他是很有办法对付的。
第二天，布麻曾德召开大会，商议有关组建骑兵团的事。丹纳多济也在场，他已说服了妻子。
“现在，我宣布，我们决定组建两个骑兵团，共一万人，配备精良的马刀和冲锋枪，于1942年2月开赴苏德战场，支援苏联的卫国战争！”
他扫视了一下全场，目光停留在丹纳多济身上，继续宣布：
“蒙古人民军骑兵团第一团团长，由丹纳多济同志担任！第二团团长由阿尔拜格同志担任！”
丹纳多济和阿尔拜格同时站起，立正，向布麻曾德行军礼，然后说：“是！”
他们俩是校友，都毕业于苏联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不过阿尔拜格比丹纳多济高三级，年龄大五岁。
现在，这两位由苏联培养出来的青年军官，接受了远征德国的任务，都深感责任之重大。
1942年2月1日，蒙古骑兵团一万人乘坐一列专用列车向东欧平原驰去。
这是蒙古军队首次到欧洲参战。
会议在争吵、妥协的不断交替中已进入第五天。
这天下午，罗斯福总统正靠在轮椅上休息。他的健康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了，尽管在会场上他总是显得那么激昂。他是如此的疲惫不堪，以至于他自己也怀疑会不会突然倒下，永远地离开他的祖国和人民。
门被推开了，侍卫进来报告：斯大林元帅来访。
“请他进来，”罗斯福一边吩咐，一边披上人们所熟悉的斗篷，褶纹清晰可见。
斯大林情绪高昂，大踏步进门，他的后面跟着他那年轻的翻译巴甫洛夫。
两位巨人相互寒喧了一阵，斯大林用那双严峻而又不太老实的黄眼睛注视着罗斯福老态龙钟的身体，转入了正题。
罗斯福早就知道这位共产主义“沙皇”要说什么。果然，斯大林用简练而沉着的口气说：
“总统先生，您是否清楚去年底我与哈里曼大使的谈话内容？当时我向他阐述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
那是1944年12月14日，哈里曼大使遵循罗斯福的指示，问斯大林，苏联在这方面有何要求。斯大林走到隔壁房间，拿出一幅地图。
他说：“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应归还苏联，日本人现在控制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人口，我们认为苏联人有权保卫通往这一重要海港的交通线，而通往太平洋的出口目前都在敌人手里，或被敌人卡断了。”
斯大林又拿起一支铅笔，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一个圈，说：“苏联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
哈里曼说：“我记得罗斯福总统和您曾在德黑兰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我记得不错，总统所设想的是一个国际自由港。”
斯大林说：“这可以讨论。此外，我希望租借中东铁路。”
哈里曼问：“您最关心的那四条铁路呢？”
斯大林回答，“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过，我绝无意干涉中国对满洲的主权。”
哈里曼自然明白：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以及苏联军队的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
但他没有点明，他在等待着斯大林进一步的要求，而且，没有总统的指令，他是无权擅发议论的。
斯大林顿了顿，又提出了在德黑兰没有谈到的问题：“另外，我希望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保持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这一点虽出意外，但哈里曼并不吃惊，许多年来，苏联一直希望保卫他们西伯利亚南部漫长的边界。
关于这次谈话，罗斯福是清楚的，于是他说：
“是的，我已收到了哈里曼大使的报告，我觉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争结束时归还苏联，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困难的。”
斯大林又问：“那么，关于苏联在远东的不冻港呢？”
罗斯福坐在轮椅上的身子转动了一下，语气颇为模棱两可：
“元帅。您还记得我们在德黑兰的谈话吧？当时我曾建议给苏联使用南满铁路终点的不冻港——大概是辽东半岛的大连吧？不过，很遗憾，我一直没有机会同蒋介石元帅讨论此事，因此，在这里我不能代中国人讲话，”
罗斯福这种含糊的回答，显然不能使斯大林感到满意，他说：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呢？当然，这些条件能得到满足后，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罗斯福让步了，他说；“苏联要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有两个方法：第一，租借；第二，使之成为某种形式的国际自由港。”
斯大林看出了罗斯福对于苏联对日作战的愿望之迫切，便又提出了其他的几项要求。
他说；“另外，关于外蒙古长久自治和苏联使用满洲铁路的问题，大概是应该给予允许吧。”
罗斯福显然中了斯大林的圈套，欲拔不能了，在考虑远东的所有问题时，他最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美国对日作战计划，当时，先后在硫磺岛和冲绳岛的牺牲惨重的作战正要发动，而在1945年秋季大举入侵日本本土岛屿的计划也正在制订。罗斯福的失策是他高估了日本的反抗实力，他认为，没有苏联参战，太平洋战争因此会延长，美国将要付出惊人的伤亡代价。
他承认：“去东京的路途，遥远艰巨。德国的失败，并不意味日本的屈膝，相反的，我们要准备在太平洋上付出惊人的代价。”
善于利用机会的斯大林，焉能轻易放过这天赐良机？
罗斯福一退再退，他说：“外蒙古永久自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苏联使用满洲铁路，虽然我未曾同蒋介石元帅商谈，但有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经营管理；第二，置于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苏联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之下。”
罗斯福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我还没有同蒋介石元帅会谈；我觉得同中国人讲话的困难之一是：同他们讲的任何事情，不出二十四小时，全世界都会知道。”
斯大林深有同感：“是的，中国人的确让人不放心，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必要同中国人去讲，我担保苏联最高苏维埃会保密的。”
罗斯福也作了担保：“除在座各位外，我保证不向其他任何一个人提起此事。”
斯大林又说：“关于中国人方面，宋子文预期在4月底要访问莫斯科。我认为，当能够从西线腾出一些苏联部队、调二十五个师到远东的时候，就可以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了。”
罗斯福说，“一旦苏联部队完成这种转移，我特派遣一个美国官员取道莫斯科，前往重庆，把这些条件通告蒋介石元帅。”
斯大林坚持这些条件必须以书面形式写下而且必须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罗斯福表示：“这可以办到。”
两天之后，下午2时。哈里曼大使应莫洛托夫邀请，拜访了苏联代表住处——科里阿斯宫。莫洛托夫把斯大林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的英文译本交给哈里曼。
哈里曼看了文件之后，指出：他认为总统必将提出以下几项修正意见：旅顺口和大连应是自由港，满洲铁路应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经营，而且所有这些协议必须得到中国人的同意。
回到利瓦吉亚宫，哈里曼即取得罗斯福对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见的同意。
下尔4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及随从人员在大舞厅举行第七次全体大会。休息时，斯大林向哈里曼解释，他心目中的协定有待进一步的修改。
哈里曼：“总统正在这儿，您何不趁机直接向他提出呢？”
斯大林转向罗斯福走去。他对总统说：
“总统先生，您的修改意见的确更为合适，我同意满洲铁路由中苏委员会共同经营，也非常愿意使大连港成为国际自由港，但是旅顺港的情形有所不同，我已计划好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因而需要租用，您看如何？”
罗斯福考虑了一下，终于答应了，但他又补充道：“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取得蒋介石元帅的同意，在此之前，我不愿对这种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事作出最后处理。”
斯大林说：“那理当如此。但蒋介石也应该同意外蒙古维持现状。”
总统又问：“您是否愿意在宋子文抵达莫斯科时，与他商谈这此事项呢？”
斯大林回答道：“我作为当事的一方，还是由您向蒋介石提出为妥。”
总统接着提出：“考虑到保密问题，这件事应该什么时候同蒋介石讨论？”
斯大林说：“我会通知您的。”
总统说：“那好，我等您的信，届时我将派人去重庆，送给赫尔利大使一件指令。”
这时，丘吉尔打断了讨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便问斯大林：
“您决定对日作战，对远东有什么要求？”
斯大林也不详述，只是说：“我需要有一个象旅顺口那样的海军基地。”
丘吉尔笑了，他说：“我们将欢迎苏联船只出现在太平洋，我们也赞成苏联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得到补偿。”
2月10日晚。罗斯福寝宫，哈里曼把刚刚与莫洛托夫草拟的协定递呈罗斯福，罗斯福阅后，拿起笔鉴上了他的大名。
他知道这份协定对他意味着什么，但苏联终于同意对日宣战，他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至于中国，他想，蒋介石尽管有损失，但对于有助于维护他的政权生存的一项协定，有什么理由反对呢？这时的罗斯福有一种顽固的思想：战后的世界：还不是美苏两国说了算吗？
2月14日。这个秘密协定又放在了丘吉尔的办公桌上。“对于远东的事，少管为佳！”他想道，于是拿起笔，在末端鉴上了自己的名字。
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
1945年2月11日于雅尔塔
苏美英三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二十月或三十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l、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旅顺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J．斯大林
富兰克林·D·罗斯福
温斯顿·B·丘吉尔
7月5日，蒋介石收到宋子文来电后，在重庆召开了党政要员会议，讨论莫斯科会谈事宜。一些官员主张，完全拒绝斯大对外蒙的要求。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苏联对满洲和新疆问题的保证不可忽视，同时，不制订一个限制性条约，苏联红军不仅可以占领满洲、新疆和内蒙，还有可能侵入华北。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接受斯大林的要求。
在当晚的日记中，蒋介石表示他对当天作出的决定承担责任。他写道：如果拒绝了斯大林在外蒙的要求，就不可能达成协议，以保证满洲和新疆的领土及行政主权，也不能解决中共问题。而且，这样一来，外蒙古长期被苏军占领，中国的声明只是“徒有虚名”。因此他认为，为了“追求形式”而去冒“国家蒙难”之险，不能算是明智之举。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赫尔利，请他立即转告杜鲁门，总统，中国准备在外蒙同题上，对苏联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同时，电告宋子文：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整，始能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
（三）中国政府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投票许其独立，但此议案在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四）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作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由中苏共管，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与此同时，宋子文仍在作各方努力。他请哈里曼打电报给华盛顿，要求弄清美国对外蒙“现状“一词的确切解释，并告诉他说，从中国的角度看，斯大林在外蒙问题上的要求超出了雅尔塔协定的范围。
杜鲁门拒绝了中国寻求美国介入的意图。
他指示哈里曼说，在任何与莫斯科会谈有关的雅尔塔条款上，美国都不干预。这实际上等于“非正式地”告诉宋子文，美国拒绝讨论在雅尔塔会议提出的“现状”一词，也就是表示，美国同意维持外蒙现有的“法律”地位。
7月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作出一项新指示，实际上是用在外蒙的重大让步换取苏联减少对东北的要求。蒋介石在电文中说，为了得到苏联在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上的保证，中国愿意考虑外蒙的独立，斯大林应无条件地同意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即，接受中国对大连的管理权，对旅顺的行政管理权，以及“共同经营’”而不是“共同管理”满洲铁路。至于新疆。全部“失地”必须变归中央政府控制。在中共问题上，延安必须完全服从中央政府的军事和行政命令，国民议会开会时，经政府认可，共产党可以派一些代表参加，但绝不是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说，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那么他将“自动解决”外蒙问题。他提出，战后将举行公民投票，如果投票结果支持独立，将请国民议会承认，如果国民议会赞成了，政府将批准外蒙独立。
尽管蒋介石这一电报7月7日晚11时已到了宋子文手里，就是说在第三次会议开会之前。但宋子文仍想再作一次尝试，劝说斯大林不要割去外蒙。作为外长，他没有在中国放弃外蒙的声明上签字。
他向斯大林解释说：尽管中国原来的立场是在中苏协定中不涉及外蒙问题，但既然苏联反复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愿意予以考虑并在条约中予以解决。根据雅尔塔协定，中国准备“维持”并“同意”现状。而这一现状包括承认苏联在外蒙驻扎军队的现状及苏联在受到威胁时向外蒙增派军队的权利。中国还准备让外蒙高度自治，包括与苏联签订军事条约。
宋子文小心地避开了使用“承认”外蒙现状这个词。斯大林却打断他的话问：
“那么，外蒙是否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
宋子文没作直接回答，他请斯大林“面对现实”，对中国政府不能“承认”外蒙给予理解：
“中国不能承认外蒙独立的原因很简单，生存是自然法则的第一要素，任何时候割让外蒙的中国统治机构都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现在的政府也一样；如果承认外蒙独立，政府将自身难保，甚至中国最极端的自由分子也反对承认外蒙独立。”
但斯大林仍未动摇：“我们不能对此让步，中国现在不反对苏联在外蒙驻军，但是二三十年之后呢？在中国边界驻军可不同于在一些小国。”
在这个问题上，会议投能达成任何协议。下面是会谈结束时宋子文和斯大林的一段对话：
宋子文：斯大林大元帅已坦率地讲了他本人的意见，我对他的远见表示钦佩，但我们也面临着现在与未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生存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提出了关于外蒙的现实性建议。
斯大林：但这一建议并不现实。
宋子文：在我国政府着来，这是最现实的。
斯大林：但我们不一同意。
宋子文：我是奉命行事的。
斯大林：不得到外蒙古，我就是不甘心。
宋子文：很遗憾，阁下不能理解我们的立场，在中国看来，这一立场是极其现实的。
斯大林：很遗憾，阁下不能理解我们的立场。到此为止吧。
中苏第四次会谈开始于7月9日时，宋子文显然已从与莫洛托夫的讨论中看出，苏联对外蒙问题的立场未作改变。于是在会议一开始，他就声明：中国准备作出重大让步。他说：“从1931年起，日本就一直在强迫中国承认满洲独立，但徒劳无益。中国也一直拒绝苏联要求外蒙独立，因为承认外蒙独立，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还会少使中国政府出现危机。但是现在中国政府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中山先生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愿于击败日本之后，允许外蒙独立，并拟采用公民投票方式通过后公布之，外蒙区域宜以中国旧疆界地图为准。
既然中国在外蒙这一关键问题上作了让步，斯大林也打算在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承诺。当宋子文提出苏联如何帮助平定新疆叛乱时，斯大林打趣道：“我将派苏联红军进驻新疆，您意下加何？”
宋子文连忙摆手拒绝道：“不、不！请您制止从苏联往新疆运送武器，也许这样更合适。”
接着，宋子文又问：“斯大林元帅，假如苏联红军进了东北，仍将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吗？”
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已经说过，我愿意根据你们的要求发表任何声明。我们承认中国在满洲有全部主权。”
宋子文吁了一口气，虽说失去外蒙古，愧对委员长和国人，但争得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也算是一种心理补偿了。当然，委员们所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共问题，对此，他不能不对委员长有个满意的交待。
然而，斯大林的态度却很含糊：
“我们没有支持也不打算支持中共。我们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中国还有其他政府，或是自封的政府，这当然得由中国自己解决。”
一时间，室内寂静无声。宋子文觉得十分压抑，而斯大林则不住地抽着烟，一根接一根。
全室烟雾腾腾。
宋子文实在忍不住这种气氛，但再次对斯大林欠了欠身，问：
“那么，您个人的看法呢？”
斯大林也似乎有些难以忍受宋子文这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了。他反问道：
“阁下意欲何为？阁下不是已说过希望我们支持蒋主席的政府而不要给中共武器吗？”
宋子文说：“是的。”
“那么阁下还有什么打算呢？难道您希望我们派军队帮助你们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吗？”
“不，我们只希望把中共军队编入政府军之中，并希望苏联对此能尽力。”
“这是合理要求，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
“我们准备让中共参加我们组织的战时内阁和军事委员会，但我们不能容忍他们反对政府。”
斯大林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目前的局势确实难以令人满意。”
宋子文所期待的，是斯大林命令中共解除武装，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受斯大林指令的。
当然，他决意料不到：中共在倔强的毛泽东领导之下，受斯大林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这天下午，罗斯福总统正靠在轮椅上休息。他的健康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了，尽管在会场上他总是显得那么激昂。他是如此的疲惫不堪，以至于他自己也怀疑会不会突然倒下，永远地离开他的祖国和人民。
门被推开了，侍卫进来报告：斯大林元帅来访。
“请他进来，”罗斯福一边吩咐，一边披上人们所熟悉的斗篷，褶纹清晰可见。
斯大林情绪高昂，大踏步进门，他的后面跟着他那年轻的翻译巴甫洛夫。
两位巨人相互寒喧了一阵，斯大林用那双严峻而又不太老实的黄眼睛注视着罗斯福老态龙钟的身体，转入了正题。
罗斯福早就知道这位共产主义“沙皇”要说什么。果然，斯大林用简练而沉着的口气说：
“总统先生，您是否清楚去年底我与哈里曼大使的谈话内容？当时我向他阐述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
那是1944年12月14日，哈里曼大使遵循罗斯福的指示，问斯大林，苏联在这方面有何要求。斯大林走到隔壁房间，拿出一幅地图。
他说：“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应归还苏联，日本人现在控制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人口，我们认为苏联人有权保卫通往这一重要海港的交通线，而通往太平洋的出口目前都在敌人手里，或被敌人卡断了。”
斯大林又拿起一支铅笔，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一个圈，说：“苏联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
哈里曼说：“我记得罗斯福总统和您曾在德黑兰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我记得不错，总统所设想的是一个国际自由港。”
斯大林说：“这可以讨论。此外，我希望租借中东铁路。”
哈里曼问：“您最关心的那四条铁路呢？”
斯大林回答，“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过，我绝无意干涉中国对满洲的主权。”
哈里曼自然明白：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以及苏联军队的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
但他没有点明，他在等待着斯大林进一步的要求，而且，没有总统的指令，他是无权擅发议论的。
斯大林顿了顿，又提出了在德黑兰没有谈到的问题：“另外，我希望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保持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这一点虽出意外，但哈里曼并不吃惊，许多年来，苏联一直希望保卫他们西伯利亚南部漫长的边界。
关于这次谈话，罗斯福是清楚的，于是他说：
“是的，我已收到了哈里曼大使的报告，我觉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争结束时归还苏联，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困难的。”
斯大林又问：“那么，关于苏联在远东的不冻港呢？”
罗斯福坐在轮椅上的身子转动了一下，语气颇为模棱两可：
