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毛泽东时期外交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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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将建国至今大致划分为前30年(1949-1978)和后30年(1979至今),中国外交同样可如此划分,毛泽东时期的外交就是指前30年的外交。
毛泽东逝世后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民族英雄”,主要根据就是说他领导完成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使命。一国对外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十分复杂,包括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但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广泛的目标,包括通过发展对外关系,使国民不断从中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好处;不断提升国家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使国家处于健康稳定的发展状态,国民亦可从中获得基本的尊严等等。以此为坐标,毛泽东时期的外交的确为今天和未来提供了很多教训,择其要者有两点,即如何认识世界潮流和中国的世界地位。
一国外交的发展有赖于对世界政治潮流的合理判断并顺应其方向,中国外交也是如此。对世界潮流的大趋势的判断正确与否,是决定中国外交乃至国家命运的首要条件。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及其质量,取决于对天下大势的认知和判断,即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逆水行舟,再好的船也难前行、难持久;顺流而下(顺势而为)才可以事半功倍,就算不是新船也有望行稳致远。
世界潮流是由一些重大的因素和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通常都是在几个大趋势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而实现难以逆转的飞跃性变化。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即不论如何人们评价和感慨苏联的兴衰,苏联是再也不会出现了,二战后两大现代化模式激烈竞争的局面已经结束。概括地看,二战后决定世界政治潮流方向的主要因素包括:(1)世界强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毛泽东时期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2)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们都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方向。(3)全球规模的现代化潮流加速扩展,主要是市场与选票。(4)科学技术跨越式的进步,极大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改变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素。(5)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出现一大批新兴的独立国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国际冷战的结束方式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潮流做出了结论,这段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大时代问题上的认识是片面的,有些错误是全局性的,这同毛泽东本人的政治经验和认知偏差有很大关系,首先是将过后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后来又追求比苏联还要激进的政策,结果不仅中国经济陷入停滞、衰退,长期没有摆脱落后的状况,外交也屡屡陷入困境,有时甚至将国家安全置于险境。
其次是毛泽东对“世界革命”抱有十分离谱的期待,直到垂暮之年还对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革命前景”兴趣浓浓。他还特别重视和欣赏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其中那些激进的力量。当时中国积极援助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以致罔顾国家的实际能力,结果严重拖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度,在第三世界中实际上也没有获得如当时和现在一些人自己宣传的那么大的影响。
再如对美苏之间冷战的性质和特征的片面认识,使毛泽东严重夸大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在一个时期处于同时同美苏对抗的局面,大规模的备战和“四面出击”的革命外交等,使中国安全环境恶化,外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关于毛泽东外交的历史故事都是在讲述他面对外来威胁时如何英勇无畏、化险为夷,但没有说明白的是,中国安全被置于险恶情境不少就是他本人的错误造成的。
冷战后结束后的世界历史研究新成果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二战后兴起的两大世界性政治潮流遭遇了历史性的失败,一个是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一个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所谓历史性的失败就是不可挽回的失败。毛泽东时期对外政策最大的失误就是高估上述两大政治潮流的前途和影响,结果是导致极度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重要含义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尤其是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等等。在战略上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在全世界发动群众,推动世界革命早日爆发。这些认识和政策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至今国人仍然缺乏对当时中国那些外交行为的足够检讨,一些乖谬的言行仍然被当做美誉,令人匪夷所思。
上述并非毛泽东一人之错,而且将当时的一些认识分开来看,也都各有其根据。例如建国后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和站在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边,有其历史原因,其中在局部问题上不乏合理的根据。问题在于严重忽视甚至无视决定世界政治潮流的其他因素,诸如无视同时发生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正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不重视包括新独立国家在内的追求现代性的全球性趋势,尤其是忽视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政治越来越明显和突出的影响等等,致使中国虽然在对外政策领域消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但外交还是一度陷入孤立的境地。1966年文革开始时,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个国家中,有30多个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有些国家直接断交。毛泽东在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孤立了。” 有些人根据不确切的历史记忆,试图从那个时期的言行中为现在外交面临的困难寻找出路,其实他们津津乐道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过是当时的一句歌词而已,那个景象只出现在当时的版画中,就像现在北朝鲜的宣传画一样。毛泽东曾经通过缓和对美关系扭转这种局面而且的确收效明显,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但他最终没能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另一个教训就未能合理分析与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实际影响力。自1840年至今160多年的历史证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和成败。建国后60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两次认知变化反映了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不同判断对中国外交的巨大影响,它们是有典型性的。
首先是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曾经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高唱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判断是以“中国革命中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另一种“中国中心”论,实质是严重高估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它是导致中国外交“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的一个根本原因,造成的后果就是自我孤立,四面树敌。
“中国革命中心论”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了。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向他描述说,世界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从苏联移向中国。中国领导人当时还谦虚,认为中国是“东亚革命的中心”,莫斯科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很久,有关中苏到底谁是世界革命中心的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重大原因,同苏联争夺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推动毛泽东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走向激进化的重要推动力。在毛泽东晚年,中国在第三世界诸多地方和国家的影响力都下降了,受到苏联在那里扩张的打压是非常重要原因,与全力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抗美国和白人统治的古巴相比,中国都不算不上是很革命的力量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毛泽东太过高估计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包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中国的当代世界历史研究、国际冷战史研究等领域有必要多做些努力,如实地描述当时真实的世界图景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
