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绰改革看王道与霸道

荀子曰：“凡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
    我国古史有两个大分裂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大分裂结束于大秦，第二次大分裂结束于北周、隋朝。
    位于西北边陲的秦国，立国之初不过蛮夷小国，常受列国鄙夷，民贫兵弱，但经过商鞅变法，“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李白诗曰：秦皇扫六和，虎视何雄哉！
    在七百年后的西魏、北周也进行过一次改革，同商鞅变法一样，西魏、北周经过改革后国力大为增长，最终统一了整个北方，继承于北周的隋朝又在数年之后统一了全国。可以说西魏、北周的这次改革同商鞅变法一样，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此次改革的发起者乃西魏丞相宇文泰，虽是丞相，却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改革的具体实施人却是行台左丞苏绰。
所以，要讲西魏改革，先得了解苏绰其人。苏绰字令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可以说是文理兼修，这样的人才在古代可不多见。苏绰的出生很不错，乃武功（陕西武功）大族，他的父亲叫苏协，曾任武功郡守，他的堂兄苏让为汾州刺史。
    苏让前去汾州就职的时候，宇文泰亲自在长安城外为他饯行，临行前，宇文泰问他：“卿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者？”苏让便推荐了苏绰。宇文泰就把苏绰召来，任命为行台郎中。
    宇文泰苏绰他并不了解，自然也没注意他。不过苏绰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深得同僚们的赞赏，他们只要一遇到什么问题，不用说第一时间直奔苏绰。而苏绰也向来也乐于助人，能帮忙的尽量也帮帮，甚至各部门要发布什么公文之类的，他们也要找苏绰拟定条款格式
    好人总是会有好报的。转眼间，苏绰就在行台工作了一年。有一次，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讨论政事，周惠达不能回答，便请求先去到外面找人商议后再行回复。周惠达想到了苏绰，便把和宇文泰讨论的事情告诉他，苏绰很快就帮他分析裁定。周惠达于是入宫呈报，宇文泰非常满意，便问：“谁与卿为此议者？”周惠达便说出苏绰的名字，并称其有王佐之才。宇文泰说：“吾亦闻之久矣。”遂升其为著作佐郎，专职修史。
    对于苏绰之才，宇文泰还仅仅是耳闻而已，并没有过多的重视。直到有一次，宇文泰领着众臣前去昆明池看打渔（毕竟常年生活在塞外，看打鱼还这么兴师动众的），昆明湖乃西汉武帝时引丰水入洼地而成，这本是汉武帝练习水师之所，不过后来又成了泛舟游玩的场所。昆明湖风景不错，宇文泰游着游着，玩出了兴致，便问众臣这些景致的来历，群臣无人能答，但他们很快又想起了苏绰，有人就说：“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宇文泰便就叫来苏绰，他们可算找对人了，苏绰的本职工作便是修史，宇文泰所问，苏绰全部作了回答，而且他口才极佳，应对如流，宇文泰大为赞赏，便留住苏绰一起骑马边说边行，早把看打渔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宇文泰对苏绰之才很是倾心，他早有革新政治的打算，正不知如何下手，如今得苏绰如此人才，就和当年的秦孝公见到商鞅一般，当晚与他谈至深夜。第二天上朝，宇文泰便对周惠达说：“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立即授予苏绰大行台左丞职位，参与主管机要事务，从此以后苏绰算是扶摇直上了，宇文泰对他越来越信任，到了后来，宇文泰外出巡游前，总会在一堆白纸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把白纸交给苏绰，这几乎等于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他，而苏绰也并没让他失望，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
    苏绰在位期间，除了帮助宇文泰打理日常行政要务之外，更重要的是帮助宇文泰进行了一次很不寻常的改革，之所以说不寻常，关键在于它的内容上，苏绰受到重用后，先后草拟六份诏书，这六份诏书又正好是六条总纲：
    一、治身心
    二、敦教化
    三、尽地利
    四、擢贤良
    五、恤狱讼
    六、均赋役
    宇文泰非常重视苏绰颁发的六诏和他发明的计帐法，置于座右，下令百官习诵，并且规定：牧守令长，不通六诏和计帐法者，不得居官。
    在这里讲一下商鞅变法的过程及内容，如果两者对比的话，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
    商鞅变法的发起人是秦孝公，他因不满“诸侯卑秦”，自觉“丑莫大焉”，也为收复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失地，所以颁布“求贤令”广招天下人才，商鞅正好在魏国混不下去了，便来到了秦国，他通过宦官景监三见秦孝公，向其兜售治国方略。
