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此种良知

随着巴金老人的逝世，他的“讲真话”三字或许已成绝响。但是，讲真话这种美德，却不应该随着他的凋零而消失。相反的是，这才是每一代人都应该维护的优良美德。巴金的道德勇气，令我想起另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西方老人。
去年我回中国，在峨眉山下拜会四川作家高缨先生。他知道我曾在苏联解体前后长期在那里生活过，故特地将他正在阅读的法国作家纪德的《访苏归来》一书相赠。直到最近我把该书细细读过之后才终于明白，作为一名资深中共党员的高缨先生，为什么要把这样一本书推介给我。
看到了苏联的真面目
194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最先是苏联事业的同情者，曾加入共产主义阵营。1936年6月，他应苏联政府邀请，以国宾的身份出席高尔基的葬礼，并对苏联进行为期十周的访问。
然而，想象中的苏联与实际情况差距太大，纪德发觉自己原来陷入了乌托邦式的空想之中。于是归国之后发表《访苏归来》一书，因此掀起轩然大波。他本人也在一夜之间，由原来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友人变成“敌人”和“背叛者”。

纪德当年已经是67岁的老人，他是怀着一颗景仰的心，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国”苏联去朝圣的。他说：“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止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
纪德是作为一名法共党员接受苏联作协的邀请前往访问，并应邀在高尔基盛大的葬礼上致词。当时，他与斯大林等苏共重要领导人一同站在了红场的主席台上。
然而，为期两个月的“朝圣”之旅吹散了纪德心中萦绕在莫斯科上空的玫瑰色云团，他在苏联看到的是商品短缺，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和政治迫害，是“一切降低人的价值的东西，一切减退人的智慧、信念和锐气的东西”。
他对苏联爱之深，恨之切，感到如鲠在咽，不能不一吐为快。因此，他回国当年就写了《访苏归来》，批判苏联社会现实里的阴暗面，并指出无所不在的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将在斯大林和人民中间划下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根据自己亲身所见所闻所思，勇敢地讲了真话。
他看到“苏联的朋友往往拒绝看坏的方面，至少拒绝承认这一方面；以致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则被人带着爱说出来。”
戳穿苏联的种种谎言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纪德既然看到苏联表面光鲜背后的真面目，就不能说假话，而良知也不允许他保持沉默。他说：“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谎言，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
他在书中写到：“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束缚我，能够阻止我去爱真理，去爱真理过于爱党。”他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本人的信仰。”在当时世界范围左翼思想成为主流思潮的红色年代，纪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打击报复，站出来讲真话，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不令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他在书中揭露当时苏联人的生活条件低下，许多家庭食不果腹，但他们却又十分满足，莫名其妙总要露出一种优越感，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苏联的工人自认为他们很幸福，而不幸的是，“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
纪德注意到苏联宣布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但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那些“革命的受益者”享受特权，对下属、佣人和普通劳动者，明显流露出冷漠和轻蔑。他们大力提倡自我批评但又缺乏批评精神，只准讨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而绝不可以涉及路线和政策本身。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颂扬不能批评，否则就要倒霉。
他指出，苏联一方面大谈弘扬文化，一方面又思想贫穷，作家和艺术家必须遵照党的路线创作，把群众的思想“深加工”，与之保持一致，并借助《真理报》一呼百应的气势搞臭和清除反对派。他看到的不是无产阶级掌权，而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他看到的不是生机勃勃，而是死气沉沉、闭关锁国的苏联。
纪德不忘反思自己的过去说，他多年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过分浸润，结果到了苏联反倒十分迷惘了。“最好的和普通的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特权无比美妙，而普通生活却那么低劣，或者那么糟糕。”他甚至指出，“今天在其他任何国家，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国，人们的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胆战心惊、更唯唯诺诺。”
纪德在书中指出，人们当时谈论苏联的时候，“实话往往基于恨，假话往往出于爱”。可是他认为，“谎言，哪怕是默认的谎言，看上去倒可能显得很合时宜，坚持谎言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正中敌人的下怀。而讲真话，讲出来再怎么令人痛心，刺伤也只能是为了治病。”
文革以来中国没有文学巨著
谈到苏联的文艺创作，纪德说：“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最优秀分子，从不欣赏一部作品中崭新的、潜在的、令人困惑的因素，他们只欢迎已经熟悉的东西，即平庸的东西。当初有资产阶级的平庸，同样，现在有革命的平庸。”

我相信，对于当年处于鼎盛时期的高尔基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等“革命诗人”，纪德都保留着他自己的看法。
不久前，中国作家白桦来新加坡谈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文学时指出，就文学的发展规律来看，大灾大难往往是产生伟大文学作品的催生婆。可是，经历过残酷的反右斗争和“文革”的深重苦难之后，为什么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部惊天动地的大作品？
我终于在纪德的书中找到了答案。
纪德写道：“作品中附和一种学说，哪怕附和最健全的、颠扑不破的一种学说的东西，从来不能赋予艺术作品以深层价值，并使其流传下去。作品具有深层价值并能流传下去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提出新的疑问，超前提出疑问，以及超前回答尚未提出的问题。”
他说：“我十分担心，充满马克思主义精神，并借此今天获得成功的大量作品，过不了多久，就会让来接触的人闻到无法忍受的诊所味；而我认为，作品只有摆脱这种顾忌，才最有价值。……没有自由，艺术也就失去意义和价值。”
掩卷沉思，忽然心头一亮：原来良知无所谓东方或西方，而中国目前所需要的也正是这种良知。
联合早报\徐伏钢随着巴金老人的逝世，他的“讲真话”三字或许已成绝响。但是，讲真话这种美德，却不应该随着他的凋零而消失。相反的是，这才是每一代人都应该维护的优良美德。巴金的道德勇气，令我想起另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西方老人。
去年我回中国，在峨眉山下拜会四川作家高缨先生。他知道我曾在苏联解体前后长期在那里生活过，故特地将他正在阅读的法国作家纪德的《访苏归来》一书相赠。直到最近我把该书细细读过之后才终于明白，作为一名资深中共党员的高缨先生，为什么要把这样一本书推介给我。
看到了苏联的真面目
194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最先是苏联事业的同情者，曾加入共产主义阵营。1936年6月，他应苏联政府邀请，以国宾的身份出席高尔基的葬礼，并对苏联进行为期十周的访问。
然而，想象中的苏联与实际情况差距太大，纪德发觉自己原来陷入了乌托邦式的空想之中。于是归国之后发表《访苏归来》一书，因此掀起轩然大波。他本人也在一夜之间，由原来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友人变成“敌人”和“背叛者”。