与上述历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于改革开放后的长期思考,邓小平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基本战略判断,实际上就是承认中国并不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正是基于这个战略判断,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个世界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告诫说“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国策”。他极具针对性提出“不抗旗”、“不树敌”、“不当头”等原则被概括为“韬光养晦”。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外交比较平稳地渡过了那段极为困难的时期,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上述两个战略性的判断都对建国后中国外交造成的长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当然结果要由历史评说。从历史大脉络看,中国的世界地位在二战后总的说一直在上升,但我们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估计确实呈现过一条从上升到下行的曲线,而且当我们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估计处于最高点时,恰恰是中国外交陷入最困难最孤立的时候,这就是过高估计中国世界地位的恶果。
如何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曾经而且还会继续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历史给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过于复杂的影响。长期雄踞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和由此产生的“中国中心”意识,与近代被被抛到国际社会的底层的屈辱感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自卑与自豪共存的矛盾心理,这是一种深层的原因。其次则是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水平,特别是能否全面认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潮流。毛泽东时期将自己视为世界政治的中心,是片面夸大世界政治潮流中社会主义运动、革命运动等影响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的判断则是基于对世界政治潮流更为复杂全面的认识和对世界政治趋势更为合理的认识。简单地说,当中国人更加关注现代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等的全球影响时,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体系和标准都会有相应的变化。同理,以经济总量(尤其是GDP)作为标准,还是以公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质量作为标准,对国家的世界地位肯定会有不同的评价。后一个标准决定了中国用于影响外部世界的资源以及能力、吸引力等都很有限。
历史的经验很简单,合理的判断才有合理的对外政策,才有利于中国的世界地位比较顺利地提升,反之必定是欲速则不达。如今中国的世界地位快速上升之时,有必要提醒不要头脑发热,尤其不要误读毛泽东时期外交的历史经验,以免重演历史上的错误。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zlwj/article_2013071587687.html
史家将建国至今大致划分为前30年(1949-1978)和后30年(1979至今),中国外交同样可如此划分,毛泽东时期的外交就是指前30年的外交。
毛泽东逝世后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民族英雄”,主要根据就是说他领导完成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使命。一国对外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十分复杂,包括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但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广泛的目标,包括通过发展对外关系,使国民不断从中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好处;不断提升国家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使国家处于健康稳定的发展状态,国民亦可从中获得基本的尊严等等。以此为坐标,毛泽东时期的外交的确为今天和未来提供了很多教训,择其要者有两点,即如何认识世界潮流和中国的世界地位。
一国外交的发展有赖于对世界政治潮流的合理判断并顺应其方向,中国外交也是如此。对世界潮流的大趋势的判断正确与否,是决定中国外交乃至国家命运的首要条件。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及其质量,取决于对天下大势的认知和判断,即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逆水行舟,再好的船也难前行、难持久;顺流而下(顺势而为)才可以事半功倍,就算不是新船也有望行稳致远。
世界潮流是由一些重大的因素和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通常都是在几个大趋势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而实现难以逆转的飞跃性变化。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即不论如何人们评价和感慨苏联的兴衰,苏联是再也不会出现了,二战后两大现代化模式激烈竞争的局面已经结束。概括地看,二战后决定世界政治潮流方向的主要因素包括:(1)世界强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毛泽东时期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2)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们都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方向。(3)全球规模的现代化潮流加速扩展,主要是市场与选票。(4)科学技术跨越式的进步,极大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改变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素。(5)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出现一大批新兴的独立国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国际冷战的结束方式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潮流做出了结论,这段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大时代问题上的认识是片面的,有些错误是全局性的,这同毛泽东本人的政治经验和认知偏差有很大关系,首先是将过后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后来又追求比苏联还要激进的政策,结果不仅中国经济陷入停滞、衰退,长期没有摆脱落后的状况,外交也屡屡陷入困境,有时甚至将国家安全置于险境。
其次是毛泽东对“世界革命”抱有十分离谱的期待,直到垂暮之年还对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革命前景”兴趣浓浓。他还特别重视和欣赏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其中那些激进的力量。当时中国积极援助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以致罔顾国家的实际能力,结果严重拖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度,在第三世界中实际上也没有获得如当时和现在一些人自己宣传的那么大的影响。
再如对美苏之间冷战的性质和特征的片面认识,使毛泽东严重夸大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在一个时期处于同时同美苏对抗的局面,大规模的备战和“四面出击”的革命外交等,使中国安全环境恶化,外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关于毛泽东外交的历史故事都是在讲述他面对外来威胁时如何英勇无畏、化险为夷,但没有说明白的是,中国安全被置于险恶情境不少就是他本人的错误造成的。
冷战后结束后的世界历史研究新成果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二战后兴起的两大世界性政治潮流遭遇了历史性的失败,一个是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一个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所谓历史性的失败就是不可挽回的失败。毛泽东时期对外政策最大的失误就是高估上述两大政治潮流的前途和影响,结果是导致极度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重要含义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尤其是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等等。在战略上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在全世界发动群众,推动世界革命早日爆发。这些认识和政策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至今国人仍然缺乏对当时中国那些外交行为的足够检讨,一些乖谬的言行仍然被当做美誉,令人匪夷所思。
上述并非毛泽东一人之错,而且将当时的一些认识分开来看,也都各有其根据。例如建国后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和站在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边,有其历史原因,其中在局部问题上不乏合理的根据。问题在于严重忽视甚至无视决定世界政治潮流的其他因素,诸如无视同时发生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正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不重视包括新独立国家在内的追求现代性的全球性趋势,尤其是忽视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政治越来越明显和突出的影响等等,致使中国虽然在对外政策领域消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但外交还是一度陷入孤立的境地。1966年文革开始时,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个国家中,有30多个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有些国家直接断交。毛泽东在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孤立了。” 有些人根据不确切的历史记忆,试图从那个时期的言行中为现在外交面临的困难寻找出路,其实他们津津乐道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过是当时的一句歌词而已,那个景象只出现在当时的版画中,就像现在北朝鲜的宣传画一样。毛泽东曾经通过缓和对美关系扭转这种局面而且的确收效明显,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但他最终没能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另一个教训就未能合理分析与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实际影响力。自1840年至今160多年的历史证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和成败。建国后60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两次认知变化反映了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不同判断对中国外交的巨大影响,它们是有典型性的。