    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时，对他大讲“帝道”，所谓“帝道”便是尧舜这些上古时期三皇五帝的治国之道，基本和道家思想讲的无为而治差不多，秦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商鞅退出后，秦孝公怒斥景监：“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
    五日之后，商鞅再次通过景监第二次见到秦孝公，这一次他讲的是“王道”，所谓“王道”是指夏商周时期的君王一贯采用的政策，其精髓和儒家思想差不多，讲究仁政和德治，这一回秦孝公可没睡觉了，但商鞅所说还是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
    商鞅很快又通过景监第三次走后门，这次他对秦孝公讲的是“霸道”，所谓“霸道”是指齐桓、晋文等春秋五霸所实行的政策，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句话的意思是：依靠武力假借仁义的，便可以称霸，称霸必有大国的基础，说白了霸道就是强兵之策，行霸道者往往能使国家在短期称霸诸侯，其主要特点在于强兵，要想强兵就得注意耕、战、赏、罚四点。秦孝公对霸道最为满意，于是委任商鞅为左庶长，让他主持变法事宜。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废井田、开阡陌
    二 重农抑商、奖励耕战
    三 统一度量衡
    四 奖励军功，实行军功爵制
    五 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六 改革户籍制度，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
    七 实行郡县制
    八 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如果我们拿商鞅变法的内容同苏绰六诏进行对比的话，区别就很明显了，商鞅变法的内容都是具体的法令，实施起来很有操作性，六诏只能算是施政方向。
不过这并非两者间最大的区别，最大区别主要还是在指导思想上的不同。首先要明白一点，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从小就好刑名之学，而苏绰却是个典型的儒士，按孟子的说法，其改革内容属于商鞅第二次见秦孝公所讲的“王道”，区别就在这里。
    “义立而王，信立而霸”，帝道、王道、霸道这三者并不矛盾，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用法。三者其实对应着道家、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就战国时期而言，帝道显然不能适应当时战乱的情况，帝道和道家思想类似，在政治上的表现为无为而治，上古时期部落林立，小“国”寡民，而且生产力低下，人类根本就经不起折腾，而且部落酋长还是由选举产生，所以三皇五帝们也只能无为而治了。
    奴隶社会时期，也就是夏商周时期，国家所采用的政治制度为分封制，具体表现是分封诸侯以为藩屏，王的权力远没有封建社会的皇帝那么大，诸侯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便可，所以统治者若不怀德，结局也只能被各诸侯联合推翻，汤武革命便是如此，因此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意思是：依靠道德施行仁义的，可以称王，称王不必有大国做基础。
    秦孝公所钟爱的霸道，正是春秋五霸所行之策，春秋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的战争数不胜数，这一时期“贵诈力而贱仁义”，霸道自然倍受推崇，而且秦孝公改革的原动力就是因为被人欺负了想要报仇，所以当商鞅向其兜售霸道之策时表现的欣喜若狂，连谈几日几夜，巴不得明天秦国就能成为超级大国，把那些看起不秦国的国家全给灭了。
    商鞅见过秦孝公后曾对景监说过这样一句话：“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正如商鞅所言，秦孝公急功近利，秦国的国力在短期内可以根据他的改革得到很大的提升，最终为以后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但他急于求成，律法制定得极为严酷，而且制定的每一条法令都只为富国、强兵，这使得秦国百姓只为两件事而活着，一个是农耕，一个是征战，从此秦国便有了虎狼之国的称号。所以说秦国灭六国的功绩，全都是靠牺牲百姓的利益为代价而取得的，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统治阶级的刻薄少恩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当我们了解了商鞅变法的精髓后，在来看苏绰的六诏，就越觉有意思了。可以说苏绰六诏正是儒家治国之道的具体内容，若按商鞅的说法，便是行王道。儒家一直以来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成人生的最高追求，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修身、齐家，苏绰在六诏中把治身心和敦教化放在最前面，正是这一思想的表现，就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自汉末儒学衰落，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遭到极大挑战，厚黑学以及功利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同春秋战国一样，出现了“贵诈力而贱仁义”的现象，所谓人心不古、见利忘义，“上无教化，唯刑法是用”，要想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头两诏，不但是对百姓的要求，更是对统治阶级的要求。
