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窥豹：毛泽东一封电报管半年

我觉得毛的伟大在于他对人性和中国历史的理解！

文革十年是怎样带党走向胜利的？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

这种大局已定的规划半年以上很正常

大跃进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大骂恩来总理不是他干的？
感情说他骂离右派只有50米是诬陷他？

当毛手下的高级参谋都是吃白饭的？
毛能力确实强 但他不是神
所谓一粉抵十黑
过分吹捧惹人反感

gmgm201 发表于 2014-11-19 21:30
我觉得毛的伟大在于他对人性和中国历史的理解！
同意，兔祖爷善于鉴史活用，最牛的是能把很多精髓的思想简单概括，其游击战之十六字方针，可见一斑。

同意，兔祖爷善于鉴史活用，最牛的是能把很多精髓的思想简单概括，其游击战之十六字方针，可见一斑。
出十六字的是朱德。

在毛黑看来，毛的最大错误就是推翻蒋伟人建立了新中国

我小时候读西方的英雄赞歌，反思为啥当代没人歌颂润芝？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的传统。

文革十年是怎样带党走向胜利的？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况且文革后期的局势也不是他能左右的的

功高过天，过深于海，分开对待，以功代过，以过抵功，都欠妥当。

在毛黑看来，毛的最大错误就是推翻蒋伟人建立了新中国
我就不喜欢毛，搞个人神化主义，长期把持权力，导致后来在国家在一些重大方向性问题上的错误，

段干木 发表于 2014-11-19 21:37
大跃进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大骂恩来总理不是他干的？
感情说他骂离右派只有50米是诬陷他？
这封电报和大跃进有什么关系？

段干木 发表于 2014-11-19 21:37
大跃进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大骂恩来总理不是他干的？
感情说他骂离右派只有50米是诬陷他？
抛开环境来说，没有谁是骂不得的，当时TG的党内作风是骂归骂，骂过老毛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工作归工作。

其实把黑毛主席和黑中国武器装备，黑中国经济，黑中医等等等等一起看就会发现问题的实质。看问题可以反着看看，有些人为什么费精力去搞这些事？？？

剑神阿呆 发表于 2014-11-19 22:19
我就不喜欢毛，搞个人神化主义，长期把持权力，导致后来在国家在一些重大方向性问题上的错误，
大跃进是谁搞出来的？大饥荒是谁搞出来的？

功过三七开，很明白了，不知为啥老有人要全黑全白

这封电报和大跃进有什么关系？
就是告诉你一个道理，会打仗的，除了会打仗，会破坏，还会点其他的吗？

大跃进是谁搞出来的？大饥荒是谁搞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整个党都有错了？不错，为了粉毛，把整个党都给黑了咯。

nicklee0085 发表于 2014-11-19 22:41
就是告诉你一个道理，会打仗的，除了会打仗，会破坏，还会点其他的吗？
大跃进和大饥荒是谁搞出来的？
反右派扩大化的主力军是谁？
反教条的主力军是谁？

大跃进和大饥荒是谁搞出来的？
反右派扩大化的主力军是谁？
反教条的主力军是谁？
请看我回你的前一条

黑毛，也是一种需求

testmilitary 发表于 2014-11-19 22:47
大跃进和大饥荒是谁搞出来的？
反右派扩大化的主力军是谁？
反教条的主力军是谁？
那又如何？追究责任不仅仅追究执行者，更追究决策者。

nicklee0085 发表于 2014-11-19 22:46
你的意思是整个党都有错了？不错，为了粉毛，把整个党都给黑了咯。
当年谁是主席？谁是总理？谁是书记？都没责任？
基层欺上瞒下没责任？

铁脚板の蓓蓓 发表于 2014-11-19 22:53
那又如何？追究责任不仅仅追究执行者，更追究决策者。
当时毛已是半退休状态，当时谁是主席？谁是总理？谁是书记？谁和亩产万斤合的影？

反毛九成九不是学术研究，是反当前ZF。

当年谁是主席？谁是总理？谁是书记？都没责任？
基层欺上瞒下没责任？
对啊，整个党dou有责任，那他怎么还有脸在台上？

哦，我原来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责任呢，吓死我了。
谁和亩产万斤合的影你知道不？

nicklee0085 发表于 2014-11-19 22:57
对啊，整个党dou有责任，那他怎么还有脸在台上？

哦，我原来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责任呢，吓死我了。
谁和亩产万斤合的影你知道不？