纪德当年已经是67岁的老人，他是怀着一颗景仰的心，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国”苏联去朝圣的。他说：“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止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
纪德是作为一名法共党员接受苏联作协的邀请前往访问，并应邀在高尔基盛大的葬礼上致词。当时，他与斯大林等苏共重要领导人一同站在了红场的主席台上。
然而，为期两个月的“朝圣”之旅吹散了纪德心中萦绕在莫斯科上空的玫瑰色云团，他在苏联看到的是商品短缺，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和政治迫害，是“一切降低人的价值的东西，一切减退人的智慧、信念和锐气的东西”。
他对苏联爱之深，恨之切，感到如鲠在咽，不能不一吐为快。因此，他回国当年就写了《访苏归来》，批判苏联社会现实里的阴暗面，并指出无所不在的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将在斯大林和人民中间划下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根据自己亲身所见所闻所思，勇敢地讲了真话。
他看到“苏联的朋友往往拒绝看坏的方面，至少拒绝承认这一方面；以致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则被人带着爱说出来。”
戳穿苏联的种种谎言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纪德既然看到苏联表面光鲜背后的真面目，就不能说假话，而良知也不允许他保持沉默。他说：“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谎言，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
他在书中写到：“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束缚我，能够阻止我去爱真理，去爱真理过于爱党。”他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本人的信仰。”在当时世界范围左翼思想成为主流思潮的红色年代，纪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打击报复，站出来讲真话，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不令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他在书中揭露当时苏联人的生活条件低下，许多家庭食不果腹，但他们却又十分满足，莫名其妙总要露出一种优越感，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苏联的工人自认为他们很幸福，而不幸的是，“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
纪德注意到苏联宣布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但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那些“革命的受益者”享受特权，对下属、佣人和普通劳动者，明显流露出冷漠和轻蔑。他们大力提倡自我批评但又缺乏批评精神，只准讨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而绝不可以涉及路线和政策本身。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颂扬不能批评，否则就要倒霉。
他指出，苏联一方面大谈弘扬文化，一方面又思想贫穷，作家和艺术家必须遵照党的路线创作，把群众的思想“深加工”，与之保持一致，并借助《真理报》一呼百应的气势搞臭和清除反对派。他看到的不是无产阶级掌权，而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他看到的不是生机勃勃，而是死气沉沉、闭关锁国的苏联。
纪德不忘反思自己的过去说，他多年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过分浸润，结果到了苏联反倒十分迷惘了。“最好的和普通的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特权无比美妙，而普通生活却那么低劣，或者那么糟糕。”他甚至指出，“今天在其他任何国家，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国，人们的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胆战心惊、更唯唯诺诺。”
纪德在书中指出，人们当时谈论苏联的时候，“实话往往基于恨，假话往往出于爱”。可是他认为，“谎言，哪怕是默认的谎言，看上去倒可能显得很合时宜，坚持谎言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正中敌人的下怀。而讲真话，讲出来再怎么令人痛心，刺伤也只能是为了治病。”
文革以来中国没有文学巨著
谈到苏联的文艺创作，纪德说：“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最优秀分子，从不欣赏一部作品中崭新的、潜在的、令人困惑的因素，他们只欢迎已经熟悉的东西，即平庸的东西。当初有资产阶级的平庸，同样，现在有革命的平庸。”

我相信，对于当年处于鼎盛时期的高尔基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等“革命诗人”，纪德都保留着他自己的看法。
不久前，中国作家白桦来新加坡谈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文学时指出，就文学的发展规律来看，大灾大难往往是产生伟大文学作品的催生婆。可是，经历过残酷的反右斗争和“文革”的深重苦难之后，为什么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部惊天动地的大作品？
我终于在纪德的书中找到了答案。
纪德写道：“作品中附和一种学说，哪怕附和最健全的、颠扑不破的一种学说的东西，从来不能赋予艺术作品以深层价值，并使其流传下去。作品具有深层价值并能流传下去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提出新的疑问，超前提出疑问，以及超前回答尚未提出的问题。”
他说：“我十分担心，充满马克思主义精神，并借此今天获得成功的大量作品，过不了多久，就会让来接触的人闻到无法忍受的诊所味；而我认为，作品只有摆脱这种顾忌，才最有价值。……没有自由，艺术也就失去意义和价值。”
掩卷沉思，忽然心头一亮：原来良知无所谓东方或西方，而中国目前所需要的也正是这种良知。
联合早报\徐伏钢