    苏绰同时又认为“饥寒切体，而欲使人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所以就必须“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要想足衣食，就得尽地利。西魏刚建立之初，曾遭到一次严重的旱灾，致使关中出现粮荒，东魏又趁机来攻，若不是宇文泰运用其高超的军事计谋大败敌军，然后率军就食于河南，西魏差一点遭到灭国的危险，所以西魏如不解决粮食问题，不但难以改变其所处劣势地位，而且连生存都很困难。所以苏绰要求地方政府劝课农桑、赦免奴隶、不失农时，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西魏粮食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苏绰提出擢贤良的措施意义就更大了。北魏自孝文帝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北魏的统治阶层平均智商呈直线下降的趋势，用人制度的改革的确非常迫切。在这方面，苏绰参考了两汉时期的政策，将举荐人才的权力交给了州、郡、县地方政府，这样便从制度上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寒门的政治地位因此提到了不少。而且在人才标准方面，苏绰要求非常严厉，不但要有才，更要有德，苏绰这种谨慎的态度，使得西魏政治清明，同时又使得改革措施执行的非常到位。
    恤狱讼的意思是慎重对待诉讼。自两汉以来，儒法合流，两家远非战国时期那般泾渭分明，儒学讲究德治，法家推崇法制，两者都有其缺点与不足，正因为如此，两家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最终统治阶级采用了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思想，其表现为德主刑辅。苏绰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坚持儒家德治为主，又不否认刑罚的作用，而商鞅却将刑罚做为治国的唯一途径。
    六诏中最后一个是均赋役，苏绰要求均赋役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所谓民不患贫而患不均，毕竟南北朝时期的阶级矛盾十分的尖锐。话又说回来，西魏为了支持连年的战争，所以在赋役方面还是很重的，甚至高过东魏、北齐，苏绰因此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世君子谁能弛乎？”还好西魏因为前几条改革措施实行的比较好，官员都比较廉洁，反而社会矛盾远没有东魏、北齐那么尖锐。   
    西魏、北周经过这些措施的改革后，国力得到了很大的跃升，虽然比不上商鞅变法效果来得明显，但也足以使得西魏、北周的在二十年后有了统一整个北方的资本，而且苏绰改革的复古思潮加快了儒学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得以重建。随着时间的推移，内迁的游牧民族逐渐汉化，民族矛盾随之化解，伟大的大唐文明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得以建立。从这点看，苏绰六诏意义非凡。
遗憾的是，苏绰和商鞅一样，都没能亲眼看到改革的成功。商鞅因改革而得罪了权贵，秦孝公死后，很快就被人诬告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旅店，结果因没有证件，店家害怕他发明的连坐法而不敢留宿，商鞅又想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亦不愿收留，还把他送回了秦国，结果被处以“车裂之刑”，临死前，商鞅自叹曰：“吾设此法，乃自害其身也。”
商鞅的死算是咎由自取，他以法家思想成就了强秦，自己到落了个作法自毙的下场，他三见秦孝公，其表现更像一个商人，秦孝公就是一买家，他以帝道、王道、霸道三家学说投其所好，秦孝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缺乏长远的政治考虑而采取了霸道，虽使大秦能在短期内一统天下，却也落了个二世而亡的下场。
    就个人而言，苏绰死后的待遇比起商鞅来要好得多。苏绰积劳成疾，于公元546年病逝，宇文泰对他的死深感悲痛和惋惜，便想厚葬他，可又担心违背了他生前的心意，于是问百官曰：“苏尚书平生兼让，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为而可？”尚书令史麻瑶进言：“俭约，所以彰其美也。”宇文泰便采纳了他的意见，仅用一辆白色丧车载着苏绰的遗体送回老家武功安葬，宇文泰领着大臣们步行护送灵车直至城外。
    灵车走远，宇文泰悲恸难制，于是把酒洒地祭奠：“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尔知吾心，吾知尔志，方与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说完便放声痛哭起来，不知不觉中，酒杯从手上滑落。
    苏绰、商鞅为何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呢？我想，这不仅仅是人品问题。一切诸果，皆从因起，一切诸报，皆从业起。