“元帅。您还记得我们在德黑兰的谈话吧？当时我曾建议给苏联使用南满铁路终点的不冻港——大概是辽东半岛的大连吧？不过，很遗憾，我一直没有机会同蒋介石元帅讨论此事，因此，在这里我不能代中国人讲话，”
罗斯福这种含糊的回答，显然不能使斯大林感到满意，他说：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呢？当然，这些条件能得到满足后，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罗斯福让步了，他说；“苏联要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有两个方法：第一，租借；第二，使之成为某种形式的国际自由港。”
斯大林看出了罗斯福对于苏联对日作战的愿望之迫切，便又提出了其他的几项要求。
他说；“另外，关于外蒙古长久自治和苏联使用满洲铁路的问题，大概是应该给予允许吧。”
罗斯福显然中了斯大林的圈套，欲拔不能了，在考虑远东的所有问题时，他最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美国对日作战计划，当时，先后在硫磺岛和冲绳岛的牺牲惨重的作战正要发动，而在1945年秋季大举入侵日本本土岛屿的计划也正在制订。罗斯福的失策是他高估了日本的反抗实力，他认为，没有苏联参战，太平洋战争因此会延长，美国将要付出惊人的伤亡代价。
他承认：“去东京的路途，遥远艰巨。德国的失败，并不意味日本的屈膝，相反的，我们要准备在太平洋上付出惊人的代价。”
善于利用机会的斯大林，焉能轻易放过这天赐良机？
罗斯福一退再退，他说：“外蒙古永久自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苏联使用满洲铁路，虽然我未曾同蒋介石元帅商谈，但有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经营管理；第二，置于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苏联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之下。”
罗斯福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我还没有同蒋介石元帅会谈；我觉得同中国人讲话的困难之一是：同他们讲的任何事情，不出二十四小时，全世界都会知道。”
斯大林深有同感：“是的，中国人的确让人不放心，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必要同中国人去讲，我担保苏联最高苏维埃会保密的。”
罗斯福也作了担保：“除在座各位外，我保证不向其他任何一个人提起此事。”
斯大林又说：“关于中国人方面，宋子文预期在4月底要访问莫斯科。我认为，当能够从西线腾出一些苏联部队、调二十五个师到远东的时候，就可以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了。”
罗斯福说，“一旦苏联部队完成这种转移，我特派遣一个美国官员取道莫斯科，前往重庆，把这些条件通告蒋介石元帅。”
斯大林坚持这些条件必须以书面形式写下而且必须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罗斯福表示：“这可以办到。”
两天之后，下午2时。哈里曼大使应莫洛托夫邀请，拜访了苏联代表住处——科里阿斯宫。莫洛托夫把斯大林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的英文译本交给哈里曼。
哈里曼看了文件之后，指出：他认为总统必将提出以下几项修正意见：旅顺口和大连应是自由港，满洲铁路应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经营，而且所有这些协议必须得到中国人的同意。
回到利瓦吉亚宫，哈里曼即取得罗斯福对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见的同意。
下尔4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及随从人员在大舞厅举行第七次全体大会。休息时，斯大林向哈里曼解释，他心目中的协定有待进一步的修改。
哈里曼：“总统正在这儿，您何不趁机直接向他提出呢？”
斯大林转向罗斯福走去。他对总统说：
“总统先生，您的修改意见的确更为合适，我同意满洲铁路由中苏委员会共同经营，也非常愿意使大连港成为国际自由港，但是旅顺港的情形有所不同，我已计划好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因而需要租用，您看如何？”
罗斯福考虑了一下，终于答应了，但他又补充道：“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取得蒋介石元帅的同意，在此之前，我不愿对这种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事作出最后处理。”
斯大林说：“那理当如此。但蒋介石也应该同意外蒙古维持现状。”
总统又问：“您是否愿意在宋子文抵达莫斯科时，与他商谈这此事项呢？”
斯大林回答道：“我作为当事的一方，还是由您向蒋介石提出为妥。”
总统接着提出：“考虑到保密问题，这件事应该什么时候同蒋介石讨论？”
斯大林说：“我会通知您的。”
总统说：“那好，我等您的信，届时我将派人去重庆，送给赫尔利大使一件指令。”
这时，丘吉尔打断了讨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便问斯大林：
“您决定对日作战，对远东有什么要求？”
斯大林也不详述，只是说：“我需要有一个象旅顺口那样的海军基地。”
丘吉尔笑了，他说：“我们将欢迎苏联船只出现在太平洋，我们也赞成苏联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得到补偿。”
2月10日晚。罗斯福寝宫，哈里曼把刚刚与莫洛托夫草拟的协定递呈罗斯福，罗斯福阅后，拿起笔鉴上了他的大名。
他知道这份协定对他意味着什么，但苏联终于同意对日宣战，他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至于中国，他想，蒋介石尽管有损失，但对于有助于维护他的政权生存的一项协定，有什么理由反对呢？这时的罗斯福有一种顽固的思想：战后的世界：还不是美苏两国说了算吗？
2月14日。这个秘密协定又放在了丘吉尔的办公桌上。“对于远东的事，少管为佳！”他想道，于是拿起笔，在末端鉴上了自己的名字。
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
1945年2月11日于雅尔塔
苏美英三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二十月或三十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l、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旅顺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J．斯大林
富兰克林·D·罗斯福
温斯顿·B·丘吉尔
7月5日，蒋介石收到宋子文来电后，在重庆召开了党政要员会议，讨论莫斯科会谈事宜。一些官员主张，完全拒绝斯大对外蒙的要求。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苏联对满洲和新疆问题的保证不可忽视，同时，不制订一个限制性条约，苏联红军不仅可以占领满洲、新疆和内蒙，还有可能侵入华北。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接受斯大林的要求。
在当晚的日记中，蒋介石表示他对当天作出的决定承担责任。他写道：如果拒绝了斯大林在外蒙的要求，就不可能达成协议，以保证满洲和新疆的领土及行政主权，也不能解决中共问题。而且，这样一来，外蒙古长期被苏军占领，中国的声明只是“徒有虚名”。因此他认为，为了“追求形式”而去冒“国家蒙难”之险，不能算是明智之举。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赫尔利，请他立即转告杜鲁门，总统，中国准备在外蒙同题上，对苏联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同时，电告宋子文：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整，始能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
（三）中国政府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投票许其独立，但此议案在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四）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作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由中苏共管，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与此同时，宋子文仍在作各方努力。他请哈里曼打电报给华盛顿，要求弄清美国对外蒙“现状“一词的确切解释，并告诉他说，从中国的角度看，斯大林在外蒙问题上的要求超出了雅尔塔协定的范围。
杜鲁门拒绝了中国寻求美国介入的意图。
他指示哈里曼说，在任何与莫斯科会谈有关的雅尔塔条款上，美国都不干预。这实际上等于“非正式地”告诉宋子文，美国拒绝讨论在雅尔塔会议提出的“现状”一词，也就是表示，美国同意维持外蒙现有的“法律”地位。
7月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作出一项新指示，实际上是用在外蒙的重大让步换取苏联减少对东北的要求。蒋介石在电文中说，为了得到苏联在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上的保证，中国愿意考虑外蒙的独立，斯大林应无条件地同意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即，接受中国对大连的管理权，对旅顺的行政管理权，以及“共同经营’”而不是“共同管理”满洲铁路。至于新疆。全部“失地”必须变归中央政府控制。在中共问题上，延安必须完全服从中央政府的军事和行政命令，国民议会开会时，经政府认可，共产党可以派一些代表参加，但绝不是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说，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那么他将“自动解决”外蒙问题。他提出，战后将举行公民投票，如果投票结果支持独立，将请国民议会承认，如果国民议会赞成了，政府将批准外蒙独立。
尽管蒋介石这一电报7月7日晚11时已到了宋子文手里，就是说在第三次会议开会之前。但宋子文仍想再作一次尝试，劝说斯大林不要割去外蒙。作为外长，他没有在中国放弃外蒙的声明上签字。
他向斯大林解释说：尽管中国原来的立场是在中苏协定中不涉及外蒙问题，但既然苏联反复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愿意予以考虑并在条约中予以解决。根据雅尔塔协定，中国准备“维持”并“同意”现状。而这一现状包括承认苏联在外蒙驻扎军队的现状及苏联在受到威胁时向外蒙增派军队的权利。中国还准备让外蒙高度自治，包括与苏联签订军事条约。
宋子文小心地避开了使用“承认”外蒙现状这个词。斯大林却打断他的话问：
“那么，外蒙是否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
宋子文没作直接回答，他请斯大林“面对现实”，对中国政府不能“承认”外蒙给予理解：
“中国不能承认外蒙独立的原因很简单，生存是自然法则的第一要素，任何时候割让外蒙的中国统治机构都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现在的政府也一样；如果承认外蒙独立，政府将自身难保，甚至中国最极端的自由分子也反对承认外蒙独立。”
但斯大林仍未动摇：“我们不能对此让步，中国现在不反对苏联在外蒙驻军，但是二三十年之后呢？在中国边界驻军可不同于在一些小国。”
在这个问题上，会议投能达成任何协议。下面是会谈结束时宋子文和斯大林的一段对话：
宋子文：斯大林大元帅已坦率地讲了他本人的意见，我对他的远见表示钦佩，但我们也面临着现在与未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生存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提出了关于外蒙的现实性建议。
斯大林：但这一建议并不现实。
宋子文：在我国政府着来，这是最现实的。
斯大林：但我们不一同意。
宋子文：我是奉命行事的。
斯大林：不得到外蒙古，我就是不甘心。
宋子文：很遗憾，阁下不能理解我们的立场，在中国看来，这一立场是极其现实的。
斯大林：很遗憾，阁下不能理解我们的立场。到此为止吧。
中苏第四次会谈开始于7月9日时，宋子文显然已从与莫洛托夫的讨论中看出，苏联对外蒙问题的立场未作改变。于是在会议一开始，他就声明：中国准备作出重大让步。他说：“从1931年起，日本就一直在强迫中国承认满洲独立，但徒劳无益。中国也一直拒绝苏联要求外蒙独立，因为承认外蒙独立，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还会少使中国政府出现危机。但是现在中国政府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中山先生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愿于击败日本之后，允许外蒙独立，并拟采用公民投票方式通过后公布之，外蒙区域宜以中国旧疆界地图为准。
既然中国在外蒙这一关键问题上作了让步，斯大林也打算在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承诺。当宋子文提出苏联如何帮助平定新疆叛乱时，斯大林打趣道：“我将派苏联红军进驻新疆，您意下加何？”
宋子文连忙摆手拒绝道：“不、不！请您制止从苏联往新疆运送武器，也许这样更合适。”
接着，宋子文又问：“斯大林元帅，假如苏联红军进了东北，仍将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吗？”
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已经说过，我愿意根据你们的要求发表任何声明。我们承认中国在满洲有全部主权。”
宋子文吁了一口气，虽说失去外蒙古，愧对委员长和国人，但争得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也算是一种心理补偿了。当然，委员们所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共问题，对此，他不能不对委员长有个满意的交待。
然而，斯大林的态度却很含糊：
“我们没有支持也不打算支持中共。我们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中国还有其他政府，或是自封的政府，这当然得由中国自己解决。”
一时间，室内寂静无声。宋子文觉得十分压抑，而斯大林则不住地抽着烟，一根接一根。
全室烟雾腾腾。
宋子文实在忍不住这种气氛，但再次对斯大林欠了欠身，问：
“那么，您个人的看法呢？”
斯大林也似乎有些难以忍受宋子文这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了。他反问道：
“阁下意欲何为？阁下不是已说过希望我们支持蒋主席的政府而不要给中共武器吗？”
宋子文说：“是的。”
“那么阁下还有什么打算呢？难道您希望我们派军队帮助你们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吗？”
“不，我们只希望把中共军队编入政府军之中，并希望苏联对此能尽力。”
“这是合理要求，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
“我们准备让中共参加我们组织的战时内阁和军事委员会，但我们不能容忍他们反对政府。”
斯大林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目前的局势确实难以令人满意。”
宋子文所期待的，是斯大林命令中共解除武装，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受斯大林指令的。
当然，他决意料不到：中共在倔强的毛泽东领导之下，受斯大林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外蒙古对日宣战以后，向前线派出了几乎所有的军队。
富有作战经验的“蒙古人民和国”元帅乔巴山担任总司令，蒙古人民革命军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泽登巴尔为政治部主任。
在苏联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外蒙古从未置身事外，一直支援苏联的对德战争。
战争一开始，外蒙古就展开了筹集支援苏军基金的捐款运动，提出“一切胁从于苏德战场的利益”的口号。
1941年10月，第一趟支援苏军的列车驶出，其总值达183万图格里克，此外，还有58万7千图格里克现款汇往苏联国家银行。
此后，这一运动很快发展为真正的全民运动，满载御寒服装、粮食和包裹的列车一趟接一趟地从蒙古驶往苏联……
1943年，外蒙古人民军中央委员会，又发动人民，筹集资金购置坦克、飞机，组建了“革命蒙古”坦克纵队和“蒙古牧民”航空大队，为打败德国立下大功。
外蒙古还不断为苏军提供马匹，总数达50多万匹。
在苏联的帮助下，蒙古也加强了军队建设，其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炮兵和航空兵有了颇大的增长。
苏蒙的军事合作也十分密切，向苏联提供在外蒙境内驻兵的权利，是合作的形式之一。
战争期间，在外蒙领土上的苏军有第17集团军。德国投降后，苏联又向蒙古派去了其他军团和兵团，组成了后贝加尔方面军。
这是苏联对日战争的主力之一，参战的蒙古军队就加入这一方面军，作为苏军之右翼。
8月9日0时10分，苏蒙联军在漆着红星的歼击机掩护下，借着夜幕，同时在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境线。
4时30分。苏蒙主力部队开始进攻。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向多伦方面前进，另一路则自战线右翼末端沿国境线向二连浩特方向推进。
一路之上，尽管大雨倾盆，道路泥泞难行，但各部队的行军速度却异常神速。
担任主要突出任务的军队是诸兵种合成的第17、39、53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蒙古骑兵机械化集群的任务是在方面军右翼保障主力的行动。
苏蒙骑兵所面对的是日军两个步兵师团、两个步兵旅团和伪满军及德王的近十个骑兵师和步兵师。由于日军第三方面军的主力已撤回新京和沈阳地域，苏蒙骑兵进军阻力较小。
苏蒙联军的行动以蒙古塔姆察克布拉克突击部为中心，各部队向前推进，如同一个中心点发出的无数只简明箭头所形成的扇面。主力从阿尔山筑垒地域旁边通过，向大兴安岭进攻。
蒙古的沙漠和草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众多的军队。
在方面军的右翼，普利耶夫将军指挥下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正越过戈壁滩。
苏蒙士兵并肩向荒漠进军，他们踏着一道道就象火山迸发那样烟尘滚滚的沙丘，越过坎坷不平的荒芜的盐碱地，沿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向敌军前进。
他们必须穿过五百公里的沙漠，才能达到最近的一条河流。
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在8月9日消灭了敌人的国境守备队之后，开始成行军纵队快速向前开进。
战役第一天，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多伦方向上就推进了五十五公里。
先遣支队到达了那仁宝力格，这个方向上的德王骑兵和日军步兵全部被击溃并放下武器。几乎没有同苏蒙骑兵交锋就向华北退却了。
他们继续推进，主力于8月10日到达了宝尔陶苏木以北二十公里一线。次日，又越过了宝尔陶苏木后面的沙漠，接近了大兴安岭的西南支脉。
1945年8月7日，即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第二天，中苏第二轮谈判在莫斯科开始。
新任中国外长王士杰与宋子文不同，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外蒙问题。而是达成一项协议，以限制苏联在满洲的行动和与中共的联系。
在8月4日的日记中，王士杰写道：没有这样一项协定，就会产生一系列与苏联侵入满洲相连的问题，苏联甚至可能承认中共在满洲建立的政权。
此时美国政府改变了方针，由于原子弹的爆炸，美国对苏联参加远东作战的价值作了重新考虑。
他们认为：苏联的参战已不是迫使日本早日投降的根本因素了。这样一来，允许苏联进驻满洲，代价似乎显得太大了。
美国决定介入中苏谈判。
杜鲁门总统指示哈里曼转告斯大林，美国仍然支持雅尔塔协定，但美国认为，宋子文已经达到了协定的要求，美国希望苏联不要单方面强迫中国再作让步，否则会严重影响美国利益。
哈里曼向斯大林转告了杜鲁门的意见，并坚持根据雅尔塔协定对苏联的权利作出详细解释。
哈里曼认为：罗斯福承认苏联在大连和满洲铁路的“优先权”，仅仅是指保护苏联经满洲铁路到公海的优先权。
斯大林拒不接受，并强调说，雅尔塔协定中的“优先权”是确保证苏联在大连及其港口有行政权，并把该地划入军事区。
会谈期间，事态瞬息万变。8月8日，莫洛托夫就通知王士杰：苏联己对日宣战。
王士杰对苏联的友好行为表示感谢。
8月10日，王士杰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中获悉：日本己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
中国代表团立即考虑到日本投降将会对中苏关系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总体协定，一旦苏联红军占领满洲，苏联就会持强硬态度；而且，不签订一项条约、就无从限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也无法保证苏联最终撤出满洲。
同一天晚上9时，王士杰与斯大林进行第二次会谈。这天晚上，斯大林作出较大让步、取消了苏联通过联合委员会参与大连行政权的要求，并取消了在旅顺选派苏联行政官员的要求。斯大林还同意，在日军投降后三个月之内，苏联开始从满洲撤军。
但在会谈结束时，苏联不允许中国在承认外蒙独立的同时提出边界划分问题。
现在的焦点集中于在承认外蒙独立之后解决阿尔泰地区的争端，并划定新疆和外蒙边界，1911年之前的阿尔泰地区，是外蒙古的一部分，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阿尔泰被划归了新疆，20年代的苏联地图都是这么标的。此后，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把阿尔泰地区大约1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蒙古人民共和国”。1944年，在苏联支持下，阿尔泰西部发生叛乱，所有这些事实都使重庆感到担忧，如果不达成一项专门协定明确阿尔泰属于中国，那么，承认外蒙独立就将意味着割出西阿尔泰。斯大林拒绝提供地图证明外蒙边界，更加深了中国的疑虑。
斯大林也怀疑蒋介石以划定外蒙边界为借口，实际上不承认外蒙独立。蒋介石作出这种有附加条件的承认，就能够通过暂不达成边界协定、拒绝批准外蒙问题的公民投票结果等方式，使承认外蒙独立名存实亡。
第二轮会谈开始时，斯大林还表示愿意尊重并考虑王士杰提供的中国地图。但到8月10日第二次会议时，斯大林却断然拒绝划定边界的主张，而坚持说，边界已经十分清楚，近二十年来，外蒙与新疆边界上一直没有发生任何争端，重新划界毫无必要。
斯大林警告说：“如果中国不立即放弃重新划定边界的要求，内蒙古人民将会申请加入外蒙。”
8月12日，蒋介石来电重申，必须在承认外蒙独立之前，重新划定边界，这一指示在中国谈判代表团中引起了争论。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的建议是不现实的，再延期下去，形势极其危险。
