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莫言大哥管谟贤回忆莫言，三年饥荒饿死人

这不科学呀


我的三弟莫言(谟业)对“童年的印象特别深刻,终生难忘”。他曾说“苦难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学校”。他是在饥饿、恐惧、孤独寂寞中悄悄长大的。

土改被划为上中农　家人政治压力极大

　　莫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阴历乙未年正月二十五),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以及我,莫言的姐姐、二哥和堂姐(叔叔的女儿)共10口人。过了几年,我婶婶又一连生了3个儿子,加上莫言,共14口人。因为我父亲和叔叔兄弟情深,加上叔叔一直在外(供销社)工作,不常回来,所以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分家。其时,奶奶已经去世了。

　　我们家土改时被划为上中农,1947年土改刚开始搞扩大化,家里的粮食也被分掉了一些,虽然后来落实了政策,纠了偏,但也落下了一个“被斗户”的罪名,给家里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加上我们的大爷爷(爷爷的亲哥哥)被划成地主,而他惟一的儿子又被国民党裹胁去了台湾,这就更给整个家族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而我这个大爷爷解放前在街面上管过事,难免得罪了些人,而这些人解放后都很得势,所以全家人时刻小心翼翼,低声下气,唯恐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头上。

　　随着极“左”路线的发展,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影响,我们村仅有的两家地主早就跑去了青岛或县城,3家富农也跑得只剩了一家,于是上中农尽管在理论上还是团结对象,实际上,在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政治上扬眉吐气的贫下中农那里,上中农与地主富农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全家人深知这一点,尤其是我父亲,虽然共产党一来他就跟着干社会工作,一直担任村里的、社里的、大队的会计,还当过什么治河模范、扫盲教师,但在干部面前一直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解放初,政府让他脱产出去工作,他为了支撑这个家,把机会让给了叔叔；上世纪60年代初,担任胶河农场耕作区会计,人家让他转为农场正式干部,他丢不下爷爷奶奶和叔叔一家人,也没去。父亲担任会计工作几十年,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别的大队的会计很少有下地干活的,父亲是白天在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出工,晚上和下雨阴天时记账,基本上不耽误生产。有时上级干部下来检查工作,大队里摆酒席招待,父亲总是借故推辞,拒不参加。

　　父亲的脾气其实是很暴躁的,在外边不敢发作,回到家里就逮着老婆孩子撒气。当然,他希望孩子们有出息,不要“学而不成,庄户不能”,更不要去惹事闯祸,所以对子女十分严厉。他要求我们念书的把书念好,干活的把活干好,不准落在人家后边。这样一来,我们就免不了挨打挨骂。所以我们兄妹都怕他,包括我们几个堂弟在内。父亲说的话,我们没人敢当面反驳他。

生在穷人家的莫言儿时很难体会到爱

　　我们的母亲是一个十分善良慈爱的农村妇女,小脚。从我记事起,她的身体就不好,最厉害的是胃痛,三天两头犯,犯了就疼得满炕上打滚,说是“心口疼”,用了很多偏方都治不好,有时就找大爷爷来扎针,从来也没捞着上医院诊治过,一来没钱,二来没时间。母亲身体那么差,繁重的家务累得她腰酸背痛,有时还得下地干活挣工分。

　　一个兄弟合居的大家庭,两房各有一群孩子,为了生活,大人们终日奔波操劳,却难以摆脱穷困；为了团结,为了让这个大家庭维持下去,母亲凡事从大局出发,一再忍让,甚至出力不讨好。她对婶婶的孩子们关爱有加,甚至偏向包庇；对我们却和父亲一样严格得很,所以在不懂事的孩子眼里,在幼年和童年的莫言心中,是很难体会到父爱母爱的。