荀子曰：“凡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
    我国古史有两个大分裂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大分裂结束于大秦，第二次大分裂结束于北周、隋朝。
    位于西北边陲的秦国，立国之初不过蛮夷小国，常受列国鄙夷，民贫兵弱，但经过商鞅变法，“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李白诗曰：秦皇扫六和，虎视何雄哉！
    在七百年后的西魏、北周也进行过一次改革，同商鞅变法一样，西魏、北周经过改革后国力大为增长，最终统一了整个北方，继承于北周的隋朝又在数年之后统一了全国。可以说西魏、北周的这次改革同商鞅变法一样，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此次改革的发起者乃西魏丞相宇文泰，虽是丞相，却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改革的具体实施人却是行台左丞苏绰。
所以，要讲西魏改革，先得了解苏绰其人。苏绰字令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可以说是文理兼修，这样的人才在古代可不多见。苏绰的出生很不错，乃武功（陕西武功）大族，他的父亲叫苏协，曾任武功郡守，他的堂兄苏让为汾州刺史。
    苏让前去汾州就职的时候，宇文泰亲自在长安城外为他饯行，临行前，宇文泰问他：“卿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者？”苏让便推荐了苏绰。宇文泰就把苏绰召来，任命为行台郎中。
    宇文泰苏绰他并不了解，自然也没注意他。不过苏绰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深得同僚们的赞赏，他们只要一遇到什么问题，不用说第一时间直奔苏绰。而苏绰也向来也乐于助人，能帮忙的尽量也帮帮，甚至各部门要发布什么公文之类的，他们也要找苏绰拟定条款格式
    好人总是会有好报的。转眼间，苏绰就在行台工作了一年。有一次，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讨论政事，周惠达不能回答，便请求先去到外面找人商议后再行回复。周惠达想到了苏绰，便把和宇文泰讨论的事情告诉他，苏绰很快就帮他分析裁定。周惠达于是入宫呈报，宇文泰非常满意，便问：“谁与卿为此议者？”周惠达便说出苏绰的名字，并称其有王佐之才。宇文泰说：“吾亦闻之久矣。”遂升其为著作佐郎，专职修史。
    对于苏绰之才，宇文泰还仅仅是耳闻而已，并没有过多的重视。直到有一次，宇文泰领着众臣前去昆明池看打渔（毕竟常年生活在塞外，看打鱼还这么兴师动众的），昆明湖乃西汉武帝时引丰水入洼地而成，这本是汉武帝练习水师之所，不过后来又成了泛舟游玩的场所。昆明湖风景不错，宇文泰游着游着，玩出了兴致，便问众臣这些景致的来历，群臣无人能答，但他们很快又想起了苏绰，有人就说：“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宇文泰便就叫来苏绰，他们可算找对人了，苏绰的本职工作便是修史，宇文泰所问，苏绰全部作了回答，而且他口才极佳，应对如流，宇文泰大为赞赏，便留住苏绰一起骑马边说边行，早把看打渔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宇文泰对苏绰之才很是倾心，他早有革新政治的打算，正不知如何下手，如今得苏绰如此人才，就和当年的秦孝公见到商鞅一般，当晚与他谈至深夜。第二天上朝，宇文泰便对周惠达说：“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立即授予苏绰大行台左丞职位，参与主管机要事务，从此以后苏绰算是扶摇直上了，宇文泰对他越来越信任，到了后来，宇文泰外出巡游前，总会在一堆白纸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把白纸交给苏绰，这几乎等于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他，而苏绰也并没让他失望，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
    苏绰在位期间，除了帮助宇文泰打理日常行政要务之外，更重要的是帮助宇文泰进行了一次很不寻常的改革，之所以说不寻常，关键在于它的内容上，苏绰受到重用后，先后草拟六份诏书，这六份诏书又正好是六条总纲：
    一、治身心
    二、敦教化
    三、尽地利
    四、擢贤良
    五、恤狱讼
    六、均赋役
    宇文泰非常重视苏绰颁发的六诏和他发明的计帐法，置于座右，下令百官习诵，并且规定：牧守令长，不通六诏和计帐法者，不得居官。
    在这里讲一下商鞅变法的过程及内容，如果两者对比的话，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
    商鞅变法的发起人是秦孝公，他因不满“诸侯卑秦”，自觉“丑莫大焉”，也为收复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失地，所以颁布“求贤令”广招天下人才，商鞅正好在魏国混不下去了，便来到了秦国，他通过宦官景监三见秦孝公，向其兜售治国方略。
    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时，对他大讲“帝道”，所谓“帝道”便是尧舜这些上古时期三皇五帝的治国之道，基本和道家思想讲的无为而治差不多，秦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商鞅退出后，秦孝公怒斥景监：“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