首先是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曾经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高唱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判断是以“中国革命中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另一种“中国中心”论,实质是严重高估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它是导致中国外交“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的一个根本原因,造成的后果就是自我孤立,四面树敌。
“中国革命中心论”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了。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向他描述说,世界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从苏联移向中国。中国领导人当时还谦虚,认为中国是“东亚革命的中心”,莫斯科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很久,有关中苏到底谁是世界革命中心的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重大原因,同苏联争夺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推动毛泽东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走向激进化的重要推动力。在毛泽东晚年,中国在第三世界诸多地方和国家的影响力都下降了,受到苏联在那里扩张的打压是非常重要原因,与全力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抗美国和白人统治的古巴相比,中国都不算不上是很革命的力量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毛泽东太过高估计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包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中国的当代世界历史研究、国际冷战史研究等领域有必要多做些努力,如实地描述当时真实的世界图景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
与上述历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于改革开放后的长期思考,邓小平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基本战略判断,实际上就是承认中国并不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正是基于这个战略判断,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个世界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告诫说“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国策”。他极具针对性提出“不抗旗”、“不树敌”、“不当头”等原则被概括为“韬光养晦”。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外交比较平稳地渡过了那段极为困难的时期,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上述两个战略性的判断都对建国后中国外交造成的长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当然结果要由历史评说。从历史大脉络看,中国的世界地位在二战后总的说一直在上升,但我们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估计确实呈现过一条从上升到下行的曲线,而且当我们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估计处于最高点时,恰恰是中国外交陷入最困难最孤立的时候,这就是过高估计中国世界地位的恶果。
如何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曾经而且还会继续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历史给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过于复杂的影响。长期雄踞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和由此产生的“中国中心”意识,与近代被被抛到国际社会的底层的屈辱感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自卑与自豪共存的矛盾心理,这是一种深层的原因。其次则是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水平,特别是能否全面认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潮流。毛泽东时期将自己视为世界政治的中心,是片面夸大世界政治潮流中社会主义运动、革命运动等影响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的判断则是基于对世界政治潮流更为复杂全面的认识和对世界政治趋势更为合理的认识。简单地说,当中国人更加关注现代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等的全球影响时,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体系和标准都会有相应的变化。同理,以经济总量(尤其是GDP)作为标准,还是以公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质量作为标准,对国家的世界地位肯定会有不同的评价。后一个标准决定了中国用于影响外部世界的资源以及能力、吸引力等都很有限。
历史的经验很简单,合理的判断才有合理的对外政策,才有利于中国的世界地位比较顺利地提升,反之必定是欲速则不达。如今中国的世界地位快速上升之时,有必要提醒不要头脑发热,尤其不要误读毛泽东时期外交的历史经验,以免重演历史上的错误。
史家将建国至今大致划分为前30年(1949-1978)和后30年(1979至今),中国外交同样可如此划分,毛泽东时期的外交就是指前30年的外交。
毛泽东逝世后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民族英雄”,主要根据就是说他领导完成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使命。一国对外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十分复杂,包括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但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广泛的目标,包括通过发展对外关系,使国民不断从中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好处;不断提升国家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使国家处于健康稳定的发展状态,国民亦可从中获得基本的尊严等等。以此为坐标,毛泽东时期的外交的确为今天和未来提供了很多教训,择其要者有两点,即如何认识世界潮流和中国的世界地位。
一国外交的发展有赖于对世界政治潮流的合理判断并顺应其方向,中国外交也是如此。对世界潮流的大趋势的判断正确与否,是决定中国外交乃至国家命运的首要条件。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及其质量,取决于对天下大势的认知和判断,即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逆水行舟,再好的船也难前行、难持久;顺流而下(顺势而为)才可以事半功倍,就算不是新船也有望行稳致远。
世界潮流是由一些重大的因素和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通常都是在几个大趋势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而实现难以逆转的飞跃性变化。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即不论如何人们评价和感慨苏联的兴衰,苏联是再也不会出现了,二战后两大现代化模式激烈竞争的局面已经结束。概括地看,二战后决定世界政治潮流方向的主要因素包括:(1)世界强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毛泽东时期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2)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们都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方向。(3)全球规模的现代化潮流加速扩展,主要是市场与选票。(4)科学技术跨越式的进步,极大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改变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素。(5)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出现一大批新兴的独立国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国际冷战的结束方式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潮流做出了结论,这段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大时代问题上的认识是片面的,有些错误是全局性的,这同毛泽东本人的政治经验和认知偏差有很大关系,首先是将过后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后来又追求比苏联还要激进的政策,结果不仅中国经济陷入停滞、衰退,长期没有摆脱落后的状况,外交也屡屡陷入困境,有时甚至将国家安全置于险境。
其次是毛泽东对“世界革命”抱有十分离谱的期待,直到垂暮之年还对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革命前景”兴趣浓浓。他还特别重视和欣赏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其中那些激进的力量。当时中国积极援助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以致罔顾国家的实际能力,结果严重拖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度,在第三世界中实际上也没有获得如当时和现在一些人自己宣传的那么大的影响。
再如对美苏之间冷战的性质和特征的片面认识,使毛泽东严重夸大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在一个时期处于同时同美苏对抗的局面,大规模的备战和“四面出击”的革命外交等,使中国安全环境恶化,外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关于毛泽东外交的历史故事都是在讲述他面对外来威胁时如何英勇无畏、化险为夷,但没有说明白的是,中国安全被置于险恶情境不少就是他本人的错误造成的。
冷战后结束后的世界历史研究新成果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二战后兴起的两大世界性政治潮流遭遇了历史性的失败,一个是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一个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所谓历史性的失败就是不可挽回的失败。毛泽东时期对外政策最大的失误就是高估上述两大政治潮流的前途和影响,结果是导致极度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重要含义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尤其是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等等。在战略上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在全世界发动群众,推动世界革命早日爆发。这些认识和政策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至今国人仍然缺乏对当时中国那些外交行为的足够检讨,一些乖谬的言行仍然被当做美誉,令人匪夷所思。
