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历史教训-兼评戴愚公《论毛泽东晚年》[转帖]

戴愚公同志的《论毛泽东晚年》一文，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正面肯定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仅在于正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在于它体现了一位老战士的心历路程。戴愚公同志是一名“土八路中的小知识分子”，兼有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因此在文革中也就或多或少地不免兼有这两种人的角度、境遇和内心体验。在文革中，戴老也“吃了不算小也不算大的苦头”，“文革后自然不免有些牢骚”。但是“经过这些年来的思考，尤其是二十多年来惊人的变化”，“几乎回到我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旧社会了”，所以戴老才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过去对文革的认识、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戴愚公同志及其思想感情，就非常可信、可近，同时也就可敬。

《论毛泽东晚年》一文中还提到文革中曾经出现过的诸如“打倒一切”、“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人过多”等缺点，并提出应该记取这些教训、不让它们再重复。我想，要克服诸如此类的缺点、使它们不再出现或者少出现一些，使它们对革命造成的损失少一些，就要求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些缺点的具体表现上，而是更深一层探讨造成这些缺点的主客观原因。实际上，今后再进行任何革命，缺点错误都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即使克服了曾经出现的一些错误做法，还可能再产生一些新的错误做法。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犯错误的现象出发，去寻找它的根源，从而使我们少犯错误、争取不犯大的错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重大错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路线有许多具体表现，比如在土改政策上的“乱打乱杀”、在军事战略上的“盲目推进”、统一战线政策上又跳到右倾，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具体表现。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在延安整风中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是把问题提到思想方法的高度，提出从思想上整顿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只有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彻底清算并克服各种表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使我们少犯错误、为革命减少损失。因为主观主义、不注重调查研究，所以才“乱打乱杀”；因为教条主义、照抄书本，所以才固守法俄革命大城市起义的经验；因为宗派主义，所以唯我独尊、唯我独革、打击不同意见。

为什么会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呢？再提炼一步，恐怕就要归到一点，就是我们一些同志缺乏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们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别人，看别人豆腐渣、看自己一朵花，似乎世界上别人都是阿斗、只有自己是诸葛亮；这些同志学到了一点点马列主义，就自以为了不起，夸夸其谈、大吵大闹。

过去的王明路线是这样，文革时期的一些人也是这样，有些人口口声声听毛主席的话，实际上的表现如何呢？有的人揪住别人的只言片语，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有些人搞武斗、闹派性，争夺“领导权”；有些人放过走资派，随意揪斗地富反坏右，乱打“死狗”；有些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面出击，对旧知识分子不是帮教、而是打击、伤害，违反党的“一批二用”政策。当然，这些过程中不乏走资派及其子女“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走资派及其子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逞？其内因还在于我们一些要革命的同志们，在革别人命的同时，没能很好地革自己的命。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这是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时发出的声音。

毛主席在1967年在各地考察文化大革命情况时，针对革命队伍中的宗派主义现象指出：“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针对我们一些同志只愿意革别人的命、不愿意革自己的命，毛主席指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指出：“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早在1966年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就指出：“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针对文革中一些同志头脑不冷静、夸夸其谈，毛主席指出：“据我所知，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人，都是认真思考问题的；大吵大闹的，往往是昙花一现式的人物”。

毛主席在文革高潮时就明确指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希望革命左派队伍中的同志吸取过去王明“左”倾路线的教训，指出“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指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引者注）”。

我们在这里历数文革中的一些左派幼稚病，并非要否定文革，而是要分析经验教训，使今后的革命搞得更好。不能够因为我们要正面评价文革，就不允许我们分析文革中的经验教训。如果那样做，恰好是幼稚的形而上学，在方法上，与“彻底否定”文革一样，都是僵化、静止的形而上学。