    五日之后，商鞅再次通过景监第二次见到秦孝公，这一次他讲的是“王道”，所谓“王道”是指夏商周时期的君王一贯采用的政策，其精髓和儒家思想差不多，讲究仁政和德治，这一回秦孝公可没睡觉了，但商鞅所说还是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
    商鞅很快又通过景监第三次走后门，这次他对秦孝公讲的是“霸道”，所谓“霸道”是指齐桓、晋文等春秋五霸所实行的政策，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句话的意思是：依靠武力假借仁义的，便可以称霸，称霸必有大国的基础，说白了霸道就是强兵之策，行霸道者往往能使国家在短期称霸诸侯，其主要特点在于强兵，要想强兵就得注意耕、战、赏、罚四点。秦孝公对霸道最为满意，于是委任商鞅为左庶长，让他主持变法事宜。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废井田、开阡陌
    二 重农抑商、奖励耕战
    三 统一度量衡
    四 奖励军功，实行军功爵制
    五 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六 改革户籍制度，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
    七 实行郡县制
    八 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如果我们拿商鞅变法的内容同苏绰六诏进行对比的话，区别就很明显了，商鞅变法的内容都是具体的法令，实施起来很有操作性，六诏只能算是施政方向。
不过这并非两者间最大的区别，最大区别主要还是在指导思想上的不同。首先要明白一点，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从小就好刑名之学，而苏绰却是个典型的儒士，按孟子的说法，其改革内容属于商鞅第二次见秦孝公所讲的“王道”，区别就在这里。
    “义立而王，信立而霸”，帝道、王道、霸道这三者并不矛盾，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用法。三者其实对应着道家、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就战国时期而言，帝道显然不能适应当时战乱的情况，帝道和道家思想类似，在政治上的表现为无为而治，上古时期部落林立，小“国”寡民，而且生产力低下，人类根本就经不起折腾，而且部落酋长还是由选举产生，所以三皇五帝们也只能无为而治了。
    奴隶社会时期，也就是夏商周时期，国家所采用的政治制度为分封制，具体表现是分封诸侯以为藩屏，王的权力远没有封建社会的皇帝那么大，诸侯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便可，所以统治者若不怀德，结局也只能被各诸侯联合推翻，汤武革命便是如此，因此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意思是：依靠道德施行仁义的，可以称王，称王不必有大国做基础。
    秦孝公所钟爱的霸道，正是春秋五霸所行之策，春秋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的战争数不胜数，这一时期“贵诈力而贱仁义”，霸道自然倍受推崇，而且秦孝公改革的原动力就是因为被人欺负了想要报仇，所以当商鞅向其兜售霸道之策时表现的欣喜若狂，连谈几日几夜，巴不得明天秦国就能成为超级大国，把那些看起不秦国的国家全给灭了。
    商鞅见过秦孝公后曾对景监说过这样一句话：“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正如商鞅所言，秦孝公急功近利，秦国的国力在短期内可以根据他的改革得到很大的提升，最终为以后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但他急于求成，律法制定得极为严酷，而且制定的每一条法令都只为富国、强兵，这使得秦国百姓只为两件事而活着，一个是农耕，一个是征战，从此秦国便有了虎狼之国的称号。所以说秦国灭六国的功绩，全都是靠牺牲百姓的利益为代价而取得的，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统治阶级的刻薄少恩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当我们了解了商鞅变法的精髓后，在来看苏绰的六诏，就越觉有意思了。可以说苏绰六诏正是儒家治国之道的具体内容，若按商鞅的说法，便是行王道。儒家一直以来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成人生的最高追求，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修身、齐家，苏绰在六诏中把治身心和敦教化放在最前面，正是这一思想的表现，就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自汉末儒学衰落，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遭到极大挑战，厚黑学以及功利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同春秋战国一样，出现了“贵诈力而贱仁义”的现象，所谓人心不古、见利忘义，“上无教化，唯刑法是用”，要想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头两诏，不但是对百姓的要求，更是对统治阶级的要求。
