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三年大饥荒”中未饿死一人的山东“落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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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4月13日 10:34人民网-党史博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1960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耧”，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1964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1000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91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2006年春节后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饥荒至今快有半个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渡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附王永成诗作两首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
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
秋禾方齐藤，早瓜已硕长。
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
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
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昌乐县六一年生产救灾记
事受命营陵负重任，救灾生产克时艰。
寒冰未解理瓜畦，飞雪护秧保大田。
作业推行责任制，自谋建设小家园。
购销不失民为本，天道酬勤喜过关。2007年04月13日 10:34人民网-党史博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1960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耧”，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1964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1000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91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2006年春节后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饥荒至今快有半个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渡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附王永成诗作两首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
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
秋禾方齐藤，早瓜已硕长。
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
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
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昌乐县六一年生产救灾记
事受命营陵负重任，救灾生产克时艰。
寒冰未解理瓜畦，飞雪护秧保大田。
作业推行责任制，自谋建设小家园。
购销不失民为本，天道酬勤喜过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1960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耧”，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1964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1000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91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2006年春节后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饥荒至今快有半个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渡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附王永成诗作两首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
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
秋禾方齐藤，早瓜已硕长。
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
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
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昌乐县六一年生产救灾记
事受命营陵负重任，救灾生产克时艰。
寒冰未解理瓜畦，飞雪护秧保大田。
作业推行责任制，自谋建设小家园。
购销不失民为本，天道酬勤喜过关。2007年04月13日 10:34人民网-党史博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1960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耧”，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1964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1000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91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2006年春节后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饥荒至今快有半个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渡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附王永成诗作两首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
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
秋禾方齐藤，早瓜已硕长。
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
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
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昌乐县六一年生产救灾记
事受命营陵负重任，救灾生产克时艰。
寒冰未解理瓜畦，飞雪护秧保大田。
作业推行责任制，自谋建设小家园。
购销不失民为本，天道酬勤喜过关。
特殊时代的特殊例子，否定之否定！
这样的人难得啊。
泽被万民啊!!!
好同志啊~
感动中~
:') :') :')
感动中~
:') :') :')
F22要求速建航母？
:L :L ;funk
俺是缓建派滴~
;P ;P :P
:L :L ;funk
俺是缓建派滴~
;P ;P :P
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才叫公仆!:')
这个看领导的吧 象我这那3年也没怎么饿死人。。。。因为领导厚道些年产量报的实在 而周边的地区都拼命的虚报 结果我这产量严重落后周边地区 上面就让周边“丰收” 的地区调粮来救济。。。后来粮食不够了 就用红薯等粗粮充数。。。就这样熬过3年 勉强过的去没死什么人 周边的地区就惨了。。。。我是听上辈人说的 。。。这3年我没经历过。。。我这 是江西德兴 周边报的最凶的就是当时乐平。。。据说饿死不少人啊。。。。
可惜啊，灾荒还是导致中国许多生命丧生
这么多年了，官方表述早已经不好意思提“三年自然灾害”而叫“三年困难时期”
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个词语何时出现无从查考。在当时，中央对1959年至1961年经济困难成因的宣传是内外有别的。在党内会议上，中共中央相对实事求是，认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即“人祸”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逐步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在对外宣传方面则强调自然灾害的作用。
这样，大概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逐渐成为这段历史时期的代名词。从1960年到1976年底，仅《人民日报》就有170篇文章使用这个称谓。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开始进一步认识1959年至1961年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1979年11月，邓小平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明确将这段历史称为“三年困难时期”。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时期的困难成因作了科学总结，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样，伴随着对这一时期困难成因的正确认识，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主流称谓也由“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变为“三年困难时期”。
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个词语何时出现无从查考。在当时，中央对1959年至1961年经济困难成因的宣传是内外有别的。在党内会议上，中共中央相对实事求是，认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即“人祸”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逐步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在对外宣传方面则强调自然灾害的作用。