上述并非毛泽东一人之错,而且将当时的一些认识分开来看,也都各有其根据。例如建国后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和站在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边,有其历史原因,其中在局部问题上不乏合理的根据。问题在于严重忽视甚至无视决定世界政治潮流的其他因素,诸如无视同时发生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正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不重视包括新独立国家在内的追求现代性的全球性趋势,尤其是忽视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政治越来越明显和突出的影响等等,致使中国虽然在对外政策领域消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但外交还是一度陷入孤立的境地。1966年文革开始时,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个国家中,有30多个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有些国家直接断交。毛泽东在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孤立了。” 有些人根据不确切的历史记忆,试图从那个时期的言行中为现在外交面临的困难寻找出路,其实他们津津乐道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过是当时的一句歌词而已,那个景象只出现在当时的版画中,就像现在北朝鲜的宣传画一样。毛泽东曾经通过缓和对美关系扭转这种局面而且的确收效明显,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但他最终没能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另一个教训就未能合理分析与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实际影响力。自1840年至今160多年的历史证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和成败。建国后60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两次认知变化反映了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不同判断对中国外交的巨大影响,它们是有典型性的。
首先是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曾经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高唱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判断是以“中国革命中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另一种“中国中心”论,实质是严重高估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它是导致中国外交“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的一个根本原因,造成的后果就是自我孤立,四面树敌。
“中国革命中心论”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了。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向他描述说,世界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从苏联移向中国。中国领导人当时还谦虚,认为中国是“东亚革命的中心”,莫斯科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很久,有关中苏到底谁是世界革命中心的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重大原因,同苏联争夺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推动毛泽东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走向激进化的重要推动力。在毛泽东晚年,中国在第三世界诸多地方和国家的影响力都下降了,受到苏联在那里扩张的打压是非常重要原因,与全力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抗美国和白人统治的古巴相比,中国都不算不上是很革命的力量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毛泽东太过高估计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包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中国的当代世界历史研究、国际冷战史研究等领域有必要多做些努力,如实地描述当时真实的世界图景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
与上述历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于改革开放后的长期思考,邓小平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基本战略判断,实际上就是承认中国并不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正是基于这个战略判断,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个世界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告诫说“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国策”。他极具针对性提出“不抗旗”、“不树敌”、“不当头”等原则被概括为“韬光养晦”。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外交比较平稳地渡过了那段极为困难的时期,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上述两个战略性的判断都对建国后中国外交造成的长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当然结果要由历史评说。从历史大脉络看,中国的世界地位在二战后总的说一直在上升,但我们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估计确实呈现过一条从上升到下行的曲线,而且当我们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估计处于最高点时,恰恰是中国外交陷入最困难最孤立的时候,这就是过高估计中国世界地位的恶果。
如何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曾经而且还会继续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历史给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过于复杂的影响。长期雄踞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和由此产生的“中国中心”意识,与近代被被抛到国际社会的底层的屈辱感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自卑与自豪共存的矛盾心理,这是一种深层的原因。其次则是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水平,特别是能否全面认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潮流。毛泽东时期将自己视为世界政治的中心,是片面夸大世界政治潮流中社会主义运动、革命运动等影响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的判断则是基于对世界政治潮流更为复杂全面的认识和对世界政治趋势更为合理的认识。简单地说,当中国人更加关注现代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等的全球影响时,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体系和标准都会有相应的变化。同理,以经济总量(尤其是GDP)作为标准,还是以公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质量作为标准,对国家的世界地位肯定会有不同的评价。后一个标准决定了中国用于影响外部世界的资源以及能力、吸引力等都很有限。
历史的经验很简单,合理的判断才有合理的对外政策,才有利于中国的世界地位比较顺利地提升,反之必定是欲速则不达。如今中国的世界地位快速上升之时,有必要提醒不要头脑发热,尤其不要误读毛泽东时期外交的历史经验,以免重演历史上的错误。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zlwj/article_2013071587687.html
史家将建国至今大致划分为前30年(1949-1978)和后30年(1979至今),中国外交同样可如此划分,毛泽东时期的外交就是指前30年的外交。
毛泽东逝世后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民族英雄”,主要根据就是说他领导完成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使命。一国对外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十分复杂,包括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但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广泛的目标,包括通过发展对外关系,使国民不断从中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好处;不断提升国家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使国家处于健康稳定的发展状态,国民亦可从中获得基本的尊严等等。以此为坐标,毛泽东时期的外交的确为今天和未来提供了很多教训,择其要者有两点,即如何认识世界潮流和中国的世界地位。
一国外交的发展有赖于对世界政治潮流的合理判断并顺应其方向,中国外交也是如此。对世界潮流的大趋势的判断正确与否,是决定中国外交乃至国家命运的首要条件。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及其质量,取决于对天下大势的认知和判断,即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逆水行舟,再好的船也难前行、难持久;顺流而下(顺势而为)才可以事半功倍,就算不是新船也有望行稳致远。
世界潮流是由一些重大的因素和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通常都是在几个大趋势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而实现难以逆转的飞跃性变化。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即不论如何人们评价和感慨苏联的兴衰,苏联是再也不会出现了,二战后两大现代化模式激烈竞争的局面已经结束。概括地看,二战后决定世界政治潮流方向的主要因素包括:(1)世界强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毛泽东时期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2)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们都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方向。(3)全球规模的现代化潮流加速扩展,主要是市场与选票。(4)科学技术跨越式的进步,极大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改变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素。(5)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出现一大批新兴的独立国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国际冷战的结束方式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潮流做出了结论,这段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大时代问题上的认识是片面的,有些错误是全局性的,这同毛泽东本人的政治经验和认知偏差有很大关系,首先是将过后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后来又追求比苏联还要激进的政策,结果不仅中国经济陷入停滞、衰退,长期没有摆脱落后的状况,外交也屡屡陷入困境,有时甚至将国家安全置于险境。