    苏绰同时又认为“饥寒切体，而欲使人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所以就必须“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要想足衣食，就得尽地利。西魏刚建立之初，曾遭到一次严重的旱灾，致使关中出现粮荒，东魏又趁机来攻，若不是宇文泰运用其高超的军事计谋大败敌军，然后率军就食于河南，西魏差一点遭到灭国的危险，所以西魏如不解决粮食问题，不但难以改变其所处劣势地位，而且连生存都很困难。所以苏绰要求地方政府劝课农桑、赦免奴隶、不失农时，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西魏粮食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苏绰提出擢贤良的措施意义就更大了。北魏自孝文帝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北魏的统治阶层平均智商呈直线下降的趋势，用人制度的改革的确非常迫切。在这方面，苏绰参考了两汉时期的政策，将举荐人才的权力交给了州、郡、县地方政府，这样便从制度上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寒门的政治地位因此提到了不少。而且在人才标准方面，苏绰要求非常严厉，不但要有才，更要有德，苏绰这种谨慎的态度，使得西魏政治清明，同时又使得改革措施执行的非常到位。
    恤狱讼的意思是慎重对待诉讼。自两汉以来，儒法合流，两家远非战国时期那般泾渭分明，儒学讲究德治，法家推崇法制，两者都有其缺点与不足，正因为如此，两家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最终统治阶级采用了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思想，其表现为德主刑辅。苏绰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坚持儒家德治为主，又不否认刑罚的作用，而商鞅却将刑罚做为治国的唯一途径。
    六诏中最后一个是均赋役，苏绰要求均赋役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所谓民不患贫而患不均，毕竟南北朝时期的阶级矛盾十分的尖锐。话又说回来，西魏为了支持连年的战争，所以在赋役方面还是很重的，甚至高过东魏、北齐，苏绰因此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世君子谁能弛乎？”还好西魏因为前几条改革措施实行的比较好，官员都比较廉洁，反而社会矛盾远没有东魏、北齐那么尖锐。   
    西魏、北周经过这些措施的改革后，国力得到了很大的跃升，虽然比不上商鞅变法效果来得明显，但也足以使得西魏、北周的在二十年后有了统一整个北方的资本，而且苏绰改革的复古思潮加快了儒学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得以重建。随着时间的推移，内迁的游牧民族逐渐汉化，民族矛盾随之化解，伟大的大唐文明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得以建立。从这点看，苏绰六诏意义非凡。
遗憾的是，苏绰和商鞅一样，都没能亲眼看到改革的成功。商鞅因改革而得罪了权贵，秦孝公死后，很快就被人诬告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旅店，结果因没有证件，店家害怕他发明的连坐法而不敢留宿，商鞅又想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亦不愿收留，还把他送回了秦国，结果被处以“车裂之刑”，临死前，商鞅自叹曰：“吾设此法，乃自害其身也。”
商鞅的死算是咎由自取，他以法家思想成就了强秦，自己到落了个作法自毙的下场，他三见秦孝公，其表现更像一个商人，秦孝公就是一买家，他以帝道、王道、霸道三家学说投其所好，秦孝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缺乏长远的政治考虑而采取了霸道，虽使大秦能在短期内一统天下，却也落了个二世而亡的下场。
    就个人而言，苏绰死后的待遇比起商鞅来要好得多。苏绰积劳成疾，于公元546年病逝，宇文泰对他的死深感悲痛和惋惜，便想厚葬他，可又担心违背了他生前的心意，于是问百官曰：“苏尚书平生兼让，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为而可？”尚书令史麻瑶进言：“俭约，所以彰其美也。”宇文泰便采纳了他的意见，仅用一辆白色丧车载着苏绰的遗体送回老家武功安葬，宇文泰领着大臣们步行护送灵车直至城外。
    灵车走远，宇文泰悲恸难制，于是把酒洒地祭奠：“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尔知吾心，吾知尔志，方与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说完便放声痛哭起来，不知不觉中，酒杯从手上滑落。
    苏绰、商鞅为何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呢？我想，这不仅仅是人品问题。一切诸果，皆从因起，一切诸报，皆从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