　　一个人在童年,因为不懂事,因为幼稚无知,自然特别需要爱抚和呵护,需要春风细雨般的教诲,但这一切父母都做不到,即使做了,也因为形式的隐晦而需要子女去细心地体会。

　　本来,穷人家的孩子本就不值钱,尤其是孩子多了,那简直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地养着,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专门对孩子加以关心呵护。记得大概是1958年暑假的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的杏树下看一本小说,忽然听到厕所里(农村叫“圈”)“噗通”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到水里,跑进去一看,掉到圈里的竟然是小莫言。夏天的圈里都是水,水面上飘着粪便蛆虫和草木灰。那时莫言才3岁,正在挣扎着,形势非常危险。我赶紧把他捞上来,扛在肩上,从院子里洗衣盆边抓了一块肥皂就往河里跑,那时胶河里有水,水深流急,被太阳晒的热乎乎的,我把小莫言按到水里,先冲洗了身上的脏东西,然后打了两遍肥皂,把他从头到脚洗干净,背着他回了家。把他放在炕上,人已经蔫了,无精打采,如同生了一场病。奶奶和母亲知道了,又把他说了一顿:“没把你淹死还不是‘闯着’(侥幸)!”



把让母亲背黑锅的“五个饽饽”写进小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莫言越来越活泼,也越来越调皮,又喜欢乱说话,所以家里人都不大喜欢他,他在家里似乎多余,只有母亲时刻地管束他。

　　母亲四岁就死了亲娘,十几岁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因为人长得矮小,刚开始,洗锅洗碗够不着,就踩着小板凳干。几十年里,做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还长。干了一辈子活,受了一辈子罪,好歹熬到人民公社解体,吃上了饱饭,但终因多年疾病和劳累,于1994年1月18日去世。

　　母亲一生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宽仁大度,恤老济贫。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也不能委屈亏待了别人。三年困难时期,饿得体重只有60斤!就那样,为了挣几斤麸皮,还给生产队里推磨(拉磨的牲口都饿死了),和邻居王大娘一起,抱着磨棍推,推着推着就昏倒在磨道里。记得1960年春节,母亲他们把全家积攒了半年的一点白面,做成了几个大饽饽,放在院子和堂屋的供桌上供奉。过完了年,母亲去取放在院子里供桌上的5个大饽饽,5个大饽饽竟不翼而飞!母亲泪流满面,叫上我,分头去村子里查看那些趁大年夜出来“送财神”(讨饭)的人,追上一个,就去看人家的篮子,结果从村东追查到村西头,什么也没查到。回到家里,全家人都生气,母亲哭了半宿,她不但心疼那5个大饽饽,还得背着偷拿偷吃的黑锅!这些事,当然也给莫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专门写过两个短篇小说《五个饽饽》和《石磨》,但那毕竟是小说,苦味淡了,很有些浪漫气息了。

因为饥饿上小学时吃过煤

　　说到饥饿,其实从1958年秋后就开始了。因为大跃进,吃食堂,有一段时间还搞“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把公私家底全糟蹋光了。加上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丰产的庄稼没收上来,全烂在地里,所以还没入冬,粮食就不够吃了。有一个星期天,我从高密二中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人都不在,住满了外村的民工,一打听,原来搞什么军事化,男女分住。奶奶带着三岁的小莫言和姐姐住到西村陈家去了。我跑到西村,在三间小黑屋里找到他们,三个人正在吃从食堂里打来的饭。所谓的饭,就是一小罐玉米糊糊和三个掺了菜的窝窝头,莫言吃不下,正在哭。我安慰了他们几句,扭头就走,回了学校。第二年春天,没有东西吃,食堂也停办了,人们就跑到地里挖头年秋天烂在地里的地瓜吃。地瓜早已烂了,又苦又臭,挖回来放在水里泡几天,捞出来煮熟了吃。