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都强烈意识到了形势的危急，准备把蒋介石的建议暂搁置一边。
王士杰的理由是：这建议将失去部分公众舆论的支持，并使立法院修改条约面临困境。但至少在外蒙问题上，在达成协议之前还要等待蒋介石的指示。
基于这种考虑，在蒋介石重新作出指令之前，下一步谈判还要推迟。
8月12日夜，王土杰致电蒋介石，建议说，在现有的悬案尤其是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是绝对必要的：
“在外蒙问题上，无法按您的指令行事，我们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致认为，我们必须达成一项中苏协定，如果再拖延，很容易出现意外事故，所以，我们诚恳地请您授权我们在外蒙问题和其它一些悬案上采取应急措施。”
第二天，蒋介石作了简要答复：“在外蒙问题和其它尚未解决的问题上，不需授权只等权宜处置可也。”
这是一个含糊的答复，什么才是“权宜的”适当方式？
仅仅一天前，蒋介石还指示他的代表们坚持划定外蒙边界，8月13日的指令是要改变这一立场吗？
不得而知。
显然，蒋介石是为推脱责任留了后路，万一事后受到舆论谴责，他尽可以说：“我并没有最后允许承认外蒙独立啊！那是王士杰他们的自作主张。”
王士杰与中国代表团仍然左右为难。他们虽然感到与苏联签约刻不容缓，但没有蒋介石的最后批准，都不敢贸然行事。
在这关键的时刻，代表团中的特殊人物——蒋大公子经国出面了。他表示愿承担个人责任，接受斯大林的要求。
8月14日，在斯大林主持下，谈判恢复。中方取消了重新划定外蒙边界的要求，斯大林同意双方交换照会，保证维持现有边界，并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
中方外长王士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置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要点为：
（一）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苏联政府声明苏方将尊重外蒙之政府独立与领土完整。
（二）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三）苏联重申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
（四）苏联声明关于新疆问题，苏方无意干涉中国内政。
（五）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以中苏共有共营，以三十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以上铁路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其路警由中国政府组织，不由铁路自办，除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期间外，该路不运输苏联军队，并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及中苏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该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升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该两铁路之用之附属事业为限，一切其他铁路支线与附属事业及土地，应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
（六）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中国政府同意依照另订之协定，在该自由港一半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租期为三十年，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联人员担任。
（七）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间三十年内，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地区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在该地区设中苏军事委员会，以处理共同使用的有关事项。
（八）苏联进入东北后之行政机构，苏联军队因军事行动之结果，进入中国东北三省后，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在作战地带，于作战所需之时内，属于苏联军总司令。中国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区域内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国民政府并派军事代表团驻在苏军总司令部，以资联系。中国政府曾与苏联政府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领土撤退的问题。斯大林声明自日本投降后，其军队当于三星期后，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为完成撤退之期。
签字之后，斯大林作了简短演说，再次指出帝俄与苏联的不同：前者是联合日本侵略中国，后者则希望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协同抗日。
斯大林说，中国现在并不完全相信苏联的态度，但事实的发展将会说明、苏联决不食言。
在当天夜里的会上，斯大林重申，苏联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富有作战经验的“蒙古人民和国”元帅乔巴山担任总司令，蒙古人民革命军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泽登巴尔为政治部主任。
在苏联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外蒙古从未置身事外，一直支援苏联的对德战争。
战争一开始，外蒙古就展开了筹集支援苏军基金的捐款运动，提出“一切胁从于苏德战场的利益”的口号。
1941年10月，第一趟支援苏军的列车驶出，其总值达183万图格里克，此外，还有58万7千图格里克现款汇往苏联国家银行。
此后，这一运动很快发展为真正的全民运动，满载御寒服装、粮食和包裹的列车一趟接一趟地从蒙古驶往苏联……
1943年，外蒙古人民军中央委员会，又发动人民，筹集资金购置坦克、飞机，组建了“革命蒙古”坦克纵队和“蒙古牧民”航空大队，为打败德国立下大功。
外蒙古还不断为苏军提供马匹，总数达50多万匹。
在苏联的帮助下，蒙古也加强了军队建设，其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炮兵和航空兵有了颇大的增长。
苏蒙的军事合作也十分密切，向苏联提供在外蒙境内驻兵的权利，是合作的形式之一。
战争期间，在外蒙领土上的苏军有第17集团军。德国投降后，苏联又向蒙古派去了其他军团和兵团，组成了后贝加尔方面军。
这是苏联对日战争的主力之一，参战的蒙古军队就加入这一方面军，作为苏军之右翼。
8月9日0时10分，苏蒙联军在漆着红星的歼击机掩护下，借着夜幕，同时在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境线。
4时30分。苏蒙主力部队开始进攻。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向多伦方面前进，另一路则自战线右翼末端沿国境线向二连浩特方向推进。
一路之上，尽管大雨倾盆，道路泥泞难行，但各部队的行军速度却异常神速。
担任主要突出任务的军队是诸兵种合成的第17、39、53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蒙古骑兵机械化集群的任务是在方面军右翼保障主力的行动。
苏蒙骑兵所面对的是日军两个步兵师团、两个步兵旅团和伪满军及德王的近十个骑兵师和步兵师。由于日军第三方面军的主力已撤回新京和沈阳地域，苏蒙骑兵进军阻力较小。
苏蒙联军的行动以蒙古塔姆察克布拉克突击部为中心，各部队向前推进，如同一个中心点发出的无数只简明箭头所形成的扇面。主力从阿尔山筑垒地域旁边通过，向大兴安岭进攻。
蒙古的沙漠和草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众多的军队。
在方面军的右翼，普利耶夫将军指挥下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正越过戈壁滩。
苏蒙士兵并肩向荒漠进军，他们踏着一道道就象火山迸发那样烟尘滚滚的沙丘，越过坎坷不平的荒芜的盐碱地，沿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向敌军前进。
他们必须穿过五百公里的沙漠，才能达到最近的一条河流。
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在8月9日消灭了敌人的国境守备队之后，开始成行军纵队快速向前开进。
战役第一天，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多伦方向上就推进了五十五公里。
先遣支队到达了那仁宝力格，这个方向上的德王骑兵和日军步兵全部被击溃并放下武器。几乎没有同苏蒙骑兵交锋就向华北退却了。
他们继续推进，主力于8月10日到达了宝尔陶苏木以北二十公里一线。次日，又越过了宝尔陶苏木后面的沙漠，接近了大兴安岭的西南支脉。
1945年8月7日，即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第二天，中苏第二轮谈判在莫斯科开始。
新任中国外长王士杰与宋子文不同，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外蒙问题。而是达成一项协议，以限制苏联在满洲的行动和与中共的联系。
在8月4日的日记中，王士杰写道：没有这样一项协定，就会产生一系列与苏联侵入满洲相连的问题，苏联甚至可能承认中共在满洲建立的政权。
此时美国政府改变了方针，由于原子弹的爆炸，美国对苏联参加远东作战的价值作了重新考虑。
他们认为：苏联的参战已不是迫使日本早日投降的根本因素了。这样一来，允许苏联进驻满洲，代价似乎显得太大了。
美国决定介入中苏谈判。
杜鲁门总统指示哈里曼转告斯大林，美国仍然支持雅尔塔协定，但美国认为，宋子文已经达到了协定的要求，美国希望苏联不要单方面强迫中国再作让步，否则会严重影响美国利益。
哈里曼向斯大林转告了杜鲁门的意见，并坚持根据雅尔塔协定对苏联的权利作出详细解释。
哈里曼认为：罗斯福承认苏联在大连和满洲铁路的“优先权”，仅仅是指保护苏联经满洲铁路到公海的优先权。
斯大林拒不接受，并强调说，雅尔塔协定中的“优先权”是确保证苏联在大连及其港口有行政权，并把该地划入军事区。
会谈期间，事态瞬息万变。8月8日，莫洛托夫就通知王士杰：苏联己对日宣战。
王士杰对苏联的友好行为表示感谢。
8月10日，王士杰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中获悉：日本己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
中国代表团立即考虑到日本投降将会对中苏关系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总体协定，一旦苏联红军占领满洲，苏联就会持强硬态度；而且，不签订一项条约、就无从限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也无法保证苏联最终撤出满洲。
同一天晚上9时，王士杰与斯大林进行第二次会谈。这天晚上，斯大林作出较大让步、取消了苏联通过联合委员会参与大连行政权的要求，并取消了在旅顺选派苏联行政官员的要求。斯大林还同意，在日军投降后三个月之内，苏联开始从满洲撤军。
但在会谈结束时，苏联不允许中国在承认外蒙独立的同时提出边界划分问题。
现在的焦点集中于在承认外蒙独立之后解决阿尔泰地区的争端，并划定新疆和外蒙边界，1911年之前的阿尔泰地区，是外蒙古的一部分，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阿尔泰被划归了新疆，20年代的苏联地图都是这么标的。此后，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把阿尔泰地区大约1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蒙古人民共和国”。1944年，在苏联支持下，阿尔泰西部发生叛乱，所有这些事实都使重庆感到担忧，如果不达成一项专门协定明确阿尔泰属于中国，那么，承认外蒙独立就将意味着割出西阿尔泰。斯大林拒绝提供地图证明外蒙边界，更加深了中国的疑虑。
斯大林也怀疑蒋介石以划定外蒙边界为借口，实际上不承认外蒙独立。蒋介石作出这种有附加条件的承认，就能够通过暂不达成边界协定、拒绝批准外蒙问题的公民投票结果等方式，使承认外蒙独立名存实亡。
第二轮会谈开始时，斯大林还表示愿意尊重并考虑王士杰提供的中国地图。但到8月10日第二次会议时，斯大林却断然拒绝划定边界的主张，而坚持说，边界已经十分清楚，近二十年来，外蒙与新疆边界上一直没有发生任何争端，重新划界毫无必要。
斯大林警告说：“如果中国不立即放弃重新划定边界的要求，内蒙古人民将会申请加入外蒙。”
8月12日，蒋介石来电重申，必须在承认外蒙独立之前，重新划定边界，这一指示在中国谈判代表团中引起了争论。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的建议是不现实的，再延期下去，形势极其危险。
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都强烈意识到了形势的危急，准备把蒋介石的建议暂搁置一边。
王士杰的理由是：这建议将失去部分公众舆论的支持，并使立法院修改条约面临困境。但至少在外蒙问题上，在达成协议之前还要等待蒋介石的指示。
基于这种考虑，在蒋介石重新作出指令之前，下一步谈判还要推迟。
8月12日夜，王土杰致电蒋介石，建议说，在现有的悬案尤其是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是绝对必要的：
“在外蒙问题上，无法按您的指令行事，我们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致认为，我们必须达成一项中苏协定，如果再拖延，很容易出现意外事故，所以，我们诚恳地请您授权我们在外蒙问题和其它一些悬案上采取应急措施。”
第二天，蒋介石作了简要答复：“在外蒙问题和其它尚未解决的问题上，不需授权只等权宜处置可也。”
这是一个含糊的答复，什么才是“权宜的”适当方式？
仅仅一天前，蒋介石还指示他的代表们坚持划定外蒙边界，8月13日的指令是要改变这一立场吗？
不得而知。
显然，蒋介石是为推脱责任留了后路，万一事后受到舆论谴责，他尽可以说：“我并没有最后允许承认外蒙独立啊！那是王士杰他们的自作主张。”
王士杰与中国代表团仍然左右为难。他们虽然感到与苏联签约刻不容缓，但没有蒋介石的最后批准，都不敢贸然行事。
在这关键的时刻，代表团中的特殊人物——蒋大公子经国出面了。他表示愿承担个人责任，接受斯大林的要求。
8月14日，在斯大林主持下，谈判恢复。中方取消了重新划定外蒙边界的要求，斯大林同意双方交换照会，保证维持现有边界，并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
中方外长王士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置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要点为：
（一）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苏联政府声明苏方将尊重外蒙之政府独立与领土完整。
（二）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三）苏联重申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
（四）苏联声明关于新疆问题，苏方无意干涉中国内政。
（五）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以中苏共有共营，以三十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以上铁路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其路警由中国政府组织，不由铁路自办，除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期间外，该路不运输苏联军队，并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及中苏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该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升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该两铁路之用之附属事业为限，一切其他铁路支线与附属事业及土地，应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
（六）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中国政府同意依照另订之协定，在该自由港一半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租期为三十年，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联人员担任。
（七）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间三十年内，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地区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在该地区设中苏军事委员会，以处理共同使用的有关事项。
（八）苏联进入东北后之行政机构，苏联军队因军事行动之结果，进入中国东北三省后，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在作战地带，于作战所需之时内，属于苏联军总司令。中国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区域内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国民政府并派军事代表团驻在苏军总司令部，以资联系。中国政府曾与苏联政府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领土撤退的问题。斯大林声明自日本投降后，其军队当于三星期后，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为完成撤退之期。
签字之后，斯大林作了简短演说，再次指出帝俄与苏联的不同：前者是联合日本侵略中国，后者则希望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协同抗日。
斯大林说，中国现在并不完全相信苏联的态度，但事实的发展将会说明、苏联决不食言。
在当天夜里的会上，斯大林重申，苏联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外蒙古政府接到中央政府承认外蒙独立的公告后，于2月间特派畜牧部长齐米得·多尔新·苏伦扎巴前来重庆报聘观光。
苏伦札巴率随员八人，于2月6日飞抵北平，7月飞抵重庆。13日外交部以换文方式与外蒙古建立两国邦交，并商讨交换使节及勘定中蒙详细边界线诸问题。17日苏伦札巴等离开重床，仍经北平飞返库伦。
苏伦札巴回蒙后，苏蒙之间又于2月27日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内容与1936年的《友好互助条件》相同：在两国受到侵略威胁时，双方立即进行协商，以采取为保障它们安全所需的一切措施；如果一方遭到侵略时，另一方立即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
同年8月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未经安全理事会通过。
联合国代理秘书长索到列夫曾致电“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写道：
“库伦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钧鉴：安全理事会籍审并委员会于7月31日开始工作，并训令本人电请贵部长措派可在纽约于该会开会时备供关于贵国申请加入联合国若干情报之咨询之贵国政府代表，即希查照惠复，并通知该代表之姓名为荷。”
又发电文说：“兹应入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之请求通知贵部长，在审查‘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之申请时，若干会员提出问题，入会资格委员会请贵部长对于下列问题惠予供给参考资料。以便利该委员会草拟报告：（一）蒙古对外关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目前范围如何？（二）关于蒙古政府发展对外关系，尤其对于交换使领之态度如何？（三）、除中苏外，迄今尚有何国家曾向蒙古政府提议建立外交关系及曾如何答复，此外并希望对于（甲）、外蒙之宪法及其政治组织与外交处理情况；（乙）、外蒙预算尤其对国际事务之分配额两点，供给该委员会详细之情报。此类问题之询问，并不会表示该委员会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申请之意见，即希查迅予惠复为荷。”
关于此事，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徐淑希曾于8月6日发表声明：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然中国代表团认为对于该问题之考虑，延迟一年左右似属必要。迄今为止，除苏联而外，外蒙古并未与任何国家交换使节。此项事实，或足表示其尚未准备就绪，俾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无论如何，由于疏忽之故，渠井未使联合国诸会员国获得对其深切了解之机会。举世或倍外蒙古爱好和平，将接受宪章所规定之义务，然世人同时有权获知渠是否可能履行此等义务，后者系一事实问题，不能予以假定。
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中国之立场，获得美、英、埃及、澳大利亚之支持，均希望获得外蒙古更多的情报。
只有苏联代表竭力赞成其希望。要求该会对外蒙古之申请迅速采取行动。
孤掌难鸣，苏联的要求未获通过，事情便搁置一旁。
1946年10月19日，乔巴山致电王世杰外长，要求派代表一员加入远东委员会。
“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外长会议委员王世杰先生阁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外长会议允许将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一员加入远东委员会。该委员会之设立，系依照莫斯科外长会议之决议……因此申请外长会议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远东委员会。我们认为有提请外长会议注意以下事实之必要。……所有以上各节，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坚信外长会议对于蒙古人民对于联合国所作之贡献，必予考虑。……”
王世杰接电未予答复，其他会员国也接到类似电报，同样未予置议。
1949年9月，蒋介石政府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为由，向联合国第四届大会提出控苏案。罪状有：延不撤退其在东北的军队，掠夺东北大量物资；吞并外蒙领土唐努力乌梁海；支持中国共产党。