这样，大概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逐渐成为这段历史时期的代名词。从1960年到1976年底，仅《人民日报》就有170篇文章使用这个称谓。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开始进一步认识1959年至1961年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1979年11月，邓小平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明确将这段历史称为“三年困难时期”。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时期的困难成因作了科学总结，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样，伴随着对这一时期困难成因的正确认识，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主流称谓也由“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变为“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苏联“逼债”真相
1960年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对此举，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全部债务。
一、中国欠多少债？
据周恩来1964年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在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的《国家预决算报告》透露，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元新卢布，折合人民币约为52.9亿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上，按照协议应于1965年全部还清。
二、中苏翻脸在何时？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此事实说明，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是讲不通的。
三、谁提出提前还债？
据周恩来透露，当时并不是苏联要求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心高气傲，既然跟苏联翻脸吵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否则他会觉得很没面子。
四、援外知多少？
毛泽东要挣面子，不止于提前还债，而且让人民节衣缩食拿出大把银子无偿地援助兄弟国家。本来，1958和1959年，出于大跃进的需要，国内财政紧张，对外援助已经大幅度缩减了。中苏翻脸后，中国随即大幅度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撒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据说，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
附：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节录）
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元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上)，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元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元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
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7亿元，其中1961年到1964年支出的为35.5亿元，占53%。
1960年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对此举，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全部债务。
一、中国欠多少债？
据周恩来1964年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在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的《国家预决算报告》透露，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元新卢布，折合人民币约为52.9亿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上，按照协议应于1965年全部还清。
二、中苏翻脸在何时？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此事实说明，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是讲不通的。
三、谁提出提前还债？
据周恩来透露，当时并不是苏联要求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心高气傲，既然跟苏联翻脸吵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否则他会觉得很没面子。
四、援外知多少？
毛泽东要挣面子，不止于提前还债，而且让人民节衣缩食拿出大把银子无偿地援助兄弟国家。本来，1958和1959年，出于大跃进的需要，国内财政紧张，对外援助已经大幅度缩减了。中苏翻脸后，中国随即大幅度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撒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据说，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
附：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节录）
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元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上)，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元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元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
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7亿元，其中1961年到1964年支出的为35.5亿元，占53%。
苏联是否在困难时期逼债?
(以下观点非本人原创)
困难时期又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自然灾害自然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苏联此时逼债则是乘人之危, 雪上加霜的不齿之举.
逼债, 首先要有债,这没什么疑问, 朝鲜一战和后来的核工业的起步, 都借了苏联大笔卢布买军火设备.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但在别人家里饿死人时逼债, 古今中外都是要挨骂的.
债是死的, 而逼却不同. 顾名思义, 逼是一种威胁, 可以有各种形式. 美国逼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 是武力的威胁; 美国逼日本开放市场, 逼人民币升值, 用的是商业领域的威胁和行动.
逼债, 关键是一个逼字. 苏联武力的强大, 勿庸置疑. 苏联的军方, 发出过武力的威胁吗? 外交或是政府的其它部门发出过类似的威胁吗? 找不到记载. 苏联是否用过商业手段逼债, 没有记录.
提到苏联逼债的文章和书籍, 那是铺天盖地, 汗牛充栋, 要多少有多少. 可就是找不到任何逼债的具体行为和过程, 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没有.
近年来, 与逼债相反的记录逐渐浮出水面, 下面仅仅是部分摘抄:
借粮：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
大量援助：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摘自河北中Gong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纵横》
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 产 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新华社) 原载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以下观点非本人原创)
困难时期又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自然灾害自然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苏联此时逼债则是乘人之危, 雪上加霜的不齿之举.
逼债, 首先要有债,这没什么疑问, 朝鲜一战和后来的核工业的起步, 都借了苏联大笔卢布买军火设备.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但在别人家里饿死人时逼债, 古今中外都是要挨骂的.
债是死的, 而逼却不同. 顾名思义, 逼是一种威胁, 可以有各种形式. 美国逼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 是武力的威胁; 美国逼日本开放市场, 逼人民币升值, 用的是商业领域的威胁和行动.
逼债, 关键是一个逼字. 苏联武力的强大, 勿庸置疑. 苏联的军方, 发出过武力的威胁吗? 外交或是政府的其它部门发出过类似的威胁吗? 找不到记载. 苏联是否用过商业手段逼债, 没有记录.
提到苏联逼债的文章和书籍, 那是铺天盖地, 汗牛充栋, 要多少有多少. 可就是找不到任何逼债的具体行为和过程, 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没有.
近年来, 与逼债相反的记录逐渐浮出水面, 下面仅仅是部分摘抄:
借粮：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
大量援助：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摘自河北中Gong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纵横》
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 产 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新华社) 原载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