　　到了1960年,日子就更难过了,村子里天天死人,人人水肿,至今想起来,仍然令人头皮发麻。那时候,地比现在多,人比现在少,可就是打的粮食不够吃,连烧的草也没有。我们吃过茅草根、树皮、棉籽皮、芙子苗、荠荠毛。为了挖野菜,父亲让莫言的姐姐退了学,专门负责挖野菜,野菜挖回来,剁碎了,泡去苦味,加上一点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很稀的稀饭,全家喝。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家,正碰上吃晚饭,我一口气喝了8大碗这种菜稀饭,肚子胀得厉害,但还觉得饿。那时候,如果能捉到一只蚂蚱,放在火上烧一烧,也是美味。如果能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了,放在锅灶里烧熟了,奶奶或母亲就会把莫言和他堂姐叫到一起,一人分一口,连内脏和骨头都吃了,简直是开了一次大荤。至于捉到一只麻雀,抓到一条鱼,那更是奢望。黑市上,一斤萝卜五毛钱,老百姓不敢问津,有民谣说:“提着个萝卜上青岛,吃了饭,洗了澡,回来还剩5大毛!”一条野兔子后腿3元钱,一个茅草饼3毛钱,谁买得起?那年月,人们见了面,第一件事是问你每月吃多少斤的定量(粮)。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期盼着,希望有一天能吃上一顿饱饭。莫言上小学时,还吃过煤块。在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蛙》中,他花了较大的笔墨来写吃煤这件事。

　　他失学后,有一次在村西的滞洪闸干活,因为饿,偷偷地去生产队的菜地里拔了一个萝卜,被发现了,萝卜没吃成,还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那时社员下地干活都带一幅毛主席像)请罪,被父亲知道了,下工回家挨了父亲一顿毒打,不是爷爷出面阻止,真有被打死的可能。在挨饿的年月里,人总是吃不饱,总是馋。为了吃,莫言不知挨过多少骂。吃饭时,因为野菜难以下咽,母亲和婶婶就给他和姐姐单独做一点不掺或少掺野菜的干粮,莫言总觉得姐姐分的比自己多,比自己大,就要换,及至换到手,觉得还是原来的多,原来的大,又想换回来,结果姐姐哭了,婶婶恼了,母亲火了,少不了挨骂。过年吃饺子,为了吃到饺子里的铜钱,拼命吃,吃撑了,肚子疼,拉肚子,又要挨骂。难得碰到一次吃得好一些,两眼圆睁,吃相难看,又要挨骂。所以,在童年莫言的印象里,永远没有吃饱过,梦想有一天能一天三顿吃饺子,过上好生活。

因骂老师是奴隶主被开除

　　虽然由于饥饿,人饿得瘦骨嶙峋,大肚子挺着,好像能看清肠子的蠕动,加上老是穿哥哥姐姐穿过的破旧衣服,童年的莫言是有点丑小鸭的样子。但是,上学念书了,人却不笨,到了三年级,作文写得特别好,往往一篇文章写好,老师拿来当范文在班上读,有时甚至传到附近的中学里当范文读。文化大革命那年寒假,我从上海回家探亲,带回一些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传单,红卫兵编的报刊,我又讲了上海学生造反的情况,启发了莫言。小莫言到学校里宣传这些造反理论,说什么学校领导教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还要编什么黑板报,成立什么战斗队。带上几个小伙伴外出串联,到了胶县,在接待站住了一晚,给人家褥子上画了一个大地图(尿炕),吓得跑了回来。这一切,自然破坏了学校的纪律,得罪了老师。学校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让他回家,实际上就是开除。从此,莫言失学在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离开了一起上学的小伙伴,独自回到生产队,干不了大人的活,只能放牛、放羊、割草,干一些妇女和半劳力的活。每天赶着牛羊从学校门口走过,看到校园里欢蹦乱跳的学生,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既羡慕又嫉妒,来到原野里,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荒草,莫言感到孤独无望,感到寂寞和无助。

　　那时候,人们已经能够糠菜半年粮地填饱肚皮,但工分越来越不值钱,有的人家一年到头干下来还要“透支”,倒欠队里的钱。有一年,母亲犯了病,为了买药,母亲让莫言把她结婚时的首饰以及我和他二哥小时候戴的银锁等物拿到高密城银行换了20元钱,母亲难过得落泪。

　　年复一年,莫言在饥饿和孤独中,在人们的鄙视和厌恶中长大了。　　　　　　　　　　

管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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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科学呀


