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形势必然由政治所决定:由岳飞冤案的背景——“绍兴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7:46:34


原帖地址:http://tieba.baidu.com/p/3042282 ... 496023963?from=prin

这篇文章摘自沈松勤先生的《南宋文人与党争》,很长,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看,嗯,大概没多少,多数人都不喜欢看长文,而是热衷于拿着不知从哪里看来一个掐头去尾的“概念”然后发挥人类的无限想象力进行脑补。


有些话说在前面,我从泡论坛以来,遇到很多人喜欢就岳飞案去说岳飞案,这其中大部分人如我上面所说,是拿着一个“重文轻武”、“迎还二圣”这类的概念脑补,还有一些人(而且数量不少),则是为了为秦桧和赵构这俩遗臭万年的货洗地。


结果说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邓广铭、王曾瑜、龚延明等宋史学大师否定了,

这篇文章摘自沈松勤先生的《南宋文人与党争》,很长,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看,嗯,大概没多少,多数人都不喜欢看长文,而是热衷于拿着不知从哪里看来一个掐头去尾的“概念”然后发挥人类的无限想象力进行脑补。


有些话说在前面,我从泡论坛以来,遇到很多人喜欢就岳飞案去说岳飞案,这其中大部分人如我上面所说,是拿着一个“重文轻武”、“迎还二圣”这类的概念脑补,还有一些人(而且数量不少),则是为了为秦桧和赵构这俩遗臭万年的货洗地。


结果说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邓广铭、王曾瑜、龚延明等宋史学大师否定了,

“绍兴和议”的确立,虽然消除了宋金之间重大的军事对抗,但对宋廷来说,是以丧权辱国和巨大的经济付出为代价的;同时,又是建炎以来宋廷和战之争包括整个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秦桧独擅朝政,全面实施其残酷的相党政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深深影响士大夫政治命运乃至生命的“绍兴党禁”也随之出现。关于秦桧相擅权期间的相党政治,朱熹曾作这样的概括:

秦太师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 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但到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秦在虏中,知虏人已厌兵,归又见高宗亦厌兵,心知和议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议。……高宗初见秦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恶之入,秦引而用之,高宗亦无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蔡京们著数高,治元裙党人,只一章疏便尽行遣了。秦桧死,有论其党者,不能如此。只管今日说两个,明日又说两个,不能得了。

暂且不论高宗因害怕秦桧的“谋逆”而常常暗带匕首的真实性,自绍兴十一年(1141)确立与金和议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去世的十五年期间,秦桧独揽朝政,权倾一世,是不争之事实。在此期间,秦桧又肆意交结朋党,不断搭建和巩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较蔡京党人更盘根错节的相党集团,造成“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另一表现,就是其政敌“皆摈去之”,并且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出现了自崇宁蔡京“治元祜党人”以来的又一次残酷党祸“绍兴党禁”。

原帖地址:http://tieba.baidu.com/p/3042282 ... 496023963?from=prin

这篇文章摘自沈松勤先生的《南宋文人与党争》,很长,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看,嗯,大概没多少,多数人都不喜欢看长文,而是热衷于拿着不知从哪里看来一个掐头去尾的“概念”然后发挥人类的无限想象力进行脑补。


有些话说在前面,我从泡论坛以来,遇到很多人喜欢就岳飞案去说岳飞案,这其中大部分人如我上面所说,是拿着一个“重文轻武”、“迎还二圣”这类的概念脑补,还有一些人(而且数量不少),则是为了为秦桧和赵构这俩遗臭万年的货洗地。


结果说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邓广铭、王曾瑜、龚延明等宋史学大师否定了,

这篇文章摘自沈松勤先生的《南宋文人与党争》,很长,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看,嗯,大概没多少,多数人都不喜欢看长文,而是热衷于拿着不知从哪里看来一个掐头去尾的“概念”然后发挥人类的无限想象力进行脑补。


有些话说在前面,我从泡论坛以来,遇到很多人喜欢就岳飞案去说岳飞案,这其中大部分人如我上面所说,是拿着一个“重文轻武”、“迎还二圣”这类的概念脑补,还有一些人(而且数量不少),则是为了为秦桧和赵构这俩遗臭万年的货洗地。


结果说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邓广铭、王曾瑜、龚延明等宋史学大师否定了,

“绍兴和议”的确立,虽然消除了宋金之间重大的军事对抗,但对宋廷来说,是以丧权辱国和巨大的经济付出为代价的;同时,又是建炎以来宋廷和战之争包括整个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秦桧独擅朝政,全面实施其残酷的相党政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深深影响士大夫政治命运乃至生命的“绍兴党禁”也随之出现。关于秦桧相擅权期间的相党政治,朱熹曾作这样的概括:

秦太师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 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但到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秦在虏中,知虏人已厌兵,归又见高宗亦厌兵,心知和议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议。……高宗初见秦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恶之入,秦引而用之,高宗亦无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蔡京们著数高,治元裙党人,只一章疏便尽行遣了。秦桧死,有论其党者,不能如此。只管今日说两个,明日又说两个,不能得了。

暂且不论高宗因害怕秦桧的“谋逆”而常常暗带匕首的真实性,自绍兴十一年(1141)确立与金和议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去世的十五年期间,秦桧独揽朝政,权倾一世,是不争之事实。在此期间,秦桧又肆意交结朋党,不断搭建和巩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较蔡京党人更盘根错节的相党集团,造成“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另一表现,就是其政敌“皆摈去之”,并且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出现了自崇宁蔡京“治元祜党人”以来的又一次残酷党祸“绍兴党禁”。
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朋党之争一样,秦桧为彻底抑制主战派的势力,消除一切危及自己的因素,首要任务是结交朋党,纠集势力,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同时其朋党的区域性和裙带化,也为北宋“熙丰”和“绍述”期间的新党望尘莫及。综观秦桧党羽,极大多数为江、浙所产,其中温步人尤为集中。《宋史全文》卷二一上“绍兴十二年三月乙卯”条“上(高宗)御射殿,引南省举人何溥以下,是举两浙转运司秋试举人,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所得四十有二,宰执子侄皆预焉。溥永嘉人也”下,引朱胜非《闲居录》云:

