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泪论政：从张成泽倒台看中国改革

在朝鲜政坛高官中，张成泽是主张效仿中国进行改革的。金正日去世之后，老实说，因为考虑到金正恩政权的稳定性和朝鲜未来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中国方面的确对张成泽寄托了很大希望。张成泽去年8月访问中国期间受到中国高层政要热情接待，就很能说明中国立场。

但是，可能也正是张成泽的中国之行，给他今天的悲剧埋下了祸根。本来，张成泽在朝鲜国内位高权重，金正恩对他就抱有戒心。据了解平壤政治的某位北京党际高级联络官员说，张成泽在北京访问期间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其随行人员严密监视，并被密报给朝鲜最高领导人。后来，军方强硬派代表人物、主张发展核武的崔龙海到北京访问，受到不冷不热的接待，这种对比让朝鲜军方强硬派高层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更为不安。毕竟，执掌权柄者，谁愿看到本国政坛的实力派人物在一个对本国政治有着高度影响的临近大国高层受到如此支持厚爱呢？

张成泽去年8月访问北京除了缓和因朝鲜核试验引发的两国关系紧张局面，期间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向中方转达金正恩期盼在2013年某个合适时候访华的愿望，希望中方发出邀请。但是一则因为北京当时正忙于筹备十八大事宜，党政高层分身乏术；二则因为北京当时对朝鲜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实验正在恼火，对金正恩上台后的一系列导致半岛局势紧张的莽撞行为正在观察，所以就顾左右而言不要核武，言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成绩，实际上等于拒绝了金正恩递来的橄榄枝。这让金正恩大为光火，认为张成泽辱了使命，有失朝鲜这个“宇宙大国”的脸面。

另外，作为朝鲜国内熟悉外界现状，特别是熟悉中国改革开放故事的高级官员，张成泽在国内一直积极推进改革，虽然这种改革在我们看来是极为有限的改革。但是，即便是这样，这种改变朝鲜国内现有利益结构的改革主张，还是触犯了军方高层和朝鲜劳动党内保守势力的利益。以军方高层和劳动党内保守势力为主体的朝鲜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极为敌视，对推进改革的代表性人物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过去几年，从金正日时代开始，主管朝鲜经济的不少相对开明的高级官员，就因为这个原因，先后以各种罪名遭到政治铲除，成为朝鲜军方和劳动党保守势力的刀下之鬼。

在金正日活着的时候，因为金正日的权威，金正日尚能透过适当压制保守派来重用张成泽，让张成泽主持国内改革事务。但是，当金正日去世之后，朝鲜国内保守势力开始反弹，这种反弹之大，使得有心改革的金正恩也必须为之低头，这是其一。其二，就金正恩本人来说，也不愿活在姑父的政治阴影里，被外界（包括中国等）和国内一些政治势力形成误判，误认为张成泽是朝鲜国内的摄政王。金正恩需要借助铲除张成泽，换取国内保守派的支持，并向劳动党内外、朝鲜国内外（尤其是中国）传达只有他金正恩才是朝鲜唯一当家人的信号。

就张成泽个人来说，他其实从2013年年初就开始感到危机。2013年2月下旬，在平壤接见一位来自中国的政界朋友时，张成泽就有过可能前途不保的担心。他告诉这位朋友，说他个人影响被外界不当夸大了，这是不了解朝鲜政治的人的错误看法。2013年7月下旬，中国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朝鲜，张成泽的表现已经可以用焦灼二字形容。在这期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张成泽提到自己在2012年8月访华回朝后，以及2013年2月初，曾两次和金正恩谈到国内方针建设问题，希望朝鲜能更积极的进行改革开放，减少在军事方面的财政投入，包括暂时搁置核武等等，但是金正恩对此都未置可否。也就是说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

我个人在得到上述消息时猜测，金正恩未置可否本身就意味着对张成泽上述建议的否定。只是当时金正恩正忙于对付李英浩这个劲敌，对自己姑父的能量还心里没底，还不方便表示明确反对。此时的张成泽显然已经对自己失去信心，但是对于自己的侄子还是寄托了希望。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他的侄子会在几个月后突然来这一手，在大会上将其公开拘捕，并一次性彻底将其打倒、搞臭、清除。在朝鲜政坛浸淫多年的张成泽，居然错判了朝鲜高层政治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主义本性，低估了金正恩家族遗传下来的为了权力六亲不认的特有老辣狠劲。他曾为朝鲜的国际空间曲折周旋于国际舞台，也曾尽力为朝鲜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但是他在关键时候选择退缩，希望以此自保，却就此结束了这位在朝鲜政坛最有权力的红二代“金龟婿”的政治性命。