我们深层次剖析文革中的左派幼稚病，更在于要深层次弘扬文革。我们不能忘记，否定文革的绝不仅仅是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还有众多的文革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在文革高潮时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海可枯、石可烂，革命红心永不变”，然而当着走资派控制的主流媒体否定文革时，很多人跳出来充当谩骂文革的急先锋，或者最起码的是跟着人云亦云说文革几句坏话，正如毛主席早就预料的，“历史上总是一股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少数人顶住”。现在，倒是戴愚公这样在文革中“吃过一点苦头”、“文革后自然不免有些牢骚”的老同志，站出来正面评价文革了。这说明了什么？正好说明人的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性，说明“斗私、批修”的重要性。这难道不是在更深一个层次上弘扬文革吗？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只有张国焘投降了国民党、只有王明投靠了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那么文革被否定后，当初积极参加文革、后来又背叛文革的何止一两个？我们能说王明、张国焘当初参加共产党是有意识投机吗？我们能说当初积极参加文革、后来又背叛文革的人，当初都是虚情假意吗？不，不能这样说，我们不否认他们当初的真诚。同时，我们要认真研究的是他们后来世界观的变化。极“左”和极右，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不仅要讨论今后的革命应当如何更加深入人的世界观、今后的革命应当如何更加注意策略，我们暂且先看看眼下我们的左派队伍，其中有些同志，他们也同样主张肯定文革，但是有时把文革中的一些左派幼稚病也肯定下来，他们身上戴有很多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甚至宗派主义，他们不听取、不调查，而是一天到晚滔滔不绝、大吵大闹；他们不去贯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抓住个别词句到处炫耀；他们的马列主义手电筒只对准别人、从来不对准自己；他们唯我独左，不能团结五湖四海。这样的“百分之百”的革命者，口里喊革命喊得最响，到实际行动时，他们只希望看到别人的实际行动，而自己却不行动；需要做出贡献时，他们最希望别人做出奉献；一旦遇到危险时，他们比谁都惊慌失措。他们是叶公好龙式的“革命者”。

说文革中有一条极左路线，我不敢说。但是，文革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左派幼稚病，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文革中这些左派幼稚病，没能象王明路线那样，被整理成革命者的一份良好的反面教材；而是被反动派拿来，变成“彻底否定”文革的借口。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个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要想产生和确立，不经过斗争是不可能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经过同王明、张国焘等等一系列错误路线的斗争，才逐步产生和确立的。在文革中，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政策、策略是否确立了呢？我们说确立了，但也没确立。在文字上，它是确立了，比如文革正式开始之前制订的《十六条》，早就明确指出，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指出“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指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指出“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早就指出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同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把反动学阀同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严格区别开来，指出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早就指出“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这些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在文字上确实是确立了，但是在当时的左派队伍中，并没有认真地确立下来。原因是什么呢？文革真正进行自下而上的运动的时间比较短，没有经过内部的斗争，所以没有确立下来。这样，造成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中，在我们主张正面评价文革时，这些左派幼稚病还在以“革命”的面目侵扰着我们。在今天和今后，对于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恐怕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就象婴儿出麻疹一样。只不过，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事先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少犯错误、少受损失、多获得经验教训。

毛主席提出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其中三条是关于个人作风的。这三条，一条是说要善于团结人，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以及反对过自己并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另一条是说要作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学会民主作风，善于听取意见，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再一条是说要谦虚谨慎，富于自我批评精神，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毛主席曾经说过，王明这些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不会打仗，不在于他们给革命出了错的主意。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谁都会打败仗，我自己也打过败仗，一个指挥员，打三仗、胜两仗，这个指挥员就可以继续当下去。其实，世界上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在认识的过程中，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正如毛主席所说，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错误和挫折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起来。人对事物的认识，必然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当然还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主观加工过程，其间不可能一下子就抓住真理。毛主席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错误是难免的，代价是难免的，“学费”是必然要交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掌握科学的矛盾论，我们就能够少走弯路，就能够多学一点东西、少交一点学费。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识到人非圣贤，认识到我们自己也不可能是永远的绝对正确，这样既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有善于不断自我检查、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头脑僵化，不是固步自封、刚愎自用，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不是对别人马列、对自己自由，那么我们的错误就会给革命少造成一些损失。

在左派同志都在讨论正面评价文革的时候，我倒是觉得象戴愚公这样的老同志更加可信、可近，因为他的思想经历过曲折，经历过正确与错误的较量。而有些历来肯定文革的同志，他们有时把文革中的一些左派幼稚病也同时肯定下来。毛主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如果谁说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他一开始就清楚，那是骗人，你们切记不要信。