秦桧居永嘉,引用州人以为党助,吴表臣、林待聘号党魁,

召为从官,实操国柄。凡乡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攀援,其势炎炎,日迁月擢,无复程度。是年,有司观望所解乡士四十二名,桧与参政王次翁子侄与选者数人。前辈诗云:~胜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秦桧专政大约始于绍兴十一年(1141),次年三月,便利用科举取士一途,培植党羽,可见其植党的迫切性和深度广度;而温州士人乐为秦桧党助,是有一定根基的。


在绍兴二年(1132)与吕颐浩之争中,秦桧败北,以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的祠官身份侨居温州永嘉;绍兴五年(1135),又被任命为温州知州,任期一年一个月,在温州前后居住了整整四年,也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温州县学中还在他生前设立了祠堂。因此秦桧在培植党羽的活动中,尤为注意拉拢温州士子,在科举取士上,格外予以优待,在任命官员上,又特予关注,吴表臣、林待聘就是其中的代表,并成了秦桧相党中的要员。不过,吴、林二人不是在秦桧第二次人相而是在首任宰相时,就已成了秦桧的死党。据载:“(吕)颐浩自江上还,谋逐(秦)桧,有教以引朱胜非为助者,诏以胜非同都督。……颐浩寻以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刘荣为右司谏,盖将逐桧。于是江跻、吴表臣、程踽、张焘、胡世将、刘一止、林待聘、楼熠并落职予祠,台省一空,皆桧党也。”缈“绍兴和议”之初,吴表臣自贬地迁兵部侍郎,受秦桧之命为金国使臣的“馆伴使”,后累官礼部侍郎兼资善堂侍读、吏部尚书;林待聘官复原职,出任婺州知州,旋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再升为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成了秦桧的代言人。另有温州人郑仲熊党同秦桧官至参知政事,原温州判官郑亨仲也因秦桧荐引,官至资政殿学士,宣抚四川。

尤为突出的是,秦桧党羽的裙带化。秦桧独相期间,大量起用了自己的子孙与亲朋,他们成了秦桧相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秦桧排斥政敌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子秦熺则又成了秦桧掌握高宗“起居动息”、监视皇权和控制百官的最直接的耳目。吕中《大事记》在评论秦熺兼侍读时说:

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日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独经筵之地,乃入主亲近儒生之时。桧虑其有所浸润,于是以熺兼侍读,又以巫饭为说书,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入主之动息,讲官之进说,而臣无复天子之臣矣。渺

秦熺先由秦桧推恩补官,绍兴十二年(1142)中进士第,通判临安,两个月后,便人观为秘书郎;同年九月,升秘书少监,十月,崇政殿说书;绍兴十五年(1145)十月,除翰林学士,二月兼侍读;后迁少傅、少师,封嘉国公。秦桧晚年,欲以秦熺接替自己的相位,未果。秦熺兼侍读,“以察人主之动息,讲官之进说”,既用于监视高宗,又用于控制百官。关于后者,陆游早已有所揭示:“秦会(桧)之当国时,谏官、御史必兼经筵,而其子熺亦在焉。意欲搏击者,辄令熺于经筵侍对时论之,经筵退,弹文即上。”除了秦熺,秦桧之兄秦梓也以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入为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次年三月,又兼赞读,十月,升侍读。另有秦桧弟秦棣、兄子秦昌、秦垣、三孙秦埙、秦堪、秦坦等,均在秦桧独相期间,入朝为官。陆游指出:“秦太师娶王禹玉孙女,故诸王皆用事。”其妻党王氏一门甚众,加上其子秦熺妻党曾泳、其孙秦埙岳父高百之、其侄秦垣岳父丁篓明,有数十人之多,他们与其他党羽一起为秦桧抑制异论,并大兴文字狱,实行“文禁”和“语禁”(详见第三章),全面实施其专横独断的相党政治,建构了一张巨大而又严密的网络。事实表明,秦桧党羽布满朝野,其党势力,坚如磐石,也即上述朱熹所说“举朝无非秦之人”,连高宗也“更动不得”!
秦桧交结朋党,起用亲信,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排击和倾轧异己,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党禁,巩固以自己为核心的相党势力。被秦桧排击和倾轧的士大夫甚多,就重点对象而言,有赵鼎、李光、胡铨等人。据载,绍兴十五年(1145),高宗赐秦桧一宅第,中有藏书楼,赐名“一德格天之阁”。秦桧将赵鼎、李光和胡铨三人姓名写在阁内,“欲必杀之而后已”。赵鼎在第二次入相后,虽也主张和议,但因在具体的政见上与秦桧有异,遭到秦桧的排斥,一贬再贬。从瘴疠之地岭南被贬到了环境更恶劣的海南。在对待和议上,李光与赵鼎的思想大体一致,而且因秦桧的荐举,才官至参知政事的。绍兴八年(1138),“秦桧初定和议,将揭榜,欲藉光名。上意不欲用光,桧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遂用之。”因为“光本意谓但可因和而为自治之计”;因此,李光遭到了同乡杨烨的痛责,“责以附时相取尊官,堕黠虏奸计,堕平时大节”。既而秦桧议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遭到李光的强烈反对,并责斥秦桧“盗国弄权,怀奸误国”,秦桧为之大怒,将李光驱逐出朝,后被贬海南。胡铨于绍兴八年(1138)任枢密院编修官上,针对朝廷的屈膝和议,愤而作《上高宗封事》疏,疏中力陈屈膝求和之害,并谓秦桧、孙近和王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蒿街”,以谢天下。胡铨的上疏将当时反抗和议的运动推向了高潮,其疏也很快传诵遐迩,“市井问喧腾,数日不定”,令秦桧心惊胆战,也令高宗老羞成怒,本拟当即将胡铨处死,以“正典刑”,因“谏者以陈东启上”,才“遂贬胡儋耳”。