黑毛的人啊，如果不是立场问题，那被洗脑得有够彻底
近几十年，各种黑毛言论够狠的
不急，总有明白的一天，历史是越久远越清晰

楼上一撮人的表现让我想起蚂蚁嘲笑大象的故事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以点盖面，能成熟点么？就说十年文革问题那何尝不是一个新的革命，革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各朝代初期都要干的事情，老毛也知道，他更知道他所要背负的历史骂名，他还是那么干了，为什么呢他为个人地位？已经有了？为他后代？没有吧！我想他为的是咱中国不在像以前一样那么多山头大佬，伟人就伟大在这些地方，当之无愧！

毛泽东年谱13年底出版了，要黑毛，要高级点，先读年谱，不要犯常识错误

马后炮太多了

哦，我原来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责任呢，吓死我了。
谁和亩产万斤合的影你知道不？
我从来没有说他一个人的责任。只是我们这样辩下去，是不是黑了整个党呢？

文革十年是怎样带党走向胜利的？
别动不动就文革，你经历过文革？我认为文革很好，就是让那帮自以为是的文化人醒醒，看看现在公知，这帮人到什么时候都是这个尿性

搞出大饥荒这种事，是一两个人搞得出来的吗？没有基层的大力配合，搞得出来吗？
没有高层的推波助澜，搞得出来吗？

要追究责任的，你懂吗？

nicklee0085 发表于 2014-11-19 23:07
我从来没有说他一个人的责任。只是我们这样辩下去，是不是黑了整个党呢？

搞出大饥荒这种事，是一两个人搞得出来的吗？没有基层的大力配合，搞得出来吗？
没有高层的推波助澜，搞得出来吗？

要追究责任的，你懂吗？

我就不喜欢毛，搞个人神化主义，长期把持权力，导致后来在国家在一些重大方向性问题上的错误，
借用江总的话图样图沈波，还重大方向性错误？都是那些？

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极度敬佩的，尤其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号召党内利用“和平时期”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号召。而在这个基础之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却掉以轻心，并产生了轻率的行为。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后，周恩来即召开国务院会议，并号召有关部门修改1956年的年度计划。五六天内，就重新制定出了各种计划。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最为“高速”的一次。
对国务院有关计划部门，刘少奇曾经批评过“一年计划、计划一年”的行为，而这次的修改计划的速度和过程，则创造了人类“奇迹”。而且，各部门和地方，还在不断的加码。这一下，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慌了手脚。薄一波在他的回忆中描述，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以限制和修正这种“冒进”的计划。但是，从薄一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国务院在修改计划时，除了盲目之外，更主要的是缺乏必要的综合测算。即对国内资金和物资供应基础，没有进行总的规划。还有一点，即国务院主要领导在号召修改计划时的“一哄而起”的官僚主义作风。
正是在没有资金和物资供应的总的规划，而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得计划的修改工作出现了无法更正的混乱。最后，只好来个“剃平头”的做法。即不分是否该消减，统一的按照比例进行消减。直到半年后，国务院终于给出资金和物资供应的总规划，修改计划的“闹剧”才被遏止。
试想一下，如果国务院准备修改计划时，首先给出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的总规划，并且，象毛泽东一样，主要领导分别召集各部门、各地方进行研讨，会是什么结果？一哄而起后，再召集各部门、地方商讨“消减”，其处于被动、尤其是造成“剃平头”的结果，是必然的。
这个责任，完全是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责任。但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国务院主要领导，显然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在出现问题后，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的身上。当代有关人士的回忆中，仍然坚持把主要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的做法，而正是从这些回忆中，使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提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建设方针，国务院有关领导则补充了一句“有多少物资”进行完善。问题是，国务院的责任，不仅是在文字上做工作，更主要的是必须有个实际的方案。国家的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是多少？即国民经济建设的力量到底“有多少钱”？又有“多少物资”？这是在制定和修改计划前必须给出的估算。不然，只能导致各部门和各地制定计划工作的混乱。而这个估算，直到计划工作混乱不堪时，才再近半年后出台。
“多、快、好、省”的方针中，国务院主要领导也在文字上给予了“补充”，但是，如何“好”？又如何“省”？依然没有丝毫的措施。
