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年大饥荒”中的灾难，特别是“信阳事件”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90920-1.shtml

　　关于“三年大饥荒”中的灾难，特别是“信阳事件”之最典型，亲历者端阳生有篇文章，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请网友发表评论，着重在毛主席等领导们知道后采取的救灾措施。
　　
　　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
　　端阳生
　　http://blog.cnr.cn/359898/viewspace-40220.html
　　
　　笔名端阳生，真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个八路军小兵，转业后依次在河南青年报、潢川报、山西四清报、雁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无名记者，......。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担任过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过“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
　　《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员中传达毛主席《党内通讯》。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3720斤是颗假‘卫星’”，“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把潘复生同志、杨珏同志、王庭洞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送党校学习（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机关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发配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大概是由于信阳地区“三面红旗”举得最高，有利于震慑、改造我们这些“反对派”的缘故吧！（官僚主义者没有想到他们吃了大亏）
　　
　　当我们“右倾”同志到达劳动改造地潢川县不几天，就发现此地不大对劲，好像经历过一场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地群众见了我们不搭话，只喊：“妈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紧急回县城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令：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
　　
　　这真是晴天霹雳，在省城和“当权派”们争论了大半年的“形势问题”豁然开朗，我们“右”字号干部该翻身了。但谁也不敢猜测，翻身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没几天又接到通知回县城开会，传达中共南方局的决定：
　　
　　省委书记吴芝圃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人民群众当面请罪；原中共信阳地委，除副书记、专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树藩同志官复原职，其余11名常委（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统统请进临时看守所接受审查。全区地、县、社（乡）、队（村）四级政权、四级党组织全部一锅端，让所有下放到当地的“右”字号干部，一律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参加夺权斗争。下放干部（右字号）张时遇同志（原省农业厅副厅长）被指定为临时县委书记。我跟随张时遇同志到几个公社（乡），召开群众大会，把原公社（乡）队（村）干部，由武装战士从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众面对面的审查。主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事实，征得群众的同意，当场作出决定：或继续关押，进一步审查，或当场解禁，官复原职。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阳事件”引发的全国“5个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也可以说是，调查“大跃进”中饿死人事件。
　　......
　　1961年小麦上场的时候，潢川县召开了“党代会”。想起张时遇同志向全县新选出的党代表作报告的盛况，至今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在讲话过程中，每宣读完一个数字后，都会引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总共清查出XX个土改时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热烈鼓掌）
　　
　　我们撤职查办了以梁XX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热烈鼓掌）
　　
　　全县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热烈鼓掌）
　　
　　我们有XX个妇女有了月经，有XX个妇女怀了孕！（眼泪、呜咽，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有一个数字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几个数字自相矛盾，不好确定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这很让我作难……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谎报丰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没给群众留足口粮，我们潢川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完全断粮饿死，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强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医院请教过几位医生。医生们说：要弄清这个数字，需要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死前健康调查，和死后尸体解剖。而这是我们无力办到的。因此这个数字只好暂时悬着……
　　
　　同志们！我多次说过：不要因为自己曾对某乡某村饿死人负有责任，而有意缩小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自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受过委屈，为了出气，为了给梁德柱同志（前县委书记）、路宪文同志（前信阳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前省委书记）加重责任，而有意扩大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梁德柱同志就是因为没讲真话，向党和人民讲了假话，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省直机关在反右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饭店。我们主要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向大会、向中共南方局、向党中央，倾诉自己受到的迫害，检举揭发以吴芝圃为代表的“当权派”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我们的文章不限长短，不限篇数，只要本人愿意登《会议简报》，就能以大号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总书记邓小平和陶铸、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头。
　　
　　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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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三年大饥荒”中的灾难，特别是“信阳事件”之最典型，亲历者端阳生有篇文章，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请网友发表评论，着重在毛主席等领导们知道后采取的救灾措施。
　　
　　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
　　端阳生
　　http://blog.cnr.cn/359898/viewspace-40220.html
　　
　　笔名端阳生，真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个八路军小兵，转业后依次在河南青年报、潢川报、山西四清报、雁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无名记者，......。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担任过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过“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
　　《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员中传达毛主席《党内通讯》。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3720斤是颗假‘卫星’”，“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把潘复生同志、杨珏同志、王庭洞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送党校学习（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机关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发配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大概是由于信阳地区“三面红旗”举得最高，有利于震慑、改造我们这些“反对派”的缘故吧！（官僚主义者没有想到他们吃了大亏）
　　
　　当我们“右倾”同志到达劳动改造地潢川县不几天，就发现此地不大对劲，好像经历过一场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地群众见了我们不搭话，只喊：“妈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紧急回县城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令：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
　　
　　这真是晴天霹雳，在省城和“当权派”们争论了大半年的“形势问题”豁然开朗，我们“右”字号干部该翻身了。但谁也不敢猜测，翻身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没几天又接到通知回县城开会，传达中共南方局的决定：
　　
　　省委书记吴芝圃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人民群众当面请罪；原中共信阳地委，除副书记、专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树藩同志官复原职，其余11名常委（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统统请进临时看守所接受审查。全区地、县、社（乡）、队（村）四级政权、四级党组织全部一锅端，让所有下放到当地的“右”字号干部，一律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参加夺权斗争。下放干部（右字号）张时遇同志（原省农业厅副厅长）被指定为临时县委书记。我跟随张时遇同志到几个公社（乡），召开群众大会，把原公社（乡）队（村）干部，由武装战士从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众面对面的审查。主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事实，征得群众的同意，当场作出决定：或继续关押，进一步审查，或当场解禁，官复原职。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阳事件”引发的全国“5个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也可以说是，调查“大跃进”中饿死人事件。
　　......
　　1961年小麦上场的时候，潢川县召开了“党代会”。想起张时遇同志向全县新选出的党代表作报告的盛况，至今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在讲话过程中，每宣读完一个数字后，都会引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总共清查出XX个土改时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热烈鼓掌）
　　
　　我们撤职查办了以梁XX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热烈鼓掌）
　　
　　全县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热烈鼓掌）
　　
　　我们有XX个妇女有了月经，有XX个妇女怀了孕！（眼泪、呜咽，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有一个数字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几个数字自相矛盾，不好确定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这很让我作难……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谎报丰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没给群众留足口粮，我们潢川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完全断粮饿死，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强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医院请教过几位医生。医生们说：要弄清这个数字，需要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死前健康调查，和死后尸体解剖。而这是我们无力办到的。因此这个数字只好暂时悬着……
　　
　　同志们！我多次说过：不要因为自己曾对某乡某村饿死人负有责任，而有意缩小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自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受过委屈，为了出气，为了给梁德柱同志（前县委书记）、路宪文同志（前信阳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前省委书记）加重责任，而有意扩大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梁德柱同志就是因为没讲真话，向党和人民讲了假话，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省直机关在反右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饭店。我们主要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向大会、向中共南方局、向党中央，倾诉自己受到的迫害，检举揭发以吴芝圃为代表的“当权派”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我们的文章不限长短，不限篇数，只要本人愿意登《会议简报》，就能以大号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总书记邓小平和陶铸、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头。
　　
　　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