其次是毛泽东对“世界革命”抱有十分离谱的期待,直到垂暮之年还对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革命前景”兴趣浓浓。他还特别重视和欣赏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其中那些激进的力量。当时中国积极援助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以致罔顾国家的实际能力,结果严重拖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度,在第三世界中实际上也没有获得如当时和现在一些人自己宣传的那么大的影响。
再如对美苏之间冷战的性质和特征的片面认识,使毛泽东严重夸大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在一个时期处于同时同美苏对抗的局面,大规模的备战和“四面出击”的革命外交等,使中国安全环境恶化,外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关于毛泽东外交的历史故事都是在讲述他面对外来威胁时如何英勇无畏、化险为夷,但没有说明白的是,中国安全被置于险恶情境不少就是他本人的错误造成的。
冷战后结束后的世界历史研究新成果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二战后兴起的两大世界性政治潮流遭遇了历史性的失败,一个是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一个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所谓历史性的失败就是不可挽回的失败。毛泽东时期对外政策最大的失误就是高估上述两大政治潮流的前途和影响,结果是导致极度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重要含义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尤其是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等等。在战略上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在全世界发动群众,推动世界革命早日爆发。这些认识和政策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至今国人仍然缺乏对当时中国那些外交行为的足够检讨,一些乖谬的言行仍然被当做美誉,令人匪夷所思。
上述并非毛泽东一人之错,而且将当时的一些认识分开来看,也都各有其根据。例如建国后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和站在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边,有其历史原因,其中在局部问题上不乏合理的根据。问题在于严重忽视甚至无视决定世界政治潮流的其他因素,诸如无视同时发生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正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不重视包括新独立国家在内的追求现代性的全球性趋势,尤其是忽视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政治越来越明显和突出的影响等等,致使中国虽然在对外政策领域消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但外交还是一度陷入孤立的境地。1966年文革开始时,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个国家中,有30多个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有些国家直接断交。毛泽东在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孤立了。” 有些人根据不确切的历史记忆,试图从那个时期的言行中为现在外交面临的困难寻找出路,其实他们津津乐道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过是当时的一句歌词而已,那个景象只出现在当时的版画中,就像现在北朝鲜的宣传画一样。毛泽东曾经通过缓和对美关系扭转这种局面而且的确收效明显,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但他最终没能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另一个教训就未能合理分析与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实际影响力。自1840年至今160多年的历史证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和成败。建国后60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两次认知变化反映了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不同判断对中国外交的巨大影响,它们是有典型性的。
首先是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曾经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高唱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判断是以“中国革命中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另一种“中国中心”论,实质是严重高估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它是导致中国外交“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的一个根本原因,造成的后果就是自我孤立,四面树敌。
“中国革命中心论”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了。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向他描述说,世界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从苏联移向中国。中国领导人当时还谦虚,认为中国是“东亚革命的中心”,莫斯科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很久,有关中苏到底谁是世界革命中心的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重大原因,同苏联争夺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推动毛泽东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走向激进化的重要推动力。在毛泽东晚年,中国在第三世界诸多地方和国家的影响力都下降了,受到苏联在那里扩张的打压是非常重要原因,与全力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抗美国和白人统治的古巴相比,中国都不算不上是很革命的力量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毛泽东太过高估计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包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中国的当代世界历史研究、国际冷战史研究等领域有必要多做些努力,如实地描述当时真实的世界图景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
与上述历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于改革开放后的长期思考,邓小平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基本战略判断,实际上就是承认中国并不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正是基于这个战略判断,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个世界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告诫说“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国策”。他极具针对性提出“不抗旗”、“不树敌”、“不当头”等原则被概括为“韬光养晦”。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外交比较平稳地渡过了那段极为困难的时期,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上述两个战略性的判断都对建国后中国外交造成的长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当然结果要由历史评说。从历史大脉络看,中国的世界地位在二战后总的说一直在上升,但我们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估计确实呈现过一条从上升到下行的曲线,而且当我们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估计处于最高点时,恰恰是中国外交陷入最困难最孤立的时候,这就是过高估计中国世界地位的恶果。
如何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曾经而且还会继续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历史给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过于复杂的影响。长期雄踞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和由此产生的“中国中心”意识,与近代被被抛到国际社会的底层的屈辱感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自卑与自豪共存的矛盾心理,这是一种深层的原因。其次则是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水平,特别是能否全面认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潮流。毛泽东时期将自己视为世界政治的中心,是片面夸大世界政治潮流中社会主义运动、革命运动等影响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的判断则是基于对世界政治潮流更为复杂全面的认识和对世界政治趋势更为合理的认识。简单地说,当中国人更加关注现代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等的全球影响时,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体系和标准都会有相应的变化。同理,以经济总量(尤其是GDP)作为标准,还是以公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质量作为标准,对国家的世界地位肯定会有不同的评价。后一个标准决定了中国用于影响外部世界的资源以及能力、吸引力等都很有限。
历史的经验很简单,合理的判断才有合理的对外政策,才有利于中国的世界地位比较顺利地提升,反之必定是欲速则不达。如今中国的世界地位快速上升之时,有必要提醒不要头脑发热,尤其不要误读毛泽东时期外交的历史经验,以免重演历史上的错误。
几个苍蝇嗡嗡叫
很有道理,吸取教训
该低调的时候就应该低调。
打肿脸充胖子,明明自己国内闹饥荒还到处援助,换来什么好结果?