因此，实际工作中，出现“冒进”甚至混乱，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而“反冒进”的做法，显然是在把这些本质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的基础上、针对毛泽东进行的。陈云在当代的有关回忆中，确切的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是“照顾了毛泽东的面子”。
周恩来在1956年1月，开始大张旗鼓的“反冒进”，而且，多次警告不能提“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说法，而“提前实现工业化”，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战略号召。
从1956年1月，到1956年底，是“反冒进”最激烈的时期。1月开始的“反冒进”，主要是针对计划修改工作的。到5月，国务院终于给出了国家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的总测算，才使得对计划工作的“反冒进”告一段落。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各地方实际工作中的“冒进”现象上，即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的现象。
因为国务院主要领导仍然不从自身的责任考虑问题，所以，也不会吸取修改计划工作中已经产生的教训，而进行实际方案的制定。因此，“反冒进”的力度，主要体现在政治批评和文字工夫上，而并不能做到以制度或条例的形式进行切实的工作。
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了许多年，在“大跃进”时期尤烈。即一旦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什么决议并开始执行时，负责贯彻的国务院以及具体业务部门，都呈现出同一的状态：对战略决议下的具体制度建设不做，而只进行盲目的号召。而国务院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战略方针确定后，在具体推动和实施中进行制度化和条例化建设。
而且，还有一个同一的状态：即最终都是毛泽东不得不出面亲自领导制度和条例的制定工作，而且，对问题的责任，也总是最终引向毛泽东。
刘少奇在“反冒进”热烈之时，再次出面了。召集中央的有关会议，并指示以社论的形式进行“反冒进”，把“反冒进”推向了更高的政治高度。对《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噪冒进》的社论，陈云在当代明确指出，社论主题就是“反冒进”，而加上“反对保守主义”的字样，不过是照顾毛泽东的“面子”。
做为毛泽东的第一助手，刘少奇此时的确应该出面，但是，他应该指示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进行切实的制度思考，在措施上加大力度，而不是把“反冒进”在政治上再提高一步。而刘少奇每次在关键时刻的“出面”，都无一不使高层出现矛盾，并使得被他支持的干部无一例外的受到批评。甚至，使整体工作出现混乱。
在合作化期间，对邓子恢“大砍合作社”的支持，也是在关键时刻。而且，如同支持“反冒进”一样，只注重了某种倾向，而不考虑具体措施的完善：邓子恢在合作化中的缺陷，就是工作方法和作风的问题；政策宣传严重缺乏，针对问题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具体工作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陈毅元帅在当时就提出过一针见血的批评：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要等问题成堆了，又手忙脚乱起来。
刘少奇显然没有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邓子恢受到了“小脚女人”的批评，并被搁置起来。显然，国务院的主要领导，更没有在邓子恢的问题上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接到社论的样稿后，批示道：不看了。毛泽东的不满是明显的，刘少奇等人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也十分明了毛泽东的不满，但是，还是强行发表了。刘少奇的秘书邓力群在当代指出，刘少奇当时应该就“反冒进”等问题与毛泽东等人沟通一下，起个“缓和”的作用，而刘少奇当时能够轻而易举的做到这一点。
但是，刘少奇却在中央高层起了好的带头作用。在毛泽东屡次召集各地方、各部门调研探讨后，刘少奇在1956年初率先召集中央各部门听取汇报，对各项工作进行研讨。毛泽东回京后听说了刘少奇做法，大加赞赏，并随之也召集了更多的部门进行研讨。就在国务院为修改计划手忙脚乱、从而“反冒进”甚烈之时，毛泽东却利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调研探讨。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干预国务院的具体工作，而是从这些汇报和调研中，思考整个经济的发展走向和战略安排。
就是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率先在工作方法上做出了表率。尽管刘少奇经过调研和讨论并没有得出什么有价值的见解，但是，这种工作方法却足以让国务院的有关领导进行仿效。而此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从行为上恰好跟毛泽东相反：即毛泽东更象一个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而国务院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领导，却更象领袖。毛泽东召集34个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研讨工作，而国务院却多次召集大会、用舆论和政治批评来改变修订计划的混乱现象。