1952年2月2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兹判定苏联自日本投降以来，在其中国之关系上，未能履行1945年8月14日之中苏友好条约。”
控苏案通过后，联合国虽未采取行动以制裁苏联，但台湾当局主张自动废止该项条约，以打击苏联暴行，舆论界也纷纷响应。
1953年2月25日，台湾立法院通过议案，经蒋介石明令，终于废止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原令如下：
查上项条约及其附件。由于苏联背信弃约，应届无效，着即废止；并保留我国及人民于灭苏联违反该约及其附件所受之损害向苏联提出要求之权。此令，”
中苏条约既已废止，关于外蒙独立的公告当然失效了。
因此，在台湾政府的中华民国版图上，外蒙古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略为休息后，下午6时（莫斯科时间），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要员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
当时，斯大林已进入古稀之年。几十年接连不断的内患外战，消耗了无数精力，使他须发花白，面部皮肤松弛，明显地有些衰老。但仍然表现得踌躇满志，看上去心情舒畅，身体健康，始终维持着他特有的风度和魅力。讲起话来依然是那套老习惯，吐字很慢，用词准确，态度也相当地友善和谦和，尤其是对毛泽东，更是相当地尊重和客气。
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不等介绍就上前紧紧握手，高兴地说：
“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了许多颂扬的话。
斯大林“你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我个人向斯大林同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元帅同志问好！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
斯大林：你来一趟不容易的，我们可以谈谈，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寿辰；二是来看看伟大的苏联。
谈话的气氛十分热烈。
然而，对这位叱咤风云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心里却是热情与冷漠交织，歉意与疑虑并存。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自己的功过是非。所以他同毛泽东见面不久就说：
“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在此之前，即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曾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建国问题，斯大林当时就向中国同志表示，他们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他曾说：
“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
对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双方都心中有数，所以斯大林似乎想以自己的热情和高规格的接待来弥补这一点。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寿辰。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举行庆典。毛泽东作为贵宾，在斯大林身旁就座。庆典上共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辞，受到盛大欢迎。
为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寿辰，毛泽东呈送了丰厚的礼物。他在国内时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好最好的大黄芽白莱、大萝卜、大葱、大鸭梨每样5000斤。还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斯大林对此非常感谢。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盛大宴会。毛泽东的座位在主桌斯大林的旁边。
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三次。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晤和谈话，通常是在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野进行的。时间总是在夜里。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习惯。
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着主人，他们之间是译员。中国同志都坐在自己领袖一侧。桌上总是摆设齐全：每个座位前都有餐具、高脚杯小酒杯，几瓶格鲁吉亚纯葡萄酒、伏特加酒。桌上还有温室培育的新鲜蔬菜。
大大桌子的一头，有一个摆着饭菜的小桌。各人根据自己口味自取食物。有时，斯大林站起来，走到小桌子跟前，取他喜欢吃的东西。他习惯劝人吃某些菜肴：格鲁吉亚式羊肉串、红菜汤、烤羊肉串。
准备的菜并不多，但味道可口，室内没有服务人员，只有一名女侍者端菜热菜，给主人过目，然后送到小桌子上去。酒是自斟，但是都饮得不多，大多数人都是非常礼貌的沾了沾嘴唇。
白兰地酒瓶放在桌子正中，在向斯大林祝酒的时候，把酒瓶转了一圈，由坐在主人对面的贝利亚祝酒。他击掌，用玻璃杯敲桌子，用这种声音来表示最隆重的时刻到来。他用犀利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看看是否斟满白兰地，然后站起来，讲了几句祝酒词，劝大家干杯。
斯大林通常饮一两口自己杯中的葡萄酒，这是从两个瓶子倒出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的，这两瓶酒放在他左边，只供他一人饮用。
话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严格的议程。谈话实际上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其余人不讲话。但是在闲谈时，在座的人也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交换看法。
在开始的会谈中斯大林坚持东北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管；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还有中长铁路。实质上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有怀疑，对国民党存有希望。
毛泽东在会谈中，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力量解放全中国，也有能力管理统一全中国。他说：
“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却强压住怒气。
当时，苏南冲突的余波仍在东欧境内肆虐，不少人因被怀疑是“铁托分子”而
被捕，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仍未消除。
毛泽东会不会成为东方的“铁托”？
中共让一些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政府，会不会执行亲英、美政策？
斯大林始终疑虑重重，但他已经从对铁托的错误中接受了教训，他知道不能对毛泽东“动一动小姆指”，更不用说大拇指了。
但情况还是很微妙的。斯大林不得不侦察一下，而且他还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战利品。他拖住毛泽东作长时间的不慌不忙的解释，慢慢地讨价还价。
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
斯大林把毛泽东送到了莫斯科远郊的乡间别野里。接着又让他参观博物馆、喋喋不休地给他讲述俄国的艺术的历史。
随后，斯大林便让毛泽东象通信员似的等候召见。一连好几天，斯大林没有同毛泽东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敢去看他。
毛泽东费了很大气力才使苏联人勉强同意举行一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不免又怒形于色。
蒋介石曾与苏联签约，给予苏联在新疆开采矿藏的权力。蒋介石政府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而外蒙与中国的内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雅尔塔会议事实上将中国的旅顺港割让给了俄国。
现在，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
斯欠林怒不可遏，他想到19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1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问道：
“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
谈判陷入僵局。
毛泽东的脾气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室内的灯光将毛泽东高大的身影映出窗外。只见他在踱来踱去，象是在寻找冲出这使人压抑的，牢笼一般的屋子。
外面的鸡啼声此起彼伏，莫斯科的必外已渐露曙光。
室内已烟雾蒸腾，烟灰缸里的烟蒂已经积放满了。
毛泽东大步定到窗口，用力推开了窗子。顿时，室内的烟雾象是早子被呛得憋足了劲儿似的，从毛泽东的身边挤了出去。
毛泽东贪婪地吸着室外的新鲜空气，他哪紧缩的浓眉渐渐有所舒展。他深沉的目光在搜寻太阳升起的地方，然后深情地盯着那儿，目光之中充满着希望，但还交织着深深的忧虑。
是啊，那儿有他的祖国，有他一手缔造起来的，朝气蓬勃却还很弱的新中国……
毛泽东多么想早日回到他的国家。他曾在那儿纵横驰骋，叱咤风云。可是此刻，此处……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他的使命还没完成。他有些迫不急待，但又必须等待……
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为了尽快地改变将近40年内残留下的满目疮痍，遍地饥荒的局面；为了拯救亿万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状况，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
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虎视耽耽……
而他又只有苏联一家朋友。所以尽管他很有些厌恶斯大林，却义不得不采取谦卑的姿态。
对斯大林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他的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在冷战的高潮时，他突然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从此后，中国将保护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使他能够在欧洲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新领导者虽然不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会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暂时还要依靠苏联。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得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
斯大林老谋深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他深知加大毛泽东身上砝码的重量。他不想轻易撤去这些对他来说特别有用的“砝码”。
毛泽东忍辱负重，含而不露……
又一次中苏会谈。
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都在座，斯大林委婉地问毛泽东：
“您这次访苏有些什么打算？想办点什么事情？”
其实毛泽东当时已早有主张。但是他却不明白地说出来，只含蓄地用幽默的语言说。
“我想搞点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领导人感到莫明其妙。
后来还是王稼样打破了这一僵局。他逐渐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苏联过去同国民党政府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苏联应废止那个条约，同人民政府签订—个新的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
王稼祥对苏联外长维经斯基作了暗示，透露了毛泽东的打算。
斯大林很“乐意”。
斯大林：毛泽东同志，最好由我们两个来联名签署这一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毛泽东：斯大林同志，订立条约是政府间的事，应该让我国总理周恩来同志来办。
周恩来当天便得到了毛深东的指示。
苏伦札巴率随员八人，于2月6日飞抵北平，7月飞抵重庆。13日外交部以换文方式与外蒙古建立两国邦交，并商讨交换使节及勘定中蒙详细边界线诸问题。17日苏伦札巴等离开重床，仍经北平飞返库伦。
苏伦札巴回蒙后，苏蒙之间又于2月27日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内容与1936年的《友好互助条件》相同：在两国受到侵略威胁时，双方立即进行协商，以采取为保障它们安全所需的一切措施；如果一方遭到侵略时，另一方立即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
同年8月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未经安全理事会通过。
联合国代理秘书长索到列夫曾致电“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写道：
“库伦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钧鉴：安全理事会籍审并委员会于7月31日开始工作，并训令本人电请贵部长措派可在纽约于该会开会时备供关于贵国申请加入联合国若干情报之咨询之贵国政府代表，即希查照惠复，并通知该代表之姓名为荷。”
又发电文说：“兹应入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之请求通知贵部长，在审查‘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之申请时，若干会员提出问题，入会资格委员会请贵部长对于下列问题惠予供给参考资料。以便利该委员会草拟报告：（一）蒙古对外关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目前范围如何？（二）关于蒙古政府发展对外关系，尤其对于交换使领之态度如何？（三）、除中苏外，迄今尚有何国家曾向蒙古政府提议建立外交关系及曾如何答复，此外并希望对于（甲）、外蒙之宪法及其政治组织与外交处理情况；（乙）、外蒙预算尤其对国际事务之分配额两点，供给该委员会详细之情报。此类问题之询问，并不会表示该委员会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申请之意见，即希查迅予惠复为荷。”
关于此事，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徐淑希曾于8月6日发表声明：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然中国代表团认为对于该问题之考虑，延迟一年左右似属必要。迄今为止，除苏联而外，外蒙古并未与任何国家交换使节。此项事实，或足表示其尚未准备就绪，俾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无论如何，由于疏忽之故，渠井未使联合国诸会员国获得对其深切了解之机会。举世或倍外蒙古爱好和平，将接受宪章所规定之义务，然世人同时有权获知渠是否可能履行此等义务，后者系一事实问题，不能予以假定。
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中国之立场，获得美、英、埃及、澳大利亚之支持，均希望获得外蒙古更多的情报。
只有苏联代表竭力赞成其希望。要求该会对外蒙古之申请迅速采取行动。
孤掌难鸣，苏联的要求未获通过，事情便搁置一旁。
1946年10月19日，乔巴山致电王世杰外长，要求派代表一员加入远东委员会。
“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外长会议委员王世杰先生阁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外长会议允许将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一员加入远东委员会。该委员会之设立，系依照莫斯科外长会议之决议……因此申请外长会议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远东委员会。我们认为有提请外长会议注意以下事实之必要。……所有以上各节，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坚信外长会议对于蒙古人民对于联合国所作之贡献，必予考虑。……”
王世杰接电未予答复，其他会员国也接到类似电报，同样未予置议。
1949年9月，蒋介石政府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为由，向联合国第四届大会提出控苏案。罪状有：延不撤退其在东北的军队，掠夺东北大量物资；吞并外蒙领土唐努力乌梁海；支持中国共产党。
1952年2月2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兹判定苏联自日本投降以来，在其中国之关系上，未能履行1945年8月14日之中苏友好条约。”
控苏案通过后，联合国虽未采取行动以制裁苏联，但台湾当局主张自动废止该项条约，以打击苏联暴行，舆论界也纷纷响应。
1953年2月25日，台湾立法院通过议案，经蒋介石明令，终于废止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原令如下：
查上项条约及其附件。由于苏联背信弃约，应届无效，着即废止；并保留我国及人民于灭苏联违反该约及其附件所受之损害向苏联提出要求之权。此令，”
中苏条约既已废止，关于外蒙独立的公告当然失效了。
因此，在台湾政府的中华民国版图上，外蒙古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略为休息后，下午6时（莫斯科时间），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要员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
当时，斯大林已进入古稀之年。几十年接连不断的内患外战，消耗了无数精力，使他须发花白，面部皮肤松弛，明显地有些衰老。但仍然表现得踌躇满志，看上去心情舒畅，身体健康，始终维持着他特有的风度和魅力。讲起话来依然是那套老习惯，吐字很慢，用词准确，态度也相当地友善和谦和，尤其是对毛泽东，更是相当地尊重和客气。
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不等介绍就上前紧紧握手，高兴地说：
“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了许多颂扬的话。
斯大林“你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我个人向斯大林同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元帅同志问好！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
斯大林：你来一趟不容易的，我们可以谈谈，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寿辰；二是来看看伟大的苏联。
谈话的气氛十分热烈。
然而，对这位叱咤风云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心里却是热情与冷漠交织，歉意与疑虑并存。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自己的功过是非。所以他同毛泽东见面不久就说：
“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在此之前，即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曾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建国问题，斯大林当时就向中国同志表示，他们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他曾说：
“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
对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双方都心中有数，所以斯大林似乎想以自己的热情和高规格的接待来弥补这一点。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寿辰。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举行庆典。毛泽东作为贵宾，在斯大林身旁就座。庆典上共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辞，受到盛大欢迎。
为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寿辰，毛泽东呈送了丰厚的礼物。他在国内时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好最好的大黄芽白莱、大萝卜、大葱、大鸭梨每样5000斤。还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斯大林对此非常感谢。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盛大宴会。毛泽东的座位在主桌斯大林的旁边。
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三次。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晤和谈话，通常是在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野进行的。时间总是在夜里。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习惯。
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着主人，他们之间是译员。中国同志都坐在自己领袖一侧。桌上总是摆设齐全：每个座位前都有餐具、高脚杯小酒杯，几瓶格鲁吉亚纯葡萄酒、伏特加酒。桌上还有温室培育的新鲜蔬菜。