在大家讨论正面评价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正面评价文革的时候，提出文革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个教训并加以讨论，作为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文革的进一步印证和肯定，不知可否，因为文革本身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大革命，还是人的思想世界观的革命、是人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其中，如何对待客观事物、如何对待别人、如何对待自己，怎样在斗争实践中“斗私”，也正是文革的题中应有之意。戴愚公同志的《论毛泽东晚年》一文，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正面肯定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仅在于正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在于它体现了一位老战士的心历路程。戴愚公同志是一名“土八路中的小知识分子”，兼有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因此在文革中也就或多或少地不免兼有这两种人的角度、境遇和内心体验。在文革中，戴老也“吃了不算小也不算大的苦头”，“文革后自然不免有些牢骚”。但是“经过这些年来的思考，尤其是二十多年来惊人的变化”，“几乎回到我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旧社会了”，所以戴老才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过去对文革的认识、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戴愚公同志及其思想感情，就非常可信、可近，同时也就可敬。

《论毛泽东晚年》一文中还提到文革中曾经出现过的诸如“打倒一切”、“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人过多”等缺点，并提出应该记取这些教训、不让它们再重复。我想，要克服诸如此类的缺点、使它们不再出现或者少出现一些，使它们对革命造成的损失少一些，就要求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些缺点的具体表现上，而是更深一层探讨造成这些缺点的主客观原因。实际上，今后再进行任何革命，缺点错误都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即使克服了曾经出现的一些错误做法，还可能再产生一些新的错误做法。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犯错误的现象出发，去寻找它的根源，从而使我们少犯错误、争取不犯大的错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重大错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路线有许多具体表现，比如在土改政策上的“乱打乱杀”、在军事战略上的“盲目推进”、统一战线政策上又跳到右倾，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具体表现。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在延安整风中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是把问题提到思想方法的高度，提出从思想上整顿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只有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彻底清算并克服各种表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使我们少犯错误、为革命减少损失。因为主观主义、不注重调查研究，所以才“乱打乱杀”；因为教条主义、照抄书本，所以才固守法俄革命大城市起义的经验；因为宗派主义，所以唯我独尊、唯我独革、打击不同意见。

为什么会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呢？再提炼一步，恐怕就要归到一点，就是我们一些同志缺乏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们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别人，看别人豆腐渣、看自己一朵花，似乎世界上别人都是阿斗、只有自己是诸葛亮；这些同志学到了一点点马列主义，就自以为了不起，夸夸其谈、大吵大闹。

过去的王明路线是这样，文革时期的一些人也是这样，有些人口口声声听毛主席的话，实际上的表现如何呢？有的人揪住别人的只言片语，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有些人搞武斗、闹派性，争夺“领导权”；有些人放过走资派，随意揪斗地富反坏右，乱打“死狗”；有些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面出击，对旧知识分子不是帮教、而是打击、伤害，违反党的“一批二用”政策。当然，这些过程中不乏走资派及其子女“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走资派及其子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逞？其内因还在于我们一些要革命的同志们，在革别人命的同时，没能很好地革自己的命。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这是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时发出的声音。

毛主席在1967年在各地考察文化大革命情况时，针对革命队伍中的宗派主义现象指出：“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针对我们一些同志只愿意革别人的命、不愿意革自己的命，毛主席指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指出：“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早在1966年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就指出：“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针对文革中一些同志头脑不冷静、夸夸其谈，毛主席指出：“据我所知，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人，都是认真思考问题的；大吵大闹的，往往是昙花一现式的人物”。

毛主席在文革高潮时就明确指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希望革命左派队伍中的同志吸取过去王明“左”倾路线的教训，指出“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指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引者注）”。

我们在这里历数文革中的一些左派幼稚病，并非要否定文革，而是要分析经验教训，使今后的革命搞得更好。不能够因为我们要正面评价文革，就不允许我们分析文革中的经验教训。如果那样做，恰好是幼稚的形而上学，在方法上，与“彻底否定”文革一样，都是僵化、静止的形而上学。