刘少奇对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以及适当的发展速度，虽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听取了大量的汇报，却并不能就此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有什么总结，对阶段性的工作，显然也没有形成一定之规。因此，当中共“八大”召开时，负责起草总体工作报告的刘少奇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撰写这个报告。毛泽东经过调研，总结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战略思维和决策，刘少奇如获至宝，才让秘书组写出了“八大”的政治报告。
当代有个人撰文指出：毛泽东是看到刘少奇召集各部门调研，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才召集34个部委总结出《论十大关系》的；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各部委领导的观点。而且，还描写了毛泽东如何的“疲劳”表现。问题是，除了毛泽东，任何一个人，就是每天不停的调研，也不可能总结出《论十大关系》的总体战略思维来。
因此，在建国初期，中共高层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的权力格局下，统一表现为：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英明的，也是及时的抓住了国内的总体形势，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这个关键的权力层的表现，却总是缺乏两端。既缺乏整体的战略思维，而对具体的贯彻，更缺乏相应的具体措施。就是说，有效的权力格局应该是：毛泽东的总体战略思维，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对各种问题和缺点的原因归责，就是针对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具体政策和措施这个关键的权力层面的。这个权力层面由于缺乏建设经验，而且，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表现为：毛泽东发出战略号召后，便随后也高昂的号召和推动，而战略思维细化为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工作却放弃了。因此，建国后到“文革”前，总是表现为，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出面亲自领导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工作，而后才走向正规。
邓子恢具体负责合作化领导工作后，就是这样的表现。毛泽东和中央开会决策，邓子恢再开会传达。具体该怎么做，对基层工作的及时了解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环节，几乎不存在。而毛泽东三令五申的指出：要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取信于民，要尽快制定出合作社的有关章程。但是，邓子恢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而且，出现问题后不是改变工作方法，而是直接把责任和批评的矛头对准了合作化。所以，当毛泽东不得不出面亲自领导具体工作时，在排除了邓子恢的干扰后，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整肃干部的工作作风，在短期内，就成功的完成了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的邓子恢阶段和毛泽东阶段的两个阶段的对比，反差是强烈的。从建国后一直到“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的1962年，这个期间，毛泽东对高级干部的爱护和宽宥，几乎近于纵容。这跟毛泽东对干部工作经验的认定有着极大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把干部的缺乏经验当作工作失误的首要原因。“三年自然灾害”后，毛泽东便放弃了这种宽纵：十五年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干部的工作经验，已经不再是首要原因了。
正当刘少奇把“反冒进”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时，周恩来的态度开始转变。这个转变主要基于1957年“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周恩来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转变：第一，从原来的批评1956年的经济工作“冒进”，转变为颂扬1956年经济工作是“跃进”；第二，“反冒进”的力度基本不存在了（1956年，周恩来“反冒进”的声音比比皆是，而1957年、尤其是“反右运动”后，则很少再看到周恩来“反冒进”的声音）。
按照周恩来自己的说法，即从“反右运动”开始，周已经意识到热火朝天的“反冒进”是错误的，并且，开始把“冒进”这个词语改成“跃进”。
1957年10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工业的发展目标时，也提出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目标：在钢铁、煤炭等四项工业物资生产上，十五年超过英国。同时，电话通知国内不要再“反冒进”了。