大大桌子的一头，有一个摆着饭菜的小桌。各人根据自己口味自取食物。有时，斯大林站起来，走到小桌子跟前，取他喜欢吃的东西。他习惯劝人吃某些菜肴：格鲁吉亚式羊肉串、红菜汤、烤羊肉串。
准备的菜并不多，但味道可口，室内没有服务人员，只有一名女侍者端菜热菜，给主人过目，然后送到小桌子上去。酒是自斟，但是都饮得不多，大多数人都是非常礼貌的沾了沾嘴唇。
白兰地酒瓶放在桌子正中，在向斯大林祝酒的时候，把酒瓶转了一圈，由坐在主人对面的贝利亚祝酒。他击掌，用玻璃杯敲桌子，用这种声音来表示最隆重的时刻到来。他用犀利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看看是否斟满白兰地，然后站起来，讲了几句祝酒词，劝大家干杯。
斯大林通常饮一两口自己杯中的葡萄酒，这是从两个瓶子倒出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的，这两瓶酒放在他左边，只供他一人饮用。
话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严格的议程。谈话实际上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其余人不讲话。但是在闲谈时，在座的人也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交换看法。
在开始的会谈中斯大林坚持东北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管；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还有中长铁路。实质上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有怀疑，对国民党存有希望。
毛泽东在会谈中，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力量解放全中国，也有能力管理统一全中国。他说：
“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却强压住怒气。
当时，苏南冲突的余波仍在东欧境内肆虐，不少人因被怀疑是“铁托分子”而
被捕，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仍未消除。
毛泽东会不会成为东方的“铁托”？
中共让一些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政府，会不会执行亲英、美政策？
斯大林始终疑虑重重，但他已经从对铁托的错误中接受了教训，他知道不能对毛泽东“动一动小姆指”，更不用说大拇指了。
但情况还是很微妙的。斯大林不得不侦察一下，而且他还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战利品。他拖住毛泽东作长时间的不慌不忙的解释，慢慢地讨价还价。
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
斯大林把毛泽东送到了莫斯科远郊的乡间别野里。接着又让他参观博物馆、喋喋不休地给他讲述俄国的艺术的历史。
随后，斯大林便让毛泽东象通信员似的等候召见。一连好几天，斯大林没有同毛泽东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敢去看他。
毛泽东费了很大气力才使苏联人勉强同意举行一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不免又怒形于色。
蒋介石曾与苏联签约，给予苏联在新疆开采矿藏的权力。蒋介石政府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而外蒙与中国的内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雅尔塔会议事实上将中国的旅顺港割让给了俄国。
现在，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
斯欠林怒不可遏，他想到19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1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问道：
“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
谈判陷入僵局。
毛泽东的脾气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室内的灯光将毛泽东高大的身影映出窗外。只见他在踱来踱去，象是在寻找冲出这使人压抑的，牢笼一般的屋子。
外面的鸡啼声此起彼伏，莫斯科的必外已渐露曙光。
室内已烟雾蒸腾，烟灰缸里的烟蒂已经积放满了。
毛泽东大步定到窗口，用力推开了窗子。顿时，室内的烟雾象是早子被呛得憋足了劲儿似的，从毛泽东的身边挤了出去。
毛泽东贪婪地吸着室外的新鲜空气，他哪紧缩的浓眉渐渐有所舒展。他深沉的目光在搜寻太阳升起的地方，然后深情地盯着那儿，目光之中充满着希望，但还交织着深深的忧虑。
是啊，那儿有他的祖国，有他一手缔造起来的，朝气蓬勃却还很弱的新中国……
毛泽东多么想早日回到他的国家。他曾在那儿纵横驰骋，叱咤风云。可是此刻，此处……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他的使命还没完成。他有些迫不急待，但又必须等待……
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为了尽快地改变将近40年内残留下的满目疮痍，遍地饥荒的局面；为了拯救亿万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状况，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
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虎视耽耽……
而他又只有苏联一家朋友。所以尽管他很有些厌恶斯大林，却义不得不采取谦卑的姿态。
对斯大林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他的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在冷战的高潮时，他突然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从此后，中国将保护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使他能够在欧洲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新领导者虽然不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会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暂时还要依靠苏联。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得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
斯大林老谋深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他深知加大毛泽东身上砝码的重量。他不想轻易撤去这些对他来说特别有用的“砝码”。
毛泽东忍辱负重，含而不露……
又一次中苏会谈。
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都在座，斯大林委婉地问毛泽东：
“您这次访苏有些什么打算？想办点什么事情？”
其实毛泽东当时已早有主张。但是他却不明白地说出来，只含蓄地用幽默的语言说。
“我想搞点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领导人感到莫明其妙。
后来还是王稼样打破了这一僵局。他逐渐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苏联过去同国民党政府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苏联应废止那个条约，同人民政府签订—个新的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
王稼祥对苏联外长维经斯基作了暗示，透露了毛泽东的打算。
斯大林很“乐意”。
斯大林：毛泽东同志，最好由我们两个来联名签署这一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毛泽东：斯大林同志，订立条约是政府间的事，应该让我国总理周恩来同志来办。
周恩来当天便得到了毛深东的指示。
1924年11月，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和苏维埃联邦的全力帮助下，亚洲内陆深处又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热土——“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然而，在蒙古“独立”的背后，有着难言，的苦衷和凄凉。蒙古的北边，屹立着继承了沙皇俄国传统的强大的“北极熊”苏联，它的南面，是和它有着悠久历史密不可分、任人欺凌的中华弱国。夹在这两个巨人中间的外蒙古人，在哲布尊丹巴封建上层的煽动和猖狂活动下，转而投入了曾经对它俯首称臣的俄罗斯人的怀抱之中。因而“蒙古国”的独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独立，只是写在法律条文上，展示给世界人民的一种展览品，它曾经遭到过不少世人的讥刺，对这种名不符实的“独立”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美国《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在1973年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蒙古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虽然它声称将保持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然而事实上，它是苏联的附属国和卫星国，是中苏斗争中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筹码。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这个地处亚洲腹部，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在国际上，曾经一度紧紧追随苏联，国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深受苏联的影响。所以，有的外国记者更不客气地指出：“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了。
1953年3月5日，领导苏联达六十的之久的铁腕人物、矮个巨人斯大林逝世，和他的导师弗·列宁一起，被安置在红场。而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出身低贱、放过猪的顿巴斯人赫鲁晓夫，此时正谦恭卑顺地把他那颗巨大的头颅尽量往腹部收缩，极力显示出他此时的悲痛心情。然而，细心的人们仍能从赫鲁晓夫那双不时刺向斯大林遗体的略带尖锐的双眼中看出：这位斯大林最亲密和最依赖的朋友，此时心情是复杂的和难于表述的。地位的上升冲淡了他对死者的悲哀，或许赫鲁晓夫此时也正在暗自庆幸，这位躺在鲜花中和党旗下的巨人，既是他得以向上爬的阶梯，同时又是阻止他到达权力顶峰的最大障碍。现在，又一伟人追随他的先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去了。赫鲁晓夫终于长出一口气，顿时觉得臃肿的腹部轻松了许多。他用充满敌意的眼光扫了扫和他处于同样地位的领导人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心中得意地想，咱们走着瞧！
果然，斯大林这位巨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亲密朋友和接班人在他们分别后仅三年，即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斯大林就受到了这位朋友的批判和揭露，其言辞之激烈，即使九泉之下的斯大林听了，也一定会捶胸顿足，后悔当初没有识破赫鲁晓夫的“庐山真面目”。赫鲁晓夫担任苏联共产党第一总书记后，首先倒霉的就是当时的总理马林科夫和外交部长、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了。1957年，他们被赫鲁晓夫以所谓“反党集团事件”而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马林科夫被解除苏共中央委员和总理职务，莫洛托夫则被贬往蒙古任大使。去掉这两位眼中钉和肉中刺以后，赫鲁晓夫在中央大批安插自己的亲信，最后巩固了他在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地位。之后，在地方上，这位被尼克松总统称为“魔鬼的化身”的苏联领导人，也对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进行清洗和改组。从1953年8月到年底，他先后撤换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列宁格勒州党的书记。1954年，他又撤换了哈萨克、吉尔吉斯和斯摩梭斯克州及图拉州党组织的书记。1955年，赫鲁晓夫又一口气换了六批州委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内党的工作人员，后又对社会各部门进行改组和清洗，试图在社会各方面消除斯大林时代的影响，并且还想在经济领
域实行“改革”。
苏联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它的一举一动，不仅对蒙古，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向善于紧跟苏联共产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次自然也不甘落后。1958年，在苏联扶持下，泽登巴尔担任了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和人民革命党书记。他上台后，秉承苏联的旨意，效法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蒙古全国展开了一场反对前主要追随斯大林的领导人乔巴山的“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乔巴山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始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会成为斯大林的殉葬品。他和斯大林一样，生前曾叱咤风云，威风一世，令世人瞩目，死后却同样得不到安宁。历史给各国的伟人们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泽登巴尔也仿效苏联，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实行大清洗，把反对他的人绝不留情地打下去，把他的亲信安插到重要岗位上来。
1959年2月，原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人民革命党副书记丹巴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经过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党员，竟被泽登巴尔指控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则”而被永远排斥在蒙古大人民呼拉尔的大门之外，悲怆地结束了他那曾经看似充满光明的政治之路。1962年9月，在赫鲁晓夫这位太上皇的投意下，泽登巴尔又在“反民族主义”的幌子下，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图木尔·奥其尔驱逐出中央，蒙古党和国家的机关报《真理报》指责他“怀疑蒙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以及“苏联给予我国的全面无私的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凡是当时对蒙苏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有些看法和不满的人，这种意见千万不能流露，否则，厄运将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当时的蒙古全国，处于一片大清洗的恐怖气氛之中，曾经有个笑话，说蒙古的羊互相见了面，也仍是点头而已，再也听不见羊群的“咩咩”声了，整个蒙古大草原呈现出一片死寂。
蒙古高原的西伯利亚寒风比往昔似乎刮得更加猛烈了。然而，死水毕竟有微澜，有些大胆的政治家，又勇敢地站了出来，重新在蒙古社会生活中掀起了细浪。蒙古政治局委员，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书记曾德，多次不合时宜地说了一些对苏联大哥不恭敬的言论。自然，他也逃不脱被清洗的命运，毕竟，他个人的力量是太小了，要想抗衡当时的泽登巴尔集团，岂不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吗？1963年12月，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泽登巴尔给他定的罪名是“反苏”。还说曾德的活动“同反党的图本尔·奥其尔的活动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其内容上是一致的”。一个所谓主权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竟会因谈论另一国的政治而被定罪，这样的政治悲剧也许只有在蒙古和苏联这种畸型的国家关系中才会产生。通过这些例子，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是怎样的庞杂了。蒙古的清洗活动并没有到此结束，1954年12月，中央委员洛呼兹等人又被开除出党，蒙古报刊在揭露他们的罪名时指责他们“要求蒙古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经济方面进行合作”，“直接维护民族主义”，还说他们是“蒙苏人民钢铁般的兄弟友谊的敌人。”蒙古国家的领导人的被解职，其罪名大都是“反苏”这一条，可见泽登巴尔集团和苏联是怎样地紧紧依附在一起了。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清洗和改组，企图消除斯大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相应地，赫氏的代理人泽登巴尔在蒙古也就发动了反对乔巴山为名的政治运动，对全国各级机构也进行了清洗和改组，其手法和苏联的如出一辙，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泽登巴尔完全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赫鲁晓夫的一颦一笑，无不引得蒙古方面的紧张万分，难怪有些西方记者讥刺说，蒙古国家领导人，眼睛并没有注视着国内，而是紧盯着遥远的北方大国——苏联领导人的面孔。这真是一语中的。蒙古不仅在国内政策上紧追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它也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摇旗呐喊，充当先锋，尤其吹捧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赞同苏联提出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蒙古国家率先站在苏联一边，为苏联摇唇鼓舌、擂鼓助威，攻击中国不遗余力。有时其言辞之激烈，之尖刻，比起苏联来，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样做的结果，蒙古国家并没有从苏联那里得到什么封赏，相反，它日渐遭受合法意义上的掠夺和剥削，成了苏联名符其实的“大牧场”和后勤供应基地。
1953年3月5日，领导苏联达六十的之久的铁腕人物、矮个巨人斯大林逝世，和他的导师弗·列宁一起，被安置在红场。而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出身低贱、放过猪的顿巴斯人赫鲁晓夫，此时正谦恭卑顺地把他那颗巨大的头颅尽量往腹部收缩，极力显示出他此时的悲痛心情。然而，细心的人们仍能从赫鲁晓夫那双不时刺向斯大林遗体的略带尖锐的双眼中看出：这位斯大林最亲密和最依赖的朋友，此时心情是复杂的和难于表述的。地位的上升冲淡了他对死者的悲哀，或许赫鲁晓夫此时也正在暗自庆幸，这位躺在鲜花中和党旗下的巨人，既是他得以向上爬的阶梯，同时又是阻止他到达权力顶峰的最大障碍。现在，又一伟人追随他的先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去了。赫鲁晓夫终于长出一口气，顿时觉得臃肿的腹部轻松了许多。他用充满敌意的眼光扫了扫和他处于同样地位的领导人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心中得意地想，咱们走着瞧！
果然，斯大林这位巨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亲密朋友和接班人在他们分别后仅三年，即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斯大林就受到了这位朋友的批判和揭露，其言辞之激烈，即使九泉之下的斯大林听了，也一定会捶胸顿足，后悔当初没有识破赫鲁晓夫的“庐山真面目”。赫鲁晓夫担任苏联共产党第一总书记后，首先倒霉的就是当时的总理马林科夫和外交部长、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了。1957年，他们被赫鲁晓夫以所谓“反党集团事件”而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马林科夫被解除苏共中央委员和总理职务，莫洛托夫则被贬往蒙古任大使。去掉这两位眼中钉和肉中刺以后，赫鲁晓夫在中央大批安插自己的亲信，最后巩固了他在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地位。之后，在地方上，这位被尼克松总统称为“魔鬼的化身”的苏联领导人，也对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进行清洗和改组。从1953年8月到年底，他先后撤换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列宁格勒州党的书记。1954年，他又撤换了哈萨克、吉尔吉斯和斯摩梭斯克州及图拉州党组织的书记。1955年，赫鲁晓夫又一口气换了六批州委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内党的工作人员，后又对社会各部门进行改组和清洗，试图在社会各方面消除斯大林时代的影响，并且还想在经济领
域实行“改革”。