其实站在金正恩的角度，他未必不想在朝鲜搞改革开放，也未必不赞同自己姑父的政治主张，自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国内越来越多的改革迹象已经让人窥见了金正恩矛盾纠结的内心。但是站在金正恩的政治立场，他最先要做的是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是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要保证朝鲜以金家为核心的政治王朝的绝对利益；其次是要根据政治需要，平衡朝鲜高层内部的保守派利益集团和改革派双方势力，而这种平衡又是以巩固自身权力权威为首要目的。所以任何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选项，都是金正恩的优先选项。而打倒张成泽，就是和发展核武一样，甚至吊诡的和改革开放一样，都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的有效手段。

所以，对于朝鲜来说，尤其是对金正恩来说，打倒主张改革开放的张成泽和改革开放本身是不矛盾的，朝鲜的改革开放还会择机进行下去，只不过是需要更多时间和政治成本。朝鲜在本质上是封建世袭的家族政治，除了金正恩家族，其他政治人物的合法性都来源于金家授权，来源于党媒鼓吹。所以，以后如果有政治需要，换了任何一个人放到某个位置上让他去推动改革开放，他都会像张成泽一样去搞，当然，能不能搞成，是另一回事。

我们从张成泽的猝然倒台，可以看到中国改革的艰难。历史上，在皇权统治时期，但凡被人们记住的改革家，从商鞅到晁错，从王安石到张居正，再到戊戌六君子等等，其个人或家族后人，无一不下场惨烈。究其根本，因为改革之难，不仅要求人们有思维上的普遍性的认识转变，要统治者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统治危机，要触动并重构当时的社会政治利益结构，还要有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人物来巧妙推动才可以。搞不好，就会玉石俱焚，改革者不仅志愿未遂，反而会丢掉政治前途，甚者搭上身家乃至家族性命。

我们很多人现在享受着改革的果实，在国外的不少华人，因为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也总是有一种终于扬眉吐气的畅快感觉。但是，有谁会想到，三十五年前，邓小平等人在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时的难度？在一个喊“革命”喊了几十年的国家，在一个将“改革”视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批了几十年的列宁主义政党内部，仅仅要扭转执政党内的认识，就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和三十五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的改革难度更甚。三十五年前要进行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束缚，所以邓小平透过意识形态上的公开辩论，用“解放思想”为突破口，扭转了执政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时意识形态，进而推动了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在党内的权威地位，加之毛泽东频繁发动的政治运动已被执政党上层集体厌恶，与西方经济社会差距的拉大又刺激了执政党的政治神经，所以改革的开局进展相对顺利。

今天的改革也有意识形态上的阻力，但意识形态在今天的束缚主要集中在对改革领域的选择和改革方法论的制约上，已经不是最大阻力。改革在今天的最大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而执政党恰恰就处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位置，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绝对主力。这和美欧不同，美欧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党政治利益之争和院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压力，而中国改革的阻力则主要来自执政党自身，以及依附于执政党生存的各个特殊利益阶层。

除此之外，因为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一股骄傲自满情绪正在滋生，改革取得的成绩，反过来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想负累。这种情绪在从厅局到省部级以上的中高层官僚中都很有市场。不少人开始对外推销什么“中国模式”，热衷以“中国特色”为由排斥外部思维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点像鸦片战争之前晚清皇亲贵族对待西方科技、思想和坚船利炮的态度。更有甚者，体制内的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和御用学者还为改革划出各种红线，一二三四五说的头头是道，这不能改，那不能碰，这和改革初期求知若渴、人心思变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在社会层面，公民社会的到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又缩小了改革的操作空间。面对改革，各方面都在发声，都在宣扬自己的主张，而改革本身又已经进入深水区，其系统性与复杂性也远非当年可比。改革必须周密论证，必须要进行顶层设计，又要给地方基层大胆创新的政策环境，改革失败所带来的风险与损失，社会可能承受不起。所有这些都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值得欣慰的是，自中共高层换届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共高层矢志改革的决心。无论是总书记习近平，还是总理李克强，亦或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都展现了要将改革推行下去的希望和信心。而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更是让人看到了这些新生代领军人物的政治魄力。这些都是中国改革的积极因素，也是改革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的政治保证。十八届三中全会集中展现了中共高层的改革愿景，但是，要将这些改革主张落实下去，还需要进行更多更积极的努力。中国的改革已经可以成熟到不以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作为代价，但是，当改革遇到利益集团的阻力，当对原有利益结构的解构、重构过程遇到障碍时，我们还是鼓励执政者要体现不一样的政治魄力。
http://blog.dwnews.com/post-391809.html在朝鲜政坛高官中，张成泽是主张效仿中国进行改革的。金正日去世之后，老实说，因为考虑到金正恩政权的稳定性和朝鲜未来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中国方面的确对张成泽寄托了很大希望。张成泽去年8月访问中国期间受到中国高层政要热情接待，就很能说明中国立场。