周恩来在工作上的失误，导致自己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所谓“冒进”，即国家经济建设年终盘店时没有物资和资金的“结余”、而出现“赤字”，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国务院的制度建设不到位致使地方经济建设出现“只顾多快、不顾好省”的现象。周恩来的失误就是在消除这种错误的倾向时，主要运用了高昂的政治批评手段，而且有直接针对毛泽东的倾向（“提前实现工业化”），却缺乏利用制度和措施的方法进行切实的限制和纠正。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没有一个人去思考制定限制和纠正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毛泽东的批评也体现了这个意思。毛泽东对周恩来“反冒进”的批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批评“反冒进”“泻了全国人民的气”、给右派攻击中共提供了依据。第二，对具体工作中的一些纠正做法给予了肯定，并指出，对具体工作的纠正，订几条措施限制一下就可以了，而不该搞什么“反冒进”、形成一股风气。第三，毛泽东指出，希望今后的工作方法改变一下。
“订几条措施就可以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修改计划发生的“冒进”，完全是国务院自己造成的。修改之初，不给出国家物资和资金的供应限额，也不给出各部门、各地区的供应比例关系，高昂的引导人们盲目修改计划，不出现混乱就奇怪了。直到五个月后才给出国家供应能力等数字的测算，不能说是一种故意，但至少制订和修改计划必须先给出供应能力和比例关系的测算，是一个基本常识。对于“只顾多快、不顾好省”的现象，连毛泽东都明确指出“制订几条措施限制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国务院（包括刘少奇）就是不做，而且，就是要在政治上做文章。
有学者指出，从1955年到1962年这个期间，实质上是毛泽东的经济战略（或经济路线）与另一条经济路线相争执的阶段，而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和磨难后，以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全面胜利而告终。
另一条经济路线，即“稳妥”的经济路线，其实质就是每年的国家投资要有“结余”，象1955年那样，资金结余、物资结余，这样就稳妥。而一旦国家建设的速度快了一些、出现财政赤字，就被“稳妥经济”者们批评为“冒进”。1956年的经济建设被国务院认为是“冒进”，就在于1956年出现的是2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非“结余”。1956年能出现那样的经济建设成就，本质上就是毛泽东与“稳妥派”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就是要打破这种“稳妥”。中国处在极端落后的状况下，正是可以高速发展的时期，因此，“稳妥”的经济路线，只能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突破这个“稳定”、出现适当的财政赤字（按毛泽东的话，就是“冒一点”），那么，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迅速的。1956年的经济增长就是1955年的增长的两倍还要多。经过“反冒进”，1957年的经济增长，也不足1956年的二分之一了。这也是“右派”指责的“1956年冒了，1957年又退了”“中共不能领导经济”的依据。
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可以概括为“阶段论”和“辨证平衡论”。“阶段论”，即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有阶段性的，极端落后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快速，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相应的稳缓下来。“辨证平衡论”，即“打破机械的平衡测算”，也就是突破平衡，再到平衡，再突破平衡……周而复始。毛泽东的经济路线恰好与“稳妥派”的观点相反，“稳妥派”指责“突破平衡”就是“冒进”，没有“结余”，就是“左倾”，而对“阶段论”，则不是不承认、就是根本不懂。因此，当1955年出现大量的资金和物资“结余”后，他们不会从国内的建设需要出发采取解决办法，而是以长期出口和减少生产来解决“结余”的问题。这种“稳妥”，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危害是致命的。也因此，邓小平执政后，多次提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也是针对这些“稳妥派”的。
至于之后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否是毛泽东的经济路线造成的，在当代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且，各有道理、难分轩轾。其实，如果用“建国后始终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研究那时发生的问题，一切疑问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对哪个《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噪冒进》的社论，毛泽东深恶痛绝。在大会上，毛泽东拿着刊登着那篇社论的报纸，捡其要旨，逐句批判。但却没有批评刘少奇，而是绕开了刘少奇直接批评周恩来和陈云等国务院的主要领导。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是严厉的。但是，在批评过程中，毛泽东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倾向，即有些人蠢蠢欲动、想藉此取代周恩来。因此，毛泽东又迅速宣布，就这么一个时期，就这么一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结束了对“反冒进”的批评。