在“绍兴和议”之初,赵鼎、李光、胡铨是与秦桧面对面展开交锋的朝官,其中赵鼎在士大夫群中有“中兴贤相”之誉,具有深广的政治与社会基础,而且其二度为相,党羽甚众,对秦桧的独断专横,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李光为秦桧所荐,但秦桧却遭其反戈之击,大有“背信弃义”之势;胡铨虽为小官,但在大庭广众中,力阻和议,并要取秦桧之头,在朝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最能代表主战派的心声。所以,秦桧在专政以后,“欲必杀之而后已”。对于这一点,被贬者也十分清楚。其中,赵鼎为了避免祸及家人,保全亲子性命,还自觉地走上了死亡之路。绍兴十七(1147)年八月,“责授清远军节度使赵鼎卒。鼎在吉阳三年,故吏门人,皆不敢通问。广西经略使张宗元时遣使渡海,以醪酒馈之,太师秦桧令本军月具鼎存亡申尚书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谓之曰:‘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诛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赵鼎所想像的那样。秦桧实施其既严又酷的党禁,最终目的不仅在于使政敌永远消失在政治舞台,而且还欲将政敌的亲属一网打尽。这样既可发泄一己之私愤,又可防患于未然。吕摭一案就说明了这一点。在绍兴二年(1132)的吕、秦两党之争中,秦桧败北。这是秦桧为相期问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成了政敌的手下败将,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对吕颐浩的怀恨程度比对赵鼎诸人还要深。但吕颐浩于绍兴九年(1139)四月就已病故,卒后又被赠太师,封秦国公。因此,秦桧虽然心极恨之,却失去了报复的对象,于是,便伺机拿吕颐浩之子吕摭开刀,绍兴十七年(1147)发生的一件民事纠纷案,终于使秦桧发泄了心头之恨。“右朝散郎直秘阁吕摭除名,梧州编管。秦桧追恨颐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曹悖求其家阴事。会摭嫂姜氏告摭系其庶弟之母,送狱穷治,摭惧罪阳喑,乃以众证定罪,于是一家破矣。”
北宋“崇宁党禁”的对象,不完全在于元佑党人,还涉及到元佑党人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秦桧继承了蔡京的衣钵,在实施党禁时,同样祸及政敌的亲朋故旧,而且比蔡京更为残酷;尤其是在晚年,秦桧相党无端起狱,欲杀异己及其亲属,其残害异己的心理到了臀峰造极的地步:

桧秉政十八年,富贵且极,老病日侵,将除异己者。故使徐磊、张扶论赵汾、张祁交结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无全肤,令汾自诬与特进永州居住张浚、责授建宁军节度使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责授果州团练副使致仕新州安置胡寅谋大逆。凡一时贤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狱上,而桧已病不能书矣。

据时人吴猎说,这份“谋大逆”者的名单一旦经秦桧画押,大理寺将立马判以“极刑”,所幸的是在大理寺将此名单上呈秦桧时,“桧夫人王氏却之,语家吏日:‘太师病势如此,且休将这般文字来激恼他。’如此者再三。桧死,事遂已。故以桧之恶如此,而其子孙未尽绝灭,盖王氏此举,能全数十家性命故也”。这里将秦桧“子孙未尽绝灭”归功于王氏拒绝大理寺将“谋大逆”者名单上呈秦桧而“能全数十家性命”,虽然明显表现为因果报应的思想,但说明了秦桧党禁的残酷和时人在残酷的党禁下的畏惧心理。留正《中兴圣政》与吕中《大事记》均载:

甚矣,秦桧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铨、赵鼎、张浚、李光、张九成、洪皓、李显忠、辛企宗之徒相继贬窜,而吕颐浩之子摭、鼎之子汾、王庶之子荀、之奇,皆不免焉。盖桧之心太狠愎,尤甚于章(敦)、蔡(京)。窜赵鼎而必置之死,杀张浚而犹及其家。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冯璃《论语注》而得祸,末年欲杀张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秦栓已病不能书。可畏哉!

秦桧首相期间,推尊二程道学,所结党羽也基本上是道学人士;独相专政期间,则推尊王安石“新学”而严禁二程道学。所以萧振附程氏之学,也就自然成了其党禁的对象。洪兴祖是位主战人士,而冯璃的《论语注》则是一部具有当代意识的发微之作,洪氏又为此作序,这就难免秦桧的仇视。胡寅与其父胡安国虽然对早年的秦桧赞赏有加,对后来秦桧的所作所为也不像其他士大夫那样进行抨击,但他既在道学之列,又主张抗金,因而在秦桧的心里成了“谋大逆”者而必须消失于政治舞台。从中既昭示了秦桧用心“太狠愎”,又说明了“绍兴党禁”是在和战之争与学术对抗两大领域展开的
“绍兴和议”期间,葛立方曾要求仿效“崇宁党禁”,将与秦桧不合者立为党人碑,但遭到秦桧的拒绝。对以蔡京集团以立“元佑党人碑”的形式禁锢政敌的做法,早已为士人所深恶痛疾,秦桧深明其得失,他所注重的是在实际行动上如何采取以比蔡京集团更有效、更残酷的手段,禁锢和迫害政敌;而与在人事上禁锢政敌相辅相成的,则是较蔡京集团更甚的以高压政治禁锢人们的言论,全面控制意识形态,其表现就是大肆兴造为“崇宁党禁”所望尘莫及的文字狱,实施文禁与“语禁”。