我的三弟莫言(谟业)对“童年的印象特别深刻,终生难忘”。他曾说“苦难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学校”。他是在饥饿、恐惧、孤独寂寞中悄悄长大的。

土改被划为上中农　家人政治压力极大

　　莫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阴历乙未年正月二十五),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以及我,莫言的姐姐、二哥和堂姐(叔叔的女儿)共10口人。过了几年,我婶婶又一连生了3个儿子,加上莫言,共14口人。因为我父亲和叔叔兄弟情深,加上叔叔一直在外(供销社)工作,不常回来,所以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分家。其时,奶奶已经去世了。

　　我们家土改时被划为上中农,1947年土改刚开始搞扩大化,家里的粮食也被分掉了一些,虽然后来落实了政策,纠了偏,但也落下了一个“被斗户”的罪名,给家里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加上我们的大爷爷(爷爷的亲哥哥)被划成地主,而他惟一的儿子又被国民党裹胁去了台湾,这就更给整个家族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而我这个大爷爷解放前在街面上管过事,难免得罪了些人,而这些人解放后都很得势,所以全家人时刻小心翼翼,低声下气,唯恐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头上。

　　随着极“左”路线的发展,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影响,我们村仅有的两家地主早就跑去了青岛或县城,3家富农也跑得只剩了一家,于是上中农尽管在理论上还是团结对象,实际上,在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政治上扬眉吐气的贫下中农那里,上中农与地主富农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全家人深知这一点,尤其是我父亲,虽然共产党一来他就跟着干社会工作,一直担任村里的、社里的、大队的会计,还当过什么治河模范、扫盲教师,但在干部面前一直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解放初,政府让他脱产出去工作,他为了支撑这个家,把机会让给了叔叔；上世纪60年代初,担任胶河农场耕作区会计,人家让他转为农场正式干部,他丢不下爷爷奶奶和叔叔一家人,也没去。父亲担任会计工作几十年,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别的大队的会计很少有下地干活的,父亲是白天在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出工,晚上和下雨阴天时记账,基本上不耽误生产。有时上级干部下来检查工作,大队里摆酒席招待,父亲总是借故推辞,拒不参加。

　　父亲的脾气其实是很暴躁的,在外边不敢发作,回到家里就逮着老婆孩子撒气。当然,他希望孩子们有出息,不要“学而不成,庄户不能”,更不要去惹事闯祸,所以对子女十分严厉。他要求我们念书的把书念好,干活的把活干好,不准落在人家后边。这样一来,我们就免不了挨打挨骂。所以我们兄妹都怕他,包括我们几个堂弟在内。父亲说的话,我们没人敢当面反驳他。

生在穷人家的莫言儿时很难体会到爱

　　我们的母亲是一个十分善良慈爱的农村妇女,小脚。从我记事起,她的身体就不好,最厉害的是胃痛,三天两头犯,犯了就疼得满炕上打滚,说是“心口疼”,用了很多偏方都治不好,有时就找大爷爷来扎针,从来也没捞着上医院诊治过,一来没钱,二来没时间。母亲身体那么差,繁重的家务累得她腰酸背痛,有时还得下地干活挣工分。

　　一个兄弟合居的大家庭,两房各有一群孩子,为了生活,大人们终日奔波操劳,却难以摆脱穷困；为了团结,为了让这个大家庭维持下去,母亲凡事从大局出发,一再忍让,甚至出力不讨好。她对婶婶的孩子们关爱有加,甚至偏向包庇；对我们却和父亲一样严格得很,所以在不懂事的孩子眼里,在幼年和童年的莫言心中,是很难体会到父爱母爱的。