三  谁想取代周恩来
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于7月23日讲话时重提“反冒进”，但已经不是在批评，而是在表扬周恩来。并警告似的指出：当年批评“反冒进”时，有那么一些人蠢蠢欲动、想要取代周恩来等人。
在当代，一些人造谣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之时，曾经有想让时任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想法”。且不说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毛泽东的“想法”的，也不必对此进行什么“学术”，仅从“想法”一词，就能看出造谣者的用心和“捧谣者”的不负责任。如果毛泽东仅仅是“想法”，那么这些学者无疑都是“造谣学者”；如果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公布了出来、或者跟谁“吹过风”，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说毛泽东曾经对他谈过这个问题；尤其是，毛泽东一旦透露自己的“想法”，毫无疑问就会付诸实施，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撤换周恩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客观的事实是，毛泽东维护了周恩来，而始终警惕“一些人”想要取代周恩来。
“造谣学者”的这种造谣，目的本质上就是对毛泽东进行妖魔化。手法就是企图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对立起来。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曾经痛斥这些人：你们不能这样做！还有一点，即柯庆施已经被一些人“妖魔化”了，与毛泽东紧紧的联系起来，也是对毛泽东妖魔化的一块“砖瓦”。
但是，从历史的客观角度讲，当代的这种造谣，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时，尤其是批评那篇社论时，列举了柯庆施的一篇文章《乘风破浪》。而且，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文章，直接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这就是造谣者的造谣来源。更主要的是，当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的过程中，高层必然会有一些人揣测周恩来的总理命运，即：毛泽东是否要撤换周恩来，一旦毛泽东决定撤换周恩来，最有可能取代之的人选是谁。毛泽东想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想法”，无疑就是当年揣测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周恩来的总理命运的人，在当代把自己当年的“揣测”披露。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披露”，那么，“造谣学者”的品质就太恶劣了——柯庆施的那篇文章，基本是与周恩来的合作，至少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假如有这种“披露”，只要其不是听毛泽东亲口所说，那么，“披露”的人在品质上更有问题。当年就不该胡乱揣测，在当代更不该把胡乱猜测的东西当历史“披露”。尤其是，在这些揣测中，毫无疑问，柯庆施也不会是唯一的“人选”。
但是，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知道，批评“反冒进”时，确乎有些人蠢蠢欲动、想取代周恩来。这些人是谁？恐怕只能成为永久的历史之谜。而所有想取代周恩来的人，也成了历史的笑料：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总理职位，是任何人都不能动摇的。
云建国后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深得毛泽东器重，并在党内以经济专家著称。立国之前，上海众资本家联合起来，想在经济上挤垮中共而获得与中共讨价还价的资本。陈云应中央和毛泽东之召，急赴上海与资本家斗法，以一些资本家破产自杀而告胜利。立国之初，国内粮食吃紧，许多贫困地区以及城市缺粮。陈云以“统购统销”之策，解决了这些问题。在合作化问题上，中央高层内，陈云也是积极的支持者和推行者。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任弼时逝世后，擢拔陈云入常委。由是，中共建国之初的经济内核，也即国务院真正的经济策略主帅是陈云，而给陈云当“副手”的，则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陈云和薄一波，也极为倚重。因此，在当代，民间谈起中共建国初期的国家财政，对陈云和薄一波有“陈会计”、“薄出纳”的称谓，意为陈云是中共的经济总管，薄一波副之。
但是，1955年在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时，却出现了问题。年终“盘点”，国家经济计划的投资资金，有近二十亿被闲置，钢铁、水泥、木材等基础建设物资也出现了大量的“富裕”。盖其原因，则是国务院在执行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时，不适当的消减了一些基础建设项目，造成了资金和建材物资“过剩”。这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出现资金和物资“过剩”后，国务院慌忙之中，决定与苏联签定长期的出口合同以消化国内“过剩”的物资。签定合同后，刚过一个月，又不得不撕毁了合同。同时，在安排1956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对水泥、木材等物资，又决定减少生产。
毛泽东知道后，为此进行了批评。批评内容，一是草率签定合同又撕毁合同的做法，有损中共的信誉。“说起共产党，又是光荣、又是伟大……就这一点，那有什么光荣、伟大？”二是，批评国务院经济部门“右倾落后”，并提出了“打破平衡”的经济战略主张。“打破平衡”的含义，是在“平衡”（即国务院平衡测算）的基础上，要“冒一点”，而不能象1955年那样，出现“过剩”的状况。“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事物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在对国务院的年度计划提出批评和战略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对国务院的长远计划（即十五年规划）也不满意，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农业规划上。国务院的计划部门，在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时，主要依据美国、日本、以及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近四十年的农业产量平均速度制定的。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官僚主义者”计划的毛病所在，为此，亲自召开国务院有关会议，指出：农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美国在华盛顿时代，是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其他国家在建国之初，也是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富裕起来，即达到一定水平后，速度才减慢了下来。对于高增长，“穷的时候可以，富了就不行”，也即在一个绝对低产的阶段，粮食产量是可以高速增长的，但在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缓慢下来。而中国正处在这个“穷的时候”（一穷二白），因而正是高速增长的时期。