孝宗隆兴元年(1163)七月,兵部侍郎胡铨上奏痛陈绍兴年间“与敌和议有可痛哭者十”,其六“可痛哭者”即“秦桧力排不附和议之士九十余人,贤士大夫、国之元老相踵引去”;“赵鼎、王庶、李光、郑刚中、曾开、李弥逊、魏杠、高登、吴元美、杨辉、吴师古等皆死岭海,或死罪籍,怨愤之气彻天”岱。总结了秦桧在“绍兴和议”期问进行党禁所造成的祸害与政局。不过,秦桧的“绍兴党禁”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党羽进行不断的清洗。

史称“自秦桧专国,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远方。凡龌龊萎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僚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厅,谓之伴拜。稍出一语,斥而去之,不异奴隶,皆褫其职名,阙其思数,犹庶官云”。“若孙近、韩肖胄、楼熠、王次翁、范同、万俟离、程克俊、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假、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等,皆不及一年或半年,诬以罪罢之。尚疑复用,多是居千里外州军,且使人伺察之”,所以时人对“得两府者,不以为荣”国。这是秦桧专政期间所采取的重要政术和手段,其目的与抑制“不附和议之士”一样,是巩固以自己为核心的相党势力,长期控制朝政,成了秦桧进行党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秦桧党羽中,即便是为秦桧在专事和议或倾覆政敌中建有汗马功劳者,如在言行上稍一不慎,就遭贬斥。下列遭贬的三人,颇具代表性。
范同,建康人,秦桧乡党,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是他向秦桧献计,解除岳飞等三大将兵权而平稳成就“绍兴和议”的,因此,官至参知政事,但为时极短。同年十一月,“参知政事范同罢,同始赞和议,为秦桧所引,及在政府,或白奏事,桧忌之。右谏议大夫万俟商因论近朝廷收大下兵权归于宥密,而同辄于稠人之中,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望罢其机务。诏同以本官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又据朱熹说:“杀岳飞,范同谋也。胡铨上书言秦桧,桧怒甚,问范:‘如何行遣?’范日:‘只莫采,半年便冷了。若重行遣,适成孺子之名。’秦甚畏范,后出之。”前者是因为范同“或自奏事”,自作主张,难以控制;后者是因为范同城府甚深,心计难泯,令人生畏。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都触犯了秦桧结党专政之大忌,故“斥而去之”。

上疏弹劾范同的万俟赢于绍兴十年(114)六月人为台谏官,他是高宗、秦桧收岳飞等三大将兵权、杀戮岳飞父子及岳飞爱将张宪的得力助手,所以民间往往将其恶名与秦桧相提并论,而今杭州岳坟前面长跪不起的四具“白铁奸佞”,其中之一就是万俟离。万俟离在确立“绍兴和议”及和议以后秦桧清洗政敌的过程中,可谓冲锋陷阵,功劳卓著,因此也像范同一样获得了参知政事的美官,但因不愿在秦桧面前行尸走肉而好景不长。绍兴十四年(1144)二月,“参知政事万俟成提举江州太平观。先是,离使金还,太师秦桧假金人誉己数十言属南奏于上,商不可。他日奏事退,桧坐殿庐中批上旨,辄除所厚官吏,钤纸尾进。离拱手日:‘偶不闻圣语。’却不视。桧大怒。自是不交一语。御史中丞李文会、右谏议大夫詹大方闻之,却奏离黩货营私,窥探国是。商再章求去,上命以资政殿学士出守,及入谢,上问劳甚悉,桧愈怒。给事中杨愿因封还录黄,乃有此命”。

巫假与范同均为秦桧乡党,因党同秦桧而官至签书枢密事。巫假在充当秦桧党羽的过程中,绝无万俟离那种“反”心,而是谨慎从事,甚至大有“伴桧如伴虎”之感,但最终未能逃脱秦桧的猜忌和打击。绍兴二十二年(1152)四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事巫饭罢。假与秦桧居同乡。一日,桧在都堂,偶问假云:‘里中有何新事?’假不敢对,徐日:‘近有一术士自乡里来,颇能论命。’秦变色谓饭日:‘是人言公何日拜相?’假皇恐而罢。章厦闻之,即劾假阴怀异意,以摇国是。林大鼐亦奏饭黩货营私。于是并迁二人,而假以本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章再上,遂落职。”凹对此,留正《中兴圣政》作了这样的评论:“巫假术士之对,盖恐辄及时事以触桧之怒,故泛举不切之事,聊以塞责云尔,而桧勃然变色,遽嗾使言路逐之,惟恐他人攘己之位,虽桧之猜恨忌刻,不近人情,然亦可以为依阿取容,谄事权贵者之戒也。”

秦桧对待侍奉自己的党羽,虽然不像打击“不附和议之士”那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因“惟恐他人攘己之位”而“猜恨忌刻”,进行不断的清洗,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其实,这在秦桧看来,两者都是危及以自己为核心的相党权力的因素;就被排斥者而言,无论是“不附和议之士”,抑或“不异奴隶”的秦桧党羽,均成了“绍兴党禁”的对象。正因为如此,使得“绍兴党禁”比北宋“崇宁党禁”更具彻底性,从而保证了秦桧相党政治的坚固性;也正因为这种专横的相党政治,使得上自宰执,下至士子,“依阿取容”,几成一代风气,使宋代文人士大夫传统的“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和“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学创作精神消失殆尽,形成了一个阵容壮大的“歌德派”,为“绍兴和议”歌功颂德,摇旗呐喊。
南宋称为一个国家都勉为其难了,面积小,思想狭隘,已经从一个北人到南方的寄居政权退化为一个地方政权了,谈多了就是浪费时间。
不错,有理有据。

shcjdby 发表于 2014-6-12 16:52
南宋称为一个国家都勉为其难了,面积小,思想狭隘,已经从一个北人到南方的寄居政权退化为一个地方政权了, ...