该低调的时候就应该低调。
打肿脸充胖子,明明自己国内闹饥荒还到处援助,换来什么好结果?
事后诸葛亮真多。
赵匡胤经历过五代十国的乱世,亲眼见到一个个将军推翻了皇帝,自己也是黄袍加身,他怎么可能不限制军队?以赵匡胤的逻辑和判断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的。
毛生于1893年,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十月革命、一战等等都是他出生之后发生的,这些事情必定影响到一个人的世界观,从毛的经历来说,他做出的那些判断也是符合逻辑的。
二战之后谁能想过到现在居然没有世界大战了?所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们就都是笨蛋了?他们的外交就是错的了?
赵匡胤经历过五代十国的乱世,亲眼见到一个个将军推翻了皇帝,自己也是黄袍加身,他怎么可能不限制军队?以赵匡胤的逻辑和判断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的。
毛生于1893年,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十月革命、一战等等都是他出生之后发生的,这些事情必定影响到一个人的世界观,从毛的经历来说,他做出的那些判断也是符合逻辑的。
二战之后谁能想过到现在居然没有世界大战了?所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们就都是笨蛋了?他们的外交就是错的了?
在任何时候,表面上看,口号宣传和舆论似乎是第一位的,钱是第二位的
其实,还是要靠钱和援助说话的
希望别人支持你,不给援助是不行的
支持都是相互的
邓讲不当头也有道理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大把撒钱
比以前撒的还凶
到处建立什么战略伙伴关系
但效果不如以前
给美国一万几千亿
买他的废纸国债
那撒的不厉害?
但现在没有政治上的斗争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旗帜
撒了钱办不了事情
汪同志在中美战略对话上和美国大谈中美之夫妻关系
让人大跌眼镜
这样倒贴的受气媳妇
那也太不争气了吧
其实,还是要靠钱和援助说话的
希望别人支持你,不给援助是不行的
支持都是相互的
邓讲不当头也有道理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大把撒钱
比以前撒的还凶
到处建立什么战略伙伴关系
但效果不如以前
给美国一万几千亿
买他的废纸国债
那撒的不厉害?
但现在没有政治上的斗争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旗帜
撒了钱办不了事情
汪同志在中美战略对话上和美国大谈中美之夫妻关系
让人大跌眼镜
这样倒贴的受气媳妇
那也太不争气了吧
都是事后诸葛亮,当事人永远都是正确的,可能吗?
毛也不行
毛也不行
嘻嘻哈哈001 发表于 2013-7-16 15:24
在任何时候,表面上看,口号宣传和舆论似乎是第一位的,钱是第二位的
其实,还是要靠钱和援助说话的
希望 ...
我们大把撒钱是有回报的,就是投资、获取资源、能源。
买美帝国债是战略上和经济上捆绑,而且也是有回报的——有利息。手上握有巨额外汇,不投资干什么!再说我们现在有经济和财政支持,大把撒钱是应该的。
在任何时候,表面上看,口号宣传和舆论似乎是第一位的,钱是第二位的
其实,还是要靠钱和援助说话的
希望 ...
我们大把撒钱是有回报的,就是投资、获取资源、能源。
买美帝国债是战略上和经济上捆绑,而且也是有回报的——有利息。手上握有巨额外汇,不投资干什么!再说我们现在有经济和财政支持,大把撒钱是应该的。
美国国债年利率才几个点?你知道吗?
你知道人民币对美元一年就升值了几个点吗
我们买美国国债就是给人家送钱
白送知道吗
借买国债这个说头
糊弄一下国内的老百姓
你买了他的国债你还大幅升值
那你不是有病吗
你知道人民币对美元一年就升值了几个点吗
我们买美国国债就是给人家送钱
白送知道吗
借买国债这个说头
糊弄一下国内的老百姓
你买了他的国债你还大幅升值
那你不是有病吗
要送美帝千万女人的事是不是真的?
嘻嘻哈哈001 发表于 2013-7-16 15:24
在任何时候,表面上看,口号宣传和舆论似乎是第一位的,钱是第二位的
其实,还是要靠钱和援助说话的
希望 ...