　　一个人在童年,因为不懂事,因为幼稚无知,自然特别需要爱抚和呵护,需要春风细雨般的教诲,但这一切父母都做不到,即使做了,也因为形式的隐晦而需要子女去细心地体会。

　　本来,穷人家的孩子本就不值钱,尤其是孩子多了,那简直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地养着,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专门对孩子加以关心呵护。记得大概是1958年暑假的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的杏树下看一本小说,忽然听到厕所里(农村叫“圈”)“噗通”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到水里,跑进去一看,掉到圈里的竟然是小莫言。夏天的圈里都是水,水面上飘着粪便蛆虫和草木灰。那时莫言才3岁,正在挣扎着,形势非常危险。我赶紧把他捞上来,扛在肩上,从院子里洗衣盆边抓了一块肥皂就往河里跑,那时胶河里有水,水深流急,被太阳晒的热乎乎的,我把小莫言按到水里,先冲洗了身上的脏东西,然后打了两遍肥皂,把他从头到脚洗干净,背着他回了家。把他放在炕上,人已经蔫了,无精打采,如同生了一场病。奶奶和母亲知道了,又把他说了一顿:“没把你淹死还不是‘闯着’(侥幸)!”



把让母亲背黑锅的“五个饽饽”写进小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莫言越来越活泼,也越来越调皮,又喜欢乱说话,所以家里人都不大喜欢他,他在家里似乎多余,只有母亲时刻地管束他。

　　母亲四岁就死了亲娘,十几岁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因为人长得矮小,刚开始,洗锅洗碗够不着,就踩着小板凳干。几十年里,做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还长。干了一辈子活,受了一辈子罪,好歹熬到人民公社解体,吃上了饱饭,但终因多年疾病和劳累,于1994年1月18日去世。

　　母亲一生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宽仁大度,恤老济贫。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也不能委屈亏待了别人。三年困难时期,饿得体重只有60斤!就那样,为了挣几斤麸皮,还给生产队里推磨(拉磨的牲口都饿死了),和邻居王大娘一起,抱着磨棍推,推着推着就昏倒在磨道里。记得1960年春节,母亲他们把全家积攒了半年的一点白面,做成了几个大饽饽,放在院子和堂屋的供桌上供奉。过完了年,母亲去取放在院子里供桌上的5个大饽饽,5个大饽饽竟不翼而飞!母亲泪流满面,叫上我,分头去村子里查看那些趁大年夜出来“送财神”(讨饭)的人,追上一个,就去看人家的篮子,结果从村东追查到村西头,什么也没查到。回到家里,全家人都生气,母亲哭了半宿,她不但心疼那5个大饽饽,还得背着偷拿偷吃的黑锅!这些事,当然也给莫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专门写过两个短篇小说《五个饽饽》和《石磨》,但那毕竟是小说,苦味淡了,很有些浪漫气息了。

因为饥饿上小学时吃过煤

　　说到饥饿,其实从1958年秋后就开始了。因为大跃进,吃食堂,有一段时间还搞“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把公私家底全糟蹋光了。加上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丰产的庄稼没收上来,全烂在地里,所以还没入冬,粮食就不够吃了。有一个星期天,我从高密二中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人都不在,住满了外村的民工,一打听,原来搞什么军事化,男女分住。奶奶带着三岁的小莫言和姐姐住到西村陈家去了。我跑到西村,在三间小黑屋里找到他们,三个人正在吃从食堂里打来的饭。所谓的饭,就是一小罐玉米糊糊和三个掺了菜的窝窝头,莫言吃不下,正在哭。我安慰了他们几句,扭头就走,回了学校。第二年春天,没有东西吃,食堂也停办了,人们就跑到地里挖头年秋天烂在地里的地瓜吃。地瓜早已烂了,又苦又臭,挖回来放在水里泡几天,捞出来煮熟了吃。