南宋本来有机会匡复中原,当初岳飞中原大捷的时候,金朝在北方的统治已经彻底动摇了,河北河南各地义军并起,西北部的西夏也开始乘机进攻金朝,整个金朝基本上在中原已经处于天下围攻的状态,根本立足不下去,本来当时已经打算效仿当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准备撤出中原了,谁知道赵构秦桧厚颜无耻,搞投降路线,替金朝政府一手逆转了驱逐金兵的大好形势,彻底葬送了抗金大业
shcjdby 发表于 2014-6-12 16:52
南宋称为一个国家都勉为其难了,面积小,思想狭隘,已经从一个北人到南方的寄居政权退化为一个地方政权了, ...


南宋本来有机会匡复中原,当初岳飞中原大捷的时候,金朝在北方的统治已经彻底动摇了,河北河南各地义军并起,西北部的西夏也开始乘机进攻金朝,整个金朝基本上在中原已经处于天下围攻的状态,根本立足不下去,本来当时已经打算效仿当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准备撤出中原了,谁知道赵构秦桧厚颜无耻,搞投降路线,替金朝政府一手逆转了驱逐金兵的大好形势,彻底葬送了抗金大业
党争不过是细节。这几年最大的发现是岳飞组织军队的策略。岳飞起兵时不过几千人,到绍兴10年时明面兵力已经超过10万,而且是精锐的机动部队。当时实际上南宋可调用军队不过30万,其中机动部队更少。但这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这10万人的来路才是宋朝统治者最担心的。北宋末年,贫富差距巨大,地主压迫百姓导致流寇四起。这时岳飞创造性的把曹操的屯田制与北朝府兵制相结合,通过没收北方敌占区土地和无主土地,进行屯田生产,打散回收农民起义军和各地流民,使岳家军实力大增。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解决了北宋末期最终要的社会问题,土地兼并问题,赢得了民心,加上岳飞的严格治军,其战斗力与其他宋军完全不可比。
可以不夸张的讲,如果岳飞进攻南宋小朝廷,而且是以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式分给百姓,那么南宋将不堪一击。真正宋朝统治者包括秦党都是地主出生或者是其代言人。自然对岳飞是处之而后快。
好文章。写得深刻。收藏了。
这段历史我觉得《南宋150年》这本书写得挺好。
其实我很佩服赵构和秦桧,特别是赵构,并无军政根基,能在危难中撑起南宋,没有两把刷子是不可能的,反观南明,则是一溃千里迅速完败。
另外历史不是评书演义,投降派绝对不是见自己人就杀一味迎合金人,再蠢的人也知道仗打得好才有谈判的资本。
  我认为11楼的说法有道理,从宋明开始就没有能起兵造反成气候,都是三两下被灭(皇子除外)。没人的权力能大过皇权!
  岳飞被害,就是高宗被金人吓破胆逃到江南后安于现状不想收复中原祖宗基业了,而岳飞是主战派的重要人物,而且兵权极重,长期政见不同,最终在投降派的怂恿下自毁长城。
莽莽长云 发表于 2014-6-12 16:57
南宋本来有机会匡复中原,当初岳飞中原大捷的时候,金朝在北方的统治已经彻底动摇了,河北河南各地义军 ...
不知道你所谓的金朝统治彻底动摇是什么回事,无论岳飞在不在,南宋历次北伐都是彻底失败而告终,摧毁赵构北伐意志的淮西战役反而是岳飞拒绝出兵参战,赵构6次手谕都被岳飞置之不理,这跟评书里面12道金牌催他退兵真是莫大的讽刺。
这段历史我觉得《南宋150年》这本书写得挺好。
其实我很佩服赵构和秦桧,特别是赵构,并无军政根基,能在 ...
你就是被忽悠了。没错,秦桧是支撑起了南宋,那是因为,如果没有他,大宋就能光复了,也就不存在“南宋”了。

gz巧克力 发表于 2014-6-12 17:36
不知道你所谓的金朝统治彻底动摇是什么回事,无论岳飞在不在,南宋历次北伐都是彻底失败而告终,摧毁赵构 ...


你这是纯胡扯


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宋、金都无法彻底消灭对方,是和议的前提”。笔者承认,从军事上讲,岳家军能否真的直捣黄龙府尚存在争议,这需从双方的动员组织能力、后勤供给、将领指挥能力、军队装备与士兵素质以及结合军事地理等多方面分析,这个问题如要深究,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但宋金之间的根本问题,是要“彻底消灭对方”吗?答案是否定的。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宋金之间的根本问题,是金人借故入侵,推行民族屠杀、民族压迫和民族征服的问题,是女真人在北方霸占耕地、剃发易服的问题,是宋人要收复北方国土,收复首都的问题。宋人收复故土的努力,北方汉族捍卫民族平等和尊严的斗争,与要彻底灭亡金朝不可混同。那么这种收复故土的预期又如何?从北宋的灭亡的过程可以看出,金军的胜利是一系列军事冒险行动的结果,其根本不具备武力占领开封的能力。赵构在位初期,宗泽经营开封有声有色,但赵构却对宗泽领导下的中原义军武装心存疑虑,甚至视马括领导的义军为心头大患。终于,中原一度形势大好的局面在宗泽死后四分五裂,原来抗金的义军被分化瓦解,逐渐沦落为群盗。而接任宗泽的杜充惧怕与金作战,一弃开封,再弃建康,江北领土由此全部陷入金人之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后为宗泽、杜充部将的岳飞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复建康,克襄阳,平杨幺,后又三度北伐,其中最后一次绍兴十年(1140年)的北伐,逼迫兀术(完颜宗弼)逃出开封退回北方,实际上收复故都(这一点在《金史.完颜宗弼传》中得到旁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完颜兀术初至开封,是在岳飞北伐前的五月十三日,“孔彦舟下汴”,既在岳飞北伐之后,为重新占领;《金史.孔彦舟传》亦有提及)。同时岳飞在战斗中不但能联络河北、河东金国占领区的各地义军配合作战,更派出梁兴、赵云、李宝等有过正规军作战经验的将领去领导敌占区的抗金活动。在最后一次北伐中,金占区的义军配合岳家军进攻晋西北、东平府、大名府等地,同时梁兴率军渡过黄河,骚扰河东敌后地区,这一方面体现了岳飞超越时代的现代敌后抗战、全民抗战的理念,另一方面也表明金人在宋人故土尚未得人心。除了中原战场之外,金军聂儿孛堇部在两淮、完颜撒离喝部在川陕的战况最多只能说是陷入僵持,在金军最重要的有生力量即兀术统帅的十万以上的机动部队连续遭到刘锜、岳飞所部的沉痛打击之时,很难说有扭转中原局势的可能。然而在这种起码说宋朝占据上风、可以收复一定失地的良好局面下,赵构、秦桧为首的一方却力主退兵求和,并主动割地,缴纳贡品,甚至奉表称臣于金,完全丧失国格。


