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三年饥荒的另一种思考

1、58年的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与60-62年的粮食短缺缺乏必然的物理联系。58年的统计数字如何能砍掉60-62年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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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中心告诉我中了500W大奖，乐的我把家里几万块都糟蹋了。后来他们又不给兑奖了，我威胁跳楼都没用。只好过几年苦日子了。


    2、58年的大炼钢铁与60-62年的粮食短缺也缺乏必然的物理联系。锄头镰刀的生产是TG农村的本能，用不着国家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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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是农民出身，他相信亩产几万斤吗？
社会资源都拿去练钢铁了，农业肯定会减少投入。

1、占用粮食的人口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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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初中生过了62年，饭量就下降了还是不需要吃饭了？

2、化肥的供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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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因为资源都用去炼钢铁了？
倒推回去，以前还没有发明化肥呢。

3、农田水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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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农田水利以前更少。

回复 2# degreeiii



     
     我不是为大跃进开脱罪责。
     我没说大跃进不是三年饥荒的原因，我是说大跃进可能不是三年饥荒的唯一原因。

    58年的粮食都被糟蹋了，又怎么影响60-62年的粮食生产的呢？

   过了62年，化肥的供应应该缓解了，农田水利重视了，粮食生产逐年增长了。。。。。

家里的存款糟蹋了，虽然挣钱还不至于耽搁，但接下来几年的消费肯定要下降了。毕竟要攒点银子备荒。
国家的粮食肯定有一定的战备储存和使用方向上的优先级别，我爸去当兵就是因为部队上每天三顿饭。

60年以前，化肥本来就很少；49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化肥和农田水利建设。也没这么大的饥荒。我觉得这个不是关键。
至于真正的原因，我也不知道。

另：头像MM不错。:D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未能播种，河南有73万公顷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中的地位，可以从下表中看出：1958年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2623万亩，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72660万亩（原表有五十年数据，略去）。这三年受灾面积确实大大高于建国五十年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说一点历史的总结吧，可能很多人不爱听。历史就是历史，是无情的。

三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当时国家制度和政策对农民的剥夺。
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在这个制度下，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称为“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灾难加深的进一步发展。

三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当时国家制度和政策对农民的剥夺。
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在这个制度下，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称为“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灾难加深的进一步发展。

粮食需求激增，但粮食产量却没有增长。即便粮食生产不下降，也会出现粮食短缺。

   我是看了讲日本商社62年的时候向TG卖化肥的文章（那是建国以来向西方最大的一宗进口，以至于惊动了日本政府），才感觉到62年以前，TG全党都没有认识到粮食生产的增长，必须依赖化肥、农药、农田水利建设、品种改良等等技术措施，而不是什么人民公社。

   可惜我没有查到50年代化肥进口情况，和156项里化肥厂投产情况的资料。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１９５８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１９５８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

回复 5# jiner


    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可能也应该看作原因之一

degreeiii 发表于 2010-7-30 14:02
嗯，建国前也就是29年西北大旱，饿死千万以上那个级别的。

在几千万非正常死亡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
不过，根据毛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dhfaaa 发表于 2010-7-30 14:47

非也，大跃进时期狂修水利，到了不恤民力的地步，毛泽东的讲话：“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沈晨曦 发表于 2010-7-30 14:52

你的意思是说全国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都发生了打死人的惨案吗？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1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佑派时没有一个佑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佑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佑”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沈晨曦 发表于 2010-7-30 14:46


    其实我也认为人民公社是历史的倒退，而不是什么社会的进步，

  人民公社制度其实渊源于俄罗斯古代的“斯拉夫公社”制度，

   俄罗斯这个国家光照不足，降水稀少，无霜期短，农业的品种单一，粮食单产很低，为了一大群人吃饱肚子，不得不采用集体生产，统一分配的无奈措施。即“斯拉夫公社”制度

   TG在推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制度必须依赖农业机械化才能真正促进农业生产，否则就是东施效颦，反受其害。

   人民公社也算是三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这并不能完全解释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期为什么没有那么严重的饥荒。

沈晨曦 发表于 2010-7-30 14:52

     我去过信阳、南阳地区，那里的民风、官风确实比较“野蛮”，如果你去过豫南地区的话也会有这种感觉。豫北地区，比如洛阳安阳郑州要好一些。

要研究中国的大饥荒，必须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业化，增加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减少了粮食的供给。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一次，到1959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争，是工业和农业的战争，是城市和农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一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
1958年以后的大饥荒，是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统购统销，消灭了粮食市场，扼杀了使粮食增加产量的市场动力；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取得食物的权利，每一餐饭都仰仗政府供应。集体经济，又剥夺了农民通过个人的加倍劳动，生产食物的权利。统购统销和集体经济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饥荒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

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 而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比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的数字多一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统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 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6月30日，国库存粮由145亿斤减少到105亿斤，特别是各大城市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新中国成立以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年稍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 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城市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详见表22-1，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当时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新中国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作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作原料。
1949年以后，停止了洋麦进口，还有少量粮食出口。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收钱、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收粮，保证粮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收，尽可能少卖。在统购统销之前，粮食部和粮食商人争粮，统购统销以后，粮食部就和农民争粮。粮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

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自由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61：39，1952－1953年度为56：44。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61：39，1952－1953年度为56：44。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人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需要，这势必加剧政府对农民的压榨。

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需要，这势必加剧政府对农民的压榨。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时，各城市粮食进一步紧张，此时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力，把全部粮食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这种作法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1亿万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略低于国家的定量。

表  1956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单位：市斤）
居民类型        十五个城市的标准        国务院规定标准
　平均数        26.07        27.70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        51.72        55.00
重体力劳动者        41.49        44.00
轻体力劳动者        32.57        35.00
大中学生        32.75        35.00
一般居民及10周岁以下儿童        26.15         27.50
6－10岁儿童        20.56        22.00
3－6岁儿童        8.85        9.00
3周岁以下儿童        7.89        8.00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农民卖掉的不是余粮，而是被强制性地把口粮、饲料和种子也卖掉了。

沈晨曦 发表于 2010-7-30 15:10

你说的是“全国三分之一的生产队”－－然后只给出河南信阳地区的例子？ 你不觉得这个样本范围太小了吗？

1954年9月，章乃器在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当时，粮食部和中央财经办公室提供了1954年全国粮食库存减少的数据：
4月6日库存为477.93亿斤；
4月9日库存为469.61亿斤；
4月12日库存为465.79亿斤；
4月15日库存为456.52亿斤；
4月19日库存为446.42亿斤；
4月23日库存为434.50亿斤；
4月28日库存为422.81亿斤；
4月30日库存为416.56亿斤；
5月6日库存为400.54亿斤；
5月10日库存为389.43亿斤；
5月13日库存为378.96亿斤；
5月17日库存为370.20亿斤；
5月20日库存为360.77亿斤；
5月24日库存为352.84亿斤；
5月27日库存为346.02亿斤；
6月10日库存为317.38亿斤；
6月22日库存为301.98亿斤；
6月30日库存为298.92亿斤。
中央财经办公室和粮食部紧锣密鼓地向中央提出这样一组数字，有如一次次警报，可见当时主管粮食的干部们心情之急。国家领导人眼看着全国粮食库存从477.93亿斤逐日降到298.92亿斤，心里也一定无比焦急。这种焦急的心情将转化为加强对粮食的统购力度，转化为统购指标的提高。
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 ，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在湖北省浠水县农村，那时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三里以外的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五斤到十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的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
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逐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对dang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gcd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