苏联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它的一举一动，不仅对蒙古，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向善于紧跟苏联共产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次自然也不甘落后。1958年，在苏联扶持下，泽登巴尔担任了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和人民革命党书记。他上台后，秉承苏联的旨意，效法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蒙古全国展开了一场反对前主要追随斯大林的领导人乔巴山的“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乔巴山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始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会成为斯大林的殉葬品。他和斯大林一样，生前曾叱咤风云，威风一世，令世人瞩目，死后却同样得不到安宁。历史给各国的伟人们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泽登巴尔也仿效苏联，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实行大清洗，把反对他的人绝不留情地打下去，把他的亲信安插到重要岗位上来。
1959年2月，原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人民革命党副书记丹巴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经过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党员，竟被泽登巴尔指控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则”而被永远排斥在蒙古大人民呼拉尔的大门之外，悲怆地结束了他那曾经看似充满光明的政治之路。1962年9月，在赫鲁晓夫这位太上皇的投意下，泽登巴尔又在“反民族主义”的幌子下，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图木尔·奥其尔驱逐出中央，蒙古党和国家的机关报《真理报》指责他“怀疑蒙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以及“苏联给予我国的全面无私的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凡是当时对蒙苏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有些看法和不满的人，这种意见千万不能流露，否则，厄运将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当时的蒙古全国，处于一片大清洗的恐怖气氛之中，曾经有个笑话，说蒙古的羊互相见了面，也仍是点头而已，再也听不见羊群的“咩咩”声了，整个蒙古大草原呈现出一片死寂。
蒙古高原的西伯利亚寒风比往昔似乎刮得更加猛烈了。然而，死水毕竟有微澜，有些大胆的政治家，又勇敢地站了出来，重新在蒙古社会生活中掀起了细浪。蒙古政治局委员，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书记曾德，多次不合时宜地说了一些对苏联大哥不恭敬的言论。自然，他也逃不脱被清洗的命运，毕竟，他个人的力量是太小了，要想抗衡当时的泽登巴尔集团，岂不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吗？1963年12月，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泽登巴尔给他定的罪名是“反苏”。还说曾德的活动“同反党的图本尔·奥其尔的活动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其内容上是一致的”。一个所谓主权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竟会因谈论另一国的政治而被定罪，这样的政治悲剧也许只有在蒙古和苏联这种畸型的国家关系中才会产生。通过这些例子，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是怎样的庞杂了。蒙古的清洗活动并没有到此结束，1954年12月，中央委员洛呼兹等人又被开除出党，蒙古报刊在揭露他们的罪名时指责他们“要求蒙古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经济方面进行合作”，“直接维护民族主义”，还说他们是“蒙苏人民钢铁般的兄弟友谊的敌人。”蒙古国家的领导人的被解职，其罪名大都是“反苏”这一条，可见泽登巴尔集团和苏联是怎样地紧紧依附在一起了。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清洗和改组，企图消除斯大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相应地，赫氏的代理人泽登巴尔在蒙古也就发动了反对乔巴山为名的政治运动，对全国各级机构也进行了清洗和改组，其手法和苏联的如出一辙，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泽登巴尔完全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赫鲁晓夫的一颦一笑，无不引得蒙古方面的紧张万分，难怪有些西方记者讥刺说，蒙古国家领导人，眼睛并没有注视着国内，而是紧盯着遥远的北方大国——苏联领导人的面孔。这真是一语中的。蒙古不仅在国内政策上紧追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它也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摇旗呐喊，充当先锋，尤其吹捧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赞同苏联提出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蒙古国家率先站在苏联一边，为苏联摇唇鼓舌、擂鼓助威，攻击中国不遗余力。有时其言辞之激烈，之尖刻，比起苏联来，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样做的结果，蒙古国家并没有从苏联那里得到什么封赏，相反，它日渐遭受合法意义上的掠夺和剥削，成了苏联名符其实的“大牧场”和后勤供应基地。
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广袤大地上建立起来，它使世界为之一惊。三十二年后，又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巨人在东方站立起来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还在天安门城楼上空回荡时，他却乘上了抵达莫斯科的火车，对苏联老大哥进行了正式访问。斯大林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接待了这位他曾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两双曾令世界震惊的巨手握到了一起。《中苏友好国际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个社会主义的巨人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苏联答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政治上支持中国，当时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是老大哥，中国位居第二，朝鲜居第三，蒙古居末。中苏两国度过了一段兄弟般的美好时光。那时、中苏的友好关系令社会主义阵营欣慰，令资本主义阵营眼热得咬牙切齿。岂料斯大林逝世后，风云突变，中苏在评价这位伟人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亲如兄弟的两国关系出现了难以痊合的裂缝。斯大林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判，说要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那样认为，毛泽东大手一挥说：“我看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可以三七开嘛。功劳占七成、错误占三成，功大于过嘛。”对此，苏联新领导集团很为不悦。中国共产党还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会造成苏联共产党内思想混乱和国际共运内部的混乱局面，从而使帝国主义有机可乘，破坏了国际共运的团结和打击了共产党的威信，还会引起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和政治上的不稳定。于是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把中共的观点公布于世。中共还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可以不经过武装斗争，就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策略。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分歧的开始，它给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1958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反攻大陆的趋势，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中国驻福建的边防军则向驻守在金门和马祖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炮击。当时，苏联支持中国，苏联政府一再发表声明：“针对英国侵略性的报复封锁……苏联不会无动于衷，决不会袖手旁观。”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声明：“对我国伟大的盟友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而美国则支持台湾政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这件事情上（指台湾海峡形势），美国迫不得已时不会回避使用武力。”世界大战大有在台湾海峡暴发之势。赫鲁晓夫对此口头上虽较强硬，但内心实是很惧怕美国的，他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估计过高，于是就向毛泽东建议苏联和中国共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苏中联合舰队，以对付美国和台湾。但当时，中国大陆的空军力量薄弱，根本没有组成联合舰队的可能，而且还牵涉到中国的主权问题，所以这个建议被毛泽东愤怒地拒绝了。从此，中苏关系逐渐走向恶化。1959年8月，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了由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犯中国西藏，因而和中国边防军发生冲突的流血事件。9月，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在这次冲突事件中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布加勒斯特会议，给中苏关系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会议结束后，中共代表面发表声明：声明中指责赫鲁晓夫破坏协商一致原则。这是中共首次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恼羞成怒，背信弃义，于1960年7月决定在上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的一千五百名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撕毁中苏间的有关合同和协议。从此，中苏论战急剧升级。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越来越大。1962—1963年的一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一千余篇攻击中共的文章。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内部掀起了反华浪潮。苏共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展开宣传，从小学低年级只认得几个字的小学生，到一切学校，一切机关，工厂矿区，不管人们懂不懂，所有的苏联人，统统都被强制阅读这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对这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间，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使中苏论战达到高潮。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团出席，两党关系由此断绝。此后，两党关系的紧张转为两国关系的紧张，苏联不断向中苏边境增兵。除布下百万大军外，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部署了针对中国的导弹部队。1969年3月，苏军乘坐装甲车和汽车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双方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由此，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分歧是必然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从历史上看，苏联政府虽然在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革深刻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那是微不足道的。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和苏共奉行的主张有明显的不同。五十年代初，由于相互的需要，中苏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那暗中的分歧却是存在的，只要有了土壤，它就会滋长。从个人角度来看，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他们之间不能进行一般建立正常的政治同盟所要求的协商、妥协和合作。伟人们固有的个人行为也使正常的政治分歧变为相互的敌意。两位共产党巨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内，对谁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全世界里他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更大影响而展开了竞争。毛泽东自然不甘永远受制于人，他要和别的领导人一比高低，于是问题关系由亲密走向对抗，最后竞发展到武装冲实的严重局面。
历史缓慢地但却是顽强地向前发展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在对抗中互求生存。在军事上，两大集团之间可谓势均力敌，互不相让。你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就有华沙条约组织与之相抗衡。但在经济上，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远远地落后于资本主义各国，且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了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对本国政府的不满。在这种情形下，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不得不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力求摆脱经济的困境，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这为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找到了突破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政治风云变幻，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瞬间瓦解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各国“和平”或“流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1985年，年轻的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提出了他的改变世界格局的“新思维”。重新制订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放松了对东欧各国和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于是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仿效苏联，实行改革。自然，只有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对本国政府又提出了政治上的变革要求，社会主义各国内部各种势力借机纷纷起动，还出现了反对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反对派组织，加上西方世界的推波助澜，使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在短短的几年间，东欧各国及苏联的共产党都丧失了执政地位，有的沦为在野党，有的被取缔，有的改名为社会党，各国政局变化之快，变化之大，出乎世人的预料。一时间，东欧各国及苏联上空浓云密布，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几成众矢之的，我们首先来看看东欧及苏联发生的剧变经过：
首先被西方打开突破口的是波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波兰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反对共产党执政和团结工会在席卷全国的浪潮中宣告成立。其主要领袖为工人出身的瓦文萨。团结工会成立后，成为波兰共产党几十年未遇的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团结工会迅速发展和壮大，引起波兰政府的恐惧和镇压。团结工会十年来的历史，正如它的外文名称中的第一个字母“S”一样，经历了一个兴衰沉浮的曲折过程。它曾经盛极一时，会员遍布全国各地，后又江河日下，被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取缔。瓦文萨也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但在风云变幻的1989年，它竞又东山再起，并通过合法的选举，击败了共产党，夺权成功，取代了执政达40年之久的波兰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从而使波兰这个拥有二千八百万人口和三十一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变了发展方向，1990年11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消失了。瓦文萨在波兰实行完全的经济改革，并大量向西方外国求援。正当波兰脱出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教堂里却钟声齐鸣，此时正是1989年6月16日中午12时，匈牙利政府和人民为纳吉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安葬仪式。纳吉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于1956年被宣布为犯有“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而处死。现在匈牙利政府却为他彻底平反，称他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并且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这是匈牙利政府改变发展方向的信号。此后不久、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沦为在野党。匈牙利也紧步波兰的后尘，驶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方向。
就在同一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昂纳克、克伦茨先后被迫辞职，共产党在东德的统治岌岌可危。两德统一，拆除“柏林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势不可挡的洪流面前，1990年10月2日迈向3日的夜晚，对于近八千万东德和西德的人民来说，非同寻常。当时针指向3日零时时，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伴随着联邦德国的国歌声，特制的旗杆上徐徐升起了黑、红、黄三色的联邦德国国旗，分裂了45年的德国重新统一了。于1949年10月7日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前民德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被迫到苏联避难，后又被遣回到德国，被柏林地方法院审判。民主德国合并于西德，前民主德国的共产党的地位一落千丈，到处受到歧视和排挤。社会主义大家庭又少了一个成员。强大的日耳曼人是否会重温当年日耳曼帝国的美梦，欧洲及其周围国家不禁心惊。
1989年圣诞节的前几天，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布加勒斯特突然炮火连天，枪声大作。原来是反政府武装同保卫政府的军队之间由于人们的示威游行而爆发出激烈的战斗。此时，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正在伊朗访问，他急忙飞回国内进行弹压，但形势已无法挽回，情况越来越有利于反对派。就在圣诞节那天，执政近25年之久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推翻，他和他的妻子被反对派救国阵线逮捕，几天后被秘密处死。又一个共产党国家从地球上消失了。此外，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路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共产党，也都逐渐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消失了。