而在和议达成后,南宋百姓的生活改善了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从财政上看,在议和前南宋政府的财政虽然较为紧张,但尚能满足军需供给,实现暂时、表明的收支平衡(汪圣铎《两宋财政史》);而在议和后,统治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求物欲享受,秦桧本身就是一个巨贪,皇室、冗官开支增加,同时军费开支未能及时大幅削减,人民的税收负担并未减少。据王曾瑜先生统计,绍兴十年北伐时南宋正规军总数约36万,其中属川陕宣抚司的约为9到10万,即说明由东南中央财政直接供给的兵力约26万,据《宋史.兵志七》,和议后虽一度裁军至21万4千5百余,但之后新编军队的数目反而更多,在完颜亮南侵之前的绍兴三十年(1160年),这一数字位惊人的30万以上。更为可悲的是,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一七四与《宋史.食货志》记载,一方面赵构故作宽仁并表示要惩治腐败,一方面秦桧则暗地指示诸路增加税额“十分之七八”,以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同时,秦桧对灾情、疫情等“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中兴姓氏录》),由此民间疾苦之深可想而知。百姓们私下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与虞并甫》),生活的艰辛使得本已平息的农民起义死灰复燃。而绍兴和议中割让前线领土(以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作为两国的分界线),也造成隐性的财政损失,如北宋时期的淮南以“土壤膏沃”、“廛里饶富”著称,但在成为军事前沿后,因战争的威胁(历史表明,金人在撕碎和议条约上从来不含糊)及南宋弹性防御的战略姿态,农业生产难以维系,直到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据淮东安抚使司陈报,淮南东路真州、扬州、通州、泰州、楚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的“系官荒田”和“在户未耕荒田”,总共还有三万五千一百二十四万顷(《宋会要·食货》六之二一) 。程民生先生在《宋代物价研究》指出,古代农业社会,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于社会生活关系极大。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数据,在北宋时期米价长期比较平稳的淮南,在进入南宋后米价急剧上升,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淮南米价最低的地方,其米价与宋哲宗元佑六年遭受自然灾害时的高粮价相比,也高出64%。而在京西南路庇护下的荆湖北路则是另一番景象:北宋前期,荆湖北路土旷人稀,米价长期低廉,但在北宋后期曾每斗超过200文;进入南宋后由于人口流动、盗匪四起,生产遭到破坏,米价也长期在100文以上,在岳飞收复荆襄、平定洞庭后,两湖地区生产得以恢复,在议和前的绍兴十一年和十二年,荆湖北路连续两年丰收,使粮价降到每斗100文以下。对南宋而言,能熬过建炎初期财政最困难的局面,加上可观的战争红利,却在即将或者说实际已经收复开封后选择各地纳款求和,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由此种种,和议后的财政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反而为以后的财政进一步恶化埋下祸根。


所以说,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财政民生的角度,绍兴和议都很难说是国家战略的上策。而对于金国,军事上屡遭失利的兀术,能在劣势下通过外交手段取得重大胜利,无怪乎《金史》对其持极高评价。
gz巧克力 发表于 2014-6-12 17:36
不知道你所谓的金朝统治彻底动摇是什么回事,无论岳飞在不在,南宋历次北伐都是彻底失败而告终,摧毁赵构 ...


你这是纯胡扯


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宋、金都无法彻底消灭对方,是和议的前提”。笔者承认,从军事上讲,岳家军能否真的直捣黄龙府尚存在争议,这需从双方的动员组织能力、后勤供给、将领指挥能力、军队装备与士兵素质以及结合军事地理等多方面分析,这个问题如要深究,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但宋金之间的根本问题,是要“彻底消灭对方”吗?答案是否定的。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宋金之间的根本问题,是金人借故入侵,推行民族屠杀、民族压迫和民族征服的问题,是女真人在北方霸占耕地、剃发易服的问题,是宋人要收复北方国土,收复首都的问题。宋人收复故土的努力,北方汉族捍卫民族平等和尊严的斗争,与要彻底灭亡金朝不可混同。那么这种收复故土的预期又如何?从北宋的灭亡的过程可以看出,金军的胜利是一系列军事冒险行动的结果,其根本不具备武力占领开封的能力。赵构在位初期,宗泽经营开封有声有色,但赵构却对宗泽领导下的中原义军武装心存疑虑,甚至视马括领导的义军为心头大患。终于,中原一度形势大好的局面在宗泽死后四分五裂,原来抗金的义军被分化瓦解,逐渐沦落为群盗。而接任宗泽的杜充惧怕与金作战,一弃开封,再弃建康,江北领土由此全部陷入金人之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后为宗泽、杜充部将的岳飞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复建康,克襄阳,平杨幺,后又三度北伐,其中最后一次绍兴十年(1140年)的北伐,逼迫兀术(完颜宗弼)逃出开封退回北方,实际上收复故都(这一点在《金史.完颜宗弼传》中得到旁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完颜兀术初至开封,是在岳飞北伐前的五月十三日,“孔彦舟下汴”,既在岳飞北伐之后,为重新占领;《金史.孔彦舟传》亦有提及)。同时岳飞在战斗中不但能联络河北、河东金国占领区的各地义军配合作战,更派出梁兴、赵云、李宝等有过正规军作战经验的将领去领导敌占区的抗金活动。在最后一次北伐中,金占区的义军配合岳家军进攻晋西北、东平府、大名府等地,同时梁兴率军渡过黄河,骚扰河东敌后地区,这一方面体现了岳飞超越时代的现代敌后抗战、全民抗战的理念,另一方面也表明金人在宋人故土尚未得人心。除了中原战场之外,金军聂儿孛堇部在两淮、完颜撒离喝部在川陕的战况最多只能说是陷入僵持,在金军最重要的有生力量即兀术统帅的十万以上的机动部队连续遭到刘锜、岳飞所部的沉痛打击之时,很难说有扭转中原局势的可能。然而在这种起码说宋朝占据上风、可以收复一定失地的良好局面下,赵构、秦桧为首的一方却力主退兵求和,并主动割地,缴纳贡品,甚至奉表称臣于金,完全丧失国格。