　　到了1960年,日子就更难过了,村子里天天死人,人人水肿,至今想起来,仍然令人头皮发麻。那时候,地比现在多,人比现在少,可就是打的粮食不够吃,连烧的草也没有。我们吃过茅草根、树皮、棉籽皮、芙子苗、荠荠毛。为了挖野菜,父亲让莫言的姐姐退了学,专门负责挖野菜,野菜挖回来,剁碎了,泡去苦味,加上一点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很稀的稀饭,全家喝。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家,正碰上吃晚饭,我一口气喝了8大碗这种菜稀饭,肚子胀得厉害,但还觉得饿。那时候,如果能捉到一只蚂蚱,放在火上烧一烧,也是美味。如果能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了,放在锅灶里烧熟了,奶奶或母亲就会把莫言和他堂姐叫到一起,一人分一口,连内脏和骨头都吃了,简直是开了一次大荤。至于捉到一只麻雀,抓到一条鱼,那更是奢望。黑市上,一斤萝卜五毛钱,老百姓不敢问津,有民谣说:“提着个萝卜上青岛,吃了饭,洗了澡,回来还剩5大毛!”一条野兔子后腿3元钱,一个茅草饼3毛钱,谁买得起?那年月,人们见了面,第一件事是问你每月吃多少斤的定量(粮)。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期盼着,希望有一天能吃上一顿饱饭。莫言上小学时,还吃过煤块。在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蛙》中,他花了较大的笔墨来写吃煤这件事。

　　他失学后,有一次在村西的滞洪闸干活,因为饿,偷偷地去生产队的菜地里拔了一个萝卜,被发现了,萝卜没吃成,还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那时社员下地干活都带一幅毛主席像)请罪,被父亲知道了,下工回家挨了父亲一顿毒打,不是爷爷出面阻止,真有被打死的可能。在挨饿的年月里,人总是吃不饱,总是馋。为了吃,莫言不知挨过多少骂。吃饭时,因为野菜难以下咽,母亲和婶婶就给他和姐姐单独做一点不掺或少掺野菜的干粮,莫言总觉得姐姐分的比自己多,比自己大,就要换,及至换到手,觉得还是原来的多,原来的大,又想换回来,结果姐姐哭了,婶婶恼了,母亲火了,少不了挨骂。过年吃饺子,为了吃到饺子里的铜钱,拼命吃,吃撑了,肚子疼,拉肚子,又要挨骂。难得碰到一次吃得好一些,两眼圆睁,吃相难看,又要挨骂。所以,在童年莫言的印象里,永远没有吃饱过,梦想有一天能一天三顿吃饺子,过上好生活。

因骂老师是奴隶主被开除

　　虽然由于饥饿,人饿得瘦骨嶙峋,大肚子挺着,好像能看清肠子的蠕动,加上老是穿哥哥姐姐穿过的破旧衣服,童年的莫言是有点丑小鸭的样子。但是,上学念书了,人却不笨,到了三年级,作文写得特别好,往往一篇文章写好,老师拿来当范文在班上读,有时甚至传到附近的中学里当范文读。文化大革命那年寒假,我从上海回家探亲,带回一些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传单,红卫兵编的报刊,我又讲了上海学生造反的情况,启发了莫言。小莫言到学校里宣传这些造反理论,说什么学校领导教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还要编什么黑板报,成立什么战斗队。带上几个小伙伴外出串联,到了胶县,在接待站住了一晚,给人家褥子上画了一个大地图(尿炕),吓得跑了回来。这一切,自然破坏了学校的纪律,得罪了老师。学校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让他回家,实际上就是开除。从此,莫言失学在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离开了一起上学的小伙伴,独自回到生产队,干不了大人的活,只能放牛、放羊、割草,干一些妇女和半劳力的活。每天赶着牛羊从学校门口走过,看到校园里欢蹦乱跳的学生,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既羡慕又嫉妒,来到原野里,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荒草,莫言感到孤独无望,感到寂寞和无助。

　　那时候,人们已经能够糠菜半年粮地填饱肚皮,但工分越来越不值钱,有的人家一年到头干下来还要“透支”,倒欠队里的钱。有一年,母亲犯了病,为了买药,母亲让莫言把她结婚时的首饰以及我和他二哥小时候戴的银锁等物拿到高密城银行换了20元钱,母亲难过得落泪。

　　年复一年,莫言在饥饿和孤独中,在人们的鄙视和厌恶中长大了。　　　　　　　　　　

管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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