面对东欧的剧变，作为其领袖的苏联难道就甘心袖手旁观吗？苏联眼看一个个小兄弟背他而去，岂有不心痛之理？奈何苏联自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暇顾及东欧。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激进的改革措施，苏联国内固有的各种矛盾重新暴露并且日益尖锐起来。其中尤其是民族矛盾、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1991年8月，共产党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但这场政变很快就失败了，政变只维持了两天就失败了。戈尔巴乔夫重新执政，但他的政治地位也不牢固，于91年度被迫辞职，让位于更加激进的改革者叶利钦。1991年，苏联解体了。一个在地球上横跨欧亚大陆、占据10个时区的超级大国的分裂，宣告了从1922年起就在这块国土上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和锤子的苏联红旗的消失。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这面红旗，于1991年12月25日，在凛例的西伯利亚寒风中完成了它的历支使命、凄凉地随着雪花降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白、红、蓝三色的俄罗斯旗帜，存在了六十九年的苏联正式解体，一个庞大的、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前苏联就象一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强中干，分裂为十几个独立的国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有的已发展成武装冲突。苏联的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此也放弃了当初其缔造者的最初愿望，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这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泥沙所筑的大厦，一夜之间，消逝得无影无踪。其变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三世界来说，更是特别严重和深刻。
1958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反攻大陆的趋势，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中国驻福建的边防军则向驻守在金门和马祖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炮击。当时，苏联支持中国，苏联政府一再发表声明：“针对英国侵略性的报复封锁……苏联不会无动于衷，决不会袖手旁观。”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声明：“对我国伟大的盟友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而美国则支持台湾政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这件事情上（指台湾海峡形势），美国迫不得已时不会回避使用武力。”世界大战大有在台湾海峡暴发之势。赫鲁晓夫对此口头上虽较强硬，但内心实是很惧怕美国的，他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估计过高，于是就向毛泽东建议苏联和中国共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苏中联合舰队，以对付美国和台湾。但当时，中国大陆的空军力量薄弱，根本没有组成联合舰队的可能，而且还牵涉到中国的主权问题，所以这个建议被毛泽东愤怒地拒绝了。从此，中苏关系逐渐走向恶化。1959年8月，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了由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犯中国西藏，因而和中国边防军发生冲突的流血事件。9月，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在这次冲突事件中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布加勒斯特会议，给中苏关系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会议结束后，中共代表面发表声明：声明中指责赫鲁晓夫破坏协商一致原则。这是中共首次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恼羞成怒，背信弃义，于1960年7月决定在上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的一千五百名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撕毁中苏间的有关合同和协议。从此，中苏论战急剧升级。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越来越大。1962—1963年的一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一千余篇攻击中共的文章。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内部掀起了反华浪潮。苏共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展开宣传，从小学低年级只认得几个字的小学生，到一切学校，一切机关，工厂矿区，不管人们懂不懂，所有的苏联人，统统都被强制阅读这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对这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间，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使中苏论战达到高潮。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团出席，两党关系由此断绝。此后，两党关系的紧张转为两国关系的紧张，苏联不断向中苏边境增兵。除布下百万大军外，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部署了针对中国的导弹部队。1969年3月，苏军乘坐装甲车和汽车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双方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由此，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分歧是必然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从历史上看，苏联政府虽然在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革深刻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那是微不足道的。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和苏共奉行的主张有明显的不同。五十年代初，由于相互的需要，中苏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那暗中的分歧却是存在的，只要有了土壤，它就会滋长。从个人角度来看，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他们之间不能进行一般建立正常的政治同盟所要求的协商、妥协和合作。伟人们固有的个人行为也使正常的政治分歧变为相互的敌意。两位共产党巨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内，对谁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全世界里他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更大影响而展开了竞争。毛泽东自然不甘永远受制于人，他要和别的领导人一比高低，于是问题关系由亲密走向对抗，最后竞发展到武装冲实的严重局面。
历史缓慢地但却是顽强地向前发展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在对抗中互求生存。在军事上，两大集团之间可谓势均力敌，互不相让。你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就有华沙条约组织与之相抗衡。但在经济上，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远远地落后于资本主义各国，且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了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对本国政府的不满。在这种情形下，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不得不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力求摆脱经济的困境，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这为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找到了突破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政治风云变幻，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瞬间瓦解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各国“和平”或“流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1985年，年轻的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提出了他的改变世界格局的“新思维”。重新制订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放松了对东欧各国和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于是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仿效苏联，实行改革。自然，只有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对本国政府又提出了政治上的变革要求，社会主义各国内部各种势力借机纷纷起动，还出现了反对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反对派组织，加上西方世界的推波助澜，使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在短短的几年间，东欧各国及苏联的共产党都丧失了执政地位，有的沦为在野党，有的被取缔，有的改名为社会党，各国政局变化之快，变化之大，出乎世人的预料。一时间，东欧各国及苏联上空浓云密布，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几成众矢之的，我们首先来看看东欧及苏联发生的剧变经过：
首先被西方打开突破口的是波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波兰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反对共产党执政和团结工会在席卷全国的浪潮中宣告成立。其主要领袖为工人出身的瓦文萨。团结工会成立后，成为波兰共产党几十年未遇的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团结工会迅速发展和壮大，引起波兰政府的恐惧和镇压。团结工会十年来的历史，正如它的外文名称中的第一个字母“S”一样，经历了一个兴衰沉浮的曲折过程。它曾经盛极一时，会员遍布全国各地，后又江河日下，被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取缔。瓦文萨也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但在风云变幻的1989年，它竞又东山再起，并通过合法的选举，击败了共产党，夺权成功，取代了执政达40年之久的波兰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从而使波兰这个拥有二千八百万人口和三十一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变了发展方向，1990年11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消失了。瓦文萨在波兰实行完全的经济改革，并大量向西方外国求援。正当波兰脱出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教堂里却钟声齐鸣，此时正是1989年6月16日中午12时，匈牙利政府和人民为纳吉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安葬仪式。纳吉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于1956年被宣布为犯有“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而处死。现在匈牙利政府却为他彻底平反，称他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并且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这是匈牙利政府改变发展方向的信号。此后不久、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沦为在野党。匈牙利也紧步波兰的后尘，驶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方向。
就在同一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昂纳克、克伦茨先后被迫辞职，共产党在东德的统治岌岌可危。两德统一，拆除“柏林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势不可挡的洪流面前，1990年10月2日迈向3日的夜晚，对于近八千万东德和西德的人民来说，非同寻常。当时针指向3日零时时，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伴随着联邦德国的国歌声，特制的旗杆上徐徐升起了黑、红、黄三色的联邦德国国旗，分裂了45年的德国重新统一了。于1949年10月7日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前民德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被迫到苏联避难，后又被遣回到德国，被柏林地方法院审判。民主德国合并于西德，前民主德国的共产党的地位一落千丈，到处受到歧视和排挤。社会主义大家庭又少了一个成员。强大的日耳曼人是否会重温当年日耳曼帝国的美梦，欧洲及其周围国家不禁心惊。
1989年圣诞节的前几天，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布加勒斯特突然炮火连天，枪声大作。原来是反政府武装同保卫政府的军队之间由于人们的示威游行而爆发出激烈的战斗。此时，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正在伊朗访问，他急忙飞回国内进行弹压，但形势已无法挽回，情况越来越有利于反对派。就在圣诞节那天，执政近25年之久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推翻，他和他的妻子被反对派救国阵线逮捕，几天后被秘密处死。又一个共产党国家从地球上消失了。此外，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路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共产党，也都逐渐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消失了。
面对东欧的剧变，作为其领袖的苏联难道就甘心袖手旁观吗？苏联眼看一个个小兄弟背他而去，岂有不心痛之理？奈何苏联自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暇顾及东欧。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激进的改革措施，苏联国内固有的各种矛盾重新暴露并且日益尖锐起来。其中尤其是民族矛盾、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1991年8月，共产党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但这场政变很快就失败了，政变只维持了两天就失败了。戈尔巴乔夫重新执政，但他的政治地位也不牢固，于91年度被迫辞职，让位于更加激进的改革者叶利钦。1991年，苏联解体了。一个在地球上横跨欧亚大陆、占据10个时区的超级大国的分裂，宣告了从1922年起就在这块国土上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和锤子的苏联红旗的消失。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这面红旗，于1991年12月25日，在凛例的西伯利亚寒风中完成了它的历支使命、凄凉地随着雪花降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白、红、蓝三色的俄罗斯旗帜，存在了六十九年的苏联正式解体，一个庞大的、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前苏联就象一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强中干，分裂为十几个独立的国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有的已发展成武装冲突。苏联的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此也放弃了当初其缔造者的最初愿望，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这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泥沙所筑的大厦，一夜之间，消逝得无影无踪。其变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三世界来说，更是特别严重和深刻。
蒙古自1924年宣布“独立”以来，一直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掌国家的政权。同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蒙古人民革命党多年实行的也是一党统治，它不允许国内有反对派组织的出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几乎是终身制的。自1925年党的创始人苏特蒙赫逝世后，乔巴山一直是蒙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此后，泽登巴尔继承了其权力，长达30年之久，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一党统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它的统治下，并没有真正的选举自由，公民的许多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治理蒙古全国的经济以及政治活动中，蒙古人民革命党追随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重复了苏联的错误，给蒙古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诸多危害。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日趋下降，倘若不采取措施，人民革命党有失去执政党地位的危险。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的春风终于越过了西伯利亚，吹进了这个封闭的广袤的草原之国。随着苏联实施改革，蒙古也仿效苏联，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改革运功。改革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蒙古经济由于几十年来一直依赖外援，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工业，经济呈畸形发展。为探求富国之路，蒙古政府了不得不首先在经济领域实行大的改革，蒙古正式提出改革是在1987年12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当时党的总书记巴特蒙赫作了《关于发展畜牧业和改善牧区劳动者文化与生活条件的任务》的报告。这位毕业于苏联共产党中央社会科学院的总书记在报告中首次提到了蒙古正在进行经济管理的改革，这是蒙古通向改革的第一步。虽然蒙古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和小心，但毕竟在它几十年严重的僵化统治后，有了一些微小的转机和变化。历史的潮流毕竟是不能阻挡的。巴特蒙赫虽然不是全新的改革者，又在苏联受过“陶冶”，但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和解放的。乌兰巴托上空的乌云开始慢慢地散去了，草原之国的曙光似乎将要降临了。此后，在1988年12月召开的蒙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巴特蒙赫作了《关于改进党的组织与思想工作的新任务》的报告，这位总书记在报告中说，要在蒙古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精简机构，改革选举制度，明确各级政权机构的职责，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修改党章、宪法和历史教科书等。全会还点名批评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前领导人乔巴山和泽登巴尔等。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政治领域要进行改革的尝试。乔巴山和泽登巴尔，以前在蒙古人民的心目中，就象高悬在蒙古大草原上的太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是国家的象征，人们把他们当作神一样的崇拜和敬畏。现在，笼罩在他们头上的神秘光环被慢慢揭开了，普通群众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么神圣神秘的党和国家的伟大杰出的领导人竟也犯有不可饶恕的错误。人们开始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既而是愤怒。于是人们对现任政府的改革抱有极大的热情，非常支持蒙古当时进行的各种改革措施，刚开始的蒙古改革呈出一派蓬勃生机的景象。