但是，可能也正是张成泽的中国之行，给他今天的悲剧埋下了祸根。本来，张成泽在朝鲜国内位高权重，金正恩对他就抱有戒心。据了解平壤政治的某位北京党际高级联络官员说，张成泽在北京访问期间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其随行人员严密监视，并被密报给朝鲜最高领导人。后来，军方强硬派代表人物、主张发展核武的崔龙海到北京访问，受到不冷不热的接待，这种对比让朝鲜军方强硬派高层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更为不安。毕竟，执掌权柄者，谁愿看到本国政坛的实力派人物在一个对本国政治有着高度影响的临近大国高层受到如此支持厚爱呢？

张成泽去年8月访问北京除了缓和因朝鲜核试验引发的两国关系紧张局面，期间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向中方转达金正恩期盼在2013年某个合适时候访华的愿望，希望中方发出邀请。但是一则因为北京当时正忙于筹备十八大事宜，党政高层分身乏术；二则因为北京当时对朝鲜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实验正在恼火，对金正恩上台后的一系列导致半岛局势紧张的莽撞行为正在观察，所以就顾左右而言不要核武，言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成绩，实际上等于拒绝了金正恩递来的橄榄枝。这让金正恩大为光火，认为张成泽辱了使命，有失朝鲜这个“宇宙大国”的脸面。

另外，作为朝鲜国内熟悉外界现状，特别是熟悉中国改革开放故事的高级官员，张成泽在国内一直积极推进改革，虽然这种改革在我们看来是极为有限的改革。但是，即便是这样，这种改变朝鲜国内现有利益结构的改革主张，还是触犯了军方高层和朝鲜劳动党内保守势力的利益。以军方高层和劳动党内保守势力为主体的朝鲜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极为敌视，对推进改革的代表性人物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过去几年，从金正日时代开始，主管朝鲜经济的不少相对开明的高级官员，就因为这个原因，先后以各种罪名遭到政治铲除，成为朝鲜军方和劳动党保守势力的刀下之鬼。

在金正日活着的时候，因为金正日的权威，金正日尚能透过适当压制保守派来重用张成泽，让张成泽主持国内改革事务。但是，当金正日去世之后，朝鲜国内保守势力开始反弹，这种反弹之大，使得有心改革的金正恩也必须为之低头，这是其一。其二，就金正恩本人来说，也不愿活在姑父的政治阴影里，被外界（包括中国等）和国内一些政治势力形成误判，误认为张成泽是朝鲜国内的摄政王。金正恩需要借助铲除张成泽，换取国内保守派的支持，并向劳动党内外、朝鲜国内外（尤其是中国）传达只有他金正恩才是朝鲜唯一当家人的信号。

就张成泽个人来说，他其实从2013年年初就开始感到危机。2013年2月下旬，在平壤接见一位来自中国的政界朋友时，张成泽就有过可能前途不保的担心。他告诉这位朋友，说他个人影响被外界不当夸大了，这是不了解朝鲜政治的人的错误看法。2013年7月下旬，中国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朝鲜，张成泽的表现已经可以用焦灼二字形容。在这期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张成泽提到自己在2012年8月访华回朝后，以及2013年2月初，曾两次和金正恩谈到国内方针建设问题，希望朝鲜能更积极的进行改革开放，减少在军事方面的财政投入，包括暂时搁置核武等等，但是金正恩对此都未置可否。也就是说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

我个人在得到上述消息时猜测，金正恩未置可否本身就意味着对张成泽上述建议的否定。只是当时金正恩正忙于对付李英浩这个劲敌，对自己姑父的能量还心里没底，还不方便表示明确反对。此时的张成泽显然已经对自己失去信心，但是对于自己的侄子还是寄托了希望。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他的侄子会在几个月后突然来这一手，在大会上将其公开拘捕，并一次性彻底将其打倒、搞臭、清除。在朝鲜政坛浸淫多年的张成泽，居然错判了朝鲜高层政治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主义本性，低估了金正恩家族遗传下来的为了权力六亲不认的特有老辣狠劲。他曾为朝鲜的国际空间曲折周旋于国际舞台，也曾尽力为朝鲜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但是他在关键时候选择退缩，希望以此自保，却就此结束了这位在朝鲜政坛最有权力的红二代“金龟婿”的政治性命。