而在和议达成后,南宋百姓的生活改善了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从财政上看,在议和前南宋政府的财政虽然较为紧张,但尚能满足军需供给,实现暂时、表明的收支平衡(汪圣铎《两宋财政史》);而在议和后,统治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求物欲享受,秦桧本身就是一个巨贪,皇室、冗官开支增加,同时军费开支未能及时大幅削减,人民的税收负担并未减少。据王曾瑜先生统计,绍兴十年北伐时南宋正规军总数约36万,其中属川陕宣抚司的约为9到10万,即说明由东南中央财政直接供给的兵力约26万,据《宋史.兵志七》,和议后虽一度裁军至21万4千5百余,但之后新编军队的数目反而更多,在完颜亮南侵之前的绍兴三十年(1160年),这一数字位惊人的30万以上。更为可悲的是,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一七四与《宋史.食货志》记载,一方面赵构故作宽仁并表示要惩治腐败,一方面秦桧则暗地指示诸路增加税额“十分之七八”,以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同时,秦桧对灾情、疫情等“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中兴姓氏录》),由此民间疾苦之深可想而知。百姓们私下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与虞并甫》),生活的艰辛使得本已平息的农民起义死灰复燃。而绍兴和议中割让前线领土(以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作为两国的分界线),也造成隐性的财政损失,如北宋时期的淮南以“土壤膏沃”、“廛里饶富”著称,但在成为军事前沿后,因战争的威胁(历史表明,金人在撕碎和议条约上从来不含糊)及南宋弹性防御的战略姿态,农业生产难以维系,直到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据淮东安抚使司陈报,淮南东路真州、扬州、通州、泰州、楚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的“系官荒田”和“在户未耕荒田”,总共还有三万五千一百二十四万顷(《宋会要·食货》六之二一) 。程民生先生在《宋代物价研究》指出,古代农业社会,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于社会生活关系极大。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数据,在北宋时期米价长期比较平稳的淮南,在进入南宋后米价急剧上升,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淮南米价最低的地方,其米价与宋哲宗元佑六年遭受自然灾害时的高粮价相比,也高出64%。而在京西南路庇护下的荆湖北路则是另一番景象:北宋前期,荆湖北路土旷人稀,米价长期低廉,但在北宋后期曾每斗超过200文;进入南宋后由于人口流动、盗匪四起,生产遭到破坏,米价也长期在100文以上,在岳飞收复荆襄、平定洞庭后,两湖地区生产得以恢复,在议和前的绍兴十一年和十二年,荆湖北路连续两年丰收,使粮价降到每斗100文以下。对南宋而言,能熬过建炎初期财政最困难的局面,加上可观的战争红利,却在即将或者说实际已经收复开封后选择各地纳款求和,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由此种种,和议后的财政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反而为以后的财政进一步恶化埋下祸根。


所以说,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财政民生的角度,绍兴和议都很难说是国家战略的上策。而对于金国,军事上屡遭失利的兀术,能在劣势下通过外交手段取得重大胜利,无怪乎《金史》对其持极高评价。
这段历史我觉得《南宋150年》这本书写得挺好。
其实我很佩服赵构和秦桧,特别是赵构,并无军政根基,能在 ...
你真恶心!!

gz巧克力 发表于 2014-6-12 17:36
不知道你所谓的金朝统治彻底动摇是什么回事,无论岳飞在不在,南宋历次北伐都是彻底失败而告终,摧毁赵构 ...


m.tianya.cn/bbs/art.jsp?item=no05&id=169330
我相信这篇帖子能解答你的疑惑,除非你不看。这年头,捧秦桧臭脚的人也不少,但人民群众的眼睛还是比较雪亮的。
gz巧克力 发表于 2014-6-12 17:36
不知道你所谓的金朝统治彻底动摇是什么回事,无论岳飞在不在,南宋历次北伐都是彻底失败而告终,摧毁赵构 ...