经济领域的改革还不是最困难的，难的是政治领域的变革。几十年来实行的一党统治，似乎人们已经习惯了，现在要突然进行变革，就象往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粒石子一样，荡起了无数的水波。蒙古的现任领导人认为，改革政治首先应该从承认党的失误着手，蒙党召开了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大人民呼拉尔非常会议，会议解除了前领导人，掌握蒙古政权达30年之久的泽登巴尔的职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泽登巴尔一贯追随苏联的政策，在国内压制、排挤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流放驱逐了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并使蒙古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障碍。在他统治时期，是蒙击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时期，它给蒙古人民带来的是饥饿和恐惧。然而，在此之前，蒙古的各级宣传机构却极力吹捧泽氏的功绩，仿佛他是蒙古人民的“救星”似的。这次会议解除了他的职务，是蒙古迈出政治改革的关键而重要的一步。这次大会还有一项成就，那就是选举了有改革思想的58岁的巴特蒙赫为新任党中央书记和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他上任后，立即就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了改革。在1989年12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巴特蒙赫作了《关于加强贯彻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报告，指出：“改革不是从社会主义作丝毫倒退”，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新的质的阶段。”他强调，必须加快党的自身改造工作。
蒙古政治上的改革并没有就此停步。在1991年1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公布新的党纲草案，总的来说，这个草案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党反对社会阶级、集团内的首富悬殊，坚决维护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利益，在经济管理上主张市场与国家调节相结合，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谈到对外政策时，党纲草案坚持在对外关系中奉行不结盟政策，首先全面发展与苏中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它是蒙古人民革命党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党纲草案体现了蒙古现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在91年6月，蒙古政府又起草了一部新宪法，新宪法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政治改革中决定奉行更加激烈的改革措施。它规定：要在蒙古实行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允许公民搞私营企业，并且明确了人权范围。同时决定更改国名，把共产主义味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蒙古全国正在缓慢地放弃实行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过渡。它也准备紧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转而全盘西化。虽然这种变化很缓慢，不象东欧和苏联那样剧烈和明显，蒙古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虽然该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列主义理论。表面上，蒙古仍然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所剩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但实际上，蒙古正在脱离社会主义的大道，一步一步向西方世界靠近。
当然，蒙古的政治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有许多改革措施受到了老党员的强烈反对。蒙古现任总理宾巴苏伦虽一再强调：“政治领域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在蒙古推行“改革的新路线”，但阻力仍然很大。蒙古的改革举步维艰。有的党的领导人也有保守思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布·达希云登就驳斥了民主派要该党解散的言论，他说：“民主派认为我们应该象苏共那样做，但我们是独立国家，不是苏联的共和国。面对如此艰难的内外局势，宾巴苏伦总理于92年1月向蒙古议会大人民呼拉尔提出辞职，虽未获准，却也使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分裂在所难免。该党显然在议会中拥有绝对的多数，然而，自1990年以来，这个前共产党已经分裂出蒙古民族复兴党等几个对立的派别。该党内部对改革也有不同意见。人民革命党的不团结，很可能给该党造成很大危害，给反对派组织以可乘之机。在这种为难情形下，1992年2月，蒙党在乌兰巴托举行21大，这次会议进一步背离了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书记巴嘎班热说，现任领导人认为，“目前没有必要改变党的名称，……我们党不怕‘革命’这个字眼。”他是针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布·达希云登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去掉该党中“革命”二字而说这番话的。他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的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等。然而他又称，党将继续坚持把人放在中心地位的思想。
这种矛盾的政策，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新形势面前的动摇不定的心态和对改革的前途没有足够的信心。一方面，形势逼迫他们不得不做出改革的决定。另一方面，许多守旧的思想仍不时在蒙党中体现出来，有时还表现在具体的政策上，改革本身就是一艘摇摆不定的航船，没有现成的航路，只能在探索中小心翼翼地前行。
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反对派组织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停止，也许永远不会停止。1992年7月2是蒙古大选的日子，在两年前不甘心失败的反对派组织希望这次能卷土重来，一雪前耻。为了在这次大选中获胜，蒙古五个主要反对党中的三个———社会民主党、复兴党、联合党于4月结成了大选联盟，其他两个反对党民主党、民族进步党也与之遥相呼应。他们攻击人民革命党是导致蒙古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甚至宣称：“如果蒙古人民革命党获胜，蒙古人民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除了在国内进行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外，这五个反对党的领导人还联名给美国国务卿贝克写信，希望美国派人到蒙古训练政党，以助其在大选中获胜。寻求西方和美国的支持是蒙古反对党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们企图借助外国的力量帮助他们在国内“合法”地夺取政权。
面对反对派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蒙古人民革命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多党制政府成立两年来，蒙古经济继续恶化，人民多有怨言。因此，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便成为谁能在这次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为此，人民革命党在92年4月提出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一系列阻止生产下降，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纲领指出，近两年政府为“挽救经济危机”而实行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把经济引入了歧途。”强调坚持该党的“循序渐进地转入市场机制”的做法，以在“两年内稳定恢复经济，减少失业，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再下降。”由于该党承认了失误，而且其推出的竞选纲领大多和人们的切身利益有关，远比反对派空洞的恫吓宣传更有吸引力，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挤。因而在这次大选中，蒙古的反对派组织又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们失败得比第一次更惨，蒙古人民革命党以绝对优势获胜。虽然在两次大选中，蒙古人民革命党都取得了胜利。但现时的蒙古，经济问题仍然困扰着全国，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滋长。蒙古的改革进入了艰难的境地，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大有夭折的危险。正在此时，在蒙古的南方，一位巨人向他伸出了强有力的援助之手。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的春风终于越过了西伯利亚，吹进了这个封闭的广袤的草原之国。随着苏联实施改革，蒙古也仿效苏联，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改革运功。改革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蒙古经济由于几十年来一直依赖外援，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工业，经济呈畸形发展。为探求富国之路，蒙古政府了不得不首先在经济领域实行大的改革，蒙古正式提出改革是在1987年12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当时党的总书记巴特蒙赫作了《关于发展畜牧业和改善牧区劳动者文化与生活条件的任务》的报告。这位毕业于苏联共产党中央社会科学院的总书记在报告中首次提到了蒙古正在进行经济管理的改革，这是蒙古通向改革的第一步。虽然蒙古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和小心，但毕竟在它几十年严重的僵化统治后，有了一些微小的转机和变化。历史的潮流毕竟是不能阻挡的。巴特蒙赫虽然不是全新的改革者，又在苏联受过“陶冶”，但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和解放的。乌兰巴托上空的乌云开始慢慢地散去了，草原之国的曙光似乎将要降临了。此后，在1988年12月召开的蒙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巴特蒙赫作了《关于改进党的组织与思想工作的新任务》的报告，这位总书记在报告中说，要在蒙古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精简机构，改革选举制度，明确各级政权机构的职责，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修改党章、宪法和历史教科书等。全会还点名批评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前领导人乔巴山和泽登巴尔等。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政治领域要进行改革的尝试。乔巴山和泽登巴尔，以前在蒙古人民的心目中，就象高悬在蒙古大草原上的太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是国家的象征，人们把他们当作神一样的崇拜和敬畏。现在，笼罩在他们头上的神秘光环被慢慢揭开了，普通群众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么神圣神秘的党和国家的伟大杰出的领导人竟也犯有不可饶恕的错误。人们开始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既而是愤怒。于是人们对现任政府的改革抱有极大的热情，非常支持蒙古当时进行的各种改革措施，刚开始的蒙古改革呈出一派蓬勃生机的景象。
经济领域的改革还不是最困难的，难的是政治领域的变革。几十年来实行的一党统治，似乎人们已经习惯了，现在要突然进行变革，就象往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粒石子一样，荡起了无数的水波。蒙古的现任领导人认为，改革政治首先应该从承认党的失误着手，蒙党召开了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大人民呼拉尔非常会议，会议解除了前领导人，掌握蒙古政权达30年之久的泽登巴尔的职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泽登巴尔一贯追随苏联的政策，在国内压制、排挤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流放驱逐了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并使蒙古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障碍。在他统治时期，是蒙击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时期，它给蒙古人民带来的是饥饿和恐惧。然而，在此之前，蒙古的各级宣传机构却极力吹捧泽氏的功绩，仿佛他是蒙古人民的“救星”似的。这次会议解除了他的职务，是蒙古迈出政治改革的关键而重要的一步。这次大会还有一项成就，那就是选举了有改革思想的58岁的巴特蒙赫为新任党中央书记和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他上任后，立即就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了改革。在1989年12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巴特蒙赫作了《关于加强贯彻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报告，指出：“改革不是从社会主义作丝毫倒退”，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新的质的阶段。”他强调，必须加快党的自身改造工作。
蒙古政治上的改革并没有就此停步。在1991年1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公布新的党纲草案，总的来说，这个草案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党反对社会阶级、集团内的首富悬殊，坚决维护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利益，在经济管理上主张市场与国家调节相结合，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谈到对外政策时，党纲草案坚持在对外关系中奉行不结盟政策，首先全面发展与苏中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它是蒙古人民革命党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党纲草案体现了蒙古现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在91年6月，蒙古政府又起草了一部新宪法，新宪法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政治改革中决定奉行更加激烈的改革措施。它规定：要在蒙古实行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允许公民搞私营企业，并且明确了人权范围。同时决定更改国名，把共产主义味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蒙古全国正在缓慢地放弃实行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过渡。它也准备紧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转而全盘西化。虽然这种变化很缓慢，不象东欧和苏联那样剧烈和明显，蒙古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虽然该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列主义理论。表面上，蒙古仍然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所剩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但实际上，蒙古正在脱离社会主义的大道，一步一步向西方世界靠近。
当然，蒙古的政治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有许多改革措施受到了老党员的强烈反对。蒙古现任总理宾巴苏伦虽一再强调：“政治领域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在蒙古推行“改革的新路线”，但阻力仍然很大。蒙古的改革举步维艰。有的党的领导人也有保守思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布·达希云登就驳斥了民主派要该党解散的言论，他说：“民主派认为我们应该象苏共那样做，但我们是独立国家，不是苏联的共和国。面对如此艰难的内外局势，宾巴苏伦总理于92年1月向蒙古议会大人民呼拉尔提出辞职，虽未获准，却也使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分裂在所难免。该党显然在议会中拥有绝对的多数，然而，自1990年以来，这个前共产党已经分裂出蒙古民族复兴党等几个对立的派别。该党内部对改革也有不同意见。人民革命党的不团结，很可能给该党造成很大危害，给反对派组织以可乘之机。在这种为难情形下，1992年2月，蒙党在乌兰巴托举行21大，这次会议进一步背离了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书记巴嘎班热说，现任领导人认为，“目前没有必要改变党的名称，……我们党不怕‘革命’这个字眼。”他是针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布·达希云登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去掉该党中“革命”二字而说这番话的。他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的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等。然而他又称，党将继续坚持把人放在中心地位的思想。
这种矛盾的政策，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新形势面前的动摇不定的心态和对改革的前途没有足够的信心。一方面，形势逼迫他们不得不做出改革的决定。另一方面，许多守旧的思想仍不时在蒙党中体现出来，有时还表现在具体的政策上，改革本身就是一艘摇摆不定的航船，没有现成的航路，只能在探索中小心翼翼地前行。
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反对派组织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停止，也许永远不会停止。1992年7月2是蒙古大选的日子，在两年前不甘心失败的反对派组织希望这次能卷土重来，一雪前耻。为了在这次大选中获胜，蒙古五个主要反对党中的三个———社会民主党、复兴党、联合党于4月结成了大选联盟，其他两个反对党民主党、民族进步党也与之遥相呼应。他们攻击人民革命党是导致蒙古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甚至宣称：“如果蒙古人民革命党获胜，蒙古人民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除了在国内进行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外，这五个反对党的领导人还联名给美国国务卿贝克写信，希望美国派人到蒙古训练政党，以助其在大选中获胜。寻求西方和美国的支持是蒙古反对党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们企图借助外国的力量帮助他们在国内“合法”地夺取政权。
面对反对派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蒙古人民革命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多党制政府成立两年来，蒙古经济继续恶化，人民多有怨言。因此，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便成为谁能在这次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为此，人民革命党在92年4月提出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一系列阻止生产下降，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纲领指出，近两年政府为“挽救经济危机”而实行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把经济引入了歧途。”强调坚持该党的“循序渐进地转入市场机制”的做法，以在“两年内稳定恢复经济，减少失业，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再下降。”由于该党承认了失误，而且其推出的竞选纲领大多和人们的切身利益有关，远比反对派空洞的恫吓宣传更有吸引力，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挤。因而在这次大选中，蒙古的反对派组织又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们失败得比第一次更惨，蒙古人民革命党以绝对优势获胜。虽然在两次大选中，蒙古人民革命党都取得了胜利。但现时的蒙古，经济问题仍然困扰着全国，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滋长。蒙古的改革进入了艰难的境地，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大有夭折的危险。正在此时，在蒙古的南方，一位巨人向他伸出了强有力的援助之手。
本书由师博（张国安、宋大川、王新光）主编、张国安任执行主编，参加编撰的同志还有：陈永刚、张会军、施克灿、杜继刚、吴江、朱华中、马中虎、杜小安、相力等。
1993年3月于北京
1993年3月于北京
没人关注？自己顶！
这个也太长了。没看完。待会继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