当你只有10元钱的时候,花一元钱。跟你有1000元的时候花10元这一样吗?
当年我们还跟阿尔巴尼亚、越南是同志加兄弟呢,这就是你说的效果吗?
改革开放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说难听点就是靠抱美国大腿发展起来的。否则你改革开放,投资从哪里来,产品出口到哪里?
现在大流就是资本主义了,你要树什么意识形态的旗帜?难道要跟猪蹄国捆一起吗?
从老美身上赚来的钱,再借给他,既可以收利息,又可以让他们继续多买我们的产品。有何不可?
争气不是意气之争
在任何时候,表面上看,口号宣传和舆论似乎是第一位的,钱是第二位的
其实,还是要靠钱和援助说话的
希望 ...
当你只有10元钱的时候,花一元钱。跟你有1000元的时候花10元这一样吗?
当年我们还跟阿尔巴尼亚、越南是同志加兄弟呢,这就是你说的效果吗?
改革开放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说难听点就是靠抱美国大腿发展起来的。否则你改革开放,投资从哪里来,产品出口到哪里?
现在大流就是资本主义了,你要树什么意识形态的旗帜?难道要跟猪蹄国捆一起吗?
从老美身上赚来的钱,再借给他,既可以收利息,又可以让他们继续多买我们的产品。有何不可?
争气不是意气之争
kuangzhiyun 发表于 2013-7-16 15:45
当你只有10元钱的时候,花一元钱。跟你有1000元的时候花10元这一样吗?
当年我们还跟阿尔巴尼亚、越南 ...
那些人都是为反而反,主要的原因使他们是社会中竞争的失败者,所以才会发这样那样的牢骚,根本不懂得大局。
当你只有10元钱的时候,花一元钱。跟你有1000元的时候花10元这一样吗?
当年我们还跟阿尔巴尼亚、越南 ...
那些人都是为反而反,主要的原因使他们是社会中竞争的失败者,所以才会发这样那样的牢骚,根本不懂得大局。
我们通过大把撒钱给我们的工人、农民、大学生创造了那么多的就业机会,这个很多人都是视而不见的。
买美债不要紧
问题是怎么买
买多少
我们这样买那是给自己下套
我们买美国国债是一个战略失误
原来是为了平衡中美贸易逆差的
我们有巨额的顺差
买点美国国债给他送点钱
平衡一下贸易
现在已经完全走了样
人家俄罗斯也买美国国债
那人家才买多少?
总有个合理的比例
我们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大部分都买了美债
这就不正常了
问题是怎么买
买多少
我们这样买那是给自己下套
我们买美国国债是一个战略失误
原来是为了平衡中美贸易逆差的
我们有巨额的顺差
买点美国国债给他送点钱
平衡一下贸易
现在已经完全走了样
人家俄罗斯也买美国国债
那人家才买多少?
总有个合理的比例
我们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大部分都买了美债
这就不正常了
嘻嘻哈哈001 发表于 2013-7-16 15:51
买美债不要紧
问题是怎么买
买多少
你说买什么吧?
高人
买美债不要紧
问题是怎么买
买多少
你说买什么吧?
高人
嘻嘻哈哈001 发表于 2013-7-16 15:51
买美债不要紧
问题是怎么买
买多少
俄罗斯买的美债少是因为它没有钱,他和美国只有500亿的贸易额,当然对俄罗斯来说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买那么多美债。我们和美国有6000亿的贸易额,这是俄罗斯不能比的。
买美债不要紧
问题是怎么买
买多少
俄罗斯买的美债少是因为它没有钱,他和美国只有500亿的贸易额,当然对俄罗斯来说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买那么多美债。我们和美国有6000亿的贸易额,这是俄罗斯不能比的。
特警4587 发表于 2013-7-16 15:51
我们通过大把撒钱给我们的工人、农民、大学生创造了那么多的就业机会,这个很多人都是视而不见的。
60-70年代阿尔巴尼亚平均每个人得到的中国援助比同期中国人均收入高的多,这些产出本来可以用于国内的投资,通过投资乘数拉动的就业和消费远远超过对外撒钱,难道这点基本道理都看不到吗。
我们通过大把撒钱给我们的工人、农民、大学生创造了那么多的就业机会,这个很多人都是视而不见的。
60-70年代阿尔巴尼亚平均每个人得到的中国援助比同期中国人均收入高的多,这些产出本来可以用于国内的投资,通过投资乘数拉动的就业和消费远远超过对外撒钱,难道这点基本道理都看不到吗。
嘻嘻哈哈001 发表于 2013-7-16 15:51
买美债不要紧
问题是怎么买
买多少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债是比黄金矿产更靠谱的投资
买美债不要紧
问题是怎么买
买多少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债是比黄金矿产更靠谱的投资
事实证明马教不适应中国,应该被淘汰!!
huludu 发表于 2013-7-16 16:19
60-70年代阿尔巴尼亚平均每个人得到的中国援助比同期中国人均收入高的多,这些产出本来可以用于国内的投 ...
你好像没有弄清楚我的意思,我是说我们现在的对外撒钱是正确的,给我们的百姓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因为我们对外很多援助是贷款而且都是以对方购买我们的产品或者对方开放市场为前提的。
60-70年代阿尔巴尼亚平均每个人得到的中国援助比同期中国人均收入高的多,这些产出本来可以用于国内的投 ...