我们深层次剖析文革中的左派幼稚病，更在于要深层次弘扬文革。我们不能忘记，否定文革的绝不仅仅是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还有众多的文革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在文革高潮时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海可枯、石可烂，革命红心永不变”，然而当着走资派控制的主流媒体否定文革时，很多人跳出来充当谩骂文革的急先锋，或者最起码的是跟着人云亦云说文革几句坏话，正如毛主席早就预料的，“历史上总是一股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少数人顶住”。现在，倒是戴愚公这样在文革中“吃过一点苦头”、“文革后自然不免有些牢骚”的老同志，站出来正面评价文革了。这说明了什么？正好说明人的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性，说明“斗私、批修”的重要性。这难道不是在更深一个层次上弘扬文革吗？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只有张国焘投降了国民党、只有王明投靠了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那么文革被否定后，当初积极参加文革、后来又背叛文革的何止一两个？我们能说王明、张国焘当初参加共产党是有意识投机吗？我们能说当初积极参加文革、后来又背叛文革的人，当初都是虚情假意吗？不，不能这样说，我们不否认他们当初的真诚。同时，我们要认真研究的是他们后来世界观的变化。极“左”和极右，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不仅要讨论今后的革命应当如何更加深入人的世界观、今后的革命应当如何更加注意策略，我们暂且先看看眼下我们的左派队伍，其中有些同志，他们也同样主张肯定文革，但是有时把文革中的一些左派幼稚病也肯定下来，他们身上戴有很多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甚至宗派主义，他们不听取、不调查，而是一天到晚滔滔不绝、大吵大闹；他们不去贯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抓住个别词句到处炫耀；他们的马列主义手电筒只对准别人、从来不对准自己；他们唯我独左，不能团结五湖四海。这样的“百分之百”的革命者，口里喊革命喊得最响，到实际行动时，他们只希望看到别人的实际行动，而自己却不行动；需要做出贡献时，他们最希望别人做出奉献；一旦遇到危险时，他们比谁都惊慌失措。他们是叶公好龙式的“革命者”。

说文革中有一条极左路线，我不敢说。但是，文革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左派幼稚病，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文革中这些左派幼稚病，没能象王明路线那样，被整理成革命者的一份良好的反面教材；而是被反动派拿来，变成“彻底否定”文革的借口。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个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要想产生和确立，不经过斗争是不可能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经过同王明、张国焘等等一系列错误路线的斗争，才逐步产生和确立的。在文革中，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政策、策略是否确立了呢？我们说确立了，但也没确立。在文字上，它是确立了，比如文革正式开始之前制订的《十六条》，早就明确指出，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指出“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指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指出“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早就指出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同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把反动学阀同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严格区别开来，指出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早就指出“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这些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在文字上确实是确立了，但是在当时的左派队伍中，并没有认真地确立下来。原因是什么呢？文革真正进行自下而上的运动的时间比较短，没有经过内部的斗争，所以没有确立下来。这样，造成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中，在我们主张正面评价文革时，这些左派幼稚病还在以“革命”的面目侵扰着我们。在今天和今后，对于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恐怕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就象婴儿出麻疹一样。只不过，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事先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少犯错误、少受损失、多获得经验教训。

毛主席提出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其中三条是关于个人作风的。这三条，一条是说要善于团结人，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以及反对过自己并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另一条是说要作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学会民主作风，善于听取意见，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再一条是说要谦虚谨慎，富于自我批评精神，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毛主席曾经说过，王明这些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不会打仗，不在于他们给革命出了错的主意。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谁都会打败仗，我自己也打过败仗，一个指挥员，打三仗、胜两仗，这个指挥员就可以继续当下去。其实，世界上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在认识的过程中，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正如毛主席所说，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错误和挫折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起来。人对事物的认识，必然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当然还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主观加工过程，其间不可能一下子就抓住真理。毛主席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错误是难免的，代价是难免的，“学费”是必然要交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掌握科学的矛盾论，我们就能够少走弯路，就能够多学一点东西、少交一点学费。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识到人非圣贤，认识到我们自己也不可能是永远的绝对正确，这样既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有善于不断自我检查、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头脑僵化，不是固步自封、刚愎自用，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不是对别人马列、对自己自由，那么我们的错误就会给革命少造成一些损失。

在左派同志都在讨论正面评价文革的时候，我倒是觉得象戴愚公这样的老同志更加可信、可近，因为他的思想经历过曲折，经历过正确与错误的较量。而有些历来肯定文革的同志，他们有时把文革中的一些左派幼稚病也同时肯定下来。毛主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如果谁说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他一开始就清楚，那是骗人，你们切记不要信。

在大家讨论正面评价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正面评价文革的时候，提出文革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个教训并加以讨论，作为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文革的进一步印证和肯定，不知可否，因为文革本身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大革命，还是人的思想世界观的革命、是人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其中，如何对待客观事物、如何对待别人、如何对待自己，怎样在斗争实践中“斗私”，也正是文革的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