国务院的农业发展计划，正就缺乏这种科学的阶段性分析。比如，美国在三十年之间，头十年的增长速度是多少？第二个、第三个十年的增长速度又各是多少？国务院的计划，则直接把三十年平均起来当作美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进行参考，并由此制定中国农业发展的“十五年规划”。
在当代，薄一波的回忆中，就明确叙述了这一点。可惜的是，薄一波依然没有认识到这种计划的荒谬性。而在当时，包括周恩来、陈云在内，大约都没有认识到这个关键的一点。因此，国务院再度出现慌乱、甚至混乱，就成了一种必然。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视察各地，并召集十七个省、及有关部门就农业问题进行研讨，并制定出《农业十七条》。毛泽东的战略目的是明显的。合作化运动，就是以农业为突破点，促进了整个工农业公有制的进程，并取得了成功。而在建国后，随着环境的安逸和舒适，各部门的“官僚主义”情绪急剧增长，制定计划大多是象“农业发展规划”一样，坐在办公室里，找一些书面资料，然后用一种方法“平衡”测算，便制定出相应的“计划”来。因此，毛泽东亲身之为，有两个明显的目的。第一，企图用现身说法，改变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制定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要与国内各地研讨，归纳出一个切合国内发展的计划来。第二，以农业发展规划，来改变领导机关的“右倾落后”现象。
鉴于此，毛泽东还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以安众人之心。毛泽东指出：至少在十二年之内，国际不会发生大的战争，而呈现出一个和平阶段；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个和平阶段，大力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并对领导机关的“右倾落后”现象，再次给予了批评。
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共高层在听到这一指示后，犹如醍醐灌顶般的清醒了过来。周恩来说道：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的太晚了。并当场拟出一副对联（对联），来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
周恩来、陈云等人与毛泽东相比，恰好是“战略家”与“战术家”。无疑，毛泽东是一位极其高明的经济战略家，但是，中共内部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高明的经济“战术家”。直到形成毛泽东——周恩来权力体制后，这种战略和战术，才真正的比较完美的结合起来。在此之前，中共领导的经济工作一直呈现为：毛泽东提出战略整体布局，但在具体“战术”操作上总是出现问题、甚至灾难，最后，再由毛泽东出面纠正，终之于政策成熟才能稳定下来。
合作化运动时期，毛泽东首先排除了刘少奇等人的“先搞资本主义”的主张。合作化运动开展后，又排除了邓子恢等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后面将详细分析），亲自主持合作化运动，取得了迅速和巨大的成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期间，排除了“五风”的破坏与作乱，才使得公社政策、工业政策成熟起来，并迅速走向了高速发展。
而对“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经济专家”陈云，毛泽东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从开始的极为倚重，到最终的罢黜和不再重用，是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陈云的表现越来越有失毛泽东的厚望所导致的。
毛泽东认定陈云“一贯右倾”，这一点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陈云在多次关键时刻的具体表现，令毛泽东对陈云的经济战略能力越来越失望，终之于绝望。在“反冒进”问题上，陈云无疑也是起着关键作用的。在1958年8月召开的决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当年的钢铁高指标提出了疑问，八个月生产了四百吨钢，“到年底还有四个月，生产八百吨钢，能完成么”？陈云当时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支持了这一高指标，而陈云的这一“票”，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极为关键的。1959年，毛泽东指示降低钢铁产量的年度指标，在万般无奈下，赋予陈云全权，但是，陈云却胡乱猜疑毛泽东的心理，虽然最终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在公社政策的完善上，陈云显然缺乏建设性的思考，而且，思维方向几乎完全与毛泽东相反。因此，毛泽东在1962年批评了“单干风”后，开始排斥陈云。主要的原因显然有两点：第一，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成熟了。《工业六十条》、《农业七十条》的制定，标志着毛泽东经济战略的趋向成熟。第二，陈云缺乏“统一性”，尤其是在人民公社的政策上，陈云已经从原来合作化进程中的“支柱”作用，走向了“反面”。即，毛泽东的经济战略一旦成熟起来，就必然排斥对这一经济战略起干扰作用的“专家”了。因此，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再次起用陈云时，只让陈云起着一个“修补”的专家作用，而再不赋予陈云整体战略的权力。尽管陈云在毛泽东的公有制经济战略中，曾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少奇对陈云也有一个“扬弃”过程。1962年在支持了陈云的“单干”后，到1964年由于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成熟，基本扭转了困难的局势。由此，刘少奇开始由原来的倚重变为“抛弃”。陈云曾埋怨道：从1964年开始，刘少奇就不通知我参加常委会了。其原因可能跟陈云的“单干三五年就能恢复经济，不单干得十年八年才能恢复”的论调有关。刘少奇当时深信其论，而结果是，毛泽东严厉的排除了“单干”的干扰后，两年时间就恢复了经济。
实质上，邓小平对陈云的经济观也存在着“扬弃”的过程，这一点不用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