你好像没有弄清楚我的意思,我是说我们现在的对外撒钱是正确的,给我们的百姓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因为我们对外很多援助是贷款而且都是以对方购买我们的产品或者对方开放市场为前提的。
特警4587 发表于 2013-7-16 16:26
你好像没有弄清楚我的意思,我是说我们现在的对外撒钱是正确的,给我们的百姓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因为我 ...
那是我误解了,现在撒钱的确和毛时代有很大区别,经济利益是首要考虑因素
你好像没有弄清楚我的意思,我是说我们现在的对外撒钱是正确的,给我们的百姓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因为我 ...
那是我误解了,现在撒钱的确和毛时代有很大区别,经济利益是首要考虑因素
对外援助数据可能被夸张了,例如对越援助200亿美元,怎么算也达不到,援助越南的主力是苏联,他们也没有200亿美元。要知道那时候的美元是美金,34美元就可以兑一盎司黄金。
支持越南的统一事业,从1950年起,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起,中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援助。
1956年前,限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中国力所能及地向越南提供旧杂式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对越南的援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开始大幅度增加和增长。
1956—1963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 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
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革命力量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要求,1962—1964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 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
1965年以后,中国援越的武器装备,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枝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的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 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 3.5万部,军服1117万套…
…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
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
人民解放军1965年开始建立战略储备,到1972年底,储备各种枪枝 150余万枝,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与此形成对照,仅1972年一年中,中国即援助越南枪18.9万支,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
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1—1972年间,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1百,旗2号地空导弹 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 4.5万发。
1968年 6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与越南副总理范雄会谈1969年援助问题时,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越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担任,组员有李先念、薄一波、杨成武、李天佑、方毅、李强、刘晓等。从1967年开始,中国动用500余辆汽车将经铁路运抵边境的物资运往越南。1972年6月至197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
3个汽车团,2100余辆汽车分5路运入越南各种物资62.3万吨,总行程3545万公里,运输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到1966年 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 8.5万吨。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年中(1965—1975),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军事物资63万吨,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苏联方面曾称赞中方的转运
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
除外,中国还投入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抵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 即“胡志明小道”),把对越军援直接输送给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
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
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其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黎笋也不得不表示:“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越南共产党、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1956年前,限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中国力所能及地向越南提供旧杂式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对越南的援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开始大幅度增加和增长。
1956—1963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 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
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革命力量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要求,1962—1964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 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
1965年以后,中国援越的武器装备,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枝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的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 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 3.5万部,军服1117万套…
…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
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
人民解放军1965年开始建立战略储备,到1972年底,储备各种枪枝 150余万枝,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与此形成对照,仅1972年一年中,中国即援助越南枪18.9万支,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
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1—1972年间,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1百,旗2号地空导弹 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 4.5万发。
1968年 6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与越南副总理范雄会谈1969年援助问题时,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越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担任,组员有李先念、薄一波、杨成武、李天佑、方毅、李强、刘晓等。从1967年开始,中国动用500余辆汽车将经铁路运抵边境的物资运往越南。1972年6月至197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
3个汽车团,2100余辆汽车分5路运入越南各种物资62.3万吨,总行程3545万公里,运输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到1966年 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 8.5万吨。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年中(1965—1975),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军事物资63万吨,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苏联方面曾称赞中方的转运
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
除外,中国还投入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抵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 即“胡志明小道”),把对越军援直接输送给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
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
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其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黎笋也不得不表示:“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越南共产党、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1956~1963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力量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要求,1962~1964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
1965年以后,中国援越的武器装备,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枝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的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之急需。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之急需。
1965年以后,中国援越的武器装备,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枝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的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之急需。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之急需。
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人民解放军1965年开始建立战略储备,到1972年底,储备各种枪支150余万支,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与此形成对照,仅1972年一年中,中国即援助越南枪18.9万支,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中国对越援助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
1971~1972年间,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1百架,红旗2号地空导弹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1968年6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xian念与越南政府副总理范雄会谈1969年援助问题时,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老型号的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越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参谋长罗rui卿担任,组员有李xian念、薄yi波、杨cheng武、李tian佑、方毅、李强、刘晓等。从1967年开始,中国动用500余辆汽车将经铁路运抵边境的物资运往越南。1972年6月至197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3个汽车团、2100余辆汽车分5路运入越南各种物资62.3万吨,总行程3545万公里,运输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到1966年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8.5万吨。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年中(1965~1975),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军事物资63万吨,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苏联方面曾称赞中方的转运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此外,中国还投入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抵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即“胡志明小道”),把对越军援直接输送给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
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其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
中国:320,000人参战、1,446人死亡、4,200人受伤。
澳大利亚:7,672人参战、500人死亡、2,400人受伤。
泰国:5,000人参战、350人死亡。
新西兰:552人参战、83人死亡。
德国联邦共和国:2,500人参战;受伤、死亡人数不详。
加拿大:参战人数不详;56人死亡。
中国台湾:参战人数不详;1人死亡。
总计:12,000,000人死亡、2,500,000人受伤、7,000,000人失踪 [本帖转自:照片中国(国内最大老照片.社区)]
澳大利亚:7,672人参战、500人死亡、2,400人受伤。
泰国:5,000人参战、350人死亡。
新西兰:552人参战、83人死亡。
德国联邦共和国:2,500人参战;受伤、死亡人数不详。
加拿大:参战人数不详;56人死亡。
中国台湾:参战人数不详;1人死亡。
总计:12,000,000人死亡、2,500,000人受伤、7,000,000人失踪 [本帖转自:照片中国(国内最大老照片.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