其实站在金正恩的角度，他未必不想在朝鲜搞改革开放，也未必不赞同自己姑父的政治主张，自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国内越来越多的改革迹象已经让人窥见了金正恩矛盾纠结的内心。但是站在金正恩的政治立场，他最先要做的是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是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要保证朝鲜以金家为核心的政治王朝的绝对利益；其次是要根据政治需要，平衡朝鲜高层内部的保守派利益集团和改革派双方势力，而这种平衡又是以巩固自身权力权威为首要目的。所以任何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选项，都是金正恩的优先选项。而打倒张成泽，就是和发展核武一样，甚至吊诡的和改革开放一样，都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的有效手段。

所以，对于朝鲜来说，尤其是对金正恩来说，打倒主张改革开放的张成泽和改革开放本身是不矛盾的，朝鲜的改革开放还会择机进行下去，只不过是需要更多时间和政治成本。朝鲜在本质上是封建世袭的家族政治，除了金正恩家族，其他政治人物的合法性都来源于金家授权，来源于党媒鼓吹。所以，以后如果有政治需要，换了任何一个人放到某个位置上让他去推动改革开放，他都会像张成泽一样去搞，当然，能不能搞成，是另一回事。

我们从张成泽的猝然倒台，可以看到中国改革的艰难。历史上，在皇权统治时期，但凡被人们记住的改革家，从商鞅到晁错，从王安石到张居正，再到戊戌六君子等等，其个人或家族后人，无一不下场惨烈。究其根本，因为改革之难，不仅要求人们有思维上的普遍性的认识转变，要统治者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统治危机，要触动并重构当时的社会政治利益结构，还要有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人物来巧妙推动才可以。搞不好，就会玉石俱焚，改革者不仅志愿未遂，反而会丢掉政治前途，甚者搭上身家乃至家族性命。

我们很多人现在享受着改革的果实，在国外的不少华人，因为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也总是有一种终于扬眉吐气的畅快感觉。但是，有谁会想到，三十五年前，邓小平等人在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时的难度？在一个喊“革命”喊了几十年的国家，在一个将“改革”视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批了几十年的列宁主义政党内部，仅仅要扭转执政党内的认识，就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和三十五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的改革难度更甚。三十五年前要进行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束缚，所以邓小平透过意识形态上的公开辩论，用“解放思想”为突破口，扭转了执政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时意识形态，进而推动了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在党内的权威地位，加之毛泽东频繁发动的政治运动已被执政党上层集体厌恶，与西方经济社会差距的拉大又刺激了执政党的政治神经，所以改革的开局进展相对顺利。

今天的改革也有意识形态上的阻力，但意识形态在今天的束缚主要集中在对改革领域的选择和改革方法论的制约上，已经不是最大阻力。改革在今天的最大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而执政党恰恰就处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位置，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绝对主力。这和美欧不同，美欧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党政治利益之争和院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压力，而中国改革的阻力则主要来自执政党自身，以及依附于执政党生存的各个特殊利益阶层。

除此之外，因为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一股骄傲自满情绪正在滋生，改革取得的成绩，反过来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想负累。这种情绪在从厅局到省部级以上的中高层官僚中都很有市场。不少人开始对外推销什么“中国模式”，热衷以“中国特色”为由排斥外部思维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点像鸦片战争之前晚清皇亲贵族对待西方科技、思想和坚船利炮的态度。更有甚者，体制内的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和御用学者还为改革划出各种红线，一二三四五说的头头是道，这不能改，那不能碰，这和改革初期求知若渴、人心思变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在社会层面，公民社会的到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又缩小了改革的操作空间。面对改革，各方面都在发声，都在宣扬自己的主张，而改革本身又已经进入深水区，其系统性与复杂性也远非当年可比。改革必须周密论证，必须要进行顶层设计，又要给地方基层大胆创新的政策环境，改革失败所带来的风险与损失，社会可能承受不起。所有这些都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值得欣慰的是，自中共高层换届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共高层矢志改革的决心。无论是总书记习近平，还是总理李克强，亦或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都展现了要将改革推行下去的希望和信心。而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更是让人看到了这些新生代领军人物的政治魄力。这些都是中国改革的积极因素，也是改革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的政治保证。十八届三中全会集中展现了中共高层的改革愿景，但是，要将这些改革主张落实下去，还需要进行更多更积极的努力。中国的改革已经可以成熟到不以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作为代价，但是，当改革遇到利益集团的阻力，当对原有利益结构的解构、重构过程遇到障碍时，我们还是鼓励执政者要体现不一样的政治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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