m.tianya.cn/bbs/art.jsp?item=no05&id=169330
我相信这篇帖子能解答你的疑惑,除非你不看。这年头,捧秦桧臭脚的人也不少,但人民群众的眼睛还是比较雪亮的。
这皇帝也当的窝囊 都是赵构的错 搓 撮
秦桧就是奸相不光是害死岳飞这一点。值得玩味的是赵构退位后,好像接任的皇帝就给岳飞平反。其实就等于是赵构自己帮岳飞平反。当时的岳家军达到鼎盛,岳飞在民间被当做神灵供奉,连皇帝都没这个待遇。或许赵构脑子里又浮现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桥断,所以既然决定议和,也就不用杯酒释兵权这样的套路了,直接”莫须有“把岳飞杀害。
宋代的灭亡,开始于相权的扩张,而没有形成制衡的机制。导致皇帝无法制约相权。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相权更偏向于和亲,军权更偏向于北伐,皇权在两者之间摆平衡。甚至不仅中国,在外国政治圈里,主持内政的更喜欢谈判桌,主持军务的更喜欢大棒,而大统领则是两边平衡。
如果留下岳飞,即便不能北伐,但也可以让相权,军权取得平衡,改变宋代过度削弱军权,导致名相辈出的局面——说白了就是相权扩大的结果。
求和派都是汉奸,腐儒软骨头
这段历史我觉得《南宋150年》这本书写得挺好。
其实我很佩服赵构和秦桧,特别是赵构,并无军政根基,能在 ...
溢号为高,这个评价很高的,纵观赵构一生,从一个无兵无权的皇子成为皇帝,感觉楼主把赵构说的太简单了。同时,我觉得南宋初期,通过和议,才维持150年。如果没有和议,等不到金人,南宋必亡于军阀,唐朝末年的故事将会重演。南宋四大将,其军可以说是私军,吴氏兄弟的吴家军,西军残余,本身就藩镇化了,岳飞,近乎白手起家,打出岳家军,搞回易也是几家人里搞得最好的。从刘家军那次记不得名字的事变里,高某可以轻易拉走四万人马投降金朝,就可以看出,南宋初年的军队,名为国家之军,实为私军,知首领而不知皇帝。我认为杀岳飞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标志着南宋朝廷掌握的军力已经足以和剩下的三大将任何一只较一时短长了。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有胆子对付一个藩镇首脑。
{:1
我有知识我自豪 发表于 2014-6-12 18:08
秦桧就是奸相不光是害死岳飞这一点。值得玩味的是赵构退位后,好像接任的皇帝就给岳飞平反。其实就等于是赵 ...
非也,接任的皇帝脑壳发热,想北伐光复,当然这是任何正常人都有的思想,赵构早年也不例外,没有谁天生就是投降派,所以搬出岳飞来鼓舞人心,很可惜,后面的北伐还是完败得一塌糊涂。其实赵构是主动退位的,当了太上皇,他在当太上皇期间唯一的决断就是阻止新皇帝和主战派头脑发热搞北伐,历史证明,赵构是有远见的。
奉天成仁 发表于 2014-6-12 18:20
溢号为高,这个评价很高的,纵观赵构一生,从一个无兵无权的皇子成为皇帝,感觉楼主把赵构说的太简单了。 ...
是的,历代朝廷被入侵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还不是外敌,而是自身力量的重组、凝聚,缺少了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就是再猛的大将也无力回天。
南明就是很好的例子,半壁江山犹在,被几万鞑子轻松灭活活。
南宋最逗逼之处在于明明已经光脚了,还以为自己穿了鞋。北方人口,土地,生产力都完爆南方,不趁别人立足未稳北伐,还有个屁的机会
留名慢慢看
假设一下,就算南宋光复故土,能否抵挡蒙元?有点歪楼啊
lufang_xy 发表于 2014-6-12 18:45
留名慢慢看
假设一下,就算南宋光复故土,能否抵挡蒙元?有点歪楼啊
挡不住,冷兵器时代,文明的打不过野蛮的,直到火器足够发达到达热兵器时代,野蛮游牧民族才彻底完蛋。
aliaselin 发表于 2014-6-12 18:44
南宋最逗逼之处在于明明已经光脚了,还以为自己穿了鞋。北方人口,土地,生产力都完爆南方,不趁别人立足未 ...
赵构北伐过,输得很惨。
挡不住,冷兵器时代,文明的打不过野蛮的,直到火器足够发达到达热兵器时代,野蛮游牧民族才彻底完蛋。
挡不住?卫青,李靖,徐达哭了

gz巧克力 发表于 2014-6-12 18:52
赵构北伐过,输得很惨。


不找准时机的逗逼不输谁输。打仗天时地利人和,南宋屁大点地方还党争,这种垃圾早死早投胎
再说了打仗输了很稀奇,朱棣当年输得只剩北京城,曾国藩输得要跳江,结果怎样
gz巧克力 发表于 2014-6-12 18:52
赵构北伐过,输得很惨。


不找准时机的逗逼不输谁输。打仗天时地利人和,南宋屁大点地方还党争,这种垃圾早死早投胎
再说了打仗输了很稀奇,朱棣当年输得只剩北京城,曾国藩输得要跳江,结果怎样
奉天成仁 发表于 2014-6-12 18:20
溢号为高,这个评价很高的,纵观赵构一生,从一个无兵无权的皇子成为皇帝,感觉楼主把赵构说的太简单了。 ...
杀了岳飞还得在裤兜里面藏匕首,果然很牛B啊
赵构同志因一次惊吓,在身理和心理上变成了一个太监,终身无法勃起,所以后来才不得已过继宗亲子侄作为子嗣。领导是太监,注定了这个政权无法雄起的宿命。
赵构北伐过,输得很惨。
赵构北伐过,几乎大获全胜,然后召回岳飞
连封建王朝都不给秦桧翻案,现在的某些人怎么这么积极?而且还同时支持祸害香港的那帮港灿和台海右岸!
挡不住?卫青,李靖,徐达哭了
搞不好他会说,汉人能占据北方几千年,全托游民的“恩赐”
了!
打倒帝国主义 发表于 2014-6-12 22:10
连封建王朝都不给秦桧翻案,现在的某些人怎么这么积极?而且还同时支持祸害香港的那帮港灿和台海右岸!
现在没人给秦桧翻案 只是大家